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墨子》是我国历史上一部内容丰富、文化底蕴深厚的典籍，其所涵盖的学科范围广泛，是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早在19世纪，《墨子》就已经成为西方汉学界研究的对象之一。150多年来世界上产生了多个《墨子》英译本和众多研究其思想内容的英文文献和译本，在译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通过梳理和评析《墨子》英译有代表性的文献和译本，探索了《墨子》英译发展的脉络和轨迹。
关键词：《墨子》；英译；梅贻宝；华兹生；李约瑟；艾文贺
中***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2?0232?05
墨子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主要哲学家，他所创立的墨学在秦汉之前是和儒家齐名的显学。记录其思想和观点的《墨子》一书涵盖的学科范围甚广，在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不多见。由于多种原因，比起我国其他经典，如《道德经》《庄子》和《论语》等，《墨子》的英译本数量并不多。但早在19世纪，西方汉学界就已经开始对《墨子》进行翻译和研究了。据笔者检索统计，至2012年底，已经出版的《墨子》各类英译版本达12个，其中包含3个全译本。此外还有一定数量《墨子》英译研究的学术论文和著作。本文试***梳理和评析不同时期《墨子》英译本及其影响，以求教于译界同仁。
一、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的《墨子》英译概况
早在19世纪60年代，《墨子》就已经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1861年由香港伦敦传道会印刷所出版的《中国经典》（Chinese Classics）中，英国圣公会牧师理雅各（James Legge）就曾以较大的篇幅讨论了杨墨学说，并且还翻译了“兼爱”（上、中、下）三篇，其翻译的主要目的在于希望通过比附墨子的“兼爱”来宣扬基督博爱的道理。由于理雅各在翻译时坚持以保持原文特色为主要目的，大部分译文对于缺乏中国传统典籍文化知识背景的西方读者来说，显得晦涩难懂。因此，其关于《墨子》部分篇章的翻译，在当时并未
引起广泛关注。
19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胡适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逻辑方法之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此书遂成为中国学者向西方介绍墨学的最早的英文著作之一。但也有学者认为，他在书中的“大胆的假设”并没有经过“小心的求 证”[1]（113），将《墨子》中“墨经”部分归为“别墨”所作，这一观点在墨学研究历史上一直存有争议。
1927年，中国留美学者梅贻宝（Y. P. Mei）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题为Motse， the Neglected Rival of Confucius（《墨子：一位被人忽视却与孔子匹敌的对手》）的博士论文，除“墨经”和有关***事的部分，他在论文中翻译了现存《墨子》 53篇中的36篇，这部分译文于1929年在伦敦普罗赛因出版社单独出版，其书名为《墨子的伦理及***治论著》（The Ethical and Political Works of Motse）。梅贻宝的翻译以清代孙诒让的《墨子间诂》为底本，紧扣原文且注释详实，译文质量较高。他认为不翻译“墨经”和有关***事部分的篇章的主要原因是，前者的作者身份尚待考证，而后者则与阐释墨子思想关系不大。翻译时，梅贻宝还比对了福尔克的德文译本，并在其译本前言中指出福尔克译文的不足：“But on certain points， especially in his introductory essay， we have to disagree with his authority. [2]（xii）（但在一些特定的观点上，尤其是出现在其介绍性文章部分的观点，我们对其权威性持不同意见。）”至于译文采用何种翻译策略，梅贻宝也在序言中给出了明确的答案：During the course of our work we have often had to face the dilemma between preserving the native colour and expressio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author and employing modern idiomatic English. For evident reasons our decision has usually been for the former， sometimes， perhaps， at the expense of the latter. But we still hope we have succeeded in presenting the work in intelligible English.[2]（xii）（在翻译过程中，笔者总面临一种两难的境况，即在译文中是保留原文色彩与古代原作的表达方式，还是采用现代地道英文表述。很明显，我们决定选择前者，有时或许还牺牲后者。但我们仍希望能成功地用明晰的英文表达展现原作。）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梅贻宝主要采用的是异化的翻译方法，在翻译过程中尽量保存中国的语风和墨子原文的特色。其译文的读者类型，定位为具有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基础，能够结合译文下的注释自行比对不同文本，并就所涉及的内容进行扩展性阅读，尽可能理解原文意思的英美人士。至今，中西方汉学界仍普遍认为，梅贻宝的译文具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并且是研究《墨子》英译的重要参考书之一。他的译本对后来的《墨子》英译活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其后所产生的很多研究《墨子》的英文文献和英译本中都可以找到关于对梅贻宝译本的论述和评价，如华兹生就曾在其译著《墨子选译》中提到梅贻宝对其翻译《墨子》提供了重要的借鉴：“I am particularly indebted to the last for many valuable suggestions on how to render Mo Tzu in English. [3]（17）”（我尤其感谢后者为我如何将《墨子》译成英文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这一时期还有一部分学者在研究《墨子》的同时，选择性地翻译了少部分《墨子》的篇章，如美国汉学家布德（Derk Bodde）在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一书时节译了“兼爱”“天志”和“明鬼”篇中的部分段落，以及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哈罗德·H·罗利（Harold H. Rowley）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哲学家墨翟》（The Chinese Philosopher Mo Ti）的文章等。
总体而言，这时期《墨子》英译有三个特点：第一、西方汉学界对《墨子》研究还不系统，还处在浅层次的介绍阶段，出于研究角度、文化背景和知识储备等因素。除梅贻宝的节译本和博士论文外，《墨子》英译成果多以片段的形式作为墨子思想研究的副产品零星散见于少量的文献中；第二、译者多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由于缺乏对原文本意思的深入理解，多数译文往往容易产生歧义，难以准确传递出原文的信息，部分译文中存在误译和漏译的情况；第三、汉学界对《墨子》的研究价值已经认可，一些译本对后人研究和英译《墨子》奠定了基础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二、20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末的《墨子》英译进展
1963年，美国学者华兹生（Burton Watson），在纽约哥伦比亚出版社出版了《墨子选译》（Basic Writings of Mo Tzu），并于2003年再版。他的译文是继梅贻宝译本之后另一个有影响力的《墨子》节译本，不仅成为中西方学者翻译和研究墨子思想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还被多所西方高校选作汉学研究课程的教材内容。其译文涵盖了《墨子》现存53章中的精华部分，即“尚贤”（上）、“尚同”（下）、“兼爱”（下）、“非攻”（上）、“非攻”（下）等13个章节。从节选翻译篇章的内容上看，他认为尽管每个章节下的篇章在用词、立意和内容上存在区别，但核心意思基本一致，加之文本在保存和流传的过程中还出现了缺失的情况，所选择翻译的部分仅有六章是完整的，因此，他尽量只选择一个章节中的一篇进行翻译。华兹生的译文多采用解释性翻译和归化翻译方法，具有相当高的可读性。既高雅庄重，也平实易懂，译文受众既包括研究汉学的英美学者，也兼顾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西方普通读者。从华兹生译文的句型和用词来看，其译文体现出较为明显的交际性和普及性特点，以“非乐”（上）中的第一句“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例，他采用了“It is the business of the benevolent man to seek to promote…”[3]（110）这一结构简单，且大众容易接受的口语句式，在用词方面，他也选用了一些常用词和词组，如“harmful”“carry out”和“give ease”等，这种做法使其译文清晰流畅，通俗易懂，让英语读者在阅读译本时，能够找到阅读西方文献的感觉。
1978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古汉语教授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后期墨家的逻辑学、伦理学和科学》（Later Mohist Logic， Ethics and Science）中，“节译”了《墨子》书中关于科技的六个章节，并且在对这部分章节的术语和句型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重构了一个新的“墨经”文本。严格意义上讲，葛瑞汉的“节译”只能算是一种解释性的翻译，因为他并没有真正完整地把“墨经”部分翻译成英文。但他的这种解释性翻译和重构“墨经”文本的劳动，却为西方汉学家了解和研究《墨子》提供了启迪。该书在西方汉学界墨学研究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西方学者在涉及后期墨家学说研究时，多引用书中的考证和观点作为论证的依据。
1980年，伦敦皇家学会会员、英国剑桥大学甘维尔·基斯学院前任院长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ume II）中，翻译了“经”（上）和“经”（下）的部分片段。
为辩别《墨经》中的科学命题，李约瑟用数十页的篇幅，引用福尔克、冯友兰、休斯（Hughes）、马伯乐（Maspero）等人论述“墨经”的译文进行对比，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对原文的理解，创制了他自己的译本。李约瑟认为，正是《墨子》有关物理和生物学的命题与论述，区分了墨家和道家。尽管《墨子》仍存在讹误且校释不一，但墨家著作仍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力：“当然，我们看到的墨家著作，是通过了原文多有讹误加之校释不一那副墨镜的。但它的具体细节并不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广泛的事实，即它们勾画出了堪称为科学方法的一套完整理论。”[4]（201）虽然李约瑟并未接受过正规的汉学教育，但他的治学态度极其认真，其翻译的片段参考了多个版本的《墨子》译文，旁征博引，文意通顺。尤其是他对“墨经”的翻译、研究和论述，让西方学界对中国科技文化的多样性，有了新的认识。
这时期还有一些相关研究著作和文献值得注意，如周幼伟（Augustinus A. Tseu）1965年在台北出版的《墨子伦理哲学》（The Moral Philosophy of Mo-tze）和1976年时超在台北文致出版社编撰的中英对照和文言白话版《墨子》一书等，在此不赘述。
这一阶段《墨子》英译进层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相比前人，译者对墨子的研究更为深入，译文更注重传递原作的意思而非拘泥于文体形式，译文的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升；第二，译者的翻译片段数量增多，但多集中在“墨经”部分，其译文往往是为研究墨子思想提供帮助，尚无译者完成《墨子》全书的翻译；第三，译者范围扩大，译者多为西方汉学界的代表性人物，在翻译方法上多采用意译或解释性翻译，目的是更贴近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让更多人了解和熟悉墨子思想。
三、本世纪以来的《墨子》英译现状
2001年，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艾文贺（Philip J. Ivanhoe）和瓦萨尔学院教授万白安（Bryan W. Van Norden）在由纽约·伦敦七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经典读本》（Readings in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一书中，翻译了“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和“非命”的部分章节。两人选择翻译的篇章均为《墨子》全书的核心，其译文主要针对西方读者，译文流畅，表意明晰。同时，两位译者还在译文下附有较为详细的注释，内容涉及词语解释、人物和地名简介。如此翻译的原因，主要是为读者了解原书意思提供丰富的参考信息。
2006年，我国典籍翻译专家汪榕培和王宏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英译全译本》（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Mozi），这是历史上第一部《墨子》的英文全译本。其译文以孙诒让的《墨子间诂》为底本，共耗时两年半完成。该书充分吸收了近几十年来墨子研究的最新成果，在此基础上指出并修改了梅贻宝、沃森等人译文的不足和漏译。此外，在翻译过程中，两位译者参阅了十余种《墨子》的不同版本和今译本，参考了西方学者关于墨子的著作和论文，结合自身对墨子研究、考证和理解，完成了这项翻译工作。在翻译时只对某些词语进行必要解释，尽可能减少对译文内容的删节。
该书采用中英文对照的方式排版，译文内容紧扣原文，表意明晰流畅。关于译文的遣词造句，汪榕培和王宏认为，应当根据文本的不同语境采用相应的词句类型。大体还是选择口语化的句型，涉及到讲道理和表达概念所翻译的词句时，则“应该确切，不能过于通俗，必须选择较为正式的词语”[5]（35）。汪榕培和王宏的全译本在《墨子》英译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遗憾的是由于没有在国外出版，因此在海外读者和国际汉学界影响力有限。如西方首位英译《墨子》全书的伊恩·约翰斯顿（Ian Johnston），在其2010年出版的译作《墨子全译》中评述《墨子》英译时，就忽略了汪榕培和王宏的译文：“Also， scattered over the past eighty years， there have been three partial English translations， those of Mei （1929）， Watson （1963）， and Ivanhoe （2001）.[6]（xi）（同样，在过去80年里，产生了梅（贻宝）（1929），沃森（1963）和艾文贺（2001）这三个英文节译本。）”由此可见，他只提到了几个在西方已经出版且较有影响的《墨子》节译本，似乎不知道已经有中国学者完成了《墨子》全书的英译。
汪榕培和王宏发表首个《墨子》英文全译本3年之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爱丁堡大学教授李绍崑，于2009年在北京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历史上第二部《墨子》全英译本——《英译墨子全书》（The Complete Works of Motzu in English）①。李绍崑在书中较为详细地归纳了西方汉学界有关《墨子》英译的概况。值得一提的是，李绍崑在众多《墨子》译者中是研究《墨子》时间较长且较为系统的一位。早在1949年他就已经开始研究《墨子》全书，其后的20年里，他以墨学的不同领域为研究方向，分别完成了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发表了多篇关于墨子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如Mo Tse on Time and Space（《墨子论时间和空间》，1956）、The Socio-Educational Thoughts of Mo Tse（《墨子的社会教育思想体系》，1963）和 Mo Tzu： The Great Educator（《墨子的教育体系》，1969）。1985年，其著作Mo Tzu： The Great Educator and His Educational Systems（《墨子：伟大的教育家》）被中国学者张志怡翻译成中文并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多年学习和研究墨子其人其书为李绍崑完成《英译墨子全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绍崑的译文注重展现《墨子》原作的真实面貌，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他更多采用的是直译的方法，表达较复杂意思时采用意译法。与其它英译本不同的是，在每章译文的开头，他还加上了一段导读性的文字或译者自己结合实际对本章节的理解，为读者阅读和理解章节意蕴，提供宏观性的提示。
2010年加拿大温哥华岛大学研究员伊恩·约翰斯顿，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墨子全译》（The Mozi： A Complete Translation）。此书是历史上第一部由西方学者完成的《墨子》英文全译本。
约翰斯顿认为，他的《墨子全译》主要针对两类读者，一类是只对墨家哲学部分感兴趣的读者，另一类是对原文文本感兴趣，将《墨子》视为中国早期哲学作品，且中英文水平均较高的读者。为了兼顾两方面的读者，他在排版时将原文和译文进行分页处理，并且脚注也尽可能言简意赅，希望这能为不同需求的中西方读者在阅读时提供便利。在谈及该书的意义时，约翰斯顿表示：
My hope is that despite its deficiencies， recognised and as yet unrecognised， this work will prove to be of interest and value both to scholars of Chinese and to students of philosophy more generally； and will play some part in establishing Master Mo Zi and the school he engendered in their proper place of prominence in early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6]（xv）
（我希望这本书，尽管还存在已知或未知的缺陷，能让中国学者和哲学专业的学生感兴趣并为他们提供参考价值；同时也希望能为墨子和他所创立的学派在中国早期哲学和中国学术史中建立具有其合适的地位贡献一份力量。）
他还略带遗憾地指出，由于受篇幅的限制，书中不得不省略脚注中许多扩展性的信息、译者本人的一些评述以及关于《墨子》研究的日本文献。虽然出版的时间不长，但约翰斯顿的这本译作已经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汉语言和文学教授梅维恒（Victor Mair）对该书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此书是“一项杰出的成就”，并且它“将这位被不公正地忽视了的中国古代思想家重新带到了我们身边”[7]。
这一时期的《墨子》英译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译作与墨学研究的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随着海内外对《墨子》关注度的提高，墨学研究成果推陈出新，涌现了一大批著作和文献，这些成果为译者提升《墨子》翻译质量，发现并改正前人译作中的不足提供必要条件。同时，译者通过翻译《墨子》也为墨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素材；第二，多部《墨子》英译全译本的出现标志着《墨子》英译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第三，译者对《墨子》思想的理解更加透彻，翻译前的研究准备也更为充分，因此译作质量较高，能比较准确表达原文意思，漏译和误译的情况较前两个时期有所减少。
四、结语
综观《墨子》英译历程，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四点。
第一，早在19世纪《墨子》就已经成为了西方汉学研究的对象之一，由于种种原因在2006年以前，未曾出现过《墨子》英文全译本。在19世纪至20世纪期间，出现了梅贻宝和华兹生两个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节译本，虽然二人只是分别选译了《墨子》的36个和16个章节，但这两个译本在译界至今仍具有较强的影响力，成为后人研究《墨子》英译必不可少的参阅文本。
第二，随着国内外学界对《墨子》研究的深入，以及新时代语言转换和内容表达特点的凸显，为满足当代读者了解《墨子》思想全貌与其观点精髓的需求，中西方学者近年来陆续出版了三个《墨子》英文全译本。从中西方《墨子》英译的进展情况看，西方学者比中国学者更早关注《墨子》英译，其译本总体数量比中国学者多。现代中国学者的译本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由于未在国外出版，其译本的影响有限。
第三，关于《墨子》英译的论文和著作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类。一类是在介绍中国哲学思想史、论述墨子生平及主要思想的同时，对《墨子》部分内容选择性的进行翻译和阐释，如《剑桥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哲学起源》等书关于《墨子》主要内容的介绍；一类是关于《墨子》部分思想尤其是对“墨经”的翻译和研究。如《中国哲学经典读本》和《中国科学技术史》论述“墨经”的部分，以及《选择多还是少：“大取”和“小取”篇翻译和分析研究》等；最后一类是专于《墨子》文本的英译。如《墨子的伦理及***治论著》、《英译全译本》、《英译对比研究》和《墨子全译》等。
第四，除已经发表的著作和论文外，在西方还有一定数量的关于《墨子》研究的博士论文及互联网电子文献资料。其中一些论文有独到的见解，但也有部分论文的观点属于老调重弹，或观点缺乏有效的理论支撑，翻译和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对《十论》的理解和《墨辩》的讨论上，较少涉及《墨子》全书宏观性的研究。
综合上述情况可看出，《墨子》英译总体呈现出相对不平衡的状态。一方面，西方墨学研究在“墨经”释解、思想阐释、学术渊源等方面取得了较多成果，而且西方学者完成的英译成果也相对较多；另一方面，虽然近年来国内墨学研究在传承和挖掘墨子思想精髓等方面出现了多姿多彩的繁荣局面，但《墨子》的英译则显得相对沉寂，既没有出现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的层面和视角也显得比较单一。这种现状导致了两种后果的产生：一是对《墨子》英译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文本间字面意思的转换和阐释，很难对其后续研究提供有用的学术资源；二是《墨子》英译研究局限在一定的学术范围之内，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无法进入世界范围内典籍英译研究的中心，其文本和思想的宝贵价值也较难被世界各国文化的重视、吸收和研究。
诚然，这种局面的形成与***治、历史和文化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改变这种局面也非一日之功，需要我们教育、科研、文化和译界学者共同努力，深入探讨。
注释：
① 根据李绍崑在《英译墨子全书》前言中的描述，他的译文实际上在2000年就已完成初稿，2002年被商务印书馆列入了待出版书籍目录。但其译本直到2009年才正式出版。
参考文献：
[1] Cyrus Lee. Trans. The Complete Works of Motzu in English [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9.
[2] Mei Yi-Pao. The Ethical and Political Works of Motse [M]. London： Authur Probsthain， 1929.
[3] Burton Watson. Mo Tzu： Basic Writings [M].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4]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M]. 上海： 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5] 汪榕培， 王宏译. 大中华文库： 汉英对照墨子I[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
[6] Ian Johnston. The Mozi： A Complete Translation [M].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of Hong Kong， 2010.
[7] 梅维恒关于《墨子全译》的书评，http：//cup.columbia.edu/ book/978-0-231-15240-2/the-mozi/revi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