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小阁藏春篇1
关键词：《文选楼藏书记》；分类特点；原因探微
中***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6-0083-02
《四库全书》尘埃落定，分储七阁之后，以续补四库未收书为职志者，首推阮元。阮元生于乾嘉学风殷盛之际，其进身较晚，未及亲自参与编纂《四库》，但其一生与四库渊源甚重。然而，反映阮元文选楼藏书情况的《文选楼藏书记》却并未按四库分类法编排。《文选楼藏书记》在分类体系上，既吸收借鉴了前代目录的编目传统，也有自己的创新。下面就其编目特点及其成因试做分析。
一、整体上以卷次为单位进行编排，每卷大体上又按经史子集编目
《文选楼藏书记》六卷，共著录***书2663种。其著录体例为：在每种书目下依次记录书名、卷数或册数、著者及籍贯、版本，除别集外，每书均附有精当、简短的提要。该书不标类目，卷一、二、五、六，每卷自经部至集部分类排列，卷三、卷四两卷相连，亦自经部至集部分类排列。这种以卷次为单位，每卷内部依经、史、子、集编次的编排方式，很有可能是阮元根据私家藏书自身的特点，并在继承四部分类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以卷一为例：
卷一经部共有易类、书类、诗类、小学类、春秋类、四书类、经总义类、乐类八类，130种。其中易类杂录子部术数类2种；春秋类中杂录史部1种，子部1种；四书类中杂录经部・礼记类4种，经部・孝经类1种，子部1种；经总义中杂录经部・小学类1种，经部・礼类1种，经部・四书类1种，史部1种，子部3种；小学类中杂录集部2种。史部152种，其中杂录子部2种，集部4种。子部70种，其中杂录经部1种，史部11种，集部10种。集部包括总集、别集、词曲类三类，其中，总集类39种，杂录子部四种；别集类73种，杂录史部1种，集部2种；词曲类10种，其中杂录集部・总集类1种。在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之后，又著录子部65种，包括术数类、天算类、道家类、杂家类四类。卷一实收经部120种，史部160种，子部126种，集部133种。
《文选楼藏书记》每卷收录书籍数量统计如表1：
由此可以看出，《文选楼藏书记》每一卷著录书籍数量的多寡是不一的，有些甚至相差比较悬殊。如卷五收入书籍303种，而卷六则总共收入了626种，是卷五的二倍之多。且每一卷内部经、史、子、集录入的数量也是多寡不一的。如卷一收入了经部书籍120种，卷六则仅仅收入了24种。卷六收入集部书籍381种，卷五则只收入了11种。而且卷次内部经、史、子、集四部的比重也是不同的。
二、每卷内部部次分类不够严密
阮元长于经学，《文选楼藏书记》中也收入了大量的经部书籍，经部的分类，大体尚整齐，但细究也有若干问题。如将经部・小学类的《读易韵考》，史部・目录类的《易传辨异》，子部・儒家类的《太极***说》等同归入经部易类；将经部・小学类《毛诗古音考》，子部・术数类的《洪***解》，子部・杂家类的《多识编》等同归入经部・诗类；这些混乱之处有的是经部著作内部之间的分类不是很清晰，比如《读易韵考》，其内容是“列证经史，详论《易》韵”，理应归入经部・小学类，但却误入经部・易类。有的是史部、子部、集部的著作误入经部，比如《孔孟事迹***谱》四卷，“是书详载经、史事迹，并绘***谱”应属史部・传记类，却误入经部・春秋类。
每一卷中收录的经部书籍不仅数量多寡不一，并且其种类也有多有少，如卷一的经部共有易类、书类、诗类、小学类、春秋类、四书类、经总义类、乐类八类，而卷六经部书籍包括易类、诗类、春秋类、礼类、五经总义类、乐类6类。有的部类重复出现：如卷一重经部・小学类出现在诗类之后，但是乐类之后又著录了经部・小学类的书籍。部类的著录顺序也并非固定不变，如卷三、卷四礼类在春秋类之前，卷五中春秋类在礼类之前。
史部和子部的分类更加琐细，如在卷一中史部载入的第一种书籍是史钞类，第二种和第三种书籍是***书类，第四种书籍是编年类，第五种书籍史评类，第六种书籍又是***书类。每一种部类的分布都琐碎、分散，没有办法像经部书籍那样进行排序。子部书籍，如卷三、卷四中子部著录的第一种书籍是杂家类，第二种书籍是谱录类，第三种书籍是小说家类，第四种、第五种书籍又属于杂家类。《文选楼藏书记》中集部分类尚属整齐，但每一卷收入数量的多寡不一，种类也不完全相同。
三、原因探究
阮元一生治学及其严谨，著述多慎重其事，书前或交待原委，或撰述要旨。但《文选楼藏书记》不仅未见序跋，文集中亦未见提及。由此推知，《文选楼藏书记》并非阮元某一时日完编之定本，乃其私家藏书登记薄，自藏书之日始，随藏随录，随录随编，著录简单且无严格体例。
而其以卷次为单位，每卷内部依经、史、子、集编次的编排方式，是阮元根据私家藏书自身的特点，并在继承四部分类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虽然在阮元所作《扬州隋文选楼记》、《扬州隋文选楼铭》中并没有记载确切的编目条例。我们不妨探究一下天一阁书目、焦山书藏和灵隐书藏编目中所体现的阮元的编目思想。
天一阁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阮元在整理天一阁藏书，研究天一阁历史，推广天一阁管理经验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嘉庆十三年（1808年）写的《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中说道：“余自督学至今，数至阁中，翻所藏书，其金石榻本当钱辛楣先生修《鄞县志》时即编之目，惜书目未编。余于嘉庆八、九年间命范氏后人登阁，分厨写编之，成目录十一卷。
然而在《雷塘庵主弟子记》却有这样的记载：“嘉庆二年（1796年），首次登天一阁观书；嘉庆二年（1797年），再登天一阁，命范氏子弟编录《天一阁书目》”。即在嘉庆二年，阮元已命范氏后人编录《天一阁书目》，与一记载与阮元在《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中所说的“嘉庆八、九年间”相差六、七年。其实，在嘉庆二年阮元第二次登天一阁观书后，范氏后人就在阮元的督促下于嘉庆九年编定了《四明天一阁藏书目录》：该目无序跋，卷首录全祖望《天一阁碑目记》和《天一阁藏书记》，不分类，分厨录目，每行上下记两种书名与册数，各厨以千字文编号，共三十二厨。据藏字厨目后注，尚有医书、地理、算命、风鉴等俱未列目。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亦未编入。卷末有“嘉庆壬戌岁六月二十日客寓金昌录”二行十五字，其“不分类，分厨录目”恰好体现了阮元“分厨编写之”的编目理念。
嘉庆十四年（1809年），阮元第二次任浙江巡抚时，于杭州灵隐寺大悲阁后造置木厨，构建藏书处，以嘉惠士林。并撰《杭州灵隐书藏》及《书藏条例》。嘉庆十八年（1813年），于镇江焦山立焦山书藏，又撰《焦山书藏记》及《书藏条例》。书入藏后，按入藏“次第”“分号”排列，灵隐书藏以唐人宋之问《灵隐寺》诗（鹫岭郁龙宫锁寂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扪萝登塔远刳木取泉遥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夙龄尚遐异搜对涤烦嚣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字编号，焦山书藏以《瘗鹤铭》编号，初以“相此胎禽华表留唯髻鬓事亦亦微厥士惟宁后荡洪流前固重爽恺势拚亭亭爱集真侣作铭”三十五字为三十五橱，如满，则再加“岁得于化朱方天其未遂吾翔翔也酒裹以元黄之币藏乎山下仙家石族篆篆不朽词曰徽君丹杨外尉江阴宰”四十二字为四十二橱。书不分部，惟以次第分号，收满“相”字号橱，再收“此”字号橱。可见，书藏藏书虽以编号排列，但登记目录内仍分四部。
焦山书藏创立后，阮元曾指示海西庵山僧编成《焦山书藏目录)12卷，按照捐书的先后顺序，著录古籍1400余种，25000多卷，10000余册。***书入藏时即以书橱为单位，按入藏次第分号编排，那么书籍在编目时依照捐书的先后顺序辑录，也就是以书橱为单位辑录。而书橱内部又是以经、史、子、集为次序排列。阮元所编《焦山书藏目录》虽已亡佚，但依据相关资料可以知道其体现了阮元一贯的“按厨编目”的理念。
阮元一生与《四库》渊源颇重，因而对这些分类体系应该比较了解，但反映其藏书情况的《文选楼藏书记》并没有完全沿用这些分类方式，笔者推断原因有二：其一是《文选楼藏书记》是阮元的私人藏书簿录，以卷为单位编次，方便藏书随录随藏，随录随编。而卷内部按经、史、子、集的顺序编录，既有利于辩章学术，因类求书，也和文选楼书藏方式有关。虽然并无直接的文字记载，但是我们从阮元与天一阁藏书楼的关系和其建立的灵隐书藏和焦山书藏的书藏方式及编目方式可以窥见阮元一脉相承的编目思想，可以推想阮元的文选楼藏书也极有可能是按照藏书的先后顺序，分厨录入，厨内部书籍又按照经、史、子、集排序。因此形成了《文选楼藏书记》以篇卷为单位进行编次的编排方式。其二是与阮元“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精神相契合。文选楼是阮元藏书、校书、读书、刻书等学术活动的重要场所，与范氏天一阁“严禁登楼”的禁例不同，文选楼是阮元授徒会友的常用之处。阮元弟子张鉴《访书***歌为何梦华索赋》有云：“忆昔渡江至扬州，吾师招住文选楼。连床照轸那可说，手胝口沫无时休。”仁和严杰，亦曾在文选楼读书数年。嘉庆十五年，陈文述参考阮书，推广前说，博采舆论，撰《海运议》。《雷塘庵主弟子记》中记载：“嘉庆十一年（1806），‘阮元置仪征县江中芦洲一区以为祀产’‘以岁入之息为祭祀、睦族、公车等事之用’‘以余者为文选楼诸子读书等事之用’”以祀产的收入资助文选楼诸子读书”，不仅体现了阮元以传播学术为己任的大公精神，也体现了阮元对文选楼开放的管理理念。阮元不仅是位收藏家，更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把藏书与治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是为了收藏而收藏，藏书的目的是为了校书、读书。分卷编目，不仅使藏书有序，而且历历在目，方便师友生徒因目求书。
参考文献：
小阁藏春篇2
走进伏跗室
今年夏秋之间,我两次探访了位于宁波市孝闻街91号的伏跗室。黑色铁门上有一对大门环。门的上方镂有精细的砖雕。从大门进内有一天井,一棵大橘树干粗叶茂,结着果实。门房老人告诉我,它被称为代代橘,已有80多年了。右侧临窗棂的一丛芭蕉,叶子硕大,翠绿欲滴,给庭院增添了几许古雅的韵味。橘树四周摆满了棕竹、苏铁等嘉木花卉盆栽,显得满目清翠。
伏跗室为五开间两弄三厢房的木结构楼房,坐西朝东,6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古朴精致,保存完好。藏书楼伏跗室之名,出自东汉辞赋家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中“狡兔伏于(跗)侧”之句。“”与“跗”相通;,通蜷;跗,脚背也,意为不求闻达,孜孜不倦,专心致志,像狡兔般蜷缩其身,伏于陋室,修得硕果。
伏跗室的主人就是浙东著名藏书家、目录版本学家冯孟颛先生。
过天井,便是“冯孟颛先生纪念室”。阶前是一副包柱的楹联,上写“有满屋藏书古为今用;是当代宿儒人以文传”,为冯先生好友、书坛大师沙孟海先生亲书。过台阶便来到正厅,又有一副楹联“集乡邦遗著充栋汗牛真事业;承庠序余风传知解惑古先生”,为甬上知名学者郑玉浦先生撰写并手书。正厅中堂名“树德堂”,匾下挂冯先生像,左右各一联。正厅两侧房辟为“冯孟颛先生生平事迹陈列”,两间房内陈列着冯孟颛先生的多幅***照及古籍批注件、信件原件、藏书箱等实物,展示了冯先生不同凡响的生平事迹。厢房之中亦极具书卷气,有姜宸英、米芾、刘墉所书楹联及甬上名家字画。
伏跗室的主人
冯先生平生为人低调,嗜书如命,收书藏书写书,埋头做学问。与他交往的马衡、郑振铎、沙孟海、赵万里、谢国桢、夏承焘等人多是学富五车的学者或藏书家,有的居住宁波,有的居于杭、沪、京等地,朋友见面或书札往来,统称他为“冯先生”,这也符合“伏跗”的本意。
冯孟颛名贞群,字孟颛,号伏跗居士,慈溪(今宁波慈城)人,生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农历九月廿三,卒于1962年3月31日,终年76岁。冯先生祖父冯溪桥以办松江府娄县盐务起家,后迁居宁波。先生一生坎坷,8岁丧父,靠寡母和祖父抚养成人,17岁考取秀才,19岁祖父去世,承祖父遗业,管理钱务,但做生意并非其志向。先生老年丧子,家业承袭和孙辈教育均由他操持。辛亥***后,他任宁波******分府参议员。1932年至1941年任鄞县文献委员会委员长。***后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宁波市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
冯先生为人正直,性格内向,喜欢读书,更喜欢收藏古籍。其父冯鸿薰为清朝贡生,留下2000册书籍,冯孟颛很快读遍,逐渐自己开始收书,用以研读。
1941年4月,宁波沦陷。四明大地笼罩在一片乌云之中,许多人士和社会名流逃往他乡避难。冯先生一家老小也到他秘书施少素位于黄古林的乡下老家避难。只有冯孟颛和夫人陈梅云没有走,亲友们劝他们暂避,可满楼的古籍他怎么能够丢下不管呢?他要与书籍共存亡。
日寇窥探中国的典籍由来已久。日***攻占宁波后,首先派一个中队的兵力冲入天一阁,欲实施抢劫,无奈书去楼空,计划未能得逞。伏跗室的大门关得严严的,冯先生心急如焚。想来想去,只有一招可以试试。他找来多尊佛像,供奉在书楼的每个角落。他想:日本人不是声称信佛吗,佛祖面前他们还敢胡来?
很快,“咣咣咣”的敲门声终于响了。冯先生镇定自若,慢慢地拉开门闩。气势汹汹的日本宪兵队头目冲进来,看到眼前烟雾缭绕,供奉着佛像,庄严神圣,果然未敢造次,停了一会儿,撤走了。满楼古籍就这样逃过一劫。
可日本人和***的纠缠并没有停止,日本特务芝原平三郎了解到冯孟颛的身份和影响后,带领三四个宪兵闯入伏跗室,持***威逼冯先生出面组织宁波维持会。冯先生以年迈多病加以拒绝。后来***邀请他出席伪文化座谈会,也被他当场拒绝。敌人地捏造事实,第二天公然登报发表冯孟颛出席文化座谈会的新闻。冯先生闻讯气愤之极,立刻向报馆声明,要求更正,表现出正气凛然的民族气节。
在《伏跗室记》中,冯先生表露心志:“岛寇陷鄞,初以威胁,继以利诱,终用反间,日人数迫贞群出主***局。念硕果仅存之身,白刃可蹈,饥饿可忍,逆则不敢附也。”
收藏古籍与考校著述
冯孟颛在古典文学、文献学、目录版本学方面造诣颇深,精于考据,有鉴别古籍的好眼力。特别是对宋元椠本、明清刻本,以及手本抄本均有研究。哪些本子序跋缺失,哪些为后人填补,哪里有谬误,经他翻阅,立时能辨真伪。
清末民初,时局动荡,民不聊生,科举废,新学兴。许多藏家生计难以维持,便变卖书籍,有的甚至论斤出售,用以养家糊口。
冯孟颛尽自己的财力,边鉴别,边收进。从赵氏“种芸仙馆”、董氏“六一山房”、柯氏“近圣居”、徐氏“烟屿楼”、赵氏“贻谷堂”、陈氏“文则楼”等著名的藏书楼都进过书籍,许多是十分珍贵的版本。正统的性格,也多少影响到冯先生的收藏,他对经、史、子、集类典籍特别感兴趣,抢救了大批珍贵古籍。
伏跗室藏善本300多种,其中宋刻本杜大《名臣碑传琬琰之集》16册,为海内珍本。此外还有元刻本赵《春秋属辞》8册和郭茂倩《乐府诗集》,明刻本刘长卿《刘随州诗集》,清黄宗羲《留书》、史荣《李长吉诗注》、全祖望《鲒亭诗集》、谢山眉批抄本1册,清姚燮《姚复庄诗文稿》抄本3册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善本。
为了修补古籍,冯孟颛家里雇有几名补书匠。古籍整理好后,分类整理装箱。书箱越排越多,伏跗室的房间显得越来越窄,有的地方拿书箱当起了隔墙。现在,在伏跗室陈列的书箱仅是冯先生大量书箱中几只而已。从清末到上世纪60年代,他前后收书达60多年,终达10余万卷,其中以前30年数量为多。
冯先生的贡献并不仅仅在于收藏,他还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冯先生选择的是一条保护、读书和著述的路子。
冯先生一生勤奋治学,积文稿达17册。几十年间,他编纂出《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4册10卷、与马涯民合编《鄞县通志・文献志》。协助张寿镛编辑《四明丛书》。此外他还编有《伏跗室书目》6册、《续记刻贴目》4卷、《汉字简化溯源表》1卷、《钱忠介公肃乐年谱》1卷、《续编附录》2卷、《鄞城古甓录》1卷、《晏子春秋集注》8卷、续订唐元集《中集》1卷等。
对天一阁的贡献
1933年9月,一场强台风刮倒了天一阁的东墙,部分***书受损,藏书楼危在旦夕。此时范氏后裔已无力来维护,延续了几百年的藏书楼将毁于一旦。危机牵动着宁波的上上下下,也牵动着每一个读书人的心。作为鄞县文献委员会委员长的冯孟颛关键时刻站了出来,他决定由文献委员会组织重修天一阁。在征得范氏族人的同意后,成立了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冯先生主持日常工作。经费一部分由鄞县县府解决,一部分向社会募捐,共募到经费1.4万余元。
工程进行一年半时间,修复了倒塌的东墙、整修了书楼前后假山、建起兰亭,还从宁波府学处迁来尊经阁,移来各地明清及民国的石碑90余方,建起明州碑林。
而此时的天一阁经历了战争、偷盗、台风等各种劫难,书籍又遭虫蛀、霉变等灾害,受损严重。经历太多风雨的天一阁,早已今非昔比,藏书的家底也已含糊不清,藏书楼太需要一部新书目了。
重修天一阁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商定:1936年8月16日开始编目,由冯孟颛任主编,范吉卿、范若鹏协助。
从伏跗室到天一阁,身著长衫的冯先生每天花六个铜板,包辆黄包车,按时赶往天一阁。他缓步登楼,轻开书橱,一卷卷地翻阅这些从范钦老先生起,只有为数不多的大学问家才有幸动过的古籍。每阅一卷,他都小心翼翼地甄别考据半天,然后再合上小心地放回。秘书施少素在一旁认真地记录,唯恐漏掉一个字。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冯先生每天往返于两座藏书楼之间,不要报酬,一干就是174天,最终拿出书目初稿。
卢沟桥事变后,日寇犯我疆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常有敌机从伏跗室上空掠过,开始是侦查,后来便轰炸。别人都躲出去了,而冯先生决心与藏书共存亡。为更好地保护藏书,他请来工程师,特意在伏跗室的天井中修建一处防空洞。洞并不大,在树木掩映下,隐蔽效果明显。如今,天井的树木丛中,还保留着这个防空洞。
天一阁的书目还只是个初稿,校对核准工作还是繁重,特别是虫蛀、鼠啮难以辨认的,还需要补齐批注。书房距防空洞仅几步之遥,遇到敌机轰炸,冯先生就带着资料,躲到防空洞里校对。整个藏书编目就是在敌机轰炸宁波那段时间里,一会儿书房,一会儿防空洞地转来移去校完的,耗时一年半时间。《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20册,简目正稿五卷,外加附录五卷,共历时三年完成。
1939年4月7日,天一阁尊经阁里召开了一次不寻常的会议,会上决定为防日寇抢掠,天一阁藏书转移至浙江龙泉异地秘藏。转移天一阁藏书,成为建阁370年来的首次,也是天一阁442年历史中唯一一次藏书出阁。书籍转移后,吉凶未卜,冯先生也和范家人一样,茶饭无味,忧心忡忡。书籍在龙泉秘藏8年,最后得以安全返回。
冯先生在收书过程中,得到天一阁早年散出的明刻本、抄本十余种,足以为自己的收藏增辉。作为藏书家,能得到珍贵的古籍固然是高兴的事,但冯先生并没有多考虑,他以一个文人应有的品格和襟怀决定:天一阁的流散古籍不能归入伏跗室的藏书之列。他修补齐整后,悉数赠送归阁。
捐献十余万卷古籍和伏跗室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第一任文物局局长同时也是冯孟颛多年好友的郑振铎曾向冯孟颛表示,国家可以支付20万元收购伏跗室全部藏书。20万元在当时可以算是巨款了。听到这话,冯先生笑笑,婉言谢绝了。他要把书籍留在家乡。随着时间的推移,冯先生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对伏跗室书籍的去留问题考虑得更多了。据冯先生的孙女冯叔同回忆,1962年早春,76岁的冯孟颛明白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问家人:这一屋子的书是留给你们呢?还是捐给国家?家人不约而同地说:这是您的书,都听您的。冯孟颛思索片刻决定:捐给国家吧。我是宁波人,就捐给天一阁吧!
1962年3月31日,冯孟颛病故。按照先生遗愿,夫人陈梅云和女儿冯柔宜、孙子、孙女,经过讨论后决定,将全部10余万卷藏书,以及文物、金石、文稿,连同藏书楼一道全部捐献给国家。
身处悲痛之中的冯家老小,一边处理后事,一边办理捐赠事宜。4月6日,在伏跗室中堂举行了庄重的捐赠仪式,社会各界代表及冯先生的亲朋好友到场,长孙冯孔豫代表家属向***府献书献房,市领导向他们颁发了奖金和奖状。***府还同时决定:保留伏跗室,常年对外开放。
冯氏家族对***府颁发的1万元奖金不肯接受,理由是捐献就不能拿钱。后经多方做工作,家属同意把它作为“伏跗室”的维修与服务基金。
掌声响过,伏跗室大门的钥匙移交到***府管理者手中。10余万卷古籍整整装满260多箱,连同藏书楼一道,捐献给社会和人民。
天一阁藏书现存古籍30余万卷,对捐赠的冯先生来讲,可谓三分天下有其一。
小阁藏春篇3
走过了东草明堂，我们跨过高高的门槛，来到了藏书楼。这是一栋两层楼的木式楼阁，楼下正中悬有白底黑边的“天一阁”匾额一方，廊柱楹联写道：“石品洞天题海岳，书藏福地辟琅环。”那书架当中的用具真是好：中间是大桌子，四周是带有漂亮油漆的椅子，上面刻着三个清清楚楚而又醒目的字：藏书楼。
走出了藏书楼，我突然看见那边有个封闭的小屋，就走过去，原来是刻书房！看看这里，一些刻书工具，一些书架，再加上两块石碑，古人使用的器具真让我惊讶不已。
参观好了藏书楼，我和妈妈就沿着走廊走进了南园，天哪！风景真是优美！这里小桥流水，几座怪模怪样的假山分别在小河的中央与边上，走廊上，有好多盆香味扑鼻的花。绕过南园的小河，我们便走进了一座不是很宽敞的屋子，只见一块又长又大的匾上写着“水北阁”三个大字，两旁的柱子上写着“江上风生浪作堆，中山云在意入妙”，这里的橱窗里陈列着数不清的书籍，例如明朝任庆元所编的《商略》、清朝的《******志》……淡淡的书香味令人陶醉，因为这里每本书都散发着它那浓浓的古味，原来这里就是中国地方志珍藏馆。
穿过了南园，穿过了司马第，我们不知不觉到了平和堂，嘿！看啊！这里有三个石头人在“打麻将”！我一看，哦！中间坐着中国人，左边坐着英国人，右边坐着日本人,听游人说麻将就是这个宁波人——陈鱼门发明的。麻将馆的地上，到处是麻将的***案。
小阁藏春篇4
关键词：沈阳故宫；文溯阁；四库全书，建筑特色
沈阳故宫是国内仅存的两座皇家宫殿建筑群之一，始建于1625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创建和使用的宫殿。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清朝正式由盛京迁都北京，盛京皇宫作为陪都宫殿，继续受到清朝统治者的特殊重视。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传旨于盛京旧有宫殿之西，建造专供存放《四库全书》的文溯阁及其配套建筑；四十八年（1783年），全部工程竣工，盛京皇宫形成东、中、西三路并列，太祖、太宗、高宗三朝建筑共存的基本格局。
文溯阁的建造与贮藏《四库全书》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也是完善陪都宫殿使用功能的需要。作为清代皇家藏书楼，文溯阁是乾隆皇帝仿照江南著名藏书楼天一阁，以“天一生水”为理念进行建造的，其建筑特色及内部构造与盛京皇宫其他建筑存在很大差异，与文渊、文源、文津三阁相比，亦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本文依据文字史料和实物存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文溯阁建造的缘起、建筑理念与特色进行梳理、探讨和总结。
一、文溯阁建造缘起
（一）为《四库全书》提供庋藏之所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皇帝主持编纂的我国历史上卷帙浩繁的一部丛书。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经世，以载道，以立言，以牖民。”实际上是出于加强文化统治和炫耀“盛世武功”的需要。《四库全书》的书名由乾隆皇帝钦定，“总名之日《四库全书》，盖以古今之数千年，宇宙数万里，其间所有之书虽夥，都不出四库之目也。”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谕各省访求遗书”诏令编纂《四库全书》。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诏开《四库全书》馆，开始编修，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为总纂宫，陆费墀为总校宫，下设纂修宫、分校宫及监造宫等400余人，同时征募了抄写人员近4000人，鸿才硕学，荟萃一堂，艺林瀚海，盛况空前。四十六年（1781年）编纂初成；五十二年（1787年），七部《四库全书》全部抄写完成。该书分经、史、子、集四大类，收书3461种，计有79309卷，36000余册，约7.7亿字230万页，存目6793种，总计93551卷。
为长久妥善保存这部“浩如烟海，委若邱山”的皇皇巨著，乾隆皇帝在编纂初年，就开始考虑庋藏问题，认为“凡事豫则立，书之成虽尚需时日，而贮书之所则不可不宿构。”在藏书地点的选择上，弘历显然早已心有所属，“辑《四库全书》分为三类，一刊刻，一抄录，一只存书目。其刊刻者，以便于行世，用武英殿聚珍版刷印，但边幅颇小。爰依《永乐大典》之例，概行抄录正本，备天禄之储。都为四库，一以贮紫禁城之文渊阁，一以贮盛京兴王之地，一以贮御园之文源阁，一以贮避暑山庄”。非常明确地指出在四处宫苑禁地建造皇家藏书楼存贮《四库全书》，并亲自命名，说明乾隆皇帝对《四库全书》的推崇和重视。四阁，除了文渊阁沿用明代旧称外，唯有“文溯阁”之名没有出现。
（二）完善陪都宫殿使用功能
兴建文溯阁，除了为《四库全书》提供贮藏之所这个主要原因之外，完善陪都宫殿使用功能也是助力文溯阁兴建的因素之一。
清朝入关之时，原藏于盛京皇宫的文献和文物大多被带往北京。但出于陪都功能的需要，盛京皇宫继续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是“闲人”不得擅自靠近的皇家禁地。其日常的管理、守卫和修缮都是由盛京内务府和盛京工部负责。由于国家初建，***局不稳，财***状况窘迫，对宫殿的维修仅限于主要宫殿的抢救性修补，盛京宫殿的使用功能基本丧失。
从康熙时期开始，这座本已无人居住的“旧宫”有了新的功能，即作为皇帝东巡祭祀祖陵瞻仰和驻跸之处。康熙十年（1671年）、二十一年（1682年）、三十七年（1708年），圣祖玄烨三度远赴盛京祭祀祖陵，因当时宫内没有合适住处，第一次只能驻跸于崇***殿前小厢房内，后两次驻跸于盛京内务府佐领三宫保家，因此在宫内停留的时间也很短，举行的活动也很有限。
乾隆八年（1743年），高宗弘历初次驾幸盛京旧宫后，便对此“国初圣迹”倍加依恋，这位颇具好大喜功性格的皇帝，一贯强调“以祖宗之心为心”，他在有感于盛京宫殿的粗犷简陋和祖先开基创业之艰难的同时，也产生了规划整修宫殿、丰富盛京宫殿的使用功能，使其更加符合他的审美要求的想法。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凭借当时国家***治稳定，财力充裕，乾隆下旨对盛京皇宫进行大规模增修改造工程：在原有大内宫阙大清门至清宁宫一路建筑两侧增建了谒陵期间皇帝、皇太后等人居住的行宫，增建“恭贮”皇家秘籍的崇谟阁、敬典阁，建设各类珍宝库；同时下旨运送数万件宫廷文物至盛京皇宫贮藏，并将东巡驻跸期间升殿、祭神、筵宴等礼仪活动列入国家礼制之中。但是乾隆皇帝对陪都宫殿的规划并未就此结束，对于具有强烈汉文化意识且文化艺术修养极深的爱新觉罗・弘历来说，几次东巡的驻跸经历让他很清楚地意识到，陪都宫殿的文化功能亟待补充，文化娱乐区域，藏书、读书之所亟待建设。于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弘历第三次东巡盛京后，拟在旧宫内建造一座藏书楼及其附属建筑的构想便已在心中形成。此时恰逢《四库全书》编纂即将完成，仿范氏“天一阁”而修建的文津阁、文源阁、文渊阁等已先后告竣，盛京太庙移建工程也已竣工，盛京皇宫文溯阁及其附属建筑的筹备工作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于是便有了以文溯阁为主的西路建筑组群的动工兴建。建成后的文溯阁及其相关建筑群，构成了与原有“大内宫阙”、“大***殿”两路建筑并列的西路建筑，极大丰富了陪都宫殿的功能，使盛京皇宫真正由单纯的“国初旧宫”转化成“旧宫”与“行宫”并存、建筑艺术风格迥异的皇家宫殿建筑群。
第二，居中为尊。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建筑组群在城市中的轴线位置、建筑庭院在整个建筑组群中的布局位置、建筑单体在庭院中的坐落位置，等等，这些位置的确定，表明了尊与卑、正与偏等一系列差别，这些差别不仅被赋予了等级的语义，甚至被上升到国家尊严的高度。根据清代宫廷建筑的规制，要保证在文溯阁内中心位置为皇帝设座，也就是说，要保证皇帝的宝座在西路建筑的中轴线上，以表现皇权“九五至尊”的地位。但是文溯阁虽为皇家藏书楼，其建筑格局并没有采用宫殿建筑通常的奇数开间，而是按照乾隆皇帝“书楼四库法天一”的旨意设计的，面阔必须为6间，以符合“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防火理念。这样一来，文溯阁的中心就偏离了西路主轴线约0.85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建筑设计师们巧妙地采取“五奇六偶”的方法，即仍以明间为主，把面阔最大化，从视觉上明显感受到明间是主体，次间和梢间依次减缩，另在这5间主体房的西侧设计出一个楼梯间，面积约为1.7米，不足梢间的一半，明显居于附属地位，这样文溯阁仍以东部明间为主体，其中线与整组西路建筑的主轴线一致，既符合了封建社会“居中为尊”的思想，确保皇帝宝座处于建筑的中心线上，满足了皇权至尊的宫廷建筑礼制的要求，又形成了面阔6间的格局，符合了天一阁“地六”之义，同时还解决了上下楼的通行问题，实属宫廷建筑群中独具一格的平面布局。宝座的设定完全是为了满足皇家藏书楼中皇帝阅览的功能要求，在天一阁建筑中是没有的。
第三，外观装饰以冷色调为主。文溯阁与盛京宫殿其他建筑黄琉璃瓦铺心，绿琉璃瓦铺边，朱红门墙的暧色格调和喜庆氛围截然不同，整个建筑及装饰色彩以冷色为主调。这是遵循了我国古代在建筑装饰色彩的运用上以“五行”定色的传统习惯。文溯阁作为藏书阁，除需要一个静谧、清雅的环境外，更重要的是防止火患。按五行相生相克之说，水可制火。“北方壬癸水，其色属黑”、“水色为玄”，玄，黑色，黑代表水。所以该建筑在色彩搭配上采用了黑、绿为主的深色基调。其建筑屋面采用黑色琉璃瓦，辅以绿瓦剪边，迥别于天一阁的青砖布瓦。各条屋脊、吻兽及博风砖等也多采用绿色调琉璃构件，饰以海水流云纹饰而非行龙纹饰。各垂脊不设置仙人、走兽等琉璃饰件，代之以云头状的琉璃构件装饰。廊柱、檐柱饰以绿色，门框、窗框饰以黑色，在裙板、绦环板等处兼施少许白色，门窗直棂饰以绿色。这样，一方面用以象征水从天降，居高临下，以水压火，满足人们祈求书籍平安无患的心理愿望；另一方面根据藏书阁之功用的需求，融清新淡雅与读书求索之乐为一体，为其创造出一个庄重、典雅的气韵氛围。
第四，阁下单层出廊。盛京皇宫楼阁林立，虽然形式不一，但从结构上看，均为层口出廊。文溯阁却不然，既有别于天一阁建筑结构，也有别于盛京宫殿内的其他楼阁结构。观其外表，我们可以看到，上下两层中，一层比二层前后各多了一列檐柱，前后出檐也比二层房檐向外延出很多，构成了下层前后有廊，上层无廊的结构形式。放眼望去，下放上收式的独特造形，也使建筑增添了稳重的质感。
第五，独特的檐下彩画。文溯阁檐下彩画以青、绿、白为主调，其每间外檐的檩、垫、枋的正中都绘有苏式彩画，但在包袱两侧又没有画卡子，而且包袱非常见的半圆状而是曲尺形，比一般包袱还要大许多，显示出苏式彩画的形式灵活和别出心裁。彩画以白色书卷、蓝色书函为***案，又间绘河马负书，表明中国***书源远流长，这是由古代传说“河出***，洛出书”引申而来，说的是六七千年前，龙马跃出黄河，背负河***；神龟浮出洛水，背负洛书；伏羲根据河***洛书绘制了八卦，就是后来《周易》的来源，这种传说对后人的绘画及***案的创作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案也是为了从观念上防止火灾，避免藏书楼失火而使珍贵书籍受到损失，与文溯阁的功用十分吻合，寓意着强烈的象征性。文溯阁的其他一些彩画装饰与建筑的结合也非常巧妙，如檐下绘制的各种透视角度不同的一函函古书，使人对建筑功用一目了然。总之，文溯阁的彩画工艺无论在色彩运用上，还是***案选择上，充分显示了古代匠师们高超的技艺和巧妙的构思，檐下彩画虽内容不多，但高雅别致，都是我国古建筑彩画中所鲜见的。
第六、独到的券门设计。文溯阁两山设置的有琉璃门罩装饰的券门也很有特点。我国传统的硬山式建筑通常都不在两侧山墙上设置门窗，但文溯阁作为两层硬山式建筑，两山的青砖墙一直砌到山尖，如果不在山墙上做一些装饰，两面山墙便会显得单调呆板，整个建筑的艺术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设计师不但用绿色琉璃装饰了两山墙的博缝及挑檐石，还在文溯阁一层出檐部分的山墙两侧分别开辟了精巧的券门。券门用白石砌筑成拱形，其上端饰有仿木构绿琉璃垂花门罩，单檐庑殿顶，檐下六攒琉璃斗拱、额枋及垫板的画池内饰有琉璃彩绘，浮雕“白马负书”、游龙、水浪及花卉等***案。画池的四个立柱上浮雕篆书“万寿无疆”四字。门罩两侧为琉璃垂莲柱，使单调的山墙增加了艺术光彩。券门下设有五级垂带踏跺，由此可直接进入檐下房廊。券门及其装饰的设计作用有三：首先方便了通行，有关人员不用绕道文溯阁前面进阁；其次增加了建筑主体的透视感，视线通过券门可以看到廊前的柱子、隔扇门窗及檐下彩画等景物；再次由于券门开通和装饰，使得山墙不再显得沉闷，提升了整个建筑的艺术效果。
第七、室内结构的独特设计。这是文溯阁最大的创新与发挥。文溯阁参考天一阁的结构形式，从外观上看是重檐两层各6间，其内部却是上、中、下三层，这种“明二暗三”建造方式俗称“偷工造”，即利用上、下楼板之间通常被浪费的腰部空间暗中多造了一个夹层，俗称“仙楼”，这样全阁上、中、下三层都能用来贮藏书籍，扩大了使用面积。
文溯阁上层除西侧楼梯间外，主房五间整体为一个大通间，每间用书架隔开，每间6扇窗，南北开窗，用落地罩在南北两面各辟走道，窗边有回廊相通；一层明间面阔约5米，东西次间 、梢间约为4.35-4米，西侧楼梯间面阔约1.7米，进深约13米；明间与东西次间的正面均不设槛墙，各按木质隔扇门共三开6扇，门上饰有雕刻***案，门心板上方置有直棂窗；东西梢间用书柜间壁成两个单间，正面比明间和东西次间探出约1米，设木质直棂窗6扇；北侧有内廊约2米，明间、次间与内廊之间设置夹纱扇作为隔断，有门与明间、次间、梢间相连通，给人一种前后掩映的多变格局。通空的门窗不仅通风良好，光线也可以直接照射进去。对楼内阅读的人来讲，因建筑屋顶妨碍采光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设计者的设计智慧随处可见。
设计十分巧妙的二层为东、西、北三面环壁的“凹”形夹层，夹层的东、西两侧各为一间，同一层东西梢间格局相同，外侧设有木栏杆，栏杆两侧各设花格窗4扇，上置花格横眉，构成一组形如花罩式的半封闭空间，以帷幔遮挡；夹层北面靠墙壁放置一排书架，构成一个藏书的小环境，同样以帷幔遮挡；书架前方约2米处设有木栏杆，上面亦饰有花罩，形成一条东、西走向的长廊（长廊的下部就是一楼北侧的内廊），并由此将东、西两梢间贯通；正中三间空敞，与一楼构成一个两层高的共享空间，即室内大厅，通高5.56米，其中一层净高2.85米，二层净高2.71米，正是用来放置书架的最佳高度。这种结构的处理，不仅美观大方，节省工料，而且使阁内空间得到充分利用，同时也使一楼大厅没有压抑感，站在一楼的门口或大厅内就可以看到二层楼上的书架，在二楼上又可凭栏俯视，达到理想的透视效果。这种对空间利用的创造性发挥，反映了清代宫廷建筑在工程设计和建造艺术上的高度技巧和水平，使文溯阁成为盛京皇宫内别具一格的皇家藏书建筑。
除了文溯阁建筑本体所具有的特色之外，文溯阁与文渊、文源、文津三阁相比，还有一点不同，它是“北四阁”中唯一没有与水、石、松相伴的一阁。推测其中原因有四点：一是因为盛京宫殿是太祖、太宗创建的宫殿，所以乾隆皇帝对新建项目还是持谨慎态度的，虽然在此添建行宫及藏书楼等系列建筑，但都是以增加陪都宫殿藏品（实录、玉牒、四库全书）为主要目的。二是乾隆皇帝在新建建筑中，很注意与入关前建筑在风格上的协调，力求“规制简朴一遵家法”，尽量保持其基本功能即可，其他锦上添花之作可免则免。比如文溯阁屋顶形制为硬山式，这是一种比较朴素的形制品格，保持了与入关前清太宗时期崇***殿屋顶形制的一致性。三是盛京宫殿面积相对狭小，客观上也不具备凿池、砌桥、堆石、遍植松柏的条件。四是可能与北方气候有关，春季风沙，冬季严寒，无法保持水的储存与流动，因此也无法呈现幽雅深邃的园林氛围。这也正是陪都宫殿藏书楼的独特之处。
四、余叙
文溯阁建成后《四库全书》送至阁中的时间，乾隆皇帝《题文溯阁诗》（乾隆四十八年作）自注云：“昨岁壬寅仲春《四库全书》第一分告成，奔置文渊阁。今癸卯春，第二分全书亦竣，敕总校内阁学士陆费墀送至盛京，奔置此文溯阁”。从所述中可以清楚地知晓，第一分《四库全书》尊藏紫禁城文渊阁，第二分缮竣的《四库全书》即送往盛京旧宫文溯阁贮藏，表明乾隆皇帝对先皇开基创业的敬重与仰慕。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十一月十三日开始，总管内务府先后共分五批将《四库全书》连同《古今***书集成》陆续运抵盛京入藏文溯阁。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三月，总校宫陆费墀奉命赴盛京，依照《四库全书排架***》将全书按序陈设上架；五月二十日，除部分留空书函外，全部书籍上架完毕。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九月弘历第四次东巡入盛京时，6144函36000多册《四库全书》、5020册《古今***书集成》已全数运抵文溯阁内入藏，并将《御制文溯阁记》碑立于文溯阁东侧碑亭，至此，书阁合璧，文溯阁开启藏书历史。
小阁藏春篇5
[关键词]马国翰;藏书来源;玉函山房藏书簿录
马国翰(1794—1857年)，字词溪，号竹吾，山东历城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历任陕西洛川、石泉、泾阳等县知县，官至陇州知州。著有《玉函山房全集》四十一卷、《目耕贴》三十一卷、《红藕花轩泉品》九卷、《玉函山房藏书簿录》二十五卷等，辑有《玉函山房辑佚书》，是清代著名的辑佚学家、藏书家，被学者推举为“清代辑佚第一家”[1]，但由于《玉函山房藏书簿录》流传不广，学者对马国翰藏书措意不多。兹以《玉函山房藏书簿录》为中心，对马国翰的藏书来源加以探析。
马国翰《玉函山房藏书簿录序》自述其***书收藏情形云:
余性嗜书，闻友人家有奇编秘籍，每以一瓻乞假，手自钞录;遇诸市肆，不惜重直购之。为诸生日，砚田所获，半供书价，或有时典质衣裘，室人以书痴谯余，弗顾也。比筮仕西秦，前后十四年，中间家居者五年，广搜博访，细大不捐，乃积书五万七千五百余卷。
匡源《玉函山房辑佚书序》也指出:
竹吾先生家贫好学，自为秀才时，每见异书，手自抄录，及成进士，为县令，廉俸所入，悉以购书，所积至五万七千余卷。簿书之暇，殚心搜讨，不遗余力。晚归林下，犹复矻矻孜孜，纂辑无虚日，其津逮后学之心，可谓勤矣。
马国翰在《玉函山房藏书簿录》提要中多次述及访书经历。
卷二:《易筮通变》
通志堂刻彼而遗此，同里李氏家有《道藏》残帙数十种，中有此书，借钞之。
卷二:《九畹易说》
刘著《周易详说》十八卷，余在陕购之未得也，当续访之，姑以此备一家云。
卷四:《乐经元义》
朱氏《经义考》载此书以为未见，兹本得之京都市上，明刻元本也。
卷十:《历城旧县志》
与胡德琳新志互有详略，可以参考。版存叶氏家，零落不具，求之十数年始得此本，当珍惜之。
卷十:《石泉县志》
康熙丁卯梓版，今版毁无存，余知石泉时钞存此本。
卷十六:《易占经纬》
韩别有《易林推用》，求之尚未得也。
马国翰在《夏小正诗序》中也曾提及自己的钞书情况:
《夏小正诗》，萼村之日课也……余过萼村，观其初稿，爱其援据详明，征引宏富，再四吟玩，慨然以笺注为任。萼村甚喜，出稿相授。余时馆黄石寺，携归考订……寻以生徒郡试，未得闲暇。后又假得友人《汉晋易注》，日夜钞录，遂将此事停阁。[2]
由此可见，马国翰藏书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一为购买，一为钞录。
《玉函山房藏书簿录》中直接著录为坊本、坊行本者有20余种，如:
卷四:《礼记体注》、《仪礼章句》(苏州坊本)
卷二十二:《尊水园集》(书林刘经邦刊本)。
马国翰藏书中坊本书当然不止这些，其他著录室名堂号的坊本还有很多，如:文林阁本《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富春堂本《韵府群玉》，积秀堂本《性理大全》，自新斋本《南华真经狐白》，德寿堂本《事文类聚前集》《后集》《续集》《别集》《事文类聚新集》《事文类聚遗集》，聚锦堂本《太白集》，广庆堂本《荆川先生集》，聚奎楼本《歇庵集》等。
马国翰的藏书处为玉函山房、红藕花轩。《玉函山房藏书簿录》中著录为红藕花轩钞本者有73种。其他著录为钞本者有207种、《道藏》钞本5种、钞雅雨堂本3种。
马国翰藏书中还有出自本人校刊或友朋赠送的，如:《玉函山房藏书簿录》卷六(清贾璇的《四书笔记》)，版本著录为“玉函山房校刊尊经堂元本”，提要指出“道光甲辰，翰从先生喆嗣钟峄处得此编刊之”。《玉函山房藏书簿录》卷二十三(清陈超《元圃诗钞》)，版本著录为“泾阳刊本”，提要指出“予在泾阳任时梓之”。《玉函山房藏书簿录》卷二十三(清时铭《扫落叶斋诗稿》)，版本著录为“济南刊本”，提要指出“子曰淳清甫校刊。余辛巳房荐受知于先生，尝从谢问山处得其钞本，刊于洛川。今从清甫世兄处得其刊本，视余所得为多”。
马国翰藏书中还有一部分是藏书家或藏书机构的散出之书，据《玉函山房藏书簿录》，其中来自林汲山房的藏本及钞本有21种，来自恒训阁、宛平王氏的藏本各5种，来自池北书库、城南书舍的藏本各4种，来自石渠、桐城张氏的家藏本各3种，来自同善堂、西泠怡轩、茨村胡氏、藉园的藏本各2种，来自孙荫堂、卫永叔、钱敬塘、叶衙、王光禄、邱南、庄山、济阳鲁氏、慈溪冯氏、诸城王氏、章邱张氏、长洲顾氏、洛川贾氏、平原张氏、吴氏、高氏、李氏、卢氏、行云氏、蒋氏三迳、水山鱼子、灌古人士、古吴徐氏卓荦精庐、温陵黄氏千顷堂、虞山诗礼堂、慎远堂、天德堂、敬一堂、留松堂、古讲堂、述堂、垂云堂、安怀堂、稽古堂、此观堂、璜川书屋、桐华书屋、月研轩、系籍斋、金谷园、来青阁、楝亭、余庵、侯官儒学、武原家塾、宏道书院的藏本各1种，共计有99种。这部分***书对考察藏书家***书聚散颇为有益，兹列部分书目如下。
卷九:(唐)牛僧孺《周秦行记》一卷，长洲顾氏家藏宋本。
顾元庆(1487—1565年)是明代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顾氏藏书万卷，多宋元善本，《周秦行记》收入其所刻的《顾氏文房小说》。
卷二十:(宋)王庭珪《卢溪集》五十卷，温陵黄氏千顷堂藏东冈刘氏梅溪书屋本。
“温陵黄氏”为清代著名的目录学家、藏书家黄虞稷(1629—1691年)。东冈刘氏梅溪书屋(院)为南宋淳熙间吉州东冈人刘姓的书院名。
卷二十四:(明)杨慎、张含编《李诗选》《杜诗选》《空同诗选》，稽古堂藏隆昌张氏原本。
“稽古堂”为明末高承埏(1603—1648年)的室名，藏书七万余卷。
卷十一:(清)黎士宏《仁恕堂笔记》，池北书库藏本。
卷二十一:(明)皇甫涍《皇甫少元集》，池北书库藏宝训堂本，“此本为新城王尚书家旧藏，有渔洋私印”。
卷二十二:(清)黎士宏《讬素斋集》、《仁恕堂笔记》，池北书库藏本，“有周亮工序、王阮亭墨跋，皆极称之”。
卷二十二:(清)姜宸英《湛园未定稿》，池北书库藏本，“有秦松龄序，王阮亭墨跋”。
王士祯(1634—1711年)号阮亭，渔洋山人，著名文学家、藏书家，藏书与朱彝尊曝书亭相埒，“池北书库”为其藏书之所。
卷二十二:(清)施闰章《学余集》《外集》《遗集》《别集》，楝亭藏本。
曹寅(1658—1712年)号楝亭，家富藏书，藏书处为楝亭。
卷十:(明)刘凤《吴郡考》，宛平王氏家藏本。
卷十三:(明)刘凤《刘子杂俎》，宛平王氏家藏本。
卷二十一:(明)祝允明《祝氏集略》，宛平王氏家藏本，“嘉靖中巡抚应天府佥都御史眉山张景贤序刊”。
宛平王氏是清初藏书世家，藏书处为宝翰堂。
卷二:(清)惠士奇《惠氏易说》，璜川书屋藏本。
“璜川书屋”为清初吴铨的藏书处，藏书万卷，以“璜川吴氏”著称于时。
卷二:(清)王宏《周易筮述》，周太史林汲山房钞本。
卷三:(宋)苏轼《东坡书传》，林汲山房家藏本，“此本得之同里周太昌太史家，与万卷楼本合”。
卷五:(宋)王应麟《春秋古文左氏传》，林汲山房校钞红豆斋本。
卷十一:(明)罗钦顺《困知记》《续记》，林汲山房藏明本。
卷二十:(宋)朱松《韦斋集》，林汲山房藏汲古阁写本。
卷二十一:(明)张羽《静居集》，林汲山房藏广东刊本。
周永年(1730—1791年)字书昌，号林汲山人，著名学者、藏书家，藏书处为“林汲山房”。苏轼《东坡书传》为明刻本，六册，十行二十一字、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钤“玉函山房藏书”印，今藏中国人民大学***书馆。[3]高似孙《纬略》“为长沙张氏所得，后归叶德辉，叶氏有跋语，民国间复为东莞莫氏五十万卷楼收藏”。[4]
[参考文献]
[1] 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84:299.
[2] 马国翰.夏小正诗[O].刻本. 1842(清道光二十二年).
小阁藏春篇6
太白骑鲸 沈葆桢挽福建福州杨仲愈
聚多冠盖
春满壶觞 福州聚春园联，佚名撰。此联系藏头联。
白云朝夕异
明月古今同 林纾题福建福州双骖园
丹青山外寺
红白雨中花 福州：于山，在福州市内
海日宜晞发
天风为振衣 陈宝琛题福州岁寒楼别墅海天阁
细看洞中景
方知眼界广 福州永泰方广岩联，林素园撰
眼中沧海小
衣上白云多 福州鼓山联，林世壁撰
宅入先贤传
门听长者车 梁九山复集杜句改署福建福州黄巷老屋门联
座对贤人酒
门听长者车 梁九山手书杜句作福建福州黄巷老屋门联
万里海天臣子
一堂桑梓弟兄 明叶文忠（向高）撰京师福建福州会馆燕誉
安知住世君非佛
想是前身我亦僧 福建福州林阳寺——明·叶向高
百五春归三五月
九重天散万重花 北京虎坊桥福州会馆灯联之二
百丈松楸驯鹿土
千秋圭节卧牛眠 福州：林则徐墓，在福州北郊马鞍村
半夜丝桐弹霁月
一樽竹史醉清风 陈宝琛题福州双门楼聚春园菜馆
碧涧生潮朝自暮
青山如画古犹今 福州：朱熹题西禅寺，在福州怡山
材拟圭璋方特达
文归雅正薄艰深 乾隆题福建鳌峰书院鉴亭，位于福州
藏书岂为儿孙计
有志都教馆阁登 福州北后街环碧轩藏书楼联龚易***撰
长空有月明两岸
秋水无波行一舟 [清]林则徐题福州西湖宛在堂
朝朝朝朝朝朝夕
长长长长长长消 福州星罗山星罗塔
春来赏雨延秋月
晓起劙桑夜课蚕 陈宝琛题福建观文书院，位于福州
登丘望海无涯思
摩石听松一适时 陈宝琛题福州岁寒楼别墅海天阁
地出灵泉润海表
天生石鼓镇闽中 ——福州望州亭
凤窟麟州通御气
黄蕉丹荔忆乡风 梁章钜与同郡诸君子合撰北京虎坊桥福州会
福建绅衿一马尾
漳州道府两头牛 嘲福州船***局兼马尾船长沈幼丹、漳州知府
公刘曾画生民策
司稼常担粒食忧 黄乃裳题沙捞越“新福建福州总公司”
古佛由来皆铁汉
凡夫但说是金身 福州：曾异题开元寺，在福州经院巷
冠盖仍循乡饮序
笙歌先醉社公觞 梁章钜与同郡诸君子合撰北京虎坊桥福州会
桂接碧檐相掩映
斋连丹阁自从容 福州：西湖桂堂
海到无边天作岸
山登绝顶我为峰 福州：林则徐题鼓山
海峤星从天上聚
长安春占日南多 梁章钜与同郡诸君子合撰北京虎坊桥福州会
佳日春秋来鹤盖
深宵吟诵似鳌峰 梁章钜与同郡诸君子合撰北京虎坊桥福州会
家园鱼笋评乡味
人海莺花洽古春 梁章钜与同郡诸君子合撰北京虎坊桥福州会
郊原雨足云归岫
台阁风清月在天 福州：叶季韶题西湖桂斋，在西湖步云桥旁
进退一身关社稷
英灵千古镇湖山 林则徐题福州小西湖李忠定公祠
君欲欺心神未许
汝敢昧己我难瞒 福州：涌泉寺，在鼓山半山腰的白云峰麓
看花却趁春三月
视草同依尺五天 梁章钜与同郡诸君子合撰北京虎坊桥福州会
珂里云开三岛丽
金壶花发九衢春 梁章钜与同郡诸君子合撰北京虎坊桥福州会
屴崱峰高千壑秀
灵泉胜迹一水幽 福州：鼓山屴崱峰，俗称绝顶峰，可观日出
流连不尽登临兴
俯仰犹思去往情 福州鼓山联，佚名撰
龙门世泽华跗盛
鲸海威名草木知 梁同书寿尹文端（继善）之子为福建福州将
满眼蓬蒿游子泪
一盂麦饭故乡情 明叶文忠（向高）题北京福州会馆义园小亭
人世大难开笑口
肚皮终不合时宜 福建福州华严寺弥勒龛——近·陈宝琛
撒荔须分海东树
看花都向日南坊 北京虎坊桥福州会馆灯联之一
三山佳气瞻螯背
九陌香尘驻马蹄 梁章钜与同郡诸君子合撰北京虎坊桥福州会
桑拓几家湖上社
芙蓉十里水边城 黄莘田福建福州小西湖
山川寄迹原非我
天地为庐亦借人 福州：林兆恩题金山塔
室因新拓来今雨
人比分躔聚德星 梁章钜与同郡诸君子合撰北京虎坊桥福州会
似我空为门外汉
伊人宛在水中央 福州：且菽园题西湖宛在堂
苔壑泉流松荫境
龙峰山抱水环腰 福州苔泉联蔡襄撰
小阁藏春篇7
聊城“海源阁”为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自道光年间建立以来，历经杨以增、杨绍和、杨保彝三代百余年苦心经营，其藏书时间之久、规模之大，质量之精，在当时北方藏书楼中首屈一指。海源阁藏书四千六百余部，仅宋元刻本和名家抄校本就达七百余部。然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海源阁几经兵燹，其藏书被焚、被掠、被毁极其严重，十余年间，杨氏“海源阁”遭到书散阁毁的悲惨命运。1930年，时任山东省立***书馆馆长的王献唐先生在调查“海源阁”之情形后写成《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之过去现在》一文，对海源阁藏书进行了高度评价，并呼吁有志之士积极抢救海源阁散出之书。几经波折，如今海源阁散出之藏书多收于国家***书馆、山东省***书馆、台湾中央***书馆和山东博物馆等公家单位。
馆藏海源阁藏书多为善本，宋元佳椠、名家抄校本无所不包。这些珍贵藏品多为王献唐先生经手购藏，另有一部分来源于山东籍藏书家王贡忱、赵东甫等爱国人士的捐赠。馆藏海源阁善本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宋元佳椠珍本荟萃
杨绍和云：“书以最古者为可贵”。雕版印刷术始于唐代，盛于宋元，延续至明清。海源阁收书尤重宋元刻本，历杨以增、杨绍和、杨保彝三代，共收宋元佳椠二百余部，并专辟“宋存书室”珍藏这些善本。收入馆藏的宋刻本有《韦苏州集》，元刻本有元大德九年太平路儒学刻本《汉书》、元至元六年益友书堂刻《范德机诗集》、元刻本《吕氏春秋》等。这些宋元善本一入藏就成为馆藏珍品。
《韦苏州集》（***一、***二），原为十卷，现存卷一至卷四，二册，为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诗集。书原为蝴蝶装，后重装为线装。原书高20.7、宽15.9厘米，框高16.5、宽12.7厘米。其行款为：半页十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版心记字数，下题刻工“余”、“同甫刁”等，内避宋讳。宋代刻书多以唐代旧本为依据，学术价值较高，且字体端庄、纸墨精良，是后世刻书的典范，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最为藏书家珍视。书钤多方海源阁藏书印，有“杨氏海源阁藏”、“陶南山馆”、“东郡杨氏海源阁藏”等。另钤有“安乐堂藏书记”、“子清”、“臣澄私印”等藏书印。其中的“安乐堂藏书记”为清宗室允祥的藏书印记，安乐堂是其藏书之地。允祥（1685-1730），康熙第十三子，号青山、朝阳居士，室名为安乐堂、交辉园。雍正时封为怡亲王。“臣澄私印”、“子清”为晚清藏书家朱澄的藏书印记。朱澄（？-1890），字子清，为“结一庐”朱学勤之子。
《范德机诗集》（***三），七卷，四册，为“元诗四大家”之一范柠的诗集。书为元至元六年（1340）益友书堂刻本，元代儒学学正孙存吾校刊。有牌记：“至元庚辰良月益友书堂新刊”。《宋元书刻牌记***录》曾著录此牌记，其中，“至元”为元惠宗年号。书高19.2、宽13.4厘米，框高17、宽10.8厘米。其行款为：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黑口，左右双边。此书扉页有杨绍和题跋（***四）：“读书敏求记，《范德机诗集》七卷，至元庚辰刊于益友书堂。临川葛雏仲穆编次，即此本也。同治辛未，以朱提十金，得之京城厂肆。彦合主・人识。”跋后钤印：“臣彦合印”、“杨氏彦合”。又钤藏书印“彦合珍玩”、“杨氏海源阁鉴藏印。”《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均著录此书。王献唐撰写《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之过去现在》时，此书尚存海源阁，散出后由王献唐收归山东省立***书馆。此书经清藏书家查莹（1743-？）旧藏，有藏印“赐砚堂***书印”、“映山秘玩”、“查氏映山珍藏***籍印”。另有藏印“靖廷”、“靖廷手校”、“恭”、“臣恭”。
二、名家抄校流传有序
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曾说：“勿以世有刻本而薄抄本。”又说：“无宋刻，则抄本贵矣，旧抄而出名家所藏，由则贵矣。”名家抄本往往因校勘精善、讹误较少，而倍受藏书家的重视。海源阁藏抄本三百余部，明清名家抄本大都有所收藏。入藏馆内的抄本就达十余部，既有明末林宗抄本《经典释文》，又有清钱谦益家抄本《汪水云诗》、吴翌凤抄本《江淮异人录》，还有黄丕烈之孙影写本《霏雪录》，有黄丕烈批校及题跋。
《江淮异人录》（***五、***六），一卷，一册，为北宋初年文学家吴淑所撰，录二十五位异人事迹。书为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吴翌凤抄本。书高25.3、宽16.7厘米。其行款为：半页八行，行二十字，白口，绿格，四周单边。目录页钤印“士礼居藏”、“杨氏海源阁藏”、“古欢堂钞书”；卷端钤印“直本即校”、“复翁”、“瀛海仙班”、“东郡杨绍和彦合珍藏”；卷末钤印“枚庵流览所及”、“东郡杨绍和鉴藏金石书画印”、“道光秀才咸丰举人同治进士”。抄本为吴翌凤据鲍廷博校明代刻本手抄，先由黄丕烈批校鉴藏，后归入杨氏海源阁。吴翌凤（1742-1819），字伊仲，号枚庵，别号古欢堂主人，江苏吴县（今苏州）人。与当时藏书家鲍廷博、吴骞、卢文诏等互换互借***书，遇未见之书，必力抄，仅手抄之书，就达千余卷。所抄之书，精校精核，书法逸秀。其藏书散出后，黄丕烈所得甚多。黄丕烈（1763-1825），字绍武，号荛圃、又号复翁、佞宋主人等，与吴翌凤同为江苏吴县人。黄丕烈是清代中期最著名的藏书家，他专事收藏、校雠和著述，所藏善本、秘本、珍本极为丰富。他精于校勘，经他手所校之书，在藏书家、书商界颇有声望，学术价值也较高。据杨保彝编《楹书隅录续编》著录有“校本江淮异人录一册”可知，鲍廷博校本《江淮异人录》与吴翌凤抄本的流传脉络完全一致，只不过海源阁藏书散出后，鲍校本归了国家***书馆。吴翌凤抄本《江淮异人录》于上世纪30年代被王献唐收购于济南书肆，归入山东省立***书馆，建国后于1954年收入馆内。
《虞山钱牧斋先生绛云楼书目》（***七）不分卷，一册，为明清之际学者钱谦益的藏书目录。书高25、17.9厘米。其行款为：半页十行，行字数不等，无格栏。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钱谦益喜好藏书，不惜重金购藏古本，晚年建“绛云楼”用以藏书，多宋元旧刻。后因家中剪烛不慎引发大火，绛云楼藏书付之一炬。后人研究绛云楼藏书不见实物，因而特别重视《绛云楼书目》，多有抄本流传。此抄本钤印有“杨氏海源阁”、“东郡杨氏鉴藏金石书画印”、“世德雀环子孙洁白”、“宋存书室”、“以增之印”、“绍和筑岩”、“秘阁校理”、“文武世臣”、“苏州渊雅堂王氏***书”、“渊雅堂藏书记”、“王铁夫阅过”、“惕甫”等。此书曾经清著名藏书家王芑孙收藏，扉页有其题跋（***八）：“十年前得昆山叶氏策竹堂书目，今又得此虞山钱氏书目，则以乡人黄尧翁刻之而已，得其所本者也。系非羔禄之家。聊志据迹。嘉庆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沤波舫自记。”王芑孙（1755-1817），字念丰，又字惕甫，号铁夫，又号楞伽山人，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富于藏书，自谦仅藏书万卷，藏于“沤波舫”、“渊雅堂”、“愣伽山房”中。与江南各藏家往还唱和，为黄丕烈作《陶陶室记》，为吴翌凤《借书***》题诗。
三、明代珍本刻印俱佳
小阁藏春篇8
代最重视文艺的统治者之一，史载他就能作画。他在位时收纳了一批文人画家，委以官职，给予优厚待遇，让他们能集中精力安心创作。
不仅如此，元朝亦设立秘书监来管理和收藏书画古物，并建立了储存与鉴赏古玩字画的奎章阁，
设鉴书博士等职专门负责书画藏品的归类鉴定。
而柯九思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鉴书博士。
柯九思与奎辜阁
柯九思（1290～1343年）字敬仲，号丹丘、丹丘生、五云阁吏，台州仙居人，江浙行省儒学提举柯谦（1251～1319年）之子，为奎章阁的首位鉴书博士。
奎章阁诸臣多为当时名儒，除了核心人物柯九思外，亦有书家兼画家的授经郎揭溪斯、虞集等。极有名望的虞集和柯氏常在奎童阁鉴赏历代书画名迹，并在上面书写题跋。元代陶宗仪《辍耕录》载：“文宗之御奎章日，学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侍从，以讨论法书名画为事。时授经郎揭溪斯也在列，比之集、九思则稍疏。”
从存世的相关书画来看，经柯九思鉴定的元内府画作计20余幅，而所鉴定的法书则多达60余件。从现存藏画目来看，奎章阁收藏品中以天历年间藏品居多。由此可知，奎章阁的书画收藏活动与柯九思是分不开的。
奎章阁的书画藏品十分丰富，但大都为唐、五代、北宋的名画，南宋院体画则在摒弃之列。这是因为元代以赵孟頫蕴藉古意的艺术旨趣为主流，尤其排斥被当时称为的“近代画体”，这成了奎童阁书画收藏的指导原则。
那么，元代奎童阁的书画到底有多少呢？
据王恽目识手记，得法书147件，名画81件，总数228件。其中有阎立本、顾恺之、吴道子、王维、李思训、黄筌、李公麟等历代书画名家的作品。流传至今的法书有孙过庭《书谱》卷、怀素《自叙》卷、黄庭坚《廉颇蔺相如列传》卷等，名画有顾恺之《洛神赋***》、阎立本《历代帝王***》（现藏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等。
奎章阁时代的柯九思已开始注重魏晋法书的收藏，并且格调颇高。柯九思在元廷时，曾获得元文宗***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此事在董其昌的《洛神赋十三行补》中提及：“如此真迹，入宋御府，有德寿题。元文宗复得之，以赐柯九思，有赵子昂跋云：见此如岳阳楼亲闻吕祖吹笛，自此可以称量古今之书矣。柯敬仲归之乔箦成，多元人赞咏。”后柯氏对王羲之的《兰亭序》情有独钟，赏鉴过各种藏本，如至顺四年（1333年），柯九思曾题《五字损本兰亭》：“世传兰亭石刻甚多，如月印千江在处，可爱叶世昌考之备矣。此卷五字鑱损本，纸精墨妙，又有僧隆茂宗所画《萧翼赚兰亭***》于后，诚为佳玩。至顺四年十月柯九思跋。”
事实上，柯九思收藏的很多法书都与奎童阁有着深厚的渊源。天历元年二月，文宗命柯九思取其家藏之宝《曹娥碑》进呈内府。两个月以后赐还，并命时任奎章阁侍书学士的虞集题记，当时大学士忽都鲁弥实和授经郎揭奚斯等都在场。天历三年（1330年）正月十二日文宗又命柯九思将《定武兰亭五字损本》进呈，御览之后甚为欢喜，并亲识“天历之宝”以赐还。而就在同一天，文宗还将王献之《鸭头丸帖》赐于柯九思以示信任。13天后，赏李成《寒林采芝***》，并“特赐牙章”。故都穆《铁网珊瑚》称“柯博士九思在文宗朝最受知遇”。而多次赏赐书画则是元代朝廷促进私家收藏的最好例证。
然而皇帝对柯九思的过于恩宠引起了蒙古贵族官僚的嫉妒，最后柯九思横遭御史台臣参劾。《元史本纪·文宗》卷载御史台臣劾“奎章阁鉴书博士柯九思，性非纯良，行极矫谲，挟其末技，趋附权门，请罢黜之”。都穆《题虞文靖公隶书》对其有详细记载：“（至顺三年）五月文宗将有上都避暑之行，九思乘间白曰：‘……愿乞补外以自效。’文宗慰之：‘朕在，汝复何忧？’翌日，纳印请去……中书竞格诏不行，九思遂流寓吴东之胭脂桥。八月文宗卒于上都。”从中可以看出，柯九思为至顺三年五月去职，退居吴下，流寓松江胭脂桥。至正三年（1343年）十月，柯氏暴卒于苏州，年仅54岁。柯氏对书画的收藏与鉴定
柯九思出身于文人世家，年轻时就开始留意收藏书画，曾得晋人的《黄庭内景经》真迹，于是命名其室为“玉文堂”。他的藏品除了皇帝赏赐之外，很多是购买得来。至顺三年柯氏南还时，其好友甘立在送别诗中说他“好买扁舟载***画”，反映出了柯氏此时收藏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名画，而且数量也不小。因此，他有意把自己与米芾相提并论。在30岁时，就自称“庋藏书画以米家画舫相比”。
柯九思与同道间亦不乏藏品交流。他曾从康里巎巎处换得董源《水石幽禽***》。此外，也有别人赠送的藏品。为了酬谢，柯氏亦曾回赠以书画。如至正二年他53岁时，曾画过一幅竹***，派人送寄给友人张德常，***上题识“至正二年壬午九月，仆与高昌正臣游张公洞天，张德常期而不至，殊怀其人，不禁清兴，故作墨竹以寄之。前奎章阁鉴书博士丹丘柯九思识”。而他的另一幅画作《晚香高节***》是为好友高昌正臣所作，画作上有虞集的题跋。其实这种彼此相赠的交流方式在当时十分普遍。
到了后期，柯九思则更注重于名书画的收藏。据文献所记，柯氏的书法收藏“多蓄魏晋法书，至宋人书，殆百十函”。他收藏过除上面提到的《曹娥碑》《定武兰亭五字损本》等名帖外，还有晋人《黄庭内景经》、王献之《鸭头丸帖》、林藻《深慰帖》、苏轼《天际乌云帖》、黄庭坚《动静帖》《荆州帖》和米芾《拜中岳命诗卷》等，蔚为大观。
柯氏收藏的名画更为可观，大都为精品，如唐韦偃《双骑***》、隋郑法士《读碑***》、唐张萱《明皇出骑***》、宋人《溪山行旅***》、米芾《春山瑞松***》、扬无咎《四梅***》、赵孟坚《岁寒三友***》等。他藏画不局限于唐宋名画，同时代的元朝前辈画人的作品也在他收藏之列，如赵孟頫《秀石疏林***》《秋郊饮马***》、任仁发《二马***》、方从义《惠方舟行***》、曹知白《远山疏林***》等都曾为其收藏。
作为鉴藏大家，柯氏的收藏用印颇多，主要有“柯九思”“柯氏敬仲”“丹丘柯九思童”“敬仲书印”“柯氏真赏”“柯氏秘笈”“训忠之家”等朱文印，“柯氏私印”“丹丘生”“任斋”等白文印，“玉堂柯九思私印”葫芦朱文印。纵观历代书画名迹可以发现，凡钤有柯氏印章的书画作品多为真品、精品。
柯九思不仅富收藏，更精鉴赏。作为一名元朝得宠的臣子，他出入朝野，饱览众多公私收藏，许多文人甚至普通民众都邀请他鉴定藏画，由此也树立起较高的威望。其收藏的《曹娥碑》令朝野惊叹，虞集赞曰：“敬仲家无此书，何以鉴天下之书耶？”
柯氏精于鉴赏唐宋名画，其题识唐宋名画达四五十本之多。他本人作为书画家，能从技法上揣摩作品的风格，评定真伪。元四家之一的倪瓒对其鉴赏之才赞叹万分：“***书宝玉薄鼎觯，文彩珊瑚光错落。自许才名今独步，身后遗名将谁托。萧萧烟雨一枝寒，呼尔同游应何如？”明代鉴藏大家董其昌对柯九思也十分佩服。
从存世画目来看，经柯氏鉴定进入元内府的名画中，赫赫有名的阎立本《步辇***》、关仝《关山行旅***》、传李成《茂林远岫***》、赵佶《芙蓉锦鸡***》、张择端《清明上河***》都在其列。
柯氏鉴定古画根据对象的画风与笔墨，并结合史料进行综合判断，有时也凭直觉作跋。他博学多才，能借助文献进行论证，尽量做到旁征博引，以确保鉴识基本无误。
鉴藏家之间的交游与雅集
柯九思与同时代的诗人学者、书画家、收藏家有着广泛的交往，他们举办书画雅集，饮酒作诗，这样浓厚的学术空气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对其鉴赏水平的提高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自元统元年（1333年）柯氏流寓苏州以后，便时常来往于无锡、昆山、宜兴、杭州一带，与当地的文人、书画家、鉴藏家交往颇深。他们经常聚会，探讨诗书画艺，其中较有名的是玉山雅集。正如《元诗选》柯九思传所记：“及老归松江，时往来玉峰吴间，与玉山诸君宴游。”特别是在后至元六年（1340年），柯氏时常在玉山与顾瑛、张翥、杨维桢、于立、黄公望、倪瓒等文人雅集，其间柯氏给渔庄作记，为书画楼题诗，有《题从子伦写生芍药于玉山佳处》《玉山书画楼》等留传至今。同时他还创作了《云松***》等多幅画作。
至正八年以后，玉山雅集进入繁荣期，参与的书画家也越来越多，几乎包括了当时吴中地区所有重要的书画家。除柯九思外，尚有张雨、黄公望、杨维祯、倪瓒、王蒙、赵元、陈汝言、张渥、赵麟等。
柯氏与文人画家个人的交往亦称频繁，如他与顾瑛一起在姚文灸家中饮酒、唱酬等，往来无间。《草堂雅集·题柯博士墨竹》云：“京洛绪尘染素衣，故园清梦苦相思。归来无限江南意，写作春风暮雨枝。”表达了柯九思对故乡的思念之情。
收藏书画与组织雅集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玉山雅集的很多参与者或许是受到顾瑛等人的影响，也参与到了书画收藏。如缪贞（仲素）家就有“述古堂”。对此，黄谱在《述古堂记》中有所描述：“吴郡缪仲素好古博雅之士也，平生所嗜唯古器物，卒然遇之，辄购以重货并真一堂之上，其目若干所宝用者，有宋内府故藏绍兴丁卯邵愕所进述古***。”
小阁藏春篇9
这位老人是谁？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样锻炼身体又给他带来什么呢？在寒冷的室外，我们站了20分钟，冻得不行了，脚不自觉地动起来，手也冻得通红，甚至想把脑门藏起来。老人在外的皮肤呈红色，在冷风中冒着热气。老人的脸红扑扑的，睫毛上结了一层薄霜，还一个劲地说“不冷”。
在部队打下基础
退伍后开始赤膊跑步
老人名叫董耀阁，今年74岁的他，已经坚持赤膊跑步20多年了。家住在长春市南关区解民小区，即使在寒冷冬天，每天早晨也会跑40分钟。
说起是怎么做到的，他说，以前在部队里工作20多年，那时就经常早晨起来跑步。“那时离南湖近，经常绕湖跑。”董耀阁说，当时并没赤膊跑。1984年转业后，他依然坚持跑步的习惯，渐渐地就想挑战一下，所以在跑步的过程中，也逐渐在减衣服。刚减衣服时，也冻得受不了，不过坚持下来，慢慢就适应了，于是就开始一年四季风雨不误的赤膊跑步锻炼。“这么多年跑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坚持。”董耀阁说。
坚持赤膊跑步
一年也不感冒
“我觉得人活着总要有点精神。”董耀阁说，不但在生理上使身体得到了锻炼，从心理上还坚强了自己的意志，有一种挑战的乐趣。每天早晨到时间就会起床，在家里抻腿、伸胳膊热身，10来分钟后，就可以出来了。跑完后觉得身心都舒坦，心情也很好。
十几年前，他被查出来血糖高，本来医生并不建议他跑步，可是他觉得一天不跑就浑身不得劲，每天跑步成了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这些年来就一直坚持着。“我觉得跑步也是和疾病斗争的方式。”董耀阁说，这些年，他除了血糖高，再没有别的疾病，在运动和药物的共同作用下，控制得比较好。
“我一年也不感冒一次。”董耀阁说，通过这样的锻炼，身体素质也好了，抵抗力也增强了。
冬季跑步后洗冷水澡
夏季手脚并走石头路
董耀阁说，春夏秋冬，无论风霜雨雪，他都会坚持跑步。冬天，他基本上是每天早晨6时30分开始。“多冷的天都坚持跑。”董耀阁说，赤膊跑步后，回家还要洗冷水澡，觉得全身都舒服，而夏天，他不但给自己晨练的时间加时，而且还加项目。每天早晨，还会去杏花村里的石子路上，手脚并用地走路。“我觉得这有按摩的作用。”董耀阁说，锻炼一个多小时后，他就再跑会儿步，整个锻炼下来差不多得三个小时。
“当然有人不理解了，还以为我是‘精神病’呢。”董耀阁说，不仅外人不理解，家人也不理解。老伴在世的时候，也常劝他穿运动服跑步，可他觉得已适应了冬季的温度，如果穿上衣服跑，反而不习惯了。他觉得，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和自己的想法一样，只要自己能坚持就行。
“一天也不要间断。如果-17℃觉得冷就不出来，那之后-18℃、-20℃，就更出不来了，所以人的毅力很重要。”董耀阁说。
提醒
小阁藏春篇10
“想要爱你做的事，就要做你爱的事”
1988年，刚退伍的黄玄龙和朋友结伴来大陆旅游，20世纪80年代末的上海依然散发着老城市的味道――街边的叫卖声，古老的弄堂，昏黄的路灯……这种味道深深吸引了有着浓厚怀旧情结的黄玄龙，“我不想走了，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朋友们陆续回到了台湾，黄玄龙留下了，穿行在老街弄堂里，出没于古玩旧货店中，一留18年。
“基本上上海所有的旧货店老板都认识了我，那时候我留着一撮小胡子，带着黑边眼镜，头发也是中分，大家给了我个外号‘希特勒’，如果你现在去上海，随便找一家古玩店．说你是‘希特勒’的朋友，没人敢用假货蒙你。”初到上海的黄玄龙爱上了一切散发着历史味道的旧货，几乎什么都收，“那时候上海还没有像样的古玩店，都叫旧货店。最初交朋友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认识了很多同好，这些同好是我人生的财富，也为日后的收藏和交流奠定了基础。”谈起18年前的收藏经历，黄玄龙依然充满兴奋和惊喜。
18年里，黄玄龙住过阴暗潮湿的小阁楼，失手买过假货，也曾与好东西擦肩而过，凭着摸爬滚打的实战经验，他把目标逐渐集中于“文房”用品。“古代文人所崇尚的文人风骨，其实从很多的文房用具中就能看出来，那种清雅、简练其实是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每收到一件好的文房用品，他都认真仔细地考据这件物品的来龙去脉，为它寻根溯源。“当你从浩繁的典籍中查阅多天，突然发现一首诗写的就是这件东西，那种感觉真是舒畅，可以说是心花怒放。”多年的积累不仅丰富了黄玄龙的收藏，也让他结交了收藏大家王世襄。
四年前，因黄玄龙藏有一块清代刻竹名家金西崖亲刻的匾额――“锲不舍斋”，王世襄先生亲笔写信向他了解情况，以期将这块匾写入他的收藏专著中，黄玄龙随即回复并登门拜访，从此，两人来往不断。
一次偶然的机会，黄玄龙从一个国外藏家手里买到了一个吴之藩雕刻的“三顾草庐”黄杨木笔筒，拿给王老鉴赏。经过仔细勘验，王老认为，这个笔筒和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的笔筒中最好的那一件可能同时问世，在末代皇帝溥仪逃至东北时被带出宫，散落民间。在黄玄龙离开后的第二天，王老又打来电话说：“玄龙啊，你的那个笔筒，让我夜不能寐，无法释怀，你是否可以将它的***片资料发给我，让我收录在《锦灰三堆》中。”黄玄龙爽快地答应了。这次春拍，王老亲自为专场题写了***录封面：“翦淞阁精选文房名品”。
翦淞阁***完成了这次春拍的专场***录的摄影，说明等的相关工作，几乎大部分拍品都有详细的著录、拓印和与之相类似的博物馆藏品的比较说明。“嘉德反馈回来的消息说，很多藏家评价这本册子是10多年来嘉德不多见的好***录。”
“我们这一代的藏家最辛苦”
将18年寻来的宝贝悉数交给嘉德，一向谨慎的黄玄龙说法很简单――嘉德最有诚意。
“之前佳士得和苏富比都和我联络过接拍事宜，我们也考虑过在香港和台湾拍可能价格更好一些，但我们希望好的东西还是留在国内，也能让更多的国内藏家认识文房，而这次嘉德拍卖的结果并没有让我们失望。”
好的拍卖公司也在细节上表现出色――“嘉德在接拍前每次来访都有详细的拍卖计划，包括买家。出版各方面，他们的诚意让我们觉得嘉德值得信赖。”而拍品送京后，从布展、预展各个方面的反应来看，嘉德让黄玄龙确信自己的收藏没有送错拍卖行。
3590．1万元的成交额确实值得欣慰，84．48％的成交率也让嘉德再创佳绩。“我们坚持的原则，就是拍后不再出售任何拍品，这一点嘉德做得也特别好，不做中介来经营藏家和买家的幕后交易。”黄玄龙说，藏家、拍卖行、买家共同遵守原则，才能打造国际化的一流拍卖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