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墨子兼爱篇1
【关键词】墨子；兼爱；和谐社会
在春秋战国的历史大变革当中，思想家们面对如何稳定社会的秩序，重建社会的伦理原则，提出了不同的思想主张。孔子的“仁爱”思想，老子的“无为”思想，而墨子的“兼爱”思想则独树一帜。墨子始终坚持从社会公众的利益出发主张无差等的对生命整体的爱，爱人若爱己，并且认为这种“爱”是相互的，而且是对生命的、整体的相互的爱。墨子“兼爱”思想的提出不仅对当时社会稳定起了一定作用而且将会对我们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一、墨子“兼爱”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
墨子（约公元前480—前393）处于战国初年的社会大变革时代，正值中国古代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期。这一时期因诸侯争霸、贵族倾轧导致战火连绵、民不聊生、纲纪废弛、礼乐崩坏。这种动荡的社会局势使处于社会下层的庶民、奴隶等备受摧残。墨子出身工匠，他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当时的社会现状使他对这种摧残有深刻感触。面对着混乱的局面，墨子断言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的根源是不相爱。“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众必劫寡，富必侮贫，贵必做贱，诈必欺愚。几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墨子·兼爱中》）。由此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的伟大主张。
二、墨子“兼爱”思想的核心内容
墨子的“兼爱”思想有两个最基本的含义：一是视人若己，爱人若爱己。他在回答别人如何实行“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时明确指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兼爱”就是把别人的国、家、身当作自己的国、家、身一样看待，同等地爱护。人们只有彼此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天下之人皆相爱”（《墨子·兼爱中》），才能创造和谐美好的人际关系。墨子的“兼爱”思想超越儒家“亲亲有术”，“爱有差等”的“爱人”原则，否定了亲疏有别的宗法观念。二是爱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爱。关于“兼爱”学说，墨子曾与儒家的信徒巫马子展开过一场辩论。巫马子认为：爱我本国的人胜于爱别国的人，爱我家乡的人又胜于爱本国的人，爱我家中的人又胜于爱我家乡的人，爱我父母又胜于爱我家中的人，爱我自己的身体又胜于爱我父母，愈接近我的愈爱。如同有人打我，我会感到痛，打别人，我不感到痛。所以“有杀彼以利我，无杀我以利彼。”（《墨子·耕柱》）这种建立在人的自然感觉，“趋乐避苦”基础上的行为准则，是一切利己主义的哲学基础。墨子反驳说，鼓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主义对自己一无所利，因为如果将你的利己主义加以宣传，赞成你的人必定会按照你的说法损人利己，甚至会把你杀掉，以满足他的私利；而不赞成你的人，也会因为你“施不详言”而厌弃你，甚至把你消灭掉。墨子认为：人与人的关系是对等互报的，即“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诗经·大雅》）。他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他以人们对自己的父母尽孝道为例，指出“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导我以爱利吾亲也。”《墨子·兼爱上》）爱别人的父母，是使自己的父母得到爱的前提，只有爱别人的父母，才能得到别人爱自己父母的回报。所以做一个孝子，爱别人的父母如同爱自己的父母，不应有分别。因此，墨子认为：人人实行“兼爱”，视人若己，爱人若爱己，不仅无损自己的利益，而且自己的利益正是只有通过爱人、利人才能得到保障。通过“兼爱”，能够把“爱人”与“爱己”、“利人”与“利己”统一起来，即“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墨子·非命上》）。墨子把“兼爱”看成是一个“仁者”所追求的最高道德理想。
三、墨子“兼爱”思想的进步性
（一）墨子“兼爱”思想是正义的人道的主张
为了阻止“强却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墨子·天志中》）的暴虐行径，为了使穷苦的人民和弱小的诸侯国家能够摆脱灭亡的厄运，墨子说：“民生为甚欲，死为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屡至。”（《墨子·尚贤中》）人民已被逼上了没有生的希望只有死的威胁的绝路。弱小的诸侯国家已是强大的诸侯国家的口中之物。墨子反对贵族统治、诸侯争霸，渴望安定有序的社会生活，关注平民的社会生活，要求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提出“官无常贵，民无常贱”（《墨子·尚贤》），反对传统的宗法制度。因此墨子清楚的倡说“兼爱”的根本出发点是正义人道的主张。
（二）墨子“兼爱”思想着眼于社会公众利益
墨子以“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为号召，认为人们相亲相爱就能使大家都得到好处，墨子倡说“兼爱”是着眼于实利，不是停留在空翻的道德说教上，对穷苦的人民实行“兼爱”就是要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墨子·非命下》）就要做到“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贫众寡，安危治乱”（《墨子·尚同中》）。对弱小的国家实行“兼爱”就是不进不可取侵略吞并它，而且要竭力帮助它：“小国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乏绝则委之；币帛不足则供之。”（《墨子·非攻下》）在墨子看来“爱”与“利”两者密不可分，爱而必利，不利无以见爱，他常说“爱利万民”“爱利天下”正是这种统一观的表现。
（三）墨子“兼爱”思想是对于孔子“仁爱”思想的突破
孔子的学说以“仁爱”为中心，虽然他也提倡“爱人”“泛爱众”但是又强调“亲亲”为本。《礼记·中庸》所引孔子的话：“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人有亲疏之别，因此爱有厚薄之分。这表明儒家的“爱”是突出“亲亲”这个中心的。所谓“爱人”“泛爱众”似乎这种“爱”也真的加到了“小人”身上，但是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到则易使也”（《论语·阳货》）爱小民百姓，目的无非是为着便于统治而已。可见这种“爱”并不是平等的。曾“修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墨子，正是因为看出了儒家之“爱”终究局限于亲属本位，局限于等级差别而将人民置于被奴役驱使的地位，所以她要把它作彻底改造，把这受制于宗族血缘和等级差别的“爱人”变成为无亲疏，无等级差别的完全平等的“爱人”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他要把人民从原来作为表皮“爱”的陪衬角色确立为“被爱”的主体对象，甚至要君主也做到“爱民谨忠，利民谨原”（《墨子·节用中》）这就大大突破了儒家“仁爱”的保守性和狭隘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四、墨子“兼爱”思想对当今和谐社会构建的现实意义
（一）人际和谐
和谐社会中基本要素就是人与人的和谐。墨家理论提倡视人若己、爱无差等的先进思想。可见，墨子是将以人为本作为指导思想来处理人际关系的，而这也是社会和谐存在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墨子出身平民指出“爱无差等”，即天下人人平等的观点。他认为，不管亲疏远近，高低贵贱，人与人都应平等对待，这实际上也就是人际交往中的普遍行为规范。人究其一生，需承担多种社会角色，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处理这些关系的得当与否，直接影响人际和谐。建立人与他人的和睦相处的关系，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我们需要从爱自己的亲人出发，到爱自己的朋友，到爱人、爱一切需要关爱的人，最终达到更高的境界——博爱。
（二）社会和谐
建立整个社会的和谐状态，始终是人类最终梦想。我们所向往的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是民主道德、依法治国、公平公正、生机勃勃、安宁稳定、综合发展的。而这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素质。就目前的中国来看，人与人之间，并不缺少各种各样的自爱和爱他之心，但真正缺少的，应该的是兼爱或博爱之情。兼爱反映的是人类对自身同类的尊重和认同，是人类理性的直接表现，会对陷入困境中的同类表现出的同情、怜悯、关怀和帮助，并能够通过正当有效和文明的种种途径，化解和处理各种危机和矛盾。“兼爱”不仅有利于社会的安宁稳定，从而使人们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反映我们这一时代特征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还有利于建立公平公正的和谐的社会秩序。
（三）自然和谐
墨子十分重视生产劳动，认为生产劳动是增加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另外，他还认为，节用也很重要。简朴可以培养人的忍耐和自我牺牲精神，也有助于平等的实现。墨子还试***通过降低消费来化解当时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情况下，生产和消费间的矛盾。我们今天的社会，物质财富已经与当年有天壤之别，但仍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府提出的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目的就在于构建自然与人的和谐共处。我们既需要经济发展的提速，也需要维持未来长期、持续的发展的可能性。而自然资源是我们全面建设的物质基础。尤其像煤炭、石油、土地、水源等，某种意义上都属于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因此，对它们的开发利用，必须合理、高效。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既要积极维持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局面；还要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的持续幸福和谐，保持必要的资源储备和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1]王晓飞.墨子的“兼爱”思想及现代意义[J].学理论，2009（22）.
[2]吕海滨.墨子兼爱思想的当代价值[J].探索争鸣，2007，7.
墨子兼爱篇2
关键词：墨子 兼爱 基督教 爱人如己 异同
墨家在先秦时期曾与儒家同为显学，其“兼爱”的思想更是因其中勾画出的理想社会而吸引了大量社会下层穷苦人民的拥护。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也有“爱人如己”的说法，二者又一定的相似性，但又有一些区别。下面就对二者之间的异同尝试着做一点分析。
一.墨子“兼爱”与基督教“爱人如己”的主要内容
墨子，名翟，鲁国人，是春秋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家在先秦时期是与儒家并称的两大显学。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各国相互攻伐使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墨子当时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等思想，其中“兼爱”是其思想内容的核心，因为他认为这种混乱的社会状况是由不相爱引起的“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墨子·兼爱上》）。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兼爱”，即不分血缘、阶级、国家的一种博爱，这种无差等的爱更因其中所描述的理想化的社会而吸引了广大生活贫困的下层劳动人民的拥护。
基督教其伦理观的中心是爱的诫命，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爱人如己（love your neighbour as yourself）”这种爱最初只限于“邻人（neighbour）”即和自己有相同信仰的人、关心和帮助基督徒的人，后来范围扩大，还包括有天主所爱的每一个人，包括罪人和敌人。这些人是不分国籍和人种的。
二.墨子“兼爱”与基督教“爱人如己”的相同点
首先，墨子“兼爱”和基督教“爱人如己”爱的对象都是人，且处于这爱中的人们是平等的，这种爱也是不论高低贵贱亲疏远近的。“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而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墨子·兼爱上》）墨子在这里讲到的不相爱引起的混乱都出现在人与人之间，所以在父子、兄弟、君臣、大夫、诸侯之间实行“兼爱”才能阻止战争和只求利己行为的发生。“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墨子·兼爱中》）处于不同阶层的人之间平等的能上爱下，下爱上争执可以消除、祸端可以消弭。在基督教的《圣经》中记载着这样超脱了狭隘的血缘关系的爱的事例，耶稣在传道时，有人提醒他的母亲和兄弟在外边等着与他说话，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了。”（马太福音3：33-35）基督教中这种超越血缘的博爱精神由耶稣的身体力行而体现出来。
其次，墨子“兼爱”和基督教“爱人如己”中都有对己有益的方面，或者说带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墨子提出“兼相爱”时常与“交相利”并提，为什么人要不问缘由的爱和自己没有关系的人，因为这是与己有益的。《墨子·兼爱上》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意即，人如若想要他人的关爱，必先关爱他人；如若想要他人善待自己，必先有利于他人。利己是通过利人达到的，自己对他人的付出会得到他人的回报，对他人的爱会给他人和自身都有益处。基督教的“爱人如己”说爱他人要像爱自己一样，“如果一个人连对自己都不好，那他还会对谁好呢？换言之，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如何正确地爱自己，那他也就不会正当地爱他人[1]”《圣经》的《德训篇》中也指出人们应当要谨慎地享受这个世界的好处，还告诫人们不要对自己太过吝啬和刻薄，当然也不能在生活中贪得无厌、毫无节制。“爱己”与“爱人”在有关应同朋友共享生活的忠告中是合而为一的。
三.墨子“兼爱”与基督教“爱人如己”的不同点
首先，墨子“兼爱”和基督教“爱人如己”中爱他人的目的不同。墨子生活着春秋战国的乱世，看到百姓受兵戈之苦，从他本人所代表的小生产者的角度出发提出的“兼爱”，希望各个阶层人相互爱护，特别是上对下能爱护，换位考虑互相理解，“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进而停止战争，使人民有稳定的生存环境，那么对统治者也有好处。基督教是一个宗教，“爱人如己”的提出所谓何呢？《玛窦福音》记“‘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这是最大也是最首要的诫命。第二条与此相似：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系于这两条诫命。”由此可以看出爱主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爱主这条诫命，爱人便成了漫无目的的行为，也就很难决定它的价值。[2]”所以“爱人如己”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对神膜拜，是有宗教性质的。
其次，墨子“兼爱”和基督教“爱人如己”实行的方式不同。墨子的“兼爱”思想，是一种崇高的天下大同观念，但是单单靠身为小生产者的墨子及其弟子的奔走讲传是实现不了的，所以，墨子寄希望于最高统治者，“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在那样的时代，自身力量微弱的小生产者在那样等级分明的社会中单靠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所能想到的自然是由圣明君主来推行自己的主张。和墨子相比，基督教的“爱人如己”是靠教徒之间相互传播，由下而上的。如上所举基督教中首要的诫命是爱天主，单看这条诫命会显得很抽象，“爱近人这条诫命给了爱天主诫命实质内容，简单得足以使每个人能理解和遵守[3]”为了达到最高诫命，教徒们就必须首先从自身开始自觉做到“爱近人”，由下而上地让神看到。
墨家在先秦诸子之中虽然有一定的宗教性质，但最终没有发展为有严密体系的宗教。“墨子学说既没有为个体的心灵苦难找到理想的精神归宿，也没有提出彼岸世界的完整系统，因此，它不是一个信仰体系，而只是为社会的安定和百姓生活寻找一种无形的权威和支持。[4]”墨子“兼爱”思想虽然在现实社会中不能完全实现，但其中描绘的具有“兼爱”精神的社会***景却是美好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可以秉着这种精神尽量在生活中践行。
注释：
[1]（德）卡尔白舍客.基督宗教伦理学（第二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240.
[2][3]（德）卡尔白舍客.基督宗教伦理学（第一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36.
墨子兼爱篇3
论文关键词：墨子：伦理思想；兼爱
墨子(约公元前468——前376年)姓墨名翟，战国初期鲁国人。他最初学习儒家学术，后来发现儒家的“礼”过于烦琐。便自立新说。周游列国，聚众讲学，自创墨家学派。墨子的伦理思想以兼爱为核心和标志．在义利观上，即“贵义”又“尚利”．提出动机和结果相统一的行动原则。他所创立的墨学，是当时唯一可以与儒家相抗衡的学派。因而与儒家齐名，时称“儒墨显学”。
一、伦理思想的核心：“兼爱”
何谓兼爱?“兼”在中国文字中是一个会意字，本意为一手执两禾。即一只手拿着两棵稻子，引申为兼有、兼顾等义。“兼”与“别”相对立，所谓“别”。不仅指亲疏、厚薄的差别，还指彼此的利益对立。作为一种观念就是自私自利。在墨子的“兼爱”思想中。“兼”字为“整体”和“无差别”的意思。“兼爱”，就是不分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不分等级身份的高低贵贱、普遍的、无差别的爱。它包含两个基本的内涵：一是视人若己，爱人若爱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二是爱无差等。墨子一反西周奴隶制的传统观念。奴隶、仆人都在他“兼爱”的范围之内。“获，人也。爱获，爱人也。臧，人也。爱藏，爱人也。”(《墨子·小取》)墨子主张对待他人，都要“兼爱”无“别”，爱人如己，平等施爱。
墨子主张的“兼爱”是一种具有总体意义的道德理想。“兼爱”在理论上是一种无差别、无界限的爱，但实行起来又必须是一种有界限的爱。因为爱作为一种观念而存在，是以不爱为条件的．必须有所不爱，爱作为一种道德情感才能有存在的意义。如果无不爱。也就无所谓爱了。在理论上，不管别人还是自己，不分亲疏、贵贱、强弱、智愚、众寡，只要是人，都是被爱的对象。但在现实中。墨子所爱之“人”又是指有道德人格的人，而对于丧失道德人格的“盗贼”之“人”。则不在“人”的范畴，这就是后来墨家所解释的“爱盗非爱人”、“杀盗非杀人也”。
为什么要兼爱?墨子认为天下一切祸害的根源“皆起不相爱。”《墨子·兼爱上》云：“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墨子·兼爱中》)为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提出了与“别”相对立的“兼”，“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也。”(《墨子·兼爱下》)主张“兼以易别”．实际上是主张以“兼爱”这一新的道德理想取代宗法贵族的旧道德。
兼爱是否可行?墨子对兼爱原则的可行性作了论证。一方面，他求助于“天志”的神秘力量和君主的***治权威。天志，就是说天有意志。墨子把天视为一种道德标准和道德的赏罚力量。“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墨子·天志上》)墨子借助天、鬼神的力量来赏贤罚暴，赋予其“兼爱”思想以更强烈的威慑性。另外，他认为，只要君王喜欢兼爱、提倡兼爱，众人就能实行。“昔者，楚灵王好细要(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沟节，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黛黑之色。是其故何也?君说之，故臣能之也。”(《墨子·兼爱中》)，“苟有上说(悦)之者，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我以为人之于兼相爱交相利也，譬犹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于天下。”(《墨子·兼爱下》)另一方面，提出了“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对等互报原则。墨子以孝子尽孝道为例。指出：“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墨子·兼爱下》)，人是有感情的动物，知恩***报是人的本性。“为彼犹为己”，出发点是先“为彼”，即把为他人放在第一位，自己先爱他人，他人也会对等的给自己以回报。“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和谐的人际关系应是互尽义务、互享权利，双向“相爱相利”的关系。每一道德主体只要本着爱的原则去对待他人．他人也一定会本着爱的原则来回报自己．爱他人是他人爱自己的前提和条件。用后期墨家的话说，就是：“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墨子·大取》)。这种‘投桃报李’的原则使爱人、利人与个人利益取得了一致。人与人之问互惠互利。“兼爱”原则自不难实行。
事实上，墨子的“兼爱”思想，仅是一种主观美好的愿望。在阶级社会中，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墨子忽视了现实存在的阶级利益对抗的深层次的经济、***治原因，企***以道德的力量来改造社会，缺乏现实的可行性。而且。“兼爱”思想触犯了血缘宗法等级制度。并不符合上层贵族的利益。必然不被上层统治者所允许和采纳．这与其后来思想的湮灭不无关系。
二、“尚利”、“贵义”的功利主义原则
墨子讲求“爱人”，有着“利人”的内容和目的。墨子提倡“兼爱”的根本原因，也是出于“爱利”。因为爱人若己，则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这就是大利；如果自私自利、互相争夺，甚至发生战争，这是大害。所以，“兼相爱”与“交相利”是紧密联系而同一的。墨子所推崇的“利”并非单纯的物质利益。而是“利”与“义”的统一，既包括具体的“天下之利”、“他人之利”。又涵盖众多属于社会理想的“善”的范畴。
墨子说“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把实行仁义道德看成是天下第一位的大事，把“义”视为最为贵重的东西，“义可以利人，故日义天下之良宝也”(《墨子-耕柱》)。“义”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可以利人、利天下，是达到利人、利天下的手段，凡是符合“利人”、“利天下”的行为，就是“义”，而“亏人自利”、“害天下”的行为，则是“不义”。这里，“义”即包括兼爱原则，也包括“忠”、“惠”、“孝”、“慈”等道德规范。
墨子认为。实行“兼爱”就应该给人民以实际的物质利益，解决人民迫切的生活问题，“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反映了劳动人民反对压迫，要求生活保障的心声，体现了劳动者之间相互关心、相互帮助、互利互惠的传统美德。墨子后学以“利”来给“义”下定义：“义，利也”(<墨子·经上》)，用“利”来规定“义”的内涵，把仁、义和爱的道德观念同利益、功利联系起来，表现了墨家义利统一的思想，是对孔子思想的扬弃，克服了君子只讲“义”不讲“利”的虚伪性，从而勇敢地正视“利”，使“义”、“利”二者从对立走向了和谐统一。
三、“合其志功而观”的道德评价原则
“合其志功而观焉”是墨子对道德评价的基本原则。“志”，行为的动机；“功”，行为的功效。墨子认为，评价一个人或一种行为，应以结合动机与效果为原则。《墨子·鲁问》载，鲁君问墨子：“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墨子答说：“未可知也。或所为赏誉为是也，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铒鼠以虫，非爱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钓鱼的人在钓鱼时谦恭谨慎，并非为了喂鱼食物，而是为了吃鱼；以小虫为饵，并非是爱护老鼠，而是为了杀它。因此，要从动机到效果统一的过程来确定一个人的行为。而在行为的结果尚未出现时，应以动机(意)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墨子·耕柱》载，巫马子说：“子兼爱天下，未云利也；我不爱天下，未云贼也。功皆未至，子何独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日：“今有燎于此，一人奉水将灌之，一人掺火将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贵于二人?”墨子在这里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说明了在利人的效果还没有产生的情况下，动机是衡量一种行为善于恶的标准。捧水灭火是出于爱人的动机，这种行为是善的；添柴拨火是出于害人的动机，这种行为就是恶的。
墨子兼爱篇4
关键词：墨家；宗教身份；兼爱；现实性
春秋战国之交，墨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并称为“显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宝贵遗产之一的墨家思想，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墨子的全部思想，所标的纲领有十条之多。在众所周知的墨子十项主张中，究竟哪些是其思想的根本观念，研究者们意见不尽相同，多数认为“兼爱”为墨子思想的核心及总纲，本文作者也持此观点。本文通过与墨子时代西方宗教的比较，意***从墨子的宗教传统身份来进一步解释墨子“兼爱”思想的来源，重新梳理其思想中“十论”的体系，由此揭示出墨家思想的现实性和工具化色彩。
一、墨子的宗教传统身份
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墨家有其独特的面貌。墨家以其宗教思想和宗教团体而区别于其他诸子――墨子聚徒，组织成一个类似宗教式的团体，并要求每一位墨家成员自觉地严格遵守墨家教义。墨子实行钜子制度，即类似于宗教领袖，并以修身磨练等方式将墨家成员凝集成一个相当稳定的行动团体。墨子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核心内容的教义，使得墨家成员有着一种共同信仰，一种执着追求的境界，规范着墨者的思想和行为的基本方向。而墨家这种有别于其他的宗教色彩，是与其特殊的宗教传统身份有着密切的联系。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以***权为主，而宗教权力难出其右。中国古代的君主都是君而兼师的，都是以***治领袖而兼顾教务，其重心则偏重于人事。中国的教权不能凌驾于***权之上，所以中国的宗教始终不能发展到唯一绝对的大神观念，继而也不可能有如西方的宗教统治。商民族是中国古代唯一最先崇拜大神的人。上帝之观念，就是由商人自淮河流域带来，并加入中国之文化系统的。但上帝观念的传人并没有消灭或统治中国的原有多神，反而受到原始中国人思想的同化，成了自然界一个最大物质的代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神都是趋于唯物的，人民所崇拜的所有神都是有关民生的实物，如山川河流等)。
作为商民族的遗裔，墨子将上帝之观念贯穿到墨家的教义中，提出“兼爱”之思想。《墨子・法仪》篇说：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墨子是从庶民阶级的平等观(兼爱)来塑造这个上天的。在墨子的著作里，提到“天”的共有278次，提到“上帝”的地方也有23次之多。墨子赋予天以普遍主义的平等观，不再持有原有的宗法等级宗教观，而是兼爱天下，普佑世人。我们也可以通过比较当时上帝观念和墨子思想，看出两者在许多地方都有相同之处，都是以兼爱为纲，宦求平等的观念。
上帝观念以上帝为父，兼爱同仁，人人皆如兄弟之相亲。其观念打破家庭小群和阶级制度，人人如兄弟一般来组合超家庭的团会，即教会。据说其最初组织，亟望基督重来，天国实现，教徒衣食相共，不分界限。此与从前分别族内族外，自私于内而相仇于外者，完全不同了。教义公开宣传，热心救世，一反各守私者之所为。
而墨子所主张的兼爱，就是不分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和等级身份的高低贵贱的普遍的无差别的爱，是要求打破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的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以下引《墨子》只注篇目)“爱人，待周爱人，然后爱人。”(《小取》)“爱人之亲，若爱其亲。”(《大取》)“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下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法仪》)墨子认为每个人在天面前都是平等的，都应享受天赋于人的各种物质生活。“爱臧(隶)之爱人也，乃爱获(女奴隶)之爱人也。”(《大取》)“获，人也……臧，人也。”(《小取》)墨子的爱是没有职位尊卑、财富多寡的差别的，哪怕是奴隶，仍应享有爱的权利。墨子的兼爱思想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其对象不止于一家、一族、一国，其范围包括任何爱所能及的人和地方。
墨子想替中国设立一个以上帝崇拜为中心的宗教，这是与墨子本人的宗教传承相关的，同时这种特有的宗教传承也为墨家学派“兼爱”的产生创造了思想基础。
二、由“兼爱”衍生的墨家“十论”
出生在二千四五百年前的墨子，从他的精神和主张来看，他欲成立一个中国战国时期独特的宗教，这是与当时混乱的社会历史状况息息相关的。
春秋战国之际，周天子尸位素餐，失去了号令天下的实权；诸侯趁机拥兵自立，各自称王，为了获得更多实际利益，诸侯国间相互争战不休，搞得天下***局混乱，战争连绵。墨子在《墨子・天志下》描述说：今天下之诸侯，将犹皆侵凌攻伐兼并，此为杀一不辜人者，数千万矣；此为逾人之墙垣，格人之子女者，与角人府库，窃人金玉蚤者，数千万矣；逾人之栏牢，窃人之牛马者，与人人之场园，窃人之桃李瓜姜者，数千万矣；而自日义也。而出身于社会最下层的墨家，亦即来自农工失业流民和刑徒苦役，受到来自于世家贵族、官僚以及新型的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老百姓更是饱受战乱之苦，生活基本上处在“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非乐》)的战乱之中。
针对这样的社会现状，墨子以身赴义，积极创教。胡适就曾评论说，“墨子是一个创教的教主”，墨子所说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都可称为‘墨条’的信条”。在多达十条的“教义”中，兼爱如穿珠之线，将“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同时也是墨子针对时弊开出的一剂济世药方。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侵略战争频繁，时间短则数月，长则数年。无论对侵略国还是被侵略国来说，都是人、财、物的巨大浪费。墨子提出非攻的思想，指出应“视人之国若视其国”(《兼爱中》)，减少对百姓的残害以及不必要的资财浪费。我们可以看出，非攻思想是兼爱思想的一种外延，是从人与人的兼爱向国与国的兼爱的推进，同时也是对当时颠沛流离于战乱中百姓愿望的一种迎合。
“庖有肥肉，厮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正是表现了战国***时代中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等社会现象。这与墨子所提倡的有财相分，有利相交的经济理念大相径庭。社会上层阶层不劳而获，却生活奢侈，挥霍浪费，厚葬久丧，钟鸣鼎食；而身处社会最下层的劳动人民只能终日劳作，却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身无立锥之地。针对这样的社会时弊，墨子提出节用、节葬和非乐的思想，即节约资
财费用，节省丧葬费用，取消礼乐制度，以此反对当时的繁文缛节，要求节约有限的社会财富，以均天下之利。同时墨子也指出应“有利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免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只有在这种有力助人，有财分人的道德、行为准则下，才能实现物质利益的合理分配，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过着温饱而不奢侈的生活，这是墨子兼爱思想的基本内容。
针对当时的“国家昏乱”，墨子提出了尚贤、尚同的***治主张。尚贤，就是尊重人才，举拔贤才。墨子尚贤是基于小生产劳动者的平均主义，“官无常贵，民无常贱”(《尚贤上》)，同时将尚贤提到了天之法仪的高大，并将择君也列为尚贤的内容。墨子这种主张反映了当时平民阶层要求平等参***的强烈愿望，以及一种由下选上的平等***治风气。以择君唯贤为前提，尚同就成为可能。尚同的基本内容是由天子“一同天下之义”(《尚同中》)，“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尚同上》)。墨子的两项***治主张，从君择臣和民择君两个角度上反映了强烈的民主思想和平等意识，同时也正是“兼爱”思想在***治层面的具体体现。
墨子兼爱篇5
“兼爱”是墨子学说思想的核心,是墨子的代表性观点。“兼爱”,即“一视同仁地爱一切人”。墨家的“兼爱”与儒家的“仁爱”有相同之处,是爱自己的延伸,由爱自己、爱亲人,到爱陌生人。
墨子生活在诸侯纷争、天下大乱的时期,人们不能互相爱护,不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体察对方的感受,完全只顾及自身的利益,哪怕连一点点的好处也不让给别人,推而广之,国与国的关系也是如此,大国进攻小国。墨子认为国与国之间之所以会发生战争,就是因为各诸侯国只爱自己的国家,而不爱别的国家,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考虑他国的利益,所以他们总是用进攻的方式来使自己的国家获得好处,如此下去,天下怎能不乱呢?针对这种情况,墨子提出,人们应该转换思维,应该“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即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应相亲相爱,并通过相互的爱护与关心,使各方都有利可***,从而实现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和平相处,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共赢”。从墨子的主张里,我们可以看到,“兼爱”所要达到的结果是互利互惠的。除了倡导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亲相爱以外,墨子还认为,这种相互的关爱是没有等级差别的,只有无差别的爱,才是真正的“兼爱”,哪怕是奴隶,也应享有爱;只要是人,在爱面前就是平等的,就有爱与被爱的权利。
“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在墨子看来,“兼爱”“非攻”应是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墨子主张非攻,特别反对当时的“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的掠夺性战争。墨子以兼爱为准绳,把战争严格区分为“诛”(诛无道)和“攻”(攻无罪),即正义与非正义两类。“兼爱天下之百姓”的战争,如禹攻三苗、商汤伐桀、武王伐纣,是正义战争。反之,大攻小,强凌弱,“兼恶天下之百姓”的战争,是非正义的。非正义的战争“攻”要坚决制止。为此,他奔走呼吁,开展广泛的外交活动,宣传他“非攻”的主张,并培养***事人才,然后派到各国做武官,目的是游说大国、强国的君王不发动战争,帮助弱小的国家打赢防御战。墨子与众弟子多次成功地制止了大国侵略小国的不义之战,一些把墨学称为“贱民之道”的君王,不得不在墨子的游说下,承认攻占不义或者放弃攻占。阻止楚攻宋,阻止鲁阳文君攻郑,阻止齐太公攻鲁等,皆是“非攻”理论的实践成果。
为了制止战争,让那些发动战争的君王一无所得,墨子及其弟子精心研究守御之法,即“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墨子深知,光讲道理,大国君王是不会放弃战争的,因而主张“深谋备御”,以积极防御制止大国攻小国的侵略战争。这些研究防御作战的论述,在《非攻》《公输》等文章中有所体现。墨子的非攻思想是影响古今的和平主义,是平民主义的战争观。
墨子的思想体系中包含着一个完整的治国理论,这一理论在具体的***治层面上是以“尚贤”“尚同”的主张为代表的。墨子目睹了家天下带来的弊端,因此提出了“尚贤”的思想。“尚贤”简单地说,就是君王要任用贤能的人来治理国家。墨子说,君王治理国家,如果不关注仁人志士,就会亡国。墨子认为,一个贤能的人必须满足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德行厚道,能够爱人利人,爱护百姓;二是能言善辩,具有良好的口才;三是精通治国的道理与方法,具有胜任其事的才能。墨子提出这样的“贤”的标准,目的是为了实现他改革***权机构,贤人治国的愿望,即把那些世袭的无才无德的贵族剔除掉,将符合“贤”的标准的人士选拔上去。墨子认为,国家的富或贫,人民的众或寡,世道的治或乱,都取决于是否有贤者在位。因此他说,尚贤,是***治的根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墨子提出了让平民百姓中的贤能人士参与***治管理的主张。他认为,***权机构的官职,也应当平等地向农夫和商人等开放,只要是贤者就可以中选而为高官,身负重任并有决断之权。这样明确地提出平民有平等参与***治管理的权利,在我国历史上还属首次。
墨子兼爱篇6
论文关键词：墨子；兼爱；和谐社会
一、墨家兼爱思想的内涵
兼爱是墨家伦理思想的核心范畴，“兼”有不分彼此之意。“爱”是关爱，相爱，行爱的意思。“兼爱”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
首先，“兼爱”就是社会中的人要彼此相爱，相利。倡导无差别、无等级的爱。墨子认为，人人应该“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其身”这就是说，要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把别国，别人，别家当作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亲人，自己的身体来看待和爱护。从而人人相爱，达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的社会状况。墨子认为，兼爱就是社会和谐，民众融洽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因此，墨子指出，天下之人应不分身份、地位、等级都要对他人施以爱。这表达了“爱无差等”的思想，凸显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墨子的“兼爱”思想不同于儒家的“亲亲有术”，“爱有差等”的“爱人”原则，否定了亲疏有别的宗法观念。同时，墨子认为人是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要以“兼以易别“来处理各种关系，他指出，“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因此，兼爱成了墨家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
其次，墨子把“兼相爱”和“交相利”联系在一起，倡导舍小利取大利，以大多数人（广大小生产者）的利益和幸福为标准，指出其出发点就是兴利除害。爱人是以利人为目的的。交相利必须以兼相爱为前提，其中兴利是墨子的主旨，而兴利就要除害，害起主要是不相爱。利是由兼相爱生。“大夫各家爱而不爱易家，故乱易家以利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相反，如果兼相爱，大夫诸侯均从爱出发，通过爱的传递，“国都不想攻伐，人家不相乱贼。”爱必言利，以爱启利，以利寓爱，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兼相爱”并不否定自爱，而是把自爱与相爱结合起来。“交相利”也不是鄙视自利，而是力求使自利与互利两不偏废。“墨子认为，爱人就要关心他人利益的实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才者免一分人，又道者劝以教人。”在墨家看来，利人利天下就是义，主张牺牲小利去获取大利，“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只有“兼爱交利”才能消除社会的祸患，才能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墨子还主张舍小利取大利，在尊重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可以使得自身的利益得到满足。墨子并不反对爱自己，但反对只爱自己，反对只顾个人利益，倡导人们应把立足点放在他人利益和幸福上。其实反应的就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在当个人利益和别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做出自我牺牲，也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应以集体利益为重。
二、兼爱思想的特点与价值
墨家兼爱思想有自身的特点和价值，但也有缺陷，总的来说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墨子的“兼爱”思想不同于儒家的“仁爱”。儒家的“仁爱”主要提倡的是有差别的爱，这种爱是根植于宗法血缘之上，是有着“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的由内及外、由己及人、由亲到疏的爱。因而，儒家“仁爱”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贵族利益，维护着上下有别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而墨家的“兼爱”主张没有差别的爱，没有等级的爱，彼此爱，相互爱，由外及内，由人及己的爱。墨家兼爱思想意在通过宣扬无差别无等级的爱使不同等级的人都具有爱人之心，人人相爱相利，和谐相处，从而使得整个社会和谐稳定。因而，这种兼爱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小生产者的利益要求，谴责了等级歧视和等级压迫。所以，墨家提出“兴天下之利，出天下之害”的口号。墨家这一思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可以说一种社会乌托邦，但反映出了一种道德期盼，反映了下层劳动人民要求平等互爱的心声。
其次，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体现了一定的功利主义色彩，交相利是以利他为前提的利益的相互交换，注重了道德和利益的相互联系。任继愈先生在《中国哲学史》里阐述过功利是墨子的社会生活原则，但墨子的功利思想有别于现代伦理学意义上的功利主义，“现代功利主义的箴言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墨子的“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投桃者首先不是从利己出发的。”这说明了墨子的爱人不是从自爱出发；利人也不是从自利出发。因此，“墨子把功利原则作为评判人的道德行为的尺度，这为后来正确的理解动机与效果的关系提供了前提，是对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一大贡献。”
三、兼爱思想对和谐社会建构的借鉴意义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墨子的兼爱思想蕴含了丰富的和谐理念，对建设和谐社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先，墨子“兼爱”思想倡导人人彼此相爱相利，主张“兼以易别”利人、利己、利天下，这对处理和谐社会中的人我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体现了谐社会建设中以人为本、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处的理念。当前我国提出的和谐社会是覆盖社会各利益阶层和各社会关系之间的和谐。但当前社会中存在着一定的不和谐因素，各种社会矛盾如利益矛盾、经济竞争、贫富差距等逐渐显露出来，人际间的关系日趋复杂，特别是网络的介入，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趋生僻。在墨子看来这些不和谐是源于人之间的不相爱，此时应以“兼相爱，交相利”思想来化解，社会各阶层之间应互爱互利，和谐处理人际间利益关系，在充满爱意的氛围里考虑他人利益，从而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满足，通过首先爱他人来创造一个处处充满爱的社会。墨子的这种思想同样对现阶段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有着借鉴意义。只有和平共处，才能稳定发展，才能和谐安康。但同时我们也因准确的理解和对待兼爱，这里的兼爱是积极的协调，而不是全盘的否定差异与矛盾。按照辩证法的观点，统一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我们要在坚持以人为本，兼爱原则的同时，要正视差异，以积极的态度求得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协调。
墨子兼爱篇7
前期墨家在战国初即有很大影响，墨子学说在当时影响如日中天。先秦时期，儒、墨两家曾是分庭抗礼。战国后期，墨学的影响一度甚至在孔学之上。儒，墨同为春秋战国时期显学，当时有“不入于儒，即入于墨”之说。《孟子·滕文公》篇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可知春秋之世，杨朱之学与墨学齐驱，并属显学。墨翟相传原为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曾学习儒术，因不满“礼”之烦琐，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据说楚王曾计划攻宋，墨子前往劝说楚王，并在与公输班的模拟攻防中取得胜利，楚王只得退兵。
墨子的思想与主张社会伦理思想以兼爱为核心，提倡“兼以易别”，反对儒家所强调的社会等级观念。它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以尚贤、尚同、节用、节葬作为治国方法。它还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提出非攻的主张。它主张非命、天志、明鬼，一方面否定天命，同时又承认鬼神的存在。前期墨家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以经验为基础的认识方法，主张“闻之见之”、“取实与名”。它提出三表作为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方法，以***治实践的结果是否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依据。这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早提出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命题，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兼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
在《墨子》一书中所撰写的《兼爱》、《天志》等篇目中反复提倡“兼相爱”、“交相利”，这也是墨子哲学观念重要主张。墨子认为在战乱时代，地方割据势力之间为争夺领土而发生的战争，以及不同种族的人们之间的争执，演变发生“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乱者不得治”，这是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
发生争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兼爱”精神的缺失，墨子曰：“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必不忠惠，父子不相爱则不孝慈，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讲的就是矛盾的根源就在于“兼爱”的缺失，墨子认为唯有“兼爱”得到大众的认可，并发扬其精神，这样，天下才不会大乱，人们才能和平共处，才能创造太平盛世。
墨子对“兼爱”的叙述为简称为“仁”，把信仰“兼爱”理念的人称为“仁人”，与儒家提倡的“仁”在道理上相近，但在具体以细节内容上则有着根本的区别。儒家学说主张的“爱人”是依照封建宗法制度的“亲亲”理念对远近亲疏不同的人有先后轻重之分。而墨家学说主张爱无贫困差别，爱无厚薄。在“兼爱”基础上提出的“非攻”理念，在大爱面前反对非正义的攻伐战争，它是“兼爱”思想在地方***权相互竞争方面的延伸。
“兼爱”思想是墨家学说思想的核心理念，它蕴含着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兼相爱”，就是要普通大众待人如己、爱人如己、相亲相爱。并以理想化的思想境界，达到墨子所希望的和谐的社会关系。在当代，发扬墨家“兼爱”思想，有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
人与社会的和谐是实现和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最终目标。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界的高等生物，人与人之间和群体关系与动物之间的族群关系不同，人们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构成了一定区域内的社会关系。“人的发展是社会的手段，又是社会的目的；人的发展是社会的结果，又是社会发展的原因。”所以，要实现人们之间的和谐相处，就必须坚持以人为中心论，“兼爱”思想恰恰如实反映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当前中国所处的经济高速发展，人与人之间不仅仅是金钱与名利的关系，在促进经济社会与人们之间的关系全面发展的同时，发扬墨家“兼爱”思想，营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价值观。
三、“尚贤”，是实现国家繁荣民族复兴的根本
“尚贤”思想是墨家学说中最实用的***治主张，就是主张国家***府实行任贤用人。墨子认为“国家治薄”的原因在于“贤良之士寡”，墨子在提出“众贤”与“尚贤”措施；所谓“众贤”就是使社会上的贤良之士增多。而在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选贤用能，对社会有用的人“将富之、贵之、誉之”。从而达到国家的贤良之士增多，同时也就面临着***府如何选拔和使用这些对社会有用的贤人的问题。
在选用贤良之士方面，墨子提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就是墨子在“尚贤”思想的最核心的体现，它贯穿着墨子的整个任能用贤的***治思想。在人才选拔上，要做到“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在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会遇到的深刻问题，人才选用得当，则对国家繁荣昌盛起到一定的催化作用，甚至起到根本性的作用。而墨子提出的“尚贤”思想不是一种空洞的理念，在当时的条件下，提出一种可操作性的选贤制度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举措。
墨子认为通过任用贤人***治主张，就可使官府殷实，万民富足，从而最终达到整个国家长治久安、民族的繁荣昌盛。
虽然距今已过去了两千多年，但墨子所倡导的“尚贤”思想和“尚同”的主张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代，墨子的“尚贤”学说仍具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尚贤”，是实现国家昌盛、民族富强的根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墨子的“尚贤”与“尚同”思想发挥重要的启示作用。中国目前走具有中国特色原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当前，选用贤能担任国家重要岗位，有效的发挥其才能，为远大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添砖铺路。
参考文献
墨子兼爱篇8
[关键词]墨家；兼爱；管理思想；企业管理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剧烈变动，***治上的动荡纷争进而导致思想上的百家争鸣，代表不同利益阶层的诸子百家蜂起立说，形成中国思想史上蔚为壮观的文化景观。在那样波澜壮阔的背景下，诸子著书立说，希望凭藉自己的思想理论而建构一个自认为理想的社会，儒、道、墨、法等诸家无不如此。从这样的层面看，诸子学说是一种管理学说，有着强烈的***治、社会管理的色彩。墨家是先秦最重要的学派之一，《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在先秦时代，墨家学说足以与儒家思想相颉颃。墨家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思想，并且身体力行，其主张虽不为当时的统治者所采纳，但并不能减损其思想的意义与价值，在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
如果从管理哲学的层面来理解墨家思想，那么，兼爱则是墨家管理思想的伦理基础，尚贤、尚同是其管理原则与方法，贵义则是管理思想的最高目标。墨家的管理思想，是力***构建一个人人相爱平等、社会安定、生活安足、崇尚道义的理想社会。
一、兼爱：企业管理的伦理基础
《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墨翟贵兼，“兼爱”是墨家伦理思想最根本最典型的特征。“兼”是整体、全部的意思，《经上》说：“体，分于兼也。”“兼爱”也可以说是“尽爱”、“俱爱”、“周爱”。“兼爱”的另一层意义是“爱无差等”。可见，兼爱是一种平等的无差别的爱，无血缘、亲疏、贵贱之分。兼爱思想与儒家“仁爱”有着鲜明的不同。孔子说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学而》)孔子说“仁”，只是属于君子的，只有贵族阶层才能够实行“仁”，践履“仁爱”，而那些重利轻义的“小人”是没有“仁爱”可言的。“仁爱”的等级化显然不是下层平民所能接受的。墨家从下层平民的利益出发，针锋相对地提出“兼以易别”，在墨家看来，儒家的“仁爱”实际上是一种“别爱”，要用“兼爱”来代替它。《兼爱上》说：“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在先秦儒家的人性论中，孔子没有明确说明，而孟子则标举人性善的旗帜，指出人皆可以为尧舜；而墨家很少直接谈论人性。但是，综观《墨子》，其自然人性论思想比较明显。墨子认为，古代社会是个纷乱动荡的社会，其原因是大家只爱己身而不爱他人，《兼爱上》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因此。·在《墨子》中，兼爱常常与交利并用，“兼相爱，交相利”，兼爱有互爱互利的意义。墨家对“利”也有自己的诠释，《经说下》说：“义，利也。”墨家所指的“利”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公利，而非一己私利。只有实行兼相爱，交相利，才能社会稳定，生活安足；反之，就会社会动荡。墨家说仁人应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与儒家罕言“利”有着根本不同，先秦儒家在义利之辩中认为只有小人才会重利，割裂义与利的辩证关系；而墨家则把义与利有机统一起来。
从管理哲学的层面考察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台湾学者王蓑源先生指出：企业管理是科技整合的实践。然而，其中以***治管理的影响最早，现代企业管理兴起于欧美，其早先就曾引用***府和教会的管理经验。而且企业管理与***治管理的性质也最接近，虽然二者任务不同，但管理对象一样，都是人，先把人管好，一切都好办，这是二者的相同之处。现代的企业管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人的管理。如何定位劳资关系，即雇主与员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对于调动整个企业中人的积极性至关重要。现在大家都在讲“以人为本”，那么，在企业中实行“以人为本”，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劳资双方平等的、互爱互利的关系，惟有如此，在制定企业各项规章制度中，才能够充分考虑到全体员工的利益，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参与性和积极性。劳资双方虽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利益冲突，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共生关系，利益是一致的，企业的兴衰存亡与企业员工有直接的关系。在企业内部如果能够充分贯彻墨家的兼爱思想，就像《兼爱中》所说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员工视企业就像自己的家一样，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就会充分发挥，就会实现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和谐，进而实现企业的效益。
二、尚贤与尚同：企业的管理原则
“尚贤”是墨家思想的第一个论题，由此可见尚贤在墨家思想的重要地位。墨家所说的贤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德才兼备的人，当然，这里指的是具备墨家伦理思想的人，与儒家圣人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儒家的圣人观中，圣人应该是具备仁义德性的。儒家所说的“仁”是从人性内部自然发展出来的，孟子认为，人天生就具有仁、义、理、智“四端”，推而广之，就成了人的四重常德。而墨家的贤人应该是能够实行兼爱思想的人，兼爱是社会的需要，是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需要，兼相爱，交相利。因此，墨家所说的贤人应该是功利主义者。在《尚贤上》中，墨家提出了贤才的标准：“厚乎德行，辨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认为贤良之士是国家的财富，《尚贤上》说：“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事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尚贤”是“为***之本”。在《墨子》一书中，《亲士》《尚贤》诸篇反复论证贤良之士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亲士》说：“人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以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尚贤上》说：在一个国家中，“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对于贤能之才，不仅要储备，而且要予以重视，并给与丰厚的报酬，“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也。”(《尚贤上》)
那么，如何寻求贤能之士?《尚贤上》以古代圣王为例来说明，“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也就是，对于用人应该打破门第、血缘、远近、亲疏关系，“唯才是举”。这与儒家又有显著的区别，儒家认为：“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儒家一般不把“小人”包括在贤人之内。墨家以兼爱为伦理原则，小人与君子在才能与品性上没有根本的区别，不应该为求人才划定界限。对于贤能之士，墨家认为要做到各尽其才。《耕柱》篇指出：用人“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节用中》也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鞲、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
尚同与尚贤是相辅相成的。《墨子》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如果***令不一，只能导致社会动荡。因而，尚同与尚贤一样，是“为***之本”。《墨子》指出，贤人治理国家，应该一统天下之义，才能***令畅通，社会稳定。从组织关系讲，要做到下级服从上级，以上级的意志为意志。用现代***治学来评判，《墨子》尚同思想是一种开明专制。对于开明专制的评价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事实上，《墨子》也对贤能之士提出了监督与约束机制，《尚同中》就指出：“已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其义其上，而无有下比之心”。《尚贤上》更指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而且，对于贤人还要“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尚贤中》)。可见《墨子》并不是无原则的“尚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墨子》的尚贤与尚同思想虽然是就行***管理而言的，但在企业管理上同样也有借鉴价值。从企业竞争的角度看，当今企业竞争，是资本的竞争，更是人才的竞争，因为只有人才才是企业最根本的因素。广泛的延揽人才，不分远近、亲疏、学历、城乡之别，并做到知人善任，才可能使企业具有竞争力。在企业内部，应该建立一整套有效的激励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使能者上，庸者下。人无完人，在用人上不可求全责备，知人善任，用其所长，避其所短。美国管理学家杜鲁克就曾告诫管理者：“一位经营者如果仅能见人之短，而不能见人之才，刻意挑其短而非着眼于展其才，则这样的经营者本身就是一位弱者。”这与《墨子》的尚贤思想有相通之处。现代企业要善于发现人才，用好人才，使人尽其才。
与尚贤对应的尚同思想，虽然诚如梁启超所说在***治上容易导致开明专制，但在企业管理上却有相当的价值。企业管理与行***管理有着很大的不同，企业民主与***治民主不一样。在企业内部，虽然决策也要求民主化，可是一旦形成决策，就要一同企业之义，全力以赴。而且市场瞬息万变，如果完全套用行***管理的民主决策程序有时会痛失机会。企业的民主从某种程度上讲应该是一种民主的监督与约束机制，防止管理者滥用权力，而不应该在决策上盲目追求民主。当然，企业用贤能之士作为管理者，他们就应该具有一种典范的作用，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言不信者行不果”。
三、贵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责任
在墨学“十论”中，虽然没有“贵义”一说：但是，在整个墨家思想体系中，贵义与兼爱密不可分，成为墨家伦理思想的一部分。《墨子·贵义》一开头就说：“万事莫贵于义。”儒墨两家都言“义”，在儒家那里，义是与利相对应的词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者是对立关系。在儒者看来，“义，事之宜也”，做应该做的事就是“义”，至于结果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相反就是不义，儒家反对见利忘义。由此可见，儒家所谈的“义”是就动机来说的。墨家对“义”有自己的界定，《经上》说：“义，利也。”《大取》也说：“义，利，不义，害。志功为辩。”“义”与“利”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前面说过，墨家所谈的“利”不是一己私利，而是社会公利。在墨者那里，“志功为辩”，“义”与“利”、动机与结果得到了有效的统一。必须指出，墨者虽然是功利主义者，但不是那种只重结果而不论动机的人，“合其志功而观”是墨家义利统一观的思想基础，《鲁问》以鲁阳文君与墨子对话的形式表达了这一观点。鲁君谓子墨子日：“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朱可知也。或所为赏与为是也。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
墨家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义利关系，认为：“义可以利人，故日：义，天下之良宝也。”(《贵义》)在墨家那里，做对个人、社会有益的事就是义。因此，墨家大力提倡“贵义”，教化天下之人，《鲁问》说：“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
就现代企业而言，不须讳言，追求利润是企业的目标之一，没有利润，企业就没有发展壮大的资本，就失去发展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利润成了企业唯一的目标或者终极目标，有益于社会、国家才应该成为企业的最高目标。所谓企业最高目标，是相对企业的共同精神或共同价值观念而言，或者说是企业的理念。美国学者杜克在其所著《管理学》强调管理的使命，认为：“任何讨论管理的书籍，不以所要完成的使命为开始，则是不了解管理。”企业的存在不仅在于利润，还有它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企业在制定自己的目标时应该考虑到社会效益，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就不至于出现短视行为，才能使企业获得持续有效的发展。目前***府倡导的科学发展观，笔者想以墨家的“贵义”思想作为企业的最高目标，就是一种科学发展观。
人们在理解成功的时候，有时有偏差。有人认为，企业经营者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就是一种成功。这种观点是非常狭隘的。如果要说这是成功的话，那么也仅仅算小有成就。真正的成功还必须体现其社会价值，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成功。港台和西方国家的不少企业家，抱定财富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宗旨，不是把企业的利润用于奢靡的个人消费，而是回馈社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群体。比尔·盖茨设立基金会，救助那些处于困顿中无助的艾滋病人，李嘉诚设立李嘉诚基金会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等等，他们才是真正成功的企业家，这些都为我们的企业家提供了很好的榜样。笔者认为，这应该成为现代企业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企业就会获得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同，而社会大众的认同又是一个企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可以用“兼相爱，交相利”来说明这一点。
墨子兼爱篇9
关键词：墨家；执***伦理；和谐社会；现代启示
“兼爱交利”说是墨家***治伦理的核心理念。墨子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兼爱上》)墨家一直倡导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利，为此他反对功伐和杀戮，并且期待着统治者能听从自己的主张，为天下百姓创造一种安居乐业的社会***治局面。“尚贤尚同”说是墨家为了实现“兼爱交利”的社会***治理想而设定的基本伦理、规范和道德标准。“国家混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墨子·鲁问》)显然，墨子认为“尚贤尚同”是实现国家***治清明和社会的安定和谐的条件。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并把尚贤提升至为***之本，要求君主“不***父兄，不偏富贵，不劈颜色。贤者举而上之，福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墨子·尚贤中》)墨家倡导贤人***治，非常重视执***伦理建设，对中国古代的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所谓执***伦理，主要指的是公共行***领域中的伦理，是***府工作过程中的伦理，也就是关于治国的伦理。墨家的执***伦理思想的核心是针对执***主体；即在权力运行和行使过程中，统治者必须具备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要求。对墨家和谐社会执***伦理的研究，可以为当今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借鉴。
1墨家执***的道德原则和价值目标
任何阶级要建立***权，都必须有自己的***治文明追求。为此，确立自己的执***道德原则和价值目标，引领社会和谐有序运行，是作为执***主体首先要完成的重要工作。
1．1“兼相爱”——墨家执***的道德原则
墨子提出的“兼相爱”体现着宽广的博爱情怀，他敏锐地看到了***治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在于借助这一合理的道德原则去创造在实际道德行为中所有的人都能获得自身利益的希望。墨子把天下祸乱、纷争的起源都归于不相爱，认为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兼相爱”。具体做法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最终达到的效果则是：“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孝慈，兄弟相爱则和调”(《墨子·兼爱中》)。墨子所提倡的这种“兼爱”，是指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相爱，没有亲、疏、远、近的区别。
与道家只关注人的自然性的“道爱”相比，墨家的“兼爱”则更关注人的社会性层面，强调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性，把别人的国家、家庭和生命当作自己的来对待。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天下之人皆相爱”的和谐状态。其次，与儒家的“仁爱”相比，墨家的“兼爱”更注重人的平等地位。墨子突破血缘界限和社会阶层的局限，认为“若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墨子·兼爱下》)。所以说，墨家的“兼爱”更能体现出一种无私的爱和奉献精神，对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起到了积极作用。
1．2“义利并重”——墨家执***的价值目标
在墨子的观念里，“利”并不是个人私利，而是天下大利。墨子始终强调统治者要效法古代圣王，把爱与利统一起来，爱人就是利人，利人必须爱人。《墨子·大取》中说：“有爱而无利，乃客之言也。”即空讲仁爱、不讲实际利益是墨家的言论所不取者。墨者肯定主体有自觉爱他人、利他人的道德责任和义务。从“交相利”的基础出发，墨子提出“为彼犹为己”的原则，要事事处处替别人着想，急人之所急，与人为善，成人之美。它的出发点是先“为彼”，即把他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墨子认为真正贯彻了“为彼犹为己”的原则，他人也会对等地给自己以回报“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他引用《诗经》中的话说：“无言而不售，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爱利别人实际上就等于爱利自己。
墨家重利但并不轻义。墨家认为义即利，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等同的。《墨子》中有《贵义》专篇，明确指出：“天下莫贵于义”。尤其对为***者来说，一同天下之义是天下大治的首要条件。义不仅是明辨是非的绝对标准，更是为***者进行行***管理的基本法则。当义和利出现不一致时，墨子明确主张重义。据《墨子·贵义》篇载，墨子曾向楚惠王献上自己的著作，希望楚王能接受他的学说。楚王尽管口头上称赞墨子的书，许诺给墨子高官厚禄，但并不想实行墨子的主张。墨子说：“道不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今书未用，请遂行矣。”
2墨家实现执***价值目标的手段
在墨子的十大主张中，“尚同”就是墨家为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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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和谐社会主张而提出的***治手段。“尚同”的意思是一切有关善恶、是非的意见都必须统一、服从于上级，下级臣民对天子惟令是听。总的来说，“尚同”大体上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思想的统一；二是***治的统一。思想统一要求人们在思想上采纳同一标准，不能一人一义。***治集中则要求人们在行动上和上级保持完全一致，不准自行其是。
由于思想的统一是***治集中的前提，所以墨子特别强调要“一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中》)。据《墨子·尚同中》记载，墨子认为远古原初状态，人们都以自己为标准，一人一义，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彻底的无***府状态。这种原初形态的“义”，不是天下公义，而属于私义。人越多，义就越多。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义是正确的，别人的义是错误的。于是，人们之间互相攻击、互相怨恨、互相损害，致使人与人不能和睦相处。这正是天下祸乱之源。因此，墨子提出，只有统一是非观念、价值标准和道德准则，确立同一之义，一切祸乱才会消弭，才能最终实现***治的和谐。
墨子的“尚同”思想主张下级服从上级，同时，下级也可以“规谏”上级的过错。另外，下级服从上级的前提是上级是贤者，如果是不贤、不仁者，可以由上级把他们撤职或惩处。在墨子的“尚同”过程中，除天子由上天监督外，下级***长都是由上一级的***长所任命。而上级***长之所以任命下一级***长，是因为自己的智慧和精力不足以独自统治，需要有贤能的人来帮助治理，统一人们的思想。因而，墨子认为选拔各级***长的标准是他们的才能，一同天下之义的天子应该是天下最大的贤人。
墨子主张“尚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使上下通情国家和谐、百姓得利。对此，詹剑峰认为，“墨子的‘尚同’原则开商鞅、韩非等法制的先路。其提出尚同一义的***治，目的是在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府，能够统一中国。”
墨家实现执***价值目标的人才保证
“尚同”解决了和谐社会国家***权的组织形式，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制度和人同等重要。没有良好的制度作保证，国家将一片混乱；要真正治理好一个国家，关键还在于选拔良才。马克思、恩格斯就说过，“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为此墨子提出了“尚贤”的***治主张，并把它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人才保证。
所谓“尚贤”，就是说要崇尚和重用贤人。贤人，用墨子的话来说就是“贤良之士”，即德才兼备的能人，其标准就是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和博乎道术，这些均与个人的身份和地位无关。
墨子认为，重贤、用贤与国家的治乱、民族的兴亡关系紧密，到一个国家主***却不蓄纳贤士，就会亡国。其次，墨子认为“尚贤”是为***之本。国君对于贤士，要“法其言，用其谋，行其道，上可利天，中可利鬼，下可利人，是故推而上之。”(《墨子·尚贤下》)如果国君不尚贤，而使不肖者居左右，后果将不堪设想：“使治官府则盗窃，守城则倍畔，君有难则不死，出亡则不从。使断狱则不中，分财则不均。与谋事不得，举事不成，人守不固，出诛不疆。(《墨子·尚贤中》)”墨子通过对尚贤和不尚贤的两种不同效应的鲜明对比，说明了尚贤作为“为***之本”的重要。
墨子提倡“尚贤”的直接目的，就是反对“任人唯亲”为原则的宗法世卿世禄制度，要求扩大选贤范围。在《墨子·尚贤上》中有这样一段话：“古者圣王之为***，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日：‘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为也。”这是墨子“尚贤”主张的精髓之所在，反映了平民百要求参***的心声。
墨子的“尚贤”思想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把选举贤能的范围扩展到“农与工肆之人”，从而打破了旧思想与世俗的偏见，提出了在贤能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这是墨子思想体系中最富于积极意义的成分之一。
墨家执***伦理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重视监督机制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于***的执***能力建设，而执***能力的表现不仅在于有一只高素质的管理人员队伍，更在于有一各科学合理、管理严格、效率卓越的监督干事的队伍，并且这两个队伍能互相促进，共同提高，一起为和谐社会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在执***伦理建设过程中，我们不仅要严把公务员招考关，做到“任人唯贤”，真正把那些具有过硬业务素质的“贤人”选进公务员队伍，更要把那些既有过硬业务素质，又有过硬思想素质的“能人”选拔到领导岗位，特别是监督岗位上来。
墨子兼爱篇10
特别在有关于义利的问题的言论上，儒家学者孔孟虽不反对追求利益，但实在也不屑于谈论“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即可窥见一斑。而墨家的态度则相反：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人在现实生活乃至国家***治现实中关心“利”实际比关心“义”的情况更多些。例如墨子的“尚贤”理论和***府管理理论都极其重视民心民意，以周文王能“与其百姓兼相爱，交相利，是以近者安其***，远者归其德，闻文王者，皆起而趋之……百姓亲之，贤士归之，为殁其世，而王天下”之例指导统治阶级制定亲民爱民的统治***策。而后世的许多实际***治理论和实践过程中也大都蕴含了这种“交换”的思想。由此可见，墨家的识“利”并利用“利”就实际多了。
除此社会统治阶层的统治实践中体现出的“兼相爱，交相利”理论外，现实生活中中国人也以“交相利”作为符合自然天意的行为基础。对于“交相利”，多数学者认为墨子讲求功利，“功利、利益是他考虑所有问题的前提”并且在肯定其功利思想对中国的积极作用同时大大批判其“急功近利”“短视”的一面。但本文认为墨子的确承认人与人之间关系功利性的存在，但其重点并不在于让人刻意追求现实的利益，不在于着重强调极端的个人利益得失。所以墨子的言论相对于韩非子的对于人际关系的计算本质说与儒家认为人需“舍利取义”，“君子重义，小人重利”两个极端来说，显得较为符合中庸之道，也是相比于儒家更符合人的天性和现实、更贴近中国社会历史的实践环境的学说。另外，古往今来有许多学者有认为“兼相爱”思想太过理想化，泛爱与墨子本身强调的功利思想不符的批判，并以此说明墨子理论本身就不实际。而本文以为，“兼相爱”则是需在理解其“交相利”思想的基础上才能作出进一步解释，因为人际之间功利性的存在。爱别人目的是为了让别人也爱自己，为了不给自己树敌，墨家要求人人尽可能做到兼爱。除此之外，墨家的其他言论也都可以用这种功利主义启蒙的“交相利”思想出发，找到合乎现实的解释，例如“非攻”“尚力”“非乐”等。这里的“兼相爱”思想是对于现实功利性一种“超实际”的解决方式。正如陈序经解释全盘西化理论只是一种策略与手段，实际目的是为了用极端手段获得中庸结果一样。墨子的“兼相爱”“泛爱”思想颇有用极端提法，为了获得使国民在功利的实际上有尊重他人，爱他人的中庸结果的意味。
那么为什么墨家的学说又更符合中国的现实社会呢？除了墨子的学说所建立的基础更符合人趋利避害的本性之外，也是因为墨家的学说最早是站在“社会中产阶级”的角度上提出的。墨子作为一个手工业者，生活中必然时常接触到现实的、人际间的、各方面的利益交换。另外中产阶级既有机会接触到下层阶级，贴近社会现实。同时又作为一个希望进入上层社会治理天下的社会积极分子，所提出的理论同时也考虑到上层统治阶级统治之便，提出由***府统一管理社会秩序。相比之下孔子提出理论的本身就站在“君子”的利益集团角度上，期望以塑造理想君子的个人道德文化修养来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不切实际。墨子吸收了儒家理论的部分内容，也对其他内容进行了批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