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中国大学评价篇1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西方思潮文化的入侵，中国社会新形势下的剧烈变革，当代中国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弱化趋势，加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是高校思想***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如何认识评价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结合高校现行的学生评价标准，制定完善了大学生社会责任感评价表，为培养提高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提供了依据。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大学生总是站在社会变迁和改革的前列，并自觉地承担社会责任。进入21世纪以来，大学生以其独有的特点，在社会实践、志愿活动、爱心支教等方式履行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现了当代大学生“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①但是，受到现代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淡化现象。因此，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的培养是我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一个紧迫而又重大的课题。《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治教育的意见》中指出，当代大学生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
社会和高校现有的对学生的评价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其原因一方面是传统观念和应试教育的影响，另一方面方面也是教育功利化的作用。现在对学生评价还多集中学生的学业上，对学生的思想、情感、行为的评价相对较少。对学生的德育考核，由于没有足够的重视和科学合理的方法，往往流于形式，使得学业成绩不是很优秀的同学自感得不到重视而慢慢自我边缘化。对于这种情况，学校应该确立合理的评价体系，对学生的责任意识和责任行为给予认真的评价和科学的认定。在各种评选先进中，责任意识和责任行为在考核标准中所占权重要加大。
我们建立一个合理的责任评价体系，确定奖惩标准。它不仅可以帮助大学生确立科学的是非观、善恶观，还具有较强的行为约束作用。通过对学生责任行为的反馈，迫使学生不断反省自己的行为，调整自己的行为，以达到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目的。评价时要做到教师评、自己评、同学互评等相结合，做到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相结合，提高学生接受社会责任感培养的主动性和自觉性。高校应当将大学生的担当社会责任的情况与学生评优、评先、评奖、就业推荐等相结合，更好地发挥责任评价机制的教育引导作用。在校园里，要营造“负责光荣，失责可耻”的校园舆论氛围。充分利用校园广播、电视和校园网的作用，通过耳濡目染的宣传教育，影响和促进大学生责任意识的提高。
对青年大学生进行社会责任感的评价，要消除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手软、一手硬”的现象。新的评价体系，将社会责任感培养日常化、生活化，形成具有具体化、规范化和可操作性价值的学生社会责任感培养的考评内容;将社会的要求和学生个体的内在需求两个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从管理上做到定性与定量、目标与过程的有效结合。通过考评时的加减分能从客观上对学生起到一个导向作用，即:一方面学生必须遵守校纪校规，规范自己的日常言行，对自己和社会负起责任来;另一方面，广大学生的上进心、事业心和竞争意识被激发和影响，养成对自我、社会负责的好习惯，从而达到了强化做人的责任感。
一、评价内容与指标
1.对自我责任。具体指标:具有远大的理想、有宏伟的目标、有长远的规划;学习认真刻苦努力;具有严谨的工作态度，高尚的职业道德、工作认真扎实;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以及高雅的审美情趣。
2.对他人责任。具体指标:积极关心他人、帮助他人;真诚地帮助他人改正缺点和错误。
3.对家庭责任。具体指标:主动孝敬父母，维护家庭团结;积极主动地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家务，主动地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4.对集体责任。具体指标:强烈热爱集体，具有很强的集体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能够正确认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能够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个人发展和集体发展协调起来;积极参加集体活动，为集体贡献力量。
5.对学校责任。具体指标:热爱学校，关爱同学，尊敬师长，严格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具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积极地为学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6.对社会责任。具体指标:树立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在为实现社会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理想;积极主动参加公益性工作、社会工作。
7.对国家责任。高度热爱自己的国家，价值取向始终是国家的整体利益，与国家共命运同呼吸。
二、评价方式与方法
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评价宜采用
1.评价方式
(1)行为记实
根据班级记录按照评价内容进行评价，被表彰或奖励的，可在相应项目上加分，被处分的在相应项目上减分。
(2)民主评议
学生自评。有学生本人对自己一段时间以来的各种表现进行评价。鉴于自评的主观性较强，可作为参考的依据。
班级互评。通过班级同学进行打分最后得出平均分。由于同学之间相互较为熟悉，班级互评可以减少主观性。
教师评价。专业教师和***工干部根据学生的课堂和平时表现进行打分。
2.评价方法
纪实考核法。根据记实结果判定学生日常行为所体现的责任感的情况。
问卷调查法。设计调查问卷，对学生的思想倾向、责任意识进行全面分析。
行为观察法。从学生的日常表现分析评估其责任感的强弱程度。
3.组织安排
由学院团委负责组织领导，各班级团支部负责具体实施，任课老师参与评价。
4.计分方法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和工作责任心既可以一起计分以了解整体情况，也可以分开计分以分析具体指标;可以按照记实分数了解学生情况，也可以通过民主评议了解情况。按照各项评议权重的不同，学生得分的公式可以是:学生得分=记实分*50%+(学生评价分*60%+教师评价分*40%)*50%
三、评价分析与反馈
得出所有分数后，可用曲线***了解所有学生的分数分布情况，然后可以划分分数段，了解他们所处的层次，分析各层次学生的特点，找出内在原因，并制定以后大学生责任感培养和工作责任心养成的改进措施。对于个别分数较低的同学，应特别关注，帮助他们认清自我，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评价应是动态的，渐进的。通过不同年级、不能年份的评价可以看出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变化情况。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评价的反馈应该是双向的，一方面让学生明白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工作责任心的现状，一方面又通过他们的变化来评估我们工作的成效。
(附表:大学生社会责任感评价表详见51页)
中国大学评价篇2
讨论这个话题时，有一点必须明确，即澳大利亚文学史不是中国文学史，也不是华人文学史，正如中国文学史或华人文学史不是澳大利亚文学史一样，因此不能指望澳大利亚文学史中充满关于中国文学或华人文学的指涉。然而，对于一个仅有200来年白人殖民历史，但有四万多年无书写的土著历史，华人从最初抵达到现在几近200年的国家来说，其文学史在多方面与华人和中国文学发生了种种难分难解的关系。这些交流在最初的几本文学史中还看不出痕迹或路径，只通过某些作家或作品有简短或间断的呈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封闭、自闭的澳大利亚自冷战结束后逐渐对外开放，特别是对亚洲和中国开放，澳大利亚文学史中关于中国文学、中国作家、华人文学及其作品的指涉逐渐多了起来。
成果
我手中现有这样几部文学史，h·m·格林编写的1961年版两卷本“a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pure and applied（1923～1950）”（《澳大利亚文学史：纯应用本：1923～1950》），①勒昂尼·克拉默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1981年版“the oxford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牛津澳大利亚文学史》），②肯·古德温编写的1986年版“a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澳大利亚文学史》），③劳里·赫根汉主编、他人合著的1988年版“the penguin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australia”（《企鹅澳大利亚新文学史》），④伊丽莎白·威比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2000年版“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剑桥文学指南：澳大利亚文学》），⑤尼克拉斯·伯恩斯与吕贝卡·麦克尼尔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2007年版“a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since 1900”（《1900年以来的澳大利亚文学指南》），⑥以及彼得·皮尔斯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2009年版“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剑桥澳大利亚文学史》）。⑦
除此之外，还有茨内佳·古列夫等人编撰的“a bibliography of australian multicultural writers”（《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作家参考书目》）（1992），其中为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作家，特别是来自华裔背景的作家，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⑧
由此可见，从1961年到2011年的半个世纪中，共出版了七部澳大利亚文学史，从单人独著，一花独放（仅二人，即h. m. green和ken goodwin）的个人英雄式撰写文学史，逐渐过渡到一人主编，多人合著的百花齐放局面，⑨平均每十年一部文学史还多，这对一个截至2000年人口仅2100万的小国来说，成果不可谓不丰。
索引
只要稍微翻翻h·m·格林独编的1961年版两卷本《澳大利亚文学史：纯应用本：1923～1950》的索引，就可发现，该书索引中，没有asian（亚洲的）、china（中国）、chinese（中国的）等具有标志性的重要字眼，也无任何华人作家的名字，包括目前最重要的华人作家之一布莱恩·卡斯特罗（brian castro）。⑩勒昂尼·克拉默主编，他人合著的1981年版《牛津澳大利亚文学史》）和肯·古德温编写的1986年版《澳大利亚文学史》情况更加不妙，整部书的索引完全没有上述术语。也就是说，截至1986年，澳大利亚的三部重头文学史，是与中国文学和华人文学毫无关系的，至少从索引角度来讲是如此，它并不说明澳大利亚没有华人作家，而是说明这些作家人数较少，地位较低，也说明著作者和编撰者缺乏这方面的敏感和意识。
从劳里·赫根汉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1988年版《企鹅澳大利亚新文学史》起，这方面有了突破。可以看到，该书索引中出现了asia（亚洲）、chinese（中国人）、chinese poetry（中国诗歌）、migrant writings（移民写作）、migrants（移民）、multiculturalism（多元文化）等词汇，以及一位名叫ee tiang hong{11}的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诗人。
21世纪头一年出版，伊丽莎白·威比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剑桥文学指南：澳大利亚文学》则有更大进展。这本书虽是2000年出版，但应该早在几年前就已开始撰写，其索引所收入的相关词条有asia（亚洲），下含自传、历史联系、小说、诗歌、戏剧等；asian-australian writers（亚澳作家）；china（中国），下含历史、文学等；ethnicity（族性），下含传记、历史、文学批评、诗歌、戏剧等；immigrants（移民），下含小说、电影、文学批评、诗歌、戏剧等。其所含华族背景作家更多，有布莱恩·卡斯特罗，阿琳·蔡（arlene chai），贝思·叶（beth yahp）和欧阳昱（ouyang yu），{12}但缺了易天鸿。同时还有一个关于澳大利亚首家华文文学杂志《原乡》（otherland）的词条。{13}
尼克拉斯·伯恩斯与吕贝卡·麦克尼尔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2007年版《1900年以来的澳大利亚文学指南》，加大了亚裔作家的力度和深度，其索引囊括词条有asian australians（亚裔澳大利亚人），下含亚洲男性及同性恋关系、亚澳女性、亚裔澳大利亚人及流散区、亚裔澳大利亚人的家史、澳大利亚的亚洲形象；china and chineseness（中国及中国特性），以及众多澳大利亚华裔作家，{14}如高博文、阿琳·蔡、土著华裔戏剧家吉米·齐（jimmy chi）、汤姆·邱（tom cho）、{15}廖秀美（lau siew mei）、黄贞才（lilian ng）、欧阳昱、莫妮·赖·斯托兹（moni lai storz）、陈志勇（shaun tan）、张思敏（hsu-ming teo）、土著华裔小说家阿列克西斯·赖特（alexis wright），以及贝思·叶。这说明，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晚期，澳大利亚文学史对亚裔澳大利亚作家和写作这一块，由于华人、华裔作家的影响，已经有了较深的认识，而这与主编者身在海外（美国），本身不是澳大利亚人有着一定的关系。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国际意识。
彼得·皮尔斯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剑桥澳大利亚文学史》（2009）出版时，21世纪的头十年已接近尾声。这部著作是除格林的文学史外，篇幅最大的一本，共有612页，其索引所覆盖的相关词条有：asia（亚洲），下含的亚词条有business opportunity（商机），changing attitudes（变化的态度），colonial sneer（殖民的鄙视），diaspora（流散地），journalist discourse（新闻话语），military engagement in（***事战斗），sexual threat（性威胁），sexualisation（性欲化），spiritual east（精神性的东方），women writers（女性作家）等；asiaphobia（恐亚症）；高博文（brian castro），下含其五部作品，birds of passage（《候鸟》，一译《漂泊的鸟》），double wolf（《双狼》），drift（《漂》），pomeroy（《波默罗伊》）和shanghai dancing（《上海舞》）；土著戏剧家jimmy chi；chinese，下含australian antipathy（澳大利亚的冷漠），autobiography（自传），degrading epithets（污蔑的语言），immigration（移民），in children’s literature（儿童文学中的）[中国人]，newspaper cartoons（报纸漫画）等亚词条；李存信（li cunxin），下含其一部作品，mao’s last dancer（《毛的最后一个舞者》；{16}fiction（虚构小说），下含的诸多亚词条中，有一条是asian subjects（亚洲主题）；澳华女批评家tseen khoo；otherland（《原乡》杂志）；欧阳昱（ouyang yu）；方佳佳（alice pung），下含其一本书unpolished gem（《璞玉未琢》）；{17}原籍马来西亚的澳华诗人stanley sim shen；原籍马来西亚的澳华插***画作家陈志勇（shaun tan），下含其两本书：the arrival（《抵达》）和the lost thing（《失物招领》）；贝思·叶，下含其一本书：crocodile fury（《鳄鱼的愤怒》）；杨威廉（william yang），下含其一本书：sadness（《悲》）；以及沈园芳（shen yuanfang），下含其一本书：dragon seed in the antipodes（《对跖地的龙种》）。
早期的评论
我们现在来看看早期几部文学史，如h·m·格林编写的1961年版两卷本《澳大利亚文学史：纯应用本：1923～1950》），勒昂尼·克拉默主编、他人合著的1981年版《牛津澳大利亚文学史》），肯·古德温编写的1986年版《澳大利亚文学史》）和劳里·赫根汉主编、他人合著的1988年版《企鹅澳大利亚新文学史》中，关于对中国文学或华人文学等的评价。
在h·m·格林编写的1961年版两卷本《澳大利亚文学史：纯应用本：1923～1950》）中，索引中只找到一条能与中国挂上钩的词条，即zen philosophy（禅学）。不过，这一条引入了一个重要的澳大利亚诗人，中国文化和文学对其影响要大大超过同时代的很多澳大利亚作家。此人就是哈罗德·斯***亚特（harold stewart，1916～1995），最重要的诗作是长诗“a flight of wild geese”（《飞鸿》），诗中讲述了吴道子和张志和的故事。
据格林评论，哈罗德·斯***亚特的同时代人中，也不乏受东方影响者，如诗人弗雷德里克·麦卡特尼（frederick macartney，1887～1980），但东方影响只是“一晃而过，他们转向这种影响，但又离弃而去”。{18}哈罗德·斯***亚特不是这样。据他给格林的亲笔信中说，“古代中国和东方对我的总的影响，相当于希腊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对英国诗人的影响。”{19}格林指出，斯***亚特诗歌中的“一个要点在于，其诗中的风景都是中国风景……[他]似乎在东方，在中国文学、在禅学、在一般的中国文化，而且最重要的是，在中国风景画中，找到了某种自然的亲和力。他如此浸润其中，以致他作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都以古代中国为基础，”而不像其他澳大利亚作家那样，以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希腊和罗马的文化为根基。{20}黄源深撰写的《澳大利亚文学史》中，关于哈罗德·斯***亚特曾有两处提及（268和530页），惜乎只字未提他与中国文学的这种渊源。{21}
勒昂尼·克拉默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牛津澳大利亚文学史》1981年出版，对亚洲和中国的影响一笔带过，除了哈罗德·斯***亚特之外，仅提到一个年轻诗人罗伯特·格雷（robert gray），说他就像最近那些从亚洲音乐中吸取养料的作曲家彼得·斯卡尔索普（peter sculthorpe）和理查德·密尔（richard meale）一样，也从“中国和日本文化中找到了同样的滋润”。{22}遗憾的是，该书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影响均略去不提。肯·古德温编写的1986年版《澳大利亚文学史》中，则找不到有关话题的片言只语。
其实，截止1986年，生于1950年的高博文已于1982年出版了他的获奖小说《候鸟》。生于1933年，并于1975年来澳的马来西亚华人诗人易天鸿也早于1960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即i of the many faces（《多张脸集合的我》），但都未见古德温的“文学史”。可见文学史都是遗漏和包容并存，往往遗漏大于包容，且在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实行的第二个十年中（始于1972年），并没有完全让那些自负的白人批评家和史学家打开眼界。{23}
中期的评论
我所说的“中期”，是指1980年代末期到2000年这段期间，这时，出版了劳里·赫根汉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1988年版《企鹅澳大利亚新文学史》和伊丽莎白·威比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2000年版《剑桥文学指南：澳大利亚文学》），我之所以未把后者算入近期，是基于这样一个推断和认识，即2000年出版的作品，其写作应大大早于出版日期。我们看到，进入八九十年代，澳大利亚的文学史写作，已与前期有了极大不同，即不再单人独写，而是多人合写，从而开始了文学史的多元写作时代。
彼得·皮尔斯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剑桥澳大利亚文学史》（2009）出版时，21世纪的头十年已接近尾声。这部著作是除格林的文学史外，篇幅最大的一本，共有612页，其索引所覆盖的相关词条有：asia（亚洲），下含的亚词条有business opportunity（商机），changing attitudes（变化的态度），colonial sneer（殖民的鄙视），diaspora（流散地），journalist discourse（新闻话语），military engagement in（***事战斗），sexual threat（性威胁），sexualisation（性欲化），spiritual east（精神性的东方），women writers（女性作家）等；asiaphobia（恐亚症）；高博文（brian castro），下含其五部作品，birds of passage（《候鸟》，一译《漂泊的鸟》），double wolf（《双狼》），drift（《漂》），pomeroy（《波默罗伊》）和shanghai dancing（《上海舞》）；土著戏剧家jimmy chi；chinese，下含australian antipathy（澳大利亚的冷漠），autobiography（自传），degrading epithets（污蔑的语言），immigration（移民），in children’s literature（儿童文学中的）[中国人]，newspaper cartoons（报纸漫画）等亚词条；李存信（li cunxin），下含其一部作品，mao’s last dancer（《毛的最后一个舞者》；{16}fiction（虚构小说），下含的诸多亚词条中，有一条是asian subjects（亚洲主题）；澳华女批评家tseen khoo；otherland（《原乡》杂志）；欧阳昱（ouyang yu）；方佳佳（alice pung），下含其一本书unpolished gem（《璞玉未琢》）；{17}原籍马来西亚的澳华诗人stanley sim shen；原籍马来西亚的澳华插***画作家陈志勇（shaun tan），下含其两本书：the arrival（《抵达》）和the lost thing（《失物招领》）；贝思·叶，下含其一本书：crocodile fury（《鳄鱼的愤怒》）；杨威廉（william yang），下含其一本书：sadness（《悲》）；以及沈园芳（shen yuanfang），下含其一本书：dragon seed in the antipodes（《对跖地的龙种》）。
早期的评论
我们现在来看看早期几部文学史，如本文由收集整理h·m·格林编写的1961年版两卷本《澳大利亚文学史：纯应用本：1923～1950》），勒昂尼·克拉默主编、他人合著的1981年版《牛津澳大利亚文学史》），肯·古德温编写的1986年版《澳大利亚文学史》）和劳里·赫根汉主编、他人合著的1988年版《企鹅澳大利亚新文学史》中，关于对中国文学或华人文学等的评价。
在h·m·格林编写的1961年版两卷本《澳大利亚文学史：纯应用本：1923～1950》）中，索引中只找到一条能与中国挂上钩的词条，即zen philosophy（禅学）。不过，这一条引入了一个重要的澳大利亚诗人，中国文化和文学对其影响要大大超过同时代的很多澳大利亚作家。此人就是哈罗德·斯***亚特（harold stewart，1916～1995），最重要的诗作是长诗“a flight of wild geese”（《飞鸿》），诗中讲述了吴道子和张志和的故事。
据格林评论，哈罗德·斯***亚特的同时代人中，也不乏受东方影响者，如诗人弗雷德里克·麦卡特尼（frederick macartney，1887～1980），但东方影响只是“一晃而过，他们转向这种影响，但又离弃而去”。{18}哈罗德·斯***亚特不是这样。据他给格林的亲笔信中说，“古代中国和东方对我的总的影响，相当于希腊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对英国诗人的影响。”{19}格林指出，斯***亚特诗歌中的“一个要点在于，其诗中的风景都是中国风景……[他]似乎在东方，在中国文学、在禅学、在一般的中国文化，而且最重要的是，在中国风景画中，找到了某种自然的亲和力。他如此浸润其中，以致他作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都以古代中国为基础，”而不像其他澳大利亚作家那样，以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希腊和罗马的文化为根基。{20}黄源深撰写的《澳大利亚文学史》中，关于哈罗德·斯***亚特曾有两处提及（268和530页），惜乎只字未提他与中国文学的这种渊源。{21}
勒昂尼·克拉默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牛津澳大利亚文学史》1981年出版，对亚洲和中国的影响一笔带过，除了哈罗德·斯***亚特之外，仅提到一个年轻诗人罗伯特·格雷（robert gray），说他就像最近那些从亚洲音乐中吸取养料的作曲家彼得·斯卡尔索普（peter sculthorpe）和理查德·密尔（richard meale）一样，也从“中国和日本文化中找到了同样的滋润”。{22}遗憾的是，该书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影响均略去不提。肯·古德温编写的1986年版《澳大利亚文学史》中，则找不到有关话题的片言只语。
其实，截止1986年，生于1950年的高博文已于1982年出版了他的获奖小说《候鸟》。生于1933年，并于1975年来澳的马来西亚华人诗人易天鸿也早于1960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即i of the many faces（《多张脸集合的我》），但都未见古德温的“文学史”。可见文学史都是遗漏和包容并存，往往遗漏大于包容，且在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实行的第二个十年中（始于1972年），并没有完全让那些自负的白人批评家和史学家打开眼界。{23}
中期的评论
我所说的“中期”，是指1980年代末期到2000年这段期间，这时，出版了劳里·赫根汉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1988年版《企鹅澳大利亚新文学史》和伊丽莎白·威比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2000年版《剑桥文学指南：澳大利亚文学》），我之所以未把后者算入近期，是基于这样一个推断和认识，即2000年出版的作品，其写作应大大早于出版日期。我们看到，进入八九十年代，澳大利亚的文学史写作，已与前期有了极大不同，即不再单人独写，而是多人合写，从而开始了文学史的多元写作时代。
劳里·赫根汉主编的《企鹅澳大利亚新文学史》，尽管是1988年出版，在对华人作家的评论方面，仍看不到对高博文的评价，但却有关于易天鸿的词条，他也是唯一进入这本史册的华裔诗人。
1980年代初，澳大利亚文学界开始关注移民文学，出版了两本移民文学文集，即茨内佳·古列夫编撰的displacement， migrant story tellers（《错位：移民故事讲述者》）（1982）和彼得·斯库茨内基（peter skrzynecki）编撰的joseph’s coat： an anthology of multicultural writing（《约瑟夫的外套：多元文化作品集》）（1985），这虽然开创了多元文学的先河，但其中收录的作者多为欧洲背景，极少有亚洲和中国背景的作家，只收入了来自韩国的长篇小说家don’o kim一人。{24}
有意思的是，《企鹅澳大利亚新文学史》在注意到这些文集漏掉了来自意大利背景的罗莎·卡皮耶罗（rosa cappiello），来自希腊背景的蒂米特里·查路马斯（dimitris tsaloumas）和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诗人易天鸿的同时，却完全没有提到来自香港的高博文，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疏忽。{25}
在把易天鸿与上述另外两个作家进行对比之后，《企鹅澳大利亚新文学史》指出，易天鸿的“诗歌声音更安静，更斜向，也更带讽刺意味”，而且，“他作品的内容大多是探索他家乡马六甲历史所特有，含有葡萄牙、荷兰、英属华人和马来人等复杂多变的国际主义与当代的关联”。{26}同时还注意到，易天鸿来澳十年后创作的“coming to”（《苏醒》）一诗，把澳大利亚比作“一个几乎把人淹死，又重新恢复神智，找到陆地，找到‘新的面孔、澳大利亚同胞’的地方”。{27}
该书指出，易天鸿和其他移民作家作品中的“主要形象”都是“监狱、沙漠和避难所”。{28}指出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后来的移民作品，包括华人移民的作品中，这些形象依然不断出现。{29}
诗歌方面，仅有一位女诗人被提到，即罗斯玛丽·多布森（rosemary dobson），说她的诗集the three fates（《三种命运》）（1983）中“具有中国诗歌的轻盈而准确的特质”。{30}
这本书与以前几部文学史不同之处还在于，它注意到了澳大利亚文学对具有土著背景和移民背景人物的描述，其中就有中国人。文学作品从来不乏对外族人的形象描写，但此前的澳大利亚文学史对此极少关注，留下了一个空白，直到《企鹅澳大利亚新文学史》1988年出版为止，这大约也是其“新”之所在。不过，在论述相关作品时，编撰者和撰写者却没有深刻反省其中的种族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问题，{31}只是很肤浅表象地指称，对华人的丑化，可能是因白人觉得受到来自“邪恶黄种力量”的威胁，也可能是因他们“暗地里害怕狡猾的东方人引诱白种女性”。{32}该书注意到这一现象，与塞希尔·哈格拉夫特1986年编辑出版的一本《劳森之前的澳大利亚短篇小说》有关。{33}哈格拉夫特称，该选集搜集了1830～1893年之间的“最佳作品”。{34}其实，其中有多篇小说都涉及华人，以及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如坎贝尔·麦克拉（campbell mckellar）的小说《***的秘密》（the premier’s secret），述说了一伙醉醺醺的剪羊毛工，把一个华人厨师活生生地卷进羊毛机中打包运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35}这部史书谈到这些问题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故事中“针对华人的暴力，以及暴力的经济和性基础等，都是显而易见的。”{36}
伊丽莎白·威比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2000年版《剑桥文学指南：澳大利亚文学》，是一部不太厚的文学史书，仅326页，但对亚裔、华裔或华人作家，以及相关问题的描述则较前更多，尽管多属三言两语式。进入这部史书的，共有四位华裔作家，即高博文，阿琳·蔡，贝思·叶和欧阳昱，但未提及易天鸿。德丽丝·伯德注意到，近期出现了一批以亚裔澳大利亚作家为主的“流散作家”，其中最有名望者为高博文，其六部长篇“难以归类，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变动，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声音和文化视觉，表明了身份及国家类别的不确定性，以及当代故事叙述的问题化状态，这都是流散***治的中心问题。”{37}其他一些作家则基本一笔带过。
欧阳昱是被提到的唯一一位澳大利亚华人诗人。戴维·马库伊评述说：“欧阳昱（原先来自中国），他勾勒了一系列与声音、流放和语言等方面，少数族群所共有的兴趣，但他的反诗成语比瓦尔维茨（walwicz）和派欧（？仔？紫）更甚，愤怒对他的诗歌来说也更为核心。”{38}
这部文学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澳大利亚文学与中国的联系比较关注。在诗歌方面提到了受中国诗歌影响的一些诗人，如哈罗德·斯***亚特，其诗歌传达了他对物质主义的厌恶：“这儿，心灵的房屋，不再受烦忧和债主的/困扰。心中无钱，才得休憩。/我不拥有任何东西，任何东西也不拥有我。”{39}受中国诗歌影响的诗人还有罗伯特·格雷，他渴望回到大自然中，回到“那些古老的中国人的（世界）/他们寻找着正确的生活方式”。{40}
尽管1990年代在澳大利亚，曾出现过一系列澳华文学杂志，如《新金山》（半文学刊物），《大世界》，《满江红》和《原乡》（otherland），但可能因《原乡》在英文方面进行的大量工作，而进入这部文学史。关于该杂志，书中说：这是澳大利亚的“一本非英语出版物”。{41}
近期的评论
所谓“近期”，是指2000年后至2011年为止所出版的几部文学史，这主要有尼克拉斯·伯恩斯与吕贝卡·麦克尼尔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2007年版《1900年以来的澳大利亚文学指南》和彼得·皮尔斯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剑桥澳大利亚文学史》（2009），前者477页，后者612页，不长也不短。前者始于1900，止于2005年，跨度为105年，{42}后者起于1788，止于2008，跨度为220年。前者除高博文、欧阳昱之外，还新添了原籍菲律宾的华裔作家阿琳·蔡，土著华裔戏剧家吉米·齐（jimmy chi），澳华女批评家tseen khoo，澳洲华裔作家汤姆·邱，原籍中国大陆的学者沈园芳，原籍中国大陆的作家方向曙和桑晔，原籍马来西亚的华裔作家廖秀美，原籍新加坡的华裔作家黄贞才，原籍马来西亚的华裔作家莫妮·赖·斯托兹，原籍马来西亚的华裔作家陈志勇，原籍马来西亚的华裔作家张思敏，土著华裔小说家阿列克西斯·赖特，原籍马来西亚的澳华诗人stanley sim shen，以及原籍马来西亚的华裔作家贝思·叶。后者新添的华人作家则是李存信，原籍柬埔寨的华裔作家方佳佳，以及澳华摄影师兼作家杨威廉。现就这两本文学史中所出现的新变化，以及这些华人作家之间在创作和思想上的异同。
尼克拉斯·伯恩斯与吕贝卡·麦克尼尔在他们合作主编的《1900年以来的澳大利亚文学指南》的《前言》中指出，他们不拟把该书做成一本“权威”之著。{43}由于篇幅有限，撰写人员有限，他们除了请专家专写之外，也请了非专家来写专门领域之外的论文，如请欧阳昱写澳大利亚小说家扎维尔·赫伯特（xavier herbert），请瑞士的美国文学专家德博拉·马森（deborah madsen）写亚澳写作专章，请瑞士学者维尔纳·森（werner senn）写澳大利亚诗人莱斯·默里（les murray）专章，请斯洛伐克的文学专家雅洛斯拉夫·库斯尼尔（jaroslav kusnir）写澳大利亚后现代小说，还请长期在澳但国籍为挪威人的温卡·奥门森（wenche ommundsen）撰写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多元文化主义等。{44}这说明，这部由两个美国人合编的澳大利亚文学史，具有很强的国际视觉，正如他们所说：“澳学专家的文学批评，再也不意味着仅仅是澳大利亚人的文学批评了。”{45}
这个观点视野开阔，角度新颖，一下子就把它与从前几本文学史的距离拉开了，特别是在关于亚澳写作（asian australian writing）方面就更其如此，其中有两章与本文讨论有关，一章是《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多元文化主义》，另一章是《亚澳文学》。除此之外，该文学史还有关于澳洲土著文学、犹太人文学，以及通俗文学和同性恋文学等的讨论。
奥门森对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多元文化主义进行了分析之后指出，在澳大利亚，除了英国和爱尔兰这个主流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提法，如多元文化写作、移民写作、非盎格鲁-凯尔特写作、少数写作、nesb（非英语背景）写作、少数民族写作、流散写作等，{46}但都难以尽言。虽然她也没有提出一个更好的统括性门类，但她注意到了来自欧裔和亚裔背景的作家（未提及非裔），特别是亚裔作家的出现，颇受美国亚裔作家成功的影响，如汤婷婷和谭恩美等人。不过，她指出，有批评家认为，亚裔作家写作有向西方卖弄异国风情、耸人听闻之嫌，{47}甚至还有批评家认为，多元文化作品，质量“往往不高”。{48}奥门森举了几个例子，如高博文的作品被认为“难懂”，{49}商业上不成功，欧阳昱的作品“生糙、愤怒”{50}等。加上海伦·德米登科（helen demidenko）写乌克兰的长篇小说《签名之手》（the hand that signed the paper）1994年获得澳洲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富兰克林奖，但被揭露有弄虚作假之嫌，因该作者并非乌克兰人，而是地道的英国人，导致多元文化写作进入低谷，颇遭非议。{51}
马森在讨论亚澳写作的专章中，一上来就把用中文写作的华人排除出去，自言她只谈“anglophone asian-australian writers”（盎格鲁亚澳作家），即用英文写作的亚澳作家，{52}似有偏颇，但因篇幅也不难理解。她引用沈园方，提到了澳洲19世纪的一位华人作家谭仕沛（taam sze pui），该引文如是说：
那些因各种理由留下来的人感到不受欢迎，遭到排斥，一连几代都保持低调。正如高博文在他的文章《错位者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他们“渴望变成隐身人”，撤回到大墙背后，反过来又在自己周围再围起大墙。还有进一步的证据表明，这种对沉默的渴望，通过华文报纸的一家家的倒闭而表现出来。{53}
除了来自亚洲其他国家如斯里兰卡和越南等地作家外，马森提到了一系列亚裔作家，其中有一位几乎从来不与华裔相提并论的杜伊·安格拉尼（dewi anggaraeni），原籍印尼的华裔女小说家，以印尼和英语双语写作，已出版四部长篇和一部短篇小说集，主题常涉及“亚洲文化遗产与西方生活方式、传统与现代、西方理性主义与东方神秘主义等之间的冲突”。{54}贝思·叶属华裔作家中较年轻的一代，1964年生于马来西亚，1984年随家移民澳洲，1998年又单独移居巴黎，在悉尼、吉隆坡和巴黎之间游动，比较难以定性，其长篇小说《鳄鱼的愤怒》（the crocodile fury）不谈澳洲，却获得维多利亚州总督奖和新南威尔士少数民族委员会奖。该作品把迂回重复的特点，作为一种“反殖民的”姿态，{55}同时非常关注被殖民妇女的地位。{56}
如果贝思·叶属60后，张思敏则是70后，这位女作家1970年生于马来西亚，1977年随父母移民到悉尼。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爱的晕眩》（love and vertigo）讨论了“移民、归属及身份”等问题。{57}其第二部长篇《月亮的背后》（behind the moon）则以对三个不合时宜，具有少数民族亚裔背景的人的关注，探讨了“当代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的复杂性和裂变”。{58}马森注意到，张思敏笔下的人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移民”，而是范围广大的移民，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又从马来西亚到澳大利亚的悉尼，对他们来说，“中国”已经遥远到从来不在文中提及的地步，已经不再是其“家园”。{59}
另一位华裔女作家阿琳·蔡属50后，1955年生于菲律宾马尼拉，1982年随家移民澳洲，著述虽多，但背景一般都不放在澳大利亚。同期还有一位女作家黄贞才（lilian ng），原籍新加坡，长期在悉尼当妇产科医生，著有两部长篇，但2005年前后回到新加坡居住。{60}她的第一部长篇《银姐》（silver sister）以梳头女的形象，探讨了多重移民的主题。其第二部长篇《云吞》（swallowing cloud）以很大篇幅描写了大陆女生与悉尼当地华人的性生活，遭到澳华评论家tseen khoo的猛烈抨击，谴责她笔下的亚洲女性“消极被动，默认一切，充当性奴，都是传统上的东方女性特点”。{61}对此，黄贞才作出了回应，说她所写的都比较真实，全是当妇产科医生时所听来的故事。{62}
大陆来澳作家中，提到了方向曙、桑晔和欧阳昱。土生土长的澳华作家方面，则提到了汤姆·邱。关于邱，有一点需要提及，即ta大约在2000年之前，名叫natasha cho，是位女性，但这之后，ta改名tom cho，成为男性。关于这一性别的变化是否对她/他作品有任何影响，这本文学史仅有少量讨论，{63}认为他/她对“混杂民族和种族身份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并以令人不安的方式把玩性别问题”。{64}更有意思的是，在汤姆·邱的笔下，谭恩美这样颇有建树的美华作家被无情嘲弄和奚落。{65}
由于其他史书提及高博文着墨颇多，此处不拟重复，只想指出，马森认为高博文与众多华人作家不同之处在于，他是“戴着面具前进的人”，{66}因此拒绝接受阿琳·蔡，张思敏和黄贞才等人作品所特有的那种“历史项目”。{67}
还有一些到目前出书尚不多的作家如原籍马来西亚的亚澳诗人stanley sim shen，其笔名是shen，原籍香港的女作家selina li duke和原籍越南的华裔作家david phu an chiem，因为作品不多，影响较小，此处按下不提。
这部文学史关注了两位土著华裔作家，一位是土著华裔戏剧家吉米·齐，另一位是土著华裔女小说家阿列克西斯·赖特。尽管对吉米·齐着笔不多，甚至都未提到他与华人的血统关系，但根据***的澳大利亚文学门户网站，生于1948年的吉米·齐母亲是土著，兼具苏格兰血统，父亲则兼有日本和中国血统。{68}他的作品中是否有中华传统影响和穿透，又是如何与土著文化和其他文化发生融汇，这样的问题完全没有加以关注，是该文学史的一大遗漏。另一位土著华裔女小说家阿列克西斯·赖特只在两处提及，一笔带过，完全没有触及她的华裔身份。即使在澳大利亚文学门户网站，也没有提到赖特的华裔身份，但她于2007年以长篇小说《卡奔特里亚》（carpentaria）获得澳洲最高文学本文由收集整理奖迈尔斯·富兰克林奖，abc国家电台对她进行的采访中，问到她兼具土著、爱尔兰人和中国人的血统身份，这是否能形成一种“永久的和好形式”时，引用了她曾写到的一段话说：“我经常在思考，其他国家的精神如何追随着该国的人，来到澳大利亚，这些精神又如何与归属于此地的古代神灵和解和好。我在想，某种永久的和好形式是否能在思维的这个层面在人民之间开始，如果不能，那我们的精神又作如何反应。”{69}赖特的回答是：“我认为，我们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试***和解这种精神，并试***考虑这些思想，因为我们是相当精神化的人，始终都在处理我们这个国家的精神问题，并试***为祖先的魂灵增光。”{70}
最近，也就是2011年的八月底和九月初，我应邀去西悉尼大学参加中澳作家论坛，在赖特讲话时，问了她一个我一直关切的问题，即她与中国文化的渊源。她第一次谈到了她来自广东的中国曾祖父，以及他与土著女性的真正“联姻”。她特别强调“married”（结婚），因为当初很多华人只是与土著人同居，显见她很重视这一点。她还提到了她华裔家族在土著集聚区种菜园子的旧事，屡次说那地方“beautiful”（很美）。
本章讨论的最后一部文学史，是和彼得·皮尔斯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剑桥澳大利亚文学史》（2009）。该书与尼克拉斯·伯恩斯与吕贝卡·麦克尼尔主编，并由他人合著的2007年版《1900年以来的澳大利亚文学指南》不同之处在于，所有章节撰写者基本都是澳大利亚学者，既是澳大利亚人，又住在澳大利亚，从某一方面来讲，可能更加深入，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可能并不开阔。例如，罗宾·格斯特（robin gerster）所写的一章，即《亚洲表现问题》，{71}讨论的是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中对亚洲和亚洲人的表现问题，但所讨论作家几乎90%以上都是白人，除了高博文一人之外，其他华裔或亚裔作家则一笔带过。显而易见，这对其他作品中也表现了亚洲的亚裔澳大利亚人是很不公平的。{72}
如果把这部文学史作为自1961年，h·m·格林编写的（《澳大利亚文学史：纯应用本：1923～1950》）半个世纪以来的一个史学句号，那么，我们可以从中看看是否对上述谈到过的华人、华裔作家有一个结论性的评语。可以看到，关于土著华裔作家，无论是吉米·齐，还是阿列克西斯·赖特，都始终未触及两人的华裔身份，好像这与其作品无关，只是提到吉米·齐新作中所揭示的“精神病和种族侮辱问题”{73}和赖特对“人类互动和居住史所提供的原住民观点”，{74}实在是过于轻描淡写了。
对华裔、华人或亚裔作家的处理过于简单和浮光掠影，应该是这部史书的主要缺憾，有山头化之嫌。例如，把高博文提到了很高的地位，逐书讨论了他的四部长篇小说，把他比作英国的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称他能采用“各种文学体裁”，哪怕写家史和自传，也能“破坏”读者对这种文体的“信心”。{75}关于欧阳昱，有批评家指出，他“不断对澳大利亚的霸权进行挑战”，是一个“烈马诗人”，{76}以致有人评说：“如果他不喜欢澳大利亚，那他从一开始就不该到这儿来。”{77}但关于上述提到的其他华人作家，却几乎都是简单肤浅，缺乏兴趣，没有可细读之处。
漏网之“书”
总的来说，文学史的关注，往往就是它的遗漏。它的最大遗憾，就是它永远落后于时代。就说自皮尔斯主编的《剑桥澳大利亚文学史》2009年出版以来，又出版了不少华裔作家和作品，如本杰明·罗（benjamin law）（中文姓名是罗旭能）、加布里埃尔·王（gabrielle wang）、洪振玉（ang chin geok）、梅剑青（boey kim cheng）、肯·赵（ken chau）、钟海莲（helene chung）、clara gray、leanne hall、jane hutcheon、willing hwang、廖秀美（lau siew mei）、陈顺妍（mabel lee）、miriam wei wei lo、jennifer martiniello、关家祥（andy quan），以及刚从新西兰迁居澳洲的女小说家alison wong等。作品方面就更多了，有方佳佳的《他父亲的女儿》（his father’s daughter）[2011]，欧阳昱的两部长篇《英语班》（the english class）[2008]和《散漫野史》（loose： a wild history）[2011]，高博文的《花园书》（the garden book）和《巴斯赋格》（bath fugue）等。所有这些人和书，要正式进入文学史，特别是澳大利亚文学史，还有待于时间的积淀，有待于文学史的撰写者开阔视野，打通思路，辨明方向。毕竟澳大利亚以盎格鲁-撒克逊和凯尔特人形成的主流，正在受到来自土著作家、少数族群作家、来自欧裔背景和亚裔背景的作家不断挑战和冲击，在全球化的今天和继续开放的未来，是不可能再扮演遮蔽造影的角色了。
① h. m. green， a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pure and applied（1923-1950）. sydney： angus and robertson， 1961.
② leonie kramer， the oxford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③ ken goodwin， a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macmillan， 1986.
④ laurie hergenhan， the new penguin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australia. ringwood， vic： penguin books， 1988.
⑤ elizabeth webb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⑥ nicholas birns and rebecca mcneer（eds）， a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since 1900. rochester， new york： camden house， 2007.
⑦ peter pierce（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⑧ sneja gunew， lolo houbein， alexandra karakostas-seda and jan mahyuddin（compiled）， a bibliography of australian multicultural writers. geelong： centre for studies in literary education， deakin university， 1992.
⑨ 必须指出，中国目前文学史的编写，还处于澳大利亚1960年代一人独编的“个人英雄主义”时期。
⑩ 当时1950年出生的castro年仅11岁。他的中文姓名是高博文。
{11} 中文姓名一称易天鸿，但无定论。
{12} 欧阳昱错放在“y”条下，以为他姓“昱”。
{13} 该杂志由欧阳昱、丁晓琦和孙浩良于1994年底在墨尔本创办，从第二期起，由欧阳昱主编至今，截至2011年已出版14期。
{14} 请注意，在澳大利亚，用英文写作的华裔作家，一般统称“asian-australian writers”（澳大利亚亚裔作家）。
{15} 原名natasha cho。
{16} 该书译文在中国出版时，标题处理成《舞遍全球：从乡村少年到芭蕾巨星的传奇》。王晓雨译。文汇出版社，2007年。{17} 该书后于2009年出美国版，英文标题成了unpolished gem： my mother， my grandmother， and me（《璞玉未琢：我母亲、我祖母和我》），一个非常庸俗、媚俗、通俗的标题。
{18}{19}{20} h. m. green， a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pure and applied（1923-1950）. sydney： angus and robertson， 1961， vol. 2， p.966.
{21} 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
{22} leonie kramer， the oxford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424.
{23} 岂止如此，1997年黄源深撰写出版的《澳大利亚文学史》中，也完全没有“多元文化主义”这一重要词条，尽管这已经是多元文化实施的第三个十年。
{24}{25}{26}{27}{28}{32}{34}{35}{36} 参见laurie hergenhan， the new penguin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australia. ringwood， vic： penguin books， 1988， p.441，p.442，p.443，p.167.
{29}{30} 欧阳昱在其英文诗集songs of the last chinese poet（《最后一个中国诗人的歌》）中，曾将澳洲称作perfect prison/of freedom（完美无缺的自由/监狱），1997， p.49；p.483.
{31}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ouyang yu， chinese in australian fiction： 1888-1988. cambria press，2008.
{33} 参见cecil hadgraft， the australian short stories before laws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37} 参见delys bird，原载elizabeth webb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03.
{38} 参见david mccooey，原载elizabeth webb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77.
{39} 参见harold stewart，原载elizabeth webb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95.
{40} 参见robert gray，原载elizabeth webb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73.
{41} 参见david mccooey，原载elizabeth webb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68. 实际上，该杂志已于2000年出版了中英文双语版（2000年第6期），其后又出版了数期全英文版。
{42}{43}{44}{45}{46}{47}{48}{49}{50}{51} 参见nicholas birns and rebecca mcneer（eds）， a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since 1900. new york： camden house， 2007， p.12；p.9；pp.9-11；p.9；p.75；p.79；p. 80；p.78；p.78；p.81.
{52}{53}{54}{55}{56}{57}{58}{59}{64}{65}{67} madsen， 原载nicholas birns and rebecca mcneer（eds）， a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since 1900. new york： camden house， 2007， p.106；p.110；p.111；p.112；p.115；p.119；p.120； p.121.
{60} 本人2005年应邀参加新加坡国际文学节，曾与之碰面，得知此消息。
{61} tseen khoo， 原载nicholas birns and rebecca mcneer（eds）， a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since 1900. new york： camden house， 2007， p.116.
{62} 参见nicholas birns and rebecca mcneer （eds）， a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since 1900. new york： camden house， 2007， p.117.
{63} 我希望这不是耸人听闻，因为我曾亲眼见到之前的她，也曾亲眼见到之后的他，很希望看到有关这个变化在其文字上的反映。
{66} 高博文，原载nicholas birns and rebecca mcneer（eds）， a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since 1900. new york： camden house， 2007， p.121.
{68} 参见http：//austlit.edu.au/run？ex=showagent&agentid=a%23l（
{69}{70} 参见该访谈录英文版：http：//abc.net.au/7.30/content/2007/s1958594.htm
{71}{73}{74}{75} 参见该文，peter pierce（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03-322；p.408；p.562；p.512.
中国大学评价篇3
关键词:大学评价 问题 措施
中***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2-122-02
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达到310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26.5%，中国的高等教育已进入国际公认的大众化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日益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府机构、社会公众迫切需要对大学的运行状况有所了解，大学评价目前成为人们了解大学的一种重要手段。本文尝试对目前我国的大学评价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一、大学评价的现状
在国内，自1987年开始，已有14个单位或个人发表了30多个大学评价结果。下面从五个方面对国内大学评价的发展及现状进行概述。
1.大学评价的组织者。我国大学评价的组织者涉及面比较广泛，包括国家科研院所（如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学研究所、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课题组、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大学评价课题组等）、大学（如湖南大学、中南工业大学等）、***府（国家科委）、信息技术公司（莱比格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及网站（网大），其中主要以科研院所为主。这与其评价的规范性、科学性、专业性及数据来源的可靠性是密切相关的。此外，近几年以期刊、网络为代表的媒体的参与，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对大学评价的关注，这也为大众了解大学评价提供了有效的渠道和途径。
2.大学评价的内容。在我国，大学排行始于***对大学科技实力的关注。通过对大学科技实力（或学术质量）的评估为大学排序，成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大学排行的突出特征。1987年9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学研究所采用SCI收录论文数量为唯一指标，对我国87所重点大学进行了排序，这一首次对国内大学进行的定量排名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后来大学评价的“基调”――以大学科研能力为主要评价内容，并主要选用SCI（科学引入索引）、EI（工程索引）等为数据源，以科技论文发文量和被引数量作为参考指标。随着国内“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的建立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推出，国内的大学评价指标也逐渐扩展到国内论文发文量，学科也由过去的自然科学领域延伸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此外，在对大学科研能力进行评价的同时，评价者的目光也开始投身高校的办学条件，人才培养等方面，力求从多个方面对学校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价。
3.大学评价的指标体系和权重。大学评价的指标体系是与评价内容相对应的，原先评价内容较为简单，侧重于学校的科研能力，因而评价指标也较为单一，且主要以发文量和引文量为标准。随着大学评价内容的多样化、评价指标也随之丰富，逐步发展到多指标、多级指标，并分级赋予不同的权重，这种加权的方法已为现今国内外各类大学评价所普遍采用。与原先的单一指标相比，现行的指标体系更为完善，更具有层次性，也更能全面反映大学的科学、科研及整体实力水平。但另一方面，由于现行指标体系基本上是线性的，因而这种方式对大学评价这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的适用性程度也开始引起有关学者的思考。
4.大学评价的数据源。任何评价，都需要做到科学、客观、公正。这除了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上得以反映之外，数据源的客观准确也是重要的保证。关于我国大学评价的数据来源，其发展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单一向复合发展，过去主要是选取一至两个数据源，且以SIC、EI等国外检索工具为代表；现在由于评价内容的多样化，数据源的选用呈现出复合化的趋势，一般评价单位大多选用包括国外检索工具、国内数据库及高校资料汇编等多个数据源。二是从以国外检索工具为主转向国内、国外数据库并重。国内的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等开始受到普遍的重视和日益广泛的应用，并在大学评价的数据源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5.大学评价的方式。从评价的方式来看，我国大学评价的结果主要是通过报纸、期刊和网站等方式来公布于众。这种多方媒体参与的方式，为公众了解大学评价提供了积极有效的途径。按的周期来看，目前国内大学评价可划分为两类：定期连续性的评价和只了一次的研究性评价。虽然这些定期连续性的排名在内容、指标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别，但它们按一定周期的常规性正是评价规范化的重要表现；而只了一次的课题研究的评价，也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对大学评价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实践，为其它的评价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二、我国现行大学评价存在的主要问题
大学评价要求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公正性和权威性，而目前国内的大学评价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一些问题。国内大学评价自从推出之后，对其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而争论也主要是围绕评价的规范性、科学性等要求而展开。
1.关于“谁来评”的问题。由谁来进行大学评价，实际上是一个评价主体的问题，同时又涉及到大学评价的目标定位。我国大学评价的评价主体包括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参与者。较之更早以前***府或有关部门组织的高校“选择性排序”而言，目前的大学评价似乎已淡化了***的色彩，而呈现出一种评价主体多元化的局面。评价主体多元化格局的结构和层次如何形成，也直接关系到大学评价的发展。从国外的评价经验和我国的发展需要来看，应该大力扶植和依托社会中介机构来开展大学评价活动，尽快建立***的社会化的科学评价体系。
2.关于不同类型大学的可比性问题。随着大学评价内容的丰富，以及评价对象（即高校）范围的扩大，不同类型大学之间的可比性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大学评价课题组在1997年的《中国大学研究与发展成果评价》中以“不同类型大学的科研人员平均具有相同创新能力”的假定为前提，引入了分类难度系数概念，试***解决这一问题。在近几次的大学评价中，虽然仍然保持有各类大学综合排名前100名的排行榜，但也开始对文、理科专业进行排名，并有按分省、单项指标等方法进行的排序。从中可以看出，分类、分学科、分专业评价的趋势正日益凸现。不同类型大学之间的综合排名有其存在的意义，人们可以由此形成一种相对宏观的不甚准确的认知，但其将会从大学评价的主要内容中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将是分类、分学科、分专业的评价。在以广大家长和考生为最大群体的使用者眼中，这也是大学评价的目的所在。
3.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的问题。大学评价的指标体系及权重是大学评价中的一个关键问题，直接关系到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准确性。同时它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根据不现的评价目标和内容，必须采取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这是大学评价的基本原则之一。
两组权重比例。在大学评价课题组所的大学评价中，评价指标体系由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两个一级指标构成，其权重比例分别为62.5%和37.49%。由原来的单一评价学校科研能力，发展到教学与科研二者并重，这无疑是对指标体系的扩展。但在权重比例上，则存在较多争议。另一组权重的争论表现在科学研究一级指标下属的两个二级指标；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方面。较之第一组指标权重而言，这一组的争论更为突出和集中。
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在大学评价中，人才培养和科研成果的数量与质量、学校的规模与效益的关系已成为大学讨论的热点之一。
从1999年开始，国内高校出现在合并潮流，如果再仅只是通过数量指标来进行评估的话，无疑将会造成“规模与水平相等同”的情况，即大规模将意味着高水平，数量越大，质量越高。很明显，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部分学者针对这种情况，提出将部分指标采用人均值的办法，以相对指标代替绝对指标，这也是国外的大学评价经常采用的方法。在评价指标体系中，数量型的数据较之质量型的数据易于获取，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重定量、轻定性”的问题。评价应是质与量评测相结合的过程，偏向任何一方，厚此薄彼都是不可取的。
关于学术声誉指标。如果将国内与国外的大学评价作一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对于学术声誉的评价是二者较为明显的差别。国外如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所进行的大学评价，都将学术声誉列为一级指标，并占据相当的比重。而我国大学评价，到目前为止除了网大网站以外，基本上都没有此项指标，而网大网站也是仿照沿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指标体系。国外对于学术声誉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学术声誉的认同和良好的评价环境的形成。在他们看来，这种相对模糊的概念，或许更本质、更准确地反映了一所大学的地位和影响。而在我国，首先对于学术声誉的作用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认知，此外也缺乏对学术声誉调查这种“人为主观”色彩更浓的指标进行评价的环境。
4.关于评价的数据准确性问题。除了指标体系和指标权重外，评价所采用的数据也直接影响着大学评价结果的合理性与准确性。国内目前的大学评价使用的是较为权威、客观且准确性较高的数据库中为数据，对于各高校自报的指标数据基本上不予采用。但目前的问题主要是：一是数据库数据滞后和不全的问题；二是学校和学科的数据如何细分的问题；三是数据的代表性和准确性问题。
三、关于大学评价的几点看法
根据上述关于我国大学评价问题现状及问题的分析，结合笔者在大学工作的经历，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1.明确大学评价的目的及主体。要讨论大学评价的指标体系是否合理，由那些评价主体来进行大学评价工作，首先要明确大学评价的目的是什么。笔者认为大学评价不外两个目的，一是为***府的高等教育管理及投资服务，一是为大学招生社会大众了解大学运行状况服务。从这两个目的出发，笔者认为大学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应该适度，至少应是***府***评价为主，社会评价为辅。该观点基于以下理由：一是大学评价的功利性。无论是从高等教育管理角度，还是为高校招生服务角度，大学评价都对高校有太强的利益相关性。如果完全由社会评价机构来运作，则很难保证高校能克服自身的利益冲动，很难杜绝高校与评价机构的私下交易，从而难以保证大学评价的公正性。二是数据来源的准确性。如果由***机构来组织大学评价，则数据来源的全面性和准确性根本不是问题；而由社会机构组织大学评价，其数据来源只能由公开发表或的数据来提供，而这此数据来源并不是根据大学评价目的来准备来组织的，自然与大学评价的模型难以适应，从而造成数据来源的不全面或不准确。所以笔者认为考虑到大学评价目前对高校自身及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应由***府专门机构或委托相关科研院所联合进行大学评价的组织实施工作，根据大学评价的目的设置评价指标体系，组织数据来源，并定期有针对性地评价结果。
2.确立分类、分学科、分专业评价的评价原则。大学评价的可比性问题的根源在于没有确立分类、分学科、分专业评价的大学评价原则。众所周知，各个学科之间的差异很大，但各个学科内部又具有高度的同质性；所以解决大学评价可比性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确立分类、分学科、分专业的大学评价原则。这一评价原则也有利于引导社会克服“规模等于高水平”的误区。当然分类、分学科、分专业的大学评价要注意分散的度的问题，不能过于分散，增强理解的难度和操作的复杂性。
3.两组权重指标的设置问题。关于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权重设置，根据分类评价的原则，不同类型院校的权重设置应体现差异。如研究型大学应以科学研究为主，科学研究的权重可参考科研院所的科研评价来设置；而普通本科教育院校、专科教育院校则以人才培养为主。我国目前的高校分为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专业型大学四类，在大学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设置可依据四类大学划分来设置评价权重，至少也应以教学型和研究型两类来设置权重，而不是所有高校都采用同一权重。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权重问题，在分学科进行评价的前提下，则这一问题根本不存在。
4.学术声誉指标问题。我国大学评价指标体系相当重视科学研究，但是又完全抛开学术声誉这一国际通用的重要指标是相当荒谬的，也是大学评价主要由社会评价机构来进行评价的必然结果。学术声誉评价需要组织同行专家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社会评价机构缺乏进行这种评价的学术严肃性和资源的可获取性。因此笔者认为大学评价应由***机构来专门组织进行，学术声誉评价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在评价的方式方法上可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保证学术声誉评价的公正客观。
5.评价数据的准确性和全面性问题。无论大学评价的指标体系如何先进科学，都必须有全面准确的数据作支持才有意义。现有的大学评价指标体系，要么是强调指标体系如何科学，但没有数据做支撑，其科学性没有实践检验自然值得怀疑；要么是指标体系根据现有数据削足适履，指标体系的科学性缺乏依据。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在于把大学评价问题作为一个系统问题来考虑，这一系统问题不仅涉及到指标体系的设置问题，更涉及到这一指标体系所涉及数据的可获取性问题；准确全面的数据不可能自然而然的产生，所以不论是***组织的大学评价，还是社会机构组织的大学评价，都不应只局限于根据现有数据来建立大学评价的指标体系，而应侧重于自身所从事大学评价的目的，主动建立自己的大学评价数据获取体系。这种数据的获取不仅包括被动的获取，如收集整理社会公开的各种数据，还要有意识的组织相关调查调研活动，主动获取大学评价所需要的数据，在与大学的互动和社会的互动中不断对指标体系进行动态调整，最终确立自己相对稳定的大学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获得广西教育厅教育科学项目“基于NSSE方法的广西区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研究”（2011C0025）支持。1397738364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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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评价篇4
[关键词]高等教育质量； 社会中介； 评价机制
[中***分类号]G64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717（2007）04003604The Comparis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er
Education's Quality Evaluation and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Social Agenc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LI Guocang，MI H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Abstract:The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is the key to evaluate the higher education's achievements. A scientific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must involve the multi-evaluation body， evaluation target， evaluation method， evaluation criterion and so on. The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social agency in the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t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that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social agency faces i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and offers some resolving tactics.
Key words: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social agency; evaluation mechanism
一、 自评为主的日本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体系
日本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体系从总体上看，先是遵循美国型的自我评价路线，后来从国立大学开始逐步依照英国型的第三方评价路线，即社会中介评价机制发展。早在1991年7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就在《大学设置基准》中明确规定：“为了提高教育和研究水平，实现大学的办学目的和社会使命，大学必须就学校教育、研究状况实行自我检查和自我评价。为了开展自我检查和自我评价，大学应制定相应的评价项目，建立必要的评价机制。”[1]以此为契机，实施自我评价，建立自我评价制度，成立指导实施自我评价的组织机构，成为当时日本各所大学评价改革方面的重要内容。自从以法律条文形式规定了大学具有自我检查、评价的义务后，日本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开始步入以自我检查、自我评价为主的评价模式。这种评价模式，充分发挥了各所大学的评价管理权利，使其可以根据本校的教育目的、理念以及学生和社会需求，根据大学自我检查和自我评价的宗旨，设立适当评价项目，制定符合本校的评价标准，建立形式不一的评价制度。从1991～1997年，“80%的日本高等教育机构（所有国立、公立和私立大学）都实施了自我评价，有的学校还实施了2轮或3轮自我评价”[2]。
因此，日本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尽管不是事先设立由文部科学省统一领导的大学评价机构，而是由大学根据各自的方法进行自我检查与评价，但日本大学在自我评价过程中已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自我评价模式。据日本总务厅行***监察局对大学行***现状的调查结果表明，日本大学自我检查和评价的程序一般为：首先收集和分析有关大学实态的基础性信息；其次在判断信息准确率的基础上，对收集和分析工作做检查和评价；最后，按照事前的设定目标和基准，有效地判断检查结果，积极寻找改善途径并做出评价。所以，日本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体系采用了在大学审议会和大学基准协会指导下的高校内部自我检查、自我评价模式，赋予各高校以充分的评价自主权。各所大学的自我评价目标、主体、方法都带有自身的特色，有的大学每年都要设立特定的专题进行评价，有的大学一年同时设立好几个专题进行评价，虽然采取形式不一，但基本宗旨都是为了对学校的教育水平、科学研究水平、人员素质和办学条件做出评价，从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二、我国行***主导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体系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价制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在教育领域内在需求和外在因素制约下，由***府部门组织、管理下产生的结果。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和***治体制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体系产生伊始就带有浓厚的行***导向和长官意***，含有较多经验主义因素，主要表现为：行***导向、长官意***在高等教育质量评价目标的确定、评价方案的制订乃至实施过程中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评价方案是行***运作的结果；缺乏有力的科学研究支持；评价只体现对现存人事、招生就业乃至教学等制度规则的维护；在价值方向上只突出***府自身需求；一定程度上造成对科研成果的排斥或轻视；评价标准整齐划一，难以兼顾到高等院校的具体情况和社会其它方面的利益；有些项目带有明显的形式主义色彩等。这种体系明显不利于把评价工作真正纳入到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中去。与同时期的日本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相反，这一时期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价，将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置于被动的受评地位，各类高等教育机构根本无权似乎也没有必要对自己的教育质量做出***自主的系统评价，高等教育质量评价只是***府的份内工作，这极大地制约了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的科学构建。
20世纪90年代以后，作为“计划经济体制最后一个堡垒”的高等教育事业，受到市场经济多元利益主体的冲击。人事制度改革、大学招生制度演变、大众化快速推进、大学毕业生就业机制变化、高等教育由社会的边缘地带走向中心地带，诸多因素形成的合力推动着社会各个阶层、不同利益群体对高等教育质量评价的关注。高等教育质量评价机制开始由***府、教育行***部门的单一性操作行为向多元的评价主体、目标、指标、方法演变。***府评价开始通过各种途径激发各个高校开展自我检查、自我评价的潜能，评价开始向多纬度、多元化方向转变，注重把***府的专家评价和院校的自我评价有机结合起来，院校也开始把最终的评价结果视为一种可能为自身带来发展机会的指标，从而主动自觉地参与到高等教育评价中。评价思想上的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的发展。
三、 社会中介评价机制在中日两国的不同地位
日本以自我检查、自我评价为主要特征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高等教育的办学质量，但是随着实践发展，这种以高等学校为单一主体的评价模式也逐渐暴露出许多不足之处。
首先，这种评价机制的主体和客体都是大学自身，致使大学在制定评价目标、方法，分析评价过程中收集到的数据，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无法保证评价结果客观公正；其次，受评价主体身份限制，评价的最终结果缺乏实际效力，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最后，各所大学的自我评价往往过于简单形式化，带有很强的任务性。针对这种现象，日本***府和社会在自我评价的基础上，引入社会中介评价机制，即由第三方就大学的自我评价进行再评价，或者由第三方对大学直接实施评价。日本国立大学实施行***法人化改革后，更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规定：由***于***府和大学的社会中介评价机构——大学评价和学位授予委员会，负责对高校的评价结果进行再检查和评价，或者直接对高校进行教学质量评价，由其做出的最后质量评价鉴定将通知各***法人和审议会，并向社会公布评价结果。
社会评价机制的介入，弥补了单独由各个高等教育机构进行自我评价的不足，不仅为评价结果的客观性提供了保障机制，同时由于评价结果好坏将最终影响到各高等教育机构的招生规模、专业设置、资金来源等方方面面，因而也极大地提高了高校自评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社会中介评价机制的科学性、客观性、权威性，已在日本高等教育评价体系中逐渐确立，并开始由边缘地带向核心地带移动。社会中介评价机制的理论、组织机构、方法体系等，正在向着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它在推动日本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向着科学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从总体上看，社会中介评价机制在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体系中的作用日益突显，但仍处于萌芽或者是边缘化状态。目前，中国高校基本上还是***府投资，***府办学，存在明显的***府垄断性。在高等教育质量评价方面，计划经济的“烙印”十分明显。现行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基本上还是由***府或者是教育行***部门到高校的自我封闭系统，与外界没有交流。社会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只是自发、自在的某种“氛围”，根本谈不上对高校质量发生实际作用。 由此，高校质量评价便产生这样一种现象：***府或者是教育行***管理部门通过周期性的不间断评估，加强了对高校的控制和管理，而社会甚至包括高等教育界的业内人士对前者所做出的“高校质量”评价却存在很大争议，原因在于中国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存在高校与社会之间信息的不对称，两者的对话往往对不上“口径”，中间缺乏一个协调二者关系的中介机制即社会中介评价机制。开放是当今社会发展包括高等教育发展的显著特征， 也是知识经济时代高校由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的必然趋势，社会对高校密切关注的目光和日益广泛的评价，形成一股对高校质量“欲施以监控的力量”，之所以称其为“欲施以监控”，是因为现行高校质量监控体系本质上还是***府办学、***府评价，社会第三方既没有参与评价的完善组织机构和评价程序，也没有法律上的保证。如：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1990年）只明确规定：“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是国家对高等学校实施监督的重要形式，由各级人民***府及其教育行***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却丝毫没有给社会中介评价机制一个法律地位，由此可见我国社会中介评价机制的状况。实际上，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使社会各界都可以向高等教育提出自己的目标和需要，民间性质的评价机构将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中来，而且，多元化的高等教育评价目标（包括同一评价主体的不同评价目标和不同评价主体的多重评价目标的矩阵）已成为社会现实，作为社会利益代表群体的社会中介评价机制的日益突显也是无可避免的现实。因此，在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体系中，社会中介评价机制将会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从评价机制的虚无状态或者是边缘状态走向评价的中心，成为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的一个重要主体。
四、 社会中介评价机制在我国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措施社会质量监控是高校质量监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社会中介评价机制就是社会质量监控的“晴雨表”。所以，建立和完善以社会中介为主的评价机制就变得至关重要。我国应该借鉴日本的经验，改变以往完全由***府主管部门设立独家评估机构和由此机构制定评价标准的做法。针对社会中介评价机制在我国所面临的问题，应当制定相应措施去发展和完善社会中介评价机制和民间评估机构的作用，从而由***府单一评价向社会多元评价转变。
第一，社会中介评价机制在中国缺乏权威性，处于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的边缘地带。由于社会中介评价机制在我国刚刚起步，缺乏相应法律法规给予地位上的肯定和约束，致使社会中介评价机制不能健康成长，无法充分发挥它在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体系中的应有作用，并及时反馈社会信息，其客观性、公正性难以彰显。因此，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体系要重视对社会中介评价机制的制度和法规建设，从法律上增加其权威性。我国的教育评价从1985年开始，在高等教育质量评价的有关法规中，虽已使用了社会评价(估)这一概念，但其含义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评价。所以，***府应当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中介评价机制的制度和法规，规范社会中介评价市场，以法律条文形式将社会中介评价机构设置合法化，使其法律地位明晰化，活动规范化，评价结果使用合理化，从而使其行为都有法可依，最终从根本上确立社会中介评价机构的权威性。
第二，我国的社会中介评价机制存在多元标准，评价指标变动频繁，不同社会中介评价机构对同一评价对象做出的评价结果相差悬殊。这种现象首先起源于社会中介评价机构的水平差异，其次在于不同的社会中介评价机构采用不同评价指标和方法且更改无常，这对于刚刚起步的社会中介评价机制无疑是一个致命打击，极易损害社会中介评价机构的权威，以致在初始阶段就造成人们对社会中介评价机制的错误看法。因此，应该建立一套合理、稳定的社会中介评价指标体系。社会中介评价是一项实用性、操作性较强的工作。依据社会中介评价的基本特点、原则，结合中国高等教育具体特点，建立一套合理且相对稳定的评价指标体系，是社会中介评价工作真正得以落实的关键。因为，社会中介评价指标是社会中介评价机构开展评价工作的依据，它直接指向学校办学的各个方面，客观上起着导向作用，所以，指标的选定一定要科学、合理。同时，从社会中介评价的特点来看，多元、多样、开放、不断更新变化是其基本特征，在保证评价高校教育质量核心指标稳定的同时，社会中介评价机构应根据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发展，以及学校的实际情况适时对评价指标进行必要调整，尽可能客观公正地反映各个高校的实际办学水平和质量。
第三，我国的社会中介评价机构缺乏科学性，评价队伍专业化程度低，严重影响了评价结果的权威性、合理性、公正性和科学性。目前，我国从事社会中介评价的专门机构还很少，并且专业评估人才极度缺乏。要使我国社会中介评价机制从虚无状态或者是边缘化状态走向高等教育质量评价的核心地带，就必须建立一批规范的社会中介评价机构，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专业评价人才。从机构建设来看，国家应当加强对这类中介机构的法制法规建设，保证它的***性和合法性，确保评价结果的公正性、合理性、科学性和权威性，实现国家宏观调控与管理。就社会中介机构本身而言，首先要正确认识自身地位，摆正位置；其次，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水平。中介机构是建立在信誉基础之上的，而信誉又是建立在专业性、***性、公正性和权威性之上的，其中专业性是最基本的前提。因此，社会中介评价机构应通过各种渠道吸收专业化的评价人才，建设自己的专业化评价队伍，确保评价结果的公正性、合理性、科学性和权威性。
总之，中日两国在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体系上既存在相似的地方又有许多不同之处，我们应该在比较和借鉴中不断反思和构建自己的评价体系，从而促进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快速提升。
[参考文献]
中国大学评价篇5
[关键词] 教学评价 英语写作课程 评价体系构建
引 言
教学评价的发展已有近百年历史，随着各国对教育素质的重视，教学评价研究在世界范围内被各国学者所青睐，各种评价方法也应运而生。我国学术界对教育评价的研究起步较晚，在教学评价理论和教学评价体系的构建上还处在缓慢的发展期，而针对***课程的教学评价研究发展则更为滞后，尤其是高校英语写作课程，目前各高校所采用的评价方式依然沿用早期的成果评价法，即通过考试成绩来对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教师的教学效果进行终结性评价。本文将针对这一具体问题，对我国高校英语写作课程的评价现状进行综合性评析，以期对高校英语写作课程教学评价的发展有所帮助。
国外教学评价研究的发展现状评析
国外教学评价研究发已经发展到了第三代。第一代教学评价研究建立在泰勒R.W.的教育评价观基础之上 [10]。该模式指出：评价者以一定教育目标为指导，根据教育者所希望的、学生应掌握的内容和方法，将教育目标行为化，对学生进行测量或检查，以学生行为达到目标的程度为基础来对教学的效果做出判断。这种评价方法重视单一的成果评价及评价的社会价值，对学生的个体价值和教学过程中的变化及表现并未体现。该方法的最大缺陷是将教学活动作为一个静态过程，忽略了教学的动态事实，因而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教师的个性特征进行评价时无法反映其动态的多元性，也无法真实反映 学生的具体发展与变化。
第二代教学评价方法通常被称为“过程描述法”，侧重描述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变化与发展。这种评价方法依托布鲁姆（1987）提出的“以目标达成度为中心， 注重适应并发展每个人能力” 的教学评价理论，将一门学科的教与学过程分成活动开始、活动过程、目标达成三个阶段，并根据不同阶段提出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终结性评价方法。第二代评价方法有较强的完整性，重视通过评价促进学生长久发展。此类评价方法特别重视在评价过程中，评价者对学生的全面了解，强调教师与学生的全员参与；强调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外部与内部评价相结合。但是，该方法只强调了评价的管理作用和功能，忽略了评价主体及评价价值的多元性特点。
第三代评价法伴随建构主义，人本主义等概念的引进，强调构建系统的评价体系。第三代教学评价研究将霍华德·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与前两代评价理论和现代教学实践相结合，提倡构建多元性教学评价体系，侧重体现评价者和被评价者的相互间的交流、理解、启发、学习以及共同的发展和变化。该评价方式将教学过程视为双向的动态过程，强调双向的心理建构，有更加科学的评价标准，较为灵活的弹性化指标和合理的多维评价体系。
可以看出，西方发达国家的教学评价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教学评价已经具有专业性实体依托，各种评价中心和机构应运而生，借助各种评价实体，通过规范化操作在实际教学活动中开展、深化。第二，教学评价研究开始注重跨学科研究，更为科学、合理的评价模式不断涌现。由于评价主体和客体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认知学、心理学、医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的各类研究方法被大胆地引进到教学评价研究中，与早期的评价理论相结合，使得评价研究的方法更为科学，研究手段更为多元，研究结果更为真实。第三，教学评价活动不仅考查教学的整个过程，还有针对各门课程更具体细致的评价，将评价活动分类、分阶段，因而积累了大量有效的实证研究经验。
我国高校英语课程评价及英语写作课程评价研究现状
1.我国教学评价研究大多滞留在理论探讨阶段，实证性研究正在起步
我国关于高校英语教学评价的研究依托英美教学评价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和方法的探索上，实证性研究经验还比较缺乏。如：叶立新[9]结合美国评论专家古巴和林肯德评价理论提出了“案例教学评价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对案例课程的评价、对案例教学（实施过程）的评价、对教师和对学生的评价等几个方面。案例教学评价所涉及的层面是复杂多样的，在评价方法上倾向于多元化。该评价法的关键问题是怎样将案例教学评价的理论、方法与教学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地主动学习，内化理论，最终落实到教学实践中。此外，田汉族[10]对三代教学评价理论及方法进行了详实的评析，并指出现有的教学评价模式是以主客二元对立思维为基础、以知识获得为主要目的，已不适应网络化社会、终身教育和教育改革深化的需要。而第三代教学评价方法“交往—发展性教学评价”是在批判传统教学评价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评价制度和评价思想，确立了绩效、职责、素质、关系四个标准，科学性、教育性、艺术性、关系性、绩效性五类指标。这种评价以人文精神为导向，有利于师生的自我教育和终身教育，改善评价者和被评价者关系，有利于反映交往教学的整体状况和个性特色，是一种促进教育改革深化的新的评价模式。罗少茜教授也指出，当前我国的英语教学评价所普遍使用的方式为终结性评价，这样的方式具有不完整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多次 强化分数的作用，很难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和学习的持久性。英语教学评价应当做到教、学、评三位一体，对学生的行为表现进行多方面评估。浙江师范大学的英语教学RICH项目在注重培养学生语言学习的过程中，将学习与应用相结合，学会反思和批判。RICH教改项目不再采用传统的终端考试评价制度，而采用档案袋评价法，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记录，将学生的学习过程作为一个成长过程[11]。霍力岩[12]对多元智力理论评价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多元智力理论对我国的教学评价发展有四点启示：（1）从符号到场景：在真实的情境中评价学生的发展；（2）从静态到动态：评价学生的发展过程；（3）从单维到多维：多元化地评价学生的发展；（4）从统一到多样：尊重并评价学生发展的差异性。
就目前情况来看，虽然我国的教学评价研究正逐步从第二代的过程描述法向基于多元智力论的第三代评价法进行过渡，但因为绝大多数的研究是建立在发达国家教学评价理论和实践之上，因而很难产生独特并有创新性的评价理论和模式；此外，这些研究更多地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实践性的评价活动虽有个别院校展开，但还未形成较为成熟、***的评价体系和实证性研究成果。
2.高校英语写作课程教学评价研究较为滞后，实证性研究极度缺乏
目前，我国高校英语写作课程的教学评价研究主要还停留在第二代评价理论和方法的讨论及运用上。王学锋副教授[13]提出的形成性评价反馈循环模式，就建立在第二代教学评价理论上，通过强调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双向评价及反馈来帮助学生明确学习任务， 制定学习目标， 确定学习策略， 借此达到使学生取得学习效果的自我监控、反思和调整的内部作用。何向明和穆林华[14]通过对近些年来许多美国中等学校所采用的“六项指标” ①（Six Traits）写作评价系统进行分析，指出高校英语写作课程的教学评价应当借助“内容+构思”的评价视角，突出评价的易懂性。但是，以上两类评价方式都没有关注评价主体和客体本身所具有的多元化因素。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英语写作评价应当分为不同层面来进行，如卢杰[15]就指出：根据不同评价目的和侧重点，英语写作评价可分不同的层面来设定评价标准，如语意层面、词汇层面、结构层面等，既可以用整体性评价标准也可以用分解式评价标准。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借助网络平台，探讨多元化体系的构建，如柴改英[7]就倡导应着力建构基于博客的英语写作评价体系，不断探索通过写作评价环节培养外语专业学生创新能力的有效方法。
可以看出，国内学术界已经开始关注具体针对某一门课程的评价研究，其中包括英语写作课程的评价研究。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我国高校英语写作课程评价研究的发展速度仍比较落后，未形成一定规模。虽然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上，我国专家也提出了很多评价方法，但在实际操作中，绝大多数高校还是按部就班，沿用第一代的终结性评价方法。因而，各高校针对英语专业写作课程的实证性教学评价研究和具体的实践活动成果基本为零，关于写作课程评价体系构建的研究成果也寥寥无几。
造成高校英语写作课程评价发展滞后的主要成因
首先，我国教学评价研究的起步较晚，外部环境不够成熟，因而限制了实证性教学评价研究的发展进度。而英语写作课程教学成果形成的时间较长，产生的是远期效益，因而国内大多数高校在资金和人力投入上有所顾忌，导致研究经费严重不足，很多具体的实践活动无法开展，研究人员也只能止步于理论探讨阶段。其次，传统观念通常将英语写作课程评价归属于英语教学评价的分支，认为听、说、读、写是四个紧密结合的子环节，在评价过程中习惯性的进行四个环节的整合性评价，写作评价体系的***地位则无法确定，其重要性也往往被忽视。再次，绝大多数研究人员通常认为，在进行教学评价时，每一个子环节的观察及评价最终都是服务于评价学生整体学习效果和教师教学成果的最终评价。因而，英语写作课程评价不应当有***的评价地位。传统观点赋予写作评价的这种从属性的定位，只能单方面反映学生是否可以运用英语较好地表达思想，不能借助学生的语言运用情况来考察和分析学生的思维和学习心理，没有从一个更合理的角度对学生进行评价。这种从属性地位限制了英语评价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导致英语写作评价只能运用单一因素的评价模式，忽略了学生在评价过程中的实际状态，无法达到多元化评价所需要的条件。
高校英语写作课程评价发展的意义
1.社会意义和价值
自国家***颁布新的《英语课程标准》以来，国内高等教育的相关部门都积极从教学的各个领域入手进行改革和创新。我国新的教学改革充分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及教师和学生的互动性，进一步强调通过更为科学化和人性化的教学模式来不断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教促学、以评促教，将教学、评价及学生个体发展相结合的教育理念只有通过构建合理、科学的教学评价体系才能实现。因此，大力发展高校英语专业多元化写作评价研究及相关体系的构建，不仅是顺应目前国内外教学评价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增强我国高校专业英语写作 评价研究方面竞争实力的迫切需要。
2.学科意义和价值
写作评价是写作教学中非常重要的环节，高校英语写作评价研究的发展，可以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最终会更好地促进整个英语教学评价的发展。写作评价的发展及合理构建，将评价过程转换为帮助学生个体不断发现自我、认识自我、发展自我的过程，不仅是对学科发展的促进，更是对学生思维和创造性的发展和肯定。同时，英语写作课程评价体系的构建，将写作教学和评价作为一个动态性整体，在整个写作教学的过程中，将教、学、评作为一个循环的过程，不仅对学生的行为、心理及表现进行评价，同时还对学生整个学习过程中的变化进行记录和描述，结合教师和学生的双向反馈来促进学生的学习兴趣及自主学习的能力。
结 语
教学评价是衡量教学质量的标尺，也是促进学生和教师共同发展的目标和动力。西方发达国家的教学评价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有较大的规模和合理、科学的体系，评价方式也更为多样，评价手段也更为规范。而我国高等院校的教学评价研究还正处在从第二代向第三代评价方法迈进的过渡期。同时，应当特别指出的是，相对于我国整体评价研究发展而言，高校英语写作课程评价的进程更显得较为落后。因而，只有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确立高校英语写作课程评价的***地位，加大资金和人力的投入，不断尝试，将第二代和第三的评价方法大胆的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去，才能为构建合理、科学的高校英语写作课程评价体系积累有效的实证性研究成果，最终促进整体性的英语教学评价研究的发展。
注释：
①“六项指标” （Six Traits） 的写作评价系统。这套评价系统由美国西北地区教育实验室（NWREL） 于1996年推出，是该实验室所设计研发的一整套写作教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人员依据多年考察探究的结果为这套系统设定了六个评价项目（内容、构思、观点、措辞、语句流畅、格式规范） 及与之配套操作的五级评分标准（5=优； 4=良； 3=中； 2=及格； 1=不及格） 。这套评价系统的突出特点是它所包含的六个评价项目是直接与教学项目相对应的。也就是说， 该体系下设的写作教学系统的教学内容与其评价系统一样也是由上述六个方面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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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评价篇6
关键词：破五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1]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背景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意义重大，也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评价提出了更高要求。2020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指出，“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2]。高校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重要生力***，其教学科研人员占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的80%以上[3]，也是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和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重要基地[4]。***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中强调，“扭转指挥棒，切实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改革，扭转“五唯”特别是唯论文倾向，引导高校社科界潜心做学问”[5]。因此，在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背景下，探讨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激励引导高校培养优秀哲社人才，潜心学问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推动高校“双一流”建设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的形势与挑战
随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评价理论与实践也经历了从起步、探索到体系初步建立，各阶段取得较多成果。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哲学社会科学自身特点等原因，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也面临新的形势与挑战。***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一段时间以来，在各大排行榜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中，“唯论文”“唯数量”“SCI至上”等现象比较堪忧，论文数量、影响因子、被引次数及人才头衔帽子等成为评价的重要指标，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术研究价值扭曲、学风浮躁、急功近利等现象，背离了学术研究的初心[6]。目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中面临如下新挑战。
（一）“唯论文”、论文“SSCI至上”的评价导向堪忧
2020年，***、科技部联合《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以破除高校科技评价中论文“SCI至上”的不良导向。实际上，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部分机构和高校简单移植自然科学的做法[6]，将SSCI（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社会科学引文索引）、A&HCI（Arts&Hu-manitiesCitationIndex，艺术与人人文科学索引）等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引入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标准中，并占有相当重要的权重，导致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论文评价中也存在“唯论文”、论文“SSCI至上”的现象，其后果更加严重。目前SSCI、A&HCI等收录期刊主要以欧美国家英文期刊为主。以SSCI为例，2019年共收录3245种期刊，从区域看，3025种期刊来自欧洲和北美洲，占比93.22%。从国别看，2378种来自美国和英国，占比73.29%，中国仅10种期刊入选，占比0.31%。这导致在哲学社会科学评价标准中以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主导。唯SSCI、A&HCI等收录的国际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导致国内部分学者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熟悉国际期刊的选题、视角、研究方向等，片面迎合西方学术范式，而忽略对中国本土问题的研究、人才培养和教学等[7]。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相关的学术期刊受到关注度偏低，从而形成创新研究成果偏少，影响力难以提升的“恶性循环”，学术话语体系受到限制。国内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与我国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相比显著滞后。
（二）简单化、过度数量化的评价倾向有待完善
目前国内外部分商业评价机构和评价体系，对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主要以论文总数、影响因子、被引频次、声誉调查以及具有各种头衔帽子的人才数等量化指标为主，忽略对研究成果质量和创新性，以及“立德树人”等难以量化观测点的考查，评价方法简单化、过度数量化，不能真实反映哲社学科的发展规律。受这些排名的影响，部分高校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人才引进、职称评定、课题申请、评优评奖等各类评审中，人才头衔帽子及论文篇数、影响因子、经费总额等数量化指标成为衡量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尺度，而对其成果内容创新、教育教学水平、人才培养成效等考察较少。简单化、过度数量化的评价导向及评价分类不明确，忽略了哲学社会科学自身的特殊性，导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影响因子，轻社会效应，重学术专著、科研论文，轻调研报告、咨询建议、文艺创作等不良倾向[7]。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关注不够，完全从理论到理论，未将论文和研究书写在中国大地，限制了高校智库作用发挥和服务社会的主动性、积极性，更不利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三）部分商业排名体系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形成一定的不良导向
随着评价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国际国内各类评价逐渐丰富发展。评价主体逐步从学术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由于不同的评价主体***治信仰、知识背景、利益结构等不同，导致评价目标、评价体系、信息获取、评估处理等不同，部分情况下对同一评价对象的评估结果差距较大。部分商业机构注重自身利益、企业品牌声誉影响，在排名体系中主要采集公共数据，偏重对科研与学术指标的考察，基本未设置立德树人成效方面的指标内容。同时，在评价中忽视了哲学社会科学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未分类分层、设计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用同一标准评价不同类型的学科专业，对学科发展规律与人才培养的本质考虑不够，存在急功近利现象，不能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不同评价对象的实际情况[8]。对高校等办学机构聚焦论文及定量指标产生一定误导，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形成一定的不良导向，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现状的原因分析
（一）哲学社会科学自身特点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
自然科学对自然规律的描述常常是定量的，具有可验证性，其评价也是量化的。与自然科学相比，哲学社会科学在研究对象、认知取向、研究成果、引用行为等方面显著不同。在研究对象上，其研究的是人类和个体及其组成的社会、文化产物，是一种主观的“软”事实，具有柔性和不可验证性，各人各派的学说很难取得一致或共识。在研究成果上，其以思想性、意识形态性、价值导向性为主要特征，有较多价值判断，意识形态属性浓厚[9]。在引用行为上，其与自然科学不同，其引文周期一般要比自然科学更长，存在“睡美人”现象[10]。与此同时，在哲学社会科学内，各学科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如人文科学是以人的内心活动、精神世界及其辩证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体系[11]，其侧重于社会中人的个体活动研究。社会科学是一种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侧重于社会中人的群体活动或社会活动的研究，较多使用自然科学的实证等研究方法。而艺术类科学除具有人文社会科学一般特点外，还具有注重实践、行知模式、创作归宿等特点[12]。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其评价的特殊性与复杂性，需要根据各学科的特点设置多类多样的评价标准，难以像自然科学一样具有全世界通用、较为统一的评价标准和模式。
（二）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哲学社会科学评价方向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快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建设成就。与此同时，社会快速变革产生的许多新的发展问题和时代问题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进行解答。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研究模式提出新的挑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是根据社会需要进行研究还是凭着兴趣爱好进行研究，追求近期研究效率还是长远的研究品质，都对评价的数量与质量等产生影响[13]。在经费投入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待遇不断提高，但与自然科学和国外同类国家相比，哲学社会学科的各类经费投入存在较大的不足与不均衡性，“二八”现象较为明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为了获得必要的经济待遇，指导研究生和从事科学研究，不断地申请各类课题项目，从而对研究人员的研究内容、研究导向产生较大影响，进而影响到学术评价。在文化上，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势必带来一定的文化冲击，传统文化受到各种思潮的挑战。少部分研究人员受不良思潮影响，缺乏传统文化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民请愿，为国立言论”“立德立功立言”等优秀精神。在研究上存在急功近利，追求数量不注重质量的问题，对学术研究和评价产生诸多影响。
（三）中国特色国际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仍需继续完善
目前，我国各类评价快速发展，自然科学相关评价已比较成熟。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主要移植于自然科学，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一定成果，比如***学位中心开展的学科评估，在学科评价层面初步探索形成区别于自然科学的评价体系。但叶继元等认为，我国尚未形成能走向世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性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14]。在评价指标体系上，部分排名排行榜忽视了哲学社会科学多样性、复杂性和中国特色，未分类分层、设计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在评价方法和手段上，还比较单一，实施同行评议的学术共同体与第三方评价机构这两个定性与定量评价主体存在割裂，难以融合[8，15]；在评价结果上，部分评价存在结果软化，未能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评价对象的实际水平，在后却对高校和研究者产生错误的评价导向。
三、中国特色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探析
***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建立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也指出要改进不科学的评价体系，坚决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16]。***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也强调要切实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改革，扭转“五唯”特别是唯论文倾向。本文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在破“五唯”背景下，就构建中国特色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评价体系进行初步探索，提出“五个更加”的思路。
（一）更加强化***治引领，把牢正确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导向
哲学社会科学本身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属性，构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必须深刻把握立德树人内涵，更加强化***治引领，把牢正确的哲学社会学科评价导向。在评价中把牢***治关，引导高校在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发表、传播思想中沿着正确的***治方向，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把思想***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17]。比如：对人才培养的评价中，重点考察立德树人，面向“四个服务”培养人才情况；对学科建设的评价中，引导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及话语权建设，相关成果要体现其对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的贡献，从学科覆盖度、厚重度、引领度等方面进行考察。对论文专著的评价标准，重点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理论和方法的原创性、学术影响，以及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构建的贡献。在课程体系中，考察马克思主义在教学目标、课程设置、教材使用、教学管理等的贯穿引领，考察思***课程和课程思***中有机结合立德树人情况。
（二）更加彰显中国标准，引导形成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本土性特点[18]。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评价体系构建中，应更加彰显突出中国标准，引导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立足中国大地，面向中国发展，解决中国问题。为扭转“唯论文”、论文SSCI至上等不良导向，在评价标准如科研成果、科研项目、获奖等更加强调中国标准。比如：“三报一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和《求是》）作为重要的***报***刊，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将在“三报一刊”发表的理论文章作为重要学术成果，与高质量学术期刊论文同等对待；将“马工程”教材、国家规划教材、具有重大影响力多次再版的教材等特色人文社会学科成果纳入指标体系，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建设；在智库成果的评价标准上，重点在应对解决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上，具有适用性、有效性和影响度。同时规定代表性学术论文成果中必须包含一定比例的中国期刊论文，鼓励优秀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优先在中国期刊，引导将论文书写在中国大地上。
（三）更加突出特色贡献评价，引导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发展要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研究总结，强化哲学社会科学服务社会发展的意识，主动与***府、企业对接联系，提高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的能力。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评价体系中，应更加重视“特色贡献”评价，注重问题导向，解决实践问题。适度淡化各类项目经费、学术论文等数量化指标和人才头衔帽子，强化发挥智库作用。重点考察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为研究起点，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1]，考察服务打造“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的特色贡献，考察其扎根中国大地，服务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的情况。比如：法学重点考察其在服务中国特色法学体系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面的贡献和作用等；艺术学类重点考察对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承弘扬与创新，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
（四）更加体现学科特点分类评价，引导高校哲学社会学科特色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在研究对象、方法、成果等方面显著不同于自然科学，且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间差异性较大。因此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中，应根据学科特点，针对不同评价对象和研究成果，分类评价，克服“一把尺子”评价的弊端，通过评价鼓励引导哲学社会科学特色发展。评价体系构建中应根据学科特点分类建立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比如评价体系的学术成果，应扭转“唯论文”的不良导向，既包括“著作”“教材”“***书”“普及读物”“收藏”等，还允许部分学科包含“译著”“编著”“古籍整理”“文学创作作品”等。在评价标准上，人文学科突出专著，注重代表作和标志性成果，专著评价权重应更多；社会学科重点考察研究方法、路径创新性，及原创性研究成果；艺术学科应考虑其实践性、创造性，着重考察在创作展演水平、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成就。
（五）更加强调同行评价，坚持价值性与科学性统一
在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中，应统筹好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扭转过度数量化等不良评价导向，注重对学术成果质量与创新力的评价。评价中将价值性与科学性统一，主要采用同行评议，学术共同体评价更能体现研究价值。为提高科学性，辅以引文分析等文献计量方法，以客观事实为基础，采用“融合评价”等新方法,提高同行评议的正确导向性、科学性和可信度[15，19]。以专家信任度为核心，以提高评价质量为目的，建立健全专家回避制、公示制、申诉制、元评价等制度，以形成良好的评价机制，保证评审专家信任度、权威性和相对公正性[14]。同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大数据平台，加强与相关机构合作，基于大数据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声誉、知名大家等进行分析，提高评价的公信力与可靠度。
四、结论与探索
中国大学评价篇7
关键词：中美 高等教育 评价 比较
当今的高等教育在大规模输出人才的同时，更应该加强自身管理、提高教学质量。教育评价作为高等学校加强教学管理、增强自我监督和控制、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1]。本文将从美国和我国高等教育评价特点出发，通过比较，为我们建立更加完善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提供借鉴。
一、教育评价的基本概念
教育评价是根据一定的教育价值观或教育目标，运用可行的科学手段，通过系统的收集信息资料和分析整理，对教育活动、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进行价值判断，为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决策提供依据的过程[2]。现代教育评价主张，教育价值包括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教育评价应以教育活动满足社会与个体需要的程度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教育评价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教育价值的增值。
二、美国高等教育评价特点
（一）评价主体多样
美国高等教育评价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后，学校自身和社会都建立起一系列高等教育评价主体，包括社会中介机构和新闻媒体、地区性认可机构和专业认可机构，例如工程学专业的工程师专业发展理事会、工商管理专业的全美大学工商学院联合会和牙科学专业的美国牙科协会下属的牙科教育理事会等[3]；同时，新闻媒体如《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每年都会公布全美大学的排名情况。
（二）评价标准科学合理
由于美国高等院校数量众多，且各学校情况差别较大，因此在对其进行评价时，需有一定的普适的概括性标准，例如：具有达到目标所需要的物质条件（人力、物力、财力等）；能够表明它正在实现其培养目标；提供可信的理由证明它将继续实现其培养目标[4]。
美国的高等教育评价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比较完善的评价制度及相应的评价标准和办法。其评价标准的制定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1）全面性
高等教育是培养人才的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因此基于它的性质，在对其进行评价的过程中同时涉及到多方面因素：从社会提供外部环境的角度来看，包括基本的***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从高等教育自身来看，既包括教育对象人的因素，又包括物力财力等辅因素。
（2）针对性
美国的高等教育评价不仅涵盖了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各方面因素，同时评价标准的制定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包括针对不同类型高等院校的评价制定与之相应的评价标准。
（3）公开透明性
美国在制定高等教育评价标准时，一旦标准确定下来，立即向全社会公开，全面征集来自各行各业、各社会阶层的意见；同时在一定的试点试行通过后，再经过逐步的修改和完善，形成最终的评价标准。
（三）评价办法形式多样
美国高等教育评价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一度崇尚主观性评价，随着美国的高等教育评价的发展，渐渐由主观性评价转向主观性评价与客观性评价相结合、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同时伴随着高等教育评价由注重终结性评价转向注重形成性评价。此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现代化的教育评价手段，如在信息的收集、整理方面，使用计算机技术，开发了数据统计分析处理软件等，使美国高等教育评价更加科学化、高效化。
三、我国高等教育评价特点
（一）评价主体单一
受我国社会制度和社会性质的影响，我国的高等教育评价带有明显的中央集权特点[5]。与美国不同的是，我国的高等院校大多数为国家所办，是公立性质的学校，高等院校的经费来源于国家，课程设置等必须符合国家要求，办学质量也需对国家负责，因此***府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中担任着评价主体的角色。
（二）评价指标单一、内容趋同
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呈现了大众化的趋势，大众化必然要求高等教育多样化，与之相应的就要有多层次、多样性的标准来衡量高等教育质量。而在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评价中，***府主导的高等教育评价，其指标体系的单一性与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多样性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如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用一套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所有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使不同类型的学校在这一标准的引导下朝着统一的方向发展，导致高校发展“趋同”[7]。
（三）评价方式单一
我国的教育评价起步较晚，而对于快速发展的高等教育的评价更亟待提高，因此对评价的理论和实践尚处于移植、摸索、创建阶段。我国的高等教育评价主要为***府所指导和推动，***组织实施的外部评价较为普遍，使评价形式多为鉴定、审验性质的总结性评价，较为注重评价结果以及等级的划分，忽视了评价过程中学校的变化。
四、建议
（一）评价主体――一元到多元
所谓从一元到多元就是实现从单一的***府评价到多维的评价主体，如社会中介机构、院校自身、学生等[8]。高等学校承担着教育和科研的重要工作，对于提高教学、科研、管理水平来说，高等院校必须不断地进行自我评价，把自己同时作为评价的主体和客体进行研究、改善，并将结果公布于社会，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和检验，同时也有助于排除其他势力过分介入高等院校内部事务。
社会中介机构的评价在于使社会增加对高校的认可度，增加民众参与教育事务的积极性、广泛性和透明性，使评价的权利不再集中于***府、国家，而是具体到每一个公民身上。具体做法有成立大学基金委员会和大学评价委员会，使高校接受来自全社会的监督和管理，扩大社会对高校的管理度和认可度。
在高等教育评价方面，社会需转变角色，从主导向间接管理转变，鼓励和支持其他社会评价机构发展，充分发挥这些机构的教育评价作用。
（二）评价标准――从统一到分类
教育评价需建立起一套完整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各项子指标的权重配置要科学，权重的设置必须考虑评价对象的性质[9]。因此，可以考虑建立类似于美国的各层次委员会，以突出对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等院校的评价，如成立综合大学委员会、地方大学委员会等。
同时，在评价过程中要注意协调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二者的关系。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对评价结果概括化程度的要求不同。形成性评价是分析性的，因而，它不要求对评价资料作较高程度的概括。而总结性评价是综合性的，它希望最后获得的资料有较高的概括化程度[10]。高等教育评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对其中的某些方面如经费水平，便可以直接采用总结性评价方式；而对于长期、连续性的学生学业成就，则要从学习过程入手，对其进行系统的形成性评价。
（三）评价形式――从单一到多样
随着教育评价和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近几年来大量的科技成果和方法都被应用到教育评价中来，对我国的高等教育评价，可采取以下几种方法。
网络评价。网络评价汇集了多样的信息传播形式，网络评价信息集文字、***片、动画、音频、视频于一体，生动形象逼真；网络评价拥有巨大的信息量，网络信息的容量之大，是任何传统评价载体所无法比拟的；网络评价具有便利的信息共享性；网络评价使用智能化的评价方法，借助网络的技术优势，评价者可以运用数字化的信息处理技术、综合教育信息数据库、多媒体终端等智能化评价工具的应用，改进传统高等教育评价方式，使高等教育评价活动更趋灵活便捷。
实作评价。实作评价是多元评价模式中的一种，，是教师以教学目标与评价准则为整体支撑架构，让学生通过应用知识与技能等高层次的思考过程，在建构而非简单再认或记忆的练习进程中获得深度认知、情意与技能发展的评价方式，具体通过使用工具或媒介的方式，评定学生在实际情景下运用知识的能力，以及在情感态度和动作技能等方面的学习成就。
综上所述，我们进行比较的目的是为了鉴别，鉴别的目的在于分清优劣，才能充分发现可以借鉴之处。通过上面的比较，我们应当注意的是，高等教育评价作为价值判断的过程，其理论与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时，既要博取众长，又要坚持以我为主，走好自己的路，只有这样才能促使我国的高等教育评价早日形成适合我国国情且行之有效的评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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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评价篇8
2017年大学评价将包括中国大学教育地区竞争力排行榜、中国本科院校竞争力总排行榜、中国一流大学竞争力排行榜、中国重点大学竞争力排行榜、中国一般大学竞争力排行榜、中国民办院校竞争力排行榜、中国***院校竞争力排行榜、中国高职高专院校竞争力排行榜、中国高职高专教育地区竞争力排行榜、中国大学科技创新竞争力排行榜、中国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竞争力排行榜、中国大学分类型竞争力排行榜、中国大学分地区竞争力排行榜、中国大学本科教育分学科门类竞争力排行榜、中国大学本科教育分专业类竞争力排行榜、中国大学本科教育分专业竞争力排行榜等16类共617个排行榜。
有关本次大学评价的两本专著《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2017-2018)》、《2017-2018大学排名与高考志愿指南》将由科学出版社于近期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RCCSE）是我国高等院校中第一个综合性的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是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评价咨询服务于一体的多功能中介性实体机构。中心由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育科学学院、***书馆、计算机中心、***书情报研究所、数学与统计学院等单位有关学科的研究人员组建而成，是一个文理交叉的跨学科重点研究基地。自2004年起，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开始按年度连续《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
2017年1月12日，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RCCSE）、武汉大学中国教育质量评价中心（ECCEQ）联合中国科教评价网（nseac）隆重推出《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2017-2018)》。这是RCCSE连续第14次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结果。这一结果是各种中国大学评价中评价指标最系统全面、评价思想最科学先进、评价方法最合理严谨、评价结果最准确权威的。
本次大学评价的院校对象为国内具有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资格的院校（不含***事类院校和港澳台地区高校），总计达到2581所，其中含973所普通本科院校（包括136所重点大学，681所一般大学，156所民办本科院校）、262所***学院、1346所高职高专院校（包括310所民办高职高专）。分10种类型、12个学科门类、92个专业类和近523个本科专业分别评价其实力和水平。
中国大学评价篇9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
就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大学生实现个人价值的主要途径。高校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是当前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直接关系着社会的发展。因此，高校大学生就业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高校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是能够客观评价大学生的就业状况，了解大学生就业的薪资待遇、职业发展前景、大学生对职业的满意程度等各个方面的情况，进而帮助高校改进就业指导工作，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质量。但是，由于社会经济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构建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极为必要。研究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不仅能够有效提高高校大学生的就业质量，而且对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解决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大学生就业质量指标
(一)就业率。就业率是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学校和社会在对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质量做出相关评价时，必须借助就业率作为其重要参考依据之一。在统计数据时，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真实的基础上对学生的就业率做出最科学的统计。另外，对于选择继续深造的学生而言，学校在统计就业率时应格外标出，从而在不影响整体就业的基础上，也不会极大降低社会对院校就业率的评价水平。
(二)就业单位。学生的就业单位也是在对学生进行就业质量评价时重要的参考因素之一。因为学生就业质量和公司的规模具有十分重要的联系，公司质量的高低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学校的教育质量。同时，就业单位的好坏直接关系着我国高校的学生未来发展。但是，由于部分学生的工作是通过家庭因素而获得，因此，在统计的过程中，应对通过学生自身实力获得的工作进行相关的信息收集，而通过外界因素获得的工作则不能够统计在内。
(三)个人发展。未来个人发展空间是衡量学生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也是学生在求职中最看重的因素，它对于学生是否选择这项工作往往具有决定意义。个人在公司的发展空间决定了学生能够在一定时间内达到的高度，因此与就业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内在联系。因此，学校在对学生进行就业质量评价时，应该综合考虑，并要特别注视学生未来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从而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我国的大学生就业质量。
(四)薪酬福利。薪酬福利是求职工作中不可避免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尤其是对于大学生阶层，五险一金也是对自身工作的有效保障。因此，在对学生就业质量进行相关的审核和评价时，不能够忽视薪酬福利这方面的因素。在统计的过程中，最好能够把学生的个人收入水平及福利待遇进行全面的统计，从而实现我国就业评价的科学化和精细化。
(五)社会认可度。社会认可度是指社会对学生找到的就业单位的认可程度，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找到的工作表示一定的认可，使学生能够在工作中激发自己的热情，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为公司尽自己的职责。因此，社会认可度也是对学生就业质量的有效评价标准，但是这种标准并没有具体的数字作为参考，而是比较模糊的概念，从而对于学生的就业质量综合评价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二、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评价主体单一。不同学生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有着不同的规划。无论是就业还是自主创业都是当代大学生的选择之一。但是在我国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中，我国的评价主体较为单一。但是，在我国大学生就业中，由于大学生的思想逐渐向多元化思想不断靠拢，从而使得单一形式的评价主体不能够符合我国大学生的就业质量，从而使统计出的数据不能够真实反映客观的就业现状。
(二)评价指标单一。在对大学生就业质量进行相关的评价时，社会人员往往是通过对大学生的自身收入水平进行相应的统计，从而通过薪资水平的对比，看学生是否找到了较好的工作。但是，这种单一模式指标的就业质量评价缺乏客观性和科学性。这种评价方式只是将大学生的收入进行了相关的统计，而没有对大学生的福利待遇和节假日休息作为比较的内容，从而造成了我国社会人员对大学生待遇的不满以及对当代大学生就业前景的不容乐观。
(三)评价机制不健全。在我国对大学生进行的就业质量评价过程中，由于评价机制的不健全使得我国不能够从多方面、多层次充分考虑大学生的就业质量，而是从单方面对大学生的就业质量进行了统计和对比，从而得出自身的结论。这种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我国大学生的现状，但是却不能够符合我国全部大学生的就业状况。在结果统计时产生了严重的偏差，从而使我国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的结果不符合我国大学生就业的实际状况。
三、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
(一)科学性。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应符合科学原则，保证大学生就业质量的评价指标符合大学生的发展规律、经济发展规律以及社会文化发展规律。同时，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应积极采取科学的评价方法对大学生就业质量、就业满意度及就业前景进行科学的评价，提高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的科学性。
(二)实用性。实用性原则要求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具有方便使用、程序简洁的特点，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程序和内容，提高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的使用效率。同时，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应积极重视大学生就业资料的获取，降低大学生就业信息获取的难度，保证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的实用性。
(三)***性。大学生就业质量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内容，因此，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要求对大学生就业的各个方面进行评价，注重大学生就业各方面之间的关系，采用联系的观点看待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对象，提供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的***性。同时，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要注重各评价对象的特征，使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符合大学生的就业现状。
(四)可比性。可比性原则要求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与国家和国际规定的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指标相一致，以便于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能够跟国际和国内的就业质量评价指标进行比较，进而了解我国大学生的就业现状及就业前景，及时发现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积极解决这些问题，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质量。
(五)系统性。系统性原则要求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能够对大学生就业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进行客观评价，提高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的全面型和系统性，了解大学生就业的基本态势和发展趋势，全面分析和评价大学生的就业现状和就业质量。同时，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要在系统性的基础上注重各评价方面和阶段的相互配合和相互分工，体现出不同的发展重点，提高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的系统性。
四、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策略
(一)学生方面。一是大学生应不断提高自身的就业能力，积极关注我国大学生的就业现状和就业形势，并正确分析和对待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用乐观向上的态度积极应对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提高自身的就业竞争力，在求职的过程中不断寻找发展机遇;二是大学生应注重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学习，夯实专业知识基础，树立终身学习和与时俱进的观念积极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加强自身的实践锻炼，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和综合素质，以求在就业过程中占据优势地位;三是大学生应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就业观，做好职业生涯规划，三是在求职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生活状况及专业水平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职业。同时，大学生应积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加强职业探索，积极应对求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高就业质量，进而增强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的科学性，促进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
(二)高校方面。一是高校应积极重视市场在经济中的资源配置作用，以市场为导向进行教学改革，积极培养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同时，由于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已成为市场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因此，高校必须重视市场的人才需求，积极培养市场发展所需要的创新型人才;二是高校应针对大学生就业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根据大学生的就业现状和就业形势进行课程设置和课程教学，着重开发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提高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三是高校应积极分析与大学生就业质量相关的各方面因素，应根据这些因素设立科学的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标准，构建完善的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提高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的科学性与系统性。
(三)企业方面。企业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大学生的就业有着重要意义，在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此，构建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应加强重视企业在大学生就业中的重要地位，充分发挥企业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作用。为此，企业应积极加强大学生的职业生涯管理，完善自身的职位晋升制度，确保企业内部的公平竞争，为大学生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企业应积极完善激励机制，激发大学生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质量;企业应为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提供科学的数据信息，促进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
五、结语
大学生就业是实现大学生个人价值的主要途径，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能够对大学生的薪资待遇、职业发展前景、满意程度等作出客观评价，进而指导高校的就业指导工作，实现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提升。大学生就业质量的评价标准主要包括就业率、就业单位、个人发展、薪资福利、劳动关系、社会认可度等。但是，由于社会经济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中总会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例如，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主体单一、评价指标的单一、评价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都影响着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构建的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要积极遵守科学性、实用性、***性、可比性、系统性原则。为构建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学生、高校和企业应共同努力，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改进自身的不足，积极构建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深入研究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策略不仅有利于解决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而且能够有效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质量，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作者:王伟 单位:长春大学理学院
参考文献:
中国大学评价篇10
关 键 词：体育史；体育评价起源；中国
中***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7）01-0052-06
Abstract： Sports evaluation as a cognitive activity is a process of development from perceptual evaluation to rational evaluation. Accompanying the appearance of human sports activities， perceptual sports evaluation therein went through such activities all the time， while the “grand military examination” appeared in the Han dynasty became the origin of rational sports evaluation due to its specific evaluation purposes， strict evaluation standards and precise implementation processes. Rational sports evaluation developed further in modern times， and dedicated sports evaluation related researches started to appear. Today the forms and contents of sports evaluation are more diversified， it has started to consider the entire sports phenomenon as its study object， and someday it will involve every sports related area.
Key words： sports history；origin of sport evaluation；China
u价是人类的一种认识活动[1]，是一种以把握世界意义或价值为目的的认识活动，其渗透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与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悠长[2]。那么，人们把握各类体育活动对社会的意义或价值的认识活动均应是一种对体育的价值判断，属于体育评价活动。正如认识的发展是由感性认识因素为主再逐渐上升为理性认识因素为主一样，体育评价这种认识活动的发展过程也表现出以感性认识为主向以理性认识为主过渡的发展趋势。感性评价形式主要表现为个人言论或社会舆论、社会思潮等，所依据的评价标准是被评价主体所意识到的个人或社会群体需要。理性评价形式主要表现为自觉地运用制订的规范、规定、***策、法律等作为评价标准，以严格的评价程序进行评价活动[3]，以及针对各类社会现象进行评价的专门性研究。本研究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体育评价活动形式的梳理，探讨我国体育领域评价的发展历程及其对体育发展产生的影响。
1 古代体育评价（史前―1840年）
这一时期体育评价以感性评价为主，而汉代出现的“都试”以其严格的评价体系成为理性体育评价的肇始。
1.1 社会舆论、社会思潮等形式的体育评价
夏、商、周时期，随着频繁的战争和各种宗教祭祀仪式的出现，体育文化日益得到丰富和发展。这一时期人们对于体育活动的评价主要表现为社会舆论，如西周时期，把射箭技能作为评价男子的重要内容。《礼记・射义》记载：“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这种对射箭高度赞赏的社会舆论也影响到了学校教育，认为“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使“习射”成为学生的必修技能。春秋战国时期，“官分文武”的官僚制度及“文武兼备”评价思想的形成，使体育活动进一步受到社会重视。如《墨子・尚贤下》记载：“凡我国能射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将罪贱之。”[4]118《诗经・小雅・小F》中用“不敢暴虎，不敢冯河”来讽刺统治者任用小人的记载。因此，射箭、游水、竞渡成为当时社会对男子进行评价的重要内容。
隋唐时期，***治开明和国力强盛为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机会。除射箭仍受到重视外，剑术也备受人们的喜爱，尤其是隋文帝把佩剑作为文臣武将身份的象征，更提高了剑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文化品位。宫廷对剑术的高度评价也影响到社会普通人对舞剑的认识，使社会对擅舞剑者有着极高的评价，时人多崇尚书剑并重，而剑术家裴F的剑舞更与李白诗、张旭草书并称“三绝”。明代武术得到进一步发展，但蹴鞠等娱乐类活动则受到一定限制并逐渐走向衰退，这与统治者及社会对体育活动价值的认识有密切关系。其一，明初统治者“简民间武勇之人，编成队伍……”且“诏国子生及郡县学员皆习射”，从社会文化层面提高了习武人的社会地位。其二，在明学思潮影响下，蹴鞠不仅被边沿化，其他一些娱乐体育活动也逐渐走向衰败。朱元璋称帝后，先是严禁***人踢球，后又“乙未，上传严禁民间举放花炮、流星、击鼓、踢球”，此时的蹴鞠已被评价为一种放荡行为的娱乐方式 [4]256-257。
综上所述，古代社会对某项体育活动社会价值的判断，无论是夏、商、周时期的射箭，还是后来的游水、竞渡、舞剑、习武、蹴鞠等体育活动，受当***者好恶或社会舆论的影响较多。虽然其中不乏有一些游戏规则，但均未形成较明确的评价目的、方法、程序等，更多依赖的是人们对其初步的、表象化的感性认识。
1.2 取士规则形式的体育评价
战事频发也使得古时的人才选拔主要以作战技能为考核标准。周天子实行以礼仪教化为目的的“礼射”，其中大射是以射术优劣来评价诸侯贡士是否可以参加重大祭祀活动，正如“数中者得与于祭，不数中者不得与祭”。虽然该类活动也具有一定的评价规则和程序，但其更多的是借“礼射”之事评价参加者的“礼”，而非“射”。因此，就其对体育活动的评价意义而言，尚不能属于理性体育评价形式。
与周天子的“礼射”一样，汉代出现的“都试”也是一种由官府组织的射箭比赛。相较于“礼射”，其目的主要是考察参赛者的射箭水平，评价过程也有了更多理性认识因素。这主要体现在其评价体系（比赛规则）更加完备、评价程序更加规范。据记载，比赛之前由太守府以“府书”的形式下达至各塞、部、亭、燧。其中规定：比赛均用“具弩”所用的矢，分短矢、长矢，并分别记载成绩；参赛者每人射12箭，中6箭为及格，超过6箭予以奖励。比赛获胜者不仅可以获得物质奖励，并可借此成为升官的重要砝码[4]174。因此，从评价目的、评价标准、评价程序来看，“都试”是在太守府的主导下，基于考察射箭水平的目的，按照严格程序实施的专门性体育评价活动，可称为我国理性体育评价的发端。以武取士的形式在唐太宗时期已经比较普遍，但作为一种制度化，有严格评价标准并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当属武则天长安二年实行的选拔武艺人才的武举制度，是一种较为典型的理性体育评价形式。这种武举开科取士，广泛地调动了人们学习武艺的积极性，使社会出现了尚武的观念，对后世中国体育教育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2 近代体育评价（1841―1948年）
随着认识的深入，在感性体育评价的基础上，近代开始出现以理性认识为主的体育评价形式，且较先在学校体育和专门的体育学术研究评价中得到体现。
2.1 个人言论、社会舆论、社会思潮等形式的体育评价
随着近代洋务思潮、维新思潮的兴起，西洋体操被引入***队和学校，体育的价值被认为不仅是***事上强兵，更重要的在于强种、强国[5]35。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中强调，学校教育应“注重德育体育，锻炼强民之体魄……学生必习体操，强其筋骨，而使人人可为兵也。”在新文化运动早期，人们对体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徐一冰认为，兵操教育“本非学校体操保存健康之普及法也”，其实施导致的最大害处就是“误以***事当体育”。人们已认识到，体育的目的是生活上的满足，是人生活的手段，而***国民体育“简直是把活动的人变成了一种机械，一点性灵都不许他存在”[6]。
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民主与科学思潮的影响下，一批时代精英也对体育价值进行了解读。***[7]认为：“小学的游戏、体操不专是发育体力的，且兼是发育各种器官、肢体之感觉神经及运动神经反应的本能和道德情感。”在《体育之研究》中强调：“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同时评价当时的学校体育“多有形式而无实质……”后期出现的“国粹体育”思潮和“土洋体育”之争，也显示出这一时期多元的体育评价思想。如倡导“土体育”者评价：“卫国治产，为土体育之目的；却病延年，锻炼筋骨，叫土体育之内容”[8]。倡导“洋体育”者评价体育：“并不限于养生之道与锻炼筋骨，……体育的最低目的是健康，最高目的为文化”[9]。虽然这一时期，人们对体育价值的认识更多已上升为人类发展、民族存亡的高度，但此类以个人言论、社会舆论、社会思潮等表现形式的体育评价，仅代表了一定历史阶段人们对体育或者说是对体育活动社会价值的看法，尚无严格的评价标准和程序，故仍属于感性评价范畴。
2.2 ***策法令性体育评价形式
清***府在1904年公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是中国第一个以教育法令公布并在全国实行的学制。其虽不是专门的体育法令，但其明确规定各级各类学校均需开设体育课程，并对从小学堂到大学堂开设体育课程的意义、课时、内容和要求等都做了规定，其实质是规定了体育课程的评价标准，当属近性体育评价的早期代表。为保证学校体育的顺利开展，1905年清***府还特意颁布了关于使用体育设施的评价标准性法令即《操场规则》[5]66。这也成为评价体育场地使用情况的标准，同时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专门关于体育评价的规范性文件。新文化运动和美国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社会对体育有了新的认识。北洋***府遂于1922年公布并施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即“壬戌学制”，第二年又公布《课程标准纲要》，并将学校“体操科”改名为“体育科”，对学校体育的目标、内容和组织形式做了详细规定，使学校体育评价更加细化。如规定小学体育课占总课时的10%，初中体育课为16学分（含生理4学分），高中体育课为10学分（包括健身法、卫生法）；体育课以田径、球类、游戏、体操为主要内容等[5]254-255。因此，《课程标准纲要》是我国近代社会较早的学校体育课程评价标准。
国民***府于1929年颁布的《国民体育法》，是中国近代最高级别的体育法令，其实质是一种纲领性的体育评价文件，对体育的目的、场馆配置、学校体育课的开设及学生毕业的体育考核均有规定。为贯彻实施《国民体育法》，1932年又颁布了《国民体育实施方案》，对学校体育的宗旨、体育课程、体育教材、各级各类学校师资的要求以及学生体育考核的项目、标准和种类做了更详细的规定。国民***府***还在1933年设置了“体育督学”，建立了专门对学校体育进行督导评价的机构，使学校体育评价走向了制度化。这一时期以***策、法令等规范性文件出现的关于学校体育的评价体系还有很多，如1940年颁布的《各级学校体育实施方案》和《各级学校体育设备暂行最低限度标准》，对学校体育工作开展及学校体育设备提出了具体的考核标准，同时为掌握学生体质情况还颁布了《学生体格检查及运动技能测验项目及方法》。1948年国民***府***分别颁布了小学和中学《体育课程标准》，详细规定了对不同阶段学生身体发育、规范行为、运动适应、保健态度和运动技能目标的评价标准。
2.3 体育评价的专门性研究
在中国近代已开始出现关注学生体育成绩评价的研究，如有学者从各种运动项目的特殊性出发，制定了学生运动技术考试及测验标准[10]。有学者采用人类本能、学习定律、科学方法等，编制了学生体育成绩及进度考查表和考查方法，并在赣北、南昌等地试用数年，最终制定了体育考核内容和标准的“体育评量常模” [11]。这些研究都使当时学校体育考核和评价更趋规范化和科学化。我国近代体育家蒋湘青先生著的《人体测量学》，不仅全面介绍了人体测量的意义、方法和技术，而且根据国外资料介绍了应用人体测量进行运动员选材的有关知识，奠定了我国运动人体形态学和现代体育评价的基础。1931年的国立中央大学体育系开设了“人体测量学”和“体育测验”课程，并开始培养体育评价的专门性人才。方万邦所著的《体育原理》，对体育测量和体育测验之间的关系、内容、分类、标准、意义等进行了专章论述。杨彬如的《小学体育教材及教法》，从体育测验目的和价值、测验方法、运动能力的测验等方面介绍了小学体育测验，并就小学体育成绩考查法进行了简单介绍。姚家栋的《小学体育教育实施法》，则更详细地介绍了体育成绩考查法，设计了包括儿童体格、身体姿势、运动技能、运动兴趣、运动品德5个一级指标，每个一级指标下设10个二级指标的评价体系，并给出了具体权重和计算方法，使评价更具操作性。
3 现代体育评价（1949年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在感性体育评价仍大量存在的同时，***策、法令等形式的理性体育评价逐渐丰富，体育评价研究的形式和涉及的内容也逐渐多样化。
3.1 个人言论、社会舆论等形式的体育评价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人民的思想与***的思想保持着高度的一致，也包括对体育价值的认识。国家重要领导人对体育的评价引导着社会舆论的方向，如1952年6月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普及人民体育运动，为生产和国防服务”。从这些题词中反映出，当时对体育价值的认识是“增强人民体质”，体育工作的意义在于“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后期关于体育评价的社会舆论主要体现为，国家在不同时期采取相应体育***策而引发的关于体育本质的讨论，主要有20世纪80年代后期关于我国体育事业应侧重群众体育发展还是侧重竞技体育发展问题的讨论，2010年国民体质监测结果公布后关于如何通过发展群众体育提高国民体质的讨论，伦敦奥运会后关于“金牌至上”的反思等。
社会舆论作为在一定时期公众对特定社会公共事务态度、意见等情绪的表达形式，在社会发展中都一直存在，并成为感性评价的主要形式。随着公民社会的崛起，公民体育意识逐渐增强，人们以社会舆论形式表达对体育的认识、对国家体育发展、对特定体育事件的意见等将更加普遍。关于社会大众对我国体育事件或现象的讨论，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体育的本质及发展体育事业的意义，对理性体育评价思想、形式、内容、标准等均产生重要影响，对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帮助很大。
3.2 ***策、法令等形式的体育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不同时期对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国家制定并实施了大量有关体育各领域的***策、法令，即以国家意志对特定体育事务的价值判断，成为体育各领域开展评价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有些文件的内容更是直接成为某体育领域的评价标准，实质是一种更为严格的理性体育评价形式。
我国先后确立了普及、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的体育工作***策，而且先后出台了大量有关体育事业发展的***策、法令等规范性文件。如在普及***策引导下，1950年实施了《小学体育课程暂行标准（草案）》，1951年下半年制订并在部分地区试行了《体育锻炼标准》，1954年国家体委公布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暂行条例和项目标准》并在全国开始试行。后期在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策导向下，体育工作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局面，学校体育工作也受到影响，学生身体素质有所下降，引发了关于我国体育发展战略的大讨论。在此背景下，1987年国家体委在全国第二届体育战略发展讨论会上，第一次提出了“以青少年为重点的全民健身战略和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战略协调发展”的“双战略”发展方针。同年，为促进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国家体委颁布了《全国体育先进县的标准和评选办法》和《全国体育先进县标准的细则》，同时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参照全国体育先进县的标准，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相应标准，使农村体育工作评价的_展有章可循。
1995年6月***颁布《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同年7月国家体委公布了《奥运争光计划纲要》，8月全国人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这些法令既是一定时期内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也是对体育工作进行评价的规范性文件，其中所确定的目标也成为特定时期体育工作的评价标准。此后又有一些法规和规章出台，如为促进社区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央文明办于2004年1月公布了《全国城市体育先进社区评定办法》，并制定了“全国城市体育先进社区标准指标”，使得社区体育评价有了完整的依据。关于学校体育工作评价，在1979年扬州会议后有所改观，在***策上更加强调学校体育的重要性。其实早在1978年实施的《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就已在考核项目中设置了素质项目，不仅促进了“课课练”在体育教学中的应用，还使增强学生体质的目标在体育教学中得到落实[12]。关于学校体育评价的***策性文件，还有1990年原国家教委体育卫生司印发的《高等学校课余训练试点工作评估办法》，1993年印发的《全国培养体育后备人才试点中学评估体系及办法（试行）》和《全国培养体育后备人才试点中学评估体系积分表（试行）》，2002年***制定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和《***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等。为了有效评价各级***府和各级各类教育机构落实教育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教育方针、***策的贯彻及执行情况，***于2012年颁布了《教育督导条例》，详细规定了教育督导的内容、形式和法律责任，进一步规范了学校体育评价工作。
3.3 体育评价的专门性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体育评价研究主要是从体育测量开始的，经历了引进、吸收到自我发展的阶段，起步较早的有陈骏良、杨i***等人。陈骏良在1982年翻译了美国的《体育测量与评价》，并在1983年提出了较为详细的体育评价表的制作程序[13]。广州体育学院《体育测量与评价》教学小组在收集、分析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开设《体育测量与评价》课程的意义，并设计了较为完整的内容体系[14]。当前，体育评价研究主要涉及学校体育、竞技体育、社会体育、体育产业等领域。
1）学校体育评价研究。
2002年***制定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和同年颁布的《***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对学校体育评价研究有很强的指导作用。从学校体育评价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研究领域逐渐扩大并涉及到学生体育学习行为和态度、体育课程、课余训练及学校体育管理等学校体育工作的各个方面[15]。评价方法的研究得到重视，对学生评价的具体步骤和方法已有较详细的设计，模糊数学评判法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发展性评价理论逐渐运用到学校体育评价当中，并有学者在发展性评价理论基础上把质性评价引入体育教师评价标准中。虽然，我国关于学校体育评价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教育发展不均衡，必会对学校体育评价产生一定影响，而基于此的区分性评价研究目前还少有涉及。
2）竞技体育评价研究。
社会对竞技体育的评价，长期以“金牌至上”为原则，以金牌作为评价竞技体育的唯一标准。但真正意义上，关于竞技体育的社会评价研究开展的则相对较晚，且主要集中在竞技体育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及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因素方面。研究认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前提。人的发展，尤其是教练员、运动员受教育程度，对竞技体育可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大型体育场馆和比赛设施对环境的影响，也影响着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在竞技体育范畴内，人力资源的最佳化和合理配置对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也有极大的促进作用[16]。如今，基于区域理论对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进行研究，基于资源配置理论对我国竞技体育资源配置和优化研究，也成为竞技体育评价的热点。
3）社会体育评价研究。
当前社会体育评价更多的是考量社会体育治理水平，目的在于充分利用社会体育资源，尽最大可能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体育文化需求。有学者认为，虽然社会体育绩效评价可以通过制订一定的评估指标体系进行，但其实用性和推广性不强，如果能以法令的形式确定其评价的组织领导、评估方式与评估标准、奖励与处罚和评估资金的来源与管理等，将会使其更具操作性[17]。国家至今尚未制定整体层面的社会体育评估的法规文件，但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央文明办于2004年公布了《全国城市体育先进社区评定办法》，并制订了“全国城市体育先进社区标准指标”，一些地市也依其制订实施了各地体育先进社区的评价办法，并据此评选出一批部级、省级体育先进社区，促进了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有学者认为仅用技术、财务等量化评价指标并不能真实反映社区体育的发展状况，而应以社会学范式下的人本主义方***为主。但也有研究认为，社区体育评价不仅要关心设施、管理、组织，更要关心作为社区主体者的广大社区居民及其体育价值观念和现实需要，其中评价方法也应采用社学研究中的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18]。这种以社会学研究为理论依据，关于社区体育的评价理念，对体育评价来说是一种全新的视角。虽然在实践操作上比现行的量化评价会有更大的人力、物力投入，但其更符合“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更加关注评价中作为体育活动主体的人的存在，值得在体育评价理论研究和实践中推广。
4）体育产业评价研究。
从1992年原国家体委把体育产业化定为体育改革的方向，到1994年对“体育产业”作出界定开始，我国体育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但关于该领域的评价研究有限，当前仅在体育产业竞争力、体育产业可持续发展、体育赛事和体育赞助领域有所开展。竞争力是企业前进的发动机，评价我国体育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成为促进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必选课题。有学者认为，体育产业国际竞争力应从体育产业素质指标、体育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因素指标和体育产业国际化指标这3个大的方面进行评价[19]。而从城市层面、区域层面评价中国城市和区域体育产业竞争力，是体育产业竞争力评价的又一条思路[20]。
目前对体育赛事的评价研究，主要集中在体育赛事价值评价和体育赛事风险评价两个方面。有学者提出，体育赛事评价的意义不仅在于评定赛事本身的价值，更是为体育赛事创造价值的过程[21]。国内学者对体育赞助评价的研究还很有限，主要集中在体育赞助效益评价方面。在评价内容方面，鲍明晓[22]认为，应从赞助商形象效益、销售量和媒体报道对赞助效益进行评价；也有学者认为可具体进行曝光率评估、态度认知评估和经济效益评估[23]，或者从心理效果评价和经济效果评价两方面进行评价，其中应以心理效果为主[24]。关于评价时间节点问题，为了确保赞助效益和了解赞助效果，赞助评估应包括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估[25]。但也可以依据评估的时间顺序，将评估分为事前评估、事中评估和事后评估3个部分[26]。建国后，体育领域的评价研究还包括从整体观对我国体育可持续发展进行评价、关于体育测量与评价学科发展、体育学术评价标准和体育管理评价等诸多方面。
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无时不存在着对体育活动的评价。古代社会主要以人们自发的感性评价形式为主，随着人们对体育本质功能认识的加深，近代社会在感性评价中逐渐具有了理性认识因素，并出现了体育评价的专门性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关于现代体育评价的研究更加规范和科学，研究领域也呈多元化发展态势，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体育评价理论模式。纵观我国体育评价的发展历史，任何时期的评价形式都受当时文化背景、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社会需求的深刻影响。
无论人类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感性体育评价和理性体育评价仍会并存，并相互影响和促进，他们均是对体育现象的一种价值判断，只是形式有所不同。随着人们对体育价值认识的不断深入，当人们试***通过评价引导体育发展时，则会更多倚重理性体育评价的形式。现代体育评价发展的瓶颈，主要是过多倚重量化评价，质的研究方法在评价中运用太少，不能真实反映评价对象的内心感受和情意态度；评价过多关注经济、财务指标，而无视作为评价主体人的存在。因此，实施效果不如人意，甚至一些评价结果得不到评价主体的认可，不能有效发挥评价的激励和导向作用。所以，在以后的研究中，应加强体育评价本土化研究，加强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相结合的研究，建立符合国人价值观的体育评价理论、评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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