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心理学认识自我论文篇1
【关键词】自然主义/认识论
【正文】
自然主义（naturalism）是一个意义模糊的概念，它贯穿于欧洲哲学发展的全过程。纵观西方哲学史，我们可以把自然主义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古希腊萌芽时期；十七——十九世纪的自然主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自然主义以及当代西方（特别是美国）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本文拟就当代的自然主义进行考查。
一、科学派的自然主义
在后现代哲学文化的大背景中，在心理主义的复归和计算科学与认知科学的迅速发展的前提下，特别是在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悬而未决的争论之后，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思潮出现了。这一思潮的首倡者是奎因（W.V.O.Quine）。
1.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
在科学哲学中最早明确倡导自然主义的哲学家当推奎因。奎因提出自然化认识论的动机是对传统认识论的不满。我们知道，所谓传统的认识论主要是指经验论的认识论和唯理论的认识论。在奎因看来，传统的经验论有两个教条：一是所谓的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问题；按照奎因的观点，如果全部科学（包括数字、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它们只是沿着边缘与经验相接触，那么分析——综合命题便没有了明显的界限，因此，认识论问题便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了。这是奎因自然化认识论的起点。二是所谓的还原论教条。奎因认为，休谟欲将关于世界的知识还原为感觉印象是不成功的，因为关于存在的全称陈述以及关于将来事件的陈述是不能用感觉印象来确定的。因此后来人们转向用语境定义（contextualdefinition）和集合论来使知识还原。如罗素的《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等都企***将普遍科学语言翻译成逻辑的语言，然而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因为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告诉我们，即使有自洽的公理，也不能涵盖整个逻辑系统。因此，传统的经验论走入了误区。
对传统的唯理论的挑战则更为严重。唯理论者追求一种内在完备的理性的逻辑建构，以作为知识的基础，然而这一基础动摇了。因为，人们已认识到，用以建构的那种元逻辑和元标准根本找不到，前提性知识无法建构。另外，上面所提到的哥德尔定理更清楚地表明了这种逻辑建构的内在缺陷。所以不可能为科学知识建构一个可靠的逻辑基础。[1]
由以上分析可知，奎因的自然主义的一个来源是整体论（holism）；另一个来源是非再生的实在论（unregeneraterealism），这种实在论所表现的是“除了科学内部可以商量的、不确定的事物之外，毫无惶惑之感的自然科学家的坚定状态”[2]。这种非再生的实在论的目的是建立科学主义（scientism），而整体论提出的目的则是放弃第一哲学，即传统的认识论。这两者的结合使奎因认为应该放弃合理重构，从而诉诸于心理学，把认识论看作是对认识的实际进行过程的记录，因此认识论者成了科学地探究人类知识获取的经验心理学家，“认识论的地位仅仅降低为心理学（因此，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1］，p.74）
可见，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认为，传统的认识论虽然受到挑战，但在新的澄清的意义上认识论还存在，不过此时它已经是自然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的一部分了。它和传统认识论的一个明显区别便是我们可以自由地运用经验心理学。这实质上就是把科学认识论降级到自然科学内部，从而取消了认识论的***性地位，代之以心理学等自然科学，因此我们称以他为代表的一派观点为科学派的自然主义。奎因的观点可参见陈波的文章（《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4.）。在八十年代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争论不休之时，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思想引发了不同的自然主义流派，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2.R.N.吉尔的工具化认识论
吉尔提出工具化认识论的原因有三个。一是传统的方***基础主义失败了。例如，莱欣巴赫不是在逻辑中而是在实际行为规则中寻找方***基础，哈金（Hacking）论证说，这些规则序列是随机的，从而也就不知道其是否合理。而卡尔纳普则在方***上采取归纳逻辑的计划，他的观点也受到严厉的批判。继卡尔纳普等人之后，拉卡托斯和劳丹提出了元方***。吉尔认为元方***不能为反对相对主义提供有力的辩护，因为劳丹的策略实际上是直觉主义的元方***，它是以判断关于科学合理性的前直觉知识的合理性为起点的，因此本质上讲这是一种解明策略而不是辩护，合理性问题因而被抹杀了。可见，元方***也困难重重。波普尔将其方***建立在否定后件推理的简单规则之上，而拉卡托斯（I.Lakatos）已经证明，若遵循波普尔的规则，会将一切理论证伪。如果假定应排斥被证伪的理论，那么一切理论都应被排斥，显然这是不可能的。综上吉尔认为，想从事寻找基础的工作是不可行的，应该放弃方***基础主义而选择自然主义。“对任何科学来讲，都不存在哲学的基础，也不存在探讨科学的理论深度的哲学方法，存在的仅是科学方法本身”。[3]
第二个原因是虽然库恩、汉森、奎因和坎贝尔（Campbell.D.T）等人使心理学、经济学以及计算科学成为自然化认识论的基础，但是在吉尔看来，这些学科尚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第三个原因是从六十年代起，认知科学开始出现并且对哲学的内容和方法，以及语言哲学、心理哲学和认识论产生了影响，进而也开始影响到科学哲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科学哲学家开始把认知科学作为对科学（作为一种认知活动）所做的哲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吉尔正是其中的一位。为把这种研究手段推向深入，1988年以后，他又把认知科学分为三束：①人工智能，②认知心理学，③认知神经科学。其中每一束都为科学哲学的中心研究课题提供了模型。这样，吉尔自认为已经完成了把科学哲学建立在认知科学基础之上的任务。这也正是他的工具化认识论（即自然化科学哲学）的核心所在。即“理论是通过一种包括个体判断和社会关联两者的自然过程而被接受（或放弃）的，并不涉及什么理论选择的合理性原则”。（［3］，p.7）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不需要定义合理性，因为“理论选择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它从真正的行为者在其实际科学生活所面临的种种选择开始”，[4]“对我来说，存在的唯一一种合理性便是为达到已知目的而去运用经验确认策略的工具”。[5]可见，吉尔把合理性看作是工具性的，因而也就无需对其进行定义。因而我们称他的观点为工具的认识论。
伊弗朗（N.J.Efron）和费池（M.Fisch）从合理性的角度出发批评吉尔。他们认为，吉尔的解释是不充分的，因为它忽视了合理性问题。吉尔在判断模型的相对优势时过分强调其自然的模型技巧，过分强调自然的直观推理（uaturalheuristics），而对刻画科学活动的模型、发现错误以及模型化的系统尝试等的反省却不够重视。因此，“科学和其它人文学科的这一方面——即创造性的、思辨性的、反应性，简言之即说明的合理性方面——在吉尔的研究中完全被忽视了。”这样看来，吉尔对科学的说明像其它自然主义者的观点一样，确切地讲排除了关于科学的很重要的且最需要解释的方面。他们认为，正是由于吉尔放弃了合理性，才使他的理论的解释性价值受到了严重的限制。由于合理性对科学的探究来说是基本的，因此“吉尔的众多洞察和深刻的分析的结合并没有象他所说的那样能真正地解释科学”。[6]我们可以把他们的观点总结如下：一方面，科学不单单是纯形式的模型建构过程，它还有非逻辑的因素，后者恰被吉尔忽视了；另一方面，吉尔应该为自己的自然主义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然而他却放弃合理性，从而也就无法为自己辩护。
总之，吉尔的工具的认识论本质上与奎因的观点一样都诉诸科学以解决认识论问题。他们或者把认识论看作心理学的一个部分，或用认知科学研究认识论。二者都使认识论问题“实证”化了，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取消了认识论问题。不过，与奎因相比，吉尔更加注重工具的合理性，从而上承分析哲学的方***余绪，而更靠拢美国新实用主义的哲学精神。他以工具为出发点，试***使自然主义有解决描述和解释两方面的认识论问题的能力。但是吉尔忽视了科学认识的文化学方面，这一点伊弗朗是对的。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从库恩、汉森以来，对科学认识的社会研究（即科学的社会认识论）才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而科学的非逻辑方面也得到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从这一点上说，吉尔在自然主义诸流派代表人物中，受传统分析哲学的影响似乎较深，而同人文主义和价值论最为疏远。
3.撒加德、丘奇兰德、西蒙等人的计算化认识论
如果说奎因、吉尔等人的自然化科学哲学的观点仍然有相当浓厚的抽象理论特色的话，那么，撒加德的思想则试***实际地把认识论实证化。在《计算的科学哲学》一书前言中他具体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本书用一种解题和归纳的计算机程序来解释计算的观念同关于科学理论的发现、评价以及应用等的关联”。[7]可见，撒加德试***在计算机的框架内解释科学中的一系列问题，其观点如下：
a.理论是在计算机系统中的复杂资料结构；它们存在于由规则、概念以及解题所构成的高度组织的集合之中；
b.解释和解题是由规则、概念以及解答等作为中介的计算机程序；
c.理论的发现和评价是在解释和解题的语境（context）中引出的子程序；
d.理论概念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产生于发现程序，并且与其它概念有关联；
e.在科学探索过程中，理论活动和实验活动都是基本的，二者不可偏颇；
f.科学应如何研究，关于科学如何运行的描述性研究可以作出根本性的贡献。（p.189）
撒加德认为这个科学理论性质的计算性说明是较全面的。他对PI系统充满信心，认为它能解决认识论的许多问题（如规范和描述之间的关系）。但是后来他发现PI系统至少有两点不足。一是，现时的模型不能解释问题如何出现，因为PI要求的是给出问题；另一个不足涉及到PI中观察信息的来源，因为许多科学问题产生于观察和实验，而PI对新观察和实验的来源没有发言权。（［7］，pp.175—176，）由于PI系统有局限性，所以撒加德近来又发展了他的观点。他从注重科学自身转向也注重科学的社会性，并给出一种新的模型，“该模型从布散式人工智能（distributedartificialintellegence.DAI）的观点出发来看待科学共同体”。[8]亦即对科学的、心理的以及社会因素给出一种综合的看法，实际上这是一种科学的社会模型。因为此前有一种方***个体主义学说认为，所有解释社会现象和个体现象的尝试肯定只涉及有关个体的事实，据此可知，社会解释能够而且最终会被还原为心理学解释。不管这种学说是否成立，撒加德认为，把科学看作布散式计算的系统并非是以该学说为先决条件的。我们可以把他给出的理由简单地总结如下：①有的事实具有无法简化的社会性；②心理学解释和社会学解释相互依赖；③对个体计算心理学的解释也可能用具有社会特点的术语来表述；④社会现象太复杂难以处理。所以他说：“把科学共同体看作是布散的计算系统的观点并不是把社会问题还原为心理学问题，而是要共同推进对社会和心智的理解”。（［8］，p.10）可见，撒加德并不否认认知个体活动的作用，他的目标是把对个体认知活动的理解和对科学共同体的分析结合起来，从而认识为什么科学的心理学说明和社会学说明可以结合为一体，以达到他所说的“从一种综合的观点出发来看待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目的。
总之，撒加德认为，哲学与科学是连续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哲学处理的问题相对于科学来说是较一般的、思辨的和规范的。涉及到推理的哲学分支与心理学和人工智能是连续的。他试***把科学共同体看作是布散式人工智能，以求用计算机网络来解决有关问题，从而把科学的心理学方面和社会方面结合为一个整体。
特万泥对撒加德等人的计算机模型提出五点质疑。可以概括表述如下：
①模型能处理高阶的直觉推理吗？
②模型能处理不确定的交互作用吗（chancyinteractions）？
③模型能处理视觉的形象化描述吗（VisualImaginery）？由于计算论者没有注意到视觉认知的动力学，因此，甚至连这一问题的范围都没认识到。
④模型能处理一个广义的知识基础吗？特万泥认为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在一个知识基础中的那些条目实际上并不真正是原始资料，例如还有一些无认知的评价（如“结果不令人满意”）等等。“就我们所知，没有任何计算论者能在数据库（database）中做到使这样的信息（指元认知评价之类的信息——笔者）具体化。”
⑤模型能怀疑数据吗？科学家们一般都怀疑数据。然而，几乎所有的计算机模型都忽视了这一问题，它们把数据看作是一开始就固定不变的，给出的模型很难把握现实世界中的科学家所面临问题的范围。由于存在上述疑问，特万泥认为，“看来，有必要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中来考虑计算机模型的作用，这个语境是我们关于科学思想的、发展着的理论语境。”[9]
特万泥的诘难是有一定道理的。科学理论的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性质等问题有其非程序性的方面，诸如直觉的、社会的种种因素以及数据真伪性等问题都是不能用计算机来处理的。撒加德等计算论者们把计算机理论泛化，以至使之成为解决所有认识论问题的万能钥匙，这里的片面性是显然的。他实质上用计算机理论取代认识论问题，这同奎因等人本质上是一致的。
以上我们谈了奎因、吉尔、撒加德等人的自然主义观点。总体来说，他们都注重把科学认知的哲学反思与科学本身的实证研究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应当说，吸收现代实证科学对认知的若干性质所做的具体研究是值得重视的，现代认识论如果不吸纳这些成果，不可能有新的突破，自然化的认识论注意到这一点，这使他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是，他们却使认识论的***性地位问题受到了挑战，甚至把认识论消解为实证科学。而且，在自然主义的界定意义上，作为描述性事业的科学与作为规范性事业的认识论似乎是不可调和的。因此描述和规范的关系对他们来说是无法解决的。许多学者也正是基于这两者才对他们进行批判。但是，规范性和描述性难道真的不可调和吗？自然化认识论不能有规范的维度吗？为了突破这一二难的困境，劳丹才将价值论引入科学认识论之中，从而形成了他的规范自然主义。
二、劳丹的规范自然主义
劳丹提出其规范自然主义的直接动因便是奎因等人放弃了认识论的规范地位。在他看来这是自我毁灭。他主张自然化认识论可以以某种方式保持规范性，从而认识论虽然是自然化的，但却并不因此而丧失***性以至于被彻底消解。
1987年，劳丹明确提出了规范自然主义理论。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劳丹认为科学方***面临许多困境。在传统的科学哲学中，方***占据重要地位，但是由于波普尔、特别是库恩的工作，这种情况一去不返。波普尔把方***看作约定，因此，没有了合理性选择；库恩则认为方***标准太模糊，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方法不能决定竞争理论的选择。拉卡托斯甚至断言我们根本提不出什么有根据的建议以使科学家接受或放弃哪个理论。费耶阿本德的纲领是“怎么都行”，主张方***无***府主义。至于罗蒂则认为一切都应“罗蒂化”。由此可见，在历史社会学派那里，方***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其规范力量已被完全剥夺了。
二是劳丹以前的自然主义方***观点并不令人满意。如奎因认为，方法只不过是对自然科学所用方法的描述，因而没有规范的力量。这样，奎因等人便面临一个严重的困难：自然主义应该为自身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但是“合理性是一个非自然的概念，”[10]这样自然主义要用非自然主义为自身辩护，这是一个悖论。为避免悖论，因此劳丹认为：“方***的非规范化并不是由其自然化来表征的。恰恰相反，人们可以表明一个完全‘科学的’和彻底‘描述的’方***将具有一个规范的结果”。[11]可见，劳丹希望在以前的自然化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中的相对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规范自然主义。具体观点及评论参见孟建伟和方在庆的文章（《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8；《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2）。此处不再赘述。
三、“文化派”的自然主义
1.瓦托夫斯基的历史化认识论
奎因和劳丹等人的自然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对社会文化的疏离。M.W.瓦托夫斯基（Wartofsky）则注意到认识的文化性，他倡导认识论的历史化以替代上述认识论。他认为，历史的认识论开始于如下前提：知识的获得是人类活动的基本方式，它不能脱离其它形式的人类实践，因此也不***于这些其它形式实践的历史性（即其历史变化和发展）。[12]由这一前提可以引伸出三点论断：（1）人类认知实践的适当的研究域并不是抽象的“人类心灵”，而是具体的、有多种特色的历史的人类实践域——是社会的、技术的、艺术的以及科学的。（2）认知的进展要通过表征（representation），因为它通过把人工制品作为象征来表现。认知方式历史地随社会实践，因之也随表征的改变而改变。（3）对所有人类知识而言，不存在固定的、基本的形式或结构，人的心灵随着各种各样的历史实践的不同而改变，即心灵是一个变化发展的、历史地自我超越的人工制造物。
瓦托夫斯基认为，卡尔纳普的记录语句为经验的科学哲学提供归纳基础，但它并不就是感觉资料。后来卡尔纳普放弃了这些而支持他所谓的生活经验，但即使这样也还是不够的，因为在逻辑重构过程中，所使用的资料并不简单地是经验，而是描述经验的语句在操作。但是这些语句——记录语句——必须依据某种语言，而卡尔纳普认为这种语言的选取是出于方便和实践上的约定。因此瓦托夫斯基说，卡尔纳普的这一宽容原则（principleoftolerence）实质上并没有为任何语句提供内在的或必要的归纳基础性说明，因此它是一个实用主义或工具主义的社会文化约定。
至于波普尔对理论证伪的说明，瓦托夫斯基认为也有赖于社会心理学。因为证伪的经验检验的构成也是社会文化的约定。奎因和哈贝马斯都诉诸于语言共同体的共识，对他们来说，真理是基于语言的内在规范。可见，认识论的社会化在当代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中的进展一开始本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之上的。从主体间的可检验性到社会选择、语言约定，都明显地表现了从经验基础的相对化向合理性选择论题的过渡。由此可见，认识的根据已从传统认识论的内在的或心智的语境转移到一个语言共同体的行为的外在的社会语境。
由以上论述，瓦托夫斯基提出应以历史化的认识论来替代传统理解的认识论。亦即把认知活动看作是历史地变动的，这种变动的涵义是指：认知、知觉的方式随整个人类实践（包括社会的、技术的、科学、经济、艺术的实践）的改变而改变。他把认知活动规定为不仅仅是思想上的，还包括通过实践形式表现出来的感情活动或主体能力的域；也包括在道德、艺术、科学技术语境中所涉及的判断方式。又因为人类认知活动不是***发生的，它不能脱离各种实践形式，包括狩猎、生产、社会交往、战争、***治等；所以，实践是认识活动的具体方式。
2.富勒的社会认识论
富勒（S·Fuller）提倡社会的认识论。他认为，“一个对知识的自然化的研究本身就应该运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和发现”，[13]而作为一门交叉学问的社会的认识论即可满足这一要求。它本着建构一种规范的科学哲学的目的而把“知识社会学”作为经验来源。它从三个方面来研究：（1）作为一种元理论；（2）作为一种经验的研究纲领；以及（3）作为知识策略。
首先，作为元理论，社会认识论的基本功能在于做出一种设计，以重新解释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研究时到底在做什么。社会认识论者建构元理论的主要动机在于使知识“自然化”，并且确信知识是在它所涉及的世界之中的。而知识的自然化应该包括的不是认识论的消失，而是使一种界限——认识论和关于知识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界限——消失。近来，后现代主义者罗蒂为了追求经验的历史的研究而放弃规范的研究，这表明当代对知识所做的规范的哲学解释渐渐脱离了社会科学的解释。社会化的认识论者认为这正是对哲学在科学中的作用的一个错误理解的产物。
其次，社会的认识论也是一种经验研究纲领和一种知识策略的工具。在经验方面它是双重的：一是根据预设的科学编年史工作来分析关于知识增长的哲学陈述；二是在认识上把比较突出的历史事件分解为各个“运作部分”，这样才能决定一个认识规范的存在与否对事件的出现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在策略方面，社会的认识论目的是发展一种修辞（rhetoric），以便把它的元理论和经验研究转变为一种增加科学共识性的方法。
3.唐斯的社会自然化认识论
唐斯（S.M.Downs）在富勒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具体地阐述了社会自然化的认识论。他认为，以前的自然化科学哲学不太关心科学实践的社会本质，所注重的只是用认知科学的成果来解释科学，因而这种研究是有缺陷的。一个缺陷是采用了认知个体主义（cognitiveindividua-lism），另外，科学实践的社会性不可化简。
唐斯认为，R.吉尔、西蒙以及撒加德等人把认知科学的方法用于研究科学理论的变革、评价、本质以及科学发现等问题，用认知科学的经验成果来充实和约束哲学理论，这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们采取了认知个体主义立场，即完全根据个体的心理过程来解释认知现象，认为对科学家个人的心理机制的说明能充分地说明科学中哪些因素具有认知特点。他们认为在对成功的科学进行说明时要以认知因素为依据，而对失败的科学的说明则要应用非认知因素。这一观点在劳丹的不合理性命题中得到了明确表述：所有合理的科学实践都可以根据认知因素来解释，除此之外的部分则由社会学家或心理学家来解释。可见，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对成功科学的解释是不相干的，社会因素的积极作用从而被抹煞了。唐斯对认知个体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从科学家为什么组成共同体来开展研究这一问题入手进行分析，认为之所以必须组成研究群体，原因首先在于，检验或评价假说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心理能力，还要有技术分工和合作。劳动分工是按照技术在科学共同体成员中的分布进行的。其次，单凭个人力量来评价假说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个人能力毕竟有限。所以“科学家们应协力工作以克服个人的经验限制，从而可以对认知劳动进行分工。如果忽视这一事实，认知科学家也就忽视了科学知识生产所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本质。[14]
根据以上的批评，唐斯认为应该在认识论中加入一个社会的维度。他认为科学的社会本质有三个侧面：一是理论是公有的财富，它可以跨越时间在共同体中流传；二是社会相互作用直接导致认知成果；三是应从更大的社会背景上看问题，这对于我们了解某项活动是不是对科学的一种贡献十分必要。这三个侧面有助于明确科学事业的地位，澄清科学共同体与一般社会事业的关系。所有科学实践至少包含以上三个社会层次。唐斯的总结论是：（1）认知科学如果不放弃认知个体主义，它就不能对科学作出适当的描述性说明，（2）具有某一规范范围的自然主义科学哲学必然会有一种描述基础，这种基础要考虑科学实践与众不同的社会本质，（3）科学知识的生产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14］，p.66）
瓦托夫斯基正确地看到了认识的获得是一个历史的、本身是实践的、而且不脱离其它实践的过程。他注意到宽容原则的实用性和约定性，从而提出认知活动是历史地变动的这一观点，并把它作为历史化认识论的整个出发点。这种见解虽然不错，但却并不全面。首先，认知活动是变化的，但变化是一切事物的特点。另外，认识有一定的稳定性，在一定时期内相对不变，单纯谈论认识的历史变化显然有失偏颇，不可理解。应该把自然的因素和历史的因素结合起来才对。富勒主张把社会科学的方法应用于自然化的认知研究。他的观点得益于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以及历史社会学派的主张。自库恩发表《科学***的结构》以来，对知识的社会历史研究渐渐盛行起来，而这已成为社会历史学派的特征。富勒、唐斯等人进而把自然化的科学哲学纳入到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去思考，认为哲学与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连续的，应该把自然和社会科学方法运用于哲学研究及认识论研究。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全面。首先，虽然应用科学的方法于认识论的研究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认识论的研究方法是否一定是科学的方法？认识论是否具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和方法？他们这样做的结果能否使认识论保持***性？这些都是成问题的。第二，从奎因开始倡导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连续性，接下来又把计算机科学和其他认知科学成果运用于认识论研究，后来又在自然化科学哲学中加入社会的维度，这里似乎有一个修改传统哲学所界定的认识论研究域的问题。本来意义上的自然主义所主张的方***主要是把自然科学方法移植到认识论之中，现在又加入了社会科学的方法。于是整个科学方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就是认识论研究所采用的方法。这样一来，认识论的特殊地位何在？它还属于哲学了吗？第三，唐斯批判认知个体主义，注重认识的社会性，认为这样才能对科学作出适当的描述性说明。这种观点当然不无道理，然而尽管科学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子系统，离不开社会实践，但科学本身毕竟有其发展的内在规律。科学认知的本体论基础是自然界本身，它是***于社会的，是价值中立的，在这一点上，科学认知活动的不同层次的主体（科学家个体和科学共同体）具有等价性。因此，对科学认识的说明是不能完全社会化的。在这方面，外史论纲领（如爱丁堡学派的硬纲领）已经宣告失败。
总而言之，自然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于承认认识论和科学之间存在连续性，否认这种连续性便是非自然主义。在这一点上，我们所论述的三种自然主义流派符合这一界定。因为它们都认为认识论研究和科学密不可分。自然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在科学和认识论的连续性上采取怎样的形式，能够走多远。奎因等人把认识论同心理学、计算科学、神经科学等自然科学联系起来，并认为是后者的一部分。显然这否认了认知的规范特性，使诸如辩护、推理以及证据等规范概念失去地位，而代之以一些自然科学的概念。这实质上就是取消了认识论，走向了一个极端。劳丹等人正因为看到这一点才把规范性，价值论纳入自然主义科学哲学之中，认为描述性和规范性可以调和。而文化自然主义者更有甚之，他们注重认识的历史性、社会性、文化性，主张认识论和社会科学是连续的，然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带有人为的、主体色彩的事物，是“想要”的事物，它需要解释学的诠释，有赖于对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可以说，文化自然主义比劳丹更注重认识的规范性，并有走向否认科学认识所具有的描述性，单纯强调规范性、价值性的危险，更有走向彻底相对主义的嫌疑。可以说，文化自然主义与其他自然主义的上述异同点使它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我们已经看到，自然主义科学哲学追求的是把认识论和科学联系起来，在科学的基础上进行哲学研究。应该说，这种重视科学的思想对当代哲学如何走出困境，如何摆脱基础主义的阴影等具有很大启发意义。它本身也是为摆脱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辩护主义而出现的，在客观上为西方科学哲学的重构提供了一条思路，但这条思路行不通。对当代自然主义来说，认识论或者成为科学的一部分，或者与价值论等结合，不管所采取的方式如何，认识论的***地位已不复存在，哲学已经降低层次、消溶在科学之中，哲学和科学的界线从此化为乌有。这实质上是认识论的取消主义。如所周知，恩格斯曾经说过：“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由此出发，关于认识的本质、发展、评价、解释等一系列问题，都带有极大的普遍性。这些问题的性质和解决途径都属于世界观的范畴，它超越于任何一门具体科学之上。归根结底，认识论取消论不过是重蹈历史上经验主义的覆辙。而正如恩格斯所警告的，蔑视辩证法，蔑视哲学的理论思维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恩格斯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在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思维得正确或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因而是不正确地思维的最确实的道路。”[15]自然主义作为吸收当代科学成果构建合理的哲学体系的一种尝试值得重视，但循着这条路走下去，所得到的只能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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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NoahJ.EfronandMenachemFisch:ScienceNaturalized,ScienceDenatured.HistoryandPhilosophyoftheLifeScience,1991,No.2,p.18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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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R.N.Giere:PhilosophyofScienceNaturalized.PhilosophyofScience,52(1985),p331.
[11]L.Laudan:ProgressorRationality.AmericanPhilosophicalQuarterly.Vol.121,p.19—23.
[12]Marx·W·Wartofsky:EpistemolgyHistoricized,inAbnerShimonyandDebraNails(eds).NaturalisticEpistemlolgy.1987.D.ReidelPublshingCompany,p.358.
[13]SteveFuller:EpistemologyRadicallyNaturalized,inCognitiveModelsofScience—MinnesotaStudiesforthePhilosophyofScience.Vol.XV.1992,p.427.
心理学认识自我论文篇2
【关键词】传播学基础理论；主体哲学；主客体协调；社会学理论；文化理论
传播理论集中体现了现代知识的综合，这种综合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和开放性上。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既可以指狭义的创新和发展(指传播理论自身)，也可以指广义的创新和发展(指影响到传播理论体系的建立)，由于学术界对后一个问题论述不多，本文主要论述影响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本文谈到的基础理论主要分为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文化问题等3个方面，这3个方面不同程度涉及到传播理论。理论界选择什么样的基础理论，传播理论相应地就会带什么样的印记。就目前有影响的传播理论来看，主体哲学(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偏于主观的理解)及相应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影响更大。今天，审视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根基之上，继而创新和发展传播理论，是传播学界面临的一项基本任务。
影响传播理论的几种主体哲学
在当代，哲学思想对传播理论的影响通常是通过社会学为中介的，我们在评判一种社会理论时，总是在评判一种哲学思想。为了叙述的便利，我们首先分析影响到社会理论的哲学思想，然后分析其相应的社会理论和文化观。众所周知，主体哲学在西方哲学中更为典型和明确，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其长久的历史背景。自文艺复兴以后，绝大多数哲学流派都是以主体意识的第一性作为理论的起点。在20世纪，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到解释理论，从精神分析到现象学，从存在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主体第一性的观念以各种体系表现出来：心灵、心理、直觉、精神、体验、理性观念、人道主义等等，它们都指代一个实体——主体，是主体赋予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信念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它们在社会——文化理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它们也通过社会——文化这个中介间接地影响到传播理论。至今，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争论仍是这些方面的延伸。
我们首先来看现象学，胡塞尔提出现象学的观念并发展了现象学的方法，现象学哲学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认识论，以现象学为框架的社会学也多以此为根据发展了意向理论及价值理论。现象学的基本任务是以直觉达到人类理性的深刻基础，这一任务的前提是直觉是一切知识的合理根源，一切在初始状态的直觉中呈现的事物将会完全地如其所呈现自身的那样被接受。这个假设中，主体的理性被赋予了不可动摇的地位，直觉是我们接受事物的外在方式，最后还会有一先验的自我来保证直觉的可靠。为了达到本质的直观，他提出了“现象学的还源”，简单地讲，这一命题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的加括弧：即把我们的各种信念(不论是经验的概括还是各种现实的信念)全部悬置起来，并不对它们作是非的判断。2.存在的加括弧：放弃一切有关存在的判断，因为哲学的认识是对本质的认识，而对现实存在的判断则非本质，所以，对存在的判断也应中止。3.先验的还原：这种还原使我们从此验的自我走向先验的纯粹自我，这是世界上一切意义被建立起来的基础。胡塞尔晚期则将自我纯粹意识视为最终的绝对领域，即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实在为前提。纯粹意识的地位确立后，即可以解释经验世界，如果人们在经验的世界找到共同之处，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在意向性上是一致的。
正是这种主体哲学的框架和意向性理论，影响到后来的现象学社会学的发展，舍勒提出的价值哲学、舒茨的意义理论都与现象学有着密切联系。现象学对现代微观社会学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只要我们看一下戏剧理论(戈夫曼)，本土方法理论(加芬克尔)，交换理论(雷克斯)及冲突理论(霍克斯)，无不带有意向性理论的影子，无论是日常的自我还是掩盖了意***的自我，都可以在现象学纯粹那里找到最后根源。
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将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扩大到社会领域，认为对社会活动的理解取决于主体间的一致，意义在于主体赋予对象的过程上，社会互动之所以可能，也是由于主体间的一致性。和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相似，现象社会学也是以个体为基本的考察单位，尽管这些理论以互动来解释社会系统，但它们几乎都忽视了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制约。从理论上讲，社会结构的形成总是离不开个体及集体的参与，但社会制度形成稳定状态后，它总是从语言到思想、从法律到伦理、从制度到信念各个方面来制约个体。主体既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同时，又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个体的动机和行为往往是制度化的结果。离开了社会结构和制度，很难解释一些行为和动机的原因，这也是微观社会学理论普遍的局限所在。
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如符号互动论等也都是以个体为根基来解释社会，个体往往成为不受社会制度制约的个体，微观理论的共性表现在它们几乎都在表述主体哲学的一些基本主张。
解释学也存在着类似的理论。解释的根基建立在个体的体验和理解之上，为了说明解释是普遍有效的，就要说明解释在主体间是一致的，为了说明主体间的一致还要找到更基础的东西。当代的伽达默尔是用语言来解释主体间的一致，语言既是解释学的根基，也是对世界的体验，其核心观念是人类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用委婉的体验解释世界无疑要比现象学更少地依赖于主体，但体验的背后又隐含着原来的主体。
解释学赋予了个体极大的心理自由，个人的体验成为分享共同意义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对解读精神性文本来讲，由于时间的差别，也由于解读者所处社会历史背景的条件，解读者不可能得到文本的原始意义，解读总是充满了个体的理解，因而文本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所难免，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也是合理的。显然，在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上，解释学以牺牲文本来迎合读者，其相对主义的结局不可避免。
“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一套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旨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从认识论上看，批判理论主要对实证主义提出了批判。批判理论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精神与物质的对立。批判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可以从近代的启蒙找到根源，启蒙精神在改变自然时从认识理性中发展了极度的工具理性，科学技术也是工具理论的集中体现，当世界都变成可度量的对象时，人也变成了被奴役的对象。在当代，启蒙精神变成一种操纵意识，这又是通过大众文化来实现的，大众文化造就了文化产品的单一化和标准化，文化工业代表了这种单一化和标准化。简而言之，“文化工业”已成为当代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
纵观以上几种哲学思想，无论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多么不同，确定主体意识优于并高于所有一切，是他们哲学推论的前提。正因为存在着主体意识与外在世界的对立，他们的结论几乎都包含了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世界与心灵的对立，以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在更极端的态度上往往以牺牲认识的理性法则来换取意识的自由。我们在伽达默尔及“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胡塞尔那里，可以看到精神世界的无限膨胀，科学涉及到的物理世界往往被看成对意识自由是一个极大的妨碍，甚至对意识自由是有害的。主体哲学很少考虑这样的问题：即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框架中，主体的推论是否包含了局限和偏见的问题。绝大多数的主体哲学将理性看成是自明的，客体就是呈现为主体推论的结果，这个假定预设了主体不会出现任何偏差。而事实上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这种假设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主体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包含着局限。思想史的发展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在未能把握其本质前，总是以主体的***式看待世界的，以人的特性解释世界注定会产生拟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地暗含了人类中心论的思想，主体哲学就是按这种推论极端发展的结果。主体哲学是在人类中心论和拟人论的框架下来看待人与世界的，这样，对世界的认识总是折射出主体的意***和限度，世界的存在往往被看作人类中心的象征。换言之，它没有实体性的地位，它的性质全靠主体意识的解释。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不仅存在于西方古典哲学中，也存在于其他民族的哲学中。当人类不能分离出单独的客体时，除了用人这个尺度解释外别无其他方式，这也不难理解为何主体哲学一直是哲学史中最有影响的理论。
认识到人类中心论及主体意识的局限是近代科学理论的成果，这个开端就是哥白尼的天文学***，在他的日心说中，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自转并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公转。与地心说相比，这是一幅全新的世界***像。这里，不论是地球还是人类，都不具有特殊目的和意义，相反，他们(它们)只是宇宙系统的一部分，这种理论最早喻示了人类从中心到系统的变化。
在以后达尔文的理论中，也提供了反对人类中心论的又一种理论。按照其理论，人是生物连续进化的一个环节，人也像其他生物一样组成了一个系列。这里，人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及目的，这种理论也排除了神学理论的创世说。达尔文理论与哥白尼理论在反对人类中心论上是一致的。这两种理论都说明了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此外，当代量子力学也提供了背离人类中心论的理论。这里，主体哲学与人类中心论有着天然的联系，正因为它假定了人是世界的终极目的，因而，它无法解释真正的客观世界，也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而科学理论总是呈现出反拟人化的结果。
现代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越来越趋向将人视为无数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如果这样看待人类，人类中心论的思想是值得怀疑的，主体哲学的观念也是值得怀疑的。
建立主、客体相协调的理论
就认识论来看，主体哲学代表了解释世界的一个方向。除主体哲学以外，一些哲学家力***使主客体协调起来，这种努力在近代开始显示出积极的成果，超越主体哲学的有效途径在于恰当地说明主客体的关系。对马克思来讲，解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首先是实践的问题，因为实践包含了将两者统一起来的可能，思维的观念只能在实践中加以验证：“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①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与其他哲学的根本区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到了实践对人与世界的双重作用：在实践中，自然成了人化的自然，人通过实践也在改变自身的特性，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实践的观点说明，主、客体本性的确定是从对方的作用中获得的。
在20世纪，思考主、客体的关系仍是思想界面临的主要议题，皮亚杰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了认识的发生问题，再次涉及到主、客体的关系。传统认识论大多在两种态度上摇摆：一种是经验主义，往往将认识看成信息来源于客体，主体只能受教于客体；另一方面，先验论和天赋论则认为主体一开始就有内部生成的结构，然后这些结构加诸于客体。这两种理论涉及的都是在高度成熟阶段上的认识，而没有涉及认识的起源，认识的起源要比这两种理论设想复杂得多。皮亚杰根据心理研究的成果，证明了认识既不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一个业已形成的客体，而是起因于主、客体的中途，它同时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这样，充分考虑到联系主、客体的中介就十分必要。皮亚杰作了这样的设想：“如果从一开始就既不存在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也不存在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客体，又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中介物，那么关于认识的头一个问题就将是关于这些中介物的建构问题：这些中介物从作为身体本身和外界事物之间的接触点开始，循着由外部和内部所给予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向发展，对主客体的任何妥当的详细说明正是依赖与中介物的这种双重的逐步建构。”②
认识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建构过程，它从感知运动阶段经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到形式运算阶段，才能达到通常意义上的认识。认识***式的发展是主客体之间的同化和顺应，相互协调的结果，经同化、顺应的平衡作用，使主体的认识***式逐步接近客体的结构。
在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客体，也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主体，顺应说明了主体会在对环境的适应中造成认识***式的改变；同化说明了主体对环境的过滤和改变，使之符合主体的认识***式。建构就体现了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过程，认识的过程就是从简单低级的结构向复杂高级的结构不断过渡，这也是一个永无终结的过程，客体意味着主体所能达到的极限。
皮亚杰的理论建立在大量心理学及生物学的实验基础上，因而，它代表了解释认识形成及发展的科学解释方向。它的要点仍是沟通主客体的中介，在中介的关系中说明主客体。如果将这个中介与马克思的实践联系起来，它们的近似就在于从联系主客体的结构模式上解释主客体。
除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以外，语言哲学关于语言对世界的组织成形作用也作了出色的论述，这一理论涉及到的指称问题、真理问题、意义问题及言语行为对我们理解语言与认识、语言与主体及语言与社会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此外，值得提到的还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建立在严格的理论法则之上，它以语言模式为出发点，突出强调了结构和系统的观念。结构的观念表明了它对表层对象背后共时的关心；系统的观念表明了它试***通过关系的模式来解释对象，和语言哲学一样，它也是通过观众形态来说明主体的。就此来看，以上几种有影响的哲学与主体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传播体系建立在主体哲学之上时，我们很难察觉主体哲学的局限，这种局限势必通过其社会学理论内化于传播理论之中。毋宁说，主体哲学的蓝本和传播理论的摹本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主体哲学对心灵的能动作用的强调会贯穿于传播理论中。同样，它的局限(没有看到认识总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内涵在传播理论之中。因而，借鉴科学的认识论建构主、客体的关系，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哲学的社会学根基之上，是传播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
以上我们曾对主体哲学与微观社会学的关系作过分析，确实，微观社会学对主体的动机、行为、意义是主体间的互动曾作过详细分析。然而，微观传播学理论几乎都没有考虑到既定的社会结构对主体动机和行为的作用和影响，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与动机的辩证关系，因而无法说明动机和行为的真正动因，最终使陈述的理论趋于表层化。显然，问题的真正源头在于如何看待行动和结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主、客体的问题。
目前，大家经常谈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该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结构与主体的关系问题，与微观社会学理论不同的是结构化理论力***在更客观的立场使结构与主体协调起来。
传统宏观社会学偏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塑造上，而大多数微观社会学理论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体和行动的意义的理解上，吉登斯提出了将两者协调的结构化理论。结构化的核心旨在说明社会结构既是通过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也是行动得以建构的条件和中介，即结构与主体存在着一种二重化的过程，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主体的活动，而是通过主体的特定活动而构成；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结构不应简单看作对主体的外在制约，它既有制约性同时又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这样，结构和主体存在着一种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对结构和主体的妥当说明，需依靠对它们二重化关系的说明。
鉴于目前传播理论更多地依靠微观社会学来维系，清醒地看到微观社会学的不足，并从社会学层面考虑结构与主体的协调关系也是传播学界不容忽视的问题。
主客体的关系也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化研究一直是全球性关切的问题。通常大家谈到有影响的几种理论大多集中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领域。
社会学中占主流地位的理论是价值论，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韦伯及狄尔泰，用价值解释文化的各种理论几乎都将文化视为对象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活动。现象学、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及大多数实用主义理论都代表了这个方向。它们的共性是：都给予了主体以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生命、体验、理解、自由或人与社会、精神与物质的对立，都要根据主体意识来评判，文化几乎没有自己的实体地位，文化的存在完全要看主体间的解释。本来，用价值解释文化并不是没有说服力，问题在于对主体的极端信赖除了走向自我中心论以外别无选择，此外，价值论的解释还面临着文化相对主义的危险，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危险也是价值论所无法克服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人文科学的研究区别于自然科学除了对象不同外，还在于研究者适度的介入是可行的。但研究者介入到什么程度则是价值论和解释学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以此为框架，总是面临着解释过度的问题，而解释学通常也把解释的多元化视为合理的。这样，在价值论和解释学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仍是主体哲学的主张。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主体与世界的对立变成为精神与“物化”的严重对立，工具理性的扩张必然在制度上、精神上对人进行新的操纵，文化的单一性及庸俗性不可避免。所以，由于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张，人类未来的文明也是暗淡的。
该学派的许多主张都建立在主、客体的对立上，为了维护主体的至上性，不得不排斥非主体的存在。“法兰克福”由于把个体与社会看作完全都是对抗性关系，现代工业文明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被看作是一种倒退，与之相关的是工业社会及科技进步造就的大众文化根本不具有以往精英文化的单纯和高贵。“法兰克福”学派从主、客体的对立进而过渡到人与社会的对立，再过渡到文化的对立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样，我们除了看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外，我们根本看不到它们是如何协调在一起的。
纵观以上几种有影响的文化理论，几乎都是从主体来解释文化，其结果要么是价值涵盖了一切，要么是文化存在着对立。因而，超越主体哲学的局限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大家知道，近几十年来，结构主义提出了一套与主体哲学截然不同的理论，包括其文化理论(主要集中在文化人类学)，其核心是以语言模式来看待社会系统，进而解释主体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从结构主义的影响来看，它提供的超越主体哲学的途径和方式是可行的。
结构主义主要关心文化的共时性问题，莱维——斯特劳斯集中表述了结构主义的文化观，即文化不仅是共时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加以说明。文化人类学家经常可以看到大量重复出现的文化形态，是什么决定了它会重复出现?如果人类没有普遍共同的心智，这一问题也就不可能产生，是各个文化外观形态的差异重要还是内在的共同模式重要，两种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答案。
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文化，各种文化现象就不难解释了。无论文化人类学提供多么不同的文化差异，但共时态的文化是存在的，因为像亲族系统、婚姻系统、神话系统、***腾系统反复出现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这恰好证明了各民族具有构造文化的共同能力。它通过转换系统，成为我们可以看到的各种具体文化形式，而共时模式为这些形式找到了答案。考察各种具体文化的差异不是人类学的任务，人类学要探讨决定文化现象的深层内容——人类共同的心智。
共同的心智，在他那里也就是无意识问题，它不是与意识相对立的下意识或潜意识的概念，毋宁说它是人类先天的一种构造功能。它普遍地存在于各民族中，因而是普遍的理智功能，正是它的存在，可以解释各种文化的普遍共时。
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福柯在思想史领域提供了一种非主体解释思想的方式，福柯对思想史的分析集中在权力对知识的形成上，换言之，社会的知识型总是体现了权力的支配，主体正是在各种制度性场址的权力关系中生成的。
如果主体总由其他因素所决定，那么，确定的主体是不存在的。毋宁说主体总是由特定的知识型所决定，《词与物》表明了知识型如何决定着主体。按着结构主义的解释，它会引出许多被忽视的结论：如果文化不存在着高低之分，发达和落后之分，那么，各种文化之间的比较只能得到现象的差异，追问这种差异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很想知道热衷于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研究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文化现象的差异只是表层问题，那么中西方文化在心智的创造上具有的共同性不更重要吗?难道它们不都是共同心智的结果吗?如果表层的背后确实存在着普遍的东西，揭示这些普遍性正是文化研究要回答的。知识型理论也使我们看到了思想的另一个方面：我们认为许多不可动摇的观念其实是用某种占主导地位的信念所支配的，主体不仅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而在强化这种信念。事实上，能超越既定知识型的人少之又少，我们通常表述的知识大多数情况下是某一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而已。
综上所述，建立主、客体协调的认识论是社会人文科学的可靠前提，它影响到在什么样的方式上看待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客观的社会理论直接关系到传播理论的根基问题：个体既是社会制度的结果，又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这样，两者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同样，非主体解释的文化理论旨在说明文化共时模式的存在，表层文化现象的对立和无序并不反映内在层次的共同模式，如果我们做深层分析，各种文化可以找到普遍的共性。
结语
近50年来，人类的知识积累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以往许多被认为是经典的理论和命题，现在被看作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知识的不断综合和更新要求我们的思维与时代保持同步，特别是像传播学这种新型的综合性学科，如何使其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近代科学反复证明了这样的事实：一门学科的成熟与否，在于其基础理论的成熟与否，而不在于其表象形态的丰富，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传播理论，相对于传播理论的应用理论来讲，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就更为重要。
目前，传播学界对狭义的传播理论讨论较多，而对广义的传播理论讨论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传播理论的深化理解。如果我们仅仅讨论狭义的传播理论，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相对封闭的解释体系。问题在于对传播理论基本观念的讨论常常会将问题引向更基本的问题，例如，信息问题、语言符号问题、意义问题、传播的存在及目的等等。对任何一个问题完整的回答都会涉及到人的问题，涉及到人对世界的理解，涉及到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属基础理论的范畴。这样，借鉴基础理论的成果，无疑会强化传播理论的解释力，使狭义的传播理论更为健全。
本文谈到的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论述的。以上谈到的三个方面直接关系到我们建立什么样的传播理论。主体哲学曾在哲学史上产生过长期影响，而现代科学的发展愈发证明了其内在的局限性，我们只有从主、客体相协调的途径上来看待主体意识时，我们才能更好理解主体意识，我们只有恰当地说明了主体，我们才能恰当地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恰当地说明文化的本质特征。这既是我们探讨广义传播理论的目的所在，也是我们探讨传播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核心所在。
注释：
心理学认识自我论文篇3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解构了知识的客观性与合理性，用信念取代知识，试***建构科学的“社会实在论”。本文分析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解构与建构两个层次的理论结构，指出ssk的论述定位于知识的部分因果分析这一理论旨趣，而不预设 自然 世界与理性的概念，其无法获得对知识自洽的说明。
科学知识社会学又称为ssk，是科学 哲学 在后 现代 的一种理论视角，其理论观点与科学哲学传统思维方式及理论旨趣谨然相异。科学知识社会学批判传统科学哲学倡导的理性、真理与客观性观念，提出非理性、社会影响、 ***治 协商是知识产生与科学进步的核心原因。夏皮尔指出“我们们生活在一个缺乏确定性的年代，我们不再相信科学知识的传统特征，这种特征是把科学进步描述为它的充分实在性。布鲁尔认为“所有科学知识—无论是经验科学方面的知识，还是数学方面的知识—都当作需要调查研究的材料来对待。柯林斯断言知识的生产是科学行动者之间偶然“谈判”的结果，并声称“自然世界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起着很小的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作用。”拉***尔和伍尔加在《试验室的生活》中，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在生物实验室中跟随科学家的研究实践，其主题在于指明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的，是各种利益集团间协商的产物。谢延娜在《知识的制造》中展示了科学家的研究材料不是自然的，而是建构的。ssk源起于英国，后来扩展到美国及欧洲大陆，内部各流派其研究方法，理论倾向和认识论倾向都不尽相同，研究的问题也有所不同，但综合其所有主张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观点:第一，反对把科学仅仅看成是理性活动这一传统的科学观;第二，强调科学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弱势决定，削弱甚至完全否定经验世界在限定科学知识 发展 方面的重要性;第三，自然科学的实际认识内容只能被看成是社会发展过程的结果，主要受社会因素影响。ssk采用的论证策略及理论旨趣可归结为在解构和建构二个层面的证明:解构层面，ssk解构了传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理性说明模型，批判科学史及其科学发现的理性描述模式，否认自然世界在科学认识实践中的决定性作用;建构层面，ssk建构起科学实践认识的社会因果说明模型，取消科学与信仰之间径渭分明的界限，用社会因素取代自然世界决定科学认识的核心地位，认为科学知识必须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科学探索过程直至其知识内核都是社会发展过程的结果。
传统的理性主义认识方法是ssk首当其冲必须征服的障碍。理性主义认为科学的 历史 由理性主宰，只有在理性解释不起作用的地方，非理性的心 理学 因素和社会因素才有存在的必要。拉卡托斯把科学史分为“内史”和“外史”，理性认识构成科学的内史，非理性认识构成科学的外史。拉卡托斯认为科学“内史是第一位的，外史是第二位的”。即或在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看来，“社会因素”即是“理论之外的因素”，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客观知识内容是社会学分析无法界人的领域。在知识社会学的纲领性著作《知识与社会意象》中，布鲁尔批判了这种赋予理性优先地位的观念是受到源自弗拉格一帕拉***主义对客观性理解的影响，是一种目的论解释模型，以这种客观性概念为基础，弗拉格区分了理性的逻辑维度与心理维度。布鲁尔批判了拉***尔的客观性概念是理解科学与理性的一种非自然主义的神秘方法，在这种非对称理性思想中，社会被理解为非理性的根源，用来解释认识论的缺撼，这是极为不公正的，是一种误导的方法。一与目的论模型相对应的是因果关系模型，“它们是两种相对立的立场。"ssk批判传统的理性主义认识方法，就是为了给知识社会学开辟出一块新天地。
客观性、真理与合理性是理性主义认识论中的核心概念.与理性主义认识方法一脉相承。客观性、合理性标准是语言可翻译可理解的标准，这是理性主义反驳ssk主张的一个强有理的证据。在巴恩斯与布鲁尔合著的《相对主义、理性主义和知识社会学》中，ssk解构了“使翻译成为可能的‘合理性的桥头堡”’。解构的策略其一是否认存在标准的意义，“在词语的使用方面并不存在什么优先的理由(不存在什么‘简单的与知觉相关的情境’)，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末被文化变量使之复杂化地‘标准的意义”，“所有概念和所有惯用语是等价的”其二是借用库恩的不可通约思想，承认“绝对理想的翻译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可能只是根据偶然的和局部的标准判断，对产用目的来说可接受的翻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ssk的解构策略并不能贯彻到底。虽然ssk否认“绝对理想的翻译”，但也不得不承认可理解的异族文化，也不得不承认“适当的和普遍认可的惯例”。 ssk用来否认翻译的合理性基础的一个例子就是卡拉姆人使用“yakt”的事例。卡拉姆人把我们称为鸟的许多实例称之为“yakt"，但在卡拉姆人看来，蝙蝠也属于“yakt’，之类，而食火鸡则不包括在其中。ssk证明，因为卡拉姆人的‘yakt’不能完全被翻译为我们所说的鸟，如果存在客观标准，存在“合理性的桥头堡”，那么就应该存在跨文化意义上的鸟这样的词，正因为存在不同文化对正如鸟之类最显而易见的概念的不同理解，因此，理性主义者的客观性是要受到质疑的。但是不是我们就完全不能理解卡拉姆文化了，当然不是这样。“要了解‘yakt’并不难，只要注意卡拉姆人所指的‘yakt’是什么，最终就能像卡拉姆人一样辨别`yakt’o”此处证明假设了前提p(如果概念存在可理解的客观性基础，则在不同的文化中存在有相同外延的概念a)。因为在不同的文化中不存在具有相同外延的概念a，所以概念不存在可理解的客观性基础。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客观性与合理性并不能先验得确定概念的所指，而只是为理解概念的所指提供根据，是为理解卡拉姆人所指的“`yakt’是什么”中“什么”存在的根据，也是我们得以判断我们确实知道了卡拉姆人所指的“yakt"是什么的根据。如果从这一点来理解，也许确实不存在“绝对理想的翻译”，但绝对存在“可理解的翻译”，而不仅仅是“可接受的翻译”。
“对于学习者来说，没有必要假设存在一些共享的概念。”那么，我们如果理解异域文化呢?ssk认为根据“概念的特性”，我们可以作出“相同性判断”，由此理解成为可能。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概念的特性”如何导致明确的含义?相同性判断怎么可能?相同性判断之所以相同的根据在哪里?彻底解构真理、合理性与客观性，漠视知识的客观经验基础，把自然世界逐出知识的认识论领域，这显然违背对科学知识的常规理解。
科学知识的经验基础仍是ssk无法逾越的问题。“理论确实对经验作出反应，但是不是与它所说明的经验一起被人们给定的，也不仅仅受到这种经验的支持，要想引导和支持这种知识成分，人们还需要除自然界之外的另一种能动力量。知识的力量成分是一种社会性成分，它是真理所不可或缺的一种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种关于错误的指导。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布鲁尔并不准备否定理论受到经验的支持这一事实，只是提出我们不应该忽视理论知识中除自然界之外的另一影响因素—社会因素。但承认理论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并不能由此推导出这种社会性成分就是科学理论和真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或说是真理主要的影响因素。拉卡托斯也承认完整的科学史应是内史与外史的结合，在理性说明的基础上，应由心理学和社会因素给予补充说明。波普尔也承认科学发现的逻辑中不能排除心理因素的影响。但如果布鲁尔要证明社会因素是科学知识和真理的决定性因素，他必须进一步说明知识与真理的社会本性以及何种具体的社会原因影响与决定了哪一部分科学知识的核心内容。ssk在解构层面模棱两可的论证，对建构层面的合理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建构层面，ssk从本体论上用信念取代了传统的知识概念。“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人们认为什么是知识，什么就是知识，它是由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且以之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组成的。……当然，必须把知识与纯粹信念区别开来。我们通过用知识这个证词专门表示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同时把个体与具有个体特征的的当作纯粹的信念来考虑，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从一开始，ssk就给出了“社会学家”对知识的理解，知识就是信念，由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且以之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组成。如果知识只是纯粹的信念，是个体的一种心理活动，只具有心理学基础而不具有任何可理解的共识，这显然有驳于我们的常识。怎样在纯粹的信念与知识之间作出区分?ssk又指出，知识是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而任何具有个体特征的都只能当作纯粹信念，不成其为科学。由此一来，我们根本无法区分“知识”与“信仰”、“理性”与“非理性”、“理解”与“相信”、“证据”与“认为”之间的分别。但是在这段话中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也是关键的一点)，在所有的定义与结论作出之前，有一个限定状语“对于社会学家来说”，这也就指出了知识社会学看问题的角度，讨论问题的层次只是“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知识社会学就只准备讨论以信念为特征的社会因素对知识形成的影响。那么，我们并不把对“科学家”、“传统的科学哲学家”、“理性主义者”探求科学的客观性基础，认为科学是一种由证据给出证明的真理。显然，ssk不但陷入本体论上的相对主义，而且从方***上承诺了一种彻底的相对主义。ssk的理论命题“我承认我对你的知识只是一种信念，但同样的你对我的知识也只是一种信念”，虽然这不具有任何建设性的含义，但符合于ssk倡导的对称性假设，同时也没有给他的理性主义对手留下逻辑的漏洞。
当然， 科学 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行为，知识最终作为一种社会产品，完全排除社会因素的影响，这是一种理想化，也是不现实的、但是不是因此就可以由信念一统不论是自相驳斥的亦或是各说其是的理论呢?如果说ssk的最终目的只是反驳理性主义的一统天下，而不准备在推倒理性主义之后再建立由社会因果说明一统天下的权威，那么，此一目的显然已经达到。ssk的最终目的，是用社会因素取代 自然 世界对科学知识的决定性影响，而把知识的经验基础退变成无需讨论的动物本能。
“个人与无语言的动物共同具有一些技巧。他们是我们的智能真实而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种技巧就是对客观事物的天然的直觉能力。ssk并不准备讨论这种能力已经形成的经验印象与客观事物的关系，他们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动物的航行能力的特性应当看作是对知识社会学的一种批判这观点所表现出的不过是对‘知识’这个词的解释方式的一种个人主义的偏见”，“混淆了个人技能与社会技能”。ssk完全将客观性排斥于讨论的范围之外，而认为这是一种完全无需讨论的动物本能，达到对客观世界的自然知觉。我们的自然知识与知识或说信念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知识社会学没有给出任何说明，如果说把所有知识等同于信念而所有诸如，"#l伊尔河上的独木渡舟”之类归弄种动物的本能认识，则我们在宇航飞船上看到地坏围绕太阳转无疑也应归于这样一种本能认识，那么在 电子 经过盖革计数器时发出的咔哒声是否也应归于一种本能认识，如果说听到咔哒声是一种动物式的本能，而判断是电子通过则是一种知识，是社会建构的，那么我们可以逻辑的推导这是我们所称之为电子的东西通过的信号这又可不可以看作是一种作为人这种动物的本能呢?如此一来，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本能，我们根本无从界定。
心理学认识自我论文篇4
【关键词】精神分析 批评方法 美学理论 哲学
引言
艺术批评对于当代艺术批评而言，其理论根据和方法来源脱离不了对当代艺术创作以及对当代人精神生活产生影响的哲学和美学思想。这些思想流派的主要源流是西方启蒙主义兴起后产生的两大思潮，即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前者以人为本，强化了人作为“主体”的地位；后者偏重于理性，希望用科学逻辑来认识世界、解释规律。现代性是伴随二元对立产生的，如康德的优美与崇高的对立；尼采“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对立等，在这种对立矛盾中，人开始发现自身主体性的价值，从对客体的崇拜与再现回到对主体性的反思与表现，艺术在其间被视为一项重要的媒介，审美思想的变化也表明人在不断寻找本源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艺术批评思路正是在这样的美学思想变化下，不断调整和改变的结果，将审美活动本身变成一个历史性的过程。
现代主义美学的基本特征
进入20世纪后，现代主义美学和艺术将“表现”作为一个起点，以对客体世界的无视、否定和人类主体性的凸显为核心。艺术的方式不再是对一个客观的自然对象的模仿，而是主体***创造或构成形式的呈现。艺术与审美获得独有的根基和***的形式，不再凭借外部的权威（自然、神性、集体）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性。浪漫主义的从主观性向主体性的转化使艺术成为生命实体，从而去寻找自我存在的方式。这种以生命主体为哲学根基的美学思想――如从狄尔泰、齐美尔的生命哲学到伯格森的绵延说和创化论、沃林格的抽象艺术意志论，再到克罗齐“直觉即表现、表现即创造”的理论和佛洛伊德本我与潜意识的精神分析理论等，均将生命本身的原创力（originality）放到艺术创作的核心，把艺术视为生命本身的同一性活动，是生命的升华。
现代主义美学分为两个交叉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确立“表现”作为艺术与审美活动的内在原则，回答了“‘表现’原则所依据的本源是什么”的命题，其所涉及理论包括移情说、生命哲学美学、抽象艺术意志理论、精神分析美学、直觉表现说等；第二阶段，确立了“表现”艺术本身的***性，回答了“艺术最终实现什么”的命题，其所涉及理论包括克莱夫・贝尔的艺术论、英美新批评派文本理论、完形心理美学、卡西尔和苏珊・朗格的符号形式哲学美学等。延续形式美学与实证美学同唯意志论美学的“理性”与“非理性”之争，分离出形式结构与人文社会两条泾渭分明的理论流向，也出现精神心理这样从实证走向对非理性的讨论的思想线索。
精神分析美学及其代表人物
走得更远、影响更深的是精神分析美学，它分为弗洛伊德和阿德勒、荣格等的精神分析以及拉康和德勒兹为代表的后精神分析筛鼋锥巍G罢呷妨⒘宋抟馐对谌说木神构架中的核心地位，并通过对无意识精神架构与诸多外在因素的关系的分析，向其他人文社会领域辐射；后者把结构语言学和解构主义引入精神分析，产生了深具后现代性质的精神分析理论。精神分析理论从研究方法上借助了实验心理学的方法，具有实证科学主义的一些特征，它和医学及生物学的原则有所交叉，但当其跨入纯粹的精神和文化的领域时，就不得不与实证科学的精神发生分离，而成为披着科学和美学外衣的表现主义理论。
在回答“表现”的本源的问题上，从实验心理学出发的精神――心理批评思路，如立普斯等人的移情说，由视觉审美心理为一种器官运动的内模仿理论发生一定程度的偏转，得出美不可能是客观的而是存在于观照者心灵与观照对象发生的共鸣时的结论，故而审美观照应是一种主观活动。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作为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在美与性的结合上承袭了尼采的一些思路，他认为性冲动对人类心灵最高文化的艺术和社会的成就具有最大贡献。其后，弗洛伊德用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 ego）①的结构替代潜意识前意识意识的结构。本我是被压抑的原始本能，相当于潜意识。超我是幼年时由对父亲或是母亲的自居作用生成的理想自我和良心，为自我建立好坏、善恶、美丑等价值判断，社会的理想与价值观也是由超我传递到后代。自我在本我之上、超我之下，其任务就是把外部世界的影响施加到本我之上，并试***以现实原则取代本我中的快乐原则，其功能就是自我保护。对本我的压抑就是通过对自我的控制来实现的。在这一结构中，每一方面都具有自主的人格，本我虽具有本源性，但自我取代了它成为中心。从某种程度而言，弗洛伊德将压抑合法化，被压抑的力的能量成了文化、艺术等创造性精神活动的能量来源，文化的改造和发展来源于不断出现的个人为公共利益牺牲其本能的享乐。这种促使本能冲动舍弃直接获得满足的目标，转向其他更为高尚的社会目标的状态，弗洛伊德称为升华，并认为艺术和审美就是通过压抑获得的动力。自主性无意识成了艺术创作的本源，创作主体不再是具有意识的作者，作者自身只是受无意识力量左右的被动工具。在这种无意识的自主状态下，艺术创作就是古代神话运作中的“神性的迷狂”，弗洛伊德将这种“神性的迷狂”视为一种最高的创造力。他认为，幻想是本能或者无意识领域所保留的对付压抑和痛苦的有效特权。幻想被艺术家所拥有，是艺术和审美活动的基本内容。在普通人那里，它则以梦（白日梦和夜梦）的形式出现。弗洛伊德把艺术创作与梦、游戏联系起来，对儿童就是游戏，对成人则是幻想。艺术家与作家的敏锐知觉能帮助他们透视他人的潜在情感，揭露其潜意识心灵，而他们仍要对幻想加以美学规约，这样或许将减弱其表现无意识的力度，但允许在艺术中出现本能的越轨表现。可见，无意识的自主性和其自行对于对象的创造才是精神分析美学作为表现主义美学的真正内在动力和根基。
弗洛伊德将审美和艺术置于非理性的本能之下，摆脱了道德和理性的束缚，将叔本华、尼采的非理性美学向前推进了一步。
瑞士精神分析学家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同弗洛伊德一样，给予无意识极为重要的地位，所不同的是他对形而上的本体不感兴趣，认为弗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限制了力比多（libido）的概念范围，而将历史文化传承和环境影响等诸多因素纳入观察视野，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概念，认为这是比“个人无意识”更深的层次，并来自先天的存在。荣格认为原始人将心理活动“客体化”，诞生了“集体无意识”，这个过程是集体的、客观的、历史的。他强调集体无意识是超越个体的，是具有本体意义的先验存在的心理存在，它也像意识一样有知觉、感受和思维，也同样具有目的和直觉。荣格同时提出了“原型”的概念，认为集体无意识作为一种深层心理结构，其呈现或者存在形式就是“原型”（archetype）或者“原始意象”（primordial image）。他的原型概念受宗教和哲学两方面启发，如宗教讲上帝造人，上帝即为人的原型；柏拉***讲，世间万物都是按照理式仿造而成的，理式即为万物原型。荣格就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原型实际上就是本能的无意识形象，如果换句话说，也就是‘本能行为的模式’。”②他归结出原型的三个特点：①原型具有自主性；②它不断从隐匿中复合并不断重复；③它被激发后具有强制性。为了说明原型的概念，荣格把神话研究中的“母题”关联起来，他认为神话、传说、宗教圣迹、文艺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原始意象就是集体无意识原型的自画像。他指出，梦是我们象征系统知识的主要来源。③无意识不会以理性语言来描述自己，只有用象征的言语来言说；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各自有不同的象征语言，后者意义更为深广；所有原型都是真正、真实的象征，无法用符号和语言彻底翻译和描述，它们含糊暧昧、不可穷尽。荣格对象征的理论分析，改变了象征只是作为修辞学范畴的历史，扩展了审美和艺术活动的认识，并由此发展了原型批评的理论。
荣格在谈到集体无意识对艺术和审美活动发生作用时，选用歌德创作的《浮士德》为例。他认为，当集体无意识及其原型在诗人或艺术家的无意识世界里被激活时，它们就构成一种有自身生命的东西，这就是“自主情结”（autonomous complex）。它是艺术家心里分离出的一部分，在意识之外，即可表现为对意识活动的干扰，又可表现出一种权威性，驯服自我去完成它所设定的目标。
荣格还从精神分析角度将艺术家分为外倾性和内倾性两类，进而把艺术创作分为心理学型和幻觉型两类。按照荣格的解释，心理学型的创作类型主要局限于生活经验的范围，可以被意识所理解；幻觉型的艺术则针对集体无意识及其原型构成的艺术领域，其不依照日常经验，超越人的情感和理解范围。心理学型和幻X型艺术创作的划分正是理性与非理性审美意识的分野，凸显了现代艺术转型期的审美变化。
雅克・拉康（Jaques Lacan）是继弗洛伊德和荣格之后最有影响力的精神分析学家，他提出了“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他认为精神分析应该是一门人文科学，是以结构语言学为方***基础的文化――符号阐释学，这是他与弗洛伊德理论的区别。拉康通过人对追逐镜像的幻觉和“能指覆盖所指”命运的揭示，为后现代的思想注入悲剧和虚无的底蕴，以符号秩序、想象秩序和真实三方面构成的人类存在之境，隐含着人类面对现代社会困局的某种启示。
精神分析美学对艺术批评的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弗洛伊德与荣格对语言隐喻、符号象征背后隐藏的本能冲动的揭示，成为“语言转向”的一条路径，影响到其后的艺术批评及思想理论。在受形式美学和实证美学影响产生的形式――结构思想路线中，更是将形式语言作为一个***的主体加以研究和考查，摈弃传统批评中的形式与内容二元论的思路，将艺术批评从社会历史的外在性转向文学艺术的内在性。在这一线索下，影响了从现代转向后现代时期的形式艺术论、文本美学、结构语言学、新批评理论、分析美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等艺术批评及其理论思潮。“有意味的形式”“形式先决”“艺术即媒介”等著名的批评学说在此基础上依次出现，构成了从现代到当代的美学流派百家争鸣的格局，精神美学分析成为20世纪重要的批评理论及方法的基础，对西方和中国艺术批评的体系构建起着重要作用。
注释：
①弗洛伊德著，傅雅芳译：《文明及其缺憾》，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1页。
②荣格著，冯川译：《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96页。
③荣格著，张月译：《荣格：人及其表象》，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第42页。
参考文献：
[1]荣格著，冯川、苏克译：《心理学与文学》，北京三联书店，1987。
[2]弗洛伊德著，张唤民译：《弗洛伊德论美文选：作家与白日梦》，知识出版社，1987。
[3]张德兴：《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心理学认识自我论文篇5
关键词：艺术教育；认知原理；艺术情感；艺术思维；艺术表达
中***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15-0146-03
从1994年美国在《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中以立法形式将艺术课程确立为核心课程并颁布《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到1997年哈佛大学提出“艺术第一”的教育理念将艺术置于大学教育的核心位置，艺术教育在美国已作为核心课程贯穿了从基础教育到大学教育的整个过程。而2000年以来，许多西方一流综合性大学也开始重新审视艺术教育的角色和作用，全面规划面向全体师生的艺术教育行动方案。在这样的世界教育改革浪潮推动下，我国的艺术教育也进行着不断的改革和创新，在理论研究或是实践教学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但就目前国内关于艺术教育的研究而言，仍存在研究方法片面化，缺乏严谨的概念系统、整合性的学科理论等问题。其研究大致侧重以下几方面：一是注重对具体艺术门类教育及教学法的研究；另一种是关于整个艺术教育概论的研究。前者主要是以具体艺术门类为基础，就其含义、概念、特点、性质、发展、现状等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而后者则从艺术教育的整个学科角度出发，对其学科概念、研究对象及范围、性质、特点、功能、原则、方法进行研究。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交叉学科角度出发，从事审美教育学、审美心理学、艺术心理学等方面研究，也为艺术教育的理论发展做出了贡献。但艺术究竟是如何影响人的情感、智慧和行为的？怎样实现艺术教育的理念创新与技术创新？如何借助艺术教育培植创造性经验、催化创造性思维、孕育创造性观念？21世纪的艺术教育又应当传导哪些核心内容？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似乎很难从以上几方面理论研究的著作中找到答案。丁峻教授的《艺术教育的认知原理》（科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一书从心理学及脑科学角度出发，借助认知神经学、神经美学、审美心理学及相关学科，以实验室科学为基础，以严谨、理性的原则来阐释艺术教育认知中的相关原理。其突出贡献在于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和交叉性的艺术教育认知理论观点及应用路径，深入揭示了艺术知识转化为人的情知意创造性能力的内在机制及精神嬗变特征，阐释了人们学习艺术文化的认知操作原理，体现了艺术教育的新观念。重点介绍了艺术教育过程中的体象思维、符号思维、工具思维、技术思维等认知操作内容及其高效训练范式，生动具体的释说了人们对艺术内容进行具身转换、移情体验、符号体验、意识体验、自我认知及对象化映射等认知加工的思想技术方法，具有教育方***层面的深刻启示。作者开篇即肯定了艺术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艺术是决定人的智慧发展程度的关键动因，并对国内外艺术教育的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简要介绍，提出若干思考。进而从艺术知识的内化方式、艺术情感、艺术思维、艺术表达四方面对艺术教育的认知原理进行讨论与分析，并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在艺术教育活动中应采用的相应教学方式。
首先，作者从本体艺术经验建构、本体艺术知识建构、本体审美意识建构三方面对艺术知识的内化方式进行了讨论。具体而言，通过分析自传体记忆、自传体艺术记忆、本体陈述性记忆、艺术情感记忆来讨论本体艺术经验的建构；通过对本体艺术知识的生成和建构原理的讨论，指出艺术教育的核心目标之一即在于扩展本体知识；通过讨论艺术工作记忆、元认知系统、本体意识体验、本体意识预演等内容来讨论本体审美意识的建构和生成等问题。概言之，人的审美意识活动主要与前额叶新皮层的背外侧正中区之激活过程密切相关，它对人的美感产生及审美活动中的意识体验具有重要的催化作用，而以前额叶新皮层为主的顶级调节性元结构为我们解读艺术文化的理性内容、运动规律及其对人类认识客观世界与精神世界的规律性启示提供了物质基础。其次，作者从移情体验与自我情感认知、情感表征与自我建构、自我情感管理、情感想象与自我评价、情感决策五方面讨论了艺术情感的相关内容。情感在人的全面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而艺术与情感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艺术教育家罗恩菲德就曾指出，艺术是平衡智慧和情感不可缺少的工具；现代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评价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时也说：“我们所听到的是人类情感从最低音调到最高音调的全音阶；它是我们整个生命的运动和颤动。”对此，作者指出审美情感有丰富的形态和多元的价值，其产生以人的联想-想象为基础，而人的想象主要依赖自己独特的元记忆、元体验、元调节、综合性记忆与知觉等多种心理特质。同时作者从移情体验的价值、心理机制、神经基础三方面对移情体验进行了分析；从自我情感认知的基本内容、涉及的大脑结构、表达自我情感的审美方式、自我情感认知的教育思路四方面对自我情感认知进行分析。在情感表征与自我建构部分作者又提出了“三元一体”的情感表征系统和情感建构的基本原理；自我情感管理涉及自我情感管理的基本内容、自我情感体验的认知效应、艺术情感教育的认知操作原则和方***等内容。作者从自我认知管理、符号思维、技术思维三方面讨论了艺术思维的相关内容，指出艺术教育的宗旨及核心内容之一在于讲解思维科学的基本原理、传导艺术思维的科学方法，借此开发学生的思维潜能，培养艺术思维能力。“思维是以已得的知识为中介的现实反映。”思维能力是智力结构的核心，培养创造力首先应重视培养创造性思维。对此，作者在自我认知管理部分介绍了本体知识的内涵与构成、发生神经基础和审美构建原理及自我认知管理与艺术思维构建，并对元认知系统进行深入介绍，同时提出培养艺术思维的教学方法。作者又着重讨论了技术思维的教学研究现状、教学原理和艺术思维创新的技术操作原理等内容。最后，作者以听觉艺术和视觉艺术为主要内容，讨论了艺术表达的相关问题。作者指出，审美活动的实质在于主体借助客观形式来沟整精神世界与客观世界、意识与存在的深层价值，人的审美创造能力的形成与发展主要基于主体掌握的审美创造的认知方法与思维操作原理，而这正是我国艺术教育最缺乏和亟待强化的关键之处。作者以具体艺术门类为例，结合心脑认知原理，讨论具体艺术门类的教学原理和方法。这无论对于从事艺术教育相关专业的研究者还是从事美术教育的大中小学教师而言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意义。研读该著作，作者始终贯穿这样一种理念，就是全面的教育是同时兼顾人的知、情、意三方面的教育，三者并行才能完成真善美的理想，而艺术教育对人的情、知、意的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作者指出，“当代教育与学习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个性主体用以创造新理念、建构新人格、发展科学人文一体化的主体意识并表达与实现上述精神产物的多元素质和整体能力。”而艺术学习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促进学习者的情知意全面发展，为学生今后创新自我和创造知识奠定方***基础。”作者指出，我们的艺术教育宗旨“不是为了培养艺术家，也不是为了传播艺术知识，而是为了提升他们对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生命和自我的审美认知能力，借此促进学习者多方面和深刻新颖的审美表现能力与审美创造能力的发展。”对此，罗恩菲德也曾指出“艺术教育对我们的教育系统和社会的主要贡献，在于强调个人和自我创造的潜能，尤其在于艺术能和谐地统整成长过程中的一切，造就出身心健全的人。”苏联美学家尤·鲍列夫也说：“如果说社会意识的其他形式的教育具有局限性质的话（例如：道德形成的是道德规范，***治形成的是***治观点，哲学形成的是世界观，科学把人造就成专家），那么艺术则对智慧和心灵产生综合性的影响，艺术的影响可以触及人的精神的任何一个角落，艺术造就完整的个性。”可以说，艺术教育带给人知识、理想，推动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使受教育者进入艺术意象提供的情境中，达到个性心理结构的完善和人性自由的确立。正如当代西方美学家托马斯·门罗所说：“任何一种理论，如果不是为了指导实践，就不能算是可靠的理论，也不可能提供真正的解释。”在该书中，作者不但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探讨了艺术教育认知中的一系列问题，还提出了适用于艺术教育教学的具体原则、方法和指导性建议。如在艺术情感教育论部分，作者指出教师应该改善认知操作方式，将艺术概念转化为生动具体的经验表象，并借助丰富其他表象来激发学生的好奇感、求知欲和探索精神；同时教师也要向学生传导有关元认知的思想操作方法，引导学生学会认知和情感管理。在艺术思维部分作者指出为了培养青少年的艺术思维能力，以便为学生学习认知管理及发展艺术思维奠定思想基础；把学习者体验自我、认知自我和创新自我作为教学的核心内容和主导方式之一；作者还针对艺术思维教育目前存在教育理念错位，偏离以学生为本的精神坐标，片面强调艺术技能及其使用价值，忽视激发学生认知兴趣和创新意识引导，教学内容程式化等问题，提出当代艺术教育应当大力减少模式化、标准化、机械性的技能训练内容，强化创新能力这样的建议。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的开卷所写道：“求知乃人类的天性”，我们都有好奇心，都想知道为什么。《艺术教育的认知原理》就是从认知角度来阐释艺术教育中的种种现象和问题，不仅告诉我们“然”，同时解释“所以然”。作者在实验室研究基础上，涉猎大量中外文献资料，提出了一系列弥足珍贵的见解。针对目前国内外对艺术表象及艺术思维的具体类型与内容的研究较少，特别是缺乏对有关艺术体验、艺术构思、艺术表达的认知操作内容和技术心理分析等问题，作者从艺术教育心理学层面系统的研究了有关方面的认知机制、教育原理，填补了国内这方面理论的空白。该著作不但为艺术教育研究工作者拓展了视野，而且对于艺术教育工作者的实际教育教学具有针对性的指导作用。
当我们翻阅完该著作，仍让人感觉唇齿留香、意犹未尽。虽然书已经看完，但由此引发的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与思考才刚刚开始，这就是本书的魅力与价值所在。艺术教育是一门发展的学科，构建一个现代形态的、科学的艺术教育理论体系也是个长期的过程。只有更多人投身其中，从各个角度进行研究和探讨，前赴后继、推陈出新，才能不断推进该科学的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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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认识自我论文篇6
关键词：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研究方法
中***分类号：B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1-0059-02
让・皮亚杰（1896-1980），瑞士人，是近代一位最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或发生认识论专家、日内瓦学派的创始人。皮亚杰和同事英海尔德、辛克莱、伦堡希、荷明斯卡等人成立了以他为代表的“日内瓦学派”。日内瓦学派采用的研究方法称为临床法或称临床谈话的技术。此方法的核心在于从皮亚杰的结构整体理论出发，研究观察儿童。在实验中注重儿童的自然性质的发挥，让儿童自由谈话，叙述活动的过程。与此同时，为保证儿童的谈话主题，实验者可作必要的提问，并详细记录，方便分析和判断。
皮亚杰研究儿童的思维活动，他把认知，智力、思维、心理作为同义词。并且他把心理学、生物学、哲学、数理逻辑等方面综合研究，创立了他的发生认识论（结构主义的儿童心理学），1955年后，任日内瓦“发生认识论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皮亚杰对发生认识论的定义是：一门关于知识的成长和知识成长的规律的科学的研究。皮亚杰指出：“发生认识论的特有问题是认识的成长问题”，而对认识的发生发展问题的研究是认识论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一、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基本原理
发生认识论不同于传统的认识论，传统认识论研究是认识所达到一个什么状态，只研究的是高级水平的认识，仅仅考虑到认识的某些后果，而发生认识论研究的是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各种认识的起源，从各地及形态的人士开始，并且直至这种认识向以后各个水平的发展情况，一直到科学思维而且包括科学思维。发生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儿童心理发展的四因素说
皮亚杰在考察儿童心理和认识的过程时，是从四个因素着手的：
第一因素为有机体的成熟。人作为自然界的人，其自身的身体组织是不断生长发育的（括神经系统和第分泌系统都是逐渐成熟），人的有机体的成熟与其认识的发展过程是相关的。儿童认识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是以人的有机体发展成熟为基础的，只有在儿童的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逐渐成熟的过程中，才有可能正确揭示儿童的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
第二因素为个体的活动和经验。个体只有在活动中才接连不断地和外部环境接触，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主体不断协调自己的动作，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从而获得了经验。个体是做了大量的活动和动作后，从而获得经验的，如儿童第一次看悬挂的物体时，它会设法去碰到悬挂物，这样引起的摆动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经验。
第三因素是社会的经验。所谓社会经验，就是在社会生产活动中或者社会环境的交往过程中个体与个体之间传播与传递的关系和社会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儿童的认识是在父母以及周围的他人接触的过程中，在社会接触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皮亚杰早期著作里看重儿童之间的平等关系，但随着他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在后期明确提出，要解释儿童智慧发展，必须同时考虑个体发生和社会文化传递两个方面，并对成人社会和教育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社会经验是个体经验的基础，个体经验是在继承社会经验的基础上有了自己的经验甚至发展了社会经验。个体经验是社会经验的具体表现。
第四因素自我协调。自我协调是皮亚杰从控制论中引进的一个术语，人对于自身和环境都有一种自我调节的作用，它包括有机体的自我协调、个体对于自然自我协调、个对于社会的自我协调，认识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就是自我协调的过程。自我协调是人作为有机体存在的特征表现，也是与外部环境和谐的根本。
皮亚杰的四因素学说弥补了传统认识论的不足，把有机体的成熟和自我协调纳入了认识论的研究当中，使认识论的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但皮亚杰的四因素学说还需更系统和更深入地触及认识的内在结构。
（二）认识的结构
了解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需要弄清楚几个关键性概念：格局、同化、适应和平衡。
第一，格局。皮亚杰认为，格局就是可变的动作结构，是全部认识活动的基础。婴儿最初的格局是一种本能的动作，又叫做初始格局，如吸吮动作。之后逐步与客体接触，其格局不断发生变化，有简单到复杂，进而内化为数学逻辑结构。初级格局由实物性动作构成，高级格局由精神性动作构成。格局是不断被建构的，他是由实物性的感知运动水平到具有可逆性的具体运演水平，再到以纯粹可能性为其特征的形式运演水平，其发展过程是艰难而漫长的。
其次，同化。同化即主体把客体融入自己的格局，个体才能对客体做出反应，从而引起格局量的变化。同化有三种水平：在物质上，把环境成分作为养料，同化于体内的形式；感知运动智力，把自己的行为加以组织；逻辑智力，把经验的内容同化为自己的思想形式。
第三，适应。主体的格局不能同化客体时，而引起原有格局发生变化，此时的变化是指的变化，以便更好地适应客体。
第四，平衡。平衡是指同化和适应的两种作用机能的协调，是变化发展中动态的平衡。认识结构式发展变化的，由不平衡到平衡，由平衡到不平衡，再由不平衡到达新一阶段的平衡。皮亚杰的认识建构的过程就是在这一动态的平衡的协调中形成的。
（三）活动与运演
在皮亚杰认识的建构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的语词是活动与运演。活动在皮亚杰的认识建构过程中，广义上的含义，包括感知性动作和逻辑思维活动；狭义上专指感知性动作。活动一词在皮亚杰的认识建构过程中是指感知性动作，运演是高一级的性活动，皮亚杰认为，运演是动作格局逐步内化的产物。皮亚杰认为，活动既是感知的源泉，又是思维发展的必要条件。运演是活动的一种，它协调各种活动，使之成为一个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运演系统。运演的特征包括，它是内化的动作；具有可逆性；它是守恒的，可以是整个体系中的某些因素保持不变；同时，它是使各个因素彼此联系着的，能协调成为整个运演系统。
（四）儿童认知发展阶段理论
1.感知运动阶段（出生至两岁左右）。知觉在这一阶段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此时，而同一自己的动作为中心，反复自己就是整个宇宙，并且婴儿会把周围的事物与自己联系起来，也就是主客体完全没有分化，是无意识的。随着知觉机制的发展，逐步打破自我为中心，逐步把自己当作客体中的一员，原始格局在逐渐变化，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格局逐步发生分化，成为其他格局的协调活动。
2.前运演阶段（两岁左右到六、七岁）经过感知运动感阶段的逐步发展变化，应开始用一事物代替另一事物，即用符号来描述外部世界，但大部分还是依赖感性经验，其活动还是依赖表象性的心理活动，仍然没有运演的性质。
3.具体运演阶段（六、七岁到十二岁左右）。在皮亚杰儿童认知发展阶段的理论中，从前运演阶段过渡到具体运演的过渡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时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他开始了从动作逻辑向运演逻辑的转换。守恒观念的建立是具体运演重要的标志，是儿童能够对知识的整理趋向合理化，开始符合逻辑，是儿童更容易获得经验和知识。
在获得守恒观念的同时，这个阶段的儿童建立了因果格局（***式），这与守恒观念的建立是离不开的。不过这种因果格局开始，在青春期之后还在继续，在此时偶尔产生因果推理，但是依赖于具体事物的一一对应的关系，与前运演阶段不同的是儿童具有了运演结构。换句话说，具体运演阶段的儿童可以通过传递性和可逆性，重新组织自己的活动。皮亚杰认为具体运演是彼此互相联系的，构成一个系统的整体。就是说，当儿童能够完成某一具体运演系统中的任何一具体运演时，那么，也能完成群集中的其他运演。
4.形式运演阶段（十二岁左右到十四、五岁）形式运演阶段又称为命题运演阶段，指的是对于命题之间的意义联系和思考的运演。形式运演阶段与其他阶段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摆脱了具体事物的桎梏，能够把内容与形式进行区别，他们既可以处理现实问题，也可以应用符号的形式去表示个性是命题的关系，进而去思考抽象的逻辑。
以上四阶段的逐步发展，显示出运演是动作逐步内化和抽象的结果，叙写除了逻辑思维活动的发展过程。
二、发生认识论的特点
发生认识论的第一个特点是研究各种认识的起源；第二个特点是：“它的跨专业性质”。他的发生认识论是综合儿童心理学和哲学认识论，从而在认识论中开拓一个新的领域和新的方向，发生认识论所提倡的历史的发生方法对教育学、语言学、心理学、伦理学、哲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有着深刻的意义。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跨专业性对边缘学科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体现现到研究方法上集体合作的方法，它是指心理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逻辑学家等合作，既有内部的合作，又有外部的合作的一种研究方法。第三，皮亚杰发生认识论是自然主义的不是实证主义的。第四，发生认识论所说的认识是建构的，不是凭空制造的。第五，发生认识论注意主体的活动，但又不是唯心主义的。
三、发生认识论独树一帜的研究方法
皮亚杰在研究认识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即临床谈话法，使皮亚杰在理论研究中获得了成功。临床谈话法它是一种观察的方法，在让儿童说话的同时尤其注意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更重要的是儿童主动。并且皮亚杰作为临床谈话法的创始者不仅仅是看到了其方法的优越性，在方法的实施上，不是教条式的，而是非常灵活的以其他方法作为适当的补充，这是皮亚杰发生认识论方法的特点，也是整个日内瓦学派的在方法上的重要特点之一。
参考文献：
[1]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皮亚杰.结构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皮亚杰.儿童智力的起源[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0.
[4]左任侠，李其维.皮亚杰发生认识论文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心理学认识自我论文篇7
【关键词】奎因的自然主义；语言学转向
1.引言
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是20世纪最具有创新精神的哲学思潮，深深影响着我们对主客观存在尤其是语言存在的理解。奎因的“心理主义”和“物理主义”摒弃了传统哲学在认识论领域仅限于字面意义上的探讨，而直接把所探讨对象放在认识论的核心部分。他的独创之处在于用自然主义的科学方法代替形式化和人文主义方法，用“心理主义”和“物理主义”直接描述主客观的存在状态。简而言之，奎因的哲学体系致力于挖掘所研究对象的自然属性，因此摆脱了卡纳普把客观真理分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做法的局限性，认为所有的真理都要基于客观经验，皆可以用纯自然和科学的方法加以验证。奎因的哲学理念归根结底与他的认识论方法密切相关，也就是对世界的了解应从概念领域移出而转换到对自然界本身的了解，一切现象都可以归结于自然现象。
奎因的哲学观念对语言学的研究具有启示作用。在其理论框架下，语言应超越其“工具”属性成为***的客体，也就是语言可以作为最基本的物理现象存在。语言不仅是我们用来思想和交际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我们客观体验对象，可以进行客观验证。如上做法基于如下前提：语言是客观存在的一个部分，分享整个世界的核心属性和特征，并且可以用最自然和科学的方法加以理解。
2.奎因的“自然主义”认识观
奎因哲学体系中，“自然主义”是一个关键术语。“自然主义”基于“自然”这一概念，在西方最早来自希腊语中的“physis”这个语词，在英文中词形上对应的是“physics”，另外一个同义词为“nature”。奎因的“自然主义”狭义上可简化成“物理主义”，因此奎因的自然主义可以理解成超越人主观认识形态的信仰和知识，所认识的主体为自然事物最原始最核心的状态和属性。因此我们又回到了“第一哲学”这个问题，像经典哲学一样试***把世界一切现象转换成最基本物理现象，或者说一切现象包括人的各种活动都属于自然现象，都可以用自然定律进行推导。
在这一意义上，奎因倾向于自然科学而不是人文社会科学。突出的表现是他努力使认识论自然化，使哲学与科学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认识论的目的就是在科学的指导下描述自然，建立观察过程与科学的关系。综上所述，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导出两个基本概念：“心理主义”和“物理主义”。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前者指利用经验来描述的人的心理过程，后者指这种心理过程所要达到目的――所认识的事物的本身，两种主义都与自然科学方法发生联系。
3.奎因自然主义框架下语言学研究转向
与所有当代哲学家所面临的困境的一样，奎因的哲学探求同样回避不了语言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像所有分析哲学家一样，奎因在把语言作为探讨哲学的前提之外，也把语言作为研究对象，手段和目的并存。实际上，奎因把一生的很大精力都放在语言学研究上，在“行为主义意义论、翻译的不确定性、指称的不可测知性、语言学习理论”等领域颇有建树和影响。并且他所撰写的《词语和对象》被认为是上个世纪最具有影响的两部哲学著作之一。在奎因的语言框架内，对语言的认识应是超越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文化研究方法，而是通过对语言的最自然描述来理解其属性。理解语言最好的方式是摆脱语言的生产者和语言存在环境的束缚，直接到达语言本体。在这一点上，语言的物理属性能直接让我们看到语言的本来面貌。奎因的自然化语言观与认知语言学观点比较相近，都重视客观经验的作用，这也是二者与重视形式推导和靠直觉和内省化的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区别所在。但是奎因的自然化语言观仍然与认知语言学有很大区别，那就是认知主义描述的是语言的心理过程，而奎因的方法可以使我们找到其物理过程。这样语言学的研究就可以从心理空间转到物理空间，从认识转到本体。
从语言学认识论角度，可以假定语言学研究应具有转向能力。传统的语言学方法，无论是建立在逻辑和心理学上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或转换生成语言学），还是建立在社会-文化元素上的广义上的功能主义（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等），均停留在语言的理解上。对语言的描写还是解释都是心理性的，因此方法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借鉴奎因的自然主义方法，语言学研究可以从“心理”方法转到“物理” 方法，也就是对语言的定性从“认识”视域转到“本体”视域。语言学转向的目的是把语言当做***的客体存在，假定作为特殊人的产品，其可以成为整个自然世界的一个部分，分享整个自然世界核心法则，即物理法则。在这一点上，一些学者在这一方面做出了有限的尝试，像语言学家派克就用波、粒以及场的理论描述语言系统。其观点在韩礼德的著作中用来描述“篇章意义”和“人际意义”，前者管辖语言“述题结构”和“信息结构”，具有“波”的特性；而后者管辖“情态结构”，具有“场”的特性。韩式的描述无意识中使用了自然科学（物理学）方法描述了人类语言，把客观世界的属性移植到了主观世界的衍生物上。
用科学语言描述世界各个体系符合奎因的方***体系，暗示着无论是主观世界还是客观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分享共同的核心特征，也就是符合最基本的物理世界所提供给我们的一切条件。物理意义上的语言可以被称为“元语言”（描述语言本身的语言），也就是科学术语反过来描述语言本身。这种做法虽然奎因没有提及，但却符合其“物理主义”的宗旨并且可以从其论述中推导出来。
【参考文献】
[1]Quine，Willard，2004，Epistemology Naturalized[M].In E.Sosa & J.Kim.Epistemology：An Anthology.Malden，MA： Blackwell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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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劲松.2010，语言哲学的认识论基础――语言学形式与功能“大统一”方***初探[J].《长春工程学院学报》
心理学认识自我论文篇8
关键词：元认知理论；声乐教学；实证研究
中***分类号：J6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10-0091-01
在声乐教学过程中，通过元认知理论的实际运用，可以更好的提升声乐教学的整体效果，尤其是在激活学生的声乐动力，促进学生声乐学习的多样化，加强声乐教学教学的主体性等，都有良好的效果。
一、元认知理论的相关知识
近年来，元认知理论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尤其是在教育领域，带来了更多的启发。因此，在声乐教学过程中，结合元认知理论的运用，能产生更大的效果。元认知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莱威尔在其《认知发展》的书本中提出的，其中，元认知理论就是对认知过程以及整体结果的一个认知。既包括有当前正在发生的认知过程的自我认知能力以及两者相互作用的认知。在莱威尔的书本中，明确提出了元认知的概念与含义，并得到了更为广泛的研究。其中，元认知是个体对自身认知过程的认知的意识能力，元认知的实质就是对认知活动的自我意识与自我调节，主要包括有元认知知识、元认知体验以及元认知监控三个部分。
二、元认知理论在声乐教学中的主要作用
在声乐教学过程中，主要是要培养学生声乐学习的积极性，因此，要通过元认知理论的运用，培养学生声乐学习中的基本能力，包括乐理知识、舞蹈基本能力、人文精神等多方面的认知，增强整个元认知能力与意识的形成。在元认知理论的指导下，对于一些关键性、重要性的额元素，形成最主要、最高级、最核心的决定成分，培养学生在认知能力等多方面的制定等，从而为学生在元认知监控过程中实现有效的调节效果，产生最高层次的控制过程。由于元认知理论是一种相对认知能力的再现，在声乐教学过程中，可以有效的对学生的自我反省、自我监控、自我调节形成有效的对接，并针对声乐学习的特点，创新性的运用有效的途径和手段，对于声乐学习有很大的实际指导效果。
三、声乐学习中展开基于元认知的的基本方法及策略
（一）声乐教学中元认知体验、认知监控.在声乐教学中，要形成元认知理论的体验式教学模式，注重认知体验与情感体验，在声乐教学过程中，对于每一个细节性的收获，要形成分享性的教学效果，尤其是突出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音乐表达能力，形成情绪体验的整体过程。在声乐教学中，突出对学生演唱技能的运用，注重对声乐技巧中一些细节性问题的控制，尤其是在歌唱中基础知识的累积、包括一些常见的技巧演唱等，对于呼吸、发声等基本技能的培养，主要是让学生在情感带动之下，形成内容生动、情感到位的艺术方式，加强对声乐演唱的技巧性运用，并对歌曲的情感、意境、艺术风格等形成相应的把握。结合不同学生的知识累积、个性化差异等，形成不同的训练方式。
（二）声乐学习的特点决定学习者必须经常自我反省.声乐学习的特点之一是用于歌唱的“乐器”是自身的声带，即使人对自身的生理结构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了解，声带也不能完全受人的意愿所支配，尤其是用于歌唱的声音，不是用脑子想明白就能做到，这也是声乐学习的不易之处。对教师正确声音示范的模仿，是声乐学习常用的方法。声音的发出是一个复杂的生理运动过程，需要声带与有关生理器官进行有机的配合才能获得。教师示范的用意，是告诉学生技术操作的准确性。
（三）声乐学习的过程需要学习者进行积极的自我监控.声乐学习较一般的知识性的学习而言，更强调个性化的特征，它并非追求结果的一致性，而是立足于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的个性化。声乐学习者在这个过程中要正确认识到自己在演唱中的优点和某些不足，从而选择最利于自身进步的学习方式，获得学习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元认知的这种自我认识监控，才使个体以不同于他人的方式进行有效的学习，从而得到个性化的结果，闪耀出个性的光芒。例如不同的学生演唱同一首歌曲时，其声音色彩、情感处理等的不同，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
四、结语
声乐教学与元认知理论的整体结合，主要是加强对学生自我意识、整体运用等多方面的运用，因此，要形成有效的策略，更好的促进学生在声乐学习过程中的能力提示、提升模式，更好的为声乐教学课堂注入更鲜活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吴海清.声乐教学中教师不良情绪的自我调控[J].怀化学院学报，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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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认识自我论文篇9
随着科学史发掘的逐渐深入，人们发现传统认识论过于注重逻辑和理性，从静态的和个体的角度建构知识，完全排除社会、历史和心理因素，忽视知识的产生与证实过程中社会目标和社会规范对它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逐渐走向衰落。默顿描述的科学活动因未涉社会，被冠以科学知识的“黑箱理论”之名。自奎因提出自然主义认识论，特别是在库恩之后，对科学知识的解释张力引起了传统科学认识论的断裂、默顿科学社会学体系的解构危机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
二、自然主义认识论的提出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
1969年，奎因在《自然主义认识论》中为摆脱认识论困境作了一个有益的尝试，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通过将认识论自然化来拯救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思想。他指出:“认识论将继续存在，尽管是在新的背景下并且是以一种清晰的形象出现的。认识论，或与它类似的东西，属于心理学的一章，因而也是自然科学的一章。”［3］83他试***从客观事实中寻找认识论原因，并体现出高度的开放性:“自然主义认识论包含于自然科学之中，而自然科学又包含在自然化认识论之中。”［3］83为撼动科学社会学的哲学基石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库恩等人发起的科学哲学***，使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的分析成为可能。随着库恩《科学***的结构》的发表及其历史主义的建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科学知识的发展过程。库恩提出一个崭新、动态、非线性、非累积式的科学发展模式，将科学的发展描述为一个进化与***、积累与飞跃的连续交替变化的过程。在库恩看来，不同的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因为评判知识的标准不同，范式也就不同。［4］既然如此，默顿的规范在认识论意义上就难以继续成立。库恩的历史主义被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吸收，相对主义的成分又被激进地解读，爱丁堡学派代表人物巴恩斯、布鲁尔主张的强纲领将科学的社会学研究引入认知层面，象征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他们关注历史、社会及具体的心理过程等因素在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独特甚至决定性作用，以自然主义及纯粹描述为特征，与科学社会学规范化和规定性的特征形成鲜明的对比。
三、自然主义认识论的社会转向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
自笛卡尔提出“追求知识的绝对确定性的理想”以来，认识论者一直在寻求知识确定性的基础，竭力为科学知识的合理性辩护。如同其他认识论一样，科学知识社会学依旧致力于回答“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但不再追问“主体怎样才能获得客观真理”。因为在他们看来，并不存在所谓的客观真理，知识是一种信念，是被接受的“信念”，而不是正确的信念。［5］186确立科学的知识本质，不能只依靠对孤立个体的行为、信念等进行哲学或心理学的分析，社会性才是知识的本质特征。他们从经验心理学、人工智能、认知科学等多个角度在自然科学内部说明认识的合理性问题，力***使社会认识论自然化。而自然主义在此之前完全根据内在、个体的心理过程解释认知现象的方式，忽视了认识主体的社会、文化等重要因素，在发展过程中也遭到很多批评，甚至被认为不再能用以解决当代认识论问题。科学知识社会学借助相对主义认识论张扬了一种具有集体约定主义特征的、社会化的自然主义认识论，也使得自然主义从个人认识论转向社会认识论，沿着新的线索重构认识论。不可否认，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化认识论“即使以一种弱的形式，确实向我们打开了一个认识论探寻的新维度”，［6］曾在科学哲学研究中蔚然盛行。但与传统科学认识论依靠科学理论与自然秩序相一致的标准获得科学的规范性不同，科学知识社会学通过削弱自然界的齐一性和科学的体制性维护其社会认识论。对具有浓重相对主义色彩的社会化认识论来说，“并不存在与环境无关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规范”，“根本不存在任何一组特定的关于自然的信念可以被认作是合理的或唯一的真理”。［5］187这种消解了科学的规范性的自然主义，遭到了坚决维护科学理性、反对相对主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激烈反对。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将科学知识看作社会建构的产物对科学知识的社会研究本来是极有价值的，但如果试***以社会因素的外在建构替代科学逻辑的因果演绎、解释科学知识的合理性和客观性，则终将面临重构。
四、自然主义认识论与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实践转向
心理学认识自我论文篇10
关键词：波兰尼；波普尔；默会认识论；进化认识论
中***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2-0038-06
作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家的典型代表，同哈耶克一道被誉为“朝圣山三巨星”的波兰尼与波普尔在20世纪星光璀璨的科学哲学界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是获得过诺贝尔奖的英籍犹太裔物理化学家和哲学家，希翼以默会认识论取代自洛克和休谟以来的客观主义认识论，将个人的主观性融入到对知识的理解中。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思想奠定了他作为科学哲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人性基点，它辩证地否定了自笛卡尔以来西方近代批判哲学所持有的普遍怀疑原则，批判了实证主义者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对立与***起来的现象，指出认识是认识主体的真实存在，认识依赖于认识主体的身心获取默会知识的手段和方法，对“个人知识”的默会维度的张扬凸显了认识者的主体性。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是被誉为“开放社会之父”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依赖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力***从进化的维度理解并阐明人类认识结构和能力的起源及发展。其进化认识论是他的全部科学哲学理论的基石。
一、比较的哲学背景：认识论的形而上学预设与范式转向
自从关于知识的哲学诞生的那天起，认知的模式就被具象地异质表征着。苏格拉底明确指出：“正确的意见与知识之间存在着区别”[1]。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中将形而上学与专门学科做了具体的区分，并对其各自的职能进行了理论定位，规制了形而上学的“物理学之后”的“第一哲学”地位。哲学的认识就是探究事物的真实性质的认识，它孜孜探寻宇宙的存在奥秘，以“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为理论的根本指归。在古希腊的哲学境域中，知识起源、形式及实质等全部问题都被形而上学化了。沃尔什对形而上学的哲学认定与亚里士多德相近，认为形而上学研究实在的整体问题，是一种最根本的探索，它探索什么存在或什么真实的存在，研究与现象相对立的实在的科学，把世界作为第一原理的理论[2]。形而上学的理论特性在于抽象，它拒绝自然科学的数学性逻辑，追寻存在的最终条件和依据。
哲学自身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从追问“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本体性普遍性知识诉求到追问“如何更好地认识世界”的认识性应然性知识诉求的范式转移，已经昭示了哲学演化的内在机制。哲学范式的内在逻辑演变使哲学的思维范式发生了改变，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就是哲学思维的一种理论自觉。柏拉***认为，人的认识是先天具有的，它在理念世界里真实存在，而在现实的感性世界里却被遮蔽了或被遗忘了，因此，要想得到的认识只能靠“回忆”。自笛卡尔开始，科学的发展唤醒了沉睡已久的理性之梦，认识论的转向使哲学的范式发生了改变，宣判了独断的形而上学的终结，规定了单纯地抽象地断言世界本质的知性思维方式的无效性。围绕着“我们如何能够更好地认识世界”的思想主旨，人们的认识发生了分歧，作为知识的理性与作为感觉的经验发生了***，经验论把认识的起源限定于感觉经验，唯理论则宣称理性思维是知识的本源。洛克对天赋观念进行了激烈批判，把感性经验当作知识的唯一源泉，在外部经验与内部经验的关照下，一切知识皆可获得。笛卡尔以普遍怀疑的精神做支撑，认为知识的可靠性来源于心灵的感知，通过心灵思考实体，心灵可通过有效地运用我们眼睛的方式而得到改进[3]。康德试***以经验与先验的认知概念来调和洛克与笛卡尔的争辩，将现象世界与物自体的区分依据限定在可知与不可知的宏大对立中。康德之后的黑格尔与费希特们又都以自己的理论努力试***超越这一对立。认识论的哲学之旅就这样在***―弥合―***之此起彼伏的争论中从近代走到了现代。
哲学从问题开始，问题本身倚预设出现。黑格尔说：“开端就是纯有。”[4]哲学就是在对“存在”的阐释中展现出自己的存在意义与价值的。当古希腊先哲们提出世界的本源是水或者火时，他们已经不自觉地预设了世界的本源是存在的。现代分析哲学先驱弗雷格认为，任何一个命题都包含几个方面的内容，即实际存在对象的“指称”、具有客观意义的“涵义”及纯粹个人主观的“意象”。涵义指称理论直接带来认知的语言哲学预设逻辑：“当我们说到‘月亮’时，我们意***并不是谈论月亮意象，我们也不会满足于它的涵义，相反，在这里，我们预先假定了指称存在。”[5]科学的理论预设前提就是那些不证自明的观念自身的存在，而对观念自身的存在以及前提进行探究，就成为科学哲学家们的现实任务。康德哲学就是在“科学认识何以可能”的逻辑起点中得以展开的：“当人们看到一门科学经过长期努力之后得到长足发展而惊叹不已时，有人竟想到应提出象这样一门科学究竟是不是可能以及是怎样可能这样的问题，这本来是不足为奇，因为人类理性非常爱好建设，不只一次地把一座塔建成以后又拆掉，以便察看一下地基情况如何。”[6]
科学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作为精神现象的哲学理论的发展进程也在表象物质的变化中悄然表征着改变的印迹。在假定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在场”的前提下，认识的可能性问题在古希腊到康德之前的传统哲学那里得到了解决。但认识能力的真实“在场性”并不能保证认识能力的完全彻底性，认识的有效性问题不得不接受理论的“审判”：***的客体何以被真实完整地认识？主体的思维触角是否可以伸向彼岸的“物自体”王国？康德试***以先天的综合判断来回应这一问题，但二元论的立场和不可知论的断言使得这种理论努力以失败而告终。波兰尼与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就是在试***解决这一认识论难题的理论努力中出场的。科学与哲学的联姻历程在古希腊的哲人劳埃德那里就开启了，中国古代诸多科学家也都“形而上学”地成为哲学家，科学的质性探究与哲学的形上思考结合起来，使“科学哲学”的言说成为可能。爱因斯坦断言：“任何一种经验方法都有其思辨概念和思辨体系；而且任何一种思辨思维，它的概念经常仔细考察之后，都会显露出它们所由产生的经验材料。”[7]波兰尼说：“所有的理解都是默会认识，所有的理解都是通过寓居而实现的。因此，狄尔泰和立普斯所提出的如下思想，即只有通过寓居才能认识人和艺术作品是合理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的错误在于认为寓居不同于自然科学中所运用的观察。差别只是一个程度问题：观察某颗恒星时的寓居，没有理解人和艺术作品时那么深刻。默会认识论建立了从自然科学向人文研究的连续过渡”[8]。波兰尼始终怀揣人文关怀的热情与思索世界的浪漫，晚期的哲学家角色使得他的科学哲学尤为严谨与深邃，默会认知理论的诞生引发了一场认识论领域的变革。
二、相同的认识论立场：消解传统认识论与建构新科学认识论的人文情怀
（一）传统认识论的消解与新的科学认识论的建构
强调知识和命题之间具有内在关联，语言表达可以承载一切知识的存在的传统认识观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在波兰尼看来，科学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取纯粹的知识，个人的参与及个人的默会能力在科学认识活动中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逻辑实证主义认识论的致命要害在于它追求的“完全客观性”的知识之虚幻性和荒唐性，在实质上是要“不惜代价地追求从科学中把这些热情的、个人的、人性的理论鉴定清除，或者至少要把他们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到可以忽略的附属地位。”[9]23波兰尼认为，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作为唯一可靠的客观知识，极力排斥形而上学，张扬科学理性主义，物理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方***界限消失了，原子运动知识取代了一切知识，所有形上领域的价值和观念都被摧毁殆尽，并最终导致了启蒙运动曾唤起的人类对整个世界意义的追寻信念的丧失。波兰尼批评了这一机械方法的“剥夺”性质，把有思维意识的人简单化约为没有任何知觉的机械机器，因而作为人的科学家就可以不必为科学研究承担社会道德责任。“但是，机械性的方法已经把我们在学术里所追求的事物和这些道德问题分开，使学术的事仅止于‘学术’而已”[10]24，科学成为一种与道德无涉的活动。另一方面，休谟和洛克主导的客观主义方法把科学的研究看作是“可观察事实的集合”，科学就是排除一切主观因素的纯粹客观活动，科学一旦渗入了人的主观意识，其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这种把可证实的经验事实当作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排斥人在科学中的参与价值，带来的后果是人性与知识的分离、价值与事实的割裂，人在科学认识中的消隐使得人自身的存在遭到了否定和怀疑。实证主义的错误已导致了科学的蒙昧主义，科学远离了人性，科学成了神话般的存在，“假使拉普拉斯式的期望或是一个类似的对准确科学的理想果然证明自身就是人类知识的全部，那将是迫使我们完全无知。”[10]36客观性、实证性与非个人性的传统认识论从根本上看是不科学的，它是“招致20世纪惨祸”的罪魁，若不对这种“现代荒唐性”的认识论进行变革，科学的危机将会愈加严重。
与波兰尼的认识论立场相同，波普尔审视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理性逻辑支配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知识理论，并对其进行了积极有力的反驳，以一种全新的“客观知识”理论取代传统理论，将理性主义、逻辑主义、归纳主义和证实主义高高飘扬的旗帜直接撕毁。波普尔运用证伪主义原则，以自己对科学知识与社会理论的“猜想与反驳”来同构达尔文原初进化论意义上的“进化与选择”。一系列的假说和猜想构成了“世界3”或人类社会当今存有的一切理论体系，它们都是类型各异的猜想，科学理论从根本上就是一种假说。据此波普尔认定逻辑实证主义的可靠知识观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迟早会遭致反驳和否定，在这一立场上，任何“绝对可靠的理论”[11]23都是一种虚妄的梦想。在不得不选择一种理论的时候，一种合理可取的做法就是自觉去选择那些在时间的长河中接受检验能力最强的理论。这就是人的认识进化的启示，也是对客观知识的必然回应。波普尔认为：“从笛卡尔以来，关于人类知识的理论基本上是主观主义的，知识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特殊可靠的人类信仰。”[12]15因此，这种认识论是一种传统的常识认识论，传统认识论的局限忽视人的认识能力的进化，波普尔决心用自己的客观主义的反理性主义的进化认识论来颠覆和取代传统的常识认识论，指出：与批判精神相悖的是教条的态度，它是我们实现科学认识的大敌，不盲从的批判和探索是科学认识活动的基础和精髓。科学的方法是批判的方法，批判是任何理智发展的主要动力。打破人类僵化的思维、沉闷的理性、保守的传统、狂妄自大的权威以及不可证实的科学，是波普尔批判精神的最好诠释，也是他坚守一生的人生信条。
（二）建构新科学认识论的人文情怀
波兰尼通过批判逻辑实证主义认识观的错误，证明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一样是充满人性因素的科学，科学知识离不开人，人的热情、信念与价值就是科学的本质属性，科学是人化的科学，是一种“个人知识”。实证主义科学观的错误之处在于远离了人性的根基去研究科学，脱离了以人性为根基的科学信念、科学直观与科学创造是非人的科学，“科学通过科学家的技能而得到运用。正是通过科学家的技能运用，科学家才形成科学知识。因此，我们通过研究技能的结构可以了解科学家的个人参与的本质。”[13]49个人的兴趣、热情、信心、技巧及价值判断等人文因素是科学价值自身的体现与反映。“知识的取得，甚至于‘科学的知识’的取得，一步步都需要个人的意会的估计和评价。”[10]34因此，传统的认识观将科学与人文***对立起来的做法是虚妄的，是需要彻底变革的错误认识观。立足于“科学是人的科学”的基本价值判断，波兰尼将其最重要的论著命名为《个人知识》：“我要表明种种科学热情绝不仅仅是心理上的副产品，它们是具有逻辑功能的，它们给科学贡献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9]204
与波兰尼一样，怀着深切的人文情怀，波普尔明确将科学的最终价值归属指向人，提出属人的问题是科学增长的起源。人在科学知识增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必须得到高度重视。科学知识的增长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科学认识是允许犯错的，“我的著作是想强调科学的人性方面。科学是可以有错误的。因为我们是人，而人是会犯错误的。因此，错误是可以原谅的，只有不去尽最大的努力避免错误，才是不可原谅的。但即使犯了可以避免的错误，也是可以原谅的。”[12]1这种对人可犯错的认可是对人性特点的正确把握。在此基础上，波普尔强调，科学知识增长的最终价值是为了获得人的精神的自由成长，理性批判的目的就是为了强调人的批判精神之于理性导向的重要作用，“如果说人文主义关心的是人类精神的成长，那么，人文主义的传统不是批判的和合乎理性的传统，又会是什么呢？”[14]548“世界3”就是一个内含科学理论、科学方法与科学理念的世界，其之所以能够与“世界1”之间建起联系，是因为“世界2”的中介联系的存在，“世界3”之客观知识的增长依赖于人的精神和意识的作用，人的趋于自我完善的本性使得他穿梭在“世界1”和“世界3”之间，人的追求完善的精神使得他赋予整个世界以意义。
三、相异的认识论模式：默会认识论与进化认识论之争
波兰尼与波普尔都共同向传统的权威认识观挑战，但各自举起的认识论旗帜是不同的。波兰尼认识论的精神内核是“个人知识”维度上的默会能力，科学家的个人介入与参与是保证理论科学的重要机制；波普尔则提出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客观性知识是其进化论认识论的思想基础。
（一）批判传统认识观的话语指向之争
在对传统认识观的批判上，波兰尼与波普尔的话语指向是不同的。波普尔强调自己的进化认识论是批判理性主义的，理性虽然优于经验，但理性又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因此我们需要采取批判的态度对待理性。证伪主义就是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波兰尼则对波普尔的批判理性的话语表达不以为然，“批判性的事业掀起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开始了我们的科学、哲学和艺术，它已经臻于成熟，并且到了最后的极限。因此，我们开始生活在一个新的知性自由时期，我要称之为西方文明的后批判时代。”[14]109他们在批判理性的同时却忽视了人的另一种能力，“这里存在着一种断裂，批判的心灵否弃了两种认识能力中的一种，试***完全依赖于剩下的那一种。”[11]117对那些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只能靠心灵去领会的知识进行逻辑层面的认识与分析是不可能的，这种批判的结果掩盖了人们认知层面的不能言说的部分，使人们的认识能力被人为地割裂开来。
（二）认识有无主体之争
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认识主体的客观存在，默会即是认识主体的默会，认识主体的在场性是默会认识存在的根本保证。在波兰尼的几乎所有著作中，都强调了默会知识的个人参与维度。认识主体的默会能力、寄托、信念都直接决定了科学认识能否顺利完全。没有了认识主体，也就不可能有默会的存在了。在长期的对科学知识的增长模型的探索中，波普尔汲取了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营养及思维模式，并将这一思维模式引入到知识生产的过程当中，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进化知识论架构，被称为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而“客观意义上的知识是没有认识者的知识，它是没有认识主体的知识”[11]7；“它由我们的理论、推测、猜想的逻辑内容构成。”[11]123客观知识中的客观是一种内容宏大的客观，它不仅指向自然世界的客观，更多地包揽了人们在追求科学知识的途中所获取的各种符号化的知识成果。而主观知识者则狭隘地持有着“书只有在被人理解才能在实际上成为一本书，否则它只不过是沾上墨迹的纸张而已”[11]270的知识信念。
（三）个人知识的默会维度与客观知识的进化维度之争
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是波普尔认识论的主要支援背景，人类知识同自然界的生物进化规律一样，知识是其自身长期进化的产物。“知识的成长是借助于猜想和反驳，从老问题到新问题的发展。”[11]73同生物进化一样，人类知识的增长及认识活动的拓展，都遵循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理论在过去成功的事实不能作为将来成功的任何保证……一个过去曾被反驳的理论可能仍然是有用的。”[11]73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有被证伪的可能，都有被另一种理论所取代的可能。科学理论的获取路径依赖于客观知识被证伪的过程中的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进化。波兰尼却认为，人类认知的层面不能仅仅停留在逻辑层面，还应深入到个体认知活动的不可言说的默会层面，知识的默会维度才可能对人类知识的基础和本质做出恰当的解释。
（四）科学认识的评判标准之争
在判断一种认识是否科学的标准问题上，波普尔提出了可证伪性原则。一种命题、理论或学说如果能够在经验层面被证伪，那么它就是对科学的正确认识，如果在逻辑上不能被证伪就是非科学的认识。越精确的理论一定是越越来越经得起证伪的理论。波兰尼则对这一原则提出了抗议，认为科学是能够通达真理的，这种客观主义的假设是一种冒着较大理论风险的主观猜测，因而是不科学的。默会认知理论说明，“真理只是某种被人相信时才能得到考虑的东西。”[13]305科学认识不是被证伪的结果，是认识主体的信念支撑起来的不懈努力的结果。所有的科学知识，归根到底都要依靠形而上学的追问，“那些相信科学的人，必得承认他们是将一种解释置于他们的证据之上，对这种解释，他们必须自行负责进行明确的测定。一旦把科学接受为一种整体，一旦同意科学的任何特定的陈述，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要依赖他们自己的个人确信。”[15]信念是知识的源泉，科学就是人们对其所寄托的一个庞大的信念体系。“一切激起和造成发现的热情也同样隐含着一个信念，即相信这些热情宣布其价值的某种知识有存在的可能性。”[13]172-173
（五）科学发现有无方***之争
波兰尼认为科学的发现就是关于存在的选择，科学发现是没有固定的程式和方法的。“科学命题的发现和论证其是否正确并没有严格的规则。”[16]波普尔则强调科学发现是有方法的，其根本方法就是试错法，即不断地尝试和清除错误的方法。科学发现的逻辑就是科学的方***，证伪主义的方***是一种猜测，人们在科学发现过程中以猜测的方法接近真理进而发现真理。“我们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为了证明我们是如何正确而为猜测作辩护，相反，我们将试***运用所有逻辑的、数学的以及技术的武器来证明我们的预期是错误的，以此来这些猜测。这样做的目的是提出未经证明和未经辩护的新预期来取代那些猜测。正如培根所戏称的，这种新预期是一些‘轻率的、不成熟的偏见’。”[17]科学的试错法是人们进行学习的根本方法。波兰尼却坚持认为个人知识在科学发现过程中的作用，否认科学发现过程中逻辑因素的存在。因为事先预定了科学的合法性存在，科学就不该被我们所规定，我们只能试着去描述科学。科学的成功本身就证明了它自身是一种现实的实践活动，因而用方***去解释科学的发现是没有说服力的。
四、进化认识论与默会认识论的思想价值及其限度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作为当今西方科学哲学界有影响力的科学认识论，波兰尼的默会认识与波普尔的进化认识都是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人类认知理论的积极探索和有效表征，其思想所蕴含的价值意义与理论启示是不容置疑的。他们站在反叛传统认识的立场上，推崇人文主义科学观，为我们昭示了科学研究的温情内涵，颠覆了科学界一度盛行的科学至上的神话，摧毁了客观主义者们为科学设置的种种栅栏，使科学以饱满的符合人性需要的形象丰富我们的知性生活，有助于我们培养和理解完整的科学精神。
波普尔的进化认识论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他对传统的“纯粹认识论”进行了大胆的批判与反驳，对传统“主客体二分”的模式进行了消解，并在此基础上对传统认识论的人性抽象预设进行了批判，证伪了其理论的错误性，这种敢于挑战权威、突破传统及积极创新的理论勇气和实践精神都是值得肯定的。更重要的是，它使人们的真理观发生了变化，终极真理是不存在的，认识是一个进化的动态过程，知识增长的基础是证伪，知识增长的前提是它的可否证性。它启示人们，在科学的王国里，真理是短暂的，今日的真理是通达明日真理的一个“暂时性存在”。进化认识论抓住了传统认识论的一些缺陷，如对人类认识能力的发生学研究的忽视和缺乏，漠视人与动物在不同进化阶段上的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波普尔把一切科学知识的来源与发展限定在与生物进化同质的进化途径上，理论的偏激性与片面性也是非常明显的。进化认识论完全肯定演绎而否定归纳，认为一切科学的知识和理论只能被证伪而不能被证实，因而遭到了拉卡托斯的批判：“科学决不是试错法、一系列的猜测与反驳。”[18]
相比之下，波兰尼“默之所在，不言自会”的默会认识论的***性影响是巨大的。波兰尼对实证主义科学观对科学研究带来的危害体会颇深，对还原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方法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断言科学的知识是个人的，强调科学的人性方面是消除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隔阂的主要途径，目的是为了论证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都离不开人的参与，自然科学也是充满人性的科学，以促进人们对科学观的***性变革。默会认知理论对人类认识默会维度的开掘和强调，从认知的微观角度揭示出人类的默会能力，无疑开辟了认识的新的理论空间，扩展了认识论研究的新的理论境界，描绘了科学发现过程的新的认识途径和***景，为陷入认知困境的实证主义认识论指明了摆脱困境的通道。
更重要的是，波兰尼所斥责的这种泯灭人性的科学观在今日的中国也非常盛行，其现实价值在中国的体现尤为明显。波兰尼满怀激情地猛烈抨击当今科学研究的非人性化与泯灭人性，怀揣同时代其他的科学哲学家少有的热情与浪漫，指责在科学的全部环节中剔除作为科学主体的人自身的行为，波兰尼为科学沦落成一种纯粹的毫无激情和人文向度的机械化信息处理过程而深深叹惋和痛惜：“我们对真理的信念至此而沦为没有理论基础”。因此，在当代中国，对波兰尼充满人性底蕴的科学认识论进行深思，倾听他哲学思想中涌动的整合科学与人性的理性冲动，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性和紧迫的必要性。它启迪我们，科学的发现与研究决不仅仅是纯粹逻辑层面的推演，科学与个人的知识、品格、兴趣、信念与寄托是无法分割的。人学思想的价值高于实证理性的价值，个人的信仰引领着科学的方向，个人的求知热情规制着科学的永无穷尽。在这一角度上，有人称他是一位人本主义者，是人道主义的神启哲学。因为他代表着一种思想新趋向，即把人性与科学重新结合在一起的科学人本主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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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Polanyi and Popper’s Theory of Knowledge
YU Dahuai CHENG Guangli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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