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法律博士论文篇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学教育,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法学教育的初创时期;1958年至1976年法学教育的挫折和停滞时期;1977年至1993年法学教育的重建和恢复时期;1994年以来的急速发展时期。
(一)法学教育的初创时期(1949-1957)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府成立,当时全国53所高等院校设有法律系,有在校法学本科生7338人。 [1]1952-1953年进行"院系调整",对原有53个法律系进行整合归并,创设四所***法学院,即北京***法学院、西南***法学院、华东***法学院和中南***法学院,并在六所综合大学设置法律系,即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东北人民大学法律系、武汉大学法律系、北京大学法律系、复旦大学法律系和西北大学法律系,构成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四院六系"。 [2]在一举废除中华民国时期的全部法学教科书之后,代之以从苏联引进的各种法学教材 [3],并聘请苏联专家担任主要科目的授课教师。 [4]至1957年才出版了新中国自己的第一套法学教科书。 [5]至1957年,全国累计招收法律本科生12569人,毕业法律本科生10856人,当年有在校法律本科生7954人。 [6]
(二)法学教育遭受挫折和停滞时期(1958-1976)
1956年开展所谓"整风反右"运动,强调阶级斗争和否定法治的左的思潮泛滥,凡是主张法治和主张法律具有继承性和社会性的法学教师均受到批判并被划为"资产阶级",导致了中国法学教育的急遽萎缩和衰败。1959年撤销了主管法学教育的司法部。四所***法学院被下放地方,并压缩招生规模。 [7]
1964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各***法院系师生被分批编入四清工作团(队)深入农村参加"四清运动"。 [8]至1966年5月,"四清运动"升级为""。包括***法学院在内的全部大学停课,称为"停课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被撤销,称为"砸烂公、检、法" [9]。 整个国家陷入无***府状态。1966年,包括***法学院在内的全部大学停止招生,1968年***法学院和综合大学法律系被撤销,仅保留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两个法律系。中国法学教育出现了长达10之久"停滞期"。 [10]
(三)法学教育的恢复时期(1977-1993)
结束,需要重建法律机构和法律体系,恢复法律秩序。首先就是重建在中被撤销的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还要重建50年代被废止的律师制度,急需大批应用型法律人才。***多次谈及法官不够、检察官不够、警官不够、律师不够。 [11]
为了重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恢复律师制度,采取了所谓"专业归队"的应急措施,即将分散在各地各行各业的法律人才调回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或者鼓励其重操律师职业。但据资料显示,1949年至1976年,全国仅毕业法律本科生23618人。 [12]按照***的意见,中国建立高度的民主和完备的法制需要50万律师 [13],区区2万多人,即使至结束时都安然健在,且全部"归队"到各律师事务所,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据1983年对全国各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府司法行***部门的干部队伍的统计,属于大专以上学历的占8%;属于高中和中专学历的占33.6%;属于初中学历以下的占58.3%。其中,法律大专以上毕业的占3%;接受过短期法律知识培训的占54%;未接受过法律知识培训的占43%。 [14]可见,尽快恢复发展法学教育,加快培养法律人才,是中国在结束后所面临的最重大、最紧迫的课题。 [15]
1978年西南***法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等法律系开始招生,当年全国法律专业招生人数共696人。 [16]紧接着,北京***法学院、华东***法学院、西北***法学院、中南***法学院相继重建、开始招生,各综合大学也陆续重建法律系开始招生。至1993年,已有5所***法学院和130个大学法律系,已培养
专科、本科、硕士、博士5万多人,有在校生4万人 [17]。此外,还有114个成人高等***法院系,已培养成人本科、专科学员10万多人 [18]。还有58所中等司法学校,已培养中等法律人才近10万人。 [19]基本满足了改革开放后重建法律秩序、法律机构对于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 (四)法学教育的急速发展时期(1994-)
随着法律在国家***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增大,人们对法学教育的认识也在深化。特别在1993年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之后,国家对法学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新任务,不仅要继续为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部门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法律人才,而且要为各级***府机关、各类企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培养大批高层次、多样化的法律人才。导致中国法学教育的飞速发展。据1998年的统计,全国开设法学专业的普通高校214所,在校生8万余人;另有成人高等***法院校150所,在校生8.6万人;中等法律学校57所,在校生2.2万人。 [20]
1998年"高校扩招",高等教育规模急速扩张,进入所谓"大众化"发展阶段 [21],设置法学本科的普通高校激增,招生规模成倍增长。全国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1998年为214所,2001年为297所,2004年为269所,2005年增至564所,2006年达到606所。据2005年的统计数据,当年新招法学本科生108779人,法学博士生2305人,法学硕士生22465人;在校法学本科生414309人,法学博士生7520人,法学硕士生57752人;毕业法学本科生76140人,法学博士生1191人,法学硕士生12912人。 [22]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的创设。至90年代中期,高等法学教育虽有很大发展,但培养法律人才的数量和类型都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建设法治国家和加入WTO,急需大批高层次的应用型法律人才,有必要开创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的新途径。于1994年论证、提出方案,1995年经***学位委员会决定,借鉴美国法学院JD教育的成功经验,创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开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高校,1995年为8所,1997年为13所,1998年为22所,1999年为28所,2003年为49所,2004年增至60所。从1996年开始至2006年,累计招生近50000人,其中已获得学位18102人,现有在校生近30000人。 [23]
现今中国已经形成多类型、多层次的法学教育体系,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普通高等法学教育,包括***法学院(大学)和综合性大学法学院,以及财经、理工、农林、医学等单科性大学的法学院、法律系,主要培养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应用型法律人才(法学本科、法律硕士);少数培养学术型法律人才(法学硕士、法学博士);第二种类型,是成人高等法律职业教育,包括法律函授、法律夜大、***法管理干部学院、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法干校等,主要培养法律辅助型人才(法律专科);第三种类型,是中等法律职业教育,包括29所司法学校和27所司法警官学校,培养中级法律人才。 [24]
二、中国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的类型
(一)法学本科教育
新中国建国初期学习苏联的经验,实行"院系调整",建立四所单科性***法学院,并在六所综合大学设置法律系,即所谓"四院六系"。四所***法学院为四年制本科教育,培养目标是业务型法律人才,即为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培养业务干部,统称为"***法干部"。六所综合性大学的法律系为五年制本科教育,目标是培养理论型法学人才,即为各综合大学、***法学院及法学研究机构培养法学教师和研究人员。
改革开放初期重建法学教育,四所***法学院与大学法律系的本科教育均为四年制,其培养目标相同,均以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为目标;而培养学术型法学人才的任务,改由各***法学院和部分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教育承担。
80年代至90年代中,各***法学院和大学法律系曾经按照法学"二级学科" [25]设置专业,如法学专业、经济法专业、国际法专业、行***法专业、诉讼法专业等,并相应将法律系拆分为法学系、经济法系、国际法系、行***法系、诉讼法系等。90年代中期在教育主管部门要求之下,各***法学院和大学法律系改为按照"一级学科"设置本科专业,亦即将原先的法学专业、经济法专业、国际法专业等合并为一个专业:法学专业。
法学本科教育的对象,是经国家统一高考合格的高级中学毕业生,统一实行4年学制。法学本科教育的课程设置,分为五类课程:第一类为公共必修课;第二类为专业基础必修课;第三类为专业选修课;第四类为实践教学必修课;第五类为综合素质选修课。其中,公共必修课、专业基础必修课和实践教学必修课,由教育主管部门统一规定科目,学校和学生均无选择、变更余地。专业选修课和综合素质选修课,由各校根据自己的师资、教学条件开设,学生自由选修,达到所要求学分即可。 [26]
法学本科学生,在四年期间完成教学计划的各项要求,经审核准予毕业,其课程学习和毕业论文的成绩表明,确已较好地掌握法学学科的基本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且有从事法学研究工作或担负法律实务工作的初步能力的,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27]
(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属于特定法律职业背景的专业学位。 [28]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按法学"一级学科"设置,不做细致的专业分类。 [29]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为法律职业部门培养高层次的复合型、实务型法律人才。要求掌握法学基本原理,掌握从事法律职
业所要求的法律知识、法律术语、思维习惯、法律方法和职业技术;能综合运用法律和其他专业知识,具有***从事法律职业实务工作的能力,达到有关部门相应的任职要求;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专业外语资料。 [30]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招生对象,是通过全国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统一考试,并经培养单位复试录取的具有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的非法学专业的毕业生。 [31]采用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学习方式。全日制学习的学制为三年;非全日制学习的学制不超过四年。以课程教学为主,重视和加强案例教学。采取灵活多样的实践形式,着重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培养。研究生毕业并获得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总学分不得低于75学分。采取灵活考核办法,着重考查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理论和知识,发现、分析、判断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能力和方法。
根据***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制定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要求,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按法学"一级学科"设置课程,分为三类课程:第一类为必修课程、第二类为推荐选修课程、第三类为自选课。其中,第一类必修课12门(32学分) [32];第二类推荐选修课8门(要求选修13学分) [33];第三类自选课(8学分)。必修课科目和第二类推荐选修课科目,均由该《培养方案》统一规定,第三类自选课由培养单位自行确定。
考虑到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没有法律专业教育背景,也没有从事法律职业的实务背景,2006年修订后的《培养方案》,特别增加第四类实践必修课程(12学分):法律文书课(起草合同书、公司章程、诉讼文书、仲裁文书等的训练,由律师、检察官、法官讲授);模拟法庭训练课(由教师组织,法官、检察官、律师辅助指导);法律谈判课;法律实践课(在法院、检察院或律师事务所实习2-3周)。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应撰写学位论文(10学分)。考虑到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特点,2006年修订后的《培养方案》规定,学位论文应以法律实务研究为主要内容,不限于学术论文的形式,可以案例分析、研究报告、专项调查代替学位论文。学位论文的字数一般不少于2万字,由三名本专业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其中须有一位校外专家)评阅;学位论文答辨委员会成员中,应有一至两名实务部门或校外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课程考试合格且学位论文答辩通过者,授予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34]
(三)法学硕士学位教育
法学硕士学位属于学术学位。 [35]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招生对象,是具有学士学位的法学本科毕业生或者具有同等学力的考生。应参加全国统一组织的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 [36]国家统一划定各学科硕士研究生录取分数线,由招生单位决定录取。法学硕士学位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37],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从事法学研究、教学或***担负专门业务工作能力的学术型法律人才。 [38]
特别要说明的是,与一些发达国家把硕士学位作为攻读博士学位的过渡型学位不同,中国的硕士学位是一个***的学位。中国的硕士学位教育是***的培养阶段,学制较长(一般为3年),要求较高的学术水平。 [39]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学习年限3年。 [40]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采取系统理论学习、进行科学研究和参加实践活动相结合的办法。在指导方式上,采取导师 [41]个别指导为主,集体指导为辅的方法。 [42]
课程设置分为:第一类公共必修课: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选读;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一外语课。第二类专业基础和专业必修课,一般3-4门。第三类社会实践必修课;第四类选修课。学习方式,采取自学、听课、讨论等方式。课程学习阶段结束时,进行一次中期考核,考核内容包括研究生的思想品德、课程学习、科研能力。 [43]然后在导师指导下,***完成学位论文。
硕士学位论文不少于3万字。在硕士学位论文提交答辩前,应由两名副教授以上专家评阅。答辩委员会由3-5人组成,至少有一名外单位的专家。答辩不合格的,可在一年内修改,重新答辩一次。 [44]硕士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由答辩委员会作出授予硕士学位的建议,经院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审查合格的,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四)法学博士学位教育
法学博士学位,属于中国现今三级学位的最高学术学位。特别应注意的是,中国的博士学位研究生教育,既不同于将博士生作为导师的科研助手、不重视课程学习、通常无须修课的欧洲模式,也不同于着重课程学习、须修满大量学分的美国模式,而是兼采欧美两种培养模式的长处,具有中国自己的特点,即在实行导师制的同时,也有课程学习的要求,但不要求修大量的学分。 [45]
法学博士研究生教育,以获得法学硕士学位或具有同等学力(如具有高等学校的讲师职称)者为招生对象。 [46]培养目标是,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厚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能力,能够在科学研究中取得创造性成果的高级法学理论研究人才。 [47]博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时间不能少于3年。导师个别指导和课程学习相结合,着重培养博士研究生的优良学风、探索精神,***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和创新能力。课程设置:(1)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必修课);(2)外语课,第一外语(必修课),第二外语(选修课);(3)专业基础课(必修课);(4)专业课(必修课);(5)选修课。课程学习,采取自学、听课、讨论等方式。 [48]
课程学***考核合格,在导师指导下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间不少于1学年。博士学位论文一般为10万字。 [49]按照《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博士学位论文应当表明作者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并在科学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根据《学位条例》第六条规定,博士研究生,通过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成绩合格,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通过,达到博士学位的学术水平者,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三、中国法学教育面临的问题
(一)法学本科教育存废之争
中国法学本科教育长期分为两大阵营,一是原来属于***的综合大学法律系的本科教育,目标是培养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学术型法学人才,二是原来属于司法部的***法学院
的本科教育,目标是培养从事审判、检察、公安和律师实务的应用型法律人才。进入九十年代,综合大学法律系本科教育与***法学院本科教育在培养目标上已经同一,其结果是,法学本科毕业生既不符合学术型法学人才的要求,也不符合应用型法律人才的要求。在九十年代中期,借鉴美国法学院的经验,创立以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为目标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之后,发生了法学本科教育存废的争论。 [50]目前争论虽仅局限于网络等媒体,但问题重大,值得关注。 (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宭境
创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教育制度中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措施,经过10余年的不断探索和试验,逐渐成为培养高层次的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的主要途径。现在面临的问题有二:
其一,由已有培养法学硕士学位授权的高校开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造成同一法学院既培养法学硕士研究生,也培养法律硕士研究生,尽管《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加强教学与法律实务部门的联系,要求聘请法律实务部门的专家参与法律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及培养工作,以弥补法学院在法律实践方面的缺陷,但往往难于切实贯彻落实。许多法学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在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培养方式、教学方法、课程内容等方面,都与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没有实质差别,最终导致所谓"学术型人才缺理论,应用型人才缺实践"的问题 [51]。
其二,因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缺乏实质性的联系,法律硕士研究生从事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职业的前提是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和国家公务员考试,而检察院、法院或者律师事务所等法律职业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时,对法律硕士学位获得者并不优先考虑,造成法律硕士研究生在毕业之后能够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的人数极少,大部分法律硕士毕业生不得不在法律职业之外另谋出路,与创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初衷相悖,且造成法律教育资源的浪费。因此,有学者建议将司法考试与法律硕士生入学考试合二为一,将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与司法研修合二为一,获得法律硕士学位即有从事审判、检察与律师职业资格。 [52]
(三)法学硕士学位教育的困惑
现行法学硕士学位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参照苏联的副博士学位,主要特点是要求过高,3年时间要完成修课与学位论文写作的任务,并且与博士阶段的学习缺乏衔接。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目标,是为从事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培养学术型人才。只是十年前法学硕士研究生人数还很少,毕业后一般都有机会进高校做教师。但自高校"扩招"以来,在校法学硕士研究生人数激增,而毕业后能够进入法律教学和研究机构的人数极少。除少数报考法学博士研究生外,绝大多数法学硕士学位毕业生都选择参加国家司法考试或国家公务员考试,进入各级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律师事务所、仲裁机构、公证机构和各级***府部门。
绝大多数法学硕士只能从事实务工作,而培养目标却坚持学术取向,造成法学硕士学位教育中的许多矛盾、冲突和左右摇摆,结果弄得非驴非马,不知所措。并且,大批法学硕士研究生涌入法律实务部门,挤占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就业机会,造成对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冲击。因此,有的学者建议压缩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 [53],普遍的观点认为,应当缩短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学制,降低其学位论文的学术要求,甚至主张取消撰写硕士学位论文的要求,将法学硕士学位教育作为攻读法学博士学位的过渡阶段 [54]。
法律博士论文篇2
对法学研究的研究，不能局限于纯粹的主题话语，还需要延展至相关领域，从而有助于研究的深人，并充分体现研究价值。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在根本目的上的一致性，决定了二者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 首先，法学研究类型与法学教育类型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性。 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法治作为社会有序运行的机制，决定了以法律和法治为研究对象的法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决定了法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法律和法治实践。由此引出两种法学研究类型:其一，直接服务于法律和法治实践的法学研究类型，即实务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法学理论指导法律的制定和法治系统的形成;二是用法学理论指导法律的实施和法治状态的推进。其二，间接服务于法律和法治实践的法学研究类型，即原理研究。这是指法学理论本身的建构，是要揭示法律和法治的建立及运行的根据和规律。两种类型的关系好比“砍柴”与“磨刀”，缺一不可。 需要指出，法律实务工作者从事法律实务本身就属于实务研究。因为法律实务既是客观外在的工作流程，也是主观内在的研究过程。换言之，法律实务乃客观外显的“实务工作”与主观内存的“实务研究”相结合的过程。所谓研究，不过就是运用理论去发现、分析、演绎、归纳和回答问题的思维活动。其中的问题是原理，就是原理研究;其中的问题是实务，就是实务研究。法律实务工作者运用法学理论解决实务问题的思维活动，当然就是法律实务研究。法律实务事关重大且专业性极强，实务者必须有严格的科学精神，不能盲目和随意，这就需要以法学理论为指导对实务问题开展细致的科学研究。法律实务有着比其他实际工作更为突出的研究特质。对此，换个角度更加清楚:法学理论工作者对法律实务进行探讨，与法律实务工作者对自己从事的法律实务进行探讨，其主观过程和规律没有什么不同，承认前者是法学研究便不能否认后者。不能认为法学研究只是理论工作者的事情，而实务工作者不需要研究，因为完全不需探讨的法律实务很少。 再看法学教育的类型。法学教育的任务是培养法科人才，其目的与法学研究一致，即通过培养专门人才来服务于法律和法治的实践。既然“砍柴”和“磨刀”都为法律和法治的实践所必须，法科人才的培养就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着力培养专门的实务人才和理论人才，由此形成两种法学教育类型。实务型人才培养着眼于实务工作岗位，主要是律师、法官、检察官、警察等司法和***岗位(我国“大法学”概念包括公安学科，但中外对警务***人员的培养都是法学院之外的另一个系统)。理论型人才培养着眼于理论工作岗位，主要是法学教师和研究员等教研岗位。 然而，要把法科学生分别培养成两种类型的岗位人才，必须清楚:究竟要着重培养学生的何种素质和能力?两种教育类型对此有何种定位?这个法学教育基本问题的答案便是法学研究。一方面，要从事法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学生，必须在系统的法科学习中获取法学理论研究能力。另一方面，法律实务工作岗位固有的研究性要求实务人才具备实务研究能力，培养实务人才的法学教育类型要让学生具备这种研究能力。法科学生获取两种研究能力的共同前提是掌握理论知识，包括法学理论和相关理论知识，这是法科人才必备的基本素养。从法学教育的过程和结果来看，两种法学研究涉及三种主体:法学理论工作者，法律实务工作者，在校法科学生。其中，在校法科学生与法学理论工作者中的法学教师反映法学教育的过程;法律实务工作者与包括法学教师在内的法学理论工作者体现法学教育的结果。几种主体都可对法学原理和法律实务展开研究，但是，毕竟法学教育类型与法学研究类型之间具有一定的对应性，即法律实务人才主要进行法律实务研究，法学教育重在培养此类法科学生的实务研究能力;法学原理的研究任务主要由法学理论人才承担，法学教育重在培养此类学生的理论研究能力。任何主体都应首先具备与岗位湘适应的研究能力。当然，区分培养类型不意味着两种人才只能有单一的研究能力。两种培养类型都要让培养对象掌握法学原理和相关理论，教学中都要联系法律实务中的现实问题，教学内容本身就有重合和交叉。不同法学教育类型只是在法学研究的取向上有所侧重。 其次，法学研究类型是构筑法学教育体系的基本坐标。 法学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培养有研究能力的法科专业人才。法学研究的两种类型自然成为各国构筑法学教育体系的基本坐标。外国法学教育大致有两种模式:欧洲模式与美国模式。两种模式各有不同，却都以两种法学研究为内在依据。 第一，从两种研究能力出发，对法科学生分类培养。各国法学教育品种的设置体现实务研究与原理研究的横向区分。欧洲模式中的法学本科与美国模式中的J.D.学位，都属实务教育品种，前者旨在一体化地培养法官、检察官、律师，其培养过程兼顾几种法律实务角色的理论素养和研究能力，后者直接培养律师，法官和检察官则从优秀律师中选任，其学校培养环节集中在律师的理论素养和研究能力。两种模式中的法学博士都属理论品种，着力培养法学理论方面的研究能力;法学硕士主要作为外国学生攻读法学博士的跳板。不同法学教育类型培养不同研究能力，相应的学历学位类型只作为相应岗位的资格。例如，美国的法学博士(5.J.D.)和法学硕士(LLM，)学位通常不能作为参加律师考试的资格，此类学生就不能进人法律实务岗位。 第二，从两种研究能力出发，设定不同的培养层次。各国法学教育都在学历学位的层次上体现实务研究与原理研究的纵向区分。各国法学教育设置了本科、硕士、博士等不同层次，但不同法科人才培养品种所需要的学历学位层次不同。各国法学教育的实务人才培养类型都以第一法学学历学位(所谓第一法学学历学位，是指未来要从事法律实务工作或者法学理论工作的人员第一次接受的系统的法学专业高等教育)为必要和充足。欧洲一般是4年本科，美国则是本科后的3年J.D.教育。所谓“必要”，是指没有接受过本国第一法学学历学位教育的人员，就没有从事该国法律实务的文凭资格。从事法律实务，必须科班出身。所谓“充足”，是指完成本国第一法学学历学位教育的人员，就有了从事该国法律实务的文凭资格。然而，各国法学理论人才培养类型需要多层次法学教育。事实上，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等高学历学位人员都聚集在法学理论工作岗位上。#p#分页标题#e# 第三，从两种研究能力出发，合理安排培养内容。各国法学教育都以传授法学理论和训练法学研究能力为主干。尽管法科学生由于自身知识和能力的构成特点，难免存在两个部分之外的学习需要，但其需要的各种学习项目或者由选修课解决，或者各自安排。即便是与学生就业有关的共性项目，如果喧宾夺主，也不能纳人教学体系。例如，各国司法考试或律师考试是法科学生进人实务岗位的前提，但欧美的法学教育都不以考试为主线或参照，更不安排考试培训。其考试与培养内在一致，都着眼于实务研究能力，课堂学习优秀者更容易通过考试。这种一致性促进了法科学生认真掌握法学理论和积极训练研究能力，从而保证了教学计划和质量。 欧美法学教育历史悠久、发展稳定、成效显著，与其说是教育模式的成功，不如说是遵循规律的结果，其培养模式可供借鉴，其科学精神更值得学习。 最后，法学研究类型为法学教育调整提供指引。 我国法学教育恢复初期只有本科，面对法律实务人才和法学理论人才的双重短缺，法学本科将两种人才培养一肩挑起。法学硕士的设立是我国法学教育类型区分的标志。解决法科人才奇缺的当务之急是培养能够培养人才的师资。以法学二级学科为专业的法学硕士建立伊始，自然成为培养各门法学课程教师的理论人才品种。此后出现的法学博士是该品种的延续。法学本科逐渐转向培养实务人才。此种格局基本符合两种法学研究的规律，与欧洲模式接近。接下来十几年，法学硕士和博士与理论人才需要相适应，稳定保持有限规模，但伴随我国社会日益升温的文凭热，催生了提高法律实务人才学历学位层次的需要。为解决这种矛盾，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借鉴美国模式，招收非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从而在研究生层次把实务人才与理论人才的培养区别开来。但是，法学本科与法律硕士均作为实务品种，双轨之间的关系并未厘清。本世纪初，法学师资经多年积累，需求数量减弱，门槛则向博士提升，又遇法学硕士急剧扩招，能当教师的法学硕士越来越少，其多数要从事实务。这对培养实务人才的法学本科和法律硕士形成挤压，也使得不同岗位去向的研究生被理论色彩的培养一锅煮。近年，各高校招聘法学教师非博士不取，而博士的扩招又使越来越多的法学博士也要走实务之路，法学硕士则在事实上完全变为继法学本科和法律硕士之后的第三个实务人才品种。然而，就法学硕士的培养来看，尽管各培养单位向实务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在课程体系、授课内容、论文要求等基本方面，仍未突破理论人才类型的总体框架。令人不解的是，教育主管部门此时反而强化法学硕士的理论型色彩，将其归为“学术型”品种，与“应用型”的法律硕士相对，使两个品种的关系变得十分纠结。应当看到，我国法学教育成绩巨大，功不可没，但当前发展进人瓶颈，结构不顺，规模失控，盲目攀比，质量堪忧，就业困难等，都是不争的事实。 我国法学教育呈现乱局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充分认识到两种类型的法学研究能力在法科人才培养中的中心地位。第一，忽视两种研究能力与人才培养需要的对应性，导致未能科学设计法科教育品种。品种繁多，关系不明。第二，忽视两种研究能力对于人才培养的必要性和充足性，导致一方面未将科班培养作为上岗的硬性条件，另一方面层次累赘，本科足以从事实务，却还要培养研究生，硕士能胜任实务，却还要博士，4年或3年能完成的实务人才法学教育，偏偏要用7至10年。第三，忽视两种研究能力所代表的人才素质内容，导致一方面未能真正形成分类培养，另一方面不把研究能力及其理论素养作为实务人才培养的重心，往往忙于给学生灌输工作流程、操作技能、司考方法、实务经验甚至“潜规则”，从而遮蔽了法科专业大学教育的深邃灵魂。 针对缺失，我国法学教育巫需科学定位和调整。第一，以两种法学研究能力为基准，明确我国法学教育的品种和层次。可有四种方案:(1)保留法学本科作为实务型品种，法学硕士和博士作为理论型品种;取消法律硕士。(2)保留非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作为实务型品种，法学硕士和博士作为理论型品种;取消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和法学本科。(3)在理清关系的前提下保留法学本科与非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两个实务型品种，设置不同培养机制;保留法学硕士和博士作为理论型品种;取消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4)保留法学本科与法律硕士作为实务型品种，由不同培养单位自行选择其中之一;保留法学硕士和博士作为理论型品种;取消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第二，以两种法学研究能力为根据，设置我国法学教育的内容和环节。两种研究能力决定了两种教育类型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论文选题、考核答辩、实习内容等培养方面都要有明显区别。例如，实务型学生的毕业论文不应从原理开题，不要求理论创新和发表文章，而理论型学生必须进行系统的原理研究，必须推陈出新，力求发表学术成果，要做教师还应到课堂实习。两种类型的人才培养都需要高度重视理论，让校园回归理论氛围。此外，需要不同研究能力的人才的数量关系是实务远远多于理论，招生时应保持恰当比例，相应调配教学资源。第三，以两种法学研究能力为门槛，明确两种岗位人才的准人资格。未受过实务型法学教育的法学博士不能进人实务岗位。没有理论型法学教育经历者一般不能进人理论岗位。第四，以两种研究能力为标准，建立法学教师的考评指标。法学教师是理论工作者，应当具备人才培养所需要的两种研究能力。法学教师应当是接受过实务类型第一法学学历学位教育和进行过理论型法学深造并将两个方面交相融会的法学研究通才。应对两种研究能力突出的教师给予更高的评价和待遇。此外，还应具备法学教育研究的能力。
法律博士论文篇3
【关 键 词】知识产权/微观公共权力/法律规制/正当程序
【正 文】
一、从两件“学位案”谈起
1996年1月24日，北大学位委员会在21位委员只到16位的情况下，以6票同意，3票弃权，7 票反对的结果，决定不授予北京大学博士生刘某的博士学位；随后，北大只授予了刘某博士 “ 结业”证书而非毕业证书。此后，刘某在长达3年半时间内四处询问、反映，要求回答他“ 未获学位”的原因均未得答复。1997年他向法院起诉，法院以“尚无此法律条文”为由 不予受理。1999年9月，刘某再次起诉，终得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他请求法院责令 被告撤消其1996年的不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判令北大向其颁发博士“毕业证书”，并 对其 学位授予问题重新审查。
海淀区法院在有关学位授予纠纷处理的法条缺位情况下，根据行***诉讼法有关规定及法律 的 “正当程序原则”，认为：北大学位委员会作出“不授予”决定涉及学位申请者能否获得相 应学位证书的权利，故在作出否定性决议前应告知相对人。法院判决责令北大学位评定委员 会撤消“不授予”刘某博士学位的决定；在判决生效后3个月内对是否批准授予刘的博士学 位进行重新审议。（注：二审法院受理此案审理后发回重审。但2001年初，原审法院（北京海淀区法院）以“超过 诉讼时效”为由，驳回了刘燕文的起诉（据说是海淀区法院在“请示”了上级有关法院后作 出的）。贺卫方教授在2001年3月某日的《时报》上曾以《转了向的里程碑》为题，评海 淀区法院这一“驳回起诉”的判决“在法律的程序方面存在许多疑点”，他说：“最关键的 问题是，当一个法院已经受理了一起案件并且做出了自己的裁判，就意味着法院以权威的行 为承认了案件并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法院受理了，然后经过一方当事人上诉，上一级法 院 又发回重审，下一级法院又说当事人在一审时已经过了诉讼时效，这样就等于出尔反尔，法 院的威信得不到保障，当事人对法院的预期也会变得复杂和混乱”。
贺文还说：“实际上，海淀法院一审判决非常仔细地界定了什么是司法权力能做的事情， 什么是司法权力不能做的事情”。）
法律博士论文篇4
认真做好教学工作
退休后，因为杨紫指导的部分博士生、硕士生尚未毕业，因此，他仍不辞辛苦地投入到教学和育人工作中。在杨教授的指导下，他的13名博士生和2名硕士生先后在2001年～2003年毕业，顺利取得了学位。2002年～2004年，杨紫烜作为澳门科技大学聘请的博士生导师，在澳门科技大学招收博士生8名。他们先后于2005年～2008年毕业，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与此同时，杨紫烜指导的一名博士后于2002年通过了《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并顺利出站。
杨紫的课非常受欢迎，在北京大学退休后，他每年给北大法学院经济法专业博士生讲授6个小时～9个小时的经济法理论专题。同时他也给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博士生讲授了“法理学研究”“经济法理论研究”“经济法专题研究”3门课程，受到学生好评。
积极投入科研工作
退休后杨紫笔耕不辍，***撰写了53万字的《国家协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专著1部，并主编教材两本，其中《经济法》（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九五”部级重点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于2002年获得***颁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与徐杰联合主编的66万字的《经济法学》（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连续印刷了5版。
杨紫退休至今基本上每年都参加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全国经济法前沿理论研讨会、经济法高峰论坛和中国法学名家论坛等学术会议，以及一些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公开发表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法》等22篇论文。
热心关注立法工作
法律博士论文篇5
关键词： 英语论文写作 教材编写 高原理论 知行结合通变律 母语正负迁移
引言
从2005年开始，各高校陆续进行了英语课程设置改革，使得研究生英语课程设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基本思路是在综合英语的基础上，增加文献阅读、英语文化与论文写作等课程，形成基础+文化+论文写作的课程设置模式。笔者从2012年开始对学生需求进行调查，并从学院学报入手，分析非英语专业科技人员在论文写作方面的短板，从而明确学生需求和教学努力方向，于2013年完成了科技论文写作教材的编写，并已在学院正式使用。
一、市售通用英语论文写作教材简介
目前市售英语论文写作教材主要有胡庚申的《英语论文写作与发表》、陆效用的《研究生英语论文及应用文写作》、戴福林的《英语论文写作教程》，以及胡友珍、何小平和王志芳的《英语学术论文写作教程》。上述写作教材针对所有研究生，在语言水平和专业材料的选编上没有很强的针对性。另外，由于传统教材一般将各项规则和常用语句罗列在文中，在学习过程中容易引起疲劳。为了提高教学效率，各院校一般自编教材，提高专业和语言水平的对应性，如俞炳丰的《科技英语论文实用写作指南》面对的就是本校制冷与空调应用技术专业的学生，选用的示范及练习材料均为制冷与空调专业材料；而陈苏、黄彦的《英文科技论文写作》则针对材料化学化工专业的研究生，主要用于作者所在的南京工业大学相关专业。到目前为止，大部分***校没有专为博士生开设的用英语讲授的论文写作课，且由于专业设置的特殊性，往往没有合适的市售教材，因此，相关院校一般也是按照学校专业的设置，自行编写适合本校使用的英语论文写作教材。
二、教材编写的理论依据及实现方法
（一）理论依据。
英语论文写作教材的理论依据主要有：
1.高原现象。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语言的综合应用和抽象的归纳能力成为语言水平的体现。在高级阶段，语言水平的进度明显放慢，此称为高原现象。心理学家将学习划分为六个阶段：无进步阶段、迅速进步阶段、学习速度逐渐减慢阶段、高原阶段、再次缓慢进步阶段、进步再次减慢并临近极限阶段。博士生英语水平大致位于第四阶段，即高原阶段。到硕士阶段，学生掌握了大量的正式、书面词汇，并以英语知识的形式保留在学生记忆中，但并没有固化为学生的语言技能。这些英语知识正是博士阶段英语论文写作中需要大量运用东西，如果在博士阶段没有及时、足够地应用，这些知识将很快遗忘。
2.写作过程中的知行结合通变律。路德庆认为，写作理论与写作实践必须结合起来，将词汇和写作知识综合应用到实践中，才能最终将语言知识转变为真正的技能。写作具有实践性、操作性、综合性和动态性的特点，是一个逐渐积累提高的过程。
3.学习过程中的母语迁移。根据二语习得理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克服”母语规则，以避免对目标语的学习造成影响，此为母语负迁移；如果母语固有的语音、词法、句法与目标语相同，学生就可借助母语顺利进行目标语的学习，此为母语正迁移。
（二）实现方法。
根据以上理论，我们在教材编写过程中采取的主要方法有：
1.克服高原现象。在教材内容的编排上，不再进行单一的知识灌输和条框罗列。本教材每一课分为若干部分，每一部分由若干task组成，通过这些task的练习，学生由被动方转为主动方，在学习过程中不会感到枯燥，在练习过程中有很强的成就感，学习乐趣和教学效率都得到很大提高。
2.根据写作教学规律进行教材内容设计。笔者根据知行结合通变律和写作活动的四个特点，在设计练习时环环相扣，逐步提高。学生对学过的知识进行了大量操练，对科技论文的结构、常用句型有了较深刻了解，可积极运用学到的知识写出合格的英语论文。
3.利用母语正迁移，克服母语负迁移。博士生对汉语论文的结构和常用句型已有大致了解，在学习过程中主动对照英语论文范文进行语篇结构的构筑。范文材料全部选自权威期刊，语言简洁准确流畅，一些常用语句，如文献综述、论文结构叙述、研究结果的表述和结论部分的常用句型，可在范文中找到对应段落，对学生掌握英语论文结构和以上部分语言表述十分有利。另外，中国学生在进行论文写作时，很容易受到汉语的影响，在题目翻译、摘要翻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笔者提供了大量的批判性材料供学生推敲、评判和改进。这些批判性材料全部选自与学生专业相关的学术期刊，具有语言错误比较典型的特点，可对学生起到很好的警醒作用。
三、根据以上理论所编教材的特点
（一）实用性。
本教材根据教育心理学理论和写作规律理论，参照国家教委《非英语专业博士研究生英语学位课程考试大纲》的要求，在语言上符合非英语专业博士生的外语水平，适合课堂应用。
（二）专业针对性强，具有鲜明的***事特点。
本教材所选材料覆盖了本院博士生各专业，对于学生熟悉本专业论文结构和常用句式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三）符合写作课程教学规律，针对中国人学习英语语言的特征设计练习。
本教材选材精细，学生可通过阅读范文较快掌握英语论文的结构和常用句法，并接触大量的专业词汇。另外，教材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批判性材料供推敲、评判和改进，可让学生在今后的论文写作过程中避免中国式英语的错误。
（四）理论讲述和练习不枯燥。
本教材用大量的引导性、适应性和提高性练习克服了传统写作教材的沉闷枯燥，学生通过练习熟悉了写作理论，强化了成就感，提高了学习论文写作的兴趣。
结语
博士研究生论文写作教材的编写是一个比较艰巨的工作，需要教师针对学生所学专业进行内容上的选编，在编写过程中既要考虑学生实际水平，又要避免课程内容的枯燥。按照高原理论、写作过程中的知行结合通变律和母语正负迁移规律编写的论文写作教材针对性强，趣味性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充分浸润在本学科或相近学科的语言材料中，有利于熟悉专业词汇和句法，避免中国式英语，写出符合国际规范的英语论文。
参考文献：
[1]胡庚申.英语论文写作与发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陆效用.研究生英语论文及应用文写作[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法律博士论文篇6
于1999年正式成立，其前身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始建于1904年，在中国现代法学教育中，历史最为悠久。
本科生专业设置：法律学专业、经济法学专业、国际法学专业、国际经济法学专业。12个专业36个研究方向招收硕士研究生。现有8个授予博士学位的专业。有法理学、宪法与行***法、经济法、刑法4个国家重点学科。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建立于1950年，是新中国诞生后创办的第一所正规的高等法学教育机构。
法学院设有10个院属研究所(研究中心)，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全国性学术期刊《法学家》杂志，2个教学实践基地――物证技术鉴定中心和地石律师事务所，3个教学辅助机构――法学院***书馆、中国法制信息港和国内高等院校中规模最大的物证技术实验室。民商法、刑事法、宪法与行***法是全国重点学科。
武汉大学法学院
的前身为1926年建立的武昌法科大学。新的法学院于1999年由原武汉大学法学院和原武汉大学***治与行***学院合并而成。
学院现有5个本科专业，即法学、社会学、***治学与行***学、行***管理、思想***治教育，22个硕士点和7个博士点，其中，国际法与比较法又被评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
中国***法大学
是一所以法学为主，兼有***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直属重点大学。目前设有法学院、民商经济法学院、国际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等12个校属院部。
中国***法大学在国际上享有中国法学最有代表性的大学的声誉，50年来，学校在许多专业领域开创了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先河，如新中国的第一个法律史专业、民商法专业、经济法专业、诉讼法专业、比较法专业等都出自中国***法大学，新中国的第一批法学博士也在这里诞生。
法学专业是中国***法大学的特色专业，学校设立了有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基础培养模式的基础上推行双专业及双学位培养模式和双学位硕士连读培养模式。所有学生在入学2年后有机会选择学习第二专业，从而在5年内实行双专业、双学位的教育。双学位硕士连读培养模式目前仅在德语专业推行，实行5年双学位和2年硕士连读的培养模式。学生在前5年学习德语专业和法学专业课程，获得文学士和法学士2个本科学位后，直接进入该校中德法学院成为中德比较法学研究生，经过2年学习(其中1年时间在德国著名大学的法学院学习)，获得法学硕士学位。
复旦大学法学院
初创于1929年，1994年重建(含法律学系、国际***治系、社会学系、人口学研究所)，2000年重组为单一学科的法学院。
学院现有法理学等7个专业硕士点，并经***学位委员会批准具备了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简称JM)授予权。学院先后设立了比较法研究中心、民商法研究中心等学术研究机构，形成了比较全面的法学教学研究体系。
中南财经***法大学法学院
由原隶属***的中南财经大学和原隶属司法部的中南***法学院合并组建而成。
法学院目前是该校办学规模最大的学院，拥有民商法学、法制史和宪法与行***法学3个博士点和法学理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等9个硕士点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
清华大学法学院
法学教育在清华已有较长的历史。1926年清华学校成立***治学系，就开始在该系开设法律课程。1928年改为大学后，正式设立法学院。1952年全国进行大学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成为一所工科大学，整个法学院被合并到其他院校。1995年，清华大学正式恢复建立法律学系。1999年清华大学建校88周年之际，清华大学法学院正式恢复成立。
法学院设置“法学”本科专业，自2001年开始，全面推行学分制，除法学必修课程外，还要选修人文社科类课程、自然科学类课程以及必要的跨系选修课程。法学院现已取得民商法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此外，还有法学理论、民商法学、国际法学、经济法学、诉讼法学和刑法学6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其中包含20个研究方向)和1个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西南***法大学
于1953年正式成立。学校是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中，在西南人民***大学***法系的基础上，相继合并重庆大学法学院、四川大学***法学院等5所院校的法学院、系而成立的。1978年，学校由***批准为全国重点大学，是当时司法部部属5所***法院校中惟一一所重点***法大学。1995年，经原国家教委批准，更名为西南***法大学。目前为止，学校已发展成为西部地区法学学科体系最齐全、法学教学科研力量最雄厚、在全国法律及法学界有很大影响的高级法律人才培养基地。
目前，学校设有4个法学院(民商法学院、经济贸易法学院、法学院、行***法学院）和刑事侦查学院、应用法学院等共计12个学院，已建成以法学为主的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学校经济法学科已发展成为部级重点学科，是西部地区惟一一个法学类部级重点学科。同时学校获得了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资格，有权在10个法学二级学科招收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并拥有西部地区惟一一个法学博士后流动站。
浙江大学法学院
最早于1945年8月在老浙大成立。1999年8月，原杭州大学法律系及***治学系、原农业大学社会科学部、原浙江医科大学社会科学部和德育部等9家单位合并成立新浙江大学法学院。其中，在公法、法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治教育、人口与发展、中外***治制度比较等特色领域的研究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学院拥有宪法学与行***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治教育博士学位授予权，法学理论、宪法学与行***法学等11个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此外还有法律专业硕士学位点(JM)和“两课”教师硕士培养点。法学院现有法学、***治学与行***学、行***管理等3个本科专业。
吉林大学法学院
是1988年经原国家教委批准在原吉林大学法律系(1948年建系)的基础上创建的。现设有3系2所1社，即法学系、经济法学系、国际法学系、法学研究所、吉大律师事务所和《法制与社会发展》杂志社。
学院现有刑法学、法学理论2个博士点；有宪法与行***法学、刑法学等9个硕士点。
南京大学法学院
是目前国内具有一定影响的法学教学科研院系之一，其前身是著名的中央大学法学院。学院设有法律系、经济法系、国际经济法系等3个系，国际经济法等5个硕士点，另成立中德经济法研究所、东方法律文化中心及中山律师事务所、南京大学学生法律援助中心等专业机构。
本科学生一二年级主修法学基础课程，从三年级开始按不同专业方向有所侧重，同时鼓励3个专业学生交叉选课。
厦门大学法学院
1926年6月厦门大学设立法科，下设法律学、***治学、经济学3系。1984年12月厦门大学与福建省联合办学成立***法学院。1998年9月***法学院更名为法学院。至1999年4月厦门大学法学院成为具有管理实体性质的学院。
学院有民商法学、国际法学、经济法学、诉讼法学等4个硕士点和国际法学博士点；学院下设法律系、***治学与行***学系。法律系国际经济法及台港澳法研究被确定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中山大学法学院
肇始于1924年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国立广东大学法科。1993年7月，法律学系与社会学系、***治学与行***学系以及人口研究所组成法***学院。2001年9月，中山大学撤消法***学院，以法律学系为基础建立法学院。
法学院设有法学、经济法学、国际经济法学3个本科专业，国际法学等8个专业硕士点。
华东***法学院
法律博士论文篇7
作者简介：胡艳香，湖南商学院法学院教授；陈蓉，湖南商学院法学院教师。
中***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ki.1009-0592.2016.06.386
从恢复重建至今，中国法学教育在管理制度、学科建设、师资队伍、教学改革等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是，法学教育提供的理论知识和法律人才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法治发展的需求标准。为打破法学教育的虚假繁荣，各法律院校多从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上加以创新，但结果与预期差距甚远。考察我国近年法学教育发展实践，不难发现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准确是改革收效甚微的症结所在。
一、 法治背景下法学教育培养目标体系的建构逻辑
（一）法治实践中法律人才需求的多元性分析
法学教育必须融入国家的目标需求和社会***治背景当中。目前，我国处于从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的转型阶段，需要何种法律人才，不能简单照搬西方模式，而应立足我国发展现实。
首先，随着法治建设不断深入，“各种经济关系、***治关系和社会关系也将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法律关系和归结为法律问题，社会的各种纠纷在经过协商、调解、公证、仲裁等争议解决机制过滤的基础上，最后也将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但是，由于法律体系极为复杂，事关法律的制定、诠释与应用，法律秩序的建立和维护，法律精神的养成以及法律价值的体现，需要依赖庞大的法律职业群体，或专精于法律实践，或致力于法学教育、研究及其传播；前者主要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仲裁员、法庭书记员、司法行***人员、立法和行***机关相关法律工作者等，后者主要涵盖专业立法者、法学研究人员、法学教育者等。
其次，与社会需要大批业务专精的法律职业人员相伴而行的是，实践中诸多法律问题和法律关系日益综合化、复杂化和国际化。法律职业人员要处理这些问题、协调这些关系，单凭高度专业化的法律知识已明显力不从心。正是由于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学科之间交叉融合，现代社会对法律职业人员的能力和素质要求日趋综合，这集中体现在社会迫切需求既精通法律又具备其他学科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复合型法律人才。
再次，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和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促使法律需求及人才需求存在城乡和地区差异。法律是世俗的，它与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水平密不可分。在我国，经济发达的城市和区域，需要大量知识广博、综合素质强的复合型高层次法律人才。相较而言，广大农村，特别是边、穷、少及基层地区则更多地需要补充专业型法律人才。
综上分析，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以实践类人才为主，其中复合型、精英型实践人才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大中城市需求较大，而专业型、大众型实践人才在边、穷、少及基层地区需求相对急迫。社会对于学术类人才的需求，呈现高精尖趋势。法治实践对人才需求的多类别、多层次趋势，必然要求我们将培养目标多元化列入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目标。
（二）法律人才资质的养成条件及培养规律
与人才需求呈现多元化、层次性相对应，法律人才在资质要求上必然存在侧重和位阶。由于法律职业建基于系统的专业技术，因此法律人才都必须首先具备几种基本资质，即系统掌握法律知识、了解法律运行规律、具备基本法律实践能力、拥有正确的法律理念和良好的职业素养。在此基础上，专业型法律人才强调能熟练应用法律原则和规范，较好地掌握实践技能，运用缜密的逻辑思维，有效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对复合型、精英型法律人才，则必须做到知识广博、学贯中西，视野开阔，智慧而具有魄力，激情而富有理性，同时要求实务技能精或研究能力强。
法律人才的基本资质或是特别条件，需要通过系统而科学的培养和锻造形成。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如下环节和内容：一是系统的法学学科教育和人文教育，二是程度不一的法律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三是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四是统一的法律资格准入和考试制度，五是终身化的法律职业再教育。这些环节和内容，不仅要体现法学学科的深入和细化，而且要回应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不仅要考虑法学教育的系统性和渐进性，而且要注重法律职业的社会性与实践性。这种系统、科学的培养与锻造必须是多元的，基本维度包括培养目标多元、教育层次多元、教学形式多样、教学内容多元和教学主体多元。其中，多元化的人才培养目标体系是一切法学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法学教育改革的核心和指针。
二、 法治理想下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困境
（一）本科人才的培养目标现状与问题
目前，我国法学教育正由传统的学术型教育向应用型教育转变，培养法律专门人才成为高校本科法学教育的主要目标。这种转变，本意是立足时代的变化和要求，回归法学职业教育之本位。但是，认真思考法治建设对法律人才的现实需求以及法律人才资质的养成规律，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定位存在两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首先，“高级”专门人才目标定位名过其实。许多法学院系将法学本科的培养层次定位于高级、高素质，如“高级应用型人才”、“应用型、复合型高级法律专业人才”等不一而足。该类提法显然拔高了法学本科教育的社会功能，也忽视了法学分层教育的发展实际。首先，在现有教育体制前提下，法学本科教育不可能达到完整法律职业教育的要求。要培养“高级”法律人才，必须从认识、实践和社会伦理层面进行“三位一体”的综合培养。然而，无论从学生和学制角度，还是从师资角度，目前我国法学本科教育整体上无法完成如此繁重的任务和使命，培养出来的人才大多应是“未来高级专门人才的基本来源”。其次，在我国本科、硕士、博士分层教育模式前提下，无需将法学本科定位于高级法律人才教育。
其次，人才培养目标的趋同性太强。按大学性质、培养重点以及成立先后，现有的640多所法学院系在基础设施、资金支持和师资力量上存在诸多差别，不可能在培养人才上统一步调。然而，目前只有少数法学院系根据学校的优势学科或自身特色有所侧重。比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吉林大学（涉外法学本科）、浙江大学（涉外法学本科）、清华大学（国际班）在法学本科培养目标中强调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中南财经***法大学要求学生兼具经济学、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山东大学在英法双语本科培养中强调学生法律素养与外语能力的深度融合。其他法学院系，无论是全国性高校还是地方性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基本趋同。显然，培养目标上的较强趋同性与法律人才需求的多元性不相匹配。
（二）硕士研究生人才的培养目标现状与问题
目前，在法学硕士与法律硕士区分教育的总体格局下，各类法学院校硕士层次的人才培养存在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多元化、特色化人才培养不甚明显。根据顶层设计，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教育旨在“培养高层次法律人才”。而所谓高层次法律人才，必然要求其在几年有限时间内，做到法律知识领域的纵深化和实践技能的精深化。况且，地区对人才需求存在差异、高校在资源优势上也互不相同，这就要求各法学院校应当根据自身优势，将人才培养目标精准化和特色化，而非照搬***的指导性意见。然而，绝大部分法学院系照抄了***学位办【2006】39号文件，将法律硕士培养目标统一表达为“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德才兼备、高层次的专门型、实务型法律人才”或是“通过系统的法学教育，培养高层次实践型的法律人才”。在法学硕士教育方面，各高校的培养目标也是大同小异。以湖南省为例，从位列于985工程的中南大学、湖南大学，211工程的湖南师范大学，到一般院校的湘潭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法学硕士的培养目标几乎没有区别。
其次，法学本科背景的专业硕士培养目标定位狭窄。2009年，我国在已有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非法本法硕）教育的基础上，增加了法律硕士（法本法硕）教育。***学位办对法本法硕的指导性培养方案是“培养高层次的专门型、实务型法律人才”。实践中，除暨南大学、贵州大学等少数高校把法本法硕与非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不做仔细区分而设定为高层次的复合型、实务型法律人才外，许多法学院校都照搬指导性方案。在理论界，有学者也认同法学硕士、法本法硕、非法本法硕教育的三足鼎立。但是，仅因生源不同而将法本法硕定位于狭窄的专门型实务人才，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值得质疑。首先，与法学硕士相比，两者同属于专业型硕士，培养目标都偏向于实务型，没有必要将该层次再区分为复合型和专门型。其次，将法本法硕培养目标进行狭窄定位不符合社会发展实际。实践中诸多法律问题和法律关系日益综合化、复杂化和国际化。法律职业人员必须既精通法律又具备其他学科知识能力和素质。
（三）博士研究生人才的培养目标现状与问题
作为法学高等教育金字塔的顶点，法学博士研究生教育的重要使命就是为国家培养治国理***和从事法律职业的杰出人才。因此，法学博士研究生教育应当从理念、机制和手段上与供求变化和时代要求高度契合。但是，我国法学博士研究生教育在培养目标上存在如下问题：
首先，忽视专业和交叉学科的复合培养。目前，我国法学博士教育呈现专业分化严重、知识体系残缺、学术视野狭窄、创新思维缺乏等问题。除云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少数高校在其培养目标中明确法学与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融合外，绝大部分高校的法学博士教育都拘泥于法学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精深掌握，甚至在培养目标上将法学学科进一步内部分化，拆开成若干二级学科；更为遗憾的是，二级学科内的培养目标仅在不同学科名称上进行置换，其他并无二致。拘泥于法学学科而忽视复合培养，尤其是拘泥于单独的二级学科培养的法学博士，难以成为能引领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的精英和骨干。
其次，缺乏职业主义与学术主义的实质融合。法学博士教育的历史经验表明，法学博士的培养既非纯粹职业主义也非纯粹学术主义，而应是二者的有机结合。分析多所高校博士培养方案，不难发现法学博士教育并没有走向职业主义与学术主义的实质融合。许多大学的法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都大同小异，无论是学术型培养的学校还是学术、实践并重培养型学校。在课程设置、终期考核以及毕业要求上都只注重学科理论知识的深化和科研方法的掌握，对实践能力的培养多淡化为课堂授课、批改作业、协助指导硕士生、参加“三下乡”活动等。甚至，有些定位于学术与实践人才双重培养的高校，在其培养方案中却没有任何实践培养环节。
三、 重构我国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体系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法学本科、法学硕士、法律硕士及法学博士的人才培养目标，整体上难以与法律人才的现实需求及人才资质的养成规律相契合，法学教育改革势在必行，需要进行理性重构。
（一）准确把握法学教育的多层次性和多类型性
要科学构建法学人才培养目标体系，应当正确认识法学教育中不同培养层次之间的关系，注意纵向多层次和横向多类别的有机耦合，正确对待培养目标体系的相对稳定和不断演化。具体而言：
法学本科教育应当立足于通识型基础人才培养。在该层次下，目标可以作三种类型分流，一是培养能够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和更高学位的人才，二是培养兼具法学和其他学科知识、能力的双学位复合型人才，三是培养面向基层就业、从事一般法律服务工作的应用型法律人才。这种架构，既考虑到与高层次法律人才培养的有效衔接，也充分尊重社会对基层法律人才的现实需求。各个法学院校应根据自身不同层次、资源大小、整体定位、地缘特点、学科优势和生源质量等，制定切合实际且富有特色的法学本科人才培养目标。
法学和法律硕士教育应当定位于职业型精英人才培养。其中，法学硕士教育旨在培养具有坚实广博的理论基础与系统全面的专业知识、富有创新科研能力和一定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学术型法律职业人才；法律硕士教育则旨在培养系统法学理论扎实、实务技能专精、视野开阔、思维活跃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法律职业人才。在此层次下，没有必要再将法律硕士细分为专业型和复合型两种空泛的分类，而应当是各类法学院校充分考虑集合本校法学和其他优势学科资源，从学科交融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把控生源、建立法律职业人才高端集成教育平台，走特色化精英人才培养道路。
法学博士教育应定位于创新型杰出人才培养。基于法学人才的个性发展、法律职业的迫切需求以及国际人才的激烈竞争，该层次应立足于锻造既具有国际视野、谙熟国情，又具有良好的法律素质和创新能力，自觉运用法律思维的复合型杰出法律人才，使其成为法治建设中担当顶层设计、制度构建和文化传承重任的将才和骨干。具体到各个承担法学博士培养的法学院校，当务之急是打破纯学术主义的偏见、承认法学知识的非自足性，及时调整博士人才培养目标，以此指导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和创新。
（二）实质迈向职业主义和学术主义的有机结合
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最大弊端在于不能培养出符合法律职业需求的法律人，集中体现在各层次法学毕业生缺乏实际能力。因此，要重构我国法学人才培养目标体系，必须在准确把握法学教育层次和类型的基础上实质迈向职业主义和学术主义的有机结合：不仅在培养目标上明确相应层次的职业能力要求，更重要的是在具体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平台、教学方法和手段上为学生搭建理论与实践、知识与能力的桥梁，充实职业训练内容、改进职业训练手段、注重法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通过每个“以问题为本”、“以技艺为本”的细节安排，让学生直接投入法律实践或问题探索的全过程，从中体验、感悟、锻炼并获得创造性地分析和解决社会冲突与纠纷的能力。
法律博士论文篇8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法律博士论文篇9
法律院系的课程设置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
第一，从法律教育的性质和目标上看，如果是大学普通教育，那么除了法律专门课程以外，法律院系还要开设相当分量的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而在法律职业训练中，则几乎是提供“纯粹”的法律课目。在前者情形中，由于专业的不同（如公法、私法或法学、经济法等），课程的门类及其内容的深浅也会相应地有所不同。
第二，就法律专门课程来讲，课程设置是以现实的部门法体系和法学学科体系为基本依据的，它们最终决定着法律教学内容的置废和变化。但课程体系并不简单地等同于部门法体系和法学体系。因为有的课程不可能包括法学体系中的全部大小分科；而有的课程则可能会兼跨几个法学分支学科。 此外，在教学实践中，还要综合考虑不同的教育层次和培养目标之间的协调关系以及教学的时间安排等因素。
第三，一般来说，法律课程的设置是以本国现行的法律或法学为主导的，同时考虑历史的和国外的法律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因素。这既包括部门法方面的课目，也包括一般性较强或纵横跨度较大的课目（如法理学、法律史、国际法等）。
第四，各法律院系之间，由于教师的结构或学术传统方面的差异对课程的设置或教学质量也会具有某种程度的影响。
目前高等法律院系的课程设置是以国家教委规定的教学计划为指导，分别结合各院系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来的。下面以中国***法大学的教学计划为例，来对其课程设置略作考察。 该计划要求学生在4年中必须修满196学分方可毕业。 其中，课堂教学179分，其他部分（包括社会实践、毕业学习、毕业论文）17分。必修课与选修课的比例是7∶3.全部课程由***治理论课（20）分、文化基础课（31分）、法律基础课和法律主干课（两类共83分）三部分构成。
法学专业四年的必修课程安排如下。
第一年中国***史***治经济学形式逻辑汉语外语（一年）体育（一年）法理学中国宪法马克思主义法学论著导读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
第二年哲学国际***治外语（一年）体育（一年）计算机基础民法（一年）经济法概论中国刑法刑诉法民诉法
第三年商法国际私法行***法行***诉讼法国际公法证据刑事侦查物证技术经济管理
第四年律师制度劳改法犯罪学法医学
选修课比较集中地在
第二、三年中开设。非专业方面的有，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治学、行***管理、国际关系史、***治学经典著作选读、当代西方哲学思潮、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应用数学等。法律专业选修课有中国法律思想史、西方法律思想史、现代西方法理学、比较法、立法学、外国宪法、外国刑法、外国刑诉法、外国民诉法、港台法律制度、罗马法、合同法、财税法、金融法、海商法、环境保护法、会计、审计、自然资源法、产品责任法、房地产、国际投资法、外贸管制法、国家赔偿法、知识产权法、犯罪心理学、仲裁、公证和调解、法律文书、司法统计、法律文献检索等。
法学类其他专业开设的***治理论课和文化基础课与法学专业相同； 而且主要的法律课程，如法理学、宪法、刑法、民法、诉讼法、国际法等也基本一致，仅个别课目的学时较法学专业略有缩减。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将侧重于各自专业的一类课程设为必修。如经济法专业就将公司法、合同法、投资法、劳动法、财税法、知识产权法等列为必修，而这些课目作为单独的课程在法学专业中仅作选修。其他的法学专业（如国际法、国际经济法等）课程的情况亦同此类。
（五）教学方法
法律院系采用的最主要的教学方法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教学方法没有什么差别。它们都是由担任某一门课程讲授任务的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系统讲授该门课程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即所谓的讲授法。课堂讲授的主要依据通常是在讲授该课时所用的教材。
讲授法是大陆法系国家传统的法律教学方法。一方面，制定法作为主要的法律渊源，客观上决定了在教学中必须对法律规则中的抽象概念和原理加以阐释和分类；另外，注释法学家在研究和传播罗马法活动中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分析与综合的经院主义方法为教学中进行讲授提供了一个传统。 这种教学“不在于提供解决问题的技术，而在于对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教导。法律教学所要求的内容并不是对实际情况的分析而是对法律组成部分的分析”。 相反，在美国的法学院里，教学方法却采取了相当具体的实用主义态度，即普遍推行的“判例教学法”（case method）。 与制定法和判例法的优劣对比情形相类似，讲授法自身无法避免的缺陷也正是判例教学法的优势所在，反之亦然。
从中国近年来对法律教育改革的部分讨论中看，有人提出在教学中应广泛推行判例教学法，以改变教学中存在的重理论而轻实践，或者理论脱离实际需要的被动状态。然而，中国目前并不存在判例法制度，因而也就无法从根本上为法律院系实行判例教学法提供现实基础。尽管在课堂讲授中，特别是在讲授部门法时，教师往往插入一些经过挑选的判例。但这实质是以举例的方法来补充有关原理的讲授。其目的是让学生具体形象地理解并进而掌握有关的法律规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判例教学。当然，在一定条件下，以某种方式吸收或借鉴判例教学法的积极因素，也会成为法律院系今后教学改革的一个内容和方向。
在以课堂讲授法为基本教学法的同时，为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学校还组织学生进行模拟法庭之类的实践活动。即由学生分别担任审判员、原告人（或公诉人
）、被告人、律师及证人等角色，来模拟（假设）法庭的审判过程。然而，法律学生在整个四年当中惟一与本专业的实际接触最多的一次机会，就是为期二个月左右的毕业实习活动。这时，要求学生在某一法院、检察院或律师事务所直接参加所在机构的司法业务工作。它类似于美国法学院的现场实习（clinical programs）。
（六）毕业生水平和就业选择
法律教育的最终结果就是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某种法律职业人员。但对于如何确定不同层次的法律院系毕业生的毕业水平及其任职资格，各国有着不同的实践。
从国外的大体情况看，德国的大学一般不设法学学士和法学硕士学位而设法学博士学位。 法律系毕业生需通过第二次国家考试，成为完全的法律工作者（Volljurist）时，才能担任法官、律师、大学教授及***府机构官员。法国的学位制度略为复杂。法律系学生在第二年结束时一般被授予法学专科毕业资格（bachelier）；第四年毕业时授予法学学士学位（licence en droit）。博士学位分国家博士学位（Doctorat d‘Etat）和大学博士学位（Doctorat de l’universite）两种。 但攻读法学博士学位者，又须先取得某一法学学科的“高级研究文凭”（简称DES）。另一方面，获法学学士学位者若要从事司法实际工作，还须经过国家司法学院一至二年的实务训练。日本对接受四年法律教育的毕业生授予法学学士学位。但若从事“法曹三者”之一种，还须参加相当艰难的国家司法考试， 并对通过者再进行由司法研修所组织的二年的法律实务训练。而准备在大学从事法律教学或研究的那些人，则可进入大学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一般为二年）或进而攻读博士学位（三年）。美国法学院的入学条件是世界各国中最为特殊的一个，即它要求学生在进入法学院之前已取得文学士（B.A.）或理学士（B.S.）学位。因此，学生在完成三年初级法律教育后被授予J.D.学位以取代原来的L.L.B.（法学学士）学位。 有的法学院为准备从事法律教学或研究工作的学生开设了L.L.M.（法学硕士）以及S.J.D.（法律科学博士）学位。但为从事律师职业所须通过的律师资格考试（Bar Examination）仅要求具有J.D.学位。
从学位制度方面看，中国与日本的学位制度类似，与德、法两国不尽一致，与美国的学位等级相同，但学位层次的含义完全不同。
根据中国的学位条例等有关规定，法学学位也像其他门类学科的学位一样，分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其中，硕士又包括研究生和研究生班两个层次。 法律院系的本科毕业生，符合一定条件的即授予法学学士学位。然后，毕业生就要在继续攻读法学研究生和从事实际工作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
报考硕士学位研究生的毕业生应参加每年初举行的考试（当然，符合条件的其他在职人员也可以通过考试攻读研究生学位）。考生分笔试和口试两部分。笔试通常包括***治理论、外语、两门所报专业的主干课和相关的法学综合课共五门。其中，前两门为全国统考课目。口试在笔试通过后进行。根据***学位委员会1983年核准试行的草案，法学学科可以招收以下13个专业的研究生，即法学理论、法律思想史、法制史、宪法、行***法、刑法、民法、诉讼法、经济法、劳动法、环境法、国际经济法、国际法。 研究生的培养任务由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法律院系和科学研究机构（目前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来承担。学制一般为二至三年。
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也需通过入学考试。目前，上述的13个法学学科基本都已招收博士研究生，仅个别专业除外。培养单位分别不同地集中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国***法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这八个机构中。博士研究生的学习期限一般也是三年。
除上述学位教育外，还应提到的是近年来出现的法学第二学士学位教育（通称法学双学士）。它旨在培养国家急需的知识面宽、跨学科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它在层次上属于大学本科后教育。 报考的主要条件是已经获得除法学类专业的任何其他学科门类的学士学位。目前开设法学第二学士学位的专业主要是一般法学专业和前文提到的知识产权和环境法专业，学制为二年，取得学位的学生在待遇上相当于研究生班。显然，法学双学士教育接近美国的法律教育方式，但两者的出发点仍有区别。法学双学士教育尚不是中国法律教育的主要途径。
法学研究生教育是培养各类高级法律职业人员的一个主要途径。并不像日、美等国那样仅培养法学教学或研究人员。实际上，除了从事法律教学和科研工作，他们也和法学本科生一样，在就业选择中，面对着一个比较广阔的职业领域，甚至有可能进入一个与法律职业的关系相去甚远的领域，而不仅限于法律教育的职业目标所意旨的那些领域。
就目前主要的几个法律职业领域而言，惟一规定必须通过考试才能取得任职资格的职业就是律师。根据法律规定，从事律师工作，必须通过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 至于从事法官、检察官等职业，目前尚无专门的任职资格规定。因为基于历史的和现实的条件限制，对于那些为数不多的、受过专门正规法律教育的本科生或者研究生来说，那种经历本身就意味着具有从事法律职业的资格。但是，近年来中国已开始重视并正在探索建立法律职业任职资格的专门制度。假如所建立的任职资格规定能与法律教育结合起来的话，那么这将会成为建立较完善的法律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四、结论
从中国法律教育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国家法律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法律教育的存废兴衰同国家的***治、社会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特别是法律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法律教育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当法律的作用受到重视的时候，这无疑就为法律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效保障；但若相反，法律教育就只能走向衰退。同时，我们又不能不看到，法律教育作用的成效还远不能够像立法那样较快地得到实现。法律人才的培养客观上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法学家的水平也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而且法律思想、法学知识以及各种法律经验材料也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积累。因此，连续性就成为法律教育进步和成长的一个内在要求。
如果说在过去的近四十年中主要围绕着有没有法律教育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所应给予关注和考虑的问题就是，中国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法律教育-一个比较完善的、富有效率的、能够培养出适应21世纪需要的法律人才的法律教育体系。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的法学家、法官和律师不仅要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发挥出重要作用，也还应当为维护世界的和平和推进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因此，中国法律教育的前景是广阔的，
而任务又是十分艰巨的。
注释：
[1] 近代法治国家，对法律教育给予必要的关注基本上是法学家们的一个自觉意识。这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国际或国内的学术会议议题、一般法学著作或法律期刊以及有关的学会或机构等方面。但在中国，至少就目前法学家的学术活动范围而言，该领域的情形并不令人满意。除少数有素的学者对此问题较为重视外，很少有关于法律教育的论文或著作出版。
[2] 《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五蠹》，《史记·商君列传》。
[3] 在中国法律史上，律博士之创设，有其历史背景。《三国志·魏书·卫凯传》载，“《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法，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县命，而选用之所卑下。王***之弊，未必不由此也。”
[4] 《法学词典》（增订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689页。
[5] 《唐六典》卷二十一。
[6] 《新唐书四四·选举志一》。
[7] 《旧唐书·选举志一》。
[8] 《宋史·百官志》。
[9] 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自唐朝即有“明法”一科，专门用以选拔法律人才。到了宋朝，法律考试更进入鼎盛时期。有“书判拔萃”、“试判”、“试身言书判”、“明法”、“新明法”、“试刑法”、“铨试”、“呈试”、各色各样。参见徐道邻《宋朝的法律考试》，载《中国法制史论集》，（台）志文出版社，1975年初版，第188页。
[10] 在伯尔曼（Berman）举出的西方法律传统总体上具有的十大主要特征中，与法律教育紧密相关的以下一些特征尤为引人注目：（1）在于***治、宗教和其他类型的社会制度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意义上，法律是相对自治的；（2）法律交由一批职业法律专家、立法者、法官、律师和法律学者们培植；（3）在法律制度被概念化和达到某种程度系统化的地方。法律培训中心是兴旺的；（4）法律学问构成一种超法律的因素，并可以此评估和解释法律制度和规则。这些不仅仍然构成目前西方法律的基本特征，而且从历史传统上讲，是许多非西方文化所不具有的。而自11世纪末起在北意大利的波伦亚等地凝聚在一起的三个因素-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统治下所汇编的法律作品的发现、用于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的分析与综合的经院主义方法以及研究罗马法的大学环境-都属于创造近代西方法律传统的根本起因。参见Harold J. Berman， Law and Revolution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p.7-10， 37-38，123.贺卫方等合译中文版《法律与***-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9-13，43-44，147页。
[11] 沈家本《寄文存》卷六，《法学通论讲义序》。
[12] 此前于同治元年（1862年），清***府曾在北京设同文馆。其课程中即有万国公法（国际公法）一科目。这是中国在文教机构中最早开设的法律课程。此外，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中也设有法学分科。
[13] 薛铨曾：《我国大学法学课程之演进》，载《中华法学杂志》，第三卷（1944年），第八期。
[14] 同上注13.
[15] 参见民国三十四年***长朱家骅的报告。转引自刘清波《现代法学思潮》，（台）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初版，第19页。
[16] 1949年退居台湾后，在台湾原来仅有的一所法律系的基础上，于50-60年代初，复设国立***治大学、台湾省立中兴大学（后改为国立）、私立东吴大学、私立辅仁大学以及私立中国文化学院。这些机构均设有法律系。目前台湾的法律教育即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法律教育之实施，大抵一仍旧惯，乃在大陆时代法律教育之继续。”同上注，第20-21页。
[17] 全文参见《法学基础理论教学参考资料选编》（沈宗灵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初版，第184-186页。
[18] 见《******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初版，第85，89，218-219页。
[19] 见《关于筹设中央***治干部学校方案的说明》，同上注18，第162页。
[20] 从当时情况看，新中国成立后接受***府时期高等学校共227所（包括国立的138所，私立的69所，教会学校20所），在校学生13万余。其中设有法律院系的学校53所。在校的法科类学生7338人，占全国在校学生比例的6.3%.参见陈守一《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几个问题》，载《中国法学》1984年第1期，第154页。《中国法律年鉴》（1987）法律出版社，第1104页。全面调整法律院系的主要理由是：（1）旧中国法律教育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经济的上层建筑，它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2）设有***治、法律科系的大学多集中于少数大城市，布局很不合理；（3）***治、法律学科设置庞杂重复，在整个教育中所占比重过大；（4）法律教育制度基本沿袭资本主义国家教育思想；（5）教学内容不符合社会主义***和建设要求。针对此，1952年暑期，***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进行了第一次较大调整。1953年，随着有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为使高等学校院系分布进一步趋于合理，集中人才、物力，进一步明确培养专门人才的目标，***遵照中央文委提出的“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文教工作总方针，再次对***法类院校进行了调整。参见蔡诚主编：《中国司法行***大辞典》，法律出版社，1993年初版，第89页。
[21] 清末时有“法***”这一名称。新中国成立后，普遍的提法是“***法”。除***法学院一词，还有“***法教育”、“***法工作者”、“***法建设”等。当时之所以称***法学院，并不是对其所设专业的一种简称，而是基于将***治和法律混同的一种“左”倾认识。此外参见沈宗灵《比较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初版，第478页。
[22] 以上统计数字见李逢江《高等学校法学教育概况》。另外，1957年法学类在校生数占全国大学在校生总数的1.9%，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至1984年间的最高比例。同上注，《中国法律年鉴》88年本，第99页。9年本，第1104-1105页。
[23] 见陈守一《新中国法学三十年一回顾》，载《法学研究》1980年，第1期第2页。后编入《中国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1984年初版，第16页。
[24] 见《西南***法学院1958年修订教学计划》等。
[25] 同上注，！23.
[26] 仅在“”后期几年中
招收过448名不经考试而被保送的工农兵学员。同上注20，《中国法律年鉴》（1987年），第1105页。
[27] 有关总结或介绍近十多年来法律教育成就的一般性论著较多。较权威的和专门的资料参见甘绩华的《中国法律教育的成就，改革与对外交流》（China‘s Achievement in Legal Education， Its Reform and Exchange with the Outside world），北京第十四届世界法律大会论文（英文）第109号。1990年4月22-27日。正文不再赘述。
[28] 自1977年以来恢复和新设的法律教育机构的数量不断增多，而且它们的规模也在不同程度地逐年扩大。因此，有关这些机构的各项数字也是经常变动的。
[29] 同上注，《中国法律年鉴》1988年本，第100页；1989年本，第1106页。
[30] 第二、三、四中的统计数字均截止于1988年。同上注20，《中国法律年鉴》1989年本，第1113页。
[31] 同上注21，引沈宗灵著，第154页。
[32] 参见朱剑明在高等法学教育座谈会上的讲话，（1983年12月31日），载《法制建设》1984年第2期，第17页。
[33] 同上注20，陈守一文，《中国法学》1984年第1期，第157页。
[34] 同上注32，第17页。
[35] 同上注，第43-44页。
[36] 郝克明《法学教育的层次结构应当适应我国法制建设的实际需要》，载《法制建设》1984年第2期，第30页。
[37] 法学类本科专业目录及其简介详见《中国法律年鉴》1989年，第1116-1118页。
[38] 与其他的法学类本科专业不同，知识产权法和环境法专业主要招收已取得理、工、农、医等学科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学制为二年。
[39] 北京大学法律系陈守一教授提出，法律教育的专业设置似乎应当有个整体计划。自流发展，未必有利。法学二级学科是否都可以设置专业很值得研究。同上注，引陈守一文，第157页。“专业的设置总的说来宜宽不宜窄，其划分应以知识结构确有明显特点为准，不宜为过分专门的学科单独设置专业。”同上注，引朱剑明文，第17页。
[40] 上述有关规定详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第9条、第22条、第23条。应注意的是，现行的高考制度及有关招生和毕业分配方面的体制正在进行改革。至于有关报考法学类专业的学生数量与法律院系录取数的比例，尚缺乏专门的统计数字。
[41] 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为完成法学基础教育和法律实务教育所需的期限依次为5-6年，6年，5年和7年。这是仅就通常情形而言。
[42] 沈宗灵主编：《法学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初版，第15页。
[43] 见《中国***法大学本科专业教学计划一览》（1994年）。此处仅以法学专业的课目为例。
[44] 各法律院系普遍实行的是学年学分制，即在规定的四年期限中，学生在春、秋两季任一学期中每周上课1小时（一般是50分钟）为1学分。但根据此处的计划规定，学生有可能在修满196学分后提前毕业。
[45] 这里不包括第二学士学位，如法学、知识产权法和环境法专业的课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治理论和文化课被认为已是在前一本科教育中学习过了的。
[46] 对教师使用何种教材并无统一指定的要求。因此，既可选用由国家教委或司法部委托编写并推荐使用的教材，也可使用各院系教师集体或单独编写的教材。一门课程较为完备的教材是由教学大纲、教科书和教学参考资料配套组成的。
[47] 同上注10，Berman著，英文版第131-132页，中文版第157-158页。
[48] M.卡佩里蒂等合著《意大利法律制度》（1967年），第89页。转引自沈宗灵《比较法总论》，第155页。
[49] 美国早期的大学曾效仿William Blackstone在牛津大学讲授法律的方法。但到了1875年，哈佛法学院教授C.C.Langdell （1826-1902）结合美国的判例法实际和法学院的职业教育方针，创立了判例教学法，从而取代了传统的讲授法。至今，虽然判例教学法也曾受到来自某些方面的指责，但“美国法律学生仍然发现判例教学法是他们大部分课程的基本教学形式”。E.Allan Farnsworth《美国法律制度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Legal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8）， 马清文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第27页。
[50] 仅靠近法国的萨尔布吕肯大学设有法学学士学位，并对本国的和外国的学生开设欧洲法学硕士学位。其他大学一般仅对外国学生提供德国法学硕士学位。因此，“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不是联邦德国大学法学院的一般学位制度。”参见魏民侠（Michael R. Will），黄进《联邦德国的法学教育》，载《法学评论》（武汉大学法学院）1992年第4期，第57-58页。
[51] 自1959年改革国家博士学位以来，两种博士学位间的差异已经减小。见勒内·达维《法国法学教育》，中译文载《法学译丛》1983年第3期，第79页。
[52] Edward I. Chen， The National Law Examination of Japan， Nol， Vol 39 J. Legal Educ. （1989）
[53] J.D.中文直译为“法学博士”，但这仅是在法学院取得初级学位，不同于中国的法学博士学位。
[54]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0年）第三条。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工作的通知”（1986年）。
[55] 同上注21，引沈宗灵著，第482页。
[56] 《高等学校培养第二学士学位生的试行办法》（1987年）。
法律博士论文篇10
1 背景
1.1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设置背景及特色
专业学位作为具有职业背景的一种学位，是为培养特定职业高层次专门人才而设置的。1988年***学位委员会决定，在医科院校着手研究专业学位的设置。通过对全国8个省市的不同类型医院和不同层次临床医师及管理人员进行的问卷调查，80%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在我国有必要设置医学专业学位。1997年***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医学学位类型和设置医学专业学位的几点意见》和《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试行办法》，主要内容是：医学门类设置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学士学位不设专业学位，硕士、博士学位分为“医学科学学位”和“医学专业学位”两种类型。“医学科学学位”要求侧重于学术理论水平、实验研究和科研能力训练，以培养从事基础理论或应用基础理论研究的人才为目标；“医学专业学位”要求侧重于从事临床实际工作，以培养高层次临床医师为目标。1998年，***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卫生部科教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教司联合颁发了《关于开展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试点工作的通知》。目前，我国共有37个临床医学博士、48个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试点单位［1］。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的实施是我国医学学位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是为加速临床医学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培养，提高临床医疗队伍的素质和临床医疗工作水平而设置的学位制度。临床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综合学科，临床实践则是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尤其是对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来说，重点就是要培养临床实际工作能力。因此，临床实践贯穿于整个研究生学习阶段，同时也成为一个受教学和医疗法律法规双重制约的综合行为。
1.2 法律环境的积极作用
随着社会法制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近年来，我国有不少与医药卫生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条例相继出台，与临床医疗行为关系密切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明确规定了国家实行医师资格考试制度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规定了执业医师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执业地点、类别、范围和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也规定了医疗机构不得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技术工作。这些法律文件的出台，为规范行业行为、避免和解决行为中的矛盾和纠纷起到了积极的法律指导作用［2］，使临床实践的教学工作有法可依，推进其向法制的轨道发展。
2 现状
2.1 医学院校对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要求
2.1.1 国家对研究生培养的规范要求 1999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颁布实施，规定了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不同层次教育在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能力培养的基本要求［3］。其中第十六条要求硕士研究生教育应当使学生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相应的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博士研究生教育应当使学生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相应的技能和方法，具有***从事本学科创造性科学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的能力。
2.1.2 医学院校对研究生培养的具体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关于调整医学学位类型和设置医学专业学位的几点意见》，各医学院校修订了具体的研究生培养方案，现以《复旦大学关于修订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基本要求》和《上海交通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工作手册》为依据，来概括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主要培养要求。
① 招生要求和学习年限。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对象为医学本科应届毕业生、符合报考年龄且具有医师资格证书的历届本科毕业生等。硕士专业学位学习年限3年，博士专业学位学习年限3年，硕博连读专业学位学习年限5年。其中第1阶段2年，第2阶段3年，在第2学年末进行阶段考核分流，经阶段考核未能升入第2阶段（博士阶段）者，学制为3年，阶段考核后继续学习1年，完成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要求可申请硕士专业学位。已获硕士学位且具有医师资格证书者可报考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直接进入第2阶段学习。
② 阶段学习要求。第1阶段培养以二级学科的各专业轮转为主。掌握各专业基本诊断、***技术、本学科常见病、多发病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和鉴别诊断及处理方法等，学会门急诊处理、重危病人抢救、病历书写、临床教学等技能。第二阶段根据各学科特点进行二级或三级学科的专科训练。主要从事本专业临床工作，完成专科病房高年住院医师工作，如承担专科院内会诊，带教实习医师查房等，安排一定的门急诊工作，担任不少于半年的住院总医师或主治医师工作，能***处理本学科常见病及某些疑难病症。
2.2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实践和考试注册
卫生行***部门在对医务人员执业行为的日常监管中发现，目前由于医院人手紧张、工作繁重，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医院临床实践训练期间承担了大量住院医师的工作，其中有部分研究生尚未取得医师资格就***开展诊疗工作，部分虽取得医师资格但未注册或未按照注册的范围和地点执业。与此同时，随着一系列***策法规的颁布实施，如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举证倒置等，患者的维权意识也在提高［4］，这使他们面临“非法行医”的指控，直接影响了临床实践工作。
3 问题及分析
3.1 培养要求与现行法律法规脱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规定，医师经注册后，可以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保健业务，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因此，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具有医师资格并注册才能***工作。结合医学院的培养要求，应届本科毕业生考入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尚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临床实践应在执业医师指导下进行而不能***工作；具有医师资格证书的历届本科毕业生和已获硕士学位且具有医师资格证书的在临床实践时应在注册的执业地点、类别、范围开展诊疗活动，否则应变更注册或者在执业医师的指导下进行临床实践。但这样又不符合医学院校对研究生***处理疾病的要求，也不能担当住院总医师工作。
3.2 考试注册制度与实际操作缺乏衔接
1999年9月16日卫生部下发了《卫生部关于对硕士、博士研究生以及七年制硕士生、八年制毕业生等参加1999年医师资格考试有关意见的通知》，对医学研究生参加医师资格考试的资格作了规定，认为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的临床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公共卫生预防医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已具有了1年以上的临床实践训练或公共卫生实践的经历；七年制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的临床硕士生和八年制毕业生在学习期间已基本具有了相当于2年的临床实践训练（含大学本科期间的生产实习和研究生期间的临床实践训练），并且上述人员均经过了较高层次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训练，故1999年（含1999年）以前毕业的上述毕业生，可以参加1999年的医师资格考试。同时规定了2000年以后（含2000年）毕业的上述毕业生，学习期间教学计划和时间安排，必须保证严格的临床实践训练或公共卫生实践经历1年以上；其中七年制临床硕士生和八年制毕业生必须保证相当于大学本科的生产实习1年和严格临床实践训练1年以上，方可参加当年医师资格考试。
在此基础上，2001年又颁布了《卫生部关于医师资格考试报名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规定了七年制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的临床硕士生和八年制毕业生在学习期间有相当于大学本科的1年生产实习和1年以上严格的临床实践训练，可在毕业当年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和公共卫生预防医学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已具有1年以上的临床实践训练或公共卫生实践的经历，可在毕业当年参加医师资格考试。
根据上述规定，研究生要在毕业当年参加医师资格考试，那么在读期间尚未取得医师资格证并注册的，就不能按照医学院校的培养要求***处理疾病，不能担任住院总医师的工作。另外，对已取得医师资格的研究生，由于所在的临床实践机构不一定是聘用单位，一般不会为其注册。因此，依然存在后期临床实践阶段不能***执业的问题。
4 对策和建议
4.1 完善和补充法律法规，制定规范标准
妥善解决临床教学与法律法规的脱节问题，关键就是补充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临床实践活动既受法律法规制约又适应新的法律法规环境，使研究生的临床实践在法律保障之下进行，也促使教学模式的不断改进。同时，制定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行为规范，对从事的诊疗工作范围和承担的法律责任作出规定，使临床教学和法律之间有所衔接，对研究生的临床实践学习和患者的健康提供双重法律保障。
4.2 采取有效措施，使研究生临床实践训练合法化
4.2.1 ***策保障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作为一群特殊的群体，在临床实践活动中存在着能力上具备医师资格和身份上仍为学生的矛盾性，由于他们经过了较高层次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训练，临床知识和技能比普通的医学生要高，拥有的学***历和工作经历也比较复杂，有的原已从事过临床工作，能够***承担一些临床甚至教学工作。因此，建议对这一特殊群体的资格考试和执业注册制定实施相应的优惠***策。
① 目前已有规定研究生可以在毕业当年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但是对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规定相同，建议可以将博士生参加考试的时间适当提前，缩短待考时间，在完成相当于硕士阶段的学习后即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因为这时已具备足够的临床实践训练和生产实习时间，在实际能力上也符合医师的要求，可以参加资格考试，而不需要等到博士毕业当年。
② 对取得资格证书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可以由临床实践训练所在医院对其进行***行医能力的考核，考核合格后，办理临时注册手续，获得“临时医师执业证书”，这样就能在临床实践中***开展诊疗活动，有助于提高实践能力。对尚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的硕士研究生可以设立“实习医生执照”制度，允许其申请“实习医生执照”，并制定其在临床导师的指导或委托下接触患者进行医疗活动的规范［1］。
4.2.2 严格带教 对于尚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并注册的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应明确工作范围和责任，应当在执业医师的监督和指导下进行，保证医疗安全。
4.3 分类监督管理
在监督***过程中发现临床专业学位研究生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执业证书的，处罚时应区别于一般的非医师行医、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鉴于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特殊情况和医学本科生及无资格的人员不能完全等同，在处罚时应考虑到这一实际情况，可以予以警告，责令改正。
4.4 严格依法行医
在现行法律法规的运行环境下做到有法必依、***必严，进行规范、长效的管理，从开展法律法规知识的培训着手，使医务人员和医院管理人员掌握法规***策，增强法律意识和自律性，提高维权意识，避免不必要的医疗纠纷和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医疗权利。
5 参考文献
［1］汪玲，包一敏，吴海鸣.论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和专科医师准入制度的相互作用［J］.中华医学教育杂志，2006；4（26）：78-80.
［2］梁勇，杨云滨，杨洪波.构筑我国临床教学法律法规体系的思考［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3；19（8）：473-476.
［3］梁勇.我国医药卫生法律法规与临床教学面临的问题［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3；1：4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