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儿童心理学论文篇1
关键词：儿童钢琴教学负重心理
经过大量的社会调查发现，大多数学习钢琴的儿童是在缺少愉快的心理过程中度过的。由于儿童的心理承受能力较低，这种负重心理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重复，到达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崩溃，以致终止学习。为什么听起来美妙无比的音乐，学起来却痛苦不堪呢?究其原因，除了教学体制、教学方法外，还有社会、家庭以及儿童自身的心理问题等等。
一、儿童学习钢琴的负重心理分析
学习钢琴虽然对培养儿童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正确的审美观大有裨益，但是，我们又必须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审视这一教育功能，找出其自身的规律，避免其盲目性。
第一，儿童自身的心理问题。准确分析儿童的心理活动，是掌握儿童学琴规律的最好方法。心理研究发现3－7岁的儿童，他们最根本的心理特征就是缺乏自我意识。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不易分清质与量、因与果、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等关系，他们绝大多数的主观意识及认识世界的方法是靠家长及教师传授的。所以这个时期的儿童对直接感性认识接受得较为积极，而对间接理性认识接受得较为被动。虽然钢琴发出的美妙声音感性因素居多，但是，在技巧训练的过程中的确是理性因素居多。所以儿童们在欣赏钢琴音乐时常常表现得较为主动，而学习钢琴理论与技能时却表现得较为被动。
第二，教学体制。目前高等师范院校音乐专业的钢琴教学体系，绝大多数采用的是音乐学院钢琴专业的教学体系，在教学的过程中往往过多地强调技能的训练，而长时间的艰苦训练会使人产生疲倦感，疲倦感的不断反复又会给人的心理造成沉重的压力。高等师范音乐专业的学生很多都是在这样一个艰苦的过程中度过的，这种教学体制的模式已在他们的头脑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所以，在他们的教学中，对学生实施的也会是同样的教学模式。
第三，教学方法。儿童天真活泼，同时也十分脏弱，心理承受能力较低。机械的反复、长时间的注意，都会使儿童难以承受。在学习钢琴的过程中，由于多数钢琴教师在教学中会重复自己在学校里的学习过程，即更多地强调与注重学生的共性发展，而忽视了个性的存在(忽视以人为本的教学原则)。例如：过分强调技术的训练，很少注重儿童的心理，在教学过程中，急于求成、拔苗助长。儿童由于教学方法上的不正确所带来的厌倦心理，也会转嫁到钢琴学习上。
第四，家庭和社会。当今社会，对孩子的教育投资越来越大，教育备受关注已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现象。多数家长在选择孩子接受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切实际的盲目心理与从众心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具有学习音乐的天赋。只有提供给学习钢琴的孩子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才能使我们的钢琴教育事业有一个健康的发展。
二、减轻儿童负重心理的基本途径
针对儿童学习钢琴的负重心理，我们在钢琴教学中应该注重保护儿童的学习积极性，减轻他们的学琴压力。下面，谈谈在钢琴教学中如何减轻儿童的心理负荷。
(一)动机、兴趣、情绪
动机、兴趣、情绪是减轻儿童负重心理的内部动因，在学琴过程中，需要越迫切，兴趣越浓厚，情绪越稳定，儿童的学习热情就越高涨，学琴的状态就越积极。
第一，良好的动机。动机是驱使人们活动的一种力量，钢琴学习也直接受到一定的动机支配。有些孩子来上第一节课时，常常会带着一种恐惧加被动的服从。通过询问，我们可以发现原因是家长在学钢琴前对孩子进行了一些不良动机的诱导。例如，“你平时太调皮了，学琴是为了让你收心；学琴可苦了，你要好好练。”这些有害的暗示会使孩子觉得钢琴学习是一种“可怕”的事，从而增加了他们的心理负荷，失去了学习的积极性。其实，从激发学习动机出发，应该让孩子觉得钢琴音乐很好听，弹钢琴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父母能从孩子的琴声中得到快乐，小伙伴也会因为有一个会弹琴的朋友而自豪等等。良好的动机是减轻儿童学琴负重的原动力。
第二，浓厚的兴趣。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一旦对某种活动产生了兴趣，就能提高这种活动的效率，对学琴也是如此。教育家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对钢琴有浓厚兴趣的孩子在学习中表现出来的积极性跟一般孩子是不一样的。儿童的兴趣特点是易于变化，优美的音乐，有趣的***片，动人的故事，好玩的游戏都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所以，在钢琴学习中，培养并保持孩子学琴的兴趣是减轻他们负重心理的有效途径。教师优美动听的范奏、生动形象的讲解、灵活多变的教法、和蔼可亲的态度，都能提高儿童学琴的兴趣。
第三，愉快的情绪。在钢琴学习中保持愉快的情绪是必须具备的心理状态。任何斥责、强迫都会影响孩子学琴的积极性。如果一个孩子在上课之前刚好被父母骂了一顿，那么他在上课过程中一定是情绪消沉，学习的热情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对儿童来说，他们的情绪很容易真实地暴露出来，所以，教师和家长要及时洞察孩子的情绪变化，调整相应的教学策略。鼓励是使儿童保持愉快情绪的最好办法，它可以使儿童在精神上获得很大的满足，增强自信，在获得愉快心理体验的同时对钢琴的学习将投以更大的热情。
(二)良好的学琴环境
儿童钢琴学习的心理当然也极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在教学中要创造良好的学琴环境来减轻儿童的负重心理。
第一，家庭环境。对一个琴童来说，能为他(她)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在生活中，父母自身对音乐的爱好，会吸引孩子。例如，早晨，轻松愉快的音乐、会使孩子精神振奋；晚上，悠扬动听的旋律，会使孩子带着微笑进入梦乡……让孩子多参加音乐会，多听钢琴演奏，会建立起对钢琴的亲切感。此外，家长对琴童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因为对大多数孩子来说，学钢琴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对自己能力的无法肯定，使他们感到不可抗拒的压力。孩子需要一种感情上的安全感和自我认同感，如果家长的态度是“叫你练琴就练琴，没什么条件好谈，”这对孩子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心理摧残。
第二，教学环境。钢琴教师不但有让儿童会弹琴、弹好琴的责任，还应该培养儿童爱弹琴、乐弹琴。在教学环境中，老师过于严肃的面孔，不耐烦的情绪，都会给孩子造成心理负荷。所以，教师要鼓励孩子，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教学，只有让儿童时时感受到一种心理上的愉悦和满足，才能使他们消除学琴时的紧张感和负重感。此外，由于钢琴学习的整个进程比较缓慢，在教学中往往会造成拔程度现象。其实，高度复杂的作业，必然会引起儿童紧张、恐惧加厌烦的情绪。因而，教师在安排教学内容时，除了要选择一些生动、有趣的作品外，也应掌握教材的难易，在儿童的能力范围内，选择适合于他们弹奏的作品。
马克吐温说过：“人的一生只有一个童年。”对于每一位琴童来说，无论他们将来从事专业工作还是增加音乐修养，学习钢琴都应该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如何减轻他们学琴过程中的负重心理，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只有发挥儿童自身的创造力、想象力，给他们展示自己的空间和自由，才能真正使“要我学琴”变为“我要学琴”。
参考文献
[1]丁祖荫著．儿童心理学Cul．济南：山东敏育出版杜，1986．
[2]沈竖，李山川著．儿童教育心理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
[3]应诗真著，钢琴教学法[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
儿童心理学论文篇2
【关键词】儿童文学翻译；成人本位；儿童本位；主体间性
一、儿童文学及儿童观对儿童文学创作与翻译的影响
（一）儿童文学的概念及分类
作为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儿童文学是为儿童的健康成长由成人为儿童创作的一种文学作品形式，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据Ottinen（2000,61），瑞典教育家Gote Klingberg认为，儿童文学是专门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他的概念里不包含儿童会涉及到的其他作品与***片等。而另一位瑞典儿童文学作家Lennart Hellsiing则从社会学及心理学的角度指出，儿童文学作品当包含儿童会听、读到的任何材料，包括报纸、连环画、电视、广播节目等（Ottinen 2000,62）。此外，国内外很多该领域的专家学者也对儿童文学给出了不同的概念。在本文中，鉴于我们论述的是文学作品的翻译，所以我们所指的儿童文学作品是指由成人作者专门为儿童阅读而创作的文学作品。本文探讨的，主要是针对8-11岁阶段儿童文学作品。
（二）儿童文学的特点与功能
作为文学的一个分支，在具备所有文学作品的共同特点的同时，因为其读者群体的特殊性，成功的儿童文学作品还具有其本身独特的特点与功能。其特点主要反映在语言简单易懂，内容新奇，引人入胜两个方面。而其功能，一是娱乐功能，具体而论可以分为简单的娱乐功能及儿童心智及创造力的的启发开化功能。另一方面则是对儿童的教育功能，具体而言又可分为语言教授功能，文化信息传播功能，价值观念培养功能等几个方面。
（三）儿童观的演化对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影响
儿童文学在文学大家庭中的地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早期因为人类对儿童这一人类成长初期阶段认识的片面性，儿童一直被看做是成年人的缩小版或不完整体。直到十八世纪之后，儿童文学才作为文学领域的一个***分支被学者予以研究。总体而言，以十八世纪前后的文艺复兴为界，西方的儿童观经历了从“成人本位”向“儿童本位”的过度的过程。受西方思潮影响，我国的儿童观也经历了前的“成人本位”、五四后新中国成立前的“儿童本位”及新中国成立后到结束前的“儿童教育”及此后“儿童本位”的回归几个阶段。
（四）“成人本位”与“儿童本文”儿童观指导下的儿童文学翻译特点
“成人本位”儿童观影响下，儿童文学是以成人的视角和价值判断为出发点进行的翻译。试看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的以下翻译：
(1) And such a luxury to him was his petting of his sorrow, that he could not bear to have any worldly cheeriness or any grating delight intrude upon it; it was to sacred for such contact.(Mark Twain,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1a) 这样抚慰自己心头的哀戚，对他不啻一种享受，因此他无法忍受任何世俗的喜悦或令人不快的乐趣搅扰这种境界。这种超凡脱俗的境界不容侵犯。（《汤姆索亚历险记》，朱建讯、郑康译）
(1b) 他这样玩弄着他的悲伤情绪，对他简直是一种了不起的快乐，所以有什么世俗的愉快或是什么令人厌烦的欢喜来打搅他这种境界，那就叫他无法忍受；因为他这种快乐是非常圣洁的，不应该遭到那样的沾染。（《汤姆索亚历险记》，张友松译）
相对于张友松的译文，朱、郑的翻译选词偏难、句型更为复杂，具有明显的成人化语言的特点，很容易让儿童读者失去阅读兴趣。
归纳而言，“成人本位”儿童观指导下的翻译具有：（1）语言复杂、文化信息偏难；（2）译文缺乏童趣两大特点。
五四后，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以周作人和胡适为代表的一批学人的倡导下，“儿童本位”儿童观逐渐开始占据主流位置。“儿童本位”理念影响下的儿童文学翻译则儿童视角出发进行翻译。但，该理念主导下的译作主要以满足儿童读者的阅读兴趣为主要出发点。另一个问题是，为了满足儿童的阅读兴趣，其译文语言往往选择非常简单的语言和信息、却忽视了儿童是一个正在向着成人化的过程成长的群体，译作对儿童读者的引导和教育功能在有意无意之间流失了。概况而言，“儿童本位”理念指导下的翻译具有：（1）过度强调童趣；（2）语言与文化信息传播的过度简化或流失。
二、主体间性理论
哲学认识论中存在两对基本关系：（1）主体与客体的关系；（2）主体与主体的关系。
“主体性”一词源自拉丁文中的“Subjectivus”一词（Judy Pearsal，2001:1849）。历史上，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一批哲学家都曾探讨了认识主体的主体性问题。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认识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根据主体性理论，认识活动中只有唯一的主体“自我”（Self），认识活动中的认识对象及认识活动中的其他参与主体如“他者”（Other）都被看做客体，都是不变的、被动的、被研究的对象。根据该理论，如果以“他者”为主体，则“自我”又成了客体，也是被动的消极的。但实质上，“自我”与“他者”都是认识活动的参与主体，而非客体。主体性理论之所以会将主体客体化，是因为该理论陷入了“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困境。
主体性理论在指导自然科学领域的认识活动时是合理的科学的，因为自然科学作为认识对象是不具有主动性的。但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仍然以主体性理论的“主―客”思维模式来指导有多方主体参与的认识活动会不可避免地将其他参与主体客体化，从而造成认识活动的偏差而导致缺乏科学性与合理性。
当历史的车轮滚到今天，哲学界对主体性的认识逐渐向着主体与主体间关系的层面发展。这便出现了主体间性理论的探讨。主体间性理论是关于主体之间在客观活动过程中关系的理论，它是在克服传统“主―客”思维模式下主体与主体之间相互客体化缺陷的的过程中而发展形成的。在客服“主―客”思维模式、探索主体间关系的过程中以德国现象学派哲学家胡塞尔（Husserl）第一次提出了“他者”的主体性。此后，伽达默尔的“视界的融合”，布贝尔的“Self-You”之间的对话，及至哈贝马斯提出的主体间以对话与理解为主题的“交际行为”（Communicative Action）理论为标志，主体间性理论最终成型并成熟（Liu，2006）。
主体间性理论在承认主体的主体性的同时，侧重于主体间的关系与融合，强调主体间的交流、对话与理解。它超越了主体性理论“主―客”思维模式将主体客体化的问题，为人类对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做出科学有效的认识活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在认识论上，主体间性理论理论的提出，将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之中分离出来，对于认识客观活动中科学合理地处理主体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方向与理论框架。
三、主体间性理论与儿童文学翻译
（一）主体间性理论之于儿童文学翻译的现实指导意义
在儿童文学的翻译过程中，涉及到的参与主体是多方面的，具体包括：原语作者、译者、出版方、译入语儿童读者等。在这一多主体关系网中，事关译作成败的最直接的两个参与主体是做为译者的“成人”主体与作为读者的“儿童”主体。以往“成人本位”或“儿童本位”儿童观指导下的儿童文学翻译之所以出现问题，就是因为上述儿童观指导下的儿童文学翻译犯了主体性理论主客对立思维模式指导下以“成人”自我或“儿童”他者单一主体为核心将另一主体客体化、并依此为依据选择的片面的翻译策略而造成的译文功能的偏差或缺失。
根据主体间性理论，译者“成人”主体与读者“儿童”主体在儿童文学翻译这一活动中应当是平等交流、对话、相互理解、融合的间性关系；应当是成人译者回望自身童年美好过去与儿童读者向往人生旅程的光明未来与期望了解未知世界五彩斑斓的“视界的融合”、是成人从高处回望、儿童从低处仰望的一种相遇，而在这一相望与相遇、理解与融合的过程中成人译者在走过人生的美好与坎坷后，将对生命的重新感悟与理解通过译作传授给作为未来成人的儿童读者，在保留童年美好纯真的同时，能给成长中的儿童读者带去对生活与生命的全新理解与指引。只有这样，儿童读者才能在享受成功译作带来的童年生活的纯真美好的同时，能保持对未来成人状态的期望，在了解身边本族文化的同时候，能够相对轻松的了解异域文化的五彩斑斓。而成人译者与儿童读者这两个参与主体间成功地对话与融合，恰好构成了人类生命的一个完整的过程。宛如一条生命之河，踏着童年欢快的脚步，历经青壮年的历练与成长、走向老年的坦然与不惑，也正是这一文明的传承过程，人类的文明从启蒙走向全球化时代各国文明的成长与百花齐放，最终延伸向更加灿烂的后天与未来。
（二）主体间性理论指导下的儿童文学翻译策略
基于上述原则，主体间性理论框架下的儿童文学翻译，以下几条原则值得借鉴：
1.译者必须形成“成人-儿童”间平等对话的儿童观。成人译者与儿童读者作为最主要的两个参与主体，必须以平等对话的间性关系共同影响译作的翻译策略。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平等对话的成人儿童观是必不可少的大前提。只有在同时发挥两个参与主体主体性的同时，才能实现成人译者与儿童读者的对话、理解与融合。
才能能又能吸引儿童读者，保留他们纯真天性基础上的愉快阅读与心智成长。
2.保留译作的文化信息传播功能与兴趣、心智启发功能。在第一条原则的基础上，译者作为成人主体需发挥其主体性，即在了解儿童认知发展特点的基础上，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实现译文的语言、文化、价值传承功。
3.采用儿童视角以实现童趣效果。只有在成人译者回望自己的童年过去，并积极主动了解当前目标读者群的语言、认知、心智现状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才能以儿童的视角选择语言与翻译策略，才能实现吸引儿童读者，才能发挥儿童读者的主观能动性与主体性。
4.译文语言可理解基础上的适当拔高。儿童读者的语言储备有限，因此译文要简单易懂，但同时也要认识到，儿童读者处于成长反战阶段，译文必须有在可理解的基础上又适当的提高，所谓“跳一跳够得着”。只有这样，儿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才能有所提高，也只有这样儿童主体与成人主体才能在阅读过程中“相遇”并实现“视界的融合”。
四、总结
从“成人本位”及“儿童本位”理念下的儿童文学翻译最终向“主体间性”理论指导下的儿童文学翻译的过度，本质上是人类对儿童文学翻译这一活动中“成人”主体与“儿童”主体二者关系从“主―客”思维模式向主体间性关系过度的过程。随着人们对这一关系认识的更加深入与日渐科学化，在此理念指导下的儿童文学翻译也将更加合理，而译作的文明传承功能与儿童心智启发功能也能更有效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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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卫东，2006(5)，交互主体性：后现代翻译研究的出路 [J]。中国科技翻译。
儿童心理学论文篇3
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指出:“所有的‘后’(post)字都是一种序列符号，表明那些事物是处在现代之后并接现代之踵而来。”①既然“后现代”是“接现代之踵而来”，如果持着历史的目光，就应该深刻地理解或走进现代性，否则不可能准确地理解各种后现代思想和理论。所以，我认为，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而言，还不能急切地“走出现代性”。我这样说，是因为在我看来，一方面中国儿童文学在创作实践上没有完成应该完成的“现代性”任务，另一方面目前的儿童文学理论在“现代性”认识上还存在着诸多的语焉不详乃至错误阐释。反对“现代性”必须“在场”，必须首先身处“现代性”历史的现场。人们曾经对激进的后现论的代表人物博德里拉作过这样的批判:“博德里拉的这种‘超’把戏，只是一名唯心主义者匆匆路过一个他从未莅临、也不了解，甚至根本没有认真去对待的环境时，浮光掠影地瞥见的一点皮毛而已。”②中国儿童文学界屈指可数的几位操持后现论话语的研究者，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不在“现代性”历史的现场这一问题。吴其南的《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和杜传坤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是两个用后现论批判现代性的典型文本，前者的“结语”以“走出现代性”为题，后者的第一章“反思与重构: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中的一节的题目就是“发生论辩证:中国儿童文学起源的现代性批判”。对于儿童文学史研究的这两部著作来说，通过对史料的梳理、辨析，通过对当时的思想、文化、教育的中国“环境”的历史性把握，来阐释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历史，乃是应该具有的“在场”行为，但是，在我看来，这两部算得上运用后现论的著作，在解构“现代性”时所提出的重大、重要的观点，都出现了不“在场”的状况。下面，我们稍稍作一下具体的说明和分析。吴其南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经历了三次启蒙高潮。……前两次，从戊戌维新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儿童文学尚处在草创阶段，启蒙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不可能在儿童文学中有多大的表现，……只有新时期、八十年代的新启蒙，才在儿童文学内部产生影响，出现真正的启蒙主义的儿童文学。”
③我的观点恰恰与吴其南相反，纵观中国儿童文学的百年历史，“真正的启蒙主义的儿童文学”恰恰发生于“草创阶段”，它以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为代表。我在《“儿童的发现”: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思想源头》一文中指出:“以往的现代文学研究在阐释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一文时，往往细读不够，从而将‘人的文学’所指之‘人’作笼统的理解，即把周作人所要解决的‘人的问题’里的‘人’理解为整体的人类。可是，我在剖析《人的文学》的思想论述逻辑之后，却发现了一个颇有意味、耐人寻思的现象———‘人的问题’里的‘人’，主要的并非指整体的人类，而是指的‘儿童’和‘妇女’，并不包括‘男人’在内。在《人的文学》里，周作人的‘人’的概念，除了对整体的‘人’的论述，还具体地把‘人’区分为‘儿童’与‘父母’、‘妇女’与‘男人’两类对应的人。周作人就是在这对应的两类人的关系中，思考他的‘人的文学’的道德问题的。周作人要***的主要是儿童和妇女，而不是男人。《人的文学》的这一核心的论述逻辑，也是思想逻辑，体现出周作人的现代思想的独特性以及‘国民性’批判的独特性。”“其实，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所主张的‘人’的文学，首先和主要是为儿童和妇女争得做人的权利的文学，男人(‘神圣的’‘父与夫’)的权利，已经是‘神圣的’了，一时还用不着帮他们去争。由此可见，在提出并思考‘人的文学’这个问题上，作为思想家，周作人表现出了其反封建的现代思想的十分独特的一面。”①在《人的文学》发表两年后撰写的《儿童的文学》一文，其实是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表述的一个方面的启蒙思想，在儿童文学领域里的再一次具体呈现。此后，周作人在《儿童的书》、《关于儿童的书》、《〈长之文学论文集〉跋》等文章对抹杀儿童、教训儿童的成人本位思想的批判，都是深刻的思想启蒙，是吴其南所说的“专指意义上的启蒙，即人文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冲突”。周作人的这些“思想***”的文字，对规划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方向至为重要。“吴其南认为‘只有新时期、八十年代’才‘出现真正的启蒙主义的儿童文学’，其阅读历史的目光显然是被蒙蔽着的。造成这种被遮蔽的原因之一，就是对整体的历史事实，比如对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理念，对周作人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思想的全部面貌，没有进行凝视、谛视和审视，因而对于周作人作为思想家的资质不能作出辨识和体认。”②再来看看杜传坤的“中国儿童文学起源的现代性批判”。杜传坤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这部著作中对“儿童本位”论这一“发现儿童”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了批判，认为“五四儿童本位的文学话语是救赎，也是枷锁。”③杜传坤这样分析现代的“儿童的发现”———“儿童被认同才获得其社会身份，而其社会身份一旦确立，马上就被置于知识分子所构筑的庞大的社会权力网络之中———只有满足了国家与社会需要的‘儿童’才有可能获得认同，因此，成为‘儿童’就意味着获得监视。监视实践要求为儿童立法的那些人，比如儿童文学专家、教育专家、心理专家从事一门专业的监督任务，在这一监督中，一种社会无意识逐渐得以形成———儿童具有内在的不完美性、有欠缺，为了能够在未来的成人世界里生存，儿童必须习得成人为其规定的知识、道德与审美能力……”④我认为，这也是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的不“在场”的阐释。要“在场”就得从笼统的宏观叙事，走向具体的微观分析。在中国，“儿童的发现”的代表人物是周作人，“儿童的发现”具体体现为他的“儿童本位”理论。当杜传坤指出“成为‘儿童’就意味着获得监视”时，最应该做的是在最能代表“现代”思想的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中发现“监视”儿童的证据，发现周作人认为“儿童具有内在的不完美性、有欠缺”的证据。我翻遍周作人的著作，非但找不到可以支撑杜传坤的批判的只言片语，反而随处遇到的是她的指控的观点。我们信手拈来两例。
“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岁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全生活只是一个生长，我们不能指定那一截的时期，是真正的生活。我以为顺应自然生活各期，———生长，成熟，老死，都是真正的生活。所以我们对于误认儿童为缩小的成人的教法，固然完全反对，就是那不承认儿童的***生活的意见，我们也不以为然。那全然蔑视的不必说了，在诗歌里鼓吹合群，在故事里提倡爱国，专为将来设想，不顾现在儿童生活的需要的办法，也不免浪费了儿童的时间，缺损了儿童的生活。”①周作人的这样的言论不恰恰是对杜传坤所说的“只有满足了国家与社会需要的‘儿童’才有可能获得认同”这一观念的批判吗?“昨天我看满三岁的小侄儿小波波在丁香花下玩耍，他拿了一个煤球的铲子在挖泥土，模仿苦力的样子用右足踏铲，竭力地挖掘，只有条头糕一般粗的小胳膊上满是汗了，大人们来叫他去，他还是不歇，后来心思一转这才停止，却又起手学摇煤球的人把泥土一瓢一瓢地舀去倒在台阶上了。他这样的玩，不但是得了游戏的三昧，并且也到了艺术的化境。这种忘我地造作或享受之悦乐，几乎具有宗教的高上意义，与时时处处拘囚于小主观的风雅大相悬殊:我们走过了童年，赶不着艺术的人，不容易得到这个心境，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既不求法，亦不求知，那么努力学玩，正是我们唯一的道了。”②在这样的话语里，我们看到的完全是与“儿童具有内在的不完美性、有欠缺”这一观念相反的儿童观。如果按照杜传坤的观点，即将“监视”儿童视为“现代性”，那么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就是反现代性的;如果认为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是现代性的，那么杜传坤所判定的现代的“监视”儿童，就不是现代性的。我本人是将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视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的最为杰出的代表。我在《论“儿童本位”论的合理性和实践效用》一文中指出:“绝对真理已经遭到怀疑。但是，真理依然存在，我是说历史的真理依然存在。
‘儿童本位’论就是历史的真理。‘儿童本位’论在实践中，依然拥有马克思所说的‘现实性和力量’。不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对于以成人为本位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都是端正的、具有实践效用的儿童文学理论。它虽然深受西方现代思想，尤其是儿童文学思想的影响，但却是中国本土实践产生的本土化儿童文学理论。它不仅从前解决了，而且目前还在解决着儿童文学在中国语境中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根本问题。作为一种理论，只有当‘儿童本位’论在实践中已经失去了效用，才可能被‘超越’，反之，如果它在实践中能够继续发挥效用，就不该被超越，也不可能被超越。至少在今天的现实语境里，‘儿童本位’论依然是一种真理性理论，依然值得我们以此为工具去进行儿童文学以及儿童教育的实践。”③钱淑英在《2013年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热烈中的沉潜》④一文中，指出了当前围绕着“儿童本位论”的学术分歧。从钱淑英的“与此相反，以吴其南为代表的研究者则站在后现代建构论的立场，对‘儿童本位论’进行了批评和反拨”这一表述里，似乎可以读出关于“儿童本位论”的认识、评价上的分歧，似乎是“现代”与“后现代”的分歧这一信息。可是，我却想说，在本质上，我与吴其南、杜传坤的分歧不是“现代”与“后现代”的分歧，而是是否置身于“现代性”历史的现场，准确、客观地把握了“儿童本位”这一现代思想的真实内涵的分歧。我对于哈贝马斯将“现代性”视为“一项未竟的事业”，抱有深切同感。现代性思想的相当大部分，依然适合中国的国情。在中国这个正在建构“现代”的具体的历史语境里，或者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在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还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的时代里，我们只能、只有先成为现代性的实践者。不论在现在，还是在将来，这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合法性。至少，我们也得在自己的内部，使“现代”已经成为一种个人传统之后，才可能对其进行超越，才有可能与“后现代”对话、融合。这体现出人的“局限”，但是也可以看做是一种规律。
二、必须“走进”的后现论
我虽然批评了杜传坤、吴其南的后现代话语中的某些观点，但是对两位学者积极汲取后现论资源的姿态却怀着尊重，并且认为，这样的研究能够把对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我从他们的研究中悟出的道理是，在儿童文学、儿童文化的发展方面，现代思想和理论依然富含着建设性的价值，可以在当下继续发挥功能，而后现论也可以照出现代性视野的“盲点”，提供新的建构方法，开辟广阔的理论空间。现代社会以及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结构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出现的某些后现代思想理论就是对这一变化的一种十分重要的反应。后现论关注、阐释的问题，是人的自身的问题，对于知识分子，对于学术研究者，更是必须面对的问题。从某种意义、某些方面来看，后现论是揭示以现代性方式呈现的人的思维和认识的局限和盲点的理论。与这一理论“对话”，有助于我们看清既有理论(包括自身的理论)的局限性。因此，“走进”后现论是中国儿童文学学术研究不可绕过的一段进程。后现论中具有开拓性、创造性和批判性的那些部分，对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后现论中有我所需要的理论资源。不过，如同“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吉登斯语)一样，后现代主义理论也存在着很多的悖论。我的基本立场，与写作《后现论———批判性的质疑》一书的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的立场是一致的———“我们并不接受那种认为历史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断裂，需要用全新的理论模式和思维方式去解释的后现代假设。不过我们承认，广大的社会和文化领域内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它需要我们去重建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同时这些变化每每也为‘后现代’一词在理论、艺术、社会及***治领域的运用提供了正当性。
同样，尽管我们同意后现代对现代性和现论的某些批判，但我们并不打算全盘抛弃过去的理论和方法，不打算全盘抛弃现代性。”①“自觉地进行学术反思，在我有着现实的迫切性。我的儿童文学本质理论研究和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在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上，面临着有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它们是我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我愿意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其中最为核心的是要回答本质论(不是本质主义)的合理性和可能性这一问题，而与这一问题相联系的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起源即儿童文学是不是“古已有之”这一问题。”②我所说的“有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指的就是来自吴其南、杜传坤等学者的后现论话语式的批判(尽管没有指名)。在中国儿童文学界操持“后现代”话语的研究者混淆了“本质论”与“本质主义”的区别。吴其南在批判现代性时说:“关键就在于人们持一种本质论的世界观，现实、历史后面有一个本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在那儿，人们的任务只是去探索它、发现它。”③杜传坤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一书中认为:“联系当代儿童文学的现状，走出本质论的樊笼亦属必要。对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而言，五四儿童本位的文学话语是救赎，也是枷锁……‘儿童性’与‘文学性’抑或‘儿童本位’似乎成了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创作的一个难以逾越的迷障。如同启蒙的辩证法，启蒙以理性颠覆神话，最后却使自身成为一种超历史的神话，五四文学的启蒙由反对‘文以载道’最终走向‘载新道’。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同样走入了这样一个本质论的封闭话语空间。”①我的立场很明确，“本质论”与“本质主义”并不是一回事，我赞成批判、告别“本质主义”，但是不赞成放弃“本质论”，为此，我特别撰写了《“反本质论”的学术后果———对中国儿童文学史重大问题的辨析》一文，以事实为据，指出了以吴其南为代表的“反本质论”研究的学术失范、学术失据的问题。我在文中说道:“犯这样的错误，与他们盲目地接受西方后现论中激进的‘解构’理论，进而采取盲目的反本质论的学术态度直接相关。从吴其南等学者的研究的负面学术效果来看，他们的‘反本质论’已经陷入了误区，目前还不是一个值得‘赞同的语汇’，‘反本质论’作为一项工具，使用起来效果不彰，与本质论研究相比，远远没有做到‘看起来更具吸引力’。”在论文的结尾，我作了这样的倡议:“我想郑重倡议，不管是‘反本质论’研究，还是‘本质论’研究，都要在自己的学术语言里，把‘世界’与‘真理’、‘事实’与‘观念’区分清楚，进而都不要放弃凝视、谛视、审视研究对象这三重学术目光。我深信，拥有这三重目光的学术研究，才会持续不断地给儿童文学的学科发展带来学术的增值。”②近年来，我本人也在努力理解后现论，希望借鉴后现论，解决自己的现代性话语所难以解决的重大学术问题。尽管我依然坚持儿童文学的本质论研究立场，但是，面对研究者们对本质主义和本质论的批判，我还是反思到自己的相关研究的确存在着思考的局限性。其中最重要的局限，是没能在人文学科范畴内，将世界与对世界的“描述”严格、清晰地区分开来。有意味的是，我的这一反思，同样是得益于后现论，其中主要是理查德•罗蒂的后现代哲学思想。在借鉴后现论的过程中，我反思自己以往的本质论研究的局限性，明确发展出了建构主义的本质论。我做的最大也是最有意义的一项运用后现论的学术工作，是运用建构主义的本质论方法，解决中国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这一文学史起源研究的重大学术问题。
一直以来，以王泉根、方卫平、吴其南、涂明求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而我则反对这种文学史观，认为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它没有“古代”，只有“现代”。但是，在论证各自的观点时，双方采用的都是将儿童文学看成是一个“实体”存在这种思维，而这种思维具有本质主义的色彩。所谓将儿童文学看成是一个“实体”存在，就是认为儿童文学可以像一块石头一样，不证自明———如果一个文本是儿童文学，那么就应该在所有人的眼里都是儿童文学。在我眼里是儿童文学的，在你眼里如果不是，那就是你错了。这样的思维方式使中国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的讨论，陷入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局之中。然而，中国儿童文学的起源问题不说清楚，儿童文学这一学科就没有坚实的立足点。是借鉴自后现论的建构主义本质论帮助我打破了思考的僵局，我认识到儿童文学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而是现代人建构的一个文学观念。依据建构主义的本质论观点，作为“实体”的儿童文学在中国是否“古已有之”这一问题已经不能成立，剩下的能够成立的问题只是———作为观念的儿童文学是在哪个时代被建构出来的。于是，我撰写了《“儿童文学”的知识考古———论中国儿童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一文，对“儿童文学”这一观念进行知识考古，得出了“儿童文学”这个观念不是在“古代”而是在“现代”被建构出来的这一结论。在《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念的发生———以美国影响为中心》①一文和《现代儿童文学文论解说》②一书中，我进一步考证了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概念的建构过程。
三、未来指向:融合“现代”与“后现代”
儿童心理学论文篇4
我国较早系统、深入地论述儿童精神的基础性理论著作,当数刘晓东博士所著的《儿童精神哲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该著作从个体精神发生的维度探讨儿童的精神科学,以人类文化史为立足点,将儿童凸显在历史、文化、人群之中,在诸多学科的理论背景下,通过审视不同维度中的儿童精神现象,完成了对于儿童精神世界的哲学把握。而《儿童精神:一种人文的表达》堪称是国内有关儿童精神哲学研究的又一力作。该书基于儿童精神哲学研究已有思想成果的启示与借鉴,同时又融入了作者本人所特有的经验积淀、生命感悟和缜密的哲思理性,循着一种新的文化视角和逻辑线索,将童年精神的宏阔景象与文化意蕴及其教育诉求呈现于读者的面前。作者以其敏锐的学术感知将自己的思考聚焦于儿童精神的人文品性,置儿童精神于人类进化与文化发展的广阔背景而予以整体观照。在哲学、人类学、生物学、文化学及心理学等多学科视野下,从儿童精神历史生成的逻辑演绎,到儿童精神基本特质的阐发及其与人文文化的品性比照,完成了儿童精神之人文性本质的论证。这既是对已有的儿童精神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补充,构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认识与理解儿童的新的理论框架,也为我们树立“儿童教育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人文化的教育”这一理念提供了最根本的观念前提和逻辑基础。书中对于儿童人文性精神之于个体、类、文化、教育的意义阐释,饱含着作者本人在现代文化与教育背景下倡导一种新的儿童观的殷切期盼和人文情愫。作者关于儿童人文性精神诸如原生性、混沌性、游戏性等特点的探索,不仅弥补了当前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对儿童阶段关注的不足,也为儿童教育的人文性复归提供了一种有益启示。
总体来看,《儿童精神:一种人文的表达》一书的特色可以从意义陈述和风格表达两个方面来考察。
一、意义陈述
作者将儿童精神世界的人文价值定位为儿童自身的情感、欲望、体验、幻想、志趣等内在精神与天性的一种自由表达与和谐发展,体现出对儿童本体意义上的人文关怀。在此基础上,作者呼吁教育工作者要改变过去教育“压迫”儿童的状况,实施人文化的教育,呼吁成人真正走入儿童的生活,真正体会与尊重儿童精神世界的人文价值。
在方***意义上,首先,就人类整体的精神文化世界而言,作者在把握儿童精神人文性的同时,试***把握人类整体的精神文化世界的人文性,找到深入研究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新思路。黑格尔的精神进化论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方***上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如霍尔提出复演论,来解释个体的心理发生。不仅心理学,其他人文学科也在自觉不自觉地把个体与类发生的一致性作为方***原则,从爱德华•泰勒的《原始文化》到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这些著作都有将原始人与现代文明中的儿童进行类比的内容。《儿童精神:一种人文的表达》同样秉持了儿童个体与人类总体的“生成”学说,提出儿童精神是人类原始文化“活化石”的理论假设。可以认为,这种假设对于积极的、乐观的儿童观念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通过研究儿童的精神世界,能够进一步帮助成人找到反躬自身的新途径。作者认为:“向童年回归,向儿童学习,其实质就是为了克服现代人人文性缺失的精神异化,从现实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束缚中抽身而出,到儿童那里接受一种浪漫诗意和本真性情的精神洗礼。”这正如泰戈尔向人类所承诺的“上帝等待着人在智慧中重新获得童年”。当然,回归童年不是让成人回到生理年龄意义上幼稚的、不成熟的状态,而是让成人在世俗化的生活片段和场景中保留一些儿童精神层面的心灵和天性,穿越一些成人真实生活中的障碍,在诗意童年与生活现实之间随时化入化出,终生葆有一种本真的情怀和梦想的能力。童年的世界是充满诗情画意的神奇年代,童年就深藏在我们心中,我们应当用梦想挖掘它、发现它。异化了的成人生活尤其需要并且应该在童年的回忆中寻回一种久违了的精神家园,儿童的生命和儿童的精神世界值得我们成人来敬畏和赞美。
二、风格表达
该书作者本人学术性向浓,涉猎广博,研究基础扎实,在对儿童问题多年积累和思考的基础上,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研究方向和独特的表达风格。该书对儿童精神为什么具有人文性,如何体现人文性,及其文化上的价值和儿童教育的启示等问题进行了阐述。作者秉持学术立场,并最终以儿童教育的人文性精神与儿童人文性精神的教育这两个方面作为儿童教育人文化的基本命题,分别从其价值取向到其具体实践,从其课程设置又到其实质过程进行了探讨,以此试***为我国儿童教育人文化实施提供一种新思路。理论思维清晰、严谨,思辨色彩融贯于全书。
任何理论形态都有自己的发生历史,都有自己发生历史的积淀与浓缩,理论的建构依赖于历史,以历史为依据。作者能够敏锐地认识到,对精神现象的把握同样需要有一个广阔的生命科学背景,认同个体精神成长的历史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是对应的,个体精神的发生是对类的精神的发生简约化了的重演。如刘晓东在《儿童精神哲学》所言:“儿童的生命宛若史诗。”儿童不只是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还诗意地鱼游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儿童的游戏、儿童的梦想、儿童的艺术、儿童的思想、儿童的全部生活,都是描绘生命历史、精神历史的诗篇,儿童的成长是历代祖先血肉相连的进化历史的一个缩影。《儿童精神:一种人文的表达》就是以宏阔的历史视野,运用多学科的视角,首先探询个体与类发生的一致性原理,逻辑地推导出儿童精神发育与人类原初文化的人文性一致;进而通过对儿童精神与人文文化的对应性比较研究,寻求会通与契合的证据,作者从儿童精神的自我中心化到人文取向的自我意识,从儿童感知的整体混沌化到人文生成与承纳的体认性,从儿童潜意识化的精神到人文存在的隐喻性,从儿童生活的诗性逻辑到人文理解的性情化,从儿童的游戏精神到人文自由的永恒追求五个方面,论证了儿童精神与人文文化的品性一致。作者从历史中引出“儿童精神”,证明“儿童精神具有人文性”,落脚点在“儿童教育”上,从而概括出该书的核心观点,即儿童精神是一种人文性的精神。作者由此进一步指出,向人文性的童年回归便是克服现代人精神异化的有效路径,儿童教育也只有走人文化的道路才有可能促成儿童和谐健康地成长。
作者在追求缜密的逻辑言说的同时,在内容和表达形式上也在时刻关心着读者的感受,努力与读者达成同感。作为一部富有儿童人性关怀的人学作品,《儿童精神:一种人文的表达》在字里行间充溢着浓郁的人文情愫和对于儿童世界的眷恋与赞叹,不乏浸透浓厚乡土气息和童年梦想色彩的游戏、诗歌、童话、日常生活故事、猎奇的哲学发问等内容,弥漫着诗一般的童真与浪漫,灵性十足,富有感染力。
该书借助于对儿童精神的人文性的思考,尝试对儿童精神世界的文化解读和整体把握,丰富了我国有关儿童的理论。但这种理论绝非仅仅局限于学前教育的专业视野,同时也有助于读者重新思考和解释小学阶段有关儿童教育的现象和问题,对于基础教育,尤其对于有关低幼儿童教育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学科角度看,该书也不只是一部儿童心理(哲学)或儿童精神哲学或教育哲学作品,它对于理解儿童美学、儿童文学、儿童艺术等也有可供参考、借鉴的启示。
目前,“关心儿童”“***儿童”已经成为教育界的主流呼吁。呵护童心、善待成长是所有教师的本职工作,也是所有教师应有的人文情怀。儿童教育只有走人文化的道路,才能真正担当起呵护童心、善待成长的根本使命。这种使命需要呼吁,更需要践行。
儿童心理学论文篇5
【关键词】学前教育儿童文学素养
高等师范院校儿童文学课程担负着拓展学生的文学视野，提高学生的学科素养和人文素质的任务，使他们能以一种开阔的视野去观照当代中外儿童文学现象，高屋建瓴地分析、鉴赏儿童文学作品。成功的儿童文学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童心、爱心和责任心，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学生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
而对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说，作为未来的幼教工作者，除了要具有完备的知识结构和幼儿教师的专业素养之外，还应具备较强的审美分析能力，美好的情感与情操，不泯的童心和爱心，需要具有对贴近儿童审美心理的各类文学作品的独特的感悟能力和审美鉴赏能力。他们既是幼儿的启蒙教育者，也是儿童文学的传播者。儿童文学既是他们的教育内容，也是他们的教育工具、教育载体。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指出：“要引导幼儿接触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使之感受到语言的丰富和优美，并通过多种活动帮助幼儿加深对作品的体验和理解。”这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儿童文学素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成为一名能胜任现代幼儿教育的教师，应该具有广阔的儿童文学的阅读视野，掌握一定的的基础理论和文学史知识，具有较为丰富的阅读积累和知识储备，并善于在阅读中主动培养和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儿童观；同时，还应该具有良好的儿童文学的审美鉴赏能力和一定的创编能力；此外，还应具备相应的语言教学技能，即再现作品能力，儿童文学朗读、讲述、表演、指导等能力以及组织教学的能力，能胜任在幼儿的文学“阅读”活动中的引导者任务。因此，通过儿童文学课程来培养和提高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儿童文学素养就成为了最直接也最切实可行的途径，也只有这样，才能为学前专业学生奠定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学素养，从而为其专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但是，目前师范生的儿童文学素养还有待提高。笔者经过调查，许多学生在大学四年阅读的儿童文学作品居然只有寥寥数本，更遑论儿童文学理论书籍了。缺少足够的儿童文学阅读积累，儿童文学审美鉴赏能力自然会受到影响，没有量的积累，何来质的提高？另外，儿童文学课程教学也还不太令人满意。高等院校儿童文学课程时间较少（只有一个学期），教学方式和手段大都比较单一，满堂灌和缺乏实践性、操作性的教学还比较普遍。由于教学条件的限制，一些现代的辅的教学手段运用得不多，网络资源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因此，在有限的课程教学时间里，调动和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改进和加强学生的学习效果，提高学生的儿童文学素养就成了当前儿童文学课程亟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地提高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儿童文学素养呢？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笔者总结出了以下几条措施。
一、让学生明确学习儿童文学的重要意义，激发兴趣，主动学习
刚进大学，不少学生对幼儿教育并不了解，认为儿童文学是小儿科，太简单，缺乏阅读的积极性和兴趣。因此，一开始就要让学生明白，幼儿教师整天与儿童为伴，是儿童健全人格的重要的塑造者和建设者，教育儿童是教师的天职。要教育好儿童，首先要了解儿童，研究儿童，树立正确的儿童观，充分尊重儿童的主体性、独特性和完整性。而丰富多彩的儿童文学作品，正好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儿童的窗户。“儿童文学通过艺术的形象化的审美愉悦来陶冶和优化儿童的精神生命世界，形成人之为人的内在最基础、最根本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审美观，夯实人性的基础，塑造未来的民族性格”。[1]而在儿童研究方面，儿童文学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是儿童心理学、教育学所无法取代的，儿童文学就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儿童心理学。教育学、心理学课是从理论上解决儿童观的问题，儿童文学则从生活艺术、形象方面诠释这一理论，更加具体，也更加形象。“儿童文学先天具有多元的教育功能。”[2]作为未来的幼儿教师，和从事其他职业的成年人相比，应该具有对儿童文学更天然、更真切的理解和感悟。当教师对儿童文学投以基本的关注时，便能建立起和儿童文学之间的直接而深刻的联系。对师范学生而言，这种关注，就需要从现在开始。通过儿童文学作品的阅读，激活学生潜在的艺术灵性，让他们领悟到儿童文学的独特魅力。
同时，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儿童文学教师要树立大儿童文学教学观，进一步完善自身专业知识结构，使自己对中外儿童文学史、中、外儿童文学各发展阶段中有重大成就、重大影响的作家及其作品、儿童文学基本理论、当代儿童文学主潮以及各相关学科的知识有比较透彻全面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以开阔的视野去鸟瞰儿童文学这一多彩的世界，才能引导学生去真切地感知和触摸这一丰富的宝藏。
二、教学过程中， 文、史、论三者结合，提高学生的鉴赏批评能力
儿童文学课程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儿童文学理论、儿童文学史和儿童文学文本的学习。在课堂教学中，要做到三方面结合，综合提高学生的儿童文学素养。通过基本理论的教学，提高学生的学科理论素养，让他们能够高屋建瓴地解读儿童文学作品，客观分析儿童文学现象，使儿童文学课程具有一定的高度和深度，切实提高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儿童文学史是对儿童文学发展历史的回顾，了解儿童文学史，不仅可以从宏观上把握儿童文学发展概况，理清脉络，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学生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儿童文学精品，引导学生对不同时代的作家作品作出公正而客观的评价。也就是说，通过文学史的探寻，可以让学生用历史的眼光站在一定的高度观照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从而对历史上的作家作品作出合理的解读和阐释。儿童文学文本标志着文学史的辉煌成果，显示着儿童文学作家的才华和贡献。在学科教学中，文本是对理论研究的印证，是对儿童文学理论的支撑，同时它也给学生提供了“什么是儿童文学”的直观感性认识。在儿童文学的教学中，文本分析是理论教学和文学史教学的基础。只有认清儿童文学学科中基本理论、文学史、文本三者所处的位置和关系，才能科学地分配教学时数，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实现教学内容的完整性，让学生得到最大程度的收获。
三、采用合作学习的方式，提高学习效率
要提高学生的儿童文学素养，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要广泛地阅读作品，阅读的积累是基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阅读尽可能多的书籍，合作学习应该是个有效途径。
合作学习，既有利于学生扩展知识、提高能力；又能够为学生节省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为了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在课程学习之前就要给学生布置阅读任务，开列阅读参考书目清单，然后以小组为单位展开阅读讨论，定期检查。用合作学习的方式组织学生学习儿童文学课程，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班级氛围，营造积极、向上、和谐的学习团体。“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在合作学习过程中，每个同学都要认真阅读自己的书目，保质保量地完成自己的阅读任务，才能为组内其他同学传递真实有效的***书信息，提高小组讨论的质量。组织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共同学习，小组之内相互帮助，小组之间相互竞争，让学生从被动的信息接受转向主动的知识建构，由被动参与转向自觉地研究和实践。这样一来，“水本无华，相荡而生涟漪；石本无火，相击而发灵光”，教学课堂就变成了学生未来职业生涯的启蒙园地。以人为本是高校教育的最基本的指导原则，在儿童文学课堂实施合作学习，就是在教学过程中相信学生、尊重学生、依靠学生、发展学生，让学生积极愉快地学习过程中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实现更大的发展。
四、构建活动平台，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面向全体学生，结合教学内容，从儿童文学素养的多个层面开展相应的实践活动，在竞争中进一步促进阅读，逐步形成有一定特色的活动文化，提高儿童文学素养。如：结合儿童文学基础理论教学可以开展“自主合作学习与教学”活动；结合儿歌教学可以开展“儿歌表演”活动；结合作家作品教学可以开展“儿童文学作品推介”活动；结合***画书教学可以开展幼儿***画书阅读指导活动；结合童话、儿童故事教学可以开展“讲故事”活动；结合儿童戏剧教学可以开展“童话剧表演”活动；结合各类体裁创作与改编教学可以开展“我的儿童文学作品集”编辑活动等等。当然，这些活动不可能在一个学期全部开展，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兴趣酌情选择一二项即可。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把知识形态转化为了教育形态，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调动学生的创造潜力，促进学生学习态度和学习方式由被动、单一、封闭向主动、丰富、开放转变。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儿童文学素养各层面的协调提高和专业的持续发展都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实践证明，实践活动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还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综合能力的平台，是对课程教学效果的综合检验，可谓一举多得。
参考文献：
[1] 王泉根《以善为美：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2)
儿童心理学论文篇6
心理是人类与其它物种区别的主要标志之一。儿童只有对心理有所理解才能较好地理解日常事件。儿童心理理论的研究是当展心理学研究的热点和重要内容，是儿童认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心理理论的获得也会促进儿童的同伴互动和人际交往，进而为其社会化奠定基础。关于心理理论的研究，对于揭示心理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促使儿童心理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 幼儿心理理论的影响因素
1.1 语言技能
许多研究都表明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与语言技能密切相关，语言技能中的句子成分、句法结构、语义特征等能力的发展，影响着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水平。jenkins和astington对儿童的语言表达和接受能力进行了测量，也发现一般语言能力与错误信念的成绩有很强的正相关。我国的吴南，张丽锦的研究发现心理理论的发展和语言的发展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张旭的研究发现在3岁和4岁两个年龄组中，语言能力超常的幼儿在错误信念上的表现均好于语言能力一般的幼儿。
1.2 假装游戏
假装游戏是影响儿童的认知能力、社会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它有助于儿童理解心理和现实的区别。leslie指出，假装是心理理论的一个部分，从此假装游戏就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有研究指出，在假装游戏中，更多参加角色扮演的儿童，或者在幻想测验上得分更高的儿童，对心理状态的理解比其他儿童要好。
1.3 家庭因素
有研究发现儿童的心理理论的发展和兄弟姐妹的数量以及兄弟姐妹之间关系的类型相关。ruffman等的研究表明，家庭成员内，特别是父母与子女间的言语交流与儿童的心理理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此外还有研究表明父母的教育水平和职业阶层都可能引起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水平的差异。
李燕燕，桑标的研究发现母亲教养方式中的“严厉惩罚”和“情感温暖理解”与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有正相关。现有研究几乎都认为更多谈论情感的权威型教养方式比更多使用申斥的专制型教养方式更能促进心理理论的发展。
1.4 同伴交往
有研究发现同伴交往的频率和时间也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国外有研究发现受欢迎儿童比受拒绝儿童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王益文等的研究发现攻击儿童与无攻击儿童的心理理论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间接攻击儿童的心理理论显著高于身体攻击儿童。
此外，社会文化环境、对心理理论有关的内容的训练都会影响到心理理论的发展。
2 儿童心理理论对幼儿教育的启示
在成人的眼里，幼儿还是懵懂无知的，但是儿童心理理论的研究表明这是错误的。儿童心理理论告诉我们，幼儿是有心理状态的，对周围的世界有丰富的认识。这就需要我们在幼儿园和家庭教育中把幼儿看成有着各种心理状态的个体施以教育。我们从儿童心理理论的影响因素着手，来探讨如何在幼儿园和家庭中进行教育，提高幼儿心理理论的发展。
2.1 语言的训练
在日常生活中，要适时与幼儿进行关于心理状态的谈论，鼓励幼儿大胆讲话，注意培养幼儿对于语义特征、句法成分的理解，鼓励幼儿多与人交流。在家庭中，加强亲子之间的交流，开展亲子阅读。
2.2 开展假装游戏
在幼儿园中，教师应充分考虑不同年龄儿童的已有知识经验，为幼儿创设符合他们年龄特点的假装游戏，并积极诱导幼儿体验游戏过程中所演角色的情感、愿望等，促使幼儿产生角色换位，体验别人的想法、情感，学会理解别人，从而提高心理理论水平。
在家庭中，假装游戏主要在幼儿与父母、兄妹之间进行。父母一般通过言语指导或提供玩具来参与儿童的假装游戏。相比之下，兄妹间的游戏则有所不同，他们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常常要求变换角色和位置，而且较少有他人的支持。父母与儿童之间也可以进行“换位游戏”，在游戏中，让幼儿扮演母亲，母亲扮演孩子，换位游戏会引起换位思考，促进幼儿心理理论发展。
2.3 开展混龄教育
我国儿童大多是独生子女，而兄弟姐妹的交往尤其是同哥哥姐姐的交往将大大促进幼儿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因此混龄教育正好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儿童之间存在着年龄的差异和由此导致的能力差异和经验差异，这就使得儿童在交往中不得不变换角色，以应付较复杂的关系环境。同时，由于混龄教育团体的动态变化，使角色随之发生诸多的变化，使得儿童有更多的机会去体验他人的感情、愿望和信念。
2.4 优化同伴关系
同伴之间的社会互动可以为其提供大量的了解他人观点和协调自己与别人的观点的机会，促进幼儿去自我中心和观点采择能力的发展，进而提高幼儿心理理论水平。要优化幼儿的同伴关系，首先，教师和家长应该对幼儿的同伴关系状态有充分的了解；第二，积极组织儿童的共同活动；第三，引导儿童怎样参与到别人的游戏活动中去，怎样对同伴的友善行为做出回报，怎样对自己的过失行为表示歉意等等。
参考文献
[1]陈友庆.儿童心理理论.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
[2]jenkins,j,w.,astington,j,m.cognitive factors and family structure associated with theory of mind developing in young childre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1996,32:233-253
[3]ruffman,t.,slade,l.,crowe,e.the relation between children’s and mothers’ mental state language and theory-of-mind understanding.child development,2002.7(3):734-751.
[4]吴南,张丽锦.心理理论和语言发展的关系.心理科学进展,2007.15(3):436-442.
[5]张旭.不同语言能力幼儿在三种错误信念任务中的表现.中国特殊教育,2004(6):21-25.
[6]李燕燕,桑标.母亲教养方式与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关系.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6.20(1):5-9.
儿童心理学论文篇7
论文摘要：在席卷全球的教育改革浪潮中，人格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众多的人格理论中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理论脱颖而出受到了人们普遍的重视。本文对精神分析学派其中几位代表人物的人格理论进行梳理，并重点突出新精神分析学派人格理论的鲜明特点。目的在于探究其深层的教育价值，挖掘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理论对儿童健康心理教育的启示。
精神分析学说是现代西方心理学主要流派之一，一经问世不仅在心理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而且也一直影响着文学、哲学、伦理学、美学、社会学等领域。如此可见，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之巨大。尽管精神分析理论自身存在缺陷，受到人们的批评和质疑。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诞生近百年的精神分析学说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不仅与弗洛伊德本人的声望有关，更重要的是弗洛伊德的后继者—新精神分析学派，并未把弗洛伊德和他的著作当作不可怀疑的偶像和一成不变的经典。他们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既有抛弃又有继承更有发展。其
中代表人物有沙利文，霍妮等。
一、精神分析学派人格理论简述
人格理论是精神分析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精神分析学派虽然抛弃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有些观点，但是在他们的人格理论中或多或少的看到了弗洛伊德的影子。所以要想深刻的挖掘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理论的蕴含的教育价值，必须拿弗洛伊德人格理论这把钥匙去打开精神分析人格理论的大门。
（一）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
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两个部分。意识是指个人此时此刻意识到的。“潜意识就是一种未被觉醒的心理历程或过程，是在一定时间内被压抑、被排挤的情绪经验活动的过程”［1］。潜意识可以被压抑，但是它们并不会被消灭，而是在不自觉的活动，以求满足。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它也是一般人格的主宰。
弗洛伊德基于潜意识系统提出了本我概念，进而提出了自我和超我的体系。本我又称伊低，它如一大锅沸腾汹涌的兴奋，激荡不已。它完全是无意识的，非理性的，是快乐原则的出发点，是本能的储存器。在人格结构中，本我是最原始、最隐秘、最模糊的部分。自我是理性的，服从现实原则，“自我是人格结构中的‘行***机构’，是本我与外界环境之间的中间环节。自我遵循现实原则，作用是调节本我与外部环境的冲突，对本我的非理性冲动进行控制和压抑，在理性现实的前提下尽量满足本我的欲望”。［2］超我是潜意识中最高的监督和惩罚部分，它主要根据至善原则活动。所谓超我，也就是道德化了的自我，它主要是习俗教育的产物。超我的主要职责，就是在于指导自我，去限制伊低的冲动。
（二）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理论
1.沙利文的人格理论
沙利文把人格的发展分为六个阶段并认为每个阶段都存在动力过程、人格化过程、和认知过程三个发展过程。
沙利文认为人格乃是一个人在人际关系的交互作用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日趋完善相对持久的模式，人格从来不能够离开人生存在于其中的复杂人际关系，他特别强调人际关系在人格形成中的重要性。在这种模式中有两个基本的倾向。一是对满足的追求，一是对安全的追求。沙利文把这两种基本的倾向看作是人格发展的动力。
沙利文用人格化来表示人的社会化和人格的形式，人格化是个体对他们自己或他人的需要满足和焦虑中产生的情感、态度和概念的综合印象。人格化也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的人格化，一种是他人的人格化。“在儿童人格化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是焦虑，主要来自于婴儿期的无助情境。假如没有受到很好的养育，婴儿就会焦虑，过多的焦虑会导致儿童企***回避社会情境产生坏妈妈的人格化，反之会产生好妈妈的人格化”。［3］
沙利文把人类的所有经验都概括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是未分化模式，这种经验是混乱的、无组织的、模糊的。婴儿的经验就属于这一种。第二是叫前逻辑模式，这是儿童所具有的一种主要模式。第三种是综合反应模式。这三种模式就是沙利文所指的认知过程。
2.霍妮的人格理论
霍妮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最大改造是在精神分析中引入了社会文化因素。认为环境是形成人格和导致神经症的根本原因。她也强调冲突和心理问题是由环境影响的，她认为由于个人的心理和性格倾向是由个体所处的环境和文化造成的。她也很认同早期经验对一个人的影响。
霍妮人格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基本焦虑，她认为一个真正得到父母的关怀和肯定的孩子就有安全感，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有充分的弹性应付和适应外在的变化。如果家庭环境不和谐，父母对待儿童不公平，或是由于父母本人的身心不健康，都会使儿童的情绪受到压抑、形成基本焦虑，结果导致病态人格。
二、新精神分析学派人格理论的特点
（一）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人格理论强调性本能，新派则强调社会环境和文化因素。由此则在几个方面产生了不同，首先是人格动力方面，弗洛伊德认为性本能是人格的形成的动力因素。沙利文则认为人类行为的发展受满足欲和安全欲两大动力驱使。霍妮说：“人不仅被快乐原则控制，而且也被安全与满足引导。”其次是神经症的归因，弗洛伊德认为是自我，本我，超我之间的冲突。而霍妮认为是个人和其所处环境之间冲突的结果。
（二）弗洛伊德主张性恶论，他所谓潜意识或本我充满不可告人的欲望。新派则倾向性善论，相信人具有向上发展的自尊心，有能力克服罪恶欲望，有能力向前发展。霍妮说：“我个人认为，人不仅期望而且有能力发展自己的潜能，成为高尚的人类。”［4］
（三）新派反对把人格***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新派认为人格是统一的整体，是在后天的生活实践中，在与人的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人的人格不是一成不变的。
（四）新精神分析强调主体性和主观性。弗洛伊德把人的行为看作是由本能欲望决定的。相对于弗洛伊德的这种本能论，新精神分析理论家们则认为“未来目标对人的拉力更强于先天本能对个人的推动作用，目标的产生基于个人为满足自身需要而发挥的主观作用，从而更强调个人在人格形成中的主体作用”。［5］
三、精神分析学派人格理论对我国儿童教育的启示
（一）重视早期经验的重要性
对于早期经验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弗洛伊德在他的《精神分析引论》中有一段经典的话。他说：“我们往往由于注意祖先的经验和成人的生活经验，却完全忽视儿童期经验的重要。其实儿童期经验更有重视的必要，因为它们发生于尚未完全发展的时候，更容易产生重大的结果，正因为这个理由，也就更容易治病。”［6］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儿童早期经验在儿童心理发展和人格发展中的重大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对于儿童要给予更多的关注，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其潜意识力量，在自由和禁止之间寻得一条中庸之道，使儿童能够健康成长。其次要用游戏等“宣泄”方法释放儿童潜意识能量，培养儿童健康人格。另一方面，利用“升华”的作用，让儿童正确的运用潜意识的能量到自我发展的正确轨道上。
（二）建立儿童健康的心理防御机制
防御机制的概念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他认为防御机制是自我应付本我的驱动﹑超我的压力和外在现实的要求的心理措施和防御手段，以解除心理紧张，求得内心平衡。”［7］此理论后经过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的扩充，变得更完善，安娜认为当内在和外在的刺激引起情绪冲动时，防御机制有摆脱不快和焦虑，控制过多的冲动，行为，情感和本能欲望的作用。因此，要帮助儿童建立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创设良好的家庭环境。家庭是儿童最先接受到教育影响的地方。家庭氛围和父母教养方式的不同，儿童也会形成不同的人格特点。在和谐的家庭氛围以及通情达理父母的教养下，儿童很少动用不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相反，经常运用惩罚，限制的方法的父母培养出来的孩子则多采用消极的心理防御机制。
（三）增强儿童的自信心和给予儿童高品质的爱
从精神分析学家有关人格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培养强壮健全的自我是形成健康人格的关键，而增强儿童的自信心和给予儿童高品质的爱是精神分析学家对发展自我的共同看法。精神分析学家认为，当一个人经常受到贬抑或否定时，便会产生消极的情绪情感，这是一切品德和精神败坏的根源。因而，我们要提供相应的机会让儿童体验成功、拥有自信、提高自我概念、形成健康人格。关于给予儿童高品质的爱，我们从弗洛伊德的观点中可以看出，弗洛伊德强调潜意识、性本能和儿童早期经验的重要性，从更深的层面，我们可以看出他所倡导的是对儿童的内在需要给予关注和给儿童充分的自由，这种爱是要尊重儿童的天性。总之，精神分析认为唯有爱的教育才能培养儿童健全的自我，才能使儿童拥有幸福的人生。
（四）建立儿童期和谐的人际关系
霍妮和沙利文都很重视儿童期的人际关系对儿童健康人格发展的重要性。儿童时期的人际关系主要是父母与儿童的亲子关系以及儿童间的伙伴关系，霍妮认为在童年期，神经症的性格结构萌发的根源是亲子关系的失调。沙利文也认为自我是在重要的他人的反应中确立的，在人格发展阶段中，对人格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三岁以前是父母，从童年末期到青春期，主要是伙伴。20世纪50年代，鲍尔贝受世界卫生组织的委托所做的相关研究说明，儿童心理健康的关键在于和谐而稳定的亲子关系。西方学者斯特对有犯罪行为的人的研究表明，子女的攻击和犯罪行为与不良的亲子关系有关。所以在现实生活过程中，应该重视儿童期和谐的亲子关系和伙伴关系的建立。现在大多数父母都出去工作很多时间都疏忽了对孩子的照料。致使儿童失去安全感产生焦虑，从而埋下神经症人格的隐患，或是在儿童期就有明显的人格障碍问题。这就要求家长要多关心孩子、与孩子交流、积极疏导孩子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另外家长也不应该过多限制儿童交往，应鼓励儿童学会交往，学会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总之，我们通过对精神分析几位代表人物人格理论的梳理，看到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蕴含着对儿童健康心理教育的巨大价值。尽管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也存在局限。但是精神分析理论的独特性，却给予了我们一个认识人格的全新视角。相信在21世纪，随着精神分析理论更为深入的实证研究，对我们认识儿童人格的发展，开展有效的儿童健康人格教育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杨鑫辉.新编心理学史［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284.
［2］吴红慧.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及其对教育的启示［j］.基础教育，2004（12）：15.
［3］宛容，兰文杰.沙利文人格发展思想探析［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3）：44.
［4］杨汉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现代教育的影响［j］.教育研究，1998（4）：63.
［5］姚芳芳.新精神分析对古典精神分析的修改与发展［j］.宁夏社会科学，2000（5）：59.
儿童心理学论文篇8
论文摘要：在席卷全球的教育改革浪潮中，人格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众多的人格理论中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理论脱颖而出受到了人们普遍的重视。本文对精神分析学派其中几位代表人物的人格理论进行梳理，并重点突出新精神分析学派人格理论的鲜明特点。目的在于探究其深层的教育价值，挖掘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理论对儿童健康心理教育的启示。
精神分析学说是现代西方心理学主要流派之一，一经问世不仅在心理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而且也一直影响着文学、哲学、伦理学、美学、社会学等领域。如此可见，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之巨大。尽管精神分析理论自身存在缺陷，受到人们的批评和质疑。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诞生近百年的精神分析学说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不仅与弗洛伊德本人的声望有关，更重要的是弗洛伊德的后继者—新精神分析学派，并未把弗洛伊德和他的著作当作不可怀疑的偶像和一成不变的经典。他们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既有抛弃又有继承更有发展。其
中代表人物有沙利文，霍妮等。
一、精神分析学派人格理论简述
人格理论是精神分析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精神分析学派虽然抛弃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有些观点，但是在他们的人格理论中或多或少的看到了弗洛伊德的影子。所以要想深刻的挖掘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理论的蕴含的教育价值，必须拿弗洛伊德人格理论这把钥匙去打开精神分析人格理论的大门。
（一）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
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两个部分。意识是指个人此时此刻意识到的。“潜意识就是一种未被觉醒的心理历程或过程，是在一定时间内被压抑、被排挤的情绪经验活动的过程”［1］。潜意识可以被压抑，但是它们并不会被消灭，而是在不自觉的活动，以求满足。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它也是一般人格的主宰。
弗洛伊德基于潜意识系统提出了本我概念，进而提出了自我和超我的体系。本我又称伊低，它如一大锅沸腾汹涌的兴奋，激荡不已。它完全是无意识的，非理性的，是快乐原则的出发点，是本能的储存器。在人格结构中，本我是最原始、最隐秘、最模糊的部分。自我是理性的，服从现实原则，“自我是人格结构中的‘行***机构’，是本我与外界环境之间的中间环节。自我遵循现实原则，作用是调节本我与外部环境的冲突，对本我的非理性冲动进行控制和压抑，在理性现实的前提下尽量满足本我的欲望”。［2］超我是潜意识中最高的监督和惩罚部分，它主要根据至善原则活动。所谓超我，也就是道德化了的自我，它主要是习俗教育的产物。超我的主要职责，就是在于指导自我，去限制伊低的冲动。
（二）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理论
1.沙利文的人格理论
沙利文把人格的发展分为六个阶段并认为每个阶段都存在动力过程、人格化过程、和认知过程三个发展过程。
沙利文认为人格乃是一个人在人际关系的交互作用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日趋完善相对持久的模式，人格从来不能够离开人生存在于其中的复杂人际关系，他特别强调人际关系在人格形成中的重要性。在这种模式中有两个基本的倾向。一是对满足的追求，一是对安全的追求。沙利文把这两种基本的倾向看作是人格发展的动力。
沙利文用人格化来表示人的社会化和人格的形式，人格化是个体对他们自己或他人的需要满足和焦虑中产生的情感、态度和概念的综合印象。人格化也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的人格化，一种是他人的人格化。“在儿童人格化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是焦虑，主要来自于婴儿期的无助情境。假如没有受到很好的养育，婴儿就会焦虑，过多的焦虑会导致儿童企***回避社会情境产生坏妈妈的人格化，反之会产生好妈妈的人格化”。［3］
沙利文把人类的所有经验都概括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是未分化模式，这种经验是混乱的、无组织的、模糊的。婴儿的经验就属于这一种。第二是叫前逻辑模式，这是儿童所具有的一种主要模式。第三种是综合反应模式。这三种模式就是沙利文所指的认知过程。
2.霍妮的人格理论
霍妮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最大改造是在精神分析中引入了社会文化因素。认为环境是形成人格和导致神经症的根本原因。她也强调冲突和心理问题是由环境影响的，她认为由于个人的心理和性格倾向是由个体所处的环境和文化造成的。她也很认同早期经验对一个人的影响。
霍妮人格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基本焦虑，她认为一个真正得到父母的关怀和肯定的孩子就有安全感，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有充分的弹性应付和适应外在的变化。如果家庭环境不和谐，父母对待儿童不公平，或是由于父母本人的身心不健康，都会使儿童的情绪受到压抑、形成基本焦虑，结果导致病态人格。
二、新精神分析学派人格理论的特点
（一）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人格理论强调性本能，新派则强调社会环境和文化因素。由此则在几个方面产生了不同，首先是人格动力方面，弗洛伊德认为性本能是人格的形成的动力因素。沙利文则认为人类行为的发展受满足欲和安全欲两大动力驱使。霍妮说：“人不仅被快乐原则控制，而且也被安全与满足引导。”其次是神经症的归因，弗洛伊德认为是自我，本我，超我之间的冲突。而霍妮认为是个人和其所处环境之间冲突的结果。
（二）弗洛伊德主张性恶论，他所谓潜意识或本我充满不可告人的欲望。新派则倾向性善论，相信人具有向上发展的自尊心，有能力克服罪恶欲望，有能力向前发展。霍妮说：“我个人认为，人不仅期望而且有能力发展自己的潜能，成为高尚的人类。”［4］
（三）新派反对把人格***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新派认为人格是统一的整体，是在后天的生活实践中，在与人的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人的人格不是一成不变的。
（四）新精神分析强调主体性和主观性。弗洛伊德把人的行为看作是由本能欲望决定的。相对于弗洛伊德的这种本能论，新精神分析理论家们则认为“未来目标对人的拉力更强于先天本能对个人的推动作用，目标的产生基于个人为满足自身需要而发挥的主观作用，从而更强调个人在人格形成中的主体作用”。［5］
三、精神分析学派人格理论对我国儿童教育的启示
（一）重视早期经验的重要性
对于早期经验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弗洛伊德在他的《精神分析引论》中有一段经典的话。他说：“我们往往由于注意祖先的经验和成人的生活经验，却完全忽视儿童期经验的重要。其实儿童期经验更有重视的必要，因为它们发生于尚未完全发展的时候，更容易产生重大的结果，正因为这个理由，也就更容易治病。”［6］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儿童早期经验在儿童心理发展和人格发展中的重大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对于儿童要给予更多的关注，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其潜意识力量，在自由和禁止之间寻得一条中庸之道，使儿童能够健康成长。其次要用游戏等“宣泄”方法释放儿童潜意识能量，培养儿童健康人格。另一方面，利用“升华”的作用，让儿童正确的运用潜意识的能量到自我发展的正确轨道上。
（二）建立儿童健康的心理防御机制
防御机制的概念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他认为防御机制是自我应付本我的驱动﹑超我的压力和外在现实的要求的心理措施和防御手段，以解除心理紧张，求得内心平衡。”［7］此理论后经过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的扩充，变得更完善，安娜认为当内在和外在的刺激引起情绪冲动时，防御机制有摆脱不快和焦虑，控制过多的冲动，行为，情感和本能欲望的作用。因此，要帮助儿童建立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创设良好的家庭环境。家庭是儿童最先接受到教育影响的地方。家庭氛围和父母教养方式的不同，儿童也会形成不同的人格特点。在和谐的家庭氛围以及通情达理父母的教养下，儿童很少动用不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相反，经常运用惩罚，限制的方法的父母培养出来的孩子则多采用消极的心理防御机制。
（三）增强儿童的自信心和给予儿童高品质的爱
从精神分析学家有关人格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培养强壮健全的自我是形成健康人格的关键，而增强儿童的自信心和给予儿童高品质的爱是精神分析学家对发展自我的共同看法。精神分析学家认为，当一个人经常受到贬抑或否定时，便会产生消极的情绪情感，这是一切品德和精神败坏的根源。因而，我们要提供相应的机会让儿童体验成功、拥有自信、提高自我概念、形成健康人格。关于给予儿童高品质的爱，我们从弗洛伊德的观点中可以看出，弗洛伊德强调潜意识、性本能和儿童早期经验的重要性，从更深的层面，我们可以看出他所倡导的是对儿童的内在需要给予关注和给儿童充分的自由，这种爱是要尊重儿童的天性。总之，精神分析认为唯有爱的教育才能培养儿童健全的自我，才能使儿童拥有幸福的人生。
（四）建立儿童期和谐的人际关系
霍妮和沙利文都很重视儿童期的人际关系对儿童健康人格发展的重要性。儿童时期的人际关系主要是父母与儿童的亲子关系以及儿童间的伙伴关系，霍妮认为在童年期，神经症的性格结构萌发的根源是亲子关系的失调。沙利文也认为自我是在重要的他人的反应中确立的，在人格发展阶段中，对人格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三岁以前是父母，从童年末期到青春期，主要是伙伴。20世纪50年代，鲍尔贝受世界卫生组织的委托所做的相关研究说明，儿童心理健康的关键在于和谐而稳定的亲子关系。西方学者斯特对有犯罪行为的人的研究表明，子女的攻击和犯罪行为与不良的亲子关系有关。所以在现实生活过程中，应该重视儿童期和谐的亲子关系和伙伴关系的建立。现在大多数父母都出去工作很多时间都疏忽了对孩子的照料。致使儿童失去安全感产生焦虑，从而埋下神经症人格的隐患，或是在儿童期就有明显的人格障碍问题。这就要求家长要多关心孩子、与孩子交流、积极疏导孩子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另外家长也不应该过多限制儿童交往，应鼓励儿童学会交往，学会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总之，我们通过对精神分析几位代表人物人格理论的梳理，看到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蕴含着对儿童健康心理教育的巨大价值。尽管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也存在局限。但是精神分析理论的独特性，却给予了我们一个认识人格的全新视角。相信在21世纪，随着精神分析理论更为深入的实证研究，对我们认识儿童人格的发展，开展有效的儿童健康人格教育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杨鑫辉.新编心理学史［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284.
［2］吴红慧.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及其对教育的启示［J］.基础教育，2004（12）：15.
［3］宛容，兰文杰.沙利文人格发展思想探析［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3）：44.
［4］杨汉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现代教育的影响［J］.教育研究，1998（4）：63.
［5］姚芳芳.新精神分析对古典精神分析的修改与发展［J］.宁夏社会科学，2000（5）：59.
儿童心理学论文篇9
关键词：儿童心理理论；理论研究；影响因素
中***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01-008-01
一、儿童心理理论的概念
1978年，Premack和Woodruff在黑猩猩的实验研究中首次提出了关于“心理理论”的概念，他们认为心理理论是指推测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1983年，winner &pemer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有关心理理论的问题，首创了著名的“错误――信念”的研究范式。
Astington等人认为个体对他人心理状态以及他人行为与其心理状态的关系的推理或认知。Happe等人认为，心理理论是指对自己和他人心理状态的认识（如信念、需要、愿望、意***、感知、知识、情绪等），并由此对相应行为做出因果性的预测和解释。
二、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及影响因素
1、家庭因素
家庭是影响儿童心理发展最直接、最具体的环境，是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主要影响因素有：家庭中兄弟姐妹的数量及家庭语言方式。
兄弟姐妹的数量对儿童心理理论的影响。Perner Ruffman &Leekman（1994）的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规模是影响儿童谬误信念理解的一个重要变量，儿童拥有兄弟姐妹的数量与其在谬误信念任务上的得分存在显著的相关。但结果与儿童拥有哥哥姐姐数量多还是弟弟妹妹数量多并没有显著的相关。enkins 和 Astington的研究发现，在兄弟姐妹数量相同的情况下，拥有哥哥姐姐多的儿童比拥有弟弟妹妹多的儿童在谬误信念任务上的得分要高。
家庭语言方式对心理理论的影响。Jenkins 和Ast- ington（1996）认为，兄弟姐妹能够促进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是因为兄弟姐妹能够为儿童提供更多的交流机会，使儿童能够接触到各种不同的观点。
2、同伴关系
同伴关系是指同龄人间或心理发展水平相当的个体交往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人际关系。
同伴关系对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有潜在影响。Slaughter等人对4～6岁儿童的研究发现，受欢迎儿童比被拒绝儿童能更好地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Badenes等人研究还表明，心理理论能力与同伴接纳之间的相关受多个因素的影响，两者呈现的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复杂的多元化的相互作用关系。
三、儿童心理理论的理论解释
1、理论论
理论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H.Wellmam、J.Flavell、A.Copnicko等人，他们认为儿童预先并没有关于心理理论的知识，儿童对心理状态的认识是通过经验不断建构的过程，心理知识逐渐形成一个像理论一样的知识体系，但这种知识体系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理论，而是一个日常的框架性的或基本的理论。
2、模拟论
模拟论的代表人物是Gordon，该理论认为认为儿童通过模仿（即将自己置身于他人的位置）获得对心理状态及其与行为间因果联系的认识模拟论也强调经验的塑造作用。
3、模块论
模块论试***为儿童心理理论发展中的天赋因素提供说明，其主要代表人物是Alan Leslie和Simon Baron-Cohen，他们认为儿童通过先天存在的模块在神经生理上达到成熟而获得对心理状态的认识。即“心理理论”随儿童的内在成熟而显现，经验对心理理论的出现只起触发作用。
四、儿童心理理论的研究趋势
1、心理理论研究的毕生取向
随着儿童心理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们开始把眼光投向人的生命全程。Kuhn明确主张把心理理论研究和认识发生理解的研究结合起来，提出了心理理论的毕生发展观点，认为心理理论的发展是一个毕生的任务。心理理论的毕生发展方面的研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尚需大量实证研究去探讨学龄期或成人个体心理理论能力的发生发展机制。
2、关于心理理论的使用研究
个体获得了心理理论并不一定会使用心理理论去推测他人的心理和行为，从而帮助自己作出正确的决策，同时不同的个体心理理论的使用方式也不同。影响个体对心理理论的使用的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的？尚且没有明确的答案。因此有关心理理论的使用问题将成为另一个研究热点。
3、发展的心理理论脑机制的神经心理学研究
目前的研究很少涉及心理理论的神经生理基础，这发面的研究对心理理论发展的机制，特殊儿童心理理论发展及***有着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Premack. D.， &Woodruf，f G. （1978）. Does chimpanzeehave a theory of mind [J].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1， 515-526.
[2] Astington. J.W..&Pelletire. J.. The language ofmind：lts role in Teaming and teaching. In D. learning， teach-ing and schooling. Oxford， England： Blackwell 1996，593-619.
[3] Bjorklund，D.F. （1995 ）.Children′s Thinking[M].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儿童心理学论文篇10
童年哲学是什么:内涵与研究框架
童年哲学(philosophy of childhood)是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修·李普曼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哲学年会上首先提出来的。他建议做哲学研究的人，应当将童年哲学视为与科学哲学、历史哲学等一样***的学术领域，以童年及相关问题作为核心研究对象。后来他在《哲学步人学校》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童年哲学的内涵。李普曼指出，童年是人类行为及其经验的重要维度，但它常常处于被遗忘或轻视的地位，因为学者总以为哲学(或成人)的经验与童年是不兼容的，而童年哲学的建立则旨在消除哲学(或成人)与儿童之间的敌对、压迫与罪疚，邀请双方共享人类多元的经验。为此，李普曼主张童年哲学应至少回答以下四类问题:一是儿童是否有逻辑推理的权利?二是儿童是否能参与到伦理探究之中，以对成人的道德教化作出有意义的改造?三是儿童在共同体中所扮演的角色会对社会哲学作出何种贡献?四是是否应将儿童视为“个体”( person，理解童年对理解成年有何意义?
李普曼所提出的四类问题为童年哲学的研究指出了最初的方向，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一套可供儿童学习的学校(幼儿园)课程，也即我们所熟知的“儿童哲学”( philosophy for children )，从而对哲学进行了实用主义式改造。这套课程有四个方面的特点，都是建立在对杜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基础上。其一是将儿童在批判、创造、关怀和合作方面的思维发展作为学校教育的核心口标;其二是将哲学视为儿童思维训练的中介，并关注儿童的哲学思考过程及其精彩观念;其三是强调哲学探究是儿童不断分享和改造自身经验的过程，它必须在共同体的氛围下，经由对话和讨论的形式才能开花结果;最后是以小说的形式，将哲学学科内在的逻辑习性及其引发的好奇、质疑等态度以吸引儿童兴趣的方式呈现。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很容易将童年哲学与儿童哲学联系起来并质疑前者的必要性，但在笔者看来，李普曼所发展的儿童哲学体系并没有与“儿童学”本身发生更紧密的联系，也没有全面揭示出从哲学的角度理解童年的丰富内涵及其特色，因此他的儿童哲学只能算是广义童年哲学的一部分(尽管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而麻州大学教授加雷斯·B·马修斯则在李普曼的基础上对童年哲学作出了更深刻的解释，并构建出一个更加全面的内容体系。马修斯认为，童年哲学的本质可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方面，它是研究者对儿童与童年、儿童发展论、成人的儿童观以及儿童在社会中的地位等关键议题进行哲学性反思;另一方面，童年哲学旨在研讨、反思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童年理论，协助我们思考应当对儿童抱以怎样的态度、为儿童设立怎样的生长口标、使他们在家庭和整个社会中占据怎样的地位，并意识到儿童所应具备的权利和义务等。因此，作为童年哲学的工作者，应专注于思考以下五类议题:什么是儿童或童年，童年的意义与价值，应当在童年阶段发展儿童的哪些认知兴趣和口标，如何评估儿童的道德能力以及儿童的权利与义务。在《童年哲学》一书中，马修斯对其内容体系作了进一步拓展。
在马修斯的内容体系中，李普曼的儿童哲学显然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马修斯指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童年哲学应当使教师、家长弄清楚，与儿童进行丰富的哲学讨论是如何可能的，以及为什么这样做是值得的”。在《童年哲学》一书中，他介绍了大量与儿童进行哲学对话的例子，以此批驳皮亚杰关于儿童思维发展的经典理论。但除此之外，马修斯还把儿童文学、儿童艺术以及儿童***治学中的有关议题也纳人到内容体系之中，这就大大拓展了童年哲学的边界。虽然这不可避免地会模糊哲学研究的特色，但是如果就文学和艺术领域越来越生产出一类哲学启蒙性质的文本(如酷思熊系列的童话)，以及权利取向成为整个儿童研究领域的基本立场而言，马修斯所建构的内容体系仍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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