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解读易经篇1
相反，经济学家是持有市场价格通常正确的信念成长起来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以一种优雅、直观和内部一致的方式，解释了对合理价格水平拥有不同想法的***买家和卖家，是怎么在互相作用的情况下，共同产生了一个单一客观的正确价格。经济学家不会否认心理因素存在影响，但经济学家的原则是，市场价格通常是经济基本面决定的。
两种世界观
这两种不同的世界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交易员一直对QE操作持有质疑态度，而经济学家却无视这种质疑。著名的对冲基金大鳄Stan Druckenmiller在今年5月指责美联储“采取了历史上最不合适的货币***策”。他认为，美国国债收益率是经济中最重要的价格指标，而QE操作一直扭曲这个价格，使得不计其数的其他资产危险地偏离了合理的价格水平。经济学家德隆和克鲁格曼指出，交易员的批评存在“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的心态：他们已经尝试从QE引起的错误定价中获利，但失败了。
我承认，开始的时候在大多数问题上，我是支持经济学家的。每个市场价格都是由两位持有相反头寸的聪明交易员所决定的，所以这减轻了不得不选择支持一方的世界观给我带来的痛苦。当然，QE操作人为操控了市场价格，但每种货币***策制度都会人为操控一些东西：黄金价格（金本位时代），汇率水平（布雷顿森林体系），短期利率（现代的中央银行制度）。在实施QE***策的情况下，这种人为操控更为明显：QE通过改变供求关系实现，而不是直接控制价格，也就是说，通过建立新的公寓来压低租金水平，而不是直接控制租金水平。
当然，听取交易员的意见也是有价值的，上月债券市场出现的混乱就是最好的证明。
首先，经济学一直在尝试模型化交易员的行为，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交易员是怎么操作的。比如说，考虑正统的证券定价模型。一只股票的价格等于该企业折现后的未来现金流——折现率反映了无风险利率加上股票的风险溢价。十年期债券收益率是预期未来十年的短期利率水平，加上一点被称为“期限溢价”的东西。
股票的风险溢价和期限溢价听起来像是复杂的经济学概念，但实际上，它们只是统计学的产物，经济学家把经济基本面不能解释的东西扔给了这些概念。本质上，它们融合了所有朦胧和无法量化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正是交易员一直寻找错误定价市场的研究对象。
当今年5月，美联储打算让市场为放缓QE速度做准备的时候，美联储认为，因为暗示缩减QE规模不会改变其何时加息的前瞻指引，所以债券收益率只会小幅上涨。然而，债券收益率（十年期国债）却飙升了一个百分点，同时，进行短期和长期利率间套利的期货市场，反映了市场的加息预期开始大幅向前移动。美联储官员认为，这是个严重的***策沟通问题：市场已经错误地认为，减缓QE意味着提前紧缩，同时美联储官员一直试***澄清的事实不是这样的。最近，美联储***伯南克竟然进一步表示，实际上利率水平可能保持低水平更长的时间，比美联储之前提示的还要长，特别是如果通胀没有回到2%的水平。
不应过分解读波动
实际上，债券市场出现抛售的原因是***策沟通不畅的前提假设，受到高度质疑。在每次FOMC议息会议前，纽约联储都会对一级交易商进行调查。最新公布的6月调查结果显示，一级交易商对首次加息的中位数预期是2015年的三季度，和4月并没有差别。换句话说，交易员并没有改变美联储将何时开始紧缩的看法（除非填写调查表格的人与坐在旁边交易债券的人的看法完全相反）。
所以，如果预期的短期利率一直没有变化，根据定义，债券利率走高应该是因为期限溢价走高，也就是交易员研究的东西。具体是什么因素导致利率走高，我不肯定。总之，大量的资金从交易中撤出。可能没有人想到会出现如此大的抛售潮，但每个参与者都希望在别人行动前提前行动。这种市场力量并不能简单地被经济学家模型化，却是至关重要的。至今，经济情况看起来还过得去，但如果收益率再飙升一个百分点就不知道了。
非基本面因素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使市场大幅波动的事实，并不是要让交易员决定货币***策，而是，央行官员在解读价格信号和制定***策时，必须考虑交易员的观点。美联储官员Jeremy Stein很巧妙地跨越交易员和经济学家的世界。在最近的讲话中，Stein表示：“经济基本面只能解释资产（比如说股票、长期美国国债和企业债券）价格的一小部分变动。大部分价格变动来自于被金融学术界称为“折现率的改变”——这是对非基本面事物一种时髦的称呼，而这种事物我们并没有很好地理解，这种事物可能包含了投资者情绪或风险偏好的改变，包括高杠杆的投资者或凸性避险者被迫出售而导致的价格波动，还包括一系列归属于内部市场力量这个大分类的各种各样的效应。
我并非想说，过去几周我们所看见的大规模市场波动是无关紧要的……我的唯一观点是，那些观察资产价格变动寻找未来货币***策立场线索的消费者和企业，应该注意，不要过分解读这些价格波动。”
解读易经篇2
关键词： 医学学习 误读 文字
在医学学习中，有时会遇到一些文字，学生往往不知如何读、怎么写，用电脑，又不知如何输出，经常弄错。这些文字，有的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生僻字，有的则是历年来习惯性认错。对医学生来说，如何准确发音，正确书写，并理解它的意思，是非常必要的。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部分医学生僻字，正确认识它们组成的常用医学名词的意思。
一、“贲”
“贲”门，这是解剖学中的一个名词，指胃与食管相连的部分，是位于胃上端的入口，食管中的食物通过贲门进入胃。正确读音为“bēn”，易误读为“pēn”。
二、“骺”
骨“骺”，长骨两端的骨块或不规则骨、扁骨周缘的骨块，童年时骨骺与骨干之间有骺软骨，到成年时骺软骨骨化，骨骺和骨干结合在一起。正确读音为“hóu”，易误读为“gòu”。
三、“霰”
“霰”粒肿，是一种眼科疾病，是睑板腺特发性、无菌性、慢性肉芽肿性炎症，是在睑板腺排出管道阻塞和分泌物潴留的基础上形成的睑板腺慢性炎症肉芽肿，儿童和成年人均可罹患。正确读音为“xiàn”，易误读为“sàn”。
四、“喙”
“喙”突，指大多数哺***动物退化的喙骨，它与肩胛骨融合并形成一个突起，是肩部肌搜索和韧带的重要附立点。正确读音为“huì”，易误读为“zhuó”。
五、“跖”
“跖”骨，组成足底的小型长骨，介于跗骨与趾骨间，在人体中，每足有五块，由内侧向外侧依次为第1-5跖骨。正确读音为“zhí”，易误读为“zhé”。
六、“蕈”
毒“蕈”碱，这是药理学中的一个名词，为经典M胆碱受体激动药，毒蕈碱样中毒症状是有机磷农药中毒的主要表现，为体内多种腺体分泌增加和平滑肌收缩产生的症状和体征。正确读音为“xùn”，习惯性误读为“jùn”。
七、“娩”
分“娩”，指胎儿脱离母体作为独自存在的个体的这段时期和过程，分娩通常分为3期，即宫口扩张期、胎儿娩出期、胎盘娩出期。正确读音为“miǎn”，易误读为“wǎn”。
八、“衄”
鼻“衄”，又称鼻出血，是临床常见症状之一，多因鼻腔病变引起，也可由全身疾病引起，偶有因鼻腔邻近病变出血经鼻腔流出者，鼻衄多为单侧，亦可为双侧。正确读音为“nǜ”，易误读为“niǔ”。
九、“龋”
“龋”齿，一种由口腔中多种因素复合作用导致的牙齿硬组织进行性病损，表现为无机质脱矿和有机质分解，随病程发展而从色泽改变到形成实质性病损的演变过程，属于细菌性疾病。正确读音为“qǔ”，易误读为“yú”。
十、“臀”
“臀”部，是腰与腿的结合部。其骨架是由两个髋骨和骶骨组成的骨盆，外面附有肥厚宽大的臀大肌、臀中肌和臀小肌及相对体积较小的梨状肌。正确读音为“tún”，易误读为“diàn”。
十一、“镫”
“镫”骨，是人耳的三个听小骨之一，形状像马镫，外面跟砧骨相连，位于鼓膜后面的中耳腔内，连接在一个极小的薄膜上，负责把振动传给内耳的耳蜗的卵圆窗。镫骨如果发生病变，或者关节被破坏，就会造成声音传导障碍，严重时会引起传导性耳聋。正确读音为“dèng”，易误读为“děng”。
十二、“眦”
内“眦”，解剖名称，亦名大眦，在眼的内角处，鼻根近鼻侧者。在用家兔做药物滴眼实验中，要按住内眦，以防吸入性中毒。正确读音为“zì”，易误读为“cǐ”。
十三、“畸”
“畸”形，指生物的整个机体或某一部分发育异常，发生超出变异范围的异常形态。妇女在妊娠中可因各种因素导致胎儿异常发育而引起器官或身体某部位的形态学缺陷。正确读音为“jī”，易误读为“qí”。
十四、“憩”
“憩”室，由钡剂经过胃肠道管壁的薄弱区向外膨出形成的囊袋状影像，或由管腔外临近组织病变的粘连、牵拉造成管壁全层向外突出的囊袋状影像。正确读音为“qì”，易误读为“xí”。
十五、“胼”
“胼”胝体，位于大脑半球纵裂的底部，连接左右两侧大脑半球的横行神经纤维束，是大脑半球中最大的连合纤维，胼胝体连合纤维能将一侧大脑皮层的活动向另一侧转送。正确读音为“pián”，易误读为“bǐng”。
十六、“黏”
“黏”膜，指生物体（口腔、器官、胃、肠、尿道等器官）中由上皮组织和结缔组织构成的膜状结构。其结缔组织部分被称为固有层，其上皮组织部分被称为上皮，内有血管和神经，能分泌黏液。其作用是人体免***系统的第一道防线。正确读音为“nián”，易误读为“zhān”。
十七、“瓿”
安“瓿”，用于盛装注射用药的可熔封的硬质玻璃容器，容量一般为1～25ml，安瓿灌装注射药液后用火焰熔封颈口，经120℃高温灭菌，可长期保存。正确读音为“bù”，易误读为“péi”。
十八、“睾”
“睾”丸，雄性动物生殖器官的一部分，在阴囊内，呈椭球形，主要产生和分泌雄性激素。正确读音为“gāo”，习惯性误读为“gǎo”。
十九、“囟”
“囟”门，指婴儿出生时头顶有两块没有骨质的“天窗”，后囟门一般在出生后3个月内闭合，前囟门要到1岁半才闭合，人们常说的“天窗”或“囟门”主要是指前囟门。正确读音为“xìn”，易误读为“qì”。
二十、“咀”
“咀”嚼，指咀嚼肌群依次收缩组成的复杂的反射性活动，咀嚼肌的收缩使下颌向上下、左右及前方运动，上下牙列相互接触，将大块的食物切割、磨碎。正确读音为“jǔ”，易误读为“zǔ”。
总之，在医学学习中，还会遇到更多的生僻字，医学生一定要注意准确发音，正确书写，养成严谨习惯，这样才不至于在病人面前闹笑话，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参考文献：
解读易经篇3
关键词：易学；李退溪；朱熹；卜筮；以传解经；经传分离
on li tui-xi’s yi learning again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riminated differences between li tui-xi and zhu xi in tre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xt and commentaries of zhouyi, and particularly emphasizing that tui-xi did not advocate zhu’s view of that yi was composed for the purpose of divination, but firmly adhered to the unity of the text and commentaries, widely divergent from zhu’s hesitating attitude to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ext and commentaries. zhu’s view of that yi was originally an oracular book was not widely acknowledged then or later.
key words: yi learning; li tui-xi; zhu xi; interpreting the text with the commentaries; separation between the text and commentaries
1998年夏季，在汉城国际易学学术讨论会上，我发表了题为《退溪易学初论》［1］的论文，重点探讨退溪易学与朱子的关系问题。我的结论是：退溪易学既承继朱子又与朱子有所不同。最近看到台湾大学陈鼓应教授的《乾坤道家易诠释》［2］一文，感到退溪易学观点有一点在那篇《初论》中没说透，现在有必要再讨论一下。
陈先生文章指出在中国易学史上有二次扫雾的工作。雾是什么呢？雾就是指在易学史上出现的迷惑人的东西。它遮障人们的眼睛，必须予以扫除。据陈先生说，第一次雾，是“长久以来，易学界不仅以战国易来解古经，甚而以宋明易来附会古经经义，结果反而把一部原本简朴的典籍，弄得面目全非。”［2］站出来扫雾的是朱熹。朱熹认为“易本卜筮之书”、“易之作，本只是为卜筮”，“极力主张有关易学的研究应回归《周易》的本义来进行了解。”“他在扫除历来旧《易》的迷雾，主张回归本义的立场，应给予高度肯定。”［2］第二次雾是在朱熹之后，人们继续“以传解经”。这第二次扫雾工作是当代易学专家高亨、李镜池等人完成的。他们的办法是严分经传。看情形，还有第三次扫雾，陈先生未明言。我体会陈文的意思，这第三次雾是人们未能把《周易》与道家联系起来，从而建立道家易。第三次扫雾的人，不言而喻，就是陈先生等道家易专家。他们扫的办法是，在严分经传的立场上，“一方面探索古易筮书中有关人生哲理的经验智慧；二方面则在古筮语言之外，探讨《易传》哲学思想的形成；再试***理清它和道家思想的渊源关系，从而试***重建道家易学”。
陈先生指出的易学史上三次扫雾工作的意义，如果我理解不误的话，那就是三句话：恢复《易经》卜筮之本来面目；把《易传》与《易经》划分开来，经是经，传是传；把整个《周易》划归道家。陈先生这三次扫雾的说法，在此我无意品评。第二次、第三次发生在退溪身后，与退溪无关，此不赘述，现在单说朱子第一次扫雾及其对退溪易学的影响。朱子于《易》，最基本的观点是：“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牺之易。《伊川易传》又自是程氏之《易》也。”［3］（第17页）但是朱子只是说伏牺、文王、孔子之易各有不同，伏牺、文王重在卜筮，孔子重在义理，并不曾说经是经，传是传，经传不相干。朱子说：“若伏牺氏之彖，文王之辞，皆依卜筮以为教，而其法则异。至于孔子之赞，则又一以义理为教，而不专于卜筮。”［3］（第16页）朱子的意思，很明显，《易》本为卜筮而作，到孔子作《易传》，才从卜筮中推说出义理来。他告诫学易的人先读经文即卦爻及卦爻辞，懂得易的本指后，然后节节推去，道理尽可以无穷。可是朱子并没说读《易》懂本义之后就不必知推说义了。他只是强调读《易》要先明本义，然后知推说义。就是说，读《易》不可只读孔子《易传》而置伏牺易、文王《易》于不顾，颠倒经传轻重。朱子强调读《易》宜分清前后次序，首先读伏牺之易，只有卦爻之画，《彖》、《象》、《文言》一概没有。这才能见得易之本义——卜筮。然后读文王周公之卦爻辞，这还是就占筮说。再后是读孔子《易传》。孔子《易传》全是讲道理，可是道理还是从卜筮上发出来的，告诉人们此为什么吉，彼为什么凶。可见，朱子虽然将易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各有特点，但是他并不以为孔子之《易传》是与伏牺、文王之易断然分开的。如他告诫说：“要须先以卜筮占决之意求经文本义，而复以传解之，则其命词之意，其所自来之故，皆可渐次而见矣。旧读此书，尝有私记未定，然循此求之，庶不为凿空强说。”［3］（第21页）意谓读易首先以卜筮占决之意求经文本义，然后要用孔子《易传》加以解释。舍弃《易传》而只读经文是不行的。朱子认为“《系辞》自大衍数以下，皆是说卜筮事，若不晓他尽是说爻变中道理，则如所谓‘动静不居，周流六虚’之类，有何凭着。今人说易，所以不将卜筮为主者，只是怕少却这道理，故凭虚失实，茫昧度臆而已。”［3］（第11页）
不过，朱子对待经传关系问题，态度是矛盾的，一会儿说读易先经后传，经传并读，一会儿又强调读《易》要分经分传，各自推求。如他说，“元亨利贞，文王重卦只是大亨利于守正而已。到夫子却自解分作四德。看文王卦辞，当看文王意思。到孔子《文言》，当看孔子意思。岂可以一说为是，一说为非。”［3］（第25页）显然经传分开对待。但是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那就是，朱子认为《易》为卜筮而作。前人论《易》，皆从义理上探求，惟朱子一由卜筮而推。所以朱子虽然采取吕祖谦编的经传分开的古易版本，可是对待程颐《易传》，二人根本不同。吕氏笃信《程传》，朱子则于《程传》颇多微辞。朱子说程颐用自己的道理说《易》，不是《易》中原有的道理。
退溪于《易》承继了朱子的观点，却未曾全部接受。对于《程传》的态度问题，退溪意见与朱子有分歧。《易》本是卜筮之书，《易》本为卜筮而作这一观点，退溪没有接受。这两点，1998年我在《退溪易学初论》一文已有论述。退溪学问一尊朱子，而在易学方面退溪却有自己的思考。退溪未曾人云亦云地讲过《易》为卜筮而作的话，也不曾批评过《程传》。更重要的是，退溪不像朱子那样犹疑不定，一会儿说经传分开，一会儿又主张先经后传，经传并读。退溪非常明确，无论说《易》还是解《易》，都是经与传合观，以传解经。陈先生所说发生在朱子身上的给易学扫雾的事情，退溪似乎没有受到影响。中国易学一直到传播至韩国的时候，好象尚无人感觉到被蒙上一层雾。朱子之《易》本为卜筮而作的观点，至少据我接触到的材料，退溪没有那样的想法。退溪一直到死都对占卜不感兴趣。至于经传关系问题，退溪心中根本没有经传分观的想法。他都是依传解经，在他的言论中找不出相反的例证。依传解经的例子倒不少见。例如退溪69岁那年乙卯入侍朝讲，“因讲《论语集注》至学《易》，则明乎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退溪推衍其道，讲“六十四卦《易》理皆具”。这一句话就申明了他以为六十四卦并非单纯卜筮之书。并且讲乾之六爻由初九到上九，是用“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和“穷之灾也”这几句《文言传》的话来解释上九爻辞“亢龙有悔”的。至于怎样避免“亢龙之灾”，退溪又自然而然地举了《系辞传》“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三句应之。又引了否卦九五爻辞“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说明人君而知此“可以无大过矣”的道理。（《退溪先生言行通录》）［4］(第17册546页)可见退溪不认为经文都是无哲学意义的占筮之辞。更不认为《易传》不能用以解释卦爻辞。
另外，退溪对于时中、屈伸、谦虚、利，这些《易》之道的理解，显然都是由《易传》中体会出来的。关于时中，退溪说：“凡吾之显晦语默不可不随时消息以善身也。”（《李子粹语》卷三）［4］(第7册338页)又说：“尧舜君民虽君子之志，岂有不度时不量力而可以有为者乎！”［4］(第7册33页)这一思想无疑得自《彖传》、《系辞传》。
关于往来屈伸，退溪说：“凡阴阳往来消息莫不有渐，至而伸反而屈皆然也。”（《退溪先生书节要》卷三）［4］(第4册96页)他认识到往与来、屈与伸，相互转化，但不能一刀断。退溪这一卓见也是来自《系辞传》。
关于谦虚，《易》贵谦。退溪对谦卦六爻及《彖传》理解至为深刻，而且身体力行。认为为学为官都以谦为上。
关于利。《易》经言“利”者极多，几乎无卦不言“利”。退溪亦根据《文言传》理解“利”字之意义。退溪说：“自利之本而言之，利者义之和，非有不善，如《易》言利不利、《书》言利用之类是也。自人之为利而言之，在君子则为心有所为之害，在众人则私己贪欲之坑堑，天下之恶皆生于此。利之为言随处不同如此。”（《退溪先生自省录》卷一）［4］(第4册96页)又说：“盖利字之义，循其本而言，只是顺遂便益之名。君子之处事以义，未尝不顺遂便益。故曰‘利者义之和’。”［4］(第4册第108页)退溪完全依据《文言传》释利之义，与“利者义之和也”之《文言传》之义正相符合。
以上诸例表明退溪先生治《易》从来是经传相合的。依传解经，从未将经传分开看。但这些是散在各处的零星言论。若从它的诠《易》专著《周易释义》看，则更知退溪是经传合观的。他根本没有以经观经，以传观传的意思。态度极为坚定。朱子那样一会儿经传分观，一会儿又依传释经的模棱意味，退溪是没有的。朱子释《易》，既用文王之本意，又用孔子《易传》之推说义。强调文王经文之本义是为了证明《易》本为卜筮而作，又不忘说孔子《易传》的说法，两者兼顾而实质是重点突出《易》的初始用意卜筮。朱子《周易本义》对于乾卦辞“元、亨、利、贞”四字的解释，是典型的例证。在卦辞“元亨利贞”下，朱子说：元亨利贞，文王所系之辞，以断一卦之吉凶，所谓彖辞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贞，正而固也。文王以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于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变者，言其占当得大通而必在正固，然后可以保其终也。此圣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开物成务之精意。余卦仿此。”这里讲卦辞采用了文王教人卜筮之本义，后来讲到孔子《文言》，又采取四德的说法。说：“其以圣人而言，则孔子之意，盖以此卦为圣人得天位，行大道，而行太平之占也。虽其文义有非文王之旧者，然读者各以其意求之，则并行而不悖也。坤卦仿此。”钱穆先生评论说：”二程解经不合经意者多矣，朱子不尽废。惟朱子自解经，则务求其合本义。其论《易》，分别文王卦辞与孔子十翼不同。十翼亦是解经，然《易》之本义有不如此。此等分别，实是太堪玩味。”［3］我同意钱先生的看法，朱子实际上肯定文王作卦辞的卜筮本义，不赞成孔子、程颐解《易》与本义不同之处，然而他又一概取而不废。
退溪的《周易释义》与朱子异。退溪不强调孔子十翼与文王卦辞之不同。［4］（第16册）退溪卦爻辞与《彖传》、《象传》、《文言传》混到一起讲。干脆不讲乾卦卦辞，对朱子大通利于正固的解释，也不予注意，而对孔子《文言传》四德说则极重视。于其余各卦之《彖传》、《象传》以及六十四卦后之《系辞传》都特别重视。就是说，退溪不曾象朱子那样把经文与传文截然分开。
朱子易为卜筮而作的观点，当时或以后未得很多人认同。他自己也承认，例如朱子晚年七十岁说：
如易，某便说道圣人只是为卜筮而作，不解有许多说话。但是此说难向人道，人不肯信。向来诸公力来与某辨，某煞费力气与他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说，只做放那里，信也得，不信也得，无许多力气分疏。［3］（第19页）
同时他又说：
某尝说，如有人问易不当为卜筮书，诗不当去小序，不当叶韵，皆在所不答。［3］（第20页）
《语类》又 云：
先生意不甚满于《易本义》。盖先生之意，只欲作卜筮用，而为先儒说道理太多，终是翻这窠臼未尽，故不能不致遗恨云。［3］（第20页）
朱子又说：
《易》且看程先生传亦佳，某谬说不足观。然欲观之，须破开肚肠，洗却五辛渣滓，乃能信得及耳。［3］（第22页）
钱穆先生说：
朱子《易本义》，在当时未得人信受。［3］（第20页）
钱说恰合当时实情。从后世的观点看，比较而言，程传之影响要比朱子《本义》不知大多少。元明清人读易多信程传。李光地主编《周易折中》虽然列《本义》于首位，但涉及具体意见，于《本义》却不乏指点批评之处。对韩国易学的影响较大，韩国从中国引入易学，首先是朱子的《本义》和《启蒙》。但随后《程传》亦引入。在韩国至今流传程朱二书的合刊本，叫做《传义大全》。可见，无论在中国在韩国，《本义》并未把程颐《易传》打倒。这可能与朱子对程传抱着既批评又肯定的态度有关。陈鼓应先生说朱子在易学史上的第一次扫雾工作，实未成功。如果说迷雾确实存在的话，那么，朱子扫了之后依旧存在。
韩国人治《易》，对待朱子的态度，退溪可谓最具有代表性。概言之，大致是这样的：崇敬朱子，在理学方面以朱子是非为是非。而在易学方面，则不完全如此。朱子说《易》为卜筮作，退溪没完全相信。朱子说孔子《易传》有不合经文本义之处，退溪不以为然。朱子不希望学者读《程传》，退溪则主张读《易》把程传放在第一位。更为重要的，朱子在经传关系上，态度犹疑不定，而退溪则坚定地实行经传合观。我综观退溪全集，未发现退溪有离开《易传》解释《易经》的说法和做法。
参考文献：
［1］吕绍纲.退溪易学初论［a］.国际易学研究：第5辑［c］.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2］陈鼓应乾坤道家易诠释［j］中国哲学史，2001，（1）
解读易经篇4
摘 要： 高诱三书注异读音注反映了语词的语法形态，表现为异读区分致使非致使、自主非自主、及物不及物、动词施与指向、完成未完成、词性转化等功能。从高诱音注异读语法规律看，上古汉语中确实存在着形态音变现象。
中***分类号： H111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12）06-0029-07
高诱，东汉涿郡（今河北涿县）人，著名训诂大家。现存三书注《吕氏春秋》、《淮南子》、《战国策》多集中于词义训释，但也不乏语词读音注释。这类音注据我们统计共有386条①，其中反映异读的音注虽然不多，但有限的材料本身仍说明了上古时期存在形态音变现象。沈建民提到，随着汉语形态音变的逐渐消失，很多异读材料难以揭示早期的形态语法规律〔1〕。于是有许多学者对把异读看成形态音变表示质疑，认为异读只是一种词汇现象或语义现象，也有学者把它看作音变构词的手段。我们赞成沈先生的观点，认为从语音变化的角度看，大多数异读仍应看作形态音变的反映。本文将从高诱音注异读现象入手，对语词的形态音变规律试作探讨。
一、高诱音注异读反映的一些形态现象 1.异读区分动词致使和非致使
王力认为一般非致使动词读浊音，致使动词读清音〔2〕。周法高认为辅音清浊交替具有区分上古汉语自动词、使动词语法意义变化的功能〔3〕。包拟古认识到上古汉语可能有*s前缀，此前缀有致使意义的痕迹〔4〕。潘悟云、梅祖麟同意辅音清浊交替是上古汉语动词非致使和致使的构成形式，梅氏同时提出*s语素是一个致使化前缀〔5～6〕。舒志武提出致使化是*s前缀的重要构形功能之一〔7〕。梅祖麟举8例说明上古汉语*s语素的致使义〔8〕。郑张尚芳认为上古汉语*s是表使动式的词头〔9〕。潘悟云举11例论证*s的前缀致使义〔10〕。Pulleyblank提出前缀*在上古汉语中为非致使动词前缀〔11〕，其后Baxter、龚煌城、沙加尔等学者纷纷吸收这一观点，对前缀*展开讨论〔12～14〕。金理新在评定前人例证的同时，补充了大量例子对*s前缀的致使功能、*前缀的非致使功能做了充分说明〔15〕。高诱音注异读材料区分动词致使和非致使关系正是通过前缀*s、*交替实现的，其中前缀*s表示致使义，前缀*表示非致使义。
包拟古列举了以母和书母交替构成的同族词〔4〕，大体就是非致使、致使动词的关系。举例子五对，即施/施、豫/舒、夷/矢、绎/释、逸/失。潘悟云采纳了其中的“施/施”作为非致使、致使动词配对的例子〔10〕。
《淮南子·俶真训》：“嗜欲连于物，聪明诱于外，而性命失其得。施及周室之衰。”高注：施，读难易之易也。
施：《广韵》式支切，施设，亦姓。/施智切，易曰：云行雨施。/以豉切。
刘 芹 高诱音注异读反映的语法形态规律探赜据高诱音注，施当读中古“以豉切”，上古音为*dar②，表示非致使义“延也”；而施在中古读“式支切”，上古音为*sthar时，则表致使义“使延”，可见两音有语法区别。根据文义，显然“施”为自动词；根据语法结构，“施”后不带宾语带补语，无致使对象。所以“施”为非致使动词，高诱为“施”所注读音与其语义、语法皆合。“施”字的这种语法形态音变在先秦文献中不乏其例，如《庄子·人间世》：“哀乐不易施乎前。”“集释：施，读为移。”〔16〕“施”表示“延也”义，为非致使动词。又如《国风·周南·兔罝》：“肃肃兔罝，施于中林。”〔17〕施，式支切，上古音*sthar，表示“使延”义，为致使动词。
2.异读区分动词自主和非自主
金鹏指出，藏语自主、非自主动词与语法结构有重大关系〔18〕。马庆株参考藏语动词的自主和非自主划分法，得出了现代汉语动词也分自主和非自主的结论〔19〕。金理新认为上古汉语更像藏语，除词汇手段（笔者注：即不同的词交替）外，还有相当多的动词是通过语音屈折表现自主和非自主差别的〔15〕，语音表现的手段有辅音清浊交替及*s、*后缀转换。高诱音注异读反映的动词自主、非自主变化是通过后缀*s、*交替完成的。其中，后缀*s表示非自主义，后缀*表示自主义。例如：
a.《淮南子·俶真训》：“古之真人，立于天地之本，中至优游，抱德炀和，而万物杂累焉。”高注：炀，炙也。炀，读供养之养。
b.《淮南子·精神训》：“是故无所甚疏，而无所甚亲，抱德炀和，以顺于天。”高注：炀，炙也。读供养之养。
养：《广韵》余两切，育也。/余亮切，供养。
《群经音辨》：“上育下曰养，余两切，书***在养民；下奉上曰养，余亮切。”
供养，指对长者或尊者必须做的动作行为，是说话者主观无法控制的，中古音余亮切，上古音*jaηs，表示非自主义。转化为自主动词后，中古读余两切，上古音*jaη，表示“养育”之养，动作行为是说话者主观可以控制的，即说话者可以选择养或不养的行为。高诱音注旨在说明其时的常用字“养”已有两读，有语法形态变化。“养育”之养的动作说话者可以主观控制，表示自主语法意义。为了反映“养”字的语法形态变化，作音时特别注明“供养”之养。
“养”之两读语法区别，文献多见。《尚书·大禹谟》：“***在养民。”〔17〕上养下，动作主观可控，为自主动词。读如常用音，即上古音*jaη。《左传·文公十八年》：“如孝子之养父母也。”《释文》：“之养，餘亮反。”〔17〕“养父母”为下养上，动作主观非可控，为非自主动词，上古音*jaηs。
3.异读区分动词及物和不及物
19世纪末，德国康拉迪认为中国语动词有及物和不及物的形态分别，由声母清浊交替实现③。此后，Maspero〔20〕、Schuessler〔21〕、Pulleyblank〔11〕等都认为及物、不及物动词清浊交替是上古汉语显著的形态现象。Pulleyblank同时指出不及物动词的浊辅音声母来自及物动词附加*前缀，这个*前缀导致词根辅音声母浊化，后来演变成浊辅音声母。这一观点后为Baxter〔12〕吸收。周祖谟〔22〕、周法高〔3〕、王力〔23〕、黄坤尧〔24〕对上古汉语不及物、及物动词语词形式之别都有认识。综上，上古汉语实现及物、不及物动词之间转换的方式除了声母清浊交替外就是附加词缀或词缀替换。高诱音注异读对动词及物、不及物语法意义的转换是由后缀交替实现的，表现为后缀*s表示动词及物性，后缀*表示动词不及物性。例：
《淮南子·说林训》：“渔者走渊，木者走山。”高注：走，读奏记之奏。
走：《广韵》子茍切，趋也。/则候切，《释名》曰疾趋曰走。
走，据高诱音注，中古读则候切，上古音*tjos，表示及物动词。高注的目的是为了跟中古子茍切、上古音*tjo的“走”区别，他明确指出“走山”的“走”是及物动词。“走”之不及物动词用例见《孟子·梁惠王上》：“弃甲曳兵而走。”〔17〕“走”为不及物动词，中古读子茍切，上古音*tjo。“走”之两读语法意义有区别，语音形态亦随之不同。
a.《吕氏春秋·季夏纪·季夏》：“是月也，令渔师，伐蛟取鼍，升龟取鼋。”高注：渔师，掌鱼官也。渔读若“相语”之语。
b.《吕氏春秋·季冬纪·季冬》：“是月也，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高注：渔读如《论语》之语。
c.《淮南子·原道训》：“钓于河滨，朞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高注：渔，读告语。
d.《淮南子·时则训》：“乃命渔人，伐蛟取鼍，登龟取鼋。”高注：渔人，掌渔官。渔，读若“相语”之语也。
e.《淮南子·时则训》：“命渔师始渔。”高注：渔，读《论语》之语。
f.《淮南子·说林训》：“渔者走渊，木者走山。”高注：渔，读《论语》之语。
语：《广韵》鱼巨切，《说文》论也。/牛倨切，说也，告也。
高诱为“渔”注音时明确指出为“‘相语’之语、告语、《论语》之语”等，旨在说明“语”字两读，当区别开来。文中几例注音同为去声，“语”上古音*dηas，表示及物动词；转化为不及物动词后，中古读鱼巨切，上古音*dηa。高诱时代的“语”字有语法形态音变，故高注时对此常用字以“相语”、“告语”、“《论语》之语”等限定“语”字读音。
“语”之语法音变，文献习见。如《论语·乡***》：“食不语，寝不言”〔17〕，“语”为不及物动词，上古音*dηa。《论语·阳货》：“居，吾语女。”《释文》：“吾语：鱼据反。”〔17〕“语”后带宾语“女”，为及物动词，上古音*dηa。
《淮南子·时则训》：“陶气必良，火齐必得，兼用六物。”高注：齐，读齐和之齐也。
齐：《广韵》徂奚切，整也，中也，庄也，好也，疾也，等也。/在诣切，火齐似云母重沓而开，色黄赤，似金出日南，又齐和。
齐，据高注中古当读在诣切，上古音*djirs，表示及物义；转化为不及物动词后，中古读音为徂奚切，上古音*djir。两音语法意义有别，“齐”系一常用词，高诱为其注音，其时“齐”字具语法形态音变。
4.异读区分动词施与指向
梅祖麟把有施与指向特性的动词称作内向动词和外向动词，并用“买、卖”这样的例子作了说明〔25〕。周法高将这一类型的词义转变叫“主动被动关系之转变”。金理新首次提出“动词施与指向”这一语法概念，认为后缀*s有动词施与指向的功能，并用大量例证作了有力论述，其中就有“遗、告”〔15〕。高诱音注异读表现动词施与指向变化的手段是附加后缀*s。例：
《淮南子·览冥训》：“猨狖颠蹶而失木枝。”高注：狖，读中山人相遗物之遗。
遗：《广韵》以追切，失也，亡也，赠也，加也。/以醉切，赠也。
高注特别指明“中山人相遗物”，意在说明“遗”不只一读。注文中“遗”当读中古以醉切，上古音*gjurs，表示动作有一个施与指向。上古汉语词汇系统中意义为“施与”的语词，在语音形式的选择上有一个共同点，即声调同是中古汉语的去声，此点金理新有详细论述。对于一个动词需要突出其动作施与指向时，就会附加一个表示施与指向的动词后缀*s。如赠，中古音昨亘切，上古音*tjes，《说文》：“赠，玩好相送也”；赐，中古音斯义切，上古音*stigs，《说文》：“赐，与也”；贷，他代切，上古音*thegs，《说文》：“贷，施也”等。
《淮南子·泛论训》：“乾鹄知来而不知往。”高注：鹄，读告退之告。
告：《广韵》古到切，报也。/古沃切，告上曰告，发下曰诰。
“告退”之告意在点明告字不只一读。注中“告退”之告当读中古古沃切，上古音*kug，表示“报告”义，动作由下对上，卑者对尊者完成；中古音古报切，上古音*kugs则表示上对下，尊者对卑者的动作，动作突出施与指向，语音形式上附加有后缀*s。
5.异读区分动词完成体与未完成体
沃尔芬登认为动转化s后缀来自于藏语动词完成体后缀s〔26〕，这一观点为许多学者接受，如白保罗、马提索夫等。梅祖麟通过对藏语名词后缀s来源的分析，似乎认为上古汉语名词*s后缀跟动词完成体有关〔25〕。潘悟云肯定了*s后缀是上古汉语的一个既事式后缀〔10〕。黄坤尧认为上古汉语动词有完成和未完成的区别〔24〕。吴安其专文讨论了上古汉语完成体〔27〕。诸家用于讨论上古汉语完成体后缀*s的例证并不丰富。金理新认为上古汉语动词有现时式和既事式之分，他举了上古汉语大量*s后缀动词表完成体的例子，同时给出了上古汉语未完成体后缀*形式的诸多例证〔15〕。所举例中有转引周法高采自《群经音辨》的例字“过”，新增例字“解”、“易”、“重”。高诱音注异读材料表现上古汉语动词完成式、现在式语法意义变化是由后缀交替实现的，即后缀*s表示动词完成式，后缀*表示动词现时式。例见下：
《淮南子·览冥训》：“故不招指，不咄叱，过归鴈于碣石。”高注：过读责过之过。
过：《广韵》古禾切，经也。/古卧切，误也，越也，责也，度也。
过，高注“读‘责过’之过”，中古读古卧切，上古音*kors，表示动词完成式，义为“过越”；而中古音古禾切，上古音*kor一读表示动词现时式，义为“经过”，两音语法意义分别清楚。此处高注表明其有明显的语法概念区别。
经典中对“过”字两义分别清楚，《释文》为其作注87次，其中见纽去声17次，见纽平声49次，兼注21次。兼注原因在于各家对两词意义辨別不清，因为随着上古汉语形态的消失，六朝人想要清楚分别两音之间的差别确实不容易。但两音这百分之七十多的井然分界，确实又说明它们之间存在区别。这一区别正是动词既时式、动词完成式之间的分别。具体例证详刘芹《经典释文“过”字音义辨析》一文〔28〕，此不赘论。
a.《淮南子·原道训》：“施四海，一之解，际天地。”高注：解，达也。解，读解故之解也。
b.《淮南子·修务训》：“以身解于阳盱之河。”高注：解，读解除之解。
解：《广韵》佳买切，讲也，说也，脱也，散也。/胡买切，晓也。/古隘切，除也。/胡懈切，曲解。
解，高注“读‘解故’之解”对应中古音佳买切，上古音*kli，表示动词的现时式（即现在时）；“读‘解除’之解”对应中古音古隘切，上古音*klis，表示动词的完成式。两读音异义别，前者表示一种动作行为，后者则表示这种动作行为完成后的一种结果或状态，语法意义不同，其形态也相应发生变化。
文献中“解”字以异读区别动词现时式、完成式的例子比比皆是。《礼记·曲礼上》：“解屦不敢当阶。”〔17〕“解”为动词现时式，表示动作现时的状态“正在解除”义。《庄子·人间世》：“故解之以牛之白颡者，与豚之亢鼻者，与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适河。”《释文》：“解，徐古卖反，又佳买反，注同，向古懈反。”〔16〕根据文义，“解”作“已解除”义解，陆氏以徐古卖反为首音，亦取此义为先。“解”表示“已解除”义，强调动作完成，表示动词完成式，语音与动词现时式之“解”自当分别。
a.《吕氏春秋·士容论·辩土》：“农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适也。”高注：易，治也。易读如“易纲”之易也。
b.《淮南子·俶真训》：“莫窥形于生铁，而窥于明镜者，以覩其易也。”高注：易，读河间易县之易。
c.《淮南子·俶真训》：“嗜欲连于物，聪明诱于外，而性命失其得。施及周室之衰。”高注：施，读难易之易也。
易：《广韵》以豉切，难易也，简易也，又礼云：易墓非古也。易谓芟除草木。/羊益切，变易，又始也，改也，夺也，转也。
易，高注“读如‘易纲’之易”及“读‘河间易县’之易”。还有一例出现在“施”的注音字中，即“施，读‘难易’之易也”。“河间易县”系一专名，此专名音读为中古音羊益切，上古音*dig，被注音字“易”文义为“变易”，为动词未完成体。“易纲”之易及“难易”之易中古当音以豉切，上古音*digs，表示动词的一种完成体形式，与其由之转变而来的未完成体形式即既事式的“易”相区别。高诱“易”字二音分别井然，语法概念清晰。
“易”之两读语法区别，文献多见。《庄子·骈拇》：“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16〕此易为“变易”之易，中古入声，上古音*dig。物变则易为而不变则难为，“易”通过附加后缀*s派生出“难易”之“易”。《庄子·人间世》：“有而为之，其易邪。”《释文》：“易，以豉反，后皆同。向、崔云：‘轻易也。’”〔16〕表示形容词“容易”义，中古去声，上古音*digs。
《吕氏春秋·开春论·审为》：“不能自胜而强不纵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高注：重读“复重”之重。
重：《广韵》直容切，复也，迭也。/直陇切，多也，厚也，善也，慎也。/直用切，更为也。
重，据高诱音注中古当音直用切，上古音*rdoηs，表示动词的完成式，其由之转变而来的动词既事式中古读直容切，上古音*rdoη。“重”之两义分别，语音亦自分别。“重”去声，副词。此副词系为动词动作完成后呈现的一种状态，故由动词转化而来的副词归为动词完成体一类。《庄子·让王》：“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释文》：重，直用反〔16〕。《吕氏春秋》文与此文相类，“重伤”之重高注“复重”之重，音与《释文》同，语法意义表示动词的完成体。
6.异读表示词性转化
古人没有名词、动词及虚词这些语法术语，但在他们的语感中对词性的辨认还是相当明确的。《经典释文·序录》云：“夫质有精麤，谓之好、恶（并如字）；心有爱憎，称为好、恶（上呼报反，下乌路反）。当体即云名誉（音预），论情则曰毁誉（音余）……如、而靡异，邪（不定之词）、也（助句之词）弗殊。莫辩复（扶又反，重也）、复（音服，反也），宁论过（古禾反，经过）、过（古卧反，超过）。”〔29〕《经典释文》用对这类字的异读说明古人有语法词性区分。
周祖谟把因词性不同而变调者分为七类〔22〕。王力认为凡名词和形容词转化为动词，则动词念去声；凡动词转化为名词，则名词念去声〔23〕。总之，转化出来的一般都变为去声。黄坤尧将陆德明《释文》异读分为五项，其中有区别词性的异读〔24〕。金理新在“声母清浊交替”一章涉及语词异读跟词性之间的关系，详细讨论了辅音清浊交替跟名词、动词之间词性转换的关系。他在“后缀s”一章中论述了上古汉语后缀s（中古去声来源）具有名谓化、动转化、动词完成体及其它语法功能；在其它前缀、后缀章节多次涉及名谓化功能，即名词实现向动词转化的语音形态变化〔15〕。沈建民提到《经典释文》异读反映的形态时，其中一条即词性转化〔1〕。
综合各家观点，去声异读具有转化词性的功能。对于去声来自上古汉语s韵尾各家基本达成一致意见，而这正好说明*s后缀具有区别词性的功能。
《淮南子·本经训》：“有不行王道者，暴虐万民，争地侵壤，乱***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高注：言不行上令者。行，读行马之行。
行：《广韵》户庚切，行步也。/下孟切，景迹。
行，据高诱音注中古当读户庚切，上古音*gla，表示动词；转化为名词后，上古音*glas，中古读下孟切。
《淮南子·时则训》：“天子乃傩，以御秋气。”高注：傩，读躁难之难。
难：《广韵》那干切，艰也，不易称也。/奴案切，患也。
难：出现于高注“傩，读‘躁难’之难”。“躁难”之难当读中古奴案切，上古音*naans，表示名词；其由动词转化而来，中古音那干切，上古音*naan（据潘悟云上古音体系）。高注说明高音中“难”字有两读，具有区别词性的语法意义，故出注时特别指明“躁难”之难。
《淮南子·俶真训》：“至伏羲氏，其昧昧芒芒然，吟得怀和，被施颇烈，而知乃始昧昧晽晽……”高注：被，读光被四表之被也。
被：《广韵》皮彼切，寝衣也。/平义切，被，服也，覆也。书曰光被四表。
被，据高诱音注中古当读平义切，上古音*bals，表示动词；转化为名词后，中古读皮彼切，上古音*bal（据潘悟云上古音体系）。高注旨在说明文中为动词“被”，表义“服也，覆也”。
正如王力所言，“凡动词或形容词转化为名词，则名词念去声”。金理新将上古汉语名词变动词的实现手段概括为辅音清浊交替、附加前缀、附加*s后缀，同时并存辅音清浊交替或附加前缀。
《淮南子·泛论训》：“当此之时，一馈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髪，以劳天下之民……”高注：劳，读劳勑之劳。
劳：《广韵》鲁刀切，倦也，勤也，病也。/郎到切，劳慰。
劳，据高诱音注当读中古郎到切，上古音*raaws，表示动词；而中古鲁刀切，上古音*raaw（据潘悟云上古音体系），表示名词，两者词性的区别是通过附加*s后缀来实现的。高注指明文中“劳”义当为动词义，表示“劳慰”，并通过音注反映了“劳”字的语法意义，可见高诱音注中无时不渗透着强烈的语法概念意识。
渔，中古韵书注音只有一读，而高诱不厌其烦为其注音6次，且用有异读之语词“语”为其注音，指明它在文中读音当为去声，而《广韵》仅收其平声一读。渔，《说文》解为“捕鱼也”，动词。探其源，本字当为“鱼”。据孙玉文研究，“渔”字是由“鱼”变调构词产生的，在汉代读为去声〔30〕。他从六朝经师音注推断至晚六朝后期“渔”已读成平声，至唐代“渔”只能读平声，注去声只是“合韵”。《广韵》不论捕鱼的“渔”写成什么，都遵从后代读法，注成平声。可见，高诱音注无疑保留了古读，其音注的目的当是为了区别语词的语法意义，辨别词性。
二、高诱音注异读与形态的关系 潘悟云指出以下几种语音交替现象反映了形态音变：（1）韵尾相同而主元音相近的韵母之间的交替，即清儒所说的旁转。（2）主元音相同而韵尾部位相同的韵母之间的交替，即清儒所说的对转。（3）同部位的塞音，包括清浊和送气不送气之间的交替。（4）流音之间的交替。（5）同部位鼻音之间的交替。（6）词根加前缀音或加后缀音。（7）词根声母和元音之间加中缀。（8）长短元音之间的交替。（9）小舌塞音和舌根塞音之间的交替。（10）带次要音节的词和不带次要音节的词之间的交替〔31〕。从对高诱不多的音注异读材料分析来看，有两点结论可以得到肯定：
1.上古汉语无疑是存在形态变化的
从高诱音注异读材料来看，我们可确定以下几种语音现象与形态有关：（1）前缀*s与前缀*之间的交替。（2）前缀*s与无s前缀之间的交替。（3）后缀*s与后缀*之间的交替。（4）后缀*s与无s韵尾之间的交替。（5）去声与其他三声之间的交替。
高诱音注异读主要涉及的构词词缀有前缀*s、前缀*、后缀*s、后缀*。通过前文分析，我们可将各类词缀的构词功能概括如下，即：
前缀*s是一个致使动词前缀，具有致使功能。与之相对的是前缀*，是一个非致使动词前缀，具有非致使功能。两前缀常常通过语音交替实现语词致使功能、非致使功能的语法意义转换。
后缀*s语法功能较多，有表示非自主动词、及物动词、动词完成式、施与指向功能及动转化与名谓化功能。其中动转化、名谓化功能并不冲突，对此金理新已有详细论证〔15〕，兹不赘述。后缀*与后缀*s相对，具有表示非自主动词、不及物动词、动词现时式功能。在这三类语法意义上，两后缀有交替关系。
2.异读与形态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
潘悟云认为，古代汉语随着形态的消失，异读大部分也消失了〔5〕。形态与异读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确实，高诱音注中的“渔”字在高诱时代当还有两读，可到了中古，从韵书中保存的资料看就没有异读了，这跟它区别语法意义的形态音变消失不无关系。可见，语音的日趋简化导致异读无法存在，上古汉语的形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就随之消失。可以说，语词异读与语法形态两者之间存在着相生相灭的关系。
（感谢冯蒸教授、金理新教授的指导，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错漏部分概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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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易经篇5
关键词：洋思模式；读说训练；数学学习
我校自2009年秋季开始学习洋思模式，推行“导学导教”，其核心就是“先学后教，当堂训练”。先学：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看书先学，学不懂的、有疑问的，老师再讲，用练习检查自学，发现问题，这一过程始终强调学生说。五年来学生自学能力明显得到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增强，思维能力得到提升。
教学中常见到这样的现象，学生问问题时，老师让学生读题，学生一读题恍然大悟，就跑回去了。分析起来，一方面学生想通过问问题与老师接近，另一方面也说明读题能促使学生思考问题、理解问题。针对这一现象，在“导学导教”中我有意设计了读说训练，收到了不错的效果。现将收获和做法呈现如下：
一、数学读说训练可以促进理解
学生的思想要进入思维状态，有一个心理过程。教学实践证明，读说训练可以把学生的思想转入思维状态，从而开始思考问题。心理学研究表明，语言是思维的载体。经过读说训练的数学知识易于理解，容易记忆，便于迁移应用。经过读说训练的学生，思维敏捷，表达清晰，思维错误明显减少。数学中可以读说的内容很多，如，定理、性质、运算、推理都可以用读说的方式教学。应用法则指导运算的教学，理解归纳出法则后，就要记忆法则，应用法则计算，这时读说可以很容易记忆法则。应用知识中读说法则，可以减少错误，指导运算。
二、读说训练可以提高数学学习兴趣
读说训练运用多种感官，使知识容易记忆，从而能增强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数学兴趣来源于对新问题的理解，读说训练容易记住基础知识，面对新问题，思维有了素材，为新思维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数学兴趣是在数学学习活动中，思维深入问题思考成功后培养和增强的。学生不会读书或读不懂书，就不存在兴趣。识字的人都能阅读，可是能读懂、会自学的人却不多。数学阅读，一方面可以进一步理解和巩固教师讲授的知识，把握基础知识的稳定信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经过自己的思考质疑，从书中字里行间挖掘出丰富的内容，使所学的知识进一步理解、巩固与完善。读说训练是培养数学兴趣的一种有益尝试，经过读说训练的班级数学成绩明显优于对比班级。
三、读说训练可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很多学生由于阅读能力差，不能正确理解题意，导致不能思考。常见题目长一点，复杂一点，学生就害怕，放弃思考。读说训练提高了学生的阅读能力，促进了学生思考，这无疑对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数学阅读能力是指学生对文字符号认读感知，并通过逻辑思维的分析、综合、由表层意思到深层内涵内容到思想的感悟、理解和体会。通过阅读，培养学生对书面语言的感受力、理解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进而提高学生认识事物、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
四、读说训练可以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专心的）学习习惯
常言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数学知识也一样，读得多了，在不经意间，学生思维活跃起来了，思维的大门即被开启。
学生的学习就是从读书开始的，读说训练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一条路径，学习要从读说开始。
读说训练的方法有：
1.精选教材，让学生阅读，提问学生读懂了一些什么？
2.提出不懂的问题。
3.这个问题除了这种理解方式还可以怎样理解？一步一步将学生的思维引向深入。
4.数学基本概念的阅读：（1）如何理解这个概念？（在叙述中找出句子的主要成分，再找出关键的字、词、句）（2）怎样用数学符号表述这个概念？（3）这个概念的实质是什么？适用范围是什么？
解读易经篇6
[论文摘要]翻译是为了达到人类信息的共享，译者必须思考怎样以快捷省力有效的方式达到信息传输与接受的最大化，必须奉行经济性原则，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引入交易费用概念，以最小的翻译成本促成各方的合作共赢，谋求翻译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翻译的交易费用作为衡量的标准和指导原则，关于译文的优劣判断就不会那么空洞无力，这将有利于翻译批评建设，有利于促进翻译水平的提高。翻译的交易费用观针对性强，操作性强，简便易行，能够很好地帮助译者进行翻译过程中的取舍和权衡翻译的利弊，能更有效地指导译者的翻译实践。
交易费用或交易成本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性概念或核心范畴，于1937年由科斯(coase ,r. h.)首次引人经济分析。其后，许多新制度经济学家对交易费用的涵义、决定因素和性质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使交易费用理论逐步完善。
交易费用范式的流行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融合与交叉，经济学通过交易分析框架不断将其触角伸向***治学、管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和翻译学等领域，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社会科学的认识。将交易费用概念用于翻译研究的是西班牙的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 )。为了解决译界长期争论的何者(原文还是译文)为中心的问题，皮姆提出了交易成本模式，将原文和译文看作是为谋取共同利益而欲进行交流合作的社会生活中的两方，翻译就是交易费用，就是为促进这一合作所投人的社会努力，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可变的交易费用必须受到经济和道德的约束。皮姆的翻译模式为翻译理论研究开辟了新视角，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也颇具可行性和针对性。
翻译的目的是促进所涉交易双方的合作，这种合作所取得的经济收益或社会效益必须大于翻译这一手段所花费的成本，即大于翻译费用，否则，翻译就毫无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随着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国际***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合作的日益广泛，特别是人世以来，大量的各类翻译成为必要，尤其是在当前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世界各国更需要携起手来，为应付困难，共渡难关，谋求长期的共同利益而合作，因而，研究翻译作为促进这一合作的交易费用或交易成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
一、翻译中各方合作共赢的最大化译者交易费用的最小化
在当今社会中，译者的效益观念是根本。首先，在动笔翻译之前，译者应确定翻译活动的价值，应该明确由翻译所促成的合作将取得何种效益。其次，应该充分认识到翻译活动一旦开始，翻译的交易费用就不可能为零，但译者可以将其减至最低限度，确保最大的翻译效益。现代社会生活离不开交易、协商与合作，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取得交易所涉各方的共赢。翻译实践活动也不例外，为确保交易合作各方的利益，译者必须进行各种协商，这种协商就是交易费用，在此，交易费用不可避免，而如何在合作各方的利益与协商成本之间找到最佳点则是译者必须深思和努力解决的问题。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所要进行协调的所涉各方可以是译者(自身)与原作者(或原文)，译者(自身)与译文，原文与译文，译文(译者)与译文读者等，在处理各对合作方的矛盾冲突时，译者应以合作效益最大化，交易费用最小化为主导原则。
首先，正确理解原文是译者的首要本分。译者与原作者(或原文)的合作过程也就是译者与原作的对话过程或译者理解原文的过程，就译者而言，合作的最大效益体现在译者对原文信息的最全面掌握，对原作者意***的最大限度的理解，从原作中获取教益和启示，从而倍感欣慰与满足。就原作者而言，其合作的最大收益即在于其作品中所表达的内容能够被译者不折不扣地理解，其思想在译者那里能够得到回应与共鸣，从而有一种被他人理解接受的释然。译者与原文作者所进行的这一交易环节(或合作过程)的交易费用体现在译者阅读理解原文所花的时间和精力上，比如，在搜寻各种与原文相关的语言文化信息和处理原文中各种不确定性问题上，译者所费的周折越大，交易费用则越高。因此，译者平时应注重提高自身的译员素质，丰富各方面的知识，提高逻辑分析能力和解读原作的语言文化素养，这样在翻译的理解阶段才能真正扫除理解原作时的各种羁绊与障碍，才能真正做到灵活周全，驾轻就熟，减少翻译中理解这一环节所涉的交易费用。
译者(自身)与译文的合作共赢在于两者价值的充分体现上，在此环节，译者自身的价值就是能够将自己所欲表达的思想不折不扣地付诸译文文字，其不吐不快的感觉能够完全得以满足。译文的价值就是具有较强的可接受性和可读性，译文能够充分彰显译者所理解的原作者的思想和原作的内容，体现所涉双语的语言文化特点等。以上理想状态的保持需要译者作出努力。交易费用的大小取决于译者“左右逢源，运筹帷握”的能力，他要在其欲表达的原作内容、译文中所涉的两种语言文化、译文的语用表达效果和读者接受性等方面进行权衡、取舍，处理好各种翻译的冲突和矛盾，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应以最小的交易费用达到其自身与译文两者最大程度的兼顾。
原文与译文的合作共赢在于两者各自的特色都能得以充分的彰显，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互不排斥。两者的合作应不具任何原文语言文化或译文语言文化的沙文主义或霸权主义思想倾向。两者为取得更好的合作，双方都需作出一定的让步，在某一方面应以一方为主，比如，应以原文的信息内容为主，考虑译文的接受性问题，则应针对译语读者口味，以译文语言的表达形式为主。应保证原文的主要信息能够得以准确无误的传递，即最充分地体现原文意***。如果原文的内容在译文中被扭曲，则违背了原文的利益。译文的价值和利益的理想状态下的体现应是具有最强的可读性和最高的译语读者接受率，承载最大的可接受的信息量。翻译就是要以最小的翻译成本保持以上所分析的原文与译文的最佳相对平衡点，使两者尽量在比较理想的状态下，各得其所。
译文(译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合作共赢体现在译文既能充分表达译者所欲表达的思想内容、保持译者所欲表现的语言文化特色，又能完完全全地被读者所接受，满足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心理期待。译本是采用归化法还是采用异化法进行翻译，是以译语语言文化为中心还是以原语语言文化为中心，这一切都应以译文读者的接受为定夺准绳。无论译者的译笔多么精妙，译作多么理想，没有读者的阅读，译作也是无的放矢之作。译者的交易费用如果大于合作利益，翻译则没有任何意义。值得提倡的是那些翻译交易费用小、翻译的社会效益大的译作，典型的例子则为林纤之翻译，为了达到救国***存、启发民智的作用，林纤在译介外国作品时，大删大砍原作内容，根据需求添加修改，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使其译作与中国读者密切合作而达到共赢。就译作所取得的巨大社会效益而言，译者翻译的交易费用可谓微不足道，其付出是完全值得的。译者在翻译时，首先，应确定读者群的类型，如果是针对想了解原作风貌的学术研究型的读者群，译者应尽量采用异化翻译法，尽量贴近原作的表现手法和写作风格，在译作中惟妙惟肖地再现原文，使译文读者真正领略到他种语言的“原汁原味”，一睹原作风采。因此，译文的价值体现在被读者所阅读、欣赏与接受中，而读者与译文的合作效益则为读者从译文的阅读中获得了满足与偷悦。译者应以译文可读性、针对性、社会接受性和译文读者需求等为基点选取翻译方法，定夺翻译标准，以最大限度地减小翻译交易费用，避免无用功，以促进译文与译文读者的密切合作，取得最大的译文读者效用。
二、降低翻译实践中交易费用的翻译方法与策略
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译者一般只关注对原作者的忠实，很少考虑交易费用，结果往往是吃力不讨好，译作得不到读者的认可。译者费力译出的东西往往不能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和审美期待，读者不愿花太大的力气或太多的时间去读一些艰深难懂的东西。基于此，译者的翻译思想应该从根本上进行转变，一切从对信息的实际需求出发，从译者和读者的传输信息和获取信息的交易费用出发。因此，翻译实践活动具有从简的趋势，译者为使信息主干突出，去除影响语义信息清晰表达的繁枝冗叶，使译文简明直接，降低了翻译的交易成本。本文将以周文标先生所译的明人洪应明所著的《菜根谭》为例对此加以说明。例如:
1.《莱根谭》为明人洪应明所著，是一部内容丰富，充满智慧和哲理的奇书。
(赵丽宏，《莱根谭》序)
the roots of wisdom，written by hong yingming in the ming dynasty，is a rare book which contains abundant perspectives, wisdom and philosophy.(周文标译)
在此，汉语的两个词组“丰富”和“充满”用了一个英文单词abundant译之，可谓简洁明了，译者也省却了许多“周折”，读者阅读起来也颇感直接顺畅，这样，译者不仅降低了翻译的交易费用，也降低了读者阅读的交易费用。
有时，译者翻译时不必拘泥于原文的形式而按原文逐词进行细腻处理，可以根据上下文需要，提炼总体语义译之，这样可以避免周折，提高翻译效率和信息传播效率。例如:
2.故君子当存含垢纳污之量，不可持好洁独行之操。
so the accomplished man should be of great tolerance，and should not merely content himself with his own purity and moral integrity.
3.处父兄骨肉之变，宜从容，不宜激烈。
when something unexpected has happened among the family members，we should keep calm and unhurried in our dealings rather than act indignantly to intensify the situation.
在以上两例中，译者未对“含垢纳污”和“父兄骨肉”作深人细致、精确人微的翻译，而是根据其语义深层内涵，对之概括译之或泛化译之，减少了对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进行处理的翻译交易费用，译文的信息传输也更加清晰直接，便于读者理解接受。又如:
4.机息时，便有月到风来，不必苦海人世。
by the time when the intrigues and maneuvers in the mind have subsided，the subtlety of natural elegance will emerge of itself , so there is no need to linger and struggle in the sea of bitterness.
在此例中，译者没有将“月到风来”具体确切地译为描写型的“月光照我身，和风拂我面”，( the moon is shedding its light on me and the gentle breeze is caressing my face.)如果这样，则这种“煞有介事”的译法反而会使译文不自然。译者将其总体语义进行概况化的提炼，译为“the subtlety of natural elegance"(大自然精妙幽雅的美景)，避免了过于纠缠于细节的周折和麻烦，降低了翻译的交易费用，使译文主题信息的表达反而更加明晰通达，提高了译文的表达力和可读性。
在许多情况下，汉语原文的描写精到人微，多有美文风和书卷气，对富有汉语特色的描述语，外国人的反应和中国人不同，往往不能领会其中的妙处，如将其硬译过来，外国人反而会感到语句晦涩难懂。因此，竭尽忠实的翻译反而会使译文滞重拖沓，语义模糊，使西方读者在阅读时多了一层不解，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可在保持基本语义的前提下，对一些虚泛华丽之词多采用省略法进行翻译，这样不仅可以减少翻译费用，同时还可以使译文的信息传输更直接有效。例如:
5.斗室中，万虑都捐，说甚画栋飞云，珠帘卷雨。
take a self一reflection in a tiny hovel and then i find that all the worldly vexations disappear，thereby realizing how worthless it is to admire the magnificent mansions with painted rafters and pearl—studded curtains”.
上例中，译出“画栋”和“珠帘”足以表达装饰华丽的豪宅，“飞云”和“卷雨”无须译出，其意也尽在其中。把喜闻乐见的汉语描述语硬译过去，外国人听来反而感到词句艰涩难以接受，不译，译文的味儿足;译出，反而冗赘，味儿淡。如果译者欲尽其能事，一切皆译得分毫不差，反而增加了雾障，使读者不得要领。因此，译者应惜墨如金，注意节省翻译费用，还读者一个清晰炼达的好译文。
对于典故的翻译，译者首先应该对译文读者期待做到心中有数，如果读者仅关心典故所承载的相关语义信息，不关心典故的历史渊源的细枝末节，译者在翻译时也没有必要对此刨根究底，大动干戈，从而增加翻译费用。例如:
6.藏巧于拙，用晦而明，窝清于浊，以屈为伸，真涉世之一壶，藏身之三窟也。
……these are the magic tactics for a person to get on with his pursuit and shelter himself from harm" .
在此，“壶”意指“葫芦”，古时人们乘船渡河身上所系的救生法宝;“三窟”出自“狡兔三窟”，指逃生有方。译者对此未作详细的解释说明，而是抓住其语义精髓而将其译为“magic tactics"，可谓主题突出，简明扼要，遵循了节省翻译费用的原则。又如:
7.野兴在镜湖曲边，……
it is beside jinghu lake and the qu’e river where a person lingering about by himself would be mostly aroused to a feeling of wilderness".
对“镜湖”的汉语脚注为:“镜湖:古代长江以南大型农田水利工程之一。在今浙江省绍兴会稽山北麓，与曲娥江相接。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在会稽太守马臻主持下修建。以水平如镜，故名。”其英文译文为:" jinghu lake: adjacent to the qu’ e river，it is located in the northern end of the kuaiji mountain in today’s shaoxing city, zhejiang province， where used to be one of the major irrigation works in ancient china(around the year of 140).the surface of this lake looked like a mirror, so named. the chinese character pronounced as ‘jing ’stands for‘mirror’ in english. "
原文引用“镜湖”，主要欲表达作者“林帕江畔，诗兴自涌”的情感，汉语注解对“镜湖”作了比较详尽的说明，英译文则无需面面俱到地对此作一番深究细察的考究，因为，基于英译文读者的认知角度和背景知识差异，在此，过多详细的解释反而会弄巧成拙，使欲表达的信息愈发模糊。因此，译文奉行了经济性原则，译者对一些相关性不强或西方读者认知有困难的部分略去不译，使条理眉目更加清晰，例如，省去了“古代长江以南”、“东汉永和五年”和“在会稽太守马臻主持下修建”等部分，译者择其要义而译之，大大地节省了翻译费用，并提高了译文的可接受性。
在翻译时，句子结构安排方面也应奉行尚简的原则，宁可用单词，而不用短语;宁可用短语，而不用从句;宁可用从句，而不用句子;宁可用简单句，而不用复合句;宁可用一句，而决不使用两句。因此，将原文句子加以合并常常不失为简化翻译程序、减少翻译费用的有效方法。同样，合并后的句子也有利于读者集中整合句意，提高阅读效率，减少阅读的交易费用。例如:
8，所谓“咬得莱根，百事可做”，“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这些民间俗语，其实都是对这本书的赞扬。(赵丽宏，《菜根谭》序)
as a matter of fact，the proverbs like“one who can endure chewing vegetable root will find nothing is difficult .”and “course clothes give warmth and vegetable roots fragrance，while indulgence in study brings about lifelong benefit .”are all considered to be the prize for the book.(周文标译)
这样，原文的两句并译成一句简单句，不仅可以使句意表达凝炼集中，而且还减少了重新另起句子的麻烦，避免“另起炉灶”，节省了翻译费用。
解读易经篇7
读书，读名着都要有读的效果。而没有效果的读书则不能称之为读。这里所说的效果，是一种思想意识的熏陶，是一种语言的感染，是一种境界的提高。如果读名着达不到这样的效果，这样的名着就大可不必读了。中学生读名着，哪些是该读的呢？这个评判标准就是要从效果出发。有一些中学生读名着，读完以后，仅仅能够记住的是故事的梗概，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对文章的内涵中更深一层的东西没有深入的了解。这样读名着的人就不必读了，他们可以选取一些肤浅的文章去读就够了。
中学生读名着，所读的名着应是近100年内的名着，因为这类名着离现在并不是很久远，这当中所反映的社会背景都是被大家所熟悉，它当中孕育的思想和理念是易被人理解和挖掘出来的。这样的名着是适合中学生阅读的。因为读这样的名着可以有更多的收获，更大的效果。对于一些发生在比较久远年代中故事，对于这类的名着，中学生可以少读，甚至可以不读。因为这样的故事发生的大背景是我们不熟悉的，是陌生的。
对于这其中蕴藏的意识以及其所内在地要表达的对象，我们很难挖掘、发现它。曾经有人这样形容名着，就像冰山一样，它之所以宏伟，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如果我们无法发现、挖掘水下的八分之七，我们大可以不读这样的名着了”。
解读易经篇8
关键词：小学语文；经典诵读教学；主要问题；途径
中***分类号：G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3）05-071-1
经典诵读教学是指教师指导学生对中华文化经典进行朗读、熟读、背诵以及吟诵，进而达到民族文化传承，塑造人格，陶冶情操，开发潜能，提升素质等目的一种教学方式。儿童时期是中华文化璀璨经典诵读的黄金阶段，因此，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开展经典诵读教学活动，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小学语文经典诵读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师对经典诵读认识不足，出现认知偏差
由于“经典”、“诵读”本身涵盖范围广，加之教师对经典诵读教学目的理解不足，因而容易导致教师出现认知上的偏差。据调查，大多数教师认为经典诵读就是对古诗词、古文、古典小说、国外名著的诵读。在实际教学过程，多数教师往往容易将经典诵读教学与古诗文教学混同起来，认为经典诵读教学中选择的经典内容应以那些简单易理解的古诗文为主，这与经典诵读教学所强调的充分利用少年儿童记忆力的黄金时期大量背诵古代最有价值的经典作品相矛盾，这意味着教师未能将经典诵读教学与古诗文教学的不同区分开来，没有真正理解到经典诵读教学的内在涵义。
2.诵读时间分散不固定，诵读途径单一
目前，小学语文经典诵读教学所点时间较少，而且相对分散不固定，这样必然会影响经典诵读教学在教师及学生心中的地位，致使经典诵读教学成为小学语文教学中的薄弱环节，难以真正将经典诵读推广到实处。同时，小学语文经典诵读教学途径较为单一，完全依靠教师自己挤出诵读时间，因而难以使经典诵读教学实施的持续性、连贯性、系统性得到有力的保障。经典诵读教学强调学生在不断的朗读、熟读、背诵以及吟诵的过程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加强自身的文化底蕴，提高语言领悟力。因此，在教学中固定诵读时间，养成良好的诵读习惯，诵读效果自然会有所提高。
3.学生背诵经典困难，背诵效果不佳
由于经典本身所具有的难度，使得小学生的背诵常常建立在半懂不懂或完全不懂的状态下，这样久而久之，容易削弱学生背诵的积极性，降低学生诵读热情。多数人认为背诵应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对不理解的内容进行背诵是死记硬背，这完全违背了小学生发展的认知规律，然而事实上，小学生的记忆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减弱，而理解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增强，因此，儿童时期是中华文化璀璨经典诵读的黄金阶段，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开展经典诵读教学活动，有利于学生记忆潜能的开发，深化诵读效果。
二、提高小学语文经典诵读教学实效性的主要途径
1.加强对教师的专业培训，提高诵读认识
目前，多数教师对经典的理解往往集中在古诗文上，认为经典诵读的内容应该是学生可理解的内容，而那些难以理解的内容不符合学生的发展水平，不适合小学生学习。可见，教师尚未真正把握小学语文实施经典诵读教学的本质，对经典诵读含义的理解不够清晰。在经典诵读教学中，教师除了会“教”、会“背”外，还应拥有足够的涵养、更多的知识储备来保证经典诵读教学的有效开展。因此有必要加强对教师的专业培训，通过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提高教师对经典诵读教学的认识。一方面学校可以邀请有经验的教师开展专题讲座，讲解经典诵读教学的心得体会，传授如何有效地处理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另一方面学校可以组织学生在假期进行集中学习，或派遣相关教师外出考察，学习，深化教师的经典诵读意识，树立正确的经典诵读教学观，进而激发学生诵读经典的热情，提升学生的文化修养，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承。
2.注重诵读途径的多样化，延伸诵读时间
经典诵读教学除了依靠课堂教学外，还可以借助校园环境和家庭环境这种内隐的方式让学生感受经典文化的魅力，在浓厚的书香中茁壮成长，塑造人格、陶冶情操。首先学校要努力创设良好的经典诵读氛围，可在教室、走廊中张贴***文并茂的古诗、成语故事的***画以及名人名作、经典名言名句等，让步入校园的孩子时时处处感受到经典文化的气息。或利用学校的有声资源，在学生入校、课间休息或放学时间适时地广播经典诗文，成语典故、古代传说等，让学生在经典的韵律下学习、游戏，调动学生诵读经典的积极性。其次，家长要努力为孩子们创建一个家庭经典诵读的平台，引导孩子用诗意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和感受世界，进而获得美的熏陶。如家长可以为孩子准备一个专门放置经典诗文、成语故事等诵读资料的小书架，以便于他们随时阅读与温习，可以每天抽出10-20分钟的时间陪同孩子一起诵读经典，玩古诗文接龙游戏，讲述成语故事等，帮助孩子养成诵读经典的良好习惯，开拓视野，拓展知识面。
解读易经篇9
近代以降，在西学东渐的基础上，中国文化开始了全盘西化的历史进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以西方哲学为坐标、以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和逻辑形式进行西化式推定，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主流思想理路。这种以西方哲学的思想原理解读中国哲学、把中国哲学的思想原理从属于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不但悖离了中国哲学的思想架构、内容和形式，而且歪曲了中国哲学的概念和范畴，造成的结果是：不能以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进行自在的哲学思辨，不能从根本上理解中国哲学的思想原理、内容和形式，无法认识博大精深的中国哲学思想体系。问题表明，西化式的哲学研究已经把中国哲学研究导入了思想和历史性的误区。
然而，出现西化式的研究误区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由下述原因所形成。因暴秦之火对文献的破坏，汉代重整经典由今古文之争所产生的误读，加之社会***治需要而进行的篡改，使之失落了春秋时期形成的优秀文化思想体系──代表形式是经孔子整理形成的六经文献，就哲学而言，成熟的思想体系是经孔子修纂的《周易》。经过二千余年之后，时至近现代，由汉代产生的文化误读、篡改和失落问题并没有得到正本清源，代表中国哲学的孔子思想体系已经被肢解的面目全非。所以，当西方以船坚炮利为代表的“进步”科学文化打开中国的国门之后，作为西方“进步”的知识形式之一，西方哲学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坐标、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思想理路，以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和思想方法解读中国哲学成为一种时尚。问题表明，学界没有认识汉代以来对中国哲学的误读、篡改和失落，反而把误读、篡改和失落的思想文献当作正确的“经典”加以接受，并对其进行西化式的解读，使之在误读、篡改的基础上对中国哲学产生新的误读，从而使中国哲学非上加非。所以，现代中国哲学研究步入了失落和西化的双重误区。可见，中国哲学研究步入的双重误区，不仅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和思想原理，而且不能对误读、篡改和失落的中国文化进行正本清源。
汉代经学造成的误读、篡改和失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历史性误区。汉代修撰的经学文本和由此形成的中国文化主体架构，使汉代以后的中国文化及学术研究始终无法走出误区，把汉代整理的文献作为经典加以接受，不但无法在思想体系上推定一以贯之的中国哲学，而且因解释的随意性，形式上是“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产生的结果却是思想上的支离破碎。这个问题表现在《周易》研究史上，尤为严重。
在中国文化中，称《周易》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但两汉以来的易学史表明，对《周易》的解读却是莫衷一是，对其思想体系的解读始终无法贯通，甚至矛盾重重。问题表明，《周易》是否具有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及怎样推定这个思想体系始终是研究中最困扰的问题。《四库全书总目》对易学史进行了下述概括：“《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1]因此，把“皆可援《易》以为说”作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的理由，几乎成为当代易学界的共识。然而，上论内在的思想逻辑表明，“《易》说愈繁”却是对一以贯之的易学之道的否定：正因为“皆可援《易》以为说”，必然要求《周易》在本体论上具有逻辑统一性，由于这是没有解决的问题，从而产生“两派六宗”并“互相攻驳”，这说明易学统续无宗的哲学本体论困境。那么，问题产生在哪里呢？从哲学而论，只能由下述两个方面的原因所造成，一是因为《周易》本身没有建构具有本体统一性的哲学思想体系即一以贯之的易学之道；二是因为误读、篡改和失落了《周易》的一以贯之的易学之道。问题究竟产生在那里呢？
《帛书周易》的出土使上述问题昭然若揭。《帛书周易》表明，其中许多重要的内容不同于通行本《周易》中的内容，尤其是《帛书周易》以损益之道一以贯之的易学之道，表明了孔子推定的易学思想体系[2]。可是，《帛书周易》是两汉以后的学者无缘见到的版本，因而顺理成章的接受汉儒整定的通行本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由于不能理解孔子的易学思想体系，因此也就必然出现“两派六宗”而“互相攻驳”、直至发生“皆可援《易》以为说”的问题。
能否正确理解《周易》的思想原理，关健是能否正确解读《说卦传》。《说卦传》是孔子为推定《周易》思想体系而撰写的易学理论纲领。误读《说卦传》，也就必然误读《周易》的思想原理，其结果是由汉儒推定了《周易》“非覆即变”的六十四卦卦序，产生了象数易学，使易学在卜筮性的误区中发展，卜筮成为长期影响易学思想史的主要问题。魏晋及以后的义理学派，由于误读《说卦传》，以先天和后天“卦序说”解读相关内容，不但曲解了《周易》的思想原理，而且“卦序说”为卜筮性易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孔子为什么要利用原为卜筮之用的《周易》，通过序传解经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关于中国文化及哲学的重大问题。《周易》本为卜筮之书，先王用以神道设教，孔子为了把神道设教转化为人文教化，必然需要对《周易》进行人文理性的转化工作。孔子通过序传解经，以《周易》为形式，形成了哲学性和科学性的思想体系。但是，由于《周易》的思想原理独特而艰深，其亲传弟子无法理解，产生了“子贡三疑”的问题[3]，使孔子有“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之感叹[4]。所以，因汉儒不理解孔子的易学思想，重新整理的《周易》必然悖离孔子的思想，两千余年来，因误解《周易》的思想原理，使之对《周易》概念、范畴、内容与形式的解释聚讼不已。
由此可见，因《周易》思想体系独特而艰深，历代的中国学者都不解其理，又怎能奢望以西方的哲学原理和概念范畴进行正确解读！所以，黑格尔轻视《周易》，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也就并不奇怪。因此，我们应当反思，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原理解读中国哲学，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么！中国学者在运用西方的思想原理时，能超越西方学者吗？如果不能，有什么理由认为我们以西方的思想原理进行的解读是正确的，面对西方学者的不同解释，我们能自圆其说么！
以李约瑟为例。李约瑟是研究中国文化和科学并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然而，李约瑟以其西方的思想方法解读中国文化和科学，因为与中国文化的思想方法不同，除了产生不得其解的“李约瑟问题”之外，他认为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应当丢到大海里去[5]，从而产生了“李约瑟误区”[6]。面对“李约瑟问题”和“李约瑟误区”，反思中国的现代易学研究，对于那些认为《周易》是科学的中国学者而言，能够步出“李约瑟误区”吗！显然，这是一个两难困境。可见，解决的方法只能是步出西化的误区，发现和推定中国文化自在的哲学和科学思想体系。
显然，中国哲学的研究现状表明，正本清源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前提，只有对失落和西化两个方面进行正本清源，才能步出中国哲学研究的双重误区，才能正确推定中国哲学的思想体系。
二、中西哲学之差异性
作为哲学的思想理路和历史进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这是应当正确认识的问题。
西方哲学史表明，自古希腊哲学开始，其推定的哲学问题决定了西方哲学的思想理路和历史进路，使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不断的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建构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然而，由哲学的思想理路和存在的哲学问题所限定，没有一个哲学家因解决了这些问题而使其著作成为“经书”。因此，西方哲学家们是在“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进路中形成自身的哲学思辨，从而形成了“否定之否定”的西方哲学思想史。“哲学的终结”在形式上表明了“否定之否定”历史进路的终结，“终结”表明了“否定之否定”哲学思辨的结束，西方哲学因此进入了“否定”哲学的“后现代主义”。
就西方哲学的理论形式而言，是在存在论、主体论、认识论和方***的历史进路中展现出哲学的思想理路，其解决的主要哲学问题是本体与主体的同一性问题。主体的理论建构和概念范畴能否与本体具有同一性，始终是困扰西方哲学的根本问题。西方的哲学家们为此而前赴后继，为解决这一问题建构了西方哲学大厦，形成了浩如烟海的哲学文献，为人类的理性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西方哲学史表明，作为哲学问题，由本体的自在性所决定，自为的主体思想能否正确认识自在的本体，主体产生的理论建构能否与自在的本体具有同一性，即自在与自为的同一，成为哲学力***解决的基本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西方哲学家不断进行哲学思辨，建构哲学体系，依照哲学家的哲学理路之不同，或者证明或者否定自为和自在的同一性问题。
主体的思想和实践是否正确，取决于主体与本体是否具有同一性，显然，这是一个两难困境。本体只能由主体去证明，使主体所证明的本体成为主体的自为，主体自为与本体自在的同一性不能由本体的自在性所证明。主体按照自身的需要所进行的实践，其正确性需要本体的支持，然而，这仍然只能是主体证明的问题。所以，本体的自在性是西方哲学无法解决的问题。
西方哲学按照主体与本体是否具有同一性的理路进行思辨，但任何一个哲学家都没有完成这一任务，都没有解决本体与主体的同一性问题。毫无疑问，理论建构如果是不可靠的，不但经不起哲学思辨的反思，而且必然在主体的生存实践中发生困难，有些困难甚至是致命的。哲学家们建构的理论，不但要求其解决问题，而且要求理论具有自恰性。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哲学必须具有体系，否则，任何哲学只是一种主观臆断而已。以哲学承诺思想的可靠性、本真性而论，黑格尔的上述观点是深刻的，因为只有本体和主体、认识论和方***的一以贯之，哲学所推定的思想原理才是可靠和本真的，在理论形式上，哲学思想原理的自成体系应该具有自恰性即自圆其说。然而，所谓可靠和本真的哲学在西方的思想史上并没有出现，因为本体和主体的同一性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海德格尔最终把哲学归结为存在论问题并宣布哲学的终结，说明了西方哲学陷入的理论困境。
理论的非自恰性必然产生矛盾，哲学家为克服矛盾，始终为解决本体与主体的同一性问题而工作，力***解决这一根本问题。这使西方的哲学理路在思辨形式上能一脉相承，围绕基本的哲学问题进行哲学思辨，形成了庞大的西方哲学史。
西方哲学的历史进路表明，自古希腊开始，即在本体与主体的关系上进行探索，最终以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化体系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础。物理学和形而上学成为形式化关系，存在与认识的形式化关系的建构不但产生了现代科学，而且产生了科学哲学。科学和哲学的关系取代了本体与主体的关系，导至了哲学的没落。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表明了这一问题。
黑格尔把哲学的体系性作为标准解读中国的文化经典，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应当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思想虽然是深刻的，但是，由于其以西方的思维方式、以思辨哲学推定中国没有哲学，是一种错误的解读，因为无论在本体论、认识论与方***上，《周易》、《论语》和《老子》等中国文化经典中自在的哲学思想，表明了与西方思维方式及哲学思辨的重大不同。所以，正象我们看到的那样，近代以来用西方的哲学原理、概念范畴解读中国哲学，只能步人西化的思想误区。
中国哲学在经过夏商周长期的历史积淀之后，形成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尚书》使我们理解上古中华民族的哲学思维。在丰富文献的基础上，时当春秋的孔子，对中国文化的典籍进行了整理，利用《周易》的思想形式，通过序传解经，完成了中国哲学的集大成建构，使《周易》成为群经之首，长期的影响了中国的哲学发展。直到近代，学者们都是以注经的形式阐发其哲学思想。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进路而言，自汉代经学之后，宋明理学使中国文化以“道统”的形式上统孔孟，否定汉唐诸儒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因此，一以贯之的“道统”和西方哲学的历史进路形成鲜明的对照──不仅在思想理路上、更在历史进路中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中国的哲学家一般不象西方哲学家那样为解决哲学问题而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而是以解读经典的方式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这意味着经典即存在着哲学问题同时又是解决哲学问题的根据，因此使历代哲学家对经典进行不断的解读，形成了中国***的哲学思想史进路。
所以，存在的问题表明，中国哲学的研究，无论在思想理路上和历史进路上都需要正本清源。其中有两个基本性质的工作。其一是参照新出土的易学文本，对《周易》的思想体系进行哲学性和科学性的推定。其二是参照新出土的简帛本，对先秦儒学与道学的哲学思想、理论价值进行重新推定，步出“儒道相绌”的思想误区。显然，这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历史进路具有根本不同，中国文化并没有在历史上形成自为的能和西方哲学相类推的概念范畴、思想原理及知识体系。现代以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著作，由于是以西化的哲学思想理路进行的推定，没有进行正本清源，因此是在哲学双重误区中产生的结果。所以，就现代以来较有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述而言，无论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7]，还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8]和《中国哲学史新编》[9]，及其以唯物和唯心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10]和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写的《中国哲学史》[11]，都不能正确反映中国哲学的本来面貌。因此，这些“中国哲学史”著述，成为正本清源的内容之一。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和及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写的《中国哲学史》，长期以来作为中国哲学的教科书，其造成的错误解读，对几代学人的影响很大，因此成为正本清源工作中的重灾区，应引起中国哲学研究者的重视。
应该在学术性和实践性上检验哲学原理的可靠性和本真性，可见，黑格尔是在学术层面上要求哲学具有思想体系，以保证哲学的可靠性和本真性。人类的历史实践要求哲学具有可靠性和本真性，所以，西方现代哲学表明的“终结”，是在学术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对西方哲学作了否定。这种否定是历史性的，因为西方哲学思想只有发展到现代，在其创造了西方文化的辉煌业绩之后，因终究不能解决思想原理的可靠性和本真性，从而产生了理论与实践危机，进而发生了文化危机。因此，后现代主义提出的“哲学的终结”和“科学的终结”是历史的必然。
因此，中国哲学应满足学术性和实践性两个层面的要求。这就是说，中国哲学应具有自恰的思想体系，并能够解决人类实践层面的问题，从而证明中国哲学具有可靠性和本真性，这是研究和建构中国哲学应有的价值承诺。
三、中国哲学研究的方***问题
由中西哲学不同的思想理路和历史进路所决定，各自产生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概念范畴，思想自成体系。因此不能以西方的哲学原理推定中国哲学。既然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概念范畴解读中国哲学固然要产生误区，那么，以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概念范畴解读西方哲学也同样要产生误区（例如把《周易》卦理推为二进制，甚至认为莱布尼兹因受到《周易》的启发而发明了二进制数学，进而认为《周易》包括了计算机原理等）。所以，需要一种哲学方法能够避免产生中西哲学相互理解的误区，同时要求这个方法由哲学的自在性所决定，其作为方法，是哲学自为的结果。
作为方***，需要在下述三个问题的推定中完成并能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应正确推定什么是哲学，既需要从西方哲学那些众多的有关哲学的定义中去理解哲学的本质，也需要从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中把握哲学的本质。哲学的概念就其本来目的和所要达到的目的表明，哲学以哲学的思想方法寻求思想的正确性。
其次是能够正确推定西方哲学的思想理路和思想方法，理解为什么要产生西方哲学这样的学科形式？西方哲学产生于什么问题？以怎样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为什么其不能解决所存在的哲学问题？
再次是能够正确推定中国哲学的思想理路和思想方法，理解为什么要产生中国哲学这种学科形式？中国哲学产生于什么问题？以怎样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哲学以怎样的思想原理没有发生西方哲学那些不能解决的问题，从而自在的解决了西方哲学不能解决的问题。
在正确推定上述问题的基础上，这个方法应自在而自为的完成人类哲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形成人类的哲学体系。
余所建构的方***称为“承诺推定法”，这个方法在《中国之科学精神》[12]中进行了简单论述，其包括下述三个方法：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承诺推定法”表明，本体的建立是逻辑的结果，所建立的本体论是主体推定的理论形式，其本体的范畴是逻辑范畴，本体与主体的理论形式是否具有自恰性，决定于三者是否具有统一性。因此，所谓本体的逻辑推定能否超越主体性是哲学需要证明的问题，我们看到，西方哲学的终结表明，其发生的问题表现在本体、主体、形式与逻辑的非统一性中，其原因是由于西方哲学以“同一性”作为推定本体和主体关系的思想原则。
“承诺推定法”表明，“哲学应使陈述和经验在其进行的逻辑推定中展现出一以贯之的统一性，否则，应当视为其逻辑推定因没有本体论承诺而成为一种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或者说，由于这种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不具有本体论承诺与逻辑推定的统一性，其产生的结果将不是自恰的，因此是具有矛盾的没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对于主体的陈述和经验进行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以此进一步对所有范畴表现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进行存在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之还原，从而发现这一整个理性过程是否有本体论支持，以及本体是什么的问题，最终在其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的统一性中审察其是否具有哲学的体系性。”[13]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是检验哲学体系的方法。哲学应具有三个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否则，将在哲学原理上不能自圆其说。“承诺推定法”是把中国的哲学思想外化为形式化体系的方***，这就是说，“承诺推定法”能够对中国哲学的思想原理和概念范畴进行推定，从而推定中国哲学的理论形式。
“承诺推定法”推定的中国哲学，表明了与西方哲学的不同。推定表明，承诺了中国哲学的理论价值并形成成熟思想体系的是《周易》。当然，是经孔子序传解经推定的《周易》，而不是由汉儒误读、篡改形成的通行本《周易》。由“承诺推定法”推定的《周易》思想体系，是以帛本为底本，校正通行本，由此解读孔子的易学之道，并推定《周易》的定本，以传后世。
以“承诺推定法”进行的推定表明，《周易》的思想逻辑是以“卦”作为形式进行的推定。由《周易》的思想原理所决定，推定中国哲学，必须把“卦”承诺和推定的哲学原理进行哲学学科性的外化。所谓哲学的外化，是把以“道”为范畴所承诺的哲学价值和以“卦”承诺的主体论形式进行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以推定中国哲学的形式化体系。推定表明，《周易》的价值论承诺即所完成的理论任务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14]，以《周易》为主体外化的中国哲学体系是“形而中论”[15]。
在现代中国文化氛围和思想模式中建构中国哲学体系，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理论任务。不但需要清理积淀在思维方式中的西化模式，而且需要对几千年的中国文化进行正本清源。“承诺推定法”表明，这一自为的方法决定于哲学的自在，而理解这一自在并形成主体自为的方法，需要对哲学作透析的理解。“承诺推定法”是自在的哲学思辨形式的自为，是内化的承诺与推定的哲学思想逻辑的外化。因此，用“承诺推定法”不但能推定西方哲学的思想理路和所发生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反思西方文化；而且能推定中国哲学。“承诺推定法”不但能推定西方哲学的问题形式，而且能在推定中表明中国哲学的博大精深，理解中国哲学以怎样的思想原理解决西方哲学不能解决的问题，从而在西方哲学终结的当代困境中，给人类哲学与文化指出新的前进方向。因此，中国文化的复兴是历史的必然，历史将再次向世界证明，中国文化是伟大的文化，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我们生逢其时，应无愧于这个时代！
注释
[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小序》。
[2]鞠曦：《易道元贞》，第177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3]鞠曦：《易道元贞》，第85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4]《帛书要》。
[5]李约瑟说：“我们对阴阳和五行理论的讨论，指示它们对中国科学思想的发展，是有助益而非阻碍的。……但是，如果以中国的科学哲学的第三个伟大成分──易经──言，则不易作如是良好的评值，”（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第407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五行和两仪的学说对中国科学思想的发展虽然有益而无害，但《易经》那种繁细的符号系统，却几乎从开头便成为一种有害的障碍。它使那些对大自然发生兴趣的人，采用根本不是解释的解释”（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第449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如果聪明一点的话，就应把一颗磨石绑在《易经》身上，然后一起丢到海里。”（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第417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余把李约瑟上述观点称为“李约瑟误区”。
[6]鞠曦：“继往开来的易学巨著──读《周易志》”。载《殷都学刊》2003年第2期。
[7]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出版1919年2月第1版。
[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版，1961年4月新1版。
[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后开始出版修订版。
[10]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3年7月第1版。
[11]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80年3月第1版。
[12]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13]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第151-15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解读易经篇10
【关键词】美学 理论 道安
一、潜在读者与审美经验的期待视界
在接受美学中，“读者”这一术语备受青睐，因其认为文学创作的目的必须通过读者才能得以实现。作者将其生气灌注于作品，赋予作品以潜在的文学性。然而，只有当读者进行阅读活动后，作者的主体性才能对象化，作品的潜在意义才能具体化，文学的创作目的才能实现。
译者，作为原作的读者，同时也是译作的创造者。那么，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就不可避免的要面对两次接受活动：译者与原作的交流；译者同原作者一样，对译文可能的读者进行预设，预测译文读者的参与和接受。同理，译文读者也会对译文的产生造成影响。
然而，所有的读者，包括译者在内，受他们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一般文化视野；艺术文化素养；文化能力的影响，在进入阅读时，心理上就已经有了一个既成的结构***式，这个结构***式会影响他们的阅读与接受，海德格尔将之称为“前结构”。姚斯认为文学阅读不是一般的“前结构”，而是审美认识活动，因而将“前结构”发展为“审美经验的期待视野”。无疑，读者的期待视野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他们阅读和接受的基本走向。
二、“五失本，三不易”新解
一般说来，中国的翻译史始于佛经翻译。经佛经翻译的实践，东晋时期的道安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提出了著名的具备译论价值的“五失本，三不易”说，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认为“五失本，三不易”说为“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道安写道：
g胡榍兀有五失本也：一者，胡ZM倒而使那兀一失本也。二者，胡尚|，秦人好文，骺杀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委悉，至於U，丁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x正似yo，ふf向Z，文o以，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⒏傍及，反v前o已，乃後f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般若，三_之心，覆面所演，}必因r，r俗有易，而h雅古，以m今r，一不易也。愚智天隔，}人叵A，乃欲以千q之上微言，魇购习偻踔下末俗。二不易也。阿y出，去佛未h，尊大迦~，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今x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_h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M⒉恢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
他的意思是翻译梵文佛经，有五种情况容易使译文失去原文的面目，有三种情况不易处理。目前，对“五失本，三不易”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直译与意译这一翻译方法问题上，以求忠实；也有另辟蹊径者，如王宏印教授在《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中分别从“五失本”的客体角度、“三不易”的主体性差异来论述翻译本体论问题。而作者则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窥见了道安对潜在读者和读者期待视界的感悟。
对于“五失本”，道安曾在《@婆沙序》中说：“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也。”如此，道安的直译态度是无疑的了。然而，梵语汉语语言文化上的差异，使得道安不得不“时改倒句”，见五失本“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此处，道安已预设了他译本的潜在读者，即“秦人”。
“三不易”则更体现了道安对读者接受问题的重视。“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指的是古今时俗的差异。随着时间推移，世俗有异，读者的审美经验和期待世界亦随之改变，为适应现时读者的视界，译者只能“删雅古”，此乃其一。“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此处道安考虑到了作者与读者的关系问题，今日读者的智力水平不可比拟当日佛陀的思考水平，于是译者考虑到译本读者的接受能力，只能让前者俯就后者，“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此乃其二。“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道安则点出了原作者与译者的关系，作者佛陀已逝，译者只能以其审美经验的期待视界做到“近意量裁”，再将其传达给译文读者，一方面说明“文学作品并非是一个对每个时代的每个观察者都以同一面貌出现的自足客体”，一方面又体现的了同样作为读者的译者的重要性，此乃其三。而在中西方翻译宗教典籍的历史上，直到20世纪50年代，奈达才提出读者反应说，但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就已经有了读者反应的思想萌芽。
三、结语
杨自俭先生在为王宏印教授的《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所作的序――《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问题》中提到要建设中国译学，就必须对我国传统译论进行现代阐释，对传统译论进行继承性研究。他说道：“中国也有家训相传，不过那是话语代代传承，话语形式可能不变，但内容会因时空的不同而变化。看来精神的继承是要随时空的变迁而变化的。所以今天讨论传统译论的继承问题，就必须联系今天的时代、社会现状以及本学科发展状况来进行，也就是说要我们现代人的创新研究相结合”。秉着继承传统的愿望，本文将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与西方接受美学理论相结合，发现了其中所蕴含的潜在读者与读者期待视界的思想萌芽，满足了从新的角度和思路来解释中国传统译论的愿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