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葬花辞篇1
花谢飘洒无序天，荷锄忍踏有谁怜？感叹身世桃李知，仿佛梁空巢也倾。
明媚鲜妍难寻觅，倩影泪洒空上枝！怜春惜春恼忽去，归掩重门倍伤神！
悲歌自羞魂难在，愿随天涯有香丘，一掊净土掩艳骨，强于污淖陷渠沟，
葬花辞韵调深远，我感有辩震心头！
葬花辞篇2
在商代考古发掘中,一个墓葬只出一种族徽的情况时有所见。其年代较早者,首推2001年春季在河南安阳发掘的花园庄54号墓。该墓属中型墓葬,规模较大,随葬品丰富,保存完好,未经盗扰,时代为殷墟二期,共出青铜器310余件,其中礼乐器43件,兵器170余件[1]。根据发掘报告已公布的材料,其中分裆圆鼎(M54.166)、圆鼎(M54.240)、甗(M54.154)、方斝(M54.43)、觚(M54.120)、钺(M54.86、M54.89)、卷头刀(M54.87)、矛(M54.113、M54.37)等器物上均铸有铭文“亚长”二字,在A型爵和B型爵等一小部分铜器上,只有铭文“长”字。据此可知,“长”为“亚长”的省称,应为墓主的族徽。按该墓出土有7件铜钺,又有大型卷头刀以及大量铜戈、矛等兵器发现,其中Ⅰ式铜钺呈长斧形,长40.5、刃宽29.8厘米,重5.95千克,仅次于妇好墓所出的大铜钺,说明墓主是当时的一位高级***事首领。发掘者认为,这种情况与族名“长”前冠以“亚”称相符,说明“亚”为商代武职官名“,长”为族名。这一看法是正确的。从以上情况看,花园庄54号墓属于只出一种族徽的墓葬,可知一个族氏使用一种族徽的习俗,至少在殷墟二期就已经形成。我们知道,一个族氏名的出现,它决不是孤立的,一般与其他族氏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也会在族氏的标识即在族徽文字上有所反映。那么,花园庄54号墓所见的长族,是否也与其他族氏存在着某种联系呢?1997年~199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发掘的长子口墓,为我们认识长族与其他族氏的关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长子口墓位于鹿邑县太清宫遗址,时代为商末周初,它是一座保存完好、随葬器物丰富的墓葬,大约晚于花园庄54号墓300年左右。该墓出土青铜器235件,计有礼乐器85件、兵器46件、工具14件、车马器78件、杂器12件[2]。其中有铭铜器54件,均为礼器:铭一字者4件,铭文为“子”;铭二字者3件,铭文为“子口”“、戈丁”、“尹舟”;铭三字者39件,有37件铭文为“长子口”,另2件为“父辛”;铭四字者2件,铭文均为“长口子口”,亦即“长子口”;铭七字者3件,铭文均为“长子口作旅宗”;另有3件字迹模糊,推测可能为7字,其中2件可辨识的铭文为“父……”,1件为“子口作……”。从以上铜器铭文看,有42件铭刻“长子口”,加上显系对“长子口”不同称谓的“子”、“子口”等6件,共计48件铜器可以确定为长子口器。一般认为,“长”是族名,“子”是身份,“口”为墓主私名。如果把长子口墓与花园庄54号墓进行对比,显然长子口墓出土的4件3种族徽为花园庄54号墓所未见:1件是族徽为“尹舟”的铜觯(M1.143),1件是铭文为“戈丁”的铜斝(M1.196),另2件是族徽为“”的方鼎(M1.46)。、戈、尹舟都是商周金文中的常见族徽,三者同时在长子口墓中出现,说明当时的长族与这三族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至于它们之间究竟是联姻、联盟,还是同族或隶属关系暂且不论,仅这三种族徽在长子口墓中出现,本身就足以说明商末周初的长族与其他族氏的关系,要比殷墟二期长族与同时代其他族氏关系更复杂。这种情况不外乎两方面原因:一是因花园庄54号墓规模比长子口墓小,因而族氏关系较长子口墓简单;二是长子口墓的时代比花园庄54号墓晚,因而族氏关系显得比花园庄54号墓更复杂。这就是说,对于同一族氏来说,族组织规模越大,则其族与其它族氏的关系越复杂,反之则简单;在不同时代,同一族氏与其它族氏的关系时代越后,则族氏关系越复杂,反之则简单。
在商代中型墓葬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族徽所反映的族氏关系要比小型墓葬更复杂,这类例证不胜枚举。例如,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共出土青铜器123件,其中有铭铜器24件:三字铭者3件,铭文为“亚”;二字铭者16件,铭文为“亚”;一字铭者5件,铭文为“亚”[3]。从盖、器同铭的情况看,方彝盖铭为“亚”,器铭为“亚”;方罍器铭为“亚”,盖铭为“亚”。由此可知,“亚”、“亚”、“亚”都是同一族氏。发掘者认为“,亚”是墓主人的称谓,“亚”是其职官名,代表其身份与地位,“”为其族名“,”可能是支族名或私名。这个看法是正确的。按照这一认识,我们可以将该墓有铭铜器可以分为两组:一组是铭“亚”者5件包括铭“亚”者16件,共计21件;另一组是铭“亚”者3件。显然,从铜器的数量上看,铭“亚”者是铭“亚”铜器的5倍多。这种情况说明,前者与墓主血缘关系远较后者更为亲密,二者与墓主有较明显的亲疏差异。因此,将亚和亚看成是同一族之下的两个分支,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刘家庄北1046号墓族徽所反映出来的同族分化现象较为典型,它说明一个族氏在发展过程中,自身会不断地分化出新族氏,而新族氏的族徽一般是在旧族徽上附加新称号,以示其与旧族的渊源及区别。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外一些墓葬中,族徽文字反映出的族氏关系不能简单地用族氏分化去解释。例如河南安阳郭家庄26号墓和160号墓,均为保存完好、出土器物丰富的中型墓葬。前者时代为殷墟二期,出土铜器61件,其中有铭铜器8件,6件铭“旅止”,1件铭“”,1件铭“宁”[4]。这种情况说明,墓主应当是旅止族,该族与、宁二族可能因联姻、联盟或其他关系,曾得到过这两个族氏赠送的助葬之器。郭家庄160号墓葬规格较高,共出土青铜器291件,其中有铭铜器41件,铭文四种:其一为“亚址”,计有33件;其二为“亚址”,计有3件;其三为“亚止”,计有5件;其四为“中”,计有3件。其中“止”为“址”之省体,可知“亚止”同“亚址”,而“中”又与“亚止”分别铸于同一器上,说明其族与“亚止”关系密切。这样看来,郭家庄160号墓的所出族徽,实际上主要有“亚址”、“亚址”两种。从铭文看,“亚址”与“亚址”中都有亚、址二字,说明他们拥有共同的族号,可知二者为同族关系。从铜器数量看,铭“亚址”的铜器远远多于铭“亚址”者,又说明“亚址”与墓主的血缘关系远比“亚址”更为亲近。按照子为父祖送葬的常理推断,可以肯定“亚址”与“亚址”是兄弟之族,他们是同一族的分化。在该墓出土的一套3件铜铙上,铭文“亚止”又与族徽“中”同见于一器。这种情况说明,“中”有可能是与“亚止”有联姻或联盟关系的族氏名称。总之,从郭家庄160号墓所反映的族氏关系来看,它至少包括两级族氏结构:其一为“亚址”与“亚址”,他们是兄弟之族;其二为“亚止”与“中”,他们可能是联姻或联盟关系。显然,这两种关系是构成该族关系的两个主要方面。
与前述中型墓葬不同,商周考古发掘的小型墓葬,一般一墓只出一种族徽,这种情况较为多见。我们知道,一个家族铸造铜器数量的多少,与该族的经济能力及社会地位有关。商周考古发掘所见小型墓葬只出一种族徽的现象,应当是这些家族经济能力较弱、规模较小、结构较简单的反映。1986年在河南安阳大司空南共清理了29座商代墓葬,其中M29、M25属于殷墟二期墓葬,未经盗扰,保存完整。前者出土有2件有铭铜爵(M29.1、M29.5),铭文均为“寝印”;后者也出土有2件有铭铜爵,铭文亦为“寝印”[5]。按两墓同处一地而铭文相同的情况判断,说明这是同一族氏的两座不同墓葬。1983年在河南安阳市薛家庄东南发掘的商墓M3,是同时发掘的6座墓葬中未被盗扰的一座,出土有鼎1、觚1、爵1、戈13、铃3,共19件铜器。其中爵、觚所铭族徽为“象”,铜鼎所铸族徽为“象”[6]。“象”与“象”见于同一墓葬,应为同一族的两个不同分支。这是小型墓葬中较少见的一墓出两种族徽的情况,说明较小家族的结构虽然简单,但自身也存在着分化。郭家庄商墓M38的时代为殷墟二期,保存完整,未见盗扰迹象,但在出土的铜器中,只有1件铜戈上铸有“山”族徽[7]。按该墓出土铜器甚少的情况推断,“山”应当是一个较小家族的族
号。1991年在安阳后冈发掘的38座殷墓中,有一座编号为M33保存完好的殷墟三期墓葬,在出土的铜觚上铸有铭文“”,铜爵铭文为“辛”[8]。“辛”为墓主的日名,“”为墓主的族徽。1963年春在苗圃北地发掘的M172共出土铜器9件,其中鼎、簋、卣、觚、爵上均铸有“亚盥”族徽[9],时代亦为殷墟三期,这也是一墓只出一种族徽较为典型的例子,但在同类墓葬中所出铜器较多,说明其族经济能力较强。在殷墟四期小型墓葬中,一墓出一种族徽者如安阳郭家庄商墓M50出土的鼎、爵上,均铭有族徽“兄”[7];刘家庄商代墓葬M9出土的鼎、爵、觯上,均铭有族徽“”[10];殷墟西区第八墓区商墓M1572出土的爵、觚上,均铸有族徽“”[9];安阳刘家庄商代墓葬M2出土的爵、觚上,均铭有族徽“宁”[10];殷墟西区孝民屯商代墓M2065出土的铜鼎上,铭有族徽“京”[9]。综观以上墓葬,其共同点是规模较小,出土铜器数量不多。我们认为,从表面上看,这是当时这些族氏经济能力有限、社会地位不高的表现,但更重要的原因,似乎主要与这些族氏在各自宗族结构中所处地位有关。可以这样认为,由于这些族氏是构成各自宗族的基层组织,族氏结构单一,故多见一种族徽。相比较而言,在一些规格较高的墓葬中,我们常常发现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族徽,而这些族徽所显示的族氏结构和族氏关系则较为复杂。例如在前述中型墓葬中,郭家庄商墓M160出土的“亚址”和“亚址”族徽所显示的是同一族氏的分化;而鹿邑长子口墓出、戈、尹舟等族徽所显示的是不同族氏的结合。这种情况表明,族氏关系的复杂性通常在规模较大墓葬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当然,规模较小的族氏也存在着族氏分化,如前述薛家庄M3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 在商周考古中,一个墓葬出土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族徽的现象较为常见。这类墓葬目前发现时代较早者,首推殷墟妇好墓。妇好墓位于小屯北地,墓室规模虽然不大,但随葬器物极为丰富,是公认的殷王室墓葬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该墓出土铜器468件,其中礼器210件,有铭者190件,加上有铭兵器和乐器6件,共计196件。在这196件有铭铜器中,根据铭文可以直接判定为妇好铜器者111件,约占全部有铭铜器的57﹪,其余为司母辛5件、司母26件、亚弜6件、亚其21件、亚启3件、束泉22件、聀1件、文1件[11],共计85件,占全部有铭铜器的43%。这种情况说明,妇好墓所反映的族氏关系较复杂。从甲骨文有关记载来看,妇好为商王武丁的配偶,可知该墓所出铜器上的“妇好”或“好”是私名而不是族徽。妇好墓所出族徽文字主要有亚弜、亚其、亚启、束泉、聀、文6种。关于这6种族徽各自的情况,必须充分估计如下两点事实:一是妇好为女性,其死后随葬器物中,按常理必有其娘家所在族氏所赠送的陪嫁器物或助葬之器;二是据甲骨文记载,妇好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其死后的随葬器物中可能含有被征服的方国或族氏之贡品。关于前一种情况,我们目前尚无法指出哪一种族徽可能是妇好娘家的族名。关于后一种情况,我们可以依据该墓出土的玉石刻辞可稍作推测。妇好墓出土的玉石器上,有如下两条刻辞:其一为“卢方入戈五”,见于玉戈(M5.580);其二为“妊冉入石”,见于石磬(M5.316)[11]。“入”有贡纳之义,是武丁时期常见的记事刻辞,辞例一般为“某入”。这说明妇好墓随葬器物中确有其他族氏或方国的贡品。有学者认为,亚弜组铜器有可能是妇好生前所得的贡品,因为亚弜鼎的形制较早,出土时的情况表明其为妇好生前用器,而且“弜”作为族名见于甲骨记载,其地望在豫西,与殷王室关系密切[12]。我们认为,在殷墟甲骨文记载中,多见弜族参与征伐,亦参与祭祀,如“弜”(合集23178),说明弜与商王室很可能是同族关系,而且亚弜圆鼎规格较高,通高72.2厘米、重50.5公斤[11],故亚弜铜器不可能是贡品。但是,妇好墓中的器物来源较复杂,其中既有亲属助葬赠送,也有贡纳或掠夺所得。这是应该承认的,它对于我们认识一个墓葬出有几种族徽的现象具有启示意义。
与妇好墓类似且互有关联的殷墟二期墓葬有小屯M18。该墓位于妇好墓东南约22米处,共出土青铜器25件,其中有铭文者共13器:铭一字者5器,4件铭“戒”,1件铭“正”;铭二字者4器,1件铭“正侯”,1件铭“鸟”,2件铭“子渔”;铭三字者4器,铭文均为“子母”[13]。在这些铭文中,其中“子渔”见于武丁宾组卜辞,其所参与的祭祀对象都是商王室的直系祖先,说明其身份为王室贵族。据董作宾先生考证,子渔为武丁的嫡长子[14]。从小屯M18的时代看,它打破了殷墟文化一期的房基,所出陶器介于殷墟二、三期之间,墓室规格、形制、随葬物等都说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不一般,正与殷墟卜辞中武丁嫡长子“子渔”的身份相称。从该墓的空间位置来看,它与妇好墓相邻,妇好为武丁的配偶,子渔是武丁的嫡长子,儿子死后葬于母亲墓旁,亦属合乎情理。在古文献记载中,武丁有一个儿子为祖己或称孝己,相传孝己的母亲早死,武丁因惑于后妻之言杀害了孝己。这些传说正好与卜辞曾占“子渔有疾”有联系,而与妇好墓旁发现M18墓葬的情况相合,故学者多认为是文献记载中的孝己就是小屯M18铜器铭文和卜辞记载中的子渔。上述这些方面,是确定小屯M18墓主的主要证据,也是我们认识该墓所出族徽及其复杂族氏关系的基础。由此,我们可以确定“子渔”是人名而不是族徽。这样看来,小屯M18所出族徽实际上只有4种,即“正”、“戒”、“子”、“鸟”。其中“正”又见于侯家庄西北冈M1001、M1004,这两座墓葬是公认的王陵,时代属于殷墟二期。这种情况说明,族徽“正”可能是出自殷王室的族氏。按传世器中有一件形制为殷墟二期的铜壶,铭文为“帚好正”(集成09509)。“帚好”即妇好“,正”应为妇好娘家的氏名。依此推测,子渔墓出土的族徽“正”有可能是子渔舅氏的族名。“戒”与“鸟”,我们目前还无法推知其与墓主子渔的关系。至于“子”,从甲骨文有关“子族”、“多子”等记载,可知它是指子族。王国维指出,金文“某母”乃女子之“字”,为女子的美称,古女子无论已嫁未嫁皆称母[15]。由此可知“子母”之“”应为私名。如果这一认识不误,说明子渔墓中有同族女子所送的助葬之器。
同一墓葬出土几种族徽的现象,不仅在殷墟大、中型墓葬中存在,而且见于小型墓。这类墓葬数量较多,下面按铜器分期略举数例说明。在殷墟二期小型墓中出土两种或两种以上族徽文字者,主要有小屯M17。该墓共出土随葬品10件,其中陶器7件,铜器有鼎、觚、爵各1件,铭文分别为“”、“”、“”[13]。从这三者关系看,我们无法判断主次。但是,这座墓葬位于小屯村北,与妇好墓接近,时代也相同,说明它属于王室贵族墓葬,而族徽“”又见于侯家庄西北冈王陵M1550,其它两种则未见。由此可以推断,M17墓主的族徽应该为“”,是属于王族/！/之下的一个族氏。1980年在河南安阳大司空村东南发掘的M539规模较大,共出土有青铜礼器14件,其中有铭文者5件:一字铭者1件,铭文为“”;二字铭者3件,铭文分别为“亚”、“鼓”、“出”;三字铭1件,铭文为“辰出”[16]。这些铭文,按族属可分为两组:一组为“”、“亚”,其族名为“”;另一组为“出”、“辰出”、“鼓”,族徽为“”。显然,这两组铭文对应的是两个不同族氏。从铜器数量上判断,墓主的族名应为“”。在“”组铭文中,“出”“、辰出”“、鼓”应为同一族氏的不同分支。诸如此类的殷墟三期墓葬,还有河南安阳戚家庄东269号商墓。该墓出土有铭铜器17件(不包括资料未发表的有铭铜戈10件),其中族徽为“爰”者14件,族徽为“子”、“”、“疋未”者各1件。一般来说,这类族徽主次明显,数量较多者应为墓主族徽,其余族徽均可视为与墓主有姻亲或其他关系的族氏名号。因此,戚家庄东269号墓墓主的族徽为“爰”,而“子”、“”、“疋未”是与爰族有联姻或联盟关系的族氏。在有些墓葬中,一墓出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族徽,还反映着墓主生前所在族氏的结构。例如1982年发掘的小屯西地M1共出土青铜器礼器19件,其中有铭铜器6件,除1件族徽为“重”外,
葬花辞篇3
落花，也叫落英，落红，一个中国古典诗词中最凄美动人的艺术形象，一个浓缩了逝去的青春与美丽、欢乐与梦想、繁华与风流的精魂。多愁善感的诗人常常见花落而悲而泣，而感慨万千，“正如飞红万点愁如海”。或感叹岁月易逝、青春易老，只能“坐看落花空叹息”；或因落花想到人世间的离别，充满“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忧伤，花离故枝四处飘零不正像人漂泊在外吗？最让人情何以堪的是花如美人，落花则如美人迟暮，连王国维也叹息：“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最爱惜花儿的莫过于李易安。她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区区六句，一步一境，曲折有致：芳春时节，海棠正好，却雨狂风紧，女主人为花发愁，借酒消愁。清晨醒来，忙问卷帘侍女，她却说海棠依旧老样子。只有爱惜花儿的女主人知道：红的花儿凋落见少了，绿的叶子见多了。词中不着“落花”一词，实则爱花惜花，为花悲喜为花醒醉，为花憎风恨雨，女主人仅仅是惜花吗？风雨摧花，如摧芳春，如摧华年。读不到这一点，焉能读懂易安情怀？
而把这种悲花伤怀、红颜易逝情绪渲染到极致的当属林黛玉的《葬花词》，其中“红消香断有谁怜”“花开易见落难寻”“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句句泣血，字字锥心，怪不得贾宝玉听后心碎肠断大放悲声。一曲《葬花词》写尽了女人如花一般薄命的无奈与伤痛：青春易逝，美丽短暂，纵有弱柳扶风、姣花照水的花容月貌，很快就无迹可寻了。这葬的哪里是花？这葬的分明就是自己，埋葬自己如花一般鲜艳明媚又如花一般短暂脆弱的青春！
如花的又何止是青春和美人？还有那无常的世事，无常的社会，无常的人生。杜甫有一首《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他乡遇故人，又是久别重逢，且正当江南的大好季节，若能携手同游，流连美景，该是人生一件多么快意的事！然而，“开元全盛日”已成为历史，文艺名流雅集的岐王宅、崔九堂也已是陈迹，昔日文采飞扬、风流浪漫的青春往事，此时回忆起来已恍若隔世。现在诗人漂泊至此，穷困潦倒，而他所遇到的当年那位名动京城的歌唱家李龟年如今也是颠沛流离、容颜憔悴，皤然老翁矣。所以风景秀丽的江南，在他眼中心中，也只剩下这凋零残破的落花！“落花时节”四个字，郁积着诗人历尽人世沧桑、繁华过后、风流散尽的多少辛酸，多少凄凉。
更有李煜的《浪淘沙》“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凋落逝去的是花，是春天，更是一位君王往日的尊荣、欢乐、自由和一个繁华的王朝。花开花落之间，竟让这位亡国之君产生了天上人间之感……
不过，对于落花，也偶有不一样的情怀。
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虽然惜花，可并不低沉哀伤，所展现的仍然是一幅愉快明丽的春晨画面，轻盈活泼，究竟是盛唐之音。
而晏殊的《浣溪沙》“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则另有一种达观的哲理意味。花落春去，时光流转，乃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虽然惋惜留恋，也“无可奈何”了。此词妙就妙在有“去”还有“来”——“似曾相识燕归来”。在这暮春时节，词人所感受到的不仅有美丽远逝带来的惆怅惋惜，还有美好重现带来的喜悦慰藉：花落了，春去了，不是还有像去年曾在此处筑巢的旧时相识的燕子翩翩归来吗？他似乎如泰戈尔一样在劝说我们：如果你因失去鲜花而流泪，那么你也要失去燕子了。
对落花寄予最别样情怀的莫过于龚自珍的《己亥杂诗》：“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对落花的吟咏立意之新，境界之高，古诗中实在少见。
此诗是龚自珍于道光十年春末因事辞官南归时所作。诗人客居京城二十年，北京已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今日离去，意味着***治生涯的终结，诗人十分留恋难舍。虽然是返回故乡，竟有漂泊天涯之感。在夕阳西沉、暮色苍茫之中，诗人的离愁是那样的浩荡无边。然而就在此刻，面对飘零的落花，满心悲愁的诗人不但没有自伤自叹，自怨自怜，反而借落花翻出新意，唱出昂扬之音，为人们展示了一个崇高的境界——“落红不是无情物，化做春泥更护花”！在诗人看来，落花的个体生命终止了，但它却能化作春泥，滋养新的花朵，它的生命在下一代身上得以延续，实现着另一种更为崇高的生命价值——孕育出一个万紫千红、绚丽灿烂的春天！这里没有伤感，没有悲愁，这里有的是赞美，赞美薪火相传、泽被后世的使命感，赞美新的生命！“落红”的形象，也就成了崇高献身精神的象征。
葬花辞篇4
在商代考古发掘中，一个墓葬只出一种族徽的情况时有所见。其年代较早者，首推2001年春季在河南安阳发掘的花园庄54号墓。该墓属中型墓葬，规模较大，随葬品丰富，保存完好，未经盗扰，时代为殷墟二期，共出青铜器310余件，其中礼乐器43件，兵器170余件[1]。根据发掘报告已公布的材料，其中分裆圆鼎（M54.166）、圆鼎（M54.240）、甗（M54.154）、方斝（M54.43）、觚（M54.120）、钺（M54.86、M54.89）、卷头刀（M54.87）、矛（M54.113、M54.37）等器物上均铸有铭文“亞長”二字，在A型爵和B型爵等一小部分铜器上，只有铭文“長”字。据此可知，“長”为“亞長”的省称，应为墓主的族徽。按该墓出土有7件铜钺，又有大型卷头刀以及大量铜戈、矛等兵器发现，其中Ⅰ式铜钺呈长斧形，长40.5、刃宽29.8厘米，重5.95千克，仅次于妇好墓所出的大铜钺，说明墓主是当时的一位高级***事首领。发掘者认为，这种情况与族名“長”前冠以“亞”称相符，说明“亞”为商代武职官名“，長”为族名。这一看法是正确的。从以上情况看，花园庄54号墓属于只出一种族徽的墓葬，可知一个族氏使用一种族徽的习俗，至少在殷墟二期就已经形成。我们知道，一个族氏名的出现，它决不是孤立的，一般与其他族氏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也会在族氏的标识即在族徽文字上有所反映。那么，花园庄54号墓所见的長族，是否也与其他族氏存在着某种联系呢？1997年~199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发掘的长子口墓，为我们认识長族与其他族氏的关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长子口墓位于鹿邑县太清宫遗址，时代为商末周初，它是一座保存完好、随葬器物丰富的墓葬，大约晚于花园庄54号墓300年左右。该墓出土青铜器235件，计有礼乐器85件、兵器46件、工具14件、车马器78件、杂器12件[2]。其中有铭铜器54件，均为礼器：铭一字者4件，铭文为“子”；铭二字者3件，铭文为“子口”“、戈丁”、“尹舟”；铭三字者39件，有37件铭文为“長子口”，另2件为“父辛”；铭四字者2件，铭文均为“長口子口”，亦即“長子口”；铭七字者3件，铭文均为“長子口作旅宗”；另有3件字迹模糊，推测可能为7字，其中2件可辨识的铭文为“父……”，1件为“子口作……”。从以上铜器铭文看，有42件铭刻“長子口”，加上显系对“長子口”不同称谓的“子”、“子口”等6件，共计48件铜器可以确定为长子口器。一般认为，“長”是族名，“子”是身份，“口”为墓主私名。如果把长子口墓与花园庄54号墓进行对比，显然长子口墓出土的4件3种族徽为花园庄54号墓所未见：1件是族徽为“尹舟”的铜觯（M1.143），1件是铭文为“戈丁”的铜斝（M1.196），另2件是族徽为“”的方鼎（M1.46）。、戈、尹舟都是商周金文中的常见族徽，三者同时在长子口墓中出现，说明当时的長族与这三族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至于它们之间究竟是联姻、联盟，还是同族或隶属关系暂且不论，仅这三种族徽在长子口墓中出现，本身就足以说明商末周初的長族与其他族氏的关系，要比殷墟二期長族与同时代其他族氏关系更复杂。这种情况不外乎两方面原因：一是因花园庄54号墓规模比长子口墓小，因而族氏关系较长子口墓简单；二是长子口墓的时代比花园庄54号墓晚，因而族氏关系显得比花园庄54号墓更复杂。这就是说，对于同一族氏来说，族组织规模越大，则其族与其它族氏的关系越复杂，反之则简单；在不同时代，同一族氏与其它族氏的关系时代越后，则族氏关系越复杂，反之则简单。
在商代中型墓葬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族徽所反映的族氏关系要比小型墓葬更复杂，这类例证不胜枚举。例如，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共出土青铜器123件，其中有铭铜器24件：三字铭者3件，铭文为“亞”；二字铭者16件，铭文为“亞”；一字铭者5件，铭文为“亞”[3]。从盖、器同铭的情况看，方彝盖铭为“亞”，器铭为“亞”；方罍器铭为“亞”，盖铭为“亞”。由此可知，“亞”、“亞”、“亞”都是同一族氏。发掘者认为“，亞”是墓主人的称谓，“亞”是其职官名，代表其身份与地位，“”为其族名“，”可能是支族名或私名。这个看法是正确的。按照这一认识，我们可以将该墓有铭铜器可以分为两组：一组是铭“亞”者5件包括铭“亞”者16件，共计21件；另一组是铭“亞”者3件。显然，从铜器的数量上看，铭“亞”者是铭“亞”铜器的5倍多。这种情况说明，前者与墓主血缘关系远较后者更为亲密，二者与墓主有较明显的亲疏差异。因此，将亞和亞看成是同一族之下的两个分支，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刘家庄北1046号墓族徽所反映出来的同族分化现象较为典型，它说明一个族氏在发展过程中，自身会不断地分化出新族氏，而新族氏的族徽一般是在旧族徽上附加新称号，以示其与旧族的渊源及区别。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外一些墓葬中，族徽文字反映出的族氏关系不能简单地用族氏分化去解释。例如河南安阳郭家庄26号墓和160号墓，均为保存完好、出土器物丰富的中型墓葬。前者时代为殷墟二期，出土铜器61件，其中有铭铜器8件，6件铭“旅止”，1件铭“”，1件铭“宁”[4]。这种情况说明，墓主应当是旅止族，该族与、宁二族可能因联姻、联盟或其他关系，曾得到过这两个族氏赠送的助葬之器。郭家庄160号墓葬规格较高，共出土青铜器291件，其中有铭铜器41件，铭文四种：其一为“亞址”，计有33件；其二为“亞址”，计有3件；其三为“亞止”，计有5件；其四为“中”，计有3件。其中“止”为“址”之省体，可知“亞止”同“亞址”，而“中”又与“亞止”分别铸于同一器上，说明其族与“亞止”关系密切。这样看来，郭家庄160号墓的所出族徽，实际上主要有“亞址”、“亞址”两种。从铭文看，“亞址”与“亞址”中都有亞、址二字，说明他们拥有共同的族号，可知二者为同族关系。从铜器数量看，铭“亞址”的铜器远远多于铭“亞址”者，又说明“亞址”与墓主的血缘关系远比“亞址”更为亲近。按照子为父祖送葬的常理推断，可以肯定“亞址”与“亞址”是兄弟之族，他们是同一族的分化。在该墓出土的一套3件铜铙上，铭文“亞止”又与族徽“中”同见于一器。这种情况说明，“中”有可能是与“亞止”有联姻或联盟关系的族氏名称。总之，从郭家庄160号墓所反映的族氏关系来看，它至少包括两级族氏结构：其一为“亞址”与“亞址”，他们是兄弟之族；其二为“亞止”与“中”，他们可能是联姻或联盟关系。显然，这两种关系是构成该族关系的两个主要方面。
与前述中型墓葬不同，商周考古发掘的小型墓葬，一般一墓只出一种族徽，这种情况较为多见。我们知道，一个家族铸造铜器数量的多少，与该族的经济能力及社会地位有关。商周考古发掘所见小型墓葬只出一种族徽的现象，应当是这些家族经济能力较弱、规模较小、结构较简单的反映。1986年在河南安阳大司空南共清理了29座商代墓葬，其中M29、M25属于殷墟二期墓葬，未经盗扰，保存完整。前者出土有2件有铭铜爵（M29.1、M29.5），铭文均为“寢印”；后者也出土有2件有铭铜爵，铭文亦为“寢印”[5]。按两墓同处一地而铭文相同的情况判断，说明这是同一族氏的两座不同墓葬。1983年在河南安阳市薛家庄东南发掘的商墓M3，是同时发掘的6座墓葬中未被盗扰的一座，出土有鼎1、觚1、爵1、戈13、铃3，共19件铜器。其中爵、觚所铭族徽为“象”，铜鼎所铸族徽为“象”[6]。“象”与“象”见于同一墓葬，应为同一族的两个不同分支。这是小型墓葬中较少见的一墓出两种族徽的情况，说明较小家族的结构虽然简单，但自身也存在着分化。郭家庄商墓M38的时代为殷墟二期，保存完整，未见盗扰迹象，但在出土的铜器中，只有1件铜戈上铸有“山”族徽[7]。按该墓出土铜器甚少的情况推断，“山”应当是一个较小家族的族号。1991年在安阳后冈发掘的38座殷墓中，有一座编号为M33保存完好的殷墟三期墓葬，在出土的铜觚上铸有铭文“”，铜爵铭文为“辛”[8]。“辛”为墓主的日名，“”为墓主的族徽。1963年春在苗圃北地发掘的M172共出土铜器9件，其中鼎、簋、卣、觚、爵上均铸有“亞盥”族徽[9]，时代亦为殷墟三期，这也是一墓只出一种族徽较为典型的例子，但在同类墓葬中所出铜器较多，说明其族经济能力较强。在殷墟四期小型墓葬中，一墓出一种族徽者如安阳郭家庄商墓M50出土的鼎、爵上，均铭有族徽“兄”[7]；刘家庄商代墓葬M9出土的鼎、爵、觯上，均铭有族徽“”[10]；殷墟西区第八墓区商墓M1572出土的爵、觚上，均铸有族徽“”[9]；安阳刘家庄商代墓葬M2出土的爵、觚上，均铭有族徽“宁”[10]；殷墟西区孝民屯商代墓M2065出土的铜鼎上，铭有族徽“京”[9]。综观以上墓葬，其共同点是规模较小，出土铜器数量不多。我们认为，从表面上看，这是当时这些族氏经济能力有限、社会地位不高的表现，但更重要的原因，似乎主要与这些族氏在各自宗族结构中所处地位有关。可以这样认为，由于这些族氏是构成各自宗族的基层组织，族氏结构单一，故多见一种族徽。相比较而言，在一些规格较高的墓葬中，我们常常发现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族徽，而这些族徽所显示的族氏结构和族氏关系则较为复杂。例如在前述中型墓葬中，郭家庄商墓M160出土的“亞址”和“亞址”族徽所显示的是同一族氏的分化；而鹿邑长子口墓出、戈、尹舟等族徽所显示的是不同族氏的结合。这种情况表明，族氏关系的复杂性通常在规模较大墓葬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当然，规模较小的族氏也存在着族氏分化，如前述薛家庄M3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
在商周考古中，一个墓葬出土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族徽的现象较为常见。这类墓葬目前发现时代较早者，首推殷墟妇好墓。妇好墓位于小屯北地，墓室规模虽然不大，但随葬器物极为丰富，是公认的殷王室墓葬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该墓出土铜器468件，其中礼器210件，有铭者190件，加上有铭兵器和乐器6件，共计196件。在这196件有铭铜器中，根据铭文可以直接判定为妇好铜器者111件，约占全部有铭铜器的57﹪，其余为司母辛5件、司母26件、亞弜6件、亞其21件、亞啟3件、束泉22件、聀1件、文1件[11]，共计85件，占全部有铭铜器的43%。这种情况说明，妇好墓所反映的族氏关系较复杂。从甲骨文有关记载来看，妇好为商王武丁的配偶，可知该墓所出铜器上的“妇好”或“好”是私名而不是族徽。妇好墓所出族徽文字主要有亞弜、亞其、亞啟、束泉、聀、文6种。关于这6种族徽各自的情况，必须充分估计如下两点事实：一是妇好为女性，其死后随葬器物中，按常理必有其娘家所在族氏所赠送的陪嫁器物或助葬之器；二是据甲骨文记载，妇好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其死后的随葬器物中可能含有被征服的方国或族氏之贡品。关于前一种情况，我们目前尚无法指出哪一种族徽可能是妇好娘家的族名。关于后一种情况，我们可以依据该墓出土的玉石刻辞可稍作推测。妇好墓出土的玉石器上，有如下两条刻辞：其一为“卢方入戈五”，见于玉戈（M5.580）；其二为“妊冉入石”，见于石磬（M5.316）[11]。“入”有贡纳之义，是武丁时期常见的记事刻辞，辞例一般为“某入”。这说明妇好墓随葬器物中确有其他族氏或方国的贡品。有学者认为，亚弜组铜器有可能是妇好生前所得的贡品，因为亚弜鼎的形制较早，出土时的情况表明其为妇好生前用器，而且“弜”作为族名见于甲骨记载，其地望在豫西，与殷王室关系密切[12]。我们认为，在殷墟甲骨文记载中，多见弜族参与征伐，亦参与祭祀，如“弜”（合集23178），说明弜与商王室很可能是同族关系，而且亞弜圆鼎规格较高，通高72.2厘米、重50.5公斤[11]，故亞弜铜器不可能是贡品。但是，妇好墓中的器物来源较复杂，其中既有亲属助葬赠送，也有贡纳或掠夺所得。这是应该承认的，它对于我们认识一个墓葬出有几种族徽的现象具有启示意义。
与妇好墓类似且互有关联的殷墟二期墓葬有小屯M18。该墓位于妇好墓东南约22米处，共出土青铜器25件，其中有铭文者共13器：铭一字者5器，4件铭“戒”，1件铭“正”；铭二字者4器，1件铭“正侯”，1件铭“鳥”，2件铭“子渔”；铭三字者4器，铭文均为“子母”[13]。在这些铭文中，其中“子渔”见于武丁宾组卜辞，其所参与的祭祀对象都是商王室的直系祖先，说明其身份为王室贵族。据董作宾先生考证，子渔为武丁的嫡长子[14]。从小屯M18的时代看，它打破了殷墟文化一期的房基，所出陶器介于殷墟二、三期之间，墓室规格、形制、随葬物等都说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不一般，正与殷墟卜辞中武丁嫡长子“子渔”的身份相称。从该墓的空间位置来看，它与妇好墓相邻，妇好为武丁的配偶，子渔是武丁的嫡长子，儿子死后葬于母亲墓旁，亦属合乎情理。在古文献记载中，武丁有一个儿子为祖己或称孝己，相传孝己的母亲早死，武丁因惑于后妻之言杀害了孝己。这些传说正好与卜辞曾占“子渔有疾”有联系，而与妇好墓旁发现M18墓葬的情况相合，故学者多认为是文献记载中的孝己就是小屯M18铜器铭文和卜辞记载中的子渔。上述这些方面，是确定小屯M18墓主的主要证据，也是我们认识该墓所出族徽及其复杂族氏关系的基础。由此，我们可以确定“子渔”是人名而不是族徽。这样看来，小屯M18所出族徽实际上只有4种，即“正”、“戒”、“子”、“鳥”。其中“正”又见于侯家庄西北冈M1001、M1004，这两座墓葬是公认的王陵，时代属于殷墟二期。这种情况说明，族徽“正”可能是出自殷王室的族氏。按传世器中有一件形制为殷墟二期的铜壶，铭文为“帚好正”（集成09509）。“帚好”即妇好“，正”应为妇好娘家的氏名。依此推测，子渔墓出土的族徽“正”有可能是子渔舅氏的族名。“戒”与“鳥”，我们目前还无法推知其与墓主子渔的关系。至于“子”，从甲骨文有关“子族”、“多子”等记载，可知它是指子族。王国维指出，金文“某母”乃女子之“字”，为女子的美称，古女子无论已嫁未嫁皆称母[15]。由此可知“子母”之“”应为私名。如果这一认识不误，说明子渔墓中有同族女子所送的助葬之器。
同一墓葬出土几种族徽的现象，不仅在殷墟大、中型墓葬中存在，而且见于小型墓。这类墓葬数量较多，下面按铜器分期略举数例说明。在殷墟二期小型墓中出土两种或两种以上族徽文字者，主要有小屯M17。该墓共出土随葬品10件，其中陶器7件，铜器有鼎、觚、爵各1件，铭文分别为“”、“”、“”[13]。从这三者关系看，我们无法判断主次。但是，这座墓葬位于小屯村北，与妇好墓接近，时代也相同，说明它属于王室贵族墓葬，而族徽“”又见于侯家庄西北冈王陵M1550，其它两种则未见。由此可以推断，M17墓主的族徽应该为“”，是属于王族之下的一个族氏。1980年在河南安阳大司空村东南发掘的M539规模较大，共出土有青铜礼器14件，其中有铭文者5件：一字铭者1件，铭文为“”；二字铭者3件，铭文分别为“亞”、“鼓”、“出”；三字铭1件，铭文为“辰出”[16]。这些铭文，按族属可分为两组：一组为“”、“亞”，其族名为“”；另一组为“出”、“辰出”、“鼓”，族徽为“”。显然，这两组铭文对应的是两个不同族氏。从铜器数量上判断，墓主的族名应为“”。在“”组铭文中，“出”“、辰出”“、鼓”应为同一族氏的不同分支。诸如此类的殷墟三期墓葬，还有河南安阳戚家庄东269号商墓。该墓出土有铭铜器17件（不包括资料未发表的有铭铜戈10件），其中族徽为“爰”者14件，族徽为“子”、“”、“疋未”者各1件。一般来说，这类族徽主次明显，数量较多者应为墓主族徽，其余族徽均可视为与墓主有姻亲或其他关系的族氏名号。因此，戚家庄东269号墓墓主的族徽为“爰”，而“子”、“”、“疋未”是与爰族有联姻或联盟关系的族氏。在有些墓葬中，一墓出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族徽，还反映着墓主生前所在族氏的结构。例如1982年发掘的小屯西地M1共出土青铜器礼器19件，其中有铭铜器6件，除1件族徽为“重”外，其余族徽均与“庚豕”有关，单铭“庚豕”者3件，族徽为“庚豕马”者2件[9]。从各器亲属称谓均为“父乙”的情况看，可知“庚豕”、“庚豕马”必为同一族氏的两个分支。但有些墓葬所出土的族徽，并不容易看清族徽所代表族氏之间的关系，即使到了铭文较多的西周时期，也是如此。例如1967年在甘肃灵台白草坡发掘的西周墓M1，该墓出土的23件礼器中共有11种不同类型的铜器，其中12件有铭铜器上有10种不同族徽（、、、劦册、、、、、徙遽、虎），而且亲属名有“父丁”“、父癸”“、父辛”、“父乙”、父己”“、母辛”等[17]，各不相同。现将各器族徽与亲属名连缀情况列举如下：爵（M1.18）：“父丁。”角（M1.19）：“劦册父丁。”觯（M1.21）“：父癸。”斝（M1.20）“：父辛。”卣（M1.12）：“父乙。”盉（M1.17）：“乍父己，徙遽。”尊（M1.15）“：子夌乍母辛尊彝，。”从以上各器的受祭者看，大部分为“父某”，只有最后一件为“母某”，表明受祭者以男性祖先为主，也有女性祖先。
葬花辞篇5
南方临海某城殡葬化妆师。
因为工作，数次失恋。
因为失恋，而数次坚定对工作的信念。
从19岁到29岁，10年的光阴，马小璐让无数人微笑着走向天堂。
1马小璐见到那个中年男人时，一场倾盆大雨刚刚揭幕。
雨水像一个巨大的盾牌，抵挡了南国盛夏的炎热，却抵挡不住马小璐心里的凉薄。她面前的中年男人，微弯着腰，上身向前微倾着，站在她的面前，隐约的哀伤在他的脸上微漾，他冲她一脸感激地点头，说，“我母亲的事，非常感谢你!谢谢!谢谢!”
马小璐摆着双手，说：“不用谢，我应该做的。”
两天前，中年男人的母亲去世，一天前，在他的母亲即将入葬前，是她为他母亲的遗容做了最后的化妆。
是的，马小璐是一位化妆师，殡葬化妆师。
1996年，马小璐15岁，初中毕业准备考高中，这时，湖南办了一家殡仪管理服务学校――民***部长沙民***学校，其中有“殡葬化妆”专业。马小璐听说了，不假思索地就填报了。家人同学全都大吃一惊，问马小璐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好好的一个女孩子，学什么殡葬化妆师?不怕么?
马小璐就笑，说，你们不是总说我个子矮，做不了事情么?瞧，我现在就做一件事情出来给你们看看。再说，生老病死是人间常事，我有什么好怕的?
但是，马小璐夸口太快了。
三年的学习生涯中，美容化妆、书法、音乐、电脑、外语等等理论知识，马小璐学得津津有味，却在第一次实践工作时吓破了魂。
当时是在珠江边的广州殡仪馆实习。太平间里，50多具赤身的遗体，面部没有一丝血色，空气里飘荡着难以言喻的气味。马小璐的心“砰砰砰”地狂跳，但她还是遵照老师的要求，伸手抚摸了一下其中的一具遗体。一刹那，一股刺骨的冰凉把她的心激得一愣，她“哇”地吐了，戴着的口罩顿时潮湿一片。
一位男同学见状，不屑地一笑，说：“馆里已规定女同学在办公室担任文员工作，你却偏要跑来第一线，你看看，不行了吧?快出去吧，别耽误我们工作。”
马小璐一听，气不打一处出，倔性子上来了：“我学的就是殡葬化妆专业，如果不上一线，三年不就白学了?你要喜欢坐办公室，你怎么不做女人呵?!”
男同学被马小璐的气势堵住了嘴，连声向马小璐道歉。马小璐仍是不高兴，但是，在这几十秒的争执中，她刚才的不适感烟消云散，她镇定下来，对着那些遗体，双手合十，闭上眼睛祝福：死了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我会认真工作，为你们打扮得漂漂亮亮，让你们在天堂里快快乐乐的，你们放心吧。
两个小时后，工作终于完成，马小璐走出太平间时，一轮丰盈、温柔的圆月在天上高挂，她望着它，想起在太平间里的情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哭。马小璐蹲下来，抱膝埋头，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不是因为恐惧，不是因为辛劳，不是因为男同学的轻蔑，总之，她就是想哭，莫名其妙地想哭。
后来的一个多月，这一晚几次出现在她的梦中。
在梦中，那50多具遗体的面容都是凄凉的，他们忧伤地冲她摆手，然后无声无息地消失。马小璐醒来，总会莫名地流几行眼泪。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放弃办公室的工作，坚持到一线做殡葬化妆师，不就是想让逝者在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路上，走得更欢乐么?可我怎么会哭呢?在幽暗的深夜中，马小璐这样问自己。
答案，是在面对另一个与她一般年纪的逝者时找到的。
2三个月后，1999年7月，刚过完19岁生日的马小璐，已结束在广州殡仪馆的实习，回到学校拿了毕业证书，回了一趟老家。然后应聘到南方一座临海城市的殡仪馆担任殡葬化妆师。而那个姓柳的姑娘，就在她到单位报到后的第四天傍晚，被送到殡仪馆。
马小璐，交给你了，你好好地把她送上路吧。领导对马小璐说。
马小璐愣了愣。她没想到，刚正式上班才四天，就有了单独工作的机会。那么快被领导重视，欣喜自然是有的，但更多的，是忐忑不安。
瘦削的脸、惨淡的肤色、被剃去的眉毛、面相形如骷髅，如果不是拿着一张家属提供的照片，马小璐完全不会想到，这是一个与她同样年纪的姑娘，因为失恋堕入***的深渊才成为这副模样的。
马小璐拿着柳姑娘生前的照片，怔怔地站了好一会儿。柳姑娘的亲人包括父母就在隔壁不远的房间，她没有听到他们的哭泣声。马小璐知道，中毒极深的“瘾君子”，生前因为吸食，往往把自己以及亲人们的人生搞得面目全非、支离破碎。马小璐想，一定是柳姑娘在生时，因为***伤害了太多亲人包括自己父母的心，她的去世才会令亲人那么平静，但是，就在这种平静中，马小璐的心，渐渐盛满了痛惜。
那么年轻的生命逝去，父母竟然不为此而难过悲伤，柳姑娘，你的父母真的不再爱你了么?你真的就这样孤独地前往另一个世界么?马小璐难过地想。
每个人。在生的时候，其实都应是一朵饱满的花，虽然在这尘世中痛苦地开放着，但是，凋谢的时候，他们都应该是一朵安静素洁的花罢。马小璐边想，边拿起手中的化妆笔。
弯弯的眉毛，娇艳的胭脂和滋润的粉底，把姑娘瘦削、惨白的肤色遮住，还有一抹粉红的唇色……当柳姑娘的亲人们向她做最后的告别时，柳姑娘就如一朵安静素洁的莲，出现在她的亲人面前。
那一刻，柳姑娘的母亲望着女儿的面容，突然泪如泉涌，颤抖着说，这才是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呵，你那么年轻漂亮，就这么丢下妈了……灵堂里刹时哀泣声一片。
远远地站在后边的马小璐，看着这一切，心情难以言状，说不出是喜是悲。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为柳姑娘化的妆，让柳姑娘在母亲眼里的最后形象重新鲜活美丽起来，曾经饱受“瘾君子”女儿折磨的母亲终于意识到自己仍然深爱着女儿。但是，她知道，也在暗想，柳姑娘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路上，因为重新得到父母的爱，或许不再寂寞孤苦罢。
那天晚上，马小璐的梦中，那50多具遗体的面容，面带微笑地冲她挥手告别。当晨光照在马小璐的身上时，她是带着微笑醒来的，这时候，她才知道，只有对自己选择的工作充满爱心，而不是恐惧，她的工作才无愧于逝者，逝者也才会以最美好的面容出现在另一个世界里。
后来，再面对逝者时，马小璐的心已经被这种想法完全占据了，逝者的家属总是指定要找她服务，工作仅仅半年，马小璐便被嘉奖两次。
3马小璐选择的职业，相对于其他女性是如此的不同，这也注定了她的情感经历也与众不同。
遇见亚恒的时候，是在2002年，春天的风正扬起漫天的温柔气息，马小璐去参加团市委组织的全市共青团员烧烤活动，抽签结果，亚恒的单位与马小璐的单位成为一组。亚恒就坐在马小璐的对面，他的身边还坐着另一个年轻的姑娘，但他却殷勤地把烤好的一只鸡翅膀递给了对面的马小璐。还递了一张纸巾给她，
马小璐有些吃惊。随即，她的心微微地颤动。21岁的她正值豆蔻年华，不是没有得到过年轻男子的殷勤讨好，但那是在她做
殡葬化妆师之前的事了。一年多的殡葬化妆师生涯。她潜心钻研业务，领导愈发的重视，使她每天忙于工作，而且，殡仪馆离市区远，同事们也都成家立业，于是。不知不觉间，她忽略了风花雪月的信息。现在，大她8岁的亚恒稳重、英俊，微笑的时候嘴角微微倾斜、礼貌有加，恰是她喜欢的类型。还有，他递来的一张纸巾，那么琐碎的体贴，使她觉得自己在他心里的重要性。那么，在这样一个温柔的春天里，接受一个年轻男子温柔的殷勤，有何不可?
马小璐恋爱了。她说。亚恒，你真的不介意我的工作吗?
亚恒说，你的工作同样是靠自己的双手吃饭，和别的女人并没有不同。如果介意，我当初就不会递给你鸡翅膀了。
甜润的笑容，在马小璐的脸上绽放。
恋爱三个多月后，亚恒带马小璐见父母。没想到，亚恒的母亲得知马小璐的职业后，当即就黑了脸。
好好的一个女孩子，什么工作不做，偏做那种吓人的工作，不仅我家不敢娶你做儿媳妇，我看你以后也挺难嫁人的，要不，你辞职吧!亚恒的母亲坚决地说。
马小璐愣了愣。辞职，她为殡葬化妆师付出的，真的是那么不值吗?马小璐沉默地摇头。亚恒母亲脸色再次一黑。结果，她这一黑，就把马小璐的初恋黑掉了。
亚恒说，我真的喜欢你，但我是爸妈唯一的孩子，我受不了他们轮番劝说和对你工作的偏见，实在对不起，除非你答应我妈辞职。
亚恒的背影渐行渐远，伤感如春草在马小璐的心里蔓生，她想，原来，自己一直引以为豪的工作，在别人眼中，是那么的不堪。
与亚恒分手的那一晚，马小璐没有一滴眼泪，却辗转反侧许久未能入睡。真的需要辞职，才能得到爱情、幸福和旁人的尊重吗?马小璐问自己。
4两天后，发生的一件事情，给了马小璐一个答案。
那天，天刚亮雨水便如约而至。马小璐接到通知时，已近中午。是一个年轻的男子，身上捆绑着炸药，站在已分手的女友家门前，在破晓时分点燃炸药的导火线，她和同事到达现场时，地上到处是零碎的人体内脏。
阳光下，雨水纷纷扬扬如一条条闪着亮光的银线，温润的地上隐约洇染着缕缕血迹，但男子的一些器官内脏，在雨水的抚慰下安静、洁净地静静仰望着天空。纵使见过无数逝者身体的马小璐，也是头一次看见这样的惨况。那些闻讯赶来的死者亲属哭泣着，却没有勇气把男子的身体碎片拾起来，他们都指望着她。
怎么是女孩子?还长得这么矮小?她的胆子真大!围观的人群指着马小璐议论纷纷。
做这种工作，怎么能嫁得出去?人群继续议论着。
马小璐呆呆地听着这些议论，不知所措。但死者的姐姐奔过来拉着她的手，一双泪眼殷切地望着她，欲言又止。她知道对方想说什么。她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然后开始戴手套，蹲下身子，认真地把男子散落的人体一点点地捡起来，认真地还原。
渐渐，熙熙攘攘的议论声停了下来，雨水也渐渐停了。当马小璐终于站起来时，周围响起彻耳的掌声。
马小璐哭了。她想，她不过尽了微薄的一己之力，给逝者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程划上人生的句号，她热爱这份工作，是这份工作让她尝到生死间的甜酸苦辣，而这种感觉，又有谁能像她一样深刻地拥有呢?
一刹那间，一缕风，一缕雨后的清新气息，逝者家属送来的一句感谢，在马小璐的眼里，恰如一朵开得温润的花，美丽安静。那一刻，她再次想起柳姑娘。
是的，每个人，在生的时候，其实都是一朵饱满的花，虽然在这尘世中痛苦地开放着，无可奈何地消瘦着，但是，凋谢的时候，他们都应该是一朵安静素洁的花。马小璐想，她终于知道了她想要的答案。
爱情虽然失去，但是，马小璐仍然继续在殡葬化妆师这条路上坚定地前行。
5 2009年7月的一天，天安门广场，马小璐站在国旗下，灿烂地笑着，这次，她是到北京进修的劳模，而在这之前，马小璐曾经因为优异的工作得到过不少嘉奖，还上了当地的电视。现在的她，29岁。
葬花辞篇6
“女人是水做的”，每当想起这句话，都不禁会心一笑。
黛玉是忧郁的。在三生石前，她得以甘露滋润，得以脱草胎而得人形，为报灌溉之恩而下世为人。“我把这一生的眼泪给了他，便也偿还得过他了”，这就注定了她为那个“无故寻怒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的花花公子流尽了一生的眼泪。
永远忘不了那道沁芳闸，潺潺的流水带走了颦儿多少思念。在水边，她吟出了“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的诗句；在水边，她发出了“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的疑问；在水边，她发出了“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感慨；在水边，她拄着药锄，埋了一地落花；在水边，她听着宝玉说出那些令人怦然心动、发自肺腑的感慨之声；在水边，她对出了“冷月葬花魂”的诗句。花魂是谁，自是黛玉自比。她仿佛预料到了自己的结局，看到了落花尽头穷途的幻灭。
忧郁似水，灵性似水。
还有秦淮河，那条承载了多少风月之事的秦淮河；那条见证了明朝灭亡的秦淮河；那条“烟笼寒水月笼沙”的秦淮河；那条令我梦魂牵绕的秦淮河。
秦淮河，旧时旧院所在，一河之隔便是贡院了，秦淮八艳优栖居于此。一本《影梅庵忆语》道不尽冒襄的思念，那一句“今忽死，不知姬死而余死也”，令人为之动情，董小宛泉下有知，大概可以含笑了吧！众多红颜中，顾眉身居一品夫人，死后又敛以国葬，但龚鼎孳让她郁郁而终；“冲冠一怒为红颜”，让我们记住了陈圆圆；柳如是更有国学大师陈寅恪为她“相思廿载为今酬”；但小宛是惟一一个在爱与被爱中安然辞世的。论才华，论相貌，小宛不是最出色的，但论气质，她最接近水。
因为是水，才会如此的痴情；因为是水，才会如此执著；因为是水，她的爱才会如此汹涌，像瀑布一样，一泻而下；因为是水，才会如此义无反顾。一切的一切，只是为了过“呵手为伊书”的红袖添香的生活。
虽然付出了一生，冒郎没有负她，而颦儿，她的忧郁，她临死前的哀怨……她似乎没有小宛幸运，但她最终还是得到了宝玉的爱。都是如水的女子。
女子
静立水边
蹁跹的落花
在你们身后
洒落了一地忧伤
葬花辞篇7
1948年1月30日，星期五，这是甘地的最后一天。
当天甘地接待了很多客人。下午4点，甘地处理了这一天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桀骜不驯、注重实际的内***部长帕迭尔与刚烈执著、富于理想的尼赫鲁无法合作共事，他提出辞呈，并给甘地送来辞呈副本。甘地说服帕迭尔改变主意，因此耽误了10分钟才赶到晚祷会场。
下午5点10分，甘地在两个养女摩奴与阿巴的搀扶下走向晚祷会场的草坪，平日随侍左右的两位关键人物不在场：苏悉拉医生尚未从巴基斯坦返回；负责保护他的警官因市***部门的职员计划罢工而被紧急召回警察局。
甘地平日走路时，常把双手搭在摩奴和阿巴肩上，当靠近人群时他则会收回手臂，然后独自走上台阶，双手合十向群众致意。就在甘地收回双手即将走向平台的一刹那，潜伏在此的“国民志愿团”头目纳***拉姆・戈德森跑到甘地面前，他先向甘地鞠躬行礼，口中低声说道：“圣父，您好！”摩奴以为此人想要抚摸甘地的脚，伸手礼貌地将他挡开，却被戈德森用力推开，他从口袋里掏出手***，顶住甘地的胸口连开几***，殷红的血立刻染红了洁白的土布“拖地”，甘地应声倒地，口中喃喃道：“哈伊拉玛，神啊！”这位终身提倡“非暴力”的老人就这样死在了狂热分子的***口之下，结束了他那伟大的一生。
甘地被抬进房间，人们把他放在卧榻上，阿巴在血迹斑斑的“拖地”上盖上被子。人们开始清理他的遗物：一架木纺车，一双拖鞋，3只小猴雕像，一本《薄加梵歌》，一只怀表，一个痰盂和从耶拉伏达监狱带回来的一个金属洗脚盆。
由于甘地遇刺极有可能再次掀起宗教大仇杀，印度***府决定全国处于戒备状态。18点，即甘地遇刺43分钟后，***府发表了一个经过审慎推敲的公报，向全国通告圣雄甘地于17点17分在新德里遇刺身亡。
1948年2月1日，新德里成了世界人民寄托哀思和祭奠英灵的圣地。街头巷尾挤满了哀悼的群众，悲伤的哭泣声响彻街区上空。
甘地的遗体上覆盖着白红两色布单和***印度的三色国旗。为了尊重甘地对现代机械化的厌恶心理，灵车由250名士兵用四条麻绳牵引徐徐移动，送葬行列以4辆装甲车和总督卫队为前导，这是有史以来英国驻印总督的古老卫队骑兵们第一次向一位印度人致敬。
送葬队伍后面跟着首尾不能相望的不同种姓、宗教、种族、肤色的群众队伍。在通往亚穆纳河长达8公里的路上，撒满了玫瑰花与茉莉花。沿途各处的人行道上、河堤上，树枝上、窗户上、屋顶上和电线杆上，到处是等候与甘地诀别的人群。整整5小时，人们不断加入送葬队伍。在亚穆纳河河滨广场，还有数十万群众等候在那里。
葬花辞篇8
按照***统一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深入开展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工作。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地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领导干部***绩考核，推行食品安全整治区(县)长负责制。(5月16日《新闻晨报》)
正所谓民生无小事，对于寻常百姓而言，将衣食住行等民生细节纳入官员的***绩考核范围，远比简单比对GDP等指标更值得关注。将民生问题纳入官员***绩考核无疑是一种进步，要让此举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作用，关键还在于谁来为这些新增添的***绩考核内容打分。如果***绩考核缺少广泛有效的监督，就可能在实际运行中偏离方向。如果缺少强有力的外部监督，***绩考核的压力越大，被考核者就越容易逃避压力、选取“捷径”，让考核与初衷背道而驰。吉林市的做法颇具现实意义一开通24小时投诉举报热线，聘请1300名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这不仅仅是丰富信息渠道这么简单，官员的***绩考核情况因此也将晾晒于公众面前。只有保障公众广泛的参与、有效的监督，才能避免民生***绩发牛变异。
千辆黑摩的，能否再利用
北京市治理黑车领导小组办公室对近期依法查处的不予注册登记、无合法手续、无上路行使权的1000辆三轮摩托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进行集中解体销毁。(5月13日《新京报》)
没收的“黑摩的”不是完全失去了利用价值，尤其是其中一些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无论在城镇还是在乡村，都有许多残疾人经济困难，购置不起一辆助力车。可眼看着这些还能正常使用的车辆就此销毁，岂不让人心痛?对“黑摩的”处理不妨变通一下，把这些车辆转赠给真正有需要的残疾人。这样即发挥了车辆本身的利用价值，又解决了困难人群的出行交通问题。其他机动三轮车同样可以更为妥善地处理，比如，面向合乎当地交通法规，且有需要的地方拍卖信息，将这些车辆由那些可以上路行驶的人购置回去使用。比之于销毁等极“痛快”的处理办法，这种做法更为可取。
暴利殡葬业
葬花辞篇9
关键词：墓园；植物配置；景观设计
常言道“无园不木”，即植物因其具有丰富的色彩、各异的形态和芬香的气味，在古今园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具有生命力特征的园林要素，在城市景观生态规划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它不但能满足园林的空间构成、艺术构***需要，而且能为人们提供遮荫、降暑、防灾等功能需求，更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园林景观的生命象征[1]。墓园植物代表生生不息的生命节律，意味着希望与重生，以及生命的轮回。本文以贵州六盘水市公益性公墓植物设计为例，在墓园植物的应用方面做了实践性的初探。
1 墓园植物景观设计原则
西福园公墓植物景观设计以自然为师，营造良好的植物群落，为墓园中安葬的逝者实现回归自然的心理愿望提供场所，同时为生者创造一个凭吊先人、领悟生死的环境。这对解决人地矛盾，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西福园公墓植物景观设计遵循以下原则：
1.1 整体局部相结合的原则
墓园植物是贯穿整个墓园的主要景观物质基础，即西福园公墓应用墓园植物将墓园内不同景区绿化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同时，每个景区、各个局部又以丰富多彩的植物材料及不同的配置手法，形成不同的景观。如路口等节点地段进行重点布景，以突出墓园植物景观特色。
1.2 因地制宜的原则
西福园公墓充分利用原有的树木，首先是保护原有生态环境；在保持原有自然风貌的同时，调整树种结构，选用的树种必需对自然环境适应性强、抗逆性强、抗污染、易于栽培管理，以乔木为主，使乔、灌、草形成合理比例，常绿树种与落叶树种混交形成自然群落，速生与慢生树相互搭配，层次错落，讲究季相变化；以乡土树种为主，同时引进各种优良园林观赏树木，重视地被植物的应用，以达到护地保土之功能。
1.3 季节性原则
西福园公墓在墓园植物景观的设计中，充分考虑墓园景观的季相变化，依据植物的形态、线条、色彩、质地进行构***，并通过植物的季相及生命周期的变化，使植物景观符合植物生长和植物群落演替的规律。
2 墓园植物的选择
因为墓园是一种特殊的园林，所以西福园公墓依据项目区域位置、自然条件、规划中细化办公、管理区和墓位区2大分区，在植物选择上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文化内涵。
2.1 赋有殡葬文化内涵的植物选择
2.1.1 选择寿命长的植物：如苍劲肃穆的松柏类；素有“活化石”之称的银杏和葱郁的樟树等大乔木，不但不易老化而且树龄较长，表示逝者永恒之意。
2.1.2 选择辟邪植物：如由来已久、为常人所认知辟邪的垂柳、桃树、梧桐、柏树等，目的是为了能够求得死者在阴间的平安，这也符合我国“入土为安”的殡葬思想。
2.1.3 选择与佛教文化有关的植物：如初夏开的白花，像一串串玉质佛塔的七叶树；出淤泥而不染，象征圣洁的莲花等[2]。
2.2 常绿植物的选择
常绿植物具有万古长青和坚忍不拔的寓意，是营造墓园纪念性氛围较好的植物。除了松柏类以外，西福园公墓园中还选择常绿的万年青、含笑、十大功劳、广玉兰、罗汉松、杜鹃、桂花等。
2.3 赋有人格化意义的植物选择
根据逝者生前喜欢的植物和职业，西福园公墓中选择与之相适应的赋有人格化意义的植物。如教师墓园选植桃树、李树，表示“桃李满天下”的寓意；***人墓园选植木棉；文人墓园选择竹子、梅花、、兰花等象征“君子”的植物。
2.4 植物色彩的选择
植物不同的色彩使人产生不同的心理感受和联想而有其各自的象征[3]，所以西福园公墓园中也相应地选择不同色彩的植物。
2.4.1 表达崇高和庄严的红色植物：如红花的贴梗海棠、山茶、红花夹竹桃、紫薇、美人蕉；果实是红色的紫金牛、火棘、枸骨、南天竹；秋季叶红色的鸡爪槭、枫香、黄栌等。
2.4.2 象征着纯洁和神圣，给人以宁静感觉，适合墓园氛围的白色植物：如白花的深山含笑、梨、白花夹竹桃、木绣球；干皮为白色的有：白皮松、悬钩子、毛白杨、悬铃木等。
2.4.3 给人以光明、纯净的感受，象征（下转第101页）（上接第74页）着希望和崇高的黄色植物：如黄花的云南黄馨、连翘、黄花夹竹桃、栾树；秋季叶黄色的鹅掌楸、无患子、槭树、麻栎；干皮黄色的金竹等。
2.5 植物形态的选择
不同姿态的植物有不同的表现性质和象征意义。在西福园公墓园中选择垂直向上、庄严肃穆的植物：如塔柏、水杉等；垂枝表示哀思和悲痛的植物：如柳杉、柏木、龙爪槐、垂柳等[4]。
2.6 草本植物的选择
西福园公墓中墓穴周围选择草本植物作为点缀，选择色彩丰富的草花来活跃墓园肃穆的气氛。主要以宿根花卉为主，也可根据死者家属的意愿供选择鸢尾、、月见草、波斯菊等。其他区域还选择与墓园相关的具有文化意义的金银花等藤本植物，于春夏开花，由于其越冬不死，常比作人的灵魂不灭、轮回永生[5]。
3 墓园植物的应用形式
3.1 墓园植物在神道中的应用
神道设置在墓区的入口处，从入口处经过一条长长的通道才能到达墓区。西福园公墓神道较长，它使人在正式进入墓区之前有一个心理上的缓冲空间，给去墓区祭拜亲人的人们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抚慰。西福园公墓在神道上以整形的松树、楠木、龙爪槐等为主，列植在道路的两边，形成一个相对郁闭的空间，以增加纪念的氛围。
3.2 墓园植物在生态葬区中的应用
随着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改变，环保生态意识的增强，人们逐渐接受了生态葬法。西福园公墓园中生态葬法主要包括草坪葬、花葬、树葬等。这些葬法就是现代生态葬法。生态葬法既节约了土地又美化了环境，让墓园成为了花海、树林，还青山一片葱绿。
3.3 墓园植物在传统葬区的应用
传统葬区是以中国人传统的墓葬形式——为逝者立碑的葬区，西福园公墓在传统葬区的植物配置形式主要以女贞等耐修剪的常绿植物为主，墓碑整齐的排列在一排排的植物中，形成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
4 结语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类可利用的土地资源不断减少，公益性墓地的生态化、园林化是现代墓地建设的一大特征，更是现代社会墓园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本文以西福园公墓植物造景为例，对墓园的植物造景进行了实践性的探索，可为当下的公益性墓园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经验借鉴。
参考文献：
[1]赵世伟，张佐双.园林植物景观设计与营造[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
[2]闻铭，周武忠，高永清.中国花文化辞典[M].合肥：黄山出版社，2000.
[3]徐德嘉.古典园林植物景观配置[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
葬花辞篇10
[关键词]《葬花吟》 目的论 翻译策略
1 引言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顶峰。书中第二十七回中的《葬花吟》,以其丰富细腻的想象,浓烈忧伤的情调见长。如何将这首耐人寻味、婉约动人的诗词贴切地再现为美丽的英文。本文拟避开直译异议,归化异化之争,尝试从功能翻译观的角度,以目的论来研究《葬花吟》二译本,杨译与霍译,以期对二者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作出客观描述及评价。
2 功能目的论与《葬花吟》英译
功能翻译理论是德国译论家汉斯•弗米尔(HansJ.Vermeer)发展起来的翻译理论模式,它突破了对等论的限制。目的论认为,翻译是种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行为。它将研究聚焦在翻译过程中各种目的的选择和译文所要达到的功能上,强调翻译的目的性和交际性。因此译者接受原文与创造译文的方法必然来自译文的预期目的。
功能目的论以译文的功能和目的为核心来诠释翻译活动,无疑会对《葬花吟》等诗歌翻译带来很强的指导意义,但语言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译者难以取舍是忠实地直译还是灵活地意译?有了明确的翻译目的,译者就回避了直译和异译,归化和异化的两难处境,使其成为一种基于文化的抉择。
3 从目的论析《葬花吟》二译本
3.1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因素。目前译界广为推崇的两个《红楼梦》全译本为杨宪益与戴乃迭的《红楼梦》(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的《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两译本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亦有着不同的翻译目的。
霍克斯翻译《红楼梦》是出于个人爱好的选择,其翻译目的主要是基于与读者分享书中乐趣的热烈愿望,他的读者群主要是西方读者。在翻译时自然受到英语文化规约的影响,偏重神似,处处考虑使译语读者便于欣赏这部作品。
基于上述不同的翻译目的,两个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译者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也不尽相同。这在《葬花吟》的英译中有着显著的体现。杨译直译较多,强调忠实,用词准确,力求忠实原作内容和文化特色。霍译则倾向于照顾译文的可读性,采用归化策略灵活地把一切陌生变为熟悉。但总的来说,两个译文虽然风格迥异,却各有千秋。
3.2译者翻译策略选择与《葬花吟》英译。以下从译者对诗中文化典故,诗歌选词及人称口气的传达等方面,来说明译文或忠实再现原文或灵活移植,力求在翻译中再现原文的美境。
(1)文化典故的传译。中国古诗中常穿插古典传说,以增进诗趣。《葬花吟》中有两个典故:一是第24行的“洒上空枝见血痕”(杨译为“Falling like drops of blood on each bare bough”,霍译为“Which on the boughs as bloody drops appear”)。相传湘妃哭舜,泣血染竹枝成斑,所以林黛玉号“潇湘妃子”;二是25行的“杜鹃无语正黄昏(杨译为“Dusk fall and cuckoois silent”,霍译为“At twilight, when the cuckoo signs no more”)。说的是蜀帝魂化杜鹃鸟,啼血染花枝。这两个典故中国读者对其意象并不陌生,然而,西方读者对此却并不谙熟。二译文对此典故均采取直译,既没有加注,也没有在诗行内作解释,某种程度上保证了译诗的可读性。可见,即使本着不同的翻译目的,诗人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也不尽是相异。
(2)诗歌用词的翻译。在诗歌用词的斟酌上,杨译直译较多,而霍译发挥译文语言特点,变通之处较多。从翻译意***来看,两位译者不同的处理方法均是为了译文预期目的与功能的实现。
“柳丝瑜荚”,杨霍两人对此进行了不同的处理。杨如实译为“柳树和榆树”,原文之“丝”(柳絮)和“荚”(榆树的果实)未传,失去了应有的动态感。霍译为“Elm-pods and willow-floss”,译出了原文的细腻,形象传神。“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青灯”,杨照字译为“A green lamp”,为的是忠实传达原文意象,但此处却略有不妥,易将其理解为绿光,似有阴深之感。而霍认为“青”和“被未温”是次要意象,将其略去不译,但并不影响原诗的传达。“一朝春尽红颜老”:杨将“红颜”直译为“the beauty”,忠实贴切,却失却平淡。霍别出心裁地将之译为“the bloom of youth”,比较诗情,有林黛玉以花自喻的效果。“the bloom of youth, too, sickens and turns pale”含有美艳失色,青春之花凋零的意蕴。从其翻译目的来看,此译文将花与黛玉命运的联系得到了完美的再现。
(3)人称和口气的传达。在《葬花吟》的前半部分,曹雪芹对林黛玉进行心理刻画用的是第三人称。在其后半部分,作者由旁观者的客观描写进入到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感情抒发。所以,从第29行开始出现第一人称“侬”,诗歌便由第三人称转为第一人称。在英译的过程中,人称问题变得复杂。因为汉语的人称可以呈朦胧状态,而英语的人称必须明朗化。
在《葬花吟》的翻译中,杨译随着原文人称的变换而调整视角,从第5行开始突然改变“花”的人称,变原来的第三人称到第二人称,花与人之间的间接对话变成了直接对话。直到原文中出现第一人称“侬”,杨译文又由第二人称转化为第一人称。霍译文似乎巧妙地回避了人称这个问题。随着原文人称的改变,或许是霍克斯对“人”与“花”之间的融与分的关系的理解,最后把原来的人称“the maid”转化为“I”。从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确定,杨霍二人让读者似乎身临其境。从其翻译目的来看,二者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4 结语
翻译目的的不同决定翻译策略的差别――杨译文主要采取异化策略,力求忠实于原文的思想内容;霍译文主要采取归化策略,力求照顾译入语的读者群。我们很难区分谁优谁劣,就《葬花吟》这首诗歌的英译而言,如果倾向于源语的充分性,译者可采用杨译法;如果倾向于译语读者的可接受性,译者可采用霍译法。译者无论有何种翻译目的,采用何种翻译策略,都要保持翻译目的与合理的翻译手段之间的平衡点,这永远是译者追寻的目标。
参考文献:
[1]Hawkes,D. The Story of the stone [M].London: Penguim Books, 1973.
[2]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A Dream of Red Mansion [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