学文网地理生态论文例1
（二）提高幼专生生态文明素养的迫切需要幼专生是未来的幼儿教师，肩负着幼儿启蒙教育的重任，他们的言行对幼儿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的生态文明素养会影响幼儿的健康成长。然而通过调查发现：幼专生生态文明素养状况不容乐观。许多学生经常使用一次性碗筷，对公共场所长流水、长明灯现象视而不见，乱丢垃圾、攀比消费时有发生；有的学生虽掌握一些生态文明知识，但知行不一，不能把知识转化为自觉行动。因此，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已成为提升幼专生生态文明素养的迫切需要。
（三）地理教学中进行生态文明教育有明显的学科优势地理学是研究地理环境以及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兼有自然科学性质与社会科学性质。地理学研究的内容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以人地关系为主线，以当前人类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等问题为重点，这些内容包含了非常丰富的生态文明教育素材。地理教师应发挥地理学在生态文明教育方面的学科优势，在教学中积极进行生态文明教育，提升学生的生态文明素养。
二、幼师地理教学中加强生态文明教育的途径和策略
（一）深入挖掘教材中的生态教育因素，有意识、有目的的渗透生态文明教育幼师地理教材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教育素材。如自然地理部分大气、水资源、海洋资源等本身就是生态知识的重要内容；宇宙环境保护、全球气候变暖、海洋环境保护等内容蕴含着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人文地理部分工农业生产及区位选择、城市化问题、人口问题、旅游活动与环境协调发展等章节可帮助学生正确认识人地关系，形成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念。
（二）探索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提高生态文明教育的实效性首先，充分利用多媒体资源进行教学。教师可通过主题鲜明的***片、寓意深刻的漫画、真实直观的视频创设情境，激发学生情感，适时渗透生态文明教育。如在讲《陆地水资源》时，我先展示2012年1月广西龙江河突发严重镉污染事件的严重影响，然后我引导学生深入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严重的水污染事件？水污染会引发哪些危害？经济发展是不是必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学生在思考与讨论中认识到人与自然应该协调发展，理解了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生态文明观念。其次，积极运用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学习方式。合作学习、探究学习是地理课程改革倡导的主要学习方式。幼师地理教材中关于人口观、资源观、环境观、可持续发展观等内容都可以采取这种方式进行教学。如讲《气候》一节中“全球气候变化”时，我请学生分组合作探究：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对人类的影响、应采取哪些应对措施。合作探究使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充分发挥主体作用进行分析和判断，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共同合作，相互促进，从而正确认识人地关系，形成珍爱地球、善待环境、可持续发展等生态文明理念。
地理生态论文例2
土地整理是指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采取一定的手段,对土地利用方式、土地利用结构和土地利用关系进行重新规划与调整,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土地集约利用目标的一种措施。当前,土地整理过多地关注耕地数量的增加,而对由此引起的生态问题重视不够。不适当的整理方式和技术,使土壤性状发生变化,农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下降,最终使生物量减少,甚至造成整个生态系统破坏。因此,探讨土地整理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重视土地整理生态设计,以减少对生物链的不良影响,保持生物多样性,尤为迫切与重要。
一、土地整理的生物多样性影响分析
对农业区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不能像保护自然生态系统那样通过建立生态自然保护区来实现,农业区域是人类进行生产、生活的地方,因此要保护该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不能以牺牲该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为代价,而是应该通过工程措施,对生物多样性从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等层次上进行利用与保护。
1.土地整理单项工程的影响
土地整理的目的之一是增加耕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因此,原有未利用地上的原生、次生自然生态系统将被单一的农作物替代,景观多样性将降低,某些生物的生存空间遭到破坏,不仅导致植物、动物的物种多样性的降低,还有可能导致病虫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的增加。在土地平整工程中,机械对土壤的扰动,使得土壤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破坏了土壤中的微生物生境,从而导致土壤微生物大量死亡;混凝土渠道的修建对水生生物的影响也较为显著,渠道直且光滑,提高了水的利用率,但却导致渠道中水生生物的死亡。为了营造水生生物生存的环境,通过排水沟设计为水生生物提供避难所。土地整理中排水沟通常不加衬砌,而且在田块的较低部位,由于地下水的渗漏,即使在最干旱的晒田期也能涵蓄一定的水量来保证水生生物的存活;田块间的田埂、道路两侧的农田防护林则可以成为一些动植物的栖息地,对病虫害发生的减少、农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的维持有着积极的作用。
2.土地整理布局的影响
农地的整理多为实现一定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因此在整理布局中,很多只考虑经济性以及耐用性,而忽视了生态的考量,这极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节省农地整理的资金投入,在修建排水渠道时,对沟渠进行裁弯取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此外一些地区在田间大量铺设混凝土路面和沟渠,并误认为这是一种高品位的设计,这种混凝土钢筋结构的沟渠,特别是沟渠采用“三面光”的设计,这不仅增加了投资,而且减少了绿地面积和生物栖息的场所,影响了土地生态环境。
生物生存环境的恶化直接减慢了农田物种的扩散,生物的栖息地被混凝土钢筋结构的沟渠隔开,物种的扩散受到影响,导致群体趋向不稳定,造成生物多样性的下降。在土地整理的空间结构上,土地整理中“路成框”的指导思想势必引起项目区的景观破碎,导致植被斑块间的自然连通度降低,进而影响到生物多样性的发展。但是,沟渠和农田防护林的建设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这种威胁。沟渠遍布在整个项目区,而且在沟渠与路相交处有涵管、桥等水工建筑保证沟渠的贯通,这就为一些动物的迁移、植物孢粉的运移提供了可能。农田防护林在项目区也基本贯通,是动植物迁徙的重要廊道。土地整理中防护林的建设提倡选用本地物种,这对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有着积极的响。
二、土地整理生态化设计
生态保护型整理模式多种多样,有从农地整理结构设计、道路设计和河沟渠设计3个方面构建了保育形模式;有从生态模式、仿自然模式和等级模式3个生态型农地整理模式;有从国内外土地整理研究和实践的新成果中,
提出的我国景观生态保护型土地整理设计模式中构想等等。其中可以起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式如下:
(1)田间路不宜使用混凝土结构,尽量采用土石铺路,混凝土结构不具透气性,导致花草树木无法生长,一些小型动物和微生物无法栖息,从而减少了生物的多样性,破坏了该地方的生态平衡。
(2)渠道边坡不宜过陡,尽量设计为缓坡。渠道边坡是许多生物生长和栖息的地方,边坡太陡,渠道水位变化过快,很容易对边坡一带的动植物带来冲击,增加了两边生物的存活难度,因此在修建渠道时应该尽量延长渠道边坡的长度,以增加和稳定两岸动植物的生存空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修建复式断面的渠道。
(3)笔直无弯道渠道虽然最具经济效益,但就保持生物多样型来说,凹凸多变的渠道无疑是最佳的,笔直无弯道渠道水流湍急,不利周围生物的栖息和藏匿,多变渠道的渠道则可以阻挡、改变水流,稳定水温,同时渠道凹凸处也是许多生物理想的栖息地。
(4)渠道周围规划植栽。渠道周边缺植栽,造成日光直接照射,使日夜温度差很大,对生态的发展亦有不良影响。植栽可提供阴影,缓和水温的变化,制造野生动植物栖息的有利环境。
(5)保留一定的沟塘和低洼地区。沟塘和低洼地的生产力虽然不高,但却是野生动植物良好的栖息生长之所,它可净化环境,减少旱涝。
三、结语
土地整理应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与和谐,随着人类对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保持、改善生态环境和追求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人类是同等重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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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生态论文例3
中***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267-02
一、文化生态学的起源
早在1870年，“生态”一词就被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使用，当时主要是指生物的聚集。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文化地理学之父卡尔・苏尔从景观出发，研究文化景观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并对文化生态学的方***进行了探索，创立了“伯克利学派”，又称“文化生态学派”。1921年，美国学者卜欧克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首先提出了“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这一学术术语，他和伯杰斯开始在芝加哥大学带领研究生展开对该问题的研究，被称作是城市科学的“芝加哥派”。[1]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弗兰兹・博厄斯和克罗伯提出了文化的“环境决定论”和“环境可能论”，为文化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生态方向。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观点是，文化生态学诞生于美国，由美国人类学家J. 斯***尔德提出，他在1955年出版的专著《文化变迁理论》中完整地阐述了文化生态适应理论。在该书中，斯***尔德认为文化变迁就是文化适应，这是一个重要的创造过程，称为文化生态学。[2]这一观点的出现也被认为是文化生态学学科正式诞生的标志。文化生态学比较重要的观点是“文化生态适应”理论、“文化核心”与“文化余留物”理论。
二、文化生态学的发展
斯***尔德正式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整个50年代，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人类学领域，并且没有形成一套正式的方***和学科范式。直到60年代末，在斯***尔德的影响下，三部重要的文化生态学著作问世，即R・内廷的《尼日利亚的山地农民》、R・拉帕波特的《献给祖先的猪》和J・贝内特的《北方平原居民》。这些著作丰富了文化生态学的内容，界定了研究范围。
70 年代，霍利对赞比亚的多加人继承模式的变化进行研究，哈里斯提出“文化唯物论”，这些文化生态问题的成果，大大地深化和拓展了斯***尔德的研究。[3]在这段时期，文化生态学的研究领域也开始扩宽，如加拿大心理学家伯里认为，生态背景与社会***治背景通过人类的生物适应与文化适应发挥作用，人类个体接受生态影响、遗传传递、文化传递及文化融合等的作用，产生可观察的行为和可推测的心理特征。[4]
80年代，美国学者哈里斯创立了文化唯物主义，并出版了同名著作《文化唯物主义》，这标志着文化生态学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主要强调“基础决定论”，即基础结构决定结构、结构和上层建筑构成文化体系。[5]
90年代，美国学者罗伯特・F・墨菲指出，文化生态理论的实质是指文化与环境（包括技术、资源和劳动）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6]同时期，文化生态学也成为了美国人类学系和人文地理系的核心课程。1994年，芬兰总统M・阿赫蒂萨里在国际传播研究年会的致辞中首次用“文化生态”来表现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造成的严重问题以及在“信息有产者”与“信息无产者”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7]1995年，日本学者发起了关于文化生态学的国际研讨会，并于1997年出版了D・克里克的《文化生态学：文化中的传播》。1999年9月在吉隆玻召开了“文化生态学国际讨论会”，来自亚洲和欧美等国的学者分别对本国的研究情况进行了交流。
三、文化生态学在中国
我国早在20世纪初，就有学者开始关注文化生态，如、冯友兰、梁漱溟等人在研究文化生成机制时，就试***从生态环境角度说明文化的差异性和民族性，进而进行优劣比较与选择。[8]尽管这些属于静态研究，但是启发了我国人民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与反思。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民族调查的兴起与发展，我国文化生态研究也呈现出一片热潮。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关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迅速增多，学者们不断对斯***尔德的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如江金波提出，现代文化生态学理论应包含进化论、人地关系论、文化时空耦合论、系统结构论、生态功能论、景观感知与映射理论等。[9]尤其是21世纪，文化生态学在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生态学、教育学、传播学交叉的新兴学科，文化学是其研究对象，生态学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
四、文化生态学对地方文化资源的研究意义
（一）有助于深刻认识地方文化资源的本质与特征
一个地区的文化资源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在长期的历史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地理位置有关的文化特征。如燕赵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等等，就是不同自然环境下产生的文化资源。在文化生态学的视野下研究不同的文化，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文化的整体性、延续性和发展性。
（二）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保护的意识，使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文化生态学主要侧重于研究在自然、文化、社会等环境中各种文化的相互关系以及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性等内容。将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融入对地方文化资源的研究中，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文化生态保护理论是一种系统的、整体的保护，在保护过程中既要保护文化资源本身，也要注意环境对文化资源的作用，使文化资源与环境处于和谐状态。
（三）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的利用率，防止出现庸俗化开发
纵观我国现在的文化资源开发现状，无不是依托地方文化资源，以地方文化资源为主体。这种资源依托型开发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对资源无节制地利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资源的重复浪费。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庸俗化开发，如对古镇的开发，全国各地的模式如出一辙，毫无新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提倡文化生态学中对文化的尊重和认可，让文化资源体现出它的生命特征与价值。提高地方文化资源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就保证了文化资源在时间上的传承和在空间上的扩布，文化资源也会因此而更多元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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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生态论文例4
中***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4）02001803
1引言
工业***以来，人类社会开启了近200年的工业时代，也带来了地球资源的井喷式开采。20世纪中叶，后工业时代面临着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抑制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问题。人类社会要摆脱困境，社会发展转型势在必行，转型的核心是要解决发展的生态问题。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过程中，长期粗放式经济发展带来了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导致了国内环境资源急剧恶化，产生了大量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此背景下，我国***府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十提出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位一体”社会主义特色发展模式。这些举措都促进了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的探索与发展，本文对国内主要的狭义社会主义论、生态中心论、现代人类中心论、生态马克思主义论和生态伦理理论等5个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观点进行评述。
2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观点2.1狭义生态社会主义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论
狭义生态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以批判和解决生态危机为宗旨，以建立和谐的绿色社会为目标，深入研究了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强调人类应该依照生态要求规划生产，反对单纯经济增长主义[1]。狭义生态社会主义主要包括生态社会主义自然观和生态危机理论，认为人类存在是建立在人类与生物系统之间和谐、相互尊重的关系上，但人类在解决生态危机、重新认识人类对世界的态度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应当关注人类世界，关注现存世界。
国内狭义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初期，学者们主要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来体现其生态社会主义自然观，其中，柯自源（1977）提出“资源枯竭论”是“庸俗生态系统论”的观点，作出了世界现在面临的不是资源枯竭、生态危机，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狭义生态社会主义论断[2]。20世纪90年代起，许多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讨论解决生态危机的生态社会主义范式，他们的研究较多地集中于对现实资本主义生态弊端的理论批判和对绿色未来社会的理论设计。潘岳（2006）提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转移经济危机的新手段，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3]。郇庆治（2006）则强调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性问题，即论证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和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与生态可持续性原则的内在相融性[4]。
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流动快、工业发展迅猛，这对本来就有限的资源造成了的巨大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资源减少和环境恶化，但回顾我国社会发展之路，发现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中国如今也不得不面临生态危机的挑战，可见社会制度并非影响生态环境的决定性因素。随着狭义生态社会主义论弊端的凸显，现下国内与其相关的研究日益减少。
2.2生态中心论：生态本位
生态中心论是当代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普遍认同的理论，它以生态优先和生态本位为基本原则。强调人类应该把道德关怀的对象进一步拓展到人类之外的自然界，以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主张生物圈平等主义[5]。它主要包括生态优先论、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指人类之外的自然界具有不依赖于人类需要的内在价值和按生态规律生存下去的权利。
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者在借鉴和认同西方生态中心论的基础上展开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申曙光（1994）秉承生态优先理念，认为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着眼于其哲学、科学、能源等三大现实基础。他以生态文明在国外现实中的生产实践为论据，论证了优先考虑生态效益再考虑经济效益的必要性[6]。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提倡和发展，曹明德（2002）主张生态本位、生态优先，人类并不具有相对其它存在物的特殊利益和权利，提倡“生物圈平等”以维护地球生态系统和谐的思想[7]。
但生态中心论遭到了现代人类中心论者的反对。白光润（2003）就曾指出，人类利用生物资源是生态系统的自然法则。人类为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安全、促进生态系统的进化发展，对生态系统的必要干预是必需的，把人类混同于一般生物的纯自然主义也是对人类进化的否定[8]。正如王雨辰提及的人类中心论者对生态中心论的驳斥：一方面，任何物种总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而不会以其它物种的福利为中心，因此人类中心论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另一方面，脱离人类利益的生态运动是缺乏内在动力和不可持续的[9]。
生态中心论的生态本位、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等观点冲击了自工业文明以来的人类利益优先的社会意识，但其论述在理论内涵上具有含糊性，而且没有建立在严密论证的基础上，而是诉诸直觉和体验。生态中心论者阿恩・纳斯（Arne Naes）在其“深生态学”中论述了他的“生物圈平等主义”： 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是一种直觉上清楚明白的价值公理。这种直觉方法下的研究成果难以令人信服。
2.3现代人类中心论：可持续发展观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仍坚持人类价值的本位，强调人类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优先地位和目的地位，但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又颇为不同，戴维・珀（David Pepper）将它定义为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并且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现代人类中心论主要包括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提出真正的发展应该是基于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者之间的可持续发展。
20世纪末，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被赋予了新时代内涵的人类中心论重新回到人类发展的视野，丁立群（1997）从哲学人类学的层面上，提出人类发展应以人的最终***为元价值，旨在建立人的完整本质和需要同自然之多维价值的全面联系[10]。进入新世纪，我国开展了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发展实践，俞可平（2005）认为生态文明的建设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客观前提，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安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并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而是把这些要求本身就视为发展的基本要素，其目标就是通过发展去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平衡[11]。尹世杰（2004）也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现代人类中心论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观，承认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中存在着缺陷，但这决不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存在什么问题[12]。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观也会带动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诸大建（2013）提出在强化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上深化社会的循环经济发展[13]。国内持现代人类中心论的学者们坚持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石。
但现代人类中心论的观点也存在着不足，虽然从生物都有其利己心来看，现代人类中心论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一味从人类利益出发，不尊重自然界价值和自然界权利的行为，必将导致自然的报复，这从现在全球面临的生态困境上就可见端倪。
2.4生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论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底蕴、以生态批判为切入点的一种当代资本主义理论。我国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学者们从我国社会实践中汲取经验，是根据我国历史和现下实际情况所提出的独特思考模式，它主要包括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论、生态批判理论等。生态经济协调理论明确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物质、精神和生态的协同共进，这个理论在中国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充实，形成了现在的“五位一体”发展理论，生态批判论从生态角度对我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在科学技术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等方面展开生态批判。
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观点直到今天仍备受国内学者的认可，刘思华（2008）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以马克思主义视角对生态经济学的特点进行了探讨，提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明确人类社会需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14]。此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建立与实践的重要性”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探讨。刘俊伟（1998）认为中国生态文明研究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社会实践（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社会实践主要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以实践为中介的主客体关系）和历史唯物主义观作为生态文明发展的哲学理论基石，社会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生态文明[15]。王雨辰（2009）也一直提倡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应转向历史唯物主义范式[16]，强调我们应该始终坚持用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实质，应当通过变革不公正的制度和生产方式，合理协调人们在自然资源占有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来解决生态危机。此外，刘仁胜（2010）也赞同中国建设生态文明要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成分[17]。但有许多学者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足也作出了中肯的评价，曾德华（2013）就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仍存在一些不足[18]，生态马克思主义在把资本逻辑作为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时，未能深入检审资本运作的内在机制；分析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时，又未充分发掘文化的深层内涵以及生态危机所彰显的文化问题。
生态马克思主义它从经济、***治、文化、社会等多角度全面分析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其中不乏深刻之处。它力***将生态运动引向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双重变革，但由于它在使用马克思哲学观点和方***时具有一定片面性，可能会造成改革途径偏离。
2.5生态伦理理论：“人―自然”中心轴发展
生态伦理理论出于中国传统人类伦理基础，承认生物和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和道德地位，但它并非生态中心论，更不属于人类中心论，它超越了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理论模型，构成“人―自然”中心轴系统。人与自然缺一不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一方的繁荣与发展也必定以不损害另一方利益为前提。生态伦理理论主要包括生态价值论和道德关怀论，要求人类要承认自然界拥有与人类平等的道德地位，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其他伦理主体自觉地、能动地履行道德义务、提供道德关怀。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的生态伦理学也为我国研究生态文明提供了一个独特角度。生态价值论定义了自然界价值的双重含义，狭义上是对人类需求的满足，广义上是指对地球上一切生命维持生存需要的满足，后者就是生态价值。叶平（1995）要求我们理解自然界价值和生态价值，提倡的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生态价值观，是对生态系统、生物圈的生态价值所进行的总体透视[19]。
不过，生态伦理理论把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作为人对自然的道德行为的终极尺度的观点引起了学界的争论。刘福森（1997）认为，人类之所以应当保护生态自然，最终是出于对人类全局的、长远的生存利益的终极关怀[20]。但余谋昌（2009）提出生态伦理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证明，出于保护自然价值的目的，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等行为的同时，也推动着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革，成为建设人类生态文明社会的积极力量[21]。人类在保护生态与关怀人类生存利益存在的是联动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现在生态伦理学正在逐渐渗透到***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对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参考范式。
生态伦理理论紧密结合我国生态环境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倡环境道德研究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普及化，并将成果转化为公众的精神财富，为现实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伦理基础。不过其“合乎生态规律的就是有价值的”的论述把生态规律看成唯一的价值尺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黑格尔（Georg W.F. Hegel）唯心存在主义的影响，这一观点仍存在广泛地争论。
3我国生态文明研究的发展趋势
撇开已经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狭义生态社会主义论不谈，自生态中心论与人类中心论提出伊始，它们及其拥护者之间的争论从未停息，它们都在一定程度相对正确地阐述了后工业时代社会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向，并推进了生态文明的研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这些观点的缺陷与不足也逐渐显现。新的理论不断出现，其中结合了我国生态建设实践与经验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论，以及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出发的生态伦理理论等较受学界认同的理论也加入到论战当中。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需要，未来一段时期内，对生态文明的研究将更加深入。
感谢：本文在选题及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刘江宜副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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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生态论文例5
中***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6-0186-02
***的十报告中明确提出“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并提出加强生态文明教育，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社会风气。生态文明，是比工业文明更进步的一种文明形式。它强调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它不仅强调生物物种之间的平等正义，也强调环境代际之间的平等和正义。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生力***，其生态观如何，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未来发展的模式和进程。高校思想***治理论课，在培养学生人生观、价值观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当今高校在思想***治课上宣传、贯彻生态价值观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当今高校在思想***治课上贯彻生态观的意义
（一）适应时代的要求
纵观历史，工业文明在给我们带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之后，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为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类社会的健康存在，时代要求我们从工业文明中走出来，进入生态文明的新时代。国家一再强调思想***治理论课对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大学生生态文明观的教育贯彻自然就会落在高校思想***治理论课的肩膀上。
（二）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最高命题
人的本质是实践，思想***治理论课教育作为人的间接实践活动，是对人塑造和培养的重要途径。在思想***治教育过程中贯彻生态价值观就是为了人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主题服务。
当今大学生在工业文明的长期影响之下，大多追求高速物质经济的发展，忽视生态文明，对生态文明重大意义没有清楚的认识。高校思想***治理论教育贯彻生态文明，一方面，有利于学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的保护也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提供必需的物质基础，最终达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最高命题。
二、影响高校思想***治课上正确树立生态价值观的因素
理论课对高校学生生态价值观的教育和培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就目前的我国的现状来看，依旧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例如生态教育的内容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生态观教学培养过程中的教学模式单一，生态教学成为形式，实际效果不佳等待。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下面就挑出一些重点因素进行尝试性的分析。
（一）思想***治理论教师是首要因素
高校思想***治理论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他们决定着具体教学的内容、教学方式、对教学对象的调动。
1.思想***治理论课教师本人是否具有坚定的生态观
开设思想***治理论课一方面是对广大青年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另一方面是为国家、社会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受到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当代大学生缺乏生态文明观。虽然***的十以后国家大力倡导生态文明建设，但是社会中仍旧存在一部分人包括部分教师，对生态文明的不懈，对工业文明的执着追求。对于国家倡导的生态建设只是表面上的敷衍和口号上的响应。思想***治理论教师本人只有树立坚定的生态观，才可以真正地去感染学生，才可以成功地树立学生的正确生态观。
2.思想***治理论课教师是否具备扎实过硬的生态专业知识
高校思想***治教师是否具熟练掌握生态观教学的理论性与科学性，是能否将所教内容融会贯通的关键。但是现实中，许多学校思想***治教师的生态观方面的专业知识不够扎实，并且还不能合理运用，使一些教师不能有效地回答学生对教学中的理论难点和实际生活中的热点问题，无法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
3.思想***治理论课教师是否具备足够吸引学生的人格魅力
教师是教育过程中的一个能量载体，提升教师的人格魅力，可以使同学因为对教师产生亲切感而对课程理论产生亲切感，因为喜欢教师而喜欢这门课程，从而达到吸引学生的正面影响。思想***治课程本身，在很多同学心中并不是很重视，但如果教师在形象气质方面赢得同学们的赞赏，可以极大地增强学生的吸引力，获得课程教学的良好开端。同时，教师外向的性格、高度的责任感，很容易跟同学们打成一片，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教师教学自信心，促进教师增加对工作热情，从而提高教师教学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效果。
（二）生态教学的内容是核心因素
生态观的培养和教学是一个渐进过程，每个阶段教育都紧密相连，有直接地相连性和统一性，教科书是一个课程的核心教学材料，因此，教材的编写显得更为重要。然而现实中，思想***治课没有专门的章节阐述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其内容往往渗透在四门课程之中，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在教学过程中会出现缺乏主导性、针对性的问题，对问题的学习和理解很容易留于表面。
（三）学生作为生态价值观教学的实施对象起着关键作用
工业文明的发展给中国带来了许多积极影响的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也给中国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其中一些大学生受到工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负面思想的影响，变得理想信念模糊，价值观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满脑子充斥了一些错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致使在讲述生态文明的理论课堂上完全认同，但是在社会生活中又继续走那些被自己在理论上否定了的道路。再者，当今社会上的一些生态文明建设的措施的不健全，也导致一些学生在选择做出破坏生态文明行为时成为“不得不”的尴尬境界。久而久之，学生慢慢地就失去了对生态文明学习的兴趣，导致生态价值观的不能正确地树立。
（四）生态价值观理论的教学方式是重要因素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教学过程是教与学双边互动过程;教学是教与学的统一，教为学而存在，学又要靠教来引导，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1]思想***治理论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采取一些教学方法来启发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使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主动学习。当代大学生在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影响下，其思想具有时代性和特殊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学生喜欢形式多样、目的性强、切合实际的教育。这就要求高校改变以往灌输式的教育方法，才可以吸引大学生对思想***治理论课程的关注和学习。有的教师不能很好地适应新形势下的变化，怠于学习和创新教学手段，就不可以更好地做到***文并茂、生动形象的讲解课程，就不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热情，最终也会使学生对生态文明失去兴趣，导致生态价值观塑造不能顺利进行。
三、思想***治课上生态观贯彻、教育的几点建议
（一）提升思想教师生态文明方面的综合素质
思想***治理论课教师作为生态观教育的首要因素，其正确的生态观和生态专业素质直接影响到生态观教育目标是否能实现。这就要求思想***治理论教师，首先要树立对生态观的信任和认可，其次要不断地对生态理论专业知识不断的自我学习、自我完善，并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拓展思维。此外，学校也应该加大对思想***治老师这方面学习的支持，从物质和精神上保障教师的综合素质的提升。
（二）拓展、丰富生态文明教学方面的内容
丰富生态文明理论，尽快完善大学生生态观教育系统。“在《纲要》中适当补充生态环境史;在《基础》中增加生态思想;生态道德与生态法律等内容;在《原理》中增加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在《概论》中增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专题”[2]在此基础上，可以编纂出具有针对性、重点性的理论教材，更加科学地引导学生，从而进一步理解人与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
（三）加强社会生态文明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大学生提供生态观形成的现实途径
大学生作为生态观教育的受体，他们的生态意识、生态知识水平等方面的素质直接影响到生态观教育的进程与目标。一方面，要求学生自己树立生态环境意识，从身边点滴做起;另一方面，***府应该加大对生态文明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学生掌握了生态观理论之后，可以有效地在社会实际生活中进行实践活动。
（四）完善、丰富思想***治理论课堂关于生态文明教学的方式
1.运用现代手段进行教学
为了能更好地适应新时期的教学，教师就必须做到运用现代手段和工具使抽象的教学内容具体化、清晰化，使学生思维活跃、兴趣盎然的参与到教学中来，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
2.采取互动式教学，提高学生参与度
一般来讲，互动式教学学生参与度最高，教师在教授生态理论的基础上，联系实际，选取学生感兴趣的国内外重大事件、热点、难点等问题有意识的提出讨论主题。通过提出问题，引起学生讨论，让学生在讨论中各抒己见，锻炼学生的分析辩论能力，从而大大提升学生对于生态环境理论课程的兴趣，有利于达到预期的塑造生态价值观的目标。
3.加强生态价值观理论与实际的联系
任何理论脱离了实践都是纸上谈兵。生态文明价值观理论教学是一门实践性质极强的学科，教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人类突破工业文明的瓶颈，走出一条新型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如果不注重该门学科的实践教学，仅仅依靠上课的理论教学，到考试的依靠死记硬背就可以取得高分顺利完成学业，最终只会导致这门学科的教学效果与预想的背道而驰。
只有联系当今社会的实际，走出课堂，走向社会，把生态文明教育与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才可以调动学生生态环保的积极性、主动性，在实践过程中真正认识到人、自然、社会的关系，感受到自己身上的责任，从而树立学生正确的生态观，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接班人。
地理生态论文例6
一、国际视野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是自发生成的，而有其不可缺少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土壤，这便是诞生于20世纪中后期的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哲学思潮。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生态女性主义哲学思潮作用到文学领域的结果。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承继了生态视角和女性视角。从理论准备来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生态文学批评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来源，同时，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从语言学、精神分析理论等领域汲取理论素养。
从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最早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1974年，她在《女性主义或死亡》中将女性观点与生态观点相结合，认为“对妇女的压迫与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天然的联系”。1978年，埃奥博尼在《生态女性主义：***或转变?》中深入研究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许多问题，并提醒人们注意妇女在生态***中的潜力。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卡林·沃伦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假设，分别为：“1、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重要的联系；2、理解这些联系的本质对于充分理解妇女和自然所遭受的压迫是十分必要的；3、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包含生态学的视角；4、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包含女性主义的视角。”
此后，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挑战男权中心制和男权统治的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在西方传播蔓延开来，对环境学、***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门学科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美国学者墨菲曾总结道：“在美国大学里，生态女性主义最初开始于哲学系和妇女中心的研究，它在环境系中也有一席之地。
随后，它逐渐进入到其他院系，例如与环境正义有关的犯罪学系、研究社会运动和公共***治的***治学系、关注后殖民问题的文化研究系，以及研究女性文学和环境文学的英语言文学系。”
当生态女性主义进入语言文学系，就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新视角，从而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成形奠定了基础。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准备，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终于在90年代基本确立了自身的地位。
在国外论文中，“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Eco—feimnistLiteraryCriticism)”有时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Eco—feimnistCritique)”交替使用，但实际上，对这两个概念作严格的区分的话，可以发现两者有着指向范围的不同。一般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一种泛化的理论或视野，它批评的对象涉及哲学、历史、人类学、***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各个领域，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而前者即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只关注文学文本的分析评判。
尽管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经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这一概念本身至今尚无严谨统一的定义。概由其裂变自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的两股思潮而来，借鉴了二者的理论资源与批评方法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否已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尚无定论。近年来，各国的学者均在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体系化、学科化、理论化建设方面而积极地探索和实践着。
笔者认为，从生态女性主义到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体现了女性主义思潮自身发展的细化趋势。同时，女性主义思潮介入到文学研究的领域其二级研究范畴生态女性主义也与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广泛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从一级研究范畴(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到二级研究范畴(生态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女性文学批评)；从理论创新到具化分析的深入化；从二元交叉(生态／女性)到多元交叉研究(生态／女性／文学／创作／批评)。
无论如何，作为一种批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意识形态批评、话语批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都带来了诸多的新视点、新思考和新发现：“透过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棱镜来阅读文学文本并提问质疑：当读者用生态女性视角阅读时，文学文本中哪些以前忽视的要素凸现甚至变得显眼?这个视角能否使文学批评家对文本的传统要素如风格、结构、修辞和叙述，形式和内容有些新的发现?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如何加强探讨文本中不同角色的联系与差别——人类与自然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不同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的人之间——影响我们与自然，我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差异与联系?这一视角如何运用到课堂教学上来最根本的，我们确实需要这样做吗?那就是，文学批评——它最新的发展范式，生态批评——没有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就不能继续发展吗?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贡献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
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兴起
1、女性主义理论自身发展带来了研究视野的扩展
生态女性主义最初是搭着生态批评在中国传播的快车而进入国内学者视野的。陈晓兰在《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中介绍了墨菲、凯特·苏博(KateSoper)和西苏(HeleneCixous)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经典理论主张。
随着女性主义本身的发展及其与生态批评的有机结合，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开始正名。2003年，韦清琦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一文中从文学批评角度出发，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现状与依据、方法和实践，并且提出了中西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戒规问题；不过该文章偏重于宏观理论的建构，与实践和案例的联系较为欠缺。
2004年，罗婷、谢鹏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中，就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何以能成为文学批评、文学中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本的发掘，文学理论的建构和批评特点的概括做了较为具体的论证。
四川外国语学院的严启刚教授、南开大学的杨海燕女士则看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男性文化霸权对女性的统治的一致性，指出其共同的批判宗旨是“呼吁人类要共织生命之网，建立一个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世界”。他们在《(启蒙的辩证法)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一文中简要地论述了几个可作生态女性分析的文本，其批评的范畴仍停留在广义批评的维度。
回顾国内学界在探讨生态、女性主义等概念与范畴时，带来了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引介和接受，现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的研究范畴开始得到系统的研究与关注，这种态势预示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深广的发展空间。
2、出版物的引入
由吕瑞兰翻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唤起了人们的生态觉醒，为生态女性主义的亮相做了铺垫——尽管译介该书的初始目的，只是帮助“工农兵、基层干部及从事环保的科技人员了解环境科学知识，提供一本参考书”。
严格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的出版物在中国最早的现身，可追溯到1988年由张敏生和范代忠翻译、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然女性》这一生态女性主义“里程碑式的著作”。作者苏珊·格里芬是美国早期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但译者当时并没有“生态女性主义”的学术自觉；因此本书只是伴随着女性主义主流涌人中国的。
1997年《寂静的春天》作为“绿色经典文库”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再版，此时“生态女性主义”的地位已然确立，编者在序言中除宣扬它的生态意义外还特别强调了作者的女性身份与立场，批判了美国男性社会对这位“环保女斗士”的诋毁与攻击。
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接受可以从《寂静的春天》《自然女性》的翻译算起，之后稍有停滞，直到20世纪末才又零星地闪现于一些文学评论文章中。接受的方式大体可分为作品的翻译，批评理论的引介与前瞻，文学创作的影响；最早接受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有荒林、韦清琦、陈晓兰等人。
3、中国传统文化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接受
中国具备接受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先天”文化土壤，这是因为，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饱含着朴素的生态思想与“天人”和谐思想。
古代中国很早就对天、地和人的关系进行过深入思考，产生了“阴阳”、“和合”的辩证自然观。“阴阳”和谐的有机自然观，在《周易》中得到集中表述。《周易·系辞上·传》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以天、地、人一体观为指导，《周易》强调人与自然应当和谐相处，不可违背自然规律。
中国又有“以和为贵”的传统，这里的“和”，便是体现中国古代哲人自然观与社会观精髓的“和合”文化，它关注人伦以及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例如老子认为“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孔子强调“和为贵”(《论语·学而》)。而管子、墨子、苟子等人则直接提出了“和合”的概念，管子日：“蓄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
这种强调“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与女性主义反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生态思维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以至于叶舒宪认为，“西方生态批评对人类中心观的激进反叛也只不过是用现代的话语讲述着老子、庄子早就表达过的思想观念。
此外，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所弘扬的女性关爱文化，与中国“贵柔守雌”、贤淑仁爱的女性审美观也是遥相呼应的。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的柔善、亲和、坚韧、包容这些品质，在古往今来都极受称颂。
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
1、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特点
考察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其特点，势必需要审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与中国男性作家作品、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与中国女性作家作品这两个部分。
总体而言，现有的文学批评的框架中尚未搭建起足够体系化的批评范式，因此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作家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范式建立的自觉意识。在创作实践中，自然与人的关系仍停留在简单的关系架构之上，自然往往扮演着人及其存在的陪衬。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创作还没有建立起来，发展也较为缓慢。
中国男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很少被命名为纯粹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因为在现有的文学批评论和创作论的谱系中，所有作品都被已有的概念框架所类分。介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之后，使得现有的批评定位出现了含混与不稳定的特征。中国文学创作史上究竟有没有纯粹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尚待发掘与论证。
而中国的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从未被质疑是否能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或创作结成紧密的联系。但是，目前依然找不到能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观念完全涵盖文本内外意涵的案例。因此，无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创作，都面临着一个拓宽广度与深度，更加纯粹、更加多元等诸多完善空间。要完成从简单添加到理念重构的“变身”。
2、近年来本土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综述
笔者使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相关关键词，对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总结得出2005年至2007年，以生态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主题的论文共计42篇，其中，述评或概论式论文为14篇，个案研究论文28篇。以生态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主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共计16篇。
通过分析本土学者进行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能够梳理出中国学者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论与批评论的接受、内化还处于比较单一、初级的阶段。现有的研究热点集中在：第一，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和相应的文学观加以工具化的利用。比如大量的文章采用的标题为“对XX作家或XX文本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自然观的解读”。这种方法属于“添加式”批评，也是一种“理念先行”式的批评。
第二，通过阐释具体文本，挖掘并提练该文本中体现出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权的思想或生态女性意识。这种研究大多采用“整合式”批评方法。虽然这种批评方法有着开阔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自身理论适用度与继续发展的效果，但是最终往往会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工具化。最受争议的表现就是这类研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合理性、合法性往往“自我证明”、“强加确认”，而缺乏系统有力的论证。
第三，注重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自身存在独特性与发展趋向的探索。此类研究成果的标题大多直接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命名，但只在中外视野还是本土视阈、述评还是述论、理论建构还是文学探究等论述范畴上略有差别。
目前，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发展与完善，面临着以下难点：首先，如何深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相关研究。其次，如何系统化、理论化地开展跨视角研究。
此外，此研究还需规避以下研究误区：第一，杜绝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神化，认识到这一理论视角并非是解决所有文学创作或批评的最佳理论。否则极易形成新的话语暴***，从而违背女性主义尊重多元的基本精神。第二，由于学界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核心概念仍未形成普遍共识，故研究者应努力避免生态女陛主义文学批评众声喧哗、各说各话的尴尬处境。第三，应警惕现有的研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过度阐释，生硬叠加各种理论。
3、趋势与展望
综观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生态女陛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研究将在以下方面亟待突破：
地理生态论文例7
继***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之后，在***的十八大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分别系统、完整地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总体要求和改革方案等，此举意义十分重大。高校是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合格人才的摇篮，在实施生态文明教育中发挥着引领示范的作用。高校思想***治理论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治教育的主渠道，必须抓住生态文明教育的契机，通过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路径，担负起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的重任。
一、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是增强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主阵地
（一）生态文明教育是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的应有之义
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治教育的主要渠道，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必要途径，在整个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高校思想***治理论课具有***治性、德育性、发展性等特性，这些特性决定了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其教学研究范畴是十分必要的。
思想***治理论课具有***治性。思想***治理论课主要以宣传***和国家的重大理论、路线、方针和***策为己任，帮助大学生认知时事、认同***策、认清大局。***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不仅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明确要求，而且?⑵溆刖?济建设、***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道，纳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十八届三中全会则具体落实了在生态方面的改革方针，首次提出“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对大学生进行***治引导和***策宣传的思想***治理论课，必然要及时适应这一新形势，承担起服务***的宣传事业的重任，自觉把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其教学内容的总体规划中。
思想***治理论课具有德育性。思想***治理论课担负着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任务，其中，生态文明教育是其主要内容，而提高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亦是思想***治理论课的育人目标。据有关调查显示，我国大学生具备一定的生态文明素质，但对生态文明认知较为浅薄，生态文明意识不强，不能把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转化为自觉自为的行动，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奢侈消费的现象还普遍存在。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理念的培育显得尤为迫切。而作为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教育主渠道的思想***治理论课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必然要把生态文明教育渗透到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当中，使大学生在学会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实现现代人格的转换和提升。
思想***治理论课具有发展性。发展性要求思想***治理论课的教学目标和主要内容与时俱进，不仅要反映国家***策发展的整体态势，而且应关注层出不穷的热点问题，不仅要正确认识现状，而且应放眼未来。生态问题日益得到人类关注，特别是我国当前面临环境污染，并已威胁到后代人生存和发展，思想***治理论课必须顺应时展的需要，不断充实新的内容，把全球性生态问题与其教育功能紧密相连，把思想***治教育教学置于生态这一大主题背景之下。
（二）高校思想***治理论课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教育资源
从高校思想***治理论课的学科内容本身来看，有关生态文明的思想蕴含在各门课程的各章节之中，有不少内容都从不同角度、以不同视野渗透着生态文明新理念。
如在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的学习中，在世界观部分首先树立正确的自然观；在人生观部分需要唤醒大学生关爱生物、善待生命的生态道德观；在价值观部分则需教育学生树立生态价值观和生态审美观；在法律部分需着重加强生态法律意识培养，从根本上促进大学生生态文明行为的养成。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学习中，有专门论述生态文明的章节内容，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等理论问题的分析和阐释，并结合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让大学生意识到生态文明建设与每个公民息息相关，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不仅是国家重大的战略任务，也是每个公民都应该自觉承担的社会责任。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学习中，可根据历史学科的特点，一方面利用正面的生态历史素材树立学习榜样，培育大学生的生态文明理念；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历史上破坏生态环境的负面素材警示后人，以史为鉴，汲取经验教训，让学生深刻意识到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严重危害，从而增强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帮助学生形成科学合理的生态世界观。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学习中，可突出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教育。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回答了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中，人类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并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途径。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为人类摆脱生态危机提供了重要启示，也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成就美丽中国奠定了重要的哲学基础。由此看出，高校思想***治理论课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教育资源，这是高校其他学科都无法比拟的，因此，突出高校思想***治理论课在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中的作用意义深远。
（三）高校思想***治理论课为大学生生态文明理念的形成提供道德基础和法律保障
在当代社会，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已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全球性问题，全世界正面临着严峻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加剧体现了我们人类在人性上的弱点。可以这么说，生态危机的实质就是人性危机。“正是人性处于危险之中以及人对自然界的恶，才最终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恶行为和生态危机的恶结果。”因此，培养大学生的生态道德观是大学生生态文明理念形成的关键。作为实施德育教育主阵地的高校思想***治理论课，生态道德教育是其重要内容。在实施德育过程中，思想***治理论课帮助大学生学会判断人与自然关系中的是非善恶，引导其选择合理的生态行为，培养其良好的生态道德行为习惯，从而为大学生生态文明理念的形成奠定基础。
保护自然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不仅需要道德的支撑，同时也需要法律的保障。两者缺一不可，如果说生态道德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价值引导，那么生态法规则是生态文明建设最终得以实现的制度保证。为此，在对大学生进行生态理念培育的过程中，除了加强生态道德教育，还要加强生态法律教育。高校思想***治理论课传授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知识，告诉学生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应借助思想***治理论课这一有利的教学平台，不失时机地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法规和法律的宣传和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生态文明法律理念，养成环境自律精神，自觉地成为生态保护的实践者、宣传者和推动者。
二、在高校思想***治理论课中渗透生态文明教育的途径
（一）生态文明的长效机制
教学是高校的重心，生态文明教育主要是通过教学主渠道完成。就教学内容、知识点而言，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与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可以实现同构。也就是说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不用另起炉灶，另编教材，也不用增加课时，而是将生态文明教育内容有机地融入高校思想***治理论课课堂并使其常态化，通过高校思想***治理论课这一主阵地使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成为常态。
高校思想***治理论课四门主干课程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教育资源，有些***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内容表面看与生态问题没多大关联，但实质上都具备生态文明教育的内涵，适合在教学过程中渗透生态文明理念的教育。这就需要教师深入专研教材，充分挖掘隐含在教材中生态文明教育的内容，精心选好切入点，并作适当补充和调整。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为例，该课程最新版教材在第八章中专门增加了一节“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内容，我们可在此章节中全面系统地介绍生态文明的知识。除此之外，在其他章节中所隐含的相关知识点，可以进行强化教育。笔者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主要从以下几个点切入：讲科学发展观时，突出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一脉相承的发展思想――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特别引导学生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内在关联，阐明建设生态文明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前提和基础，讲究生态文明切实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符合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是统筹兼顾根本方法的具体运用。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内容时，强调目前我??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已对经济发展构成严重制约，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环境容量不足等问题，经济社会的发展将难以持续，从而让学生进一步明确国民经济必须要在生态文明的环境下走持续健康发展之路。在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鼓励学生弘扬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传统美德，倡导健康适度的消费心理，将绿色生活、低碳行动形成一种习惯。讲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通过反思历史、观照现实，进一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明确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已成为全世界的共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人类的共同命运。总之，高校思***课中蕴含着显性或隐性的生态文明教育因素，要依据各门课的内容和特点、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各有重点，相辅相成，形成一个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教学内容体系。
（二）教学方法的灵活运用
以多种灵活有效的方法，将生态教育融入课堂教学中，增强教学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促进学生达成对生态文明的知、信、行的统一。
案例教学法。通过展示具有现实意义的案例，开展反思与分享活动，促进大学生对生态文明教育内容的理解把握。例如，在思修课的法律***分，引入典型的破坏生态环境的案例，以反面的事例达到正面教育的效果，让学生从内心深处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在纲要教学中，教师应收集梳理人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活动历史，特别注意整理其中的典型案件，帮助学生鉴古知今。在案例的选择上，可开发利用本土资源，使案例材料乡土化，让枯燥的课堂“活”起来。笔者在教学当中，就采用了“南宁朝阳溪巨变”“柳州镉污染事件”“南湖湖泊综合治理”“南宁荣获联合国人居奖”等学生熟悉的本土案例，增强教学的生动性和形象性，激发学生兴趣，有助于更好地实现生态教学目标。
自主探究法。教师预设一些有探究意义的主题或者有争议的问题来引导学生深入探究生态问题。围绕教学内容，笔者在课堂上布置了以下讨论主题：“保护环境主要是靠自律还是法律”“文化遗产以开发为主，还是以保护为主” “人类社会进步是否必须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等。学生根据主题内容去查阅资料，分析与思考并最终明确自己的观点，从中提高了搜集信息、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在课堂上展开激烈的主题讨论，在讨论中寻找分歧，在分歧中寻找对错，这种在讨论中明确问题答案的方法，可以增强生态文明教育效果。
情景教学法。情景教学法是变说教式为情感激发式教法的运用，即根据教材主旨，通过多媒体手段的运用，创设虚拟或真实的情景，激发学生的情感进行生态教育。例如，给学生看一组绿色的***片，抛出“由绿色想到什么”“如何让绿色更长久”的问题，引发学生的思考和讨论。把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的***片与被污染的河流、被砍伐的森林、被虐杀的动物***片作比照，让学生深刻认识要留住美丽的画面必须要为愚蠢的行为负责。通过播放“建设生态文明，守住绿水青山”等视频，及制作一些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资源消耗的统计***表对比，强烈刺激学生的感官，增强生态忧患意识。
（三）在实践教学中增强环保体验
地理生态论文例8
国外生态批评家对生态批评向何处去这个方向性问题展开了近二十年的探索，但目前来看，所有的探索都遇到了很大障碍，有的还陷入了困境。有人主张离开对自然的认知和审美，转向与环境有关的社会问题，如环境正义、毒物污染及其相关的发展模式或策略等，还把这种“社会转向”命名为生态批评的第三波，试***以此来引领全球生态批评的发展；但这一维度的研究却渐渐远离了生态研究的初衷――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多地探讨人类社会内部的问题，渐渐与人类中心主义指导下的社会学研究、***治学研究混为一谈，生态批评思想与视角的独特性逐渐丧失。有人主张更多地关注生态女性主义；但此类研究很多已经把重点从人与自然关系转移到两性关系，用生态研究服务于性别研究，目的是拓展人类中心主义指导下的性别研究、文化研究乃至人学研究。有人主张致力于科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特别是生态学、生物学等学科与文学批评的跨学科整合；但应者寥寥，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在当今知识爆炸的时代，罕有人能做到跨越文理，同时精通至少一门科学学科和一门人文学科，从而实现真正的跨学科研究，另一方面可能是科学与文学批评的本质诉求、特殊品性并不相同，能否做到兼顾和互利互激实在可疑，从19世纪自然主义批评到20世纪的熵批评都有很多失败的教训。生态批评究竟应当趋向何方，这是一个争议不断、困难重重但又亟待解决的国际学界前沿大问题。
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从成立之初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并从以下三个维度展开了探索：一是厘清并确立生态批评的基本术语、核心思想、研究要点、任务目标，出版了《欧美生态批评》《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等专著和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论文；二是试***梳理勾勒世界主要语种、主要文化和主要国家的生态文学发展脉络，为生态批评尽可能划出全覆盖的研究地***，并为生态批评的理论建设提供丰富广泛的思想素材，出版了《欧美生态文学》《美国生态文学》《英国生态文学》《俄罗斯生态文学》《德语生态文学》等专著；三是尽可能深入地展开对生态文学家、生态文学作品的个案研究，试***发掘具体的生态文学作家作品对生态批评可能具有的独创性启发，出版了《生态批评视野中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生态诗人加里・斯奈德研究》等专著，完成了数十篇学位论文，发表了百余篇学术论文。然而，研究团队的上述努力全部陷入了困境！生态批评总体理论框架难以系统建构，更不用说建立基础思想的体系；国别和语种生态文学梳理由于团队学者专业和外语语种的局限，难以进一步拓展，更做不到全覆盖；作家作品个案研究的对象虽然数量可观，但研究的切入点和所得到的论点呈现出重复和狭窄的态势，还出现了用现有的生态批评理论或观念去套文本的倾向。放眼国内生态批评界，尽管热热闹闹、数量井喷，但观点重复单调、理论套文本的现象十分普遍，更严重的是，很多学人并没有真正弄明白什么才算是生态批评，简单地以为只要写了自然（或写了环境）、写了人与自然关系就是生态的，很多人将生态批评不同派别和不同发展阶段的观点、生态批评与环境批评的不同观点、生态批评与人类中心主义自然批评的不同观点杂糅混用。生态批评已经到了十分严峻甚至可以说困境危机的时刻！在此关键甚至是存亡时刻，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不得不继续追问：生态批评往何处去？我们团队的研究往何处去才能继续发挥引领作用？在种种瓶颈桎梏之下我们的研究从哪里实现新的突破？
我们认为，生态批评的发展方向不能是丧失自身特点或主体性的方向，生态批评不能与人类中心主义指导下的环境研究、自然研究、性别研究、跨学科研究合流。我们还认为，中国生态批评要走出困境，特别需要新一轮的生态批评理论建设，方能有效地指导批评实践，改变观念混乱、论点重复、思维简单的现状。我们进一步的思考是：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若想保持生态批评重镇的学术地位，要想冲出瓶颈进入新天地，只能在构建生态批评新理论的进路上开拓前行。令人欣喜的是，团队近几届博士生的研究恰恰在这一学术进路上取得了振奋人心的长足进步，从而使得团队的生态批评研究出现了走向新突破的可能，即走向生态批评理论构建的可能。在此基础上，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在未来几年里将主要致力于建构具有独创性的生态诗学体系、生态美学体系、生态比较文学体系和生态精神分析批评体系，拿出一系列堪称团队第二代标志性成果的研究专著。
二、生态诗学是什么、何以可能、如何构建？
林阳生在发言中从逻辑、功能效用、本体论价值三个层面论述了“生态诗学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并从思维层面、实践层面和价值层面探讨了生态诗学的功能，此外还谈及生态诗学与自然状态、语言、***治的关系。在分析了贝特和鲁克尔特的相关论述之后，他特别强调了文学和诗学的生态文化功用：培养出能够感受世界多元性的、属于自然本身的、丰富而***的个体。他说：“诗，不仅仅是回家的路，更是存在的家园本身；而生态诗学所做的，正是通过文学使得存在的本真形式向每一个单独的个体敞开，提供一个完整世界本身的承诺。”
林阳生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强烈的深究兴趣。有学人质问：对于诗学这个难有定论的概念，如何从生态思想或批判的视角给予厘清或者绕过，厘清与绕过的理由何在，能否给生态诗学一个明确的定义？如果不能，又怎样将其与传统诗学或浪漫主义诗学进行区分？林阳生在回应别强调了生态诗学的本体论价值，同时也坦承要想把生态诗学建构成系统性的理论话语，还有很多必须解答的难题。
我们认为，要充分证明生态诗学何以可能，绝不能仅仅或主要从其功能性这一个维度来论述，还必须证明它可以作为一种能够自立和自洽的理论。为此，需要绕过有关诗学定义不可能达成共识的种种历史纷争，采用最普通和最为学人所认可的定义，即将其视为文学理论的同义词。在解决了诗学是什么的问题之后，便可以展开生态诗学最重要的任务：从生态思想和生态思维方式的角度，重新审视国内外最有代表性和普遍认同性的文学理论基本范畴，揭示并论证这些基本范畴在引入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主义思想观照之后所产生的新的内涵，进而参照最基本和最普通的文学理论体系，构建生态诗学的理论框架。如果仅仅从一个角度研究生态诗学，完全可以像贝特、鲁克尔特那样侧重于对生态诗学功能的哲理性论述；但如果旨在建构生态诗学的理论体系，或者说对其本体性作全面的研究，就必须从理论体系上对生态诗学展开全局性的论证，而要做到这一点，最方便、最有效和争议最小的方式就是依托和参照现有典范的文学理论体系。
三、生态美学理论突破的进路、理论体系建构的原则何在？
廖淑瑶的研究目标是构建整体性生态美学体系。不过此次研讨中她只从审美客体、审美经验、审美价值三个层面谈了这种生态美学建构的要点，并没有全面阐述生态美学的理论框架。她侧重论述的是：为什么只有从生态整体的角度才可能解决有关“自然全美”的论证难题？为此，她一一评析了包括卡尔松、罗尔斯顿、彭峰在内的中外美学家和哲学家的相关观点，既指出其中的合理性，又揭示其中的逻辑漏洞，在排除所有其他可能之后，她得出结论：唯有从生态整体的高度论证自然万物的生态系统价值和生态系统性审美价值，才有可能证实“自然全美”或“肯定美学”。廖淑瑶对“自然全美”论证的新路径是生态整体与自然个体关联的路径。她指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从自然是不是全美的这一审美感知和审美判断，转向从生态整体主义立场对自然物都具有审美价值的论证，以及对每个自然个体的生态美的肯定。我们应当意识到，原生自然的每一个个体都是值得尊重和欣赏的，因为每一个自然个体都在生态系统中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位置和不可分为高低优劣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原生自然物都应当被看作是美的。廖淑瑶试***用一个难题的解决来说明生态美学建构的必需进路是生态整体思想，生态美学一定是整体性美学，生态美学之所以堪称“生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根据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构建的美学。
廖淑瑶的发言激起了包括哲学专业学人在内的不少听者的反响。有学人质疑：从“自然全美”转到“自然应当是全美的”之逻辑依据何在，仅凭每个自然物在生态系统中具有独一无二的位置和功用就能证明它是美的吗，她所论述的生态美和生态美学与传统的美和美学有什么不同，美或者审美难道能够脱离审美者而存在吗？换言之，仅仅分析生态系统与自然物个体的关系而排除了审美对象与审美者的关系，能够论证自然全美乃至整个生态美学吗？廖淑瑶的回应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即自然物的生态系统价值和由此产生的审美价值，并以此将她所论述的美与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美学中的美和美感作了区隔。
我们认为，研究者还需要更明确地将生态美与人类中心主义传统美学的自然美区分开来，更明确地阐述生态美学对美的论述不是从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的关系切入，而是从自然物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切入的。生态美学的思想基础是生态整体至上观，生态美学的逻辑起点是生态整体使得自然存在的自然物有了存在的内在价值，包括内在的审美价值。这种价值首先是自在的，是可以不依赖于有没有人去认识它、有没有人审美观照它而***存在的。由于在思想基础、基本范畴、基本术语含义等核心问题上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美学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因此生态美学堪称具有颠覆性的新美学，而生态整体价值（而非人的价值）是其终极的判断与论述尺度。不过，即便是全然不同的美学体系，生态美学也需要对典范的美学体系作生态价值上的全面梳理，如此方能有根据地、有对应性地构建自己的理论框架。
四、生态精神分析批评建构的要点何在？
胡艳秋所探讨的是生态潜意识与生态精神分析批评建构。生态潜意识倡导一种主要致力于揭示文学文本所蕴含的生态潜意识的生态批评，她阐述了生态潜意识的定义、理论基础、文本表现及其复杂性，重点强调了生态潜意识分析的不可或缺与不可替代性。生态精神分析批评则从生态潜意识批评扩大到所有与生态相关的精神分析批评领域，试***建构起生态精神分析批评这一新的批评流派或批评方法。她论述了相关理论的源起和运用，厘清了几个重要概念，进而试***从批评模式、典型意象和主要任务等方面建立生态精神分析批评的架构。
胡艳秋的发言同样激发了众人的学术好奇与学术兴趣。有学人质疑：既然有生态潜意识，那么有没有非生态或反生态的潜意识？如果有，生态精神分析批评是否也要讨论文学中的非生态潜意识？生态精神分析批评运用到文本批评实践中是否具有作家或作品指向性？胡艳秋在回应中指出，任何种类的批评都有其一定的适应范围，生态精神分析批评作为精神分析批评的一个分支，当然也有其最合适与较合适的文本对象；但是，诚如女性主义批评并不局限于评论女人写和写女人的文本，生态批评也并不局限评论直接描写自然或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本，生态精神分析批评也有广阔的批评空间，无论作家是否有意识地、作品是否侧重于描写潜意识，只要能令人信服地证明文本的确有生态潜意识的蕴含，都有理由对其展开生态精神分析批评。
我们认为，建构生态精神分析批评与建构生态美学、生态诗学不同，因为前者主要是一种批评流派和方法，而后二者则主要是一种理论体系。因此，胡艳秋的研究重点应当是：用生态思想作指导，重新梳理精神分析批评的代表性著述；在生态潜意识的内涵（包括个人潜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与生态潜意识的文本表现两个主要方面确立生态精神分析批评的构建要点。前者要特别重视人的动物性的生态意义发掘，重视生本能与死本能的生态解读，重视自然之爱与自然之惧等潜意识的分析，重视对该结、赫拉克勒斯情结、荒野情结、处所情结的生态分析；后者要特别重视对原型、梦幻、口误笔误、自由联想、内心独白、乌托邦想象等生态潜意识显现方式的批评分析。生态精神分析批评的建构要特别重视方***和实用性。此外，应当明确肯定非生态潜意识和反生态潜意识的存在，明确指出生态精神分析批评既包括对生态的潜意识/无意识的分析和弘扬，也包括对非生态的潜意识/无意识的反思、分析、批判和警醒――正如生态批评不仅仅要弘扬生态思想文化，也要批判反生态思想文化。
地理生态论文例9
1993年9月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会议(北京)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态旅游”的定义；1994年成立了中国生态旅游协会（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研究开发的关注；1996年6月召开武汉国际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推出的《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7年12月，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开“亚太议员环发大会”第六届年会主题为“旅游与环境保护”；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定为“生态环境旅游年”，首次承办了主题为“人与自然”的“中国昆明‘99世界园艺博览会”将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推向高潮，1999年前后是我国学术界发表有份量的生态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国土资源部建立11个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5年首批国家矿山公园挂牌,意味着我国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向理性发展。我国生态旅游业迅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由于不规范的过度开发和落后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生态旅游区资源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旅游废物的处理并不比处理传统工业三废容易，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运行必将导致景观的消亡和旅游景区的毁灭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的。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历史短，发展快，存在问题多。
一、我国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内涵界定方面存在误区：
1.生态旅游内涵界定生搬硬套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多，创新少。许多研究者频频引用某某外国专家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以示正统或经典，缺乏创新,实际上外国学者对生态旅游的界定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2.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概念界定争议很多，沟通少。有代表性的有卢云亭（1996）从旅游开发和经营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金鉴明（2002），杨富泉（1995），郭锦超（1997）持类似的观点；张广瑞（1998）从旅游需求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种“有目的的旅游活动”，李绪萌（1995），张延毅（1997），刘健生（1997），王兴国（1998），王尔康（1998），陈立***（1998），刘家明（1999）的观点与这相近似。李东和等（1999）认为从供给者（开发者，经营者）的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将生态学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系统并指导其有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需求者（旅游者）来看，生态旅游是一种旅游活动形式或旅游产品。笔者认为虽然存在上述争议，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对生态旅游概念内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严重的生态旅游概念泛化倾向。生态旅游概念泛化是将生态旅游内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体泛延，其具体所指模糊化的现象。例如有人认为生态旅游既是生态工程又是旅游活动，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旅游均称为生态旅游，认为中国生态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冯天驷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组织（WTO,1997）在“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指出生态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场中仅占3%~7%，中国生态旅游真得那么旺吗？生态旅游概念泛化的结果是引起认知混乱，最终导致消费者对生态旅游失去兴趣引发生态旅游市场的崩溃。
（二）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足
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历史短，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够，目前尚未到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为特征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只在旅游容量（环境承载力）等个别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如崔凤***[7]等（1999）在泰山名胜风景区案例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套由生态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部份组成的适用于山岳风景区不同功能类型区的量测模型。
我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比较零散，公认的基础是有关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次是文明社会中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态哲学意义的“生态美理论”和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论和生态人文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显然，我们在以生态旅游市场主体（生态旅游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如消费行为理论）研究不足；针对生态旅游市场客体（有形的，无形的生态旅游资源）的基础研究，如资源规划与管理、旅游地学等方面不够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几乎空白；生态旅游企业营销环境研究，尤其是社会人文生态旅游环境的研究更少。
二、对策
（一）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积极参与生态旅游的开发,在实践中实现创新
“生态旅游”是一个正处于发展的概念，它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有待于人们深入研究，但是理论源于实践，目前，我们的研究者应该采取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到实践中去领会生态旅游的真谛的态度，从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及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总结归纳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旅游内涵。
（二）中国传统文化应融入生态旅游理论中促进理论本土化
生态旅游理论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尽管其概念界还无法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历代诸子百家都力***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协调，和谐与统一。西汉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无为为之之谓天”（《庄子·天道》）等诸子观点，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体系，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与大自然要和谐共处，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绝不能盲目地破坏自然规律，使自然生态失衡，一旦失衡必将自食其果。丽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与东巴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的传统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理论有许多相似的理念，我们应该将它融入到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中，这将有利于挖掘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有利于生态旅游理论的本土化，将对研究中国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三）拓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提高生态旅游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
面对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比较零散的现实，拓宽理论基础研究十分重要，旅游地学就是其中之一。旅游地学是运用地学的理论方法为旅游资源调查，规划开发及保护工作服务，从而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门边缘学科。生态旅游资源中的地质旅游资源、地貌旅游资源、水文旅游资源等均涉及旅游地学问题。可见，旅游地学与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密切相关。目前已建立的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矿山公园无一不是科技含量高、文化品位高的生态旅游热点。生态旅游和地质旅游的对象也常常是相同的，例如近年推出冰川探险游，沙漠景观探险旅游，焦作市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及广西西部天坑群科考探险游和全国性的漂流旅游热等等。
（四）加强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整合研究
我们发现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是有某些规律的。一般情况下，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保存完整的地方都分布于相对封闭的地方（以滇西、湘西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也常常保存有较完整的民族文化原出状态，具有丰富的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加强两者的整合研究有助于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有利于保护和继承民族文化，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例如，东巴文化与滇西秀美的自然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有助于认识“香格里拉的魅力”，体会东巴文化“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协调美。
（五）完善旅游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引导生态旅游企业贯彻“社会市场营销”理念
传统旅游管理类人才培养偏重于酒店管理和旅行社管理，知识结构方面存在自然科学知识面不够宽的缺陷，生态旅游知识更是不足，从而造成我国生态旅游产品设计、开发和资源保障方面的人才不足的现状。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开展消费者教育，并将之渗透到企业营销的各个环节，让消费者在享受生态旅游乐趣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生态旅游的内涵提高生态环保意识。让***府管理层和旅游业从主人员在实施生态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更加深刻体会生态旅游环境效益外部化和内部化的内涵，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企业乃至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促使他们转变观念，主动地考虑社会长期利益即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正确处理好消费者利益、企业利益及社会长远利益三者的关系，真正实现以社会市场营销理念为生态旅游企业经营理念，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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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卢云亭．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发展[J]．经济地理.，1996，16（1）．
[3]张广瑞.．生态旅游的理论与实践[J]．财贸经济，1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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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崔凤***，杨永慎．泰山旅游环境承载力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利用强度研究[J].．地理研究，1997，16（4）．
地理生态论文例10
【作者】陈英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81
【中***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1-0066-007
理论是学术思想的最高形式。理论创新是科学发展的本质特征，当然也是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本质特征。人类学民族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与许多学科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它本质上的“跨学科性”，当然不可避免地分化出一些***研究领域和共同研究题材的分支学科，这是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认识论的必然，其理论创新，作为学科构建系统中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从现存的理论和今后各分支学科的发展趋势上去考虑。
一般认为，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体系包括基础理论和一般理论两个方面。
基础理论涉及人类学民族学定义；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其他相邻学科，如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与人类学民族学关系的理论；人类学民族学其他分支学科，如历史民族学、考古民族学、经济民族学、社会民族学、***治民族学、语言民族学、地理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构建及其同人类学民族学主体学科关系的理论。另外，还有人类学民族学学科体系建设等其他理论。
一般理论涉及民族起源、形成和发展理论；社会形态理论；社会制度和家庭婚姻理论以及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形成、发展、变化的理论和观点等。
也有学者认为，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分3类：一是宏观理论，如人类学中的进化理论、传播理论、功能理论、结构理论；二是中观理论，如人类学中的婚姻家庭理论、亲属制度理论、国家形成理论；三是微观理论，认为一个归纳经验现象，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命题就是一个微观理论。
以上这些理论归纳起来，有些属于哲学、社会科学范畴，少数则属于自然科学。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或是处于两个学科的交汇地带；或是相关学科外延部分的交叉、渗透或融合，构建起一个学术共同体，一直支撑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重点研究：对社会制度的研究，对社会组织和***治制度的研究，对的研究，对社会文化的研究，对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对种族的研究，对民族分布的研究，对民族迁徙、相互同化、相互融合的研究，等等。
近些年来，由于人类学民族学基础理论的支持，其研究方向逐渐转向新时期的社会热点问题，诸如新时期民族理论与民族***策研究、民族地区儿童和青少年研究、农民工城市化和市民化研究、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研究、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边疆地区民族研究、少数民族权益研究、少数民族女性研究与性别文化研究、少数民族社会保障问题研究、民族地区戒烟和艾滋病防治研究、民族地区突发性事件的应对机制及重大灾害后重建研究、周边国家民族问题及国外民族志的研究等。对于上述研究，我们不应该把它仅仅看成是传统研究的惯性延伸，而应该看做是一些学者在不脱离人类学民族学的主要旨趣――描述文化现象和理论诠释的同时，致力于推动人类学民族学的专业知识应用于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这当中触及到一些分支学科的文理交融，是加强各学科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思考和解决方法，改变学科分割状况，鼓励以问题为中心打破学科壁垒和解决跨学科问题的最佳路径。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在引领社会变革及推动自身理论创新的要求亦显得更加突出，尤其是跨学科互用互证地融合创新已成为促进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发展的新路径。
面对本学科及相邻、相近、相关分支学科的大量新旧内容，需要我们不断地去认识、掌握、提炼，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有学者指出，人类学民族学学术创新包括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观点创新。笔者认同这种提法。笔者以为，理论的形成与学术的发展呈反哺作用，两者的完善与发展是相辅相承的。理论的产生要做到逻辑上的自洽，尽量减少内在矛盾，并能够提供新的解释力。而目前的人类学民族学一般理论和基础理论都显得跟不上时展的要求，这表现在有些基础理论阙如；有些理论研究与应用分割运行；有些理论套路简单。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类学民族学推进自主理论创新，妨碍学科理论水平的提升及学术实践的可持续发展，举以下3个例子为证：
例证1：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缺失在讨论这一问题前，我们先回顾一下形形的哲学定义，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爱智义、逻辑义、世界观义……。爱智义在古希腊意味着“爱智的学问”，是指通过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追思”，以获得智慧；逻辑义是狭义的哲学概念，古希腊亦称“逻各斯”；世界观义则是19世纪通行的“哲学就是世界观”的说法，这种说法今天依然根深蒂固。哲学与世界观看起来有差别，但关系密切，必定回避不了“哲学是世界观的学问这一命题”。随着时代的演进，当今“哲学”涵盖宽泛，大致分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其功能也有所不同。中国哲学重视对人生观和宇宙观的感悟与塑造；西方哲学关注思辨精神，主流坚持逻辑分析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归属和指向而言，与现代哲学发展走向具有高度的契舍性，它注重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其基本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总体上说，哲学作为人类自我意识的宏观大理论，其特有的存在方式及其对“事情”判定方式的独到之处，体现了人类思维的超越性追求，根植于人的反思、批判与超越本性。从这种意义上讲，哲学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既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精华，也是一个民族理论思维的基本内核，它的秉性之一就是对时代主题给予关注，以便在理论与实践的思辨性竞合中修炼、提升合理的判断。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说：“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上个世纪初，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们在量子力学创立过程中对其原理和方***方面所涉及的“物理实在”、“自然的因果性”、“空间和时间”以及对于观察与理论之间关系的理解等问题的争论，也已经不单纯是从物理学的角度，而更像是一场哲学争论。科学巨匠们如此这般地执意将物理学研究延伸至哲学领域，恰恰说明是其研究的内在需要。自然科学领域况且如此，在世界观和方***上，我们社会科学更离不开哲学。特别是当前，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和国情的要求。应该看到，当下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同样活跃，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思想资源的挖掘及其当代意义的阐释相当热门。
对于人类学民族学而言，笔者以为，哲学是魂，人类学民族学是根，没有哲学思想内涵的人类学民族学是不存在的。应该看到，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散见于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学术体系中，其思想资源主要是通过对社会生活各种现象的观察与研究，去发现其本质和规律，为研究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方***。今天，站在新的历史阶段和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结合人类学民族学现实问题的研究重新温习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自然会有新的视角和关注点。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人类社会纷繁事项方式相比，人类学民族学的一些理论、概念、问题等一般具有直接的现实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具有基本的概括性，是对多门学科的再抽象。可以说，人类学民族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是现实与思想的对话。如果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推导、验证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使其哲学化，不仅能够使人类学民族学整体特质随之丰盈，还能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视野，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提供启发，同时也能够以此作为切入点，一方面反思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发展的困境，另一方面也可以为超越困境提供思想储备，以便更好地拓展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与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使其发展成为人类学民族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由此而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如果能够努力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民族学哲学学派，用人类学民族学哲学构筑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思想基础，并由此构建起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的理论原点①和研究的逻辑起点②的学术平台，并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范式，对于人类学民族学今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更需要哲学的直接介入。从认识论层面，人类学民族学注重实践，往往以问题为先导而缺乏抽象的说明作为其研究的核心或主题；从方***层面，人类学民族学追求实证、量化标准而遑论自身的理论问题。人类学民族学哲学如果能够从上述两个层面上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发挥其对人类学民族学在概念、意识、规律以及与其它学科的同一性等问题的澄清作用，其原则上所要求的是持续地置理论于鲜活的实践之中，并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地吸收新的经验，以便更新理论，而不是简单的看成是纯粹理论概念的演绎，不失为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和操作层面上的科学化提供了重要途径。这既存在着构建一个新理论体系的学术需要，也存在着解决工作中碰到问题的实际需要。换言之，人类学民族学哲学兼具实践价值和评判功能，其主要特征应该是：通过一些具有世界观和方***问题的研究，致力于发现规律性的认识；提供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和实践进行哲学反思的平台，探讨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的主要功能；以期对人类学民族学的逻辑、方法、模式的探讨，构建一种实践理论的可能与边界；增加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实践的理性重建，展示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的基本旨趣；坚持对人类学民族学的实践、经验、理论、假设等给予评价，并为这些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则是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的研究目标。只有这样，才能整体提升我们的学术境界，深入探讨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规律与趋势，基本了解人类学民族学基础理论的形成与演变，尽快厘清人类学民族学的概念界定，不断追问人类学民族学的时代背景和哲学背景。这对于推动哲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的因果关系问题的思考以及保持传统人类学民族学的思维风格也极具积极意义，它既能使得我们研究中思维线索清晰，也能清除我们实践中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还能在人类学民族学调查与研究中转换视角，不断地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研究范式，使其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在这一点上，我曾在《民族学通讯》第122期上，就民族学哲学的研究对象、目的和方法等做过提纲式的刍议。
例证2：“田野调查”研究范式老化“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产生的基石，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也应该在田野调查中得到提升和总结。
真正的“问题”来自于社会矛盾。作为一名人类学民族学工作者，要注意“问题意识”，面对的问题是现实的，回答问题的方式是理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尽量长期在一个地方进行实地调查，尽量融入到当地社会，与不同阶层、性别、年龄、信仰的人群接触，对关注的事项进行观察与思考，详细了解一个地方或一个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以“非我”来论述“我”，这是人类学民族学的优势所在。但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是，我们虽然没有脱离田野，可我们的田野实践并没有真正实现由民族调查向人类学民族学调查的转变。例如，当今的“田野调查”，有些还在沿用当年那种对特定民族做叙事式描述的研究模式，它所呈现的主要是纯粹的“客观”描述。少数研究成果甚至还在“炒”《五种丛书》的研究体例，在先前老课题的模式上兜圈子，有意无意地让人看出一种抄袭的游丝，这种没有创新的陈陈相因，对学科发展没有多大补益。还应该指出的是，有些田野的研究时段基本上属于历史学的研究问题――“过去”，只注重事件发生的时间序列，强调事件的历史性。过多地采用文献和历史考证方法研究问题，引用现实田野素材非常有限。而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除了非常注重尝试对现实现象进行的客观性说明外，还非常注重文化的“深描”及意义的阐释，总是对现实变化中的人与事怀有浓厚兴趣，常关心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突破自身的研究手段，来认识当今社会的文化及其变迁。例如，20世纪50年代之前，人类学民族学家只关注有边界的人类群体及其文化系统，“民族”是其最主要的研究单位。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逐渐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现代化元素涌入我国乡村社会。由于市场因素渗入，农民们挣脱了土地的束缚，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模式及农民的价值观念迥异于过去。现今农村问题的落脚点并不是生存问题，而是发展和消亡问题。从农村城镇化发展速度上看，多数农民“田夫野老”式的生活方式将从“田园时代”进入“都市时代”。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可能会达到70%。那时的“田野”，或被称作是“身边的田野”，而现在的“田野”，或被称作是“远方的田野”。
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学民族学出现了质疑田野工作中的时态性、客观性与科学性的声音。我们应该承认，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成果的质量考量，除了同田野工作时间的长与短、调查地点的生与熟、观察事物的粗与细，以及撰写者对问题的认识水平有密切关系外，方***上也存有重要因素。可以认为，“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跟不上时代要求，其研究成果的偏颇之处在所难免。简言之，“当前的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方法除了一般方法外，还包括建立范式”。所谓“范式”，从本质上讲是包括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的研究模型，它是研究问题、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所使用的一套相对固定的分析框架，是由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于1962年在其《科学***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它已成为近几十年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概念。“范式”在库恩那里，是一个内容丰富、包括了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科学工作者所共同信奉和共同遵守并奉为圭臬的重要科学原理和科学方法。然而，我们还是知道了以牛顿物理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的一次***，即从亚里士多德的科学范式转变到伽利略――牛顿范式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科学界，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也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学术规范和理解范式，它的研究范式应当随着某些问题的探讨而不断变换模式。因为，田野调查往往是对同一问题研究视角的不断变更，更是对不同相关问题的连续探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调查的深入，我们就会发现，当一种研究范式持续到一定阶段已经欠缺完善，必须探讨、表征新的研究范式，这不仅影响到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也影响到田野调查新的理论范式的产生。由此而论，要想摆脱前人窠臼，更新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理论范式，首先应该在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上不囿于以前的框架，在不断地借鉴和融合现念及其他成分的基础上，实现自身伦理的提升与优化，尽量用新的研究视角思考问题。因此，在研究范式上，除了通过深入参与观察特定人群，俗称“蹲点”来获得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实证性研究外，还应该尽量掌握多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例如，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后实证范式中，研究方法多以量化分析为主，其理论依据为自然科学方***。因此，人类学民族学应该更多地使用“定量方法”，在以往文字叙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定量数据的收集（如人口普查、问卷式调查、成绩测试），采用移动、多点、多元的田野调查方法来横向比较社会人群中的差异性，也可以采用广泛用于社会科学中的“多方验证法”，尽情地表达人文思考。
例证3：生态人类学研究重心还需强化“生态”一词最早用于人们对生物学领域的研究。50多年前，西方国家就提出了生态德育，如今已步入规范化和系统化阶段。学界关于生态的探讨在哲学、史学、法学等领域也从未停息，特别是20世纪70―80年代，生态学作为生物科学领域中的子科学取得了快速发展。生态学研究的对象是生物个体、生态系统、生物种群等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其分析原理和研究方法早已被各门科学所采纳，有些已成为某些学科发展的新路径。在生态学方法的推动下，一些新兴学科，如生态经济学、生态心理学、认知生态学、历史生态学、生态人类学等亦应运而生，有的渐趋成熟。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也成为经济建设中一项有价值的基本诉求，自然也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比如，为人们所熟知的我国生态经济学，始于上世纪80年代，30多年来取得了迅速发展。目前学界对“生态经济”的内涵存有3种不同的认识：①它是一种生态型的经济类型。②它是一种“生态与经济协调”的指导思想。③它是由生态学和经济学交叉结合形成的新兴边缘学科。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生态经济学这些理论是为“生态与经济协调”这一生态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建立和“生态型经济”的实现提供理论基础和具体实践的一种居于领先地位的理论和理论体系，正在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还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一些关注生态***治和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学者开始认真发掘马克思主义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自此，较为活跃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异***突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在探讨生态问题时，有别于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强调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工具来解决当代生态危机，比西方其它绿色思潮具有更大的优势，其理论的侧重点不仅仅停留在人与自然辩证关系层面，而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提升至人与人的关系层面及社会制度的层面上来研究分析。他们明确宣称自己的生态学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只有诉诸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然而，由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这就决定了他们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生态问题的所有努力是很有限的。尽管如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讨还是对我们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马克思现代性理论和推进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迪作用。
从以上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到，生态经济学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都有各自的研究重心和较为完善的理论框架。相比起来，虽然源于西方并已拥有150多年历史的人类学于20世纪初被引入我国，在当时就已经开始了对社会关系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并于20世纪60年展成为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可现有的理论还存在着短板，除了引用目前比较主流的基本理论“二元制衡论”，认为：从终极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存在所导致的生态问题，都是地球生命体系与人类社会两大体系并存、互动、延续、派生的结果。除此之外，余下的有关理论则显得有些庞杂，或是明显缺乏主导性理论，或是基本理论存在偏颇。就好比盛行于20世纪50年代的由美国学者J・H・斯***尔德借用生态学的研究视角及方法提出的“文化生态学”，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学者赞同他的主张，转而采纳了文化和环境可以互动的主张。
有学者认为，目前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可以分为两大块，一块是文化，另一块是生态；或者分为三大块，一块是思想观念，一块是社会结构，再一块就是生态环境。可见生态研究的学术地位。对于这样一门人文学科，厘清其学理，关系到学科的基本定位和未来发展，而目前我国生态人类学需要认识的问题是：能否凸显学科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在学科本位意识与学科融合趋势的张力中，深入到人类学与生态学的交汇地带，在学理上构建起新的理论框架，真正认识到，生态观念来源于神话传说、、禁忌习俗、乡规民约、习惯法、生产方式等文化形态；认识到，生态人类学是研究生态文明及生态文化发展和生存规律的学科。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有以下两点愚见：
其一，就“生态文明”而言，对其重视并展开研究，标志着生态人类学在研究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彻悟。“如何解决当代生态危机和建设生态文明，关键在于实现人类生态价值观的变革……，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关涉到如何看待生态文明的本质”。单从生态价值观来说，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虽然存有对立或差别，但它们都把生态价值观的变革和重建看做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而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恰恰也是我国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问题。笔者以为，我国生态人类学要超越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确立整体主义生态价值观。这就要求我们用生态有机整体意识的思维方式来指导研究，启发人们以生态整体利益自觉主动地限制超越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物质欲求；在探寻人类充分享有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的同时，提出保障自然资源合理开发的建议或意见，努力把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的观念变成人们的价值追求。为此，其研究重点或理论侧重点应该放在生态价值观视域下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的“文化”现象和由此而产生的后果等问题上。应该承认，生态文明意味着经济增长和生态改善并重，当然是一个多学科共同研究的课题。但对于生态人类学而言，生态文明是其研究的重心。生态文明从文化历程上考察，是人类获利于自然和还利于自然过程中的文化表白，这种文化介入是自觉或不自觉进行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在审视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探究生态文明现象，使其促进更新生态文化，达到人与自然始终保持和谐统一。例如，发展生态农业是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点。生态农业中的“文化因素”应该是我们学术上所关心的内容，从这方面展开研究，既可以少有疑义地证明我国生态人类学学科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又可以以此为基础，加深对生态人类学基本概念的理解和基本理论的挖掘，不断梳理和拓展我们的研究空间，使生态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有机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