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杂志讲述了张艺谋先生的故事。以世俗的衡量标准,张艺谋无疑是成功者,就个人努力程度,他也值得我们敬佩。但有意思的是,张艺谋拥有极为罕见的极度紧张型人格,仿佛随时会失去拥有的一切。另一方面,大众也未给予这个一代大导演以一致性的尊重,时有对他本人和作品价值观的批判。对张个人,这或许有失公平,但对于时代而言,公平在于张艺谋这样的既有规则的受益者不再可能赢家通吃。
也许你读了这篇封面文章会加深对此的理解,一个家庭属黑五类的人,“抓住头发丝那么细的机会才到今天”,工具化是他生存下去的必然选择,张艺谋自己说,“工具不是个坏词儿,有用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深入骨髓的价值感。”所以,文中那个主动拿着工具颜料挨家挨户给村里所有的门画上像的插队青年和后来那个商业大片的缔造者和更晚近的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其实是同一逻辑的不同变相。
他每次都能迎合***治和商业的需求,但他不再赢得广泛性的尊重。不是张艺谋变了,而是时代变了。大人物不再予取予求,你必须拿出让这个时代增色的东西来才行,就像乔布斯的iPhone和***的“一国两制”。
说到香港,捎带说几句。“反蝗虫事件”以来,每一次香港街头的插曲或者北京的一个报告,都可演化为两地摩擦的网上论战,有人只看到“一国”,有人只看到“两制”,我看到的则是一片大义凛然的膝跳反射。这个时代需要什么?
这期《人物》有篇小稿子,讲一个内地出身后来到香港读书发展并做了公务员的青年,在幼童便溺事件后,他在微博上了自制“寻厕攻略”。他说“陆港两地的关系就像是存钱罐,负面事件就像从里面取钱出来,那好,我往里面存钱”。我认识这么几个像这个公务员一样的新香港人,他们能为内地代言,又能为香港陈情,他们的故事有助于消除这种“不了解”。他们让我想起小时候看的一部香港电影,名字忘了,故事讲的是李嘉诚在丝时代和街坊邻里之间的故事,从此对电影里“狮子山下”的精神心向往之,各个地方各个阶层的普通人(不乏当时的新香港人)汇集在狮子山下的这块逼仄土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靠包容和互助共克时艰。这也许是香港目前缺少的时代精神。
海明威说,这世界真美,为之奋斗是值得的。说得固然好。在这个世界不那么美的时候,为了让它变得更美好而奋斗也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