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社会管制论文第1篇
伴随着研究成果不断丰富而来的，却并非是对该领域的研究日益透彻。恰恰相反，该领域的研究日益呈现出一种“不可测化”的倾向，众多学者似乎日益表现出对于“预测及控制”的力不从心，甚至已经有学者认为对于行动进程的预测与控制几乎不可能实现，我们能做的只有适应进程的变化而已。吉登斯、贝克（UlrichBeck）等人甚至质疑现代社会管理能力的有效性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效用。尽管意识到了该领域研究的艰难性，仍有为数不少的社会学研究者孜孜不倦地将精力与热情投入到这一议题的研究之中。因为归根结底，对于社会运行进程的预测及对其中未预结果的前瞻与控制是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难以割舍的抱负与期盼。而且，该领域的确也不时出现若干令人振奋的研究成果。阎耀***先生的专著《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正是这样的成果。阎耀***先生在社会预测预警领域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和研究。大约在六年前，他已出版了两本相关专著：《社会预测学基本原理》和《现代实证性社会预警》，分别对于科学的社会预测的理论与方法实践进行了细致阐述。在这两本书付梓之际，他即言明，该领域的研究仅有理论与方法尚不充足，还需有相应的应用技术；仅有预测与预警还不完全，还应有对未来结果的预控。而他最近出版的这部《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正是对社会预控理念与技术缺失的回应。该书直面的正是目前该领域研究中的“不可测”倾向。其要回答的问题是“对社会进程的预测与控制究竟是否可行？”作者的观点是只要我们“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社会控制方式”，[10](20-22)那么对于社会的预测与控制就应该是可行的。而在阎耀***先生看来，该领域改革与创新的核心点，就是建立新的“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模型和科学的预警工具。
二
社会预测的核心难点为何？对于这个问题，默顿认为，社会性行动的五方面因素导致了各种不可测、不可控的未预结果的产生，1.忽视，即相关知识的缺乏。2.失误，即行为的误差，特别是基于过去经验所导致的误差。3.对直接利益的迫切需求所导致的“主动忽视”。4.基本价值，即引导行动者的特定指导价值。5.预言作用，指对于现实的论断（不论真假）本身就会成为现实的一部分，并反过来对现实产生影响。总体而言，默顿是从行动者以及预测者本身的局限性角度来探究这一问题的。默顿的这一思路后来遭到了吉登斯等人的反驳。吉登斯认为默顿忽视了行动者及预测者的“认知能力”（knowledgeability）与“意***性”（intentionality）的重要性。他认为，我们应当在对行动者的意***进行明确区分的基础之上明确复杂的人类行动中的各种行为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尝试进一步分析。在此意义上，尽管我们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仍然存在，但我们可以尽量尝试将这种局限性降低，从而对行动的发展进程进行某种预测。从某种程度上说，阎耀***先生顺和了吉登斯的思路，其所提出的“前馈控制”方法的核心也正是将各类社会行动模式化，并在此基础上基于对大数据的分析与监控，从而期望实现对社会行动发展的预测。该著从三个角度对这一思路进行了阐释：1.阻碍前馈控制得以建立的四重障碍、三大瓶颈；2.应对阻碍的方法：建立“社会风险模拟器”及其一般模式；3.在一般模式指导下的具体实践应用。“前馈控制”原本是科学实验中的一个术语，指的是“事先分析和评估即将输入系统的扰动因素对输出结果的影响，并将期望的管理目标同预测结果加以对照，在出现问题之前就发现，事先制定纠偏措施，预控不利扰动因素，将问题解决在萌芽或未萌状态”。[10](28-29)简而言之，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说的“防患于未然”。对于社会发展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危机，应对方式通常有“应急”与“预警”两种。前者属于反馈型控制，而后者属于前馈型控制。在阎耀***先生看来，有四重障碍阻挡了前馈控制的发展，即社会预测和预警的困难性、危机预报的自风险性、危机事件的长周期性和为官执***的短期性、***绩考核制度不完善。而在前馈控制的发展中，预警工具的科学化是一个关键要素，但受到三大瓶颈的制约，分别是评估工具科学化问题、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问题及集成化创新问题。在这样的制约下，传统制度模式的前馈控制机制很难真正建立并发挥作用。阎耀***先生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如何真正建立起一个对于不同类别社会行动的动态、切实并尽可能完备的预警模式化工具，从而实现社会预警的科学化。他给出的答案是开发“社会风险模拟器”。这一概念是从国外的“***策模拟器”和“***事作战仿真模拟”演化而来，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对社会风险的识别及有针对性的***策推演。为此需要结合社会风险问题进行建模和仿真，通过多种情景下的社会风险问题起因研究，以及多主体的社会安全内在机理研究，提出具有科学性和可信度的理论分析模型并据此建立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模式。一般化的前馈控制模式需要遵循三大原则：即以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为前提的原则（或超前预测原则），预警预报和预案启动制度化链接原则（或未萌先动原则），依赖可操作性的技术支撑体系的原则（或操作务实原则）。与之相对的，前馈控制的一般模式由三大模块构成：扰动因素预警模块、预警预控连锁模块、扰动因素预控模块，三模块按流程相连，从而形成了一个动态控制过程。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建模只是工作的一部分，社会学者真正关心的是这样的研究技术究竟能否以及如何作用于现实社会。阎耀***先生在本书的后半部分介绍了在一般模式指导下的三个具体应用案例。分别是：对我国社会稳定施行前馈控制的尝试；在我国工作中的应用研究；在我国民族关系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三
人类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社会进程，这实际上是社会学界长期以来争论的问题之一。以科尔曼（JamesS.Coleman）等人为代表的自信者相信我们可以“设计”（design）这个社会，也有一批学者感叹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与因果关系的难觅性。我们究竟能否看到甚至设计我们前方的道路，这既是公众对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一个质询，也是学者们不应回避的诘问。阎耀***先生用他的这本新著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自己的回应。更为可贵的是，他不仅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更是结合众多新兴的学科和理论，如耗散结构论、协同论、自组织理论、突变论等，以及数学、计算机等其他学科的方法，从而有了一个区别于前人的独特的研究进路。不过，由于这一领域研究的复杂特性及科学探索的本质属性，也使得这种进路本身同样会带来许多值得思考和讨论之处。
1.解决主体局限性的大数据的可靠性问题。
为了解决默顿等人所担心的行动及预测主体的局限性问题，阎耀***先生采用的解决办法即是对众多数据资料的统一分析，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人”的局限性。在计算机技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今天，此思路确为可试之路。但是，该思路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在于整个建模、分析、预测所依赖的大数据的可靠程度究竟如何。这涉及两方面的数据：一是客观的，但却常常充斥争议的数据，比如当下中国的官员切实收入、中国各类宗教的信众人数、各种歧视性疾病（如艾滋病、甲肝等）的确切患者数等。在社会分析及预测领域，越是这种争议性的数据越是对未来的发展起核心作用。但如果这些数据本身的可信性就不强，又怎能基于此而对未来进行预警呢？二是主观指标，比如在建立民族关系预警模型中使用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少数民族自由满意度”等指标。这些指标本身所包含的含义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即有很大不同，因此在大规模数据收集过程中，如何有针对性地进行操作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2.社会预测的反身性问题。
利纳雷斯在继承默顿的“自证预言”思路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了由于预测的加入，社会行动本身就会变成以每次预测为节点的非直线型行动。每次预测以及预测所看到的问题，结合行动中业已出现的问题，都会对行动本身产生影响，从而使未来的发展产生不可预知的后果。而这一点，实际上恰恰是社会预测本身蕴涵的一个吊诡问题。因而对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研究，或许也应该考虑到社会预测本身通过对***策的作用对于未来的发展究竟有何影响。
3.预测结果的定位问题。
社会管制论文第2篇
社会保障的主要功能，就是建立以社会化为标志的生活安全网，来消除竞争机制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及其所引起的社会震动，它的作用就在于通过救助、扶贫和扶持经济开发等措施，调节收入的过大差距，以缓和社会成员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并通过社会保障的各种措施，增进公民的健康水平，提高其文化素质和生活质量，进而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说，社会保障是维护社会化大生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是促进社会安定团结、使社会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社会稳定机制的调节机制。
现在，我市正处于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重要转轨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发展，迫切需要我们尽快建立和完善我市的社会保障制度。但另一方面，我市经济发展速度不快，地区间发展也不平衡，这又制约了我市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特别是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又给我市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带来了重重困难。因此，我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总体战略目标应该是：结合包头市的实际，通过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为重点的改革，到本世纪末，逐步建立起适应我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能够切实保障公民基本生活权利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
（一）社会救助
社会救助，它是指社会成员因受自然灾害及其经济、社会原因而导致他们无法维持最低基本生活水平，由国家和社会给予各种形式援助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我市历来十分重视社会救助工作，始终把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当作帮助城乡贫困对象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重要措施。并始终贯穿“依靠群众、互助互济、自救自立、救人救本”的原则，突出了“生产自救”和“以工代赈”的思想，在安定人民生活，保持社会的稳定，促进生产的发展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我市也正处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原有的社会救助已明显地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企业的改革，大量的人员下岗而陷入生活贫困，而我市的财力又有限，使得社会救助工作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是社会救助标准过低，除了孤寡病残救助尚能勉强维持救助对象的基本生活之外，其余各项都仅是象征性的道义支持；二是社会救助经费没有能够与国民经济发展同步增长。要解决社会救助方面存在的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建立最低社会保障线制度，即国家为救助社会成员中收入难以维持其基本生活需要者，而制定的一种社会救助标准。实行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是国家重视和保障社会成员生存权的重大举措，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行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后，可以依法对收入低于生活保障线的社会成员进行救助，覆盖面广，将其它保障项目解决不了的社会成员生活困难问题兜了底，我市已于1997年3月1日正式出台了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这是我市救助制度的重大改革和完善，它大大地提高了社会救助的法制化、规范化水平。同时，也使社会成员的生活困难及时有效地得到解决，有利于化解矛盾，消除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更好、更直接地为我市经济体制改革服务。
在实施最低保障线制度的过程中，还要注意以下二个问题：一是妥善解决好建立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经费。经费问题是建立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的核心、基础，如经费不落实，其他工作都无法开展。可以因地制宜，采取市财***与各旗县区、各企事业单位共同承担的办法，并明确界定各自的职责、权限、操作运行的程序、资金管理和使用等问题，形成规范化的管理制度。二是要正确处理好需求和可能的关系，使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标准要与我市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救助标准。不求一步到位。
（二）社会保险
社会保险是由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强制实施的一种保障制度，是所有社会成员的一项基本权利，它是国家和社会基本***策的直接体现，也是维持社会***治、经济秩序稳定和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的战略性手段。但是社会保险提供的保障水平只能以一定时期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为基准，既不保证原有生活水平不变，更不会满足遇险社会成员的全面生活要求。同时，它也是国家调节个人收入差距的特殊手段。
1、养老社会保险
养老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险制度中覆盖面最广的重要项目之一。它是指在***府立法确定的范围内，对达到法定年龄的社会劳动者，当其按照规定正式退出劳动领域后，由国家或用人单位为其提供社会保险补偿，以保障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
我市现行的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是保险金的给付与保险费缴纳相脱节，权利与义务不统一；二是养老保险缴费率过高；三是统筹范围小，资金积累不足；四是地方与行业之间的社会统筹缴费比例不同，造成职工跨地区、跨部门调动困难，不利于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我市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应本着兼顾眼前与长远的原则，既要坚持和完善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中社会共济性的长处，又要注意克服其“大锅饭”统筹的短处；既借鉴与引入个人帐户制度中的自我保险机制，又努力避免其缺少社会共济性的弱点。博采众长，形成社会保障与自我保障相结合，公平与效率相兼顾，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社会化、科学化、制度化的新型养老保险制度。
二是要以“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为原则，统一基本制度，改变制度分散、方法各异的状况。同时，明确界定产权，分别立帐，单独核算，提高管理的透明度，以增加受保人的信心。
三是实行统帐结合的办法后，要打破投保单位中合同工、临时工与其他职工的身份界限，以及各种经济成份的界限，要使用统一的缴费标准和待遇标准。
四是在计算养老社会保险缴费比例时，要结合我市经济发展还处于一个较低水平，仍有贫困地区存在的实际，充分考虑到这个缴费比例要有适当的基金积累水平和抗风险的能力。
五是要努力提高养老保险基金分级管理、市级统筹的能力、逐步扩大统筹范围，加大基金的调控作用，以便在更大的范围内调剂基金，发挥社会共济、分散风险的保障作用。
2、失业社会保险
失业社会保险是对劳动年龄人口中有劳动能力并有就业意愿的成员，当其因非自愿原因暂时失去劳动机会，无法获得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工资收入时，由国家或社会为其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
我市的失业保险制度是1987年建立的，虽然时间不长，但在促进经济发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履盖面窄；二是基金来源单一，保险水平低；三是再就业难以落实。
针对上述问题，我市的失业社会保险应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结合失业和就业的状况，逐步建立起覆盖城镇全部职工，基金由国家、用人单位和个人三方合理负担，救助与再就业相结合，管理和服务社会化的新型的失业保险制度。
一是逐步扩大失业保险的范围。按照《劳动法》的要求，将失业保险覆盖到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城镇国有、集体、个体私营等所有劳动者，真正解决非国有经济从业人员有险无保的问题。
二是合理地确定失业保险基金的来源和缴纳标准。扩大失业保险基金的来源，变过去国家包揽为国家、用人单位、被保险人三方负担。
三是合理确定基金的使用结构。用积极的促进再就业，代替单纯发放失业救助；用严格救助条件、缩短救助周期。
四是适当延长老年失业者的失业救助期限。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2年（含2年），且在救助期间未能重新就业的老年失业者、可延长享受失业救助至退休，但要降低待遇标准。
五是充分发挥失业保险的作用，并把失业救助与职业介绍、转业训练、生产自救等就业服务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统筹安排。
3、医疗社会保险
医疗社会保险，是指社会劳动者因病、受伤等原因需要诊断、检查和***时，由国家和社会为其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和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
我市的医疗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虽然也实行了一些改革的措施，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从根本上来说，仍没有消除其固有模式下带来的种种弊端。一是缺乏有效的医疗费用制约机制，浪费严重；二是缺乏合理的医疗经费筹措机制和稳定的医疗费用来源；三是医疗社会保险起步艰难；四是医疗服务中价格体系不合理，管理漏洞也较多。
我市的医疗社会保险，要通过改革，逐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医疗保险费用由国家、企业、个人三方面合理负担的，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履盖城镇全体劳动者的医疗保险制度。
一是要保障基本医疗，既要使劳动者在患病时能够得到基本保障，不会因病陷入贫困无助的境地，又要将这种保障水平控制在***府和企业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二是个人承担适当的经济责任，通过建立医疗保险个人帐户，个人自付部分医疗费用等形式，改变医疗费吃“大锅饭”的状况。
三是建立对职工个人医疗费用的有效制约机制，减少浪费。职工就医，必须出示由医疗保险机构统一制发的带本人照片的医疗卡。医疗费用首先从个人医疗帐户支付；个人医疗帐户不足支付时，可由社会统筹医疗基金中支付，但个人仍要负担一定比例。个人负担比例可随费用的升高而降低。
四是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管理和监督，建立定点医疗制度，促使定点医疗单位通过合理竞争，提高医疗质量，改善服务态度，合理检查、合理用药，降低医疗费用。***府有关部门和医疗保险机构要对定点医疗和定点销售药品单位进行资格审定和定期检查。
4、工伤社会保险（略）
5、其他社会保险（略）
（三）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指国家、集体和社会为保障全体公民的基本生活，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而提供的福利性物质帮助、福利设施和社会服务。
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市的社会福利不可能是从摇篮到坟墓全部由国家包揽的模式，而应有自己的特点。作为国家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一项社会措施，虽然步履缓慢，但已逐步形成了我市社会福利的体系，为满足我市公民的社会福利需求，提供了服务设施与项目，也为我市的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努力。同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社会福利社会化程度低；二是单位自办的福利设施，使用效率不高，浪费严重，经济效益低；三是职工福利基金提取办法还不尽合理，职工福利基金的项目和使用也比较混乱；四是我市的社会福利设施更新不够，财***投入不多等。
社会福利这是一种较高层次的社会保障，它既不象社会保险只对职工失去的工资给予一定程度的补偿，也不象社会救助只能起到“雪中送炭”的救急作用，而是以促进城乡居民的生活福利普遍提高为目的。
——在社会津贴方面，将“暗补”变为“明补”。把对城镇职工实行的粮食补贴、副食补贴等，都由过去的计入个人工资总额的办法改为单位给付的形式，由“暗”变“明”，让职工明白自己所得中哪些来自按劳付酬，哪些来自社会福利，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福利支出统计。
——在住房福利方面，要彻底改变对城镇居民无偿分配住房的状况。现阶段改革应分为三步；一是提高现在过低的房租，实现“以房养房”；二是公平出售新理住房，以吸收更多的住房建设资金；三是建房投资来源多元化，除国家、地方投资外，鼓励企事业单位、机关，以及居民个人投资兴建住房。
——在职工福利基金的项目管理方面，应进行调整。把那些不应由福利基金开支的项目，划出来由其他经费解决。对有特殊贡献者，可享受特殊的福利待遇。
——在福利事业社会化方面，企业要摆脱“小社会”的负担，随着生产化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逐步实现，同时，应制定一些优惠***策加以扶持，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事业。
（四）社会优抚
社会优抚是指国家和社会按照规定对法定的优抚对象提供确保一定生活水平的资金和服务，带有褒扬和优待抚恤安置性质的特殊的社会保障制度。
我市的社会优抚安置，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于解决优抚对象的实际困难，保障这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不下降，促进社会的稳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还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主要一是现阶段优抚对象的各项抚恤补助标准明显低于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二是优抚经费尚未建立起正常的增长机制；三是优抚事业单位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服务管理方式尚待完善，社会化管理的能力还很弱。
针对上述问题，必须对现行的社会优抚制度进行改革：
——科学地确定社会优抚经费在财***支出中每年的递增比例，以确保优抚事业的正常增长的调整机制，确保优抚对象的生活随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同步提高。
——优抚事业单位要加大改革的力度，以提高经济效益和提高管理水平为重点，改革人事、用工和津贴发放制度、挖掘内部潜力，增强自身发展的活力。并积极筹建社会优抚的专项基金，创办经济实体，发展第三产业，努力创收，以保证基金的容量。
——要大力发展干休所的生产经营，增强干休所的活力和自我保障能力，积极探索社会化管理的路子，创造条件，由目前“大集中，小分散”的管理体制，逐步过渡到“小集中，大分散”的社会化管理体制。
——继续实行退伍义务兵合同制的保护***策，使他们安心国防建设事业，同时又能适应国家用工制度的改革。
在建立我市的社会保障体系过程中，必须坚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社会成员三者的关系；同时，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按照我国的社会制度、社会风俗、民族传统、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和特点，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体系。
1、要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方针、***策、指导思想、目标、方式和重大意义，让广大人民群众去认识它、理解它、支持它，为我市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2、要加强组织领导、各方面协调配合，通过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开。切不可情况不明，底数不清，便盲目推进，给工作带来损失。
3、要结合我市实际，认真做好我市未来一个时期内经济、人口与社会保险三者的发展状况的测算工作，以便科学确定合理和适度的社会保障水平。初始阶段，一般不宜再增加国家财***和企业的负担，个人的缴费，也应从实际承受能力出发，由低向高，逐步到位。
4、要加快立法速度，以法律的形式来规范国家、社会保障职能部门、企业和职工个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各项社会保险费缴纳比例和社会保险金给付标准的确定、调整，社会保障机构的设置、职能、工作程序，各项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与投资运营的原则和办法，社会保险管理费用的提取比例、使用范围与开支办法等，使各项社会保障事业的运行法制化、规范化。
社会管制论文第3篇
1．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管理体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其科学内涵、主要内容和实现形式始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确立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规范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管理体制的发展方向和总体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管理体制又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着符合客观要求的体制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管理体制作为***领导人民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在实践中以与时俱进的鲜明品质丰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同时又以这一理论为指导在实践中创新着自身的内容和方式。
2．与我国基本***治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管理体制”提法有两个定语：第一，“中国”，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带有中国烙印；第二，“社会主义”，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本质特征和发展要求。这两个严格限定，使得它与我国基本***治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密切相联。***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领导的多***合作和***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经济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走共同富裕之路。资料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管理体制始终把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着我国基本***治制度最本质的要求和内容；始终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和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它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发展和创新，不失时机地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着体制支撑和机制保障。
3．坚持***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管理体制的灵魂，也是区别于西方行***管理体制的根本所在。***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管理体制的核心，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管理体制的本质，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管理体制的基本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管理体制把坚持***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治得以充分实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管理体制坚持***的领导，根据***的执***理念和执***需求不断调整和改进行***资源的配置方式，从而切实保证***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管理体制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我们***治国理***的一贯思想和根本宗旨，使各项行***行为体现人民意志，符合人民要求，维护人民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管理体制坚持依法治国这一***和***府管理国家与社会事务的基本方略，以宪法和法律作为***府工作的根本原则，依法行***，合理行***，诚实守信，高效便民，建设法治***府。
4．体现着更强的公共性、服务性和公正性。公共性、服务性、公正性是现代公共行***的主要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管理体制融这三性于一身，促使***府成为维护人民利益的、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服务型***府；促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调节者、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社会公正的保障者，注重公共服务，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健康发展，以形成惠及全民、公平公正、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使***府公正办事，公平行事，诚实守信，***务公开。所有这些，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管理体制更加具有现代公共行***的特征。
5．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行***管理体制中，包括着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行使。使这三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管理体制的鲜明特征。通过合理配置和运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增强着决策的科学性和责任感，解决着权力过于集中且缺乏有效监督以及执行不力等弊端，以形成科学合理的***府组织结构和权力运行机制，实现决策科学民主，执行坚决有力，监督公正透明。通过在组织构架上科学配置决策、执行、监督部门，使***府工作形成协调严密的工作体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协调，相互制约，从而做到权力与责任对等，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滥权要追究，避免了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权责脱节、***出多门、推诿扯皮等问题，推动建设服务型***府、法治型***府、责任型***府和廉洁型***府的步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管理体制作为一个体系，它是整个体制特别是***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专门研究和推进；作为体制保障，它又贯穿到***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各个方面，需要和其他各项改革和建设结合起来进行。正是由于它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它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是和各项建设紧密相联的。在诸多的内容中，基本内容有：
1．***府职能。***府职能规定着***府管理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形式。市场经济条件下，***府的基本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这一基本职能，一以贯之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履行这一职能，重在准确全面。经济调节，需要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手段调节经济活动，增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市场监管，重点推进公平准入，规范市场***，规范市场运行，维护市场秩序，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安全健康的消费环境，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社会管理，需要强化***府促进就业和调节收入分配职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维护社会稳定。公共服务，着力促进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健康发展，着力解决好“上学难、上学贵”、“看病难、看病贵”等民生问题。履行***府职能，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地对履职重点和方式作出调整。调整的目的，是为了使***府职能不断朝着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转变。调整的重点，是进一资料来源于/步坚持***企分开、***资分开、***事分开、***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把不该由***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由***府管理的事项切实管好，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履行***府职能，还要进一步理顺***府各部门的职责关系，坚持“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确需多个部门管理的事项明确牵头部门，分清主次责任，避免职能交叉重叠、***出多门、权责脱节、推诿扯皮等问题。
2．***府组织结构。***府组织结构根据***府职能和履行职能的客观需求确定。横向上，中央***府和地方各级***府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的执行机关，向同级人大负责；纵向上，中央***府和地方各级***府构成完整的国家行***机关体系，中央***府领导各级***府的工作，上级***府领导下级***府的工作。中央***府的组织机构由办公厅、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组成部门管理的国家局、议事协调机构的办事机构组成。省以下各级***府的组织机构，从履行职责的需要和本地实际出发确定。这些机构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共同履行着***府的职责。
3．不同层级***府履行职责的有机结合。我国***府职能的履行，是由从中央***府到乡镇***府的不同层级***府共同承担的，并把***府的职能在不同层级***府之间进行了合理的划分和分配。中央***府着重经济社会事务的宏观管理，制定战略规划、***策法规和标准规范，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令统一和市场统一。地方***府确保中央方针***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统筹协调本地区经济社会事务，履行执行和***监管职责，服务基层，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地方***府中省、市（地）、县（市）履职的重点和方式不尽相同。目前正在探索的省直接管县，是一种调整***府体系的大胆尝试，有利于减少行***层次，降低行***成本，提高行***效率，发挥县级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4．人员编制。人员编制和职能配置、内设机构是***府部门组织工作的三大要素。***府部门使用的是国家行***编制，国家行***编制的管理权集中在中央***府。中央***府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财***的承受能力和有利于工作开展出发，确定国家行***编制的总规模。然后，将这些行***编制予以分解，一部分下达给省，由省、市（地）、县逐级下达，一直到乡镇；一部分由中央***府使用。中央***府使用的，除用于中央***府各部门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用于中央垂直管理的系统。中央***府给各地核定行***编制时，主要以人口、地域、经济总量为参数，同时考虑到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民族自治地区的特殊性。
5．制度体系。***府制度体系是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逐步形成了基本适应***府履行职责需要的***府制度体系。这一体系的前提是坚持我国的根本制度，核心是完善***府管理，关键是规范***府行为。***府制度建设在坚持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保证把***府置于国家制度和人民监督之下，以实现行***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管理体制的路径选择
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管理体制，既是一个时间跨度很大的长远目标，又是一个时代感很强的近期目标。当前，我国的行***管理体制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有力保障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急剧转型，各种新情况新矛盾不断出现，现行行***管理体制在***府职能、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管理方式、行为规范、队伍和***风建设等方面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状况也不断出现。为推动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管理体制，切实建设一个以人为本、理***为民的服务***府，权责明晰、监督到位的责任***府，法律完备、行为规范的法治***府，清正透明、精干有力的廉洁高效***府，必须立足基本国情，遵循渐进改革、逐步改善、适时革新的思路，选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管理体制的有效路径。
1．集中改革。我国行***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的一条最重要的途径，就是结合***府换届进行集中改革。改革开放以来，这种集中改革进行过六次，每一次的重点虽然不同，但都解决了当时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问题，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六次改革，一次比一次更深刻，更有成效。这种集中改革，一般由***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决策，自上而下逐级展开，区别情况分类指导，有相关的综合性配套***策作保障。结合***府换届进行的这种集中的行***管理体制改革，可以总体规划、整体安排、集中实施。
2．分类推进。我国的行***管理体制涉及到***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这些方面的每一项改革又都毫无例外地包含着行***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进行的农村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财***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卫生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等，都有职能确定、机构调整和编制核定等行***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容。
3．适时调整。集中改革和分类推进都是集中解决体制和机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但经济社会发展中矛盾和问题的出现和解决是一个不间断的长期过程。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可能出现，又需要及时解决新的问题以便给改革和发展铺平道路。因此，仅仅有集中改革和分类推进这两种形式还不够，还需要抓住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及时从体制机制上找原因，及时对这些体制机制原因予以解决，即出现一个解决一个，发现一个调整一个。经过一个接一个地适时调整，就不断趋向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管理体制的总体目标。
社会管制论文第4篇
目前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社会保险计划应由劳动保障部门“封闭式”管理，社会保险基金由劳动保障部门一家自收、自支、自管；二是社会保险计划应由多部门协同共管，实行“税务收、财***管、劳动支、审计查”的管理模式。上述第一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是《劳动法》第七十四条，即“社会保险基金经办机构依照法律规定收支、管理和运营社会保险基金，并负有使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责任”。而第二种观点主要是基于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考虑，主张通过多部门的相互监督和制约以确保社会保险基金这笔“养命钱”万无一失。权衡两种方案利弊得失，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理由是：
一、社会保险基金多部门共管有利于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性
现代***府组织理论和规制经济学理论都主张对一种经济活动要由多个***府部门进行管理，认为这种管理模式有利于抑制腐败行为的发生。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拉丰（Jean-JacquesLaffont）在他的“分散规制者以对付共谋行为”一文中就指出：“我们认为，分散规制者可以起到防范规制俘获（regulatorycapture）威胁的作用”。这里所谓的“规制俘获”，通俗地讲就是管理者被拉下水，成为金钱和诱惑的俘虏。拉丰还说，防止规制者和被规制的利益集团结成联盟，这是分权理论的基础。分权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府的管理部门中存在着一些不能洁身自好者，他们可能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追求个人利益，从而损坏公众的利益；而如果将一项事业的管理部门分散化，不同的部门或不同的规制者只能获得其中的部分信息，那么就会减小各个部门或规制者的权力，从而有利于抑制，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笔者认为上述分权理论对制定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模式是有启发意义的。2006年11月22日***就社保基金安全性问题召开了常务会议，会议指出，“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的安全网和稳定器，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社会保险基金必须切实管好用好，确保安全完整、保值增值，这是***府的重要责任。社会保险基金是‘高压线’，任何人都不得侵占挪用”。可见，***和国家对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性问题是十分重视的。但如何才能保证社保基金不被侵占挪用？显然，根据现代管理的分权理论，社会保险基金还是应当由多部门共管，形成一个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制度模式。由于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涉及社会保险缴费的征收、社保资金的使用以及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等问题，所以社保基金多部门共管就是要让社会保险的经办机构（劳动保障部门）与财***、税务、审计等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形成“税务收、财***管、劳动支、审计查”的部门分工格局。这是当前提高社保基金安全性的一个比较好的制度选择。
二、社会保险费由税务部门征收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构不尽一致。在大国中，美、英等国由税务部门征收，而法、德等国则由社会保障主管部门或***机构负责征收。各国的选择都是基于本国的国情和历史因素所做出的，所以我国在这个问题上也必须结合自己的国情来进行抉择。笔者认为，我国在考虑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构时应当有两个出发点：一是要有利于确保征收；二是要有利于节约征收费用，提高征收管理的效率。而由税务部门征收社会保险费恰恰有这两个方面的优势。
首先，税务部门负责征收社会保险费在制度和技术上是有绝对优势的。因为社会保险费是对企业工资总额按一定比例课征的，而税务部门在课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过程中都需要掌握企业的工资发放情况，这样由税务部门负责征收社会保险费就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例如：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发放的工资、薪金可以在税前扣除，这样，企业在纳税申报时就要向税务机关如实申报当年的工资发放情况，如果企业为少缴社会保险费而瞒报职工工资总额，那么这种行为就很容易被税务部门所发现。另外，个人所得税法也要求企业、单位在向职工发放工资时为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并负有向税务机关全员、全额申报职工收入的义务，这也要求税务部门全面、准确地掌握企业和单位的工资、薪金发放情况，从而有利于税务部门征收社会保险费。
其次，税务机关拥有一支专业的征收队伍（包括征收和稽查人员），其规模和素质足以胜任社会保险费的征收任务。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实施了金税工程，大大提高了税务部门的信息化水平。而如果将社会保险费全部交给社保经办机构负责征收，后者势必要“另起炉灶”，再去组建一支庞大的征收队伍，从国家的角度看这显然会加大社保费的征收成本。而且，许多地区的社保经办机构目前并没有先进的信息化征收管理系统，如果它承担了征收社保费的重任，必然要再建一套信息化的征管系统，这种重复建设必然会造成巨大的浪费。事实上，一些国家***府所有税费都交给一个部门负责征收的不在少数。在这些国家，税务局都不叫“税务局”，而是叫“收入局”。如美国叫“国内收入局”（InternalRevenueService），加拿大叫“加拿大收入局”（CanadaRevenueAgency），英国叫“皇家收入与关税局”（HMRevenue&Customs）。这种制度安排完全是从机构设置和征收效率角度考虑的。笔者认为这种制度安排值得我们借鉴。实际上，目前我国的税务部门也承担着一定的收费职能，如教育费附加、城市建设费、文化事业费等都是由税务部门征收的。这种安排是十分合理的，因为没有必要教育费附加由***门负责征收，文化事业费由文化部门负责征收。从长远看，我国的税务局也应当向国家收入局的方向发展。如果这样考虑问题，将社会保险费交给税务部门征收也是顺理成章的。
三、社会保险与财***关系决定财***必须参与社会保险费制度设计
社会保险是***府按保险原则举办的一种社会保障计划，虽然它有***的收入来源（社会保险缴费），但它与***府财***密不可分。实质上，社会保险计划的收支应纳入***府财***的视野通盘考虑，原因是：
第一，社会保险计划的收支缺口往往要由***府一般财***预算收入弥补。由于社会保险计划由***府承担，所以一旦出现收不抵支，***府都要用一般预算收入（如增值税、所得税收入）对其进行补贴，以保证社会保险津贴的按时足额发放。可以说，财***是社会保险计划最终的资金担保人。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除了美国的社会保险计划财务收支是完全的自求平衡外，其他国家要么财***给予社会保险计划一定比例或定额补贴（如日本、德国、英国、意大利等），要么财***用一般预算收入弥补社会保险计划赤字（如法国、丹麦、荷兰、卢森堡、比利时等）。我国情况也是如此，绝大多数地区社会保险基金（主要是其中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需要财***（包括中央财***和地方财***）给予补助。2006年各级财***对基本养老保险计划的补助为1035.12亿元，其中中央财***的补助多达774亿元。从这个角度看，如果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完全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财***只充当“补窟窿”角色，那么财***的权利和义务就不对称，而且在这种“不可控”的局面下，今后这种“补窟窿”的义务很可能成为财***的沉重负担。
社会管制论文第5篇
（一）苏北社会管理创新是江苏全面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多项经济指标位居全国前列。江苏经济在“十一五”期间跃上新台阶，2010年，地区生产总值40903亿元，年均增长13．5％，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5万元；财***总收入突破万亿元大关，其中地方一般预算收入4080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五年累计超过7．5万亿元；全社会研发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以上，区域创新能力居全国前列。［4］2013年，江苏全省实现生产总值5916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6％，GDP总量排在全国第二，人均GDP74607元，比上年增加6260元。［2］［5］在江苏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苏南地区和苏北地区客观上存在着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苏南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苏北地区则相对缓慢。苏北是江苏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地区，苏北地区土地面积占江苏总面积的52．97％，常住人口占全省的37．83％，在江苏全省发展大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但是，作为江苏经济发展的“洼地”，苏北多项经济指标相对落后，从2010年的统计数据来看，苏北GDP仅占全省的21．53％，苏北人均生产总值为29774元，是全省人均GDP的56．35％，是苏南地区人均GDP的37．45％。［6］就此而言，加快苏北振兴，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江苏的区域共同发展，已成为江苏全面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会，推进“两个率先”的当务之急。换言之，推进江苏区域协调发展，重点和难点在苏北，没有苏北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小康，江苏能否早日实现“两个率先”的战略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北能否加快发展。只有通过社会管理模式和理念的创新，才能有效挖掘苏北后发优势的潜在效益，加速推进苏北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不断缩小与苏南的发展差距，为江苏全面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奠定基础。
（二）苏北社会管理创新对国内其他后发展地区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始终是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当代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已经从人均GDP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成功步入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开始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当代中国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发展依然存在非常明显的差距。2012年，中国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295892．0亿元、中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116277．7亿元、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113904．8亿元、东北地区国内生产总值50477．3亿元，分别占我国当期国内生产总值的51．3％、20．2％、19．8％、8．8％，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上述四大区域分别为57722元、32427元、31357元和46014元。［7］由此可见，东部地区的GDP总量和人均GDP都在全国遥遥领先，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落后。苏北社会管理创新对推动国内其他后发展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共筑“中国梦”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中国梦”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和科学路径，把每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命题，因为“中国梦”是覆盖中国每一片土地的“中国梦”，国家的富强以每一个地区的富强为依托。全国同步实现小康是现阶段共筑“中国梦”的奋斗目标，但如何推进后发展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却是需要深入探讨的现实问题。任何地区的发展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历史环境中演变的，都有其独特的约束性条件，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苏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是“发达地区的不发达问题”，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当代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缩影，后发展地区基础差、底子薄，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偏低，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在苏北同样存在，就此而言，苏北的社会管理创新经验可以为国内其他后发展地区提供可资借鉴的有益素材。总之，学习和借鉴苏北社会管理创新的经验，对于国内其他后发展地区大有裨益，对于实现不同区域“中国梦”的同频共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苏北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及问题
任何制度变迁都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初始的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安排的惯性，推进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对苏北社会管理的现状予以科学诊断，由此才能适度削弱甚至有效突破路径依赖催生的消极影响。苏北社会管理创新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一些深层次和实质性问题依然未得到根本解决，如果不能消弭这些因素的消极影响，苏北社会管理创新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苏北地区在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过程中，紧密结合地方工作实际，因地制宜地探索和调整社会管理体制与管理方式，积极打造具有本地特色的社会管理创新举措，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提升了社会管理的水平和实效。一是创新社会管理模式。淮安市清河区探索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通过划分街道、社区、网格区和楼（大院）等四级网格系统，打造不同层级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平台，设计集信息采集、分析研判、网上办理、考核督查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社区管理信息系统，整合服务资源，优化运行机制，该模式因成效显著而入围“2011年中国十大社会管理创新奖”。［8］为发挥社区***组织在创新社会管理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连云港市试点社区“大***制”管理模式，积极探索构建以社区“大***”为核心、驻区单位***组织和全体***员共同参与的社区管理新格局，同样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9］二是立足源头治理夯实社会管理基础。为实现多方利益协调，从源头上减少稳定风险，淮安市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公众参与模式，广泛吸纳公众利益诉求，建立了全省首家第三方稳评机构———淮安市***和稳评中心。淮安稳评模式通过有效预测、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实现了发展和稳定的良性互动，由此被授予“2011年中国城市管理进步奖”。盐城市在全省率先建立稳评估工作机制，开展对突出问题、有风险预警的项目、安全事故隐患以及基层基础工作薄弱环节的排查，将公众的意愿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同时设立了全省首家市、县（市、区）大调解工作中心，统筹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和协调处理。
三是注重虚拟空间的社会管理创新。淮安市依托互联网、公共电话网和无线通讯网等平台打造的“阳光”系统，集投诉、查询、服务、监督等功能于一体，覆盖全市所有乡镇和市县各部门，强化了案件的进程管理和公众评价机制，并因此入选“2012年全国社会管理创新十佳案例”［11］。在网络监督日渐凸显的时代背景下，淮安“阳光纪检”也逐步从稚嫩走向成熟。徐州市睢宁县适应虚拟社会的管理特点，探索虚拟社会管理新模式，以网络***务、网络论坛、***府微博为依托，整合手机短信、***风热线、广播电视等资源，构建六大民情平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于民［12］。四是加大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保障力度。淮安市在社会管理中深化法治淮安创建活动：推进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法制化进程，实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对重大决策、项目的全覆盖。推进教育、社保、环境、助残等法治惠民工程。建立“法院开放日”制度，实现立案、庭审、执行、听证、文书、审务等全面公开。开通“淮安普法网”，提升公众法律素养。［13］徐州市在全国率先将“12348法律服务热线”赋予矛盾纠纷调解功能，成为融矛盾纠纷接报、分流、指挥、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为一体的平台服务系统，有力推动了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开展，由此入选“全国社会管理创新优秀案例”。
苏北积极探索符合地方特色的社会管理之路，社会管理创新成果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但是，由于苏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制度变革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尚未充分发育，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社会管理创新面临更为复杂的严峻形势，社会管理要素日趋增多、难度不断增大，加之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准备不充分，苏北社会管理创新中依然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社会管理行***化倾向。由***府推动或支持制度变迁是制度创新的捷径，因为***府干预不但可以补救制度创新的不足，而且能够以强制力加快制度变迁的速率，并且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15］质言之，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离不开***府的推动，这一规律在苏北体现得尤为明显。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特定态势使得制度变迁面临更为复杂的问题，不同利益群体的偏好和效用存在更为明显的差异，就此而言，苏北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府主导有其工具理性的要求。但是，***府并非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完善的社会管理体系应该是多元主体的有机组合和良好平衡。由于经济发展是苏北发展的重点领域，一些地方干部对经济发展的热情远大于对社会管理创新的思考，仍然沿袭传统的管理理念，误以为社会管理就是强力控制，只有刚性的行***手段才是推动苏北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在有些地方，社会救助、互助、福利等公共服务几乎靠***府包办，作为自治组织的居委会事实上演变成一种“准***府”性质的组织，***府在社会管理领域的一元化色彩依然突出。二是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是社会管理有效性的基础条件和发展趋势。完善多元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苏北社会管理创新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只有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优化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和提升社会组织的管理水平，才能实现社会治理主体的良性互动和有效衔接。但实际情况是，***府与社会组织在治理结构中不对等，***府过于强势，社会组织处于边缘地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作为社会管理主体之一的苏北社会组织尚未发育成熟，相对缺少具备现代服务理念的专业人才，离承担公共服务供给的职责要求还有相当差距。被纳入体制内的一些社会组织则由于受到既有体制的束缚和规制，缺乏相对的***性，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过程中，只能停留在某种低层次和表面化参与的层面，这不但不利于其自身能力的提高，也严重制约了苏北社会管理创新的进程。三是公众主动参与不够。社会管理归根到底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社会的管理创新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各级***府要最广泛地动员社会公众的参与。无论是社会的管理创新、社会的治理还是社会的发展都与每个公民息息相关”。中国***有着丰富的社会动员成功实践，这种传统至今仍被延续和传承，并内化为当代中国***治运作的基本经验。传统总体性社会中的社会动员机制以***府为主导，大多依靠行***命令的形式予以贯彻，可以在短时期内积聚高度的能量，但这种缺乏沟通的社会动员内蕴着不可克服的固有积弊，而且公众对这种灌输式动员模式的认同度正在不断降低。从苏北社会管理创新的现状来看，有些地方的社会管理虽然在形式上“轰轰烈烈”，但公众主动参与度不够，公众参与积极性没能得到充分体现，制约了社会管理创新的广度与接受度。［18］公众主动参与社会管理意识淡薄、能力不足，使其一定程度上游离于苏北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之外。
三、创新苏北社会管理的突破口
苏北正处于新型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城市化互动并进、全面振兴的时期，苏北的后发优势进一步凸显，但社会管理创新中存在的矛盾或问题客观上制约了苏北跨越式发展的进程。为此，需要立足苏北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寻求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突破口。理念和制度变革是苏北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突破口。苏北社会管理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考虑特定时空条件下系统要素的协同共进，但是，选择某些环节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无疑具有方***上的必要性。就目前苏北社会管理的实际来看，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突破口无疑是理念和制度的变革，因为理念是创新的先导，而制度则是创新的保障，理念催生制度，制度保障理念，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依托，共同推进苏北社会管理创新的进程。
（一）社会管理理念创新。作为社会管理制度所内蕴的价值判断或目标追求，社会管理理念是社会管理创新的行动基础。落后的管理理念掣肘了社会管理的创新，推进苏北社会管理创新必须优化社会管理理念。一是以人为本的理念。强调集体意识、忽视个体需求和主观人格的现象，长期以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文化氛围也渗透到社会管理活动中。虽然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对人性的理解较之以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社会管理中忽视个体需求的情况依然存在。人本理念缺失已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羁绊，必须宣扬和导入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推进苏北社会管理理念的现代化。以人为本强调真正理解人的价值与需求，理解社会的发展不仅是GDP的增长，而且是实现对人终极价值的关怀。既然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保障公众的基本社会权益，那么，在社会管理中就必须尊重公众的主体性，并将公众基本的生存权、发展权、就业权、社会福利权置于社会管理的核心，从公众的实际需求和现实需要出发，向公众提供优质的社会服务。
总之，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我们把公众作为根本和核心，做到尊重、关爱和依靠公众，这是实现创新苏北社会管理的根本前提。二是多元共治的理念。作为全新的***治理念，治理（Governance）是指国家***府联合市场、社会等多元力量主体，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管理。较之传统意义上的“管理”（Manage－ment），“治理”强调伙伴关系，突出多元主体，注重民主参与和互动式的管理。后发展地区强力***府的存在有其合理性的需求，因为只有通过***府的强力推动，才能在较短时间内集中有限的资源，迅速启动并完成跨越式发展。换言之，由于苏北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府在社会管理中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府绝不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不能将社会管理片面地理解为“管理社会”，它不仅包括***府对社会的管理，还包括社会的自我管理。［20］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在于公共权力向社会的回归，需要明确伙伴关系的角色定位，通过重新界定***府、市场和社会的职责权限，构筑合作共治的互动机制，实施对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为此，在苏北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需要通过转变***府职能，理顺***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为社会力量的成长创造充足的空间，培育社会组织参与管理的能力，建立多方共赢的市场主体和协作机制，构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模式。三是柔性管理的理念。在传统一元化管理体制下，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实际是一种管控模式，即通过强制手段对社会进行单向度的线性管理，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之所以强调柔性管理理念，是因为***府治理环境较之以往发生了巨大变化，柔性管理的导入可以有效提升***府治理的环境适应度，并增加其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全球化使得***府治理环境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互联网的勃兴则对***府既有的行动方式、制度规范和价值理念等都带来了极大震荡，不可预测的突变随时可能发生，并由此引发混乱和危机，而传统的刚性管理模式因其内在弊端而屡遭诟病，导入柔性管理理念迫在眉睫。在苏北社会管理中引入柔性管理理念，需要改变以往过多的刚性管理方式，在了解公众诉求的基础上，通过协调、引导、教育、帮扶、调控等非强制性手段，增强社会凝聚力与向心力，以达到调节社会矛盾、促进公平正义的目标。当然，在苏北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特定背景下，强化***府社会管理的整合有其阶段性的合理价值，这就要求在苏北社会管理创新中必须立足柔性管理和刚性管理的有机互补，实现刚柔并济的有效平衡。
（二）社会管理制度创新。制度理性是推进苏北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保证。制度“通常被定义为一套行为规则，它们被用于支配特定的行为模式和相互关系”。任何社会经济活动都是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约束性条件中展开的，苏北社会管理创新也不出其右。理念更新固然重要，但如果不能将社会管理活动纳入到规范化的制度框架内，苏北社会管理创新就不可能出现质的提升，只有优化苏北社会管理创新的制度环境，才能使这种创新不受或少受消极因素的干扰。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规范体系，社会管理制度一旦生成，就具有稳定性，如果朝令夕改，变更过于频繁，必然造成社会的混乱。事实上，“制度规范人类行为的力量多数源于它们的不变异性。但是，当环境发生变化，不变的规则组合也会产生伤害，因而也需要进行调整”。在沿特定时空条件展开的过程中，原有的社会管理制度会因环境变化而失去既有的功能，并丧失了存在的理由，因此，“为对新的条件做出反应，社会成员就会尽力修正制度安排（或者是惯例或者是所有权），以至于使它们与新的稀缺性、新的技术性机会、收入或财富的新的再分配和新的爱好与偏好保持一致”［24］。质言之，对处于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时期的苏北而言，当制度环境发生变化而导致制度失衡时，推动社会管理制度变迁就成为制度主体的必然诉求。苏北社会管理制度变迁，实质上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原有制度的替代过程。一般认为，制度变迁可分为创设性制度变迁和移植性制度变迁两种方式，前者是变迁主体自我设计和自我构建的过程，后者则是通过借鉴并引进他方创设和运作并具有一定效率的制度的过程。由此，苏北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制度变迁也有两个主要路径，一是通过自我设计完善现有的制度规范，另一是借鉴和吸收其他地区先进的制度安排。完善苏北现有的社会管理制度规范。苏北现有的社会管理制度是在长期实践中有效运行的系列规范，在苏北社会经济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社会转型的推进，某些制度规范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碎片化和低效化的问题，可持续性及动力机制不足的矛盾渐趋突出。为此，需要梳理苏北社会管理实践，对现有社会管理决策参与制度、组织保障制度、人员调配制度、动态协调制度、监督问责制度［25］等社会管理制度结构中的若干要素及内在关联性，从理论层面进行利弊诊断和科学提炼。通过对苏北现有社会管理制度的分析、研究和整合，摒弃陈旧过时的社会管理制度，探索社会管理主体之间良性互动的体制、机制和途径，形成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方案，提供有效的社会管理制度供给。借鉴和吸收先进地区的有益经验是推进苏北社会管理制度变迁的另一路径。虽然制度运行有其特定的约束性条件，但这并不排斥制度的可移植性。社会管理制度移植是一种合法的“搭便车”行为，因为作为“公共物品”的制度具有溢出效应，不会出现知识产权的问题。借鉴或模仿先进地区较为完善的社会管理制度，除了时间和经验层面的优势外，还可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与风险，“具有初始成本较小（可尽可能地缩减摸索、设计、研究、创制等初始成本）及摩擦成本较小等特点”［26］。
社会管制论文第6篇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变迁***府
前言
我们正处在一个制度变迁的时代，变革的社会对理论支撑的内在需求使得制度变迁理论在被开始引入中国之日起就备受关注，很多学者不遗余力的致力于理论的介绍、评论以及创新。时至今日，制度变迁理论几乎已渗透到经济、管理学内所有学科的理论研究中，在社会保障方面，对理论的探讨和对改革实践的分析出现了很多具有积极意义的成果，本文尝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借助制度变迁相关理论，对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中***府的角色定位问题进行探讨。
一、***府的权威地位
林毅夫把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前者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和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后者由***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林毅夫，1989）。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必然要求。建国后，我国逐步建立并完善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以企业为载体的大包大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随后的40多年里，这种社会保障制度在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这种由国家和企业包下来的社会保障制度越来越显示出其制度的不均衡，这主要表现为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适应，比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应该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原有的制度显然无法体现效率的要求；再如，市场经济要求社会保障的社会化，但是原有的制度远远无法满足社会化的要求。社会保障制度的种种不均衡是诱致性创新无法消除的，只能由中央***府以实施法律或者行***命令的形式引入和实行新的制度安排来消除，也就是说，只能以***府为主体实施强制性制度变迁来消除。
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作为制度的设计与实施者的***府具有难以撼动的权威，其意愿将
决定制度变迁的目标及路径选择，在具有强制性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也是如此，下面通过两个例子对这个问题予以说明。
（一）***府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管制
养老保险基金是作为金融服务的消费者参与到资本市场之中的，在关于服务质量高低的信息上，其很难与金融服务的生产者处于相同的地位，即二者之间关于这方面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养老保险基金无法获得关于金融市场和托管人市场的充分信息。而上述信息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以私人物品的形式提供给金融服务的消费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府可以在资本市场上设立相应的风险评估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从而以公共物品的形式向金融服务的消费者提供尽可能充分的信息；如果市场机制本身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产权界定能力，从而私人提供上述的信息具有获利的预期的话，***府也可以鼓励私人风险评估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从而以私人产品的形式生产和提供上述的信息。需要说明的是，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与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呈反向相关关系，如果养老金基金在没有完善资本市场作支撑的情况下进入资本市场，***府的管制作用更显得必不可少。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合法投资工具是国债和银行存款，但是，随着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特别是个人帐户的逐步做实，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资本市场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这是养老保险社会化特征的重要表现，同时也是养老保险社会化特征的必然要求。因此，资本市场中的市场失灵也将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人具体负责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营运，其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基金的获利能力，托管人主要对管理人的投资行为和基金中后台日常活动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督，而***府除了要考虑基金的获利能力，还要考虑基金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推动作用。同时，由于在现实世界中无处不在的短视心态的影响，基金的缴费者也有可能只注重短期投资目标，却把长期投资回报的最大化放在次要的位置，因此***府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组合分布进行直接的管制在有些情况下也显得非常必要。当然，***府的管制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遵循效率最大化的原则。当***府无法在付出可以接受的成本条件下生产和提供充分的信息的时候，或者，作为理性人的***府的行动被其内部目标所支配的时候，对整个经济而言并非最有效率但是却最有利于***府本身的的管制方式就有可能被选择并负诸实施。
综上所述，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市场失灵是***府管制养老基金的根本原因，这是不可否认的，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管制的具体方式、管制的程度甚至管制制度本身都是***府意愿的体现，也是其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主导地位的体现，当***府的行为与整个社会的最大化目标相悖的时候，这一结论能得到最充分的证明。
（二）***府的意愿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由于存在利益的不一致，***府审视问题的角度与农民或者学者的角度不同，后者倾向于尽快建立实质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而在前者看来，在现阶段建立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并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正如邓大松指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保证农村社会发展的稳定措施，受农村产业本身特点制约，在国家谋求发展主旨的前提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能否优先受到***府的重视，取决于农业发展对整个社会发展贡献的大小（邓大松，2002）。根据邓的分析，***府内在固有的发展冲动和农业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在农业不至过度萎缩的情况下***府会坚持优先发展非农产业，原因在于，相对于非农产业，农业的经济效益比较低风险却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府只会继续加强农业技术、科教、水利、交通等农业基础结构方面的投资以保证农业不至于过度萎缩，其他方面的投资则不是***府优先考虑的内容。同时，在目前，农民的社会经济行为并不是以收入最大化而是以产量的作为其目标，他们尽可能的规避风险，而不愿意通过承担风险来获得获取收益的机会。邓还指出：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只能使农户获得生存意义上的经济安全，国家和集体目前还不可能在更高水平上为农户安排社会保障资源。在有限预算约束的条件下，不可能实现社会完全平衡的发展目标，***府战略目标的优先安排和产业***策的倾斜，是符合理性目标的（邓，2002）。
需要说明的是，***府的意愿会随经济、***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如同邓所说：制度转换导致的对农村社会结构的撞击，很可能会诱发出农村社会的动荡……***府改变当前不作为的方式，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已势在必行（邓，2002）。邓的分析不无道理，在整个90年代***府对农村经济、社会问题的长期不作为，以及近年来的逐渐作为从实践上对其观点做出了证明。可以预见，能够为农民所接受而且其不至于因此而承担太大的经济压力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能否建立、何时建立，仍将取决于***府的意愿和农村的经济、社会形势对***府意愿的影响。
二、***府的权威制度所受到的制约
强制性制度变迁必须依靠***府力量的推动，***府的权威地位在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中是不可动摇的，但是这并不表明***府可以“为所欲为”。在实践中，很多现存的因素影响着***府的决策，使其不能完全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办事，这些因素要么是早已根深蒂固的思想，要么是难以改变的初始条件，要么是在旧制度长期运行过程中产生并至少在某一个方面能够与***府抗衡的利益集团，下面通过实例对四种主要的因素予以说明。
（一）非正式的制度约束
汪丁丁曾将制度定义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某种“契约形式”或“契约关系”。而任意两人之间的某种契约关系不外乎正式的规则和非正式的规则两种（汪丁丁，1992）。根据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正式规则指的是人们有意识的创造并由某种权威组织实施的规则，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一种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的规则不需要权威组织的干预，是人们在长期交往的过程中依靠自发的无意识的互动形成的规则，比如，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习惯等。在正式规则形成以前，非正式规则就已经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并维持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正式规则产生以后，非正式规则在正式规则没有定义的地方约束着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这点看来，非正式规则可以被理解为正式规则的补充，但是更为重要的却是另外一个方面，即，非正式规则所覆盖的范围远远大于正式规则覆盖的范围，相对于正式的规则，非正式规则具有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了文化传统的一部分。非正式规则为正式规则确定了较小成本的演变方向，正式规则的演变总是从非正式约束的“边际的”演变开始（汪丁丁，1992）。正式规则的变革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与非正式规则相容，不如此则会付出不必要的代价。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的过程中，非正式规则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府的思维方式与决策，比如，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使得***府不可能一味追求效率而忽视社会公平，个人帐户与社会统筹帐户相结合的统帐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的选择与实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追求公平的价值观念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所要求的“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并不矛盾，前者正是后者的一个方面。不可否认的是，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没能起到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比如实质意义上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仍然没有建立起来，这使得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没有被囊括到社会保障制度范围内，从而无法使收入远低于城镇居民的农村居民参与社会保障所带来的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无法通过这种方式来缩小。然而，正如前文所述，近几年***府正在试***改变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不作为状态，这恰好能说明非正式规则的作用。
（二）社会保障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
诺斯首先把技术演变过程中的自我强化和路径依赖理论推广到制度变迁中来，他指出，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往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所以“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诺斯，1990a，吴敬琏，1995）。汪丁丁对路径依赖的解释是：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对未来的发展产生的影响（汪丁丁，1992），汪尤其重视文化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他指出：中国的体制改革碰到的最大障碍来自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汪丁丁，1992）。吴敬琏把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所具有的路径依赖特征分为两种：第一，初始的体制选择会提供强化现存体制的刺激和惯性；第二，现存体制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力求巩固现有的制度或者使变革向有利于巩固和扩大他们利益的方向发展。所以，初始的改革倾向为后续的改革划定了范围（吴敬琏，1995）。作为体制转轨题中应有之意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显然也存在路径依赖的问题，比如，长期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自发形成的考虑问题的思路和生活习惯、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和供给中的“二元保障路径”、利益集团的影响等。鉴于利益集团在制度变迁中的特有作用，我们将在后文对其进行专门的分析。这一部分的结论是，即便是作为制度变迁主体的***府也会受到路径依赖的影响，其一方面努力寻求打破路径依赖，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接受路径依赖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约束。
（三）利益集团的影响
具有非中性特征的制度变迁必然因为改变现有的财富和权力分配而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在既得利益者具备强有力的博弈能力的情况下，即便***府力量的介入也难以改变现有的利益格局，如果说为了变迁的继续不得不对其加以改变的话，必须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下面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私营、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养老保险参保问题。目前，我国大部分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大部分从业人员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制度。在没有外部约束的条件下，企业的参保情况主要取决于雇主与员工之间的博弈。作为理性人的雇主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在现有的工资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增加成本他们显然不愿意为员工投保，而降低具有刚性特征的工资在一般情况下也很难实现。对于员工的情况应作具体分析，可以把其分为两类，一类具有较强的能力或者是专业技术水平并且愿意长期在私营企业发展，这部分员工数量比较少但是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强而且博弈能力也比较强，其一般在制度覆盖范围内；另一部分是普通的员工，在劳动力市场共大于求、就业压力大的今天，这部分员工在与雇主的博弈中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他们不敢向雇主底气十足的提出参保的要求，同时，由于短视心理的存在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参保意识的淡薄和合作意识的缺乏也减小了他们的发言权。在这个问题，唯一的解决方式也许是由***府对企业施加外部的约束。但是在雇主与员工博弈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即便是***府有意把员工囊括在制度覆盖范围内，其过程也必将举步维艰。对于这问题，加强工会制度的建设，壮大工会的力量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在很多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和完善过程中，工会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比如瑞典，“瑞典实施的有关社会保障措施很少以立法者单方面的决定为基础，多数措施是作为各种磋商、谈判和公共辩论的结果而通过的……瑞典今年就养老金制度所进行的全面变革，就是在经过长时间征求各方意见后，在议会内各利益团体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进行的……在供给的一个方面-养老金融资问题上，工会和雇主之间的讨论和冲突曾一度延迟了这一***治进程（王雪梅，2004）。
第二个例子是隐性债务的偿还问题。在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或部分基金制转变的过程中，新制度要承担养老保险体系覆盖范围内所有年龄层次参与者的养老保障。在基金制或部分基金制形成之时已经参加工作者和退休者此前没有缴纳过以个人帐户形式存在的养老金，他们无法按照基金制养老保险制度“自我积累、自我保障”的原则获得养老金，但是他们已经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拥有获得养老金的权利，这就产生了基金的筹集和支付的实际情况与基本原则之间的矛盾，形成了基金制养老保险体制下国家对于覆盖范围内退休者和在职者的某种负债，即隐性债务。在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转轨过程中也存在隐性债务问题，即***府对新度实施前已参加工作者和退休者存在历史债务，据估算，这笔债务的数额在2万亿到6万亿之间，在从现收现付制度向“统帐”制度转换的过程中，我国***府一直使用社会统筹帐户的资金来弥补上述的债务，社会而不是***府在充当着债务承担者，当统筹帐户的资金不足以承担目前的养老金需求的时候，个人帐户的资金就被动用了，为了避免将来老龄化情况下有可能会出现的支付危机，2000年8月，***中央、***决定建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这等于是明确了***府的债务人角色，但是债务最终由谁来承担却依然不明朗。根据规定，国有股减持划入资金是基金的重要来源之一，然而国有股减持工作却遭遇了极大的阻力，作为国有股股东的***府与流通股股东因为定价问题产生了利益的不一致并进行了长期的博弈。***府主张非流通股和流通股同股同价并对其冠以市场定价之名，但是这实质上是违背市场规律的，因为前者与后者的价值形成机制不同，如果采取这种定价方式，***府会获得相当的“额外收入”，这等于是由投资者承担了一部分应该由***府承担的隐性债务。正是因为这样，上市公司、券商、基金以及中小投资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自发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虽然其各自的目标函数并非完全一致甚至还存在相当的不一致，但是在面对国有股减持问题上，不管是自发的还是自觉的，却都表现出了相当的合作精神，其最有力的博弈手段是对股市信心的长期缺乏，这带来了股市的长期低迷，虽然***府具有最终的方案选择权，也具备强制推行对其有利的减持方案的能力，但是在股市长期低迷并有可能出现崩盘危险的情况下，其不得不做出让步。
（四）地方***府的既得利益
在我国***府的管理机构中存在着两个各成体系又密切相关的的委托链条，一个是社会成员、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央***府之间的自下而上的委托链条，另一个是中央***府、省级***府、地市***府之间的自上而下的委托链条。在此，我们需要分析的是第二个体系的委托问题。省级***府、各地市***府的行为将会对中央***府的决策及其实施效果产生影响，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中央***府的决策。比如，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统筹层次问题。统筹层次的提高会使基金在更大范围内调剂使用，从而增强其再分配的能力，同时提高其社会化的程度。***曾多次发文，明确提出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目标，然而，目前省级统筹的进展情况却差强人意。实质意义上的省级统筹必须在全省范围内统一制度、统一缴费比例、统一管理、统一调剂使用基金，如果严格根据这个标准，目前只有京津沪陕闽五省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省级统筹，其余省份实行的是省级调剂金制度。省级调剂金制度本来是作为一个过渡被提出并付诸实施的，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大部分省份停止在这个阶段却无法继续实施原来的设想，而调剂金制度不仅没能实现预期的效果，反而更加强化了下级过度依赖上级的机制，这是与最初的设想背道而驰的。其根本原因不言自明：利益障碍，主要是省内各地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资金节余情况的不同使得资金节余较多或者是预期会有较多结余的地市不可避免的产生对省级统筹的抵制，也就是说是地方既得利益在起作用，其抵制方式如，虽有节余但是不按时足额上缴；擅自提高待遇标准；鼓励提前退休；与地方企业合作，虚报瞒报等。同时，省级统筹意味着省级***府在获得相应的更多的权利的同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其本身的理性程度也制约着省级统筹实现的程度。在各级***府博弈的过程中，有两个因素起着关键的作用，一个是对资金的控制力，一个是对人事的控制力。谁拥有这两种权力，谁就在与对方的博弈中占得先机。在对资金的控制力方面，“5年来，随着中央专项补助资金的增大以及原行业统筹下放省级管理，在各省范围内，省级机构实际控制的资金量越来越大”（胡晓义，2004），这使得省级***府与地方***府之间对资金的实际控制力的强弱形势发生了变化。但是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各地方还掌握相当数量的节余滚存资金，对于这个问题，冯兰瑞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即“……是否可以考虑既往不咎……可以确定一个合适的时点…在此之前，各地方节余滚存的养老基金仍归各地方所有，用于对退休人员的福利补贴”（冯兰瑞，2002），这个方案对于清除利益障碍、减少变革阻力和长期博弈所造成负面作用显然是有利的。在对人事的控制力方面，省级社会保障部门能否掌握各级社会保障部门的人事任命权是新制度能否达到预期效果的关键因素。
建立了省级统筹以后，各级***府之间博弈仍在继续，比如责任的转移使得市县***府重视程度降低，甚至将养老保险作为脱贫解困的工具，以陕西省为例，“有的市县把养老保险作为脱贫解困的工具，将无力缴费、不符合参保条件的集体企业硬塞入统筹，将地方困难企业人员大量提前退休，强行纳入养老保险统筹支付。如宝鸡市2002上半年新增退休人员中，提前退休的占77.17%，造成养老保险支出非正常增长。”
参考文献：
1、林毅夫，《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载于盛洪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李绍光，《养老金基金的***府管制》，《当代经济科学》，1998.4
3、邓大松、谢圣远、钟建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的***策建议》，《中国软科学》，2002.7
4、汪丁丁，《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载于盛洪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吴敬琏，《路径依赖与中国改革——对诺斯教授演讲的评论》，《改革》，1995.3
6、王雪梅，《瑞典工会参与社会保障制度》，《工会博览》，2004.9
社会管制论文第7篇
内容提要: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新发展，给国际法带来了诸多挑战性问题。找到应对这些问题的方法，有助于解决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有助于改善国际市场的竞争环境，有助于企业为人类创造更高的生存标准和更好的生活环境。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为谋求生存和发展而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使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应势而行，企业社会责任守则也广泛推行。但守则中存在的某些主观性问题，不仅使其效力大打折扣，也使企业担负社会责任的行为成为一种“时尚秀”，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认证更令人生疑。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化国际认证国际法律问题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是企业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产物。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企业社会责任”一词的出现到20世纪60年代关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明晰辩论，从70年代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定义和范围的界定到80年代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1]从9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的守则化到目前正在推进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化，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演变，更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态度：由企业推动的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人类的生存标准、生活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等也决不可懈怠。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新发展，呼唤相应有效和实事求是的国际法律文件，以敦促企业遵行相应的国际标准，尊重和维护相关主体的利益和权益，促进国际经济的良性发展，推动国际社会的和谐进步。但由于“企业公民”的身份以及各国家在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治制度以及法律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这不仅需要协调好国际***治、国际经济等方面的关系，更需要关注并解决好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给国际法带来的种种挑战。
一、企业经济活动的信任危机与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成败得失
（一）企业经济活动面临的信任危机
企业是社会微观经济活动的“细胞”，也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细胞”。关于企业的性质和本质，尽管在理论上存在着不同主张，[2]但都不能否认，追求经济利益是企业尝试建立并谋求发展的最根本动机。为此，企业需要从事相应的经济活动，并通过这些经济活动达到其运营目标，实现其经济功能。[3]然而，伴随其经济活动的还有些“副产品”，劳工问题、环境问题、消费者权益问题等表现得最为突出。
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企业追求达成其经济功能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使其不仅面临着自身经济活动的信任危机，[5]更面临着自身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危机，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应势而行，并在世界范围内扩展、蔓延。
（二）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成败得失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在当时情况下，其矛头主要指向跨国企业经营和扩张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它强调在市场体制下，跨国企业除了为股东追求利益外，也应该考虑其他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并且要求，跨国企业在贸易自由化、资本流动自由化、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该担负与此相关的劳工、环境、消费者等社会问题的社会责任。
尽管存在着上述难题，但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作用下，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在国际范围内大有普及之势。这不仅表现在企业社会责任守则的制定和广泛推行方面，更表现在国际贸易中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证问题上。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固然重要，但企业社会责任守则的制定、执行或认证，似乎已成为企业有效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二、企业社会责任守则的效力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认证
（一）企业社会责任守则及其效力
企业社会责任守则是企业向公众展示其担负相应社会责任的内容要求和具体承诺，目前尽管林林总总，但其功能和作用一般都包括两方面：其一，应对企业经济活动面临的信任危机；其二，明晰企业经济活动的道德底线。
（二）国际市场竞争中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证
由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与国际贸易或者说国际产品订单挂上了钩，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证正变得炙手可热。但在认证中，必须弄清楚以下问题：
第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有限性。当前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普遍意义上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推动下由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发展、普及而来的。但无论如何演变，企业的社会责任应该着重于“与企业利益相关”的问题，应该强调与企业运营和转贴于发展相关性的社会问题。任意扩大企业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的范围，会给企业自身的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而任意缩小企业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可能会使之流于形式，并对相关利益者的权利和利益造成本不该有的损害。
第二，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国际性。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被推行适用的社会责任守则各种各样，这些守则，都称其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但是，由于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所执行的企业社会责任守则不一致，对于同时接受不同企业订单的某一特定企业来说，该以哪个守则为准？又该如何协调这些守则之间的关系？几乎所有的企业社会责任守则都要求企业遵行相关国际条约所列的原则，但基于企业非国际（公）法主体的理论和事实，企业如何直接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在上述问题还不能解决以前，这些守则或“标准”的“国际性”，显然让人质疑。因此说，当前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应该仅仅是民间意义上的“国际标准”，或者更确切地说，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仅仅是商业伙伴之间的社会责任标准的要求问题。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化与国际法面临的挑战性问题
当今更加相互依赖的全球社会，不仅赋予了我们一种新的伦理观念，而且也赋予了我们制定新的法律和***策的物质基础，[10]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国际标准化过程充满希望。然而，我们在“享受乐观”的同时，更要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化给国际法带来的严峻挑战。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是否具有国际法的法律性质？
国际法是适用于国际社会的法律，是名符其实的法。[11]它所建立的不是一种以统治权为基础的法律秩序，而是一种以国际社会的者“平等协作”为条件的法律体系，因此，国际法常常被认为基本上是一种弱法（weaklaw）。这恰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国际法最本质的属性和特征。[12]
现有企业社会责任守则的内容，均建立在国内法和国际法相关规定和原则的基础上，而且从形式上看，均是较为确定的规范或者规则。尽管其中存在诸多的主观性，但为了应对商业竞争压力，为了迎合地方***府的要求，对于接受相应守则的企业来说，该守则就应该具有某种程度的法律性质的拘束力。
（二）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下，企业能否成为国际（公）法的主体？
法律主体关系到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问题。就当前看来，国际法的主体一般指国家和***府间国际组织。国家是国际法的基本主体或者正常主体，能够直接享有国际法赋予的权利，也能够直接承担国际法所要求的义务。***府间国际组织是国际法的派生主体，其在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是由国家让渡的。在现有的国际法理论中，企业还不被认为是国际（公）法的主体（但它是国际经济法的主体，更是国内法的主体），而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除了包含相关的国内法律、法规外，主要地涉及国际人权法律文件、国际环境标准等，但基于企业非国际法主体的理论和事实，为有效解决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企业能否直接承担相应的国际法律义务？
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效力相关的可诉性问题。毋庸置疑，企业为了管理和运营需要，必然会设定一系列的在其管理之下的规章制度，并且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尊重并实施这些规章制度的强制性方法。但如果企业由此违反了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相关规定或者要求，并因此侵害了劳工权益、环境利益或者消费者权益，该国际标准能否作为对企业侵权行为提讼的法律依据？在诉讼中又如何协调国际法、国内法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之间的效力关系？诸如此类问题，都是需要认真研究和对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