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李鸿章传篇1
我既然是原书发现者，总得对此书的来历有所交代。根据我在扉页上的记录，这本英文版《李鸿章传》，应是1996年11月6号在伦敦West Finchley离家不远的一家旧书店购得。每得一册旧书，我都习惯在书上随手写下几句备查。兹照录如下：“李鸿章为中国近代史一重要人物。洋务、西学东渐。讨论中国现代化之路，不可不说李鸿章。”另一页上，是我在2000年补写的几行字，应是重读此书时所记：“此书（原）为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哲学部收藏，后流出。我自二手书店购得，收藏。”
这本书，红褐色精装封皮，小开本，毛边，Bliss，Sands and Foster 出版社1895年出版。因放在旧书店古董书架上，好像书价不菲，20多英镑的样子。书中有幅李鸿章黑白画像，一捋中堂大人的白胡须，面色威严。印制精美，应是维多利亚时代大不列颠最高技艺的印刷术。画像上，罩着一层极薄的半透明纸，用作保护。
此书在伦敦家中的书架上一躺就是十来年。前几年，吴晓波送我他的新书《跌荡一百年》。十多年不见，他已是国内很出名的财经作家，一位中国近代企业史以及洋务运动的研究者，而李鸿章正是这个历史章节最紧要的人物之一。于是，我将这部书从伦敦带回北京，交给晓波。接过此书时，我看得出晓波很兴奋。几年后，他告诉我，他已经决定将这部英语世界的第一本《李鸿章传》译成中文出版。
此书英文版问世那年，正是李鸿章一生的滑铁卢之年。1895年，他代表大清国与日本国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遭士大夫唾弃并弹劾，被免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要职。他灰头土脸，声名跌至谷底。西太后念其早年功劳，封其为大清国全权特使出席沙皇加冕礼，随后有欧美八国之行，包括当时的五大强国――俄、德、英、法、美。
1896年3月28日到10月3日，历时190天，超过半年时间。那年他已73岁。1896年8月，李鸿章由巴黎抵达伦敦。他先拜见维多利亚女王，呈递国书；后会见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在英国，他参观了许多工厂――***炮厂、炼钢厂、船坞和造船厂、银行、电报局等。李鸿章，这位中国洋务运动第一人、晚清第一重臣、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副王”感慨道：“天下不可端倪之物，尽在英伦！于欧洲***教，本大臣只是心领而未由目击，今日则见所见而去，尤胜于闻所闻而来。生今之世，善教发为善***，其明效大验，有若是哉。”据史料载，伦敦金融圈与商界盛宴李鸿章，耗资六千英镑，热盼中央大国开放市场，扩展商贸出口。这与80多年后***重***门初年西方对中国的眺望何其相似。
李鸿章一生练兵办洋务，但仅在晚年一睹洋务之乡的实绩。他说：“五洲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殆。”这番话，不免是用他在欧美190天的所见所闻，浇胸中之块垒。
此书作者道格拉斯勋爵（Sir Robert Douglas，1838―1931），有着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殖民官的完美资历。他曾任英国驻华外交官。出使中国时，年仅20岁。后曾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汉学教授、大英博物馆东方书籍与文献的研究员。他也是一位功力独到的传记作家。他笔下的李鸿章，与梁启超的不同，是一个复杂矛盾、一言难尽的纠结体。
此书出版六年后，李鸿章作古。
一百多年光阴，对中国亦长亦短。当年李鸿章办洋务的困惑，今日也时时可见影子。说到底，还是围绕伟大的老问题：在中国地***上，世界在哪里？在世界的版***上，中国又在哪里？
《终于尝到真滋味》
叶怡兰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1月版
很早就决定以“享乐”做为终身职志的饮食旅游生活作家叶怡兰坚持相信，真正的“享乐”，不是短暂的眩惑声色之娱，也不是一味金钱或地位的堆积；而是需得认真地涉猎、深度地累积，需得花些时间花些工夫，方能从心灵到每一种感官，都真真切切长长久久地感到喜悦与欢愉。
《恋爱中的建筑》
[日]中村拓志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1月版
将“恋爱”与“建筑”联系起来，是本书最特别的视角，也是中村拓志看待建筑与人类在情感层面微妙联系，并实践于他每个项目的观念内核。他一直在揣摩那些居住在建筑里的人，对建筑怀着怎样的一种心情与感觉出发，为了拉近人与建筑的关系而对建筑进行设计。
《中国是部金融史》
陈雨露、杨忠恕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3月版
全书以时间为纲，以朝代、人物、事件为目，围绕金融实践这个核心，用生动诙谐的语言，条分缕析中华文明进程中的盛衰密码和进退定律。一部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史其实就是一部金融史，透过这本书，你能将它看明白。
《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
李鸿章传篇2
关键词：李鸿章；和戎；洋务；主战
李鸿章（1823-1901），本名章桐，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人。[2]自民国以来，学者集中力量研究李鸿章的“和戎”外交思想，很少涉及他的“自强”思路。因此，李鸿章为什么要提出“和戎”的***治主张呢？众说纷纭。回溯李鸿章四十年的外交经历，不难看出他的外交思想是相当复杂的，不可简单以“投降”“***”等贬词笼统概括。见梁启超《李鸿章传》：“李鸿章之负重望于外国也以外交，李鸿章之负重谤于中国也以外交。要之李鸿章之生涯，半属外交之生涯也。欲断定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为最大之公案。”
一、李鸿章“和戎”外交策略的简要分析
（一）“和戎”外交策略的近代意识
相对大英帝国的新经济形式-资本主义，晚清***府的封建土地制度是衰败与落后的。经济形式上的巨大落距，必然会引发***治制度上的巨大差落差。因此，晚晴***府是没有任何优势能够抵抗日益强盛的资本主义强国英国的。
近代以来，晚清***府的统治大厦已经摇摇欲坠，内有层出不穷的农民起义，外有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上至西太后，下至满汉官僚无不急寻良方来挽救大清的统治地位。晚清***府内部不少权贵对西方侵略者存侥幸，恐惧和敌对情绪，但以西太后为首的当权派最终接受并肯定了中国的没落。[3]早在西太后接受英法联***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清***府的当权派开始向西方殖民侵略表示屈服。
李鸿章主张“外须和戎，内需变法”的***治思想顺应了时局的需要，凭借卓越的***治魄力成为内外瞩目的焦点。19世纪中期以来，李鸿章代表晚清***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以《马关条约》最著。从中不难看出“求和局，保苟安”的***治思路，成为解决晚清内忧外患相对周全的办法之一。[4]伴随着一次次***事上的失败，一次次的割地赔款，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是较早清醒认识今日之敌，已非昔日四方蛮夷之邦。而恰是的中国：“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糜集京畿及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噬之计，一国省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5]尤其是抵沪之后，李鸿章真正接触了中国以外更远的世界。随后与丁韪良，薛福成，郭嵩焘等人建立了积极的私人关系，开始逐步了解并掌握了近代国际外交原则，甚至懂的基本的国际公约，最终得以具备革新思维和近代国家模糊的外交意识。这就是李鸿章能够较早参与晚清洋务事宜的实践经验之一。
19世纪的70至9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开始向垄断主义过渡，出现了列强争夺殖民地的狂潮。非洲基本上被瓜分殆尽，亚洲大部分已被瓜分，只剩下地大物博中国还保存着名义上的***。为此，西方列强之间竞相展开了对中国的瓜分。基于李鸿章对近代欧洲国际事务中的“均势思想”、“实力原则”的初步了解，认为列强之间实力对比悬殊，矛盾重重，可以寻求国际间的“调停”以***保存中国。把国家的兴亡寄希望于西方列强的仁慈，看是愚蠢至极。但是相比较同时代的众多同僚，李鸿章对近代世界的认识是先进的，并随着他涉世机会的广泛而健全加深。最终，李鸿章形成了自己的“和戎”外交思想，包含了挽救民族衰亡和解除晚清***权危机的双重使命。[6]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已经脱离了延续千年的夷夏之辩、宗藩关系、朝贡制度等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外交意识。
严格意义上讲，19世纪后半期正是中国人思想观念发生巨变的关键时期。鸦片战争犹如一道晴空霹雳，炸醒了仍处在“天朝上国”美梦中的晚清***府。面对自古从未有的“割地”、“赔款”、“通商”、“关税”、“治外法权”等等屈辱对待，华夏子孙开始为民族危亡竞相奔走呼嚎。晚晴官吏、爱国人士、有志之士们开始关注国际局势；研究外国史地；探寻御敌之术。他们通过收集并翻译外国报纸，书籍，地***，以及战争中审问俘虏和直接咨询外籍商人和传教士等多重途径，获取了大量未知的世界知识。在这其中，林则徐是“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即学习西方先进的***事和科学技术，实现富国强兵，以***抵御列强。为了挽救晚清***府危机，洋务派接受了冯桂芬的《校庐抗议》中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思想，开始兴办洋务，以“强兵”“富国”为口号。张之洞将其归纳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862年，李鸿章上书朝廷，主张要变革，要富国强兵，实现欧式工业。他是洋务派中最在具有近代化意识并且积极付诸实践的第一人。梁启超著《李鸿章传》：“李鸿章以为世俗庸琐谩骂者以洋务，其所以为一世鄙夫所趋重者亦以洋务，吴之所以重李责李而为李惜者亦以洋务。谓李鸿章不知洋务呼？中国洋务人士，吾未见有其比也。”[7]
尽管洋务派创办了一系列的近代***事工业和经济实体，但是他们最终的目的是利用搞洋务来改变晚清衰落局面，并没有从意识上走出封建的枷锁，注定是要失败的。
（二）李鸿章的“和戎”外交策略与洋务思想
1861年年幼的光绪皇帝即位，西太后垂帘听***。从1862到1875年间，晚清***府颁布了一系列诏书，要求各地方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实际上，只有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具体做了一些事情，其中李鸿章的成绩最为显著。从形式上，李鸿章办洋务的目的就是想借助西方之科技充实大清的***事实力，也确实在实践中认识到了洋人的科技的力量和先进的管理方式。最初创办的***用工业聘请外籍技术人员，教习工人掌握生产技术。从学习上，李鸿章深知晚清制度与科技的落后，学习和模仿西方国家的先进之处正是挽救危机的当务之急。他自觉的继承和发展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思想，大力倡导“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作为洋务派自强运动的指导性思想。可以看出，李鸿章“和戎”的目的是要创造一个有利于改良和发展的内部环境，利用相安无事的外部环境来***谋晚清***府的自强和富裕。
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积极投身于兴办近代企业，创建新式海陆***，派遣学生留学欧美等，但成效微薄。之后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全***覆没的结局，宣告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这是有着必然原因的。洋务派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企***学习西方先进的***事技术，维护和巩固走向没落的封建统治，却始终没有摆脱封建主义思想的枷锁。洋务运动是建立在封建秩序之上，采取垄断的经营方式，欺压商贾，脱离市场的一场封建自救运动。以李鸿章为首的封建官吏们在排除个人利益之外，极力寻求着能够挽救危亡的办法，但在晚清时洋务没有找到合适的生存土壤。
1861年，***衙门成立成为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之一。在这里，外交和洋务是双生子，形影不离。它存在的四十年间，职能是管理外交和一切洋务（夷务）活动。由此可以推论，李鸿章既是洋务大臣，有失外交大臣。“外交之道与自强之谋相为表里。”因此，“和戎”策略正是建立在洋务经验的根基至上，并非空谈。
（三）李鸿章“和戎”外交策略中的封建性
第二次鸦片战争平息后，封建地主阶级的主和派和主战派的争吵稍有了平缓。他们一致认为：“当前凡遇战事，不论成败，一律求和局，包苟安。”[8]以西太后为代表的当权派牺牲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换取短暂的苟安。1840年后晚清***府在处理洋务事宜中的策略既要代表阶级利益又牵扯到了民族的利益。本质上讲，这种策略是以牺牲民族和国家利益来维持他们岌岌可危的封建统治。李鸿章是直接参与执行朝廷外交策略的要员，他的“和戎”之术被涂上了封建色彩。李鸿章是较早意识到晚清***府需要“外须和戎”的***要大员之一。《中法新约》的签订被视为李鸿章与列强内外呼应换取的结果。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恭亲王奕等上奏朝廷：“如就目前之计，按照条约，不是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9]何为“羁縻”？据《汉书》载“天子至于夷狄也，其意羁縻勿通而已。”这本是古代封建***权与边疆少数民族在***事对比胜利后，采取的一种笼络和统属策略。历史证明“羁縻”策略的实施非常有利于维持边陲的安定和各民族的友好往来。然而，当晚清***权日益腐败衰落时，只能以屈辱性的不平等条约来勉强维持封建王朝的统治，恰如两宋时期。
晚清***府深陷于西方列强的欺凌之际，李鸿章一反封建官僚本色，开始大力鼓吹“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他将前人在民族问题上惯用的“羁縻”之术，穿上一件冠冕堂皇的“变法***强”外衣，然后嫁接在晚晴的洋务事宜上，最后形成了“和戎”外交策略。因此，与那些只会高喊“***强御辱”的同僚们相比较，李鸿章逐步摆脱了“天朝上国”的华丽光环，李鸿章利用自己的“和戎”之术不仅迎合了西太后的虚荣，也西方列强面前塑造了中国外交不可或缺的重要形象[10]。不可否认的是，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封疆大吏们试***以屈辱的条约来换取短暂的苟安残喘。
二、李鸿章的个人魅力
安徽庐州位于江淮之间，历史上所出名人不多，却地处中原文化，楚文化和吴越文化交界地带，素有“通变”精神。李鸿章的身上正是聚集了江阴人的这种特点：行为豪爽又富于心计；务实能干又善于变通。但是李鸿章的性格特征深受成长环境中一些人的影响，比如父兄，师长曾国藩。彼此亦师亦友数载，不离不弃，相濡以沫。1860年以前曾国藩认为：“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远，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后提出：“外攘之要，莫如内修，刻下维持大局，以自强为主。”[11]1862年开创安庆***械所。携李鸿章创建了当时最大的***用企业-江南制造局。在曾国藩的言传身教之下，李鸿章集大成的继承了恩师“以实务***自强”的作风，并且将“自强”目标始终贯穿在自己四十多年的外交生涯中。
甲午战始，北洋水师覆没，李鸿章的***治资本付之一炬。梁启超《李鸿章传》：“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同世界之大势，不知***治之本源，当次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补苴，偷一时之安。”从此，李鸿章成为获誉和遭谤趋于两级的人物。誉之者视其为精忠谋国的元老重臣；谤之者斥其为丧权辱国的***贼。他一生逢乱世为官，参与朝廷大事，得失必然。
中法战争，中国打胜仗签败约，成为李鸿章“和戎”外交的最好例证。战争结束后，李鸿章奉命全权处理，《中法和约》签订。时人评价“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撤使人哀。”却不知李鸿章更早希望清廷从越南北忻撤兵自保。清***布兵筹响，加强防御能力，不可轻言战事。中越历来藩属关系，唇亡齿寒，应不惜一切对法一战。反观法***装备精良，但“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12]李鸿章以双方综合国力为背景，主张慎重考虑是主战还是主和。主战派张之洞认为：“少荃议和三两次，遂以前辈自居乎？”。客观来讲晚清***府自顾不暇之际首要维护本国利益，避免因援越引发中法战争的主张明智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主战”比“主和”更能够从晚清的具体国情出发，是切合实际的外交主张。
从传统教育来看，李鸿章仍然是一位出身于封建科举制度的文人举士。成年后参***数年演变成一位现实主义者，但是传统儒家文化“忠文节孝”对他的价值观有着深渊的影响。他超乎寻常的效忠于晚清朝廷，忠于西太后，光绪皇帝。一度压制了孙中山先生僭越的***思想，也不愿取而代之。
近代史上，世人皆以李鸿章在对外战争中主和，执笔签订不平等条约来评价，难免有失客观。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予李鸿章“和戎”外交策略更加公正，公平的评价势在必行。这不仅关系到对李鸿章个人的评价，还关系到对中国近代社会整体情况的认知。只有深入的调查研究，科学的总结李鸿章外交思想的本质，才能客观公正的评述他本人。
众所周知，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交战国双方综合实力的较量。晚清***权衰落，尤其是专制体制的腐败和经济制度的落后，完全丧失了抵御强盛资本主义的侵略。在对比悬殊情况下，倘若一意孤行，只有自取伤亡。李鸿章认为关键是朝廷尽快强大起来，而不是盲目迎战。一旦开战，巨大的人力，物力消耗，甚至之前的努力化为灰烬[13]。例如：甲午海战时，北洋水师；中法战争时，福州船厂。不过，晚清的“主战”与“主和”都是从维护封建王朝的意愿出发，只是面对问题时所采取的态度和处理方法不同而已。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著，和卓恩评注李鸿章[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9
[2]李鸿章李鸿章全集（奏稿）[M]海南出版社，1997：11
[3]李鸿章：《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M]海口出版社，1997（11）：2593
[4]《筹办事务始末》（咸丰朝）[C]中华书局标点本
[5]朱海伍李鸿章外交思想研究[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09（1）
[6]梁启超李鸿章传[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36
[7]顾廷龙李鸿章全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07
[8]刘达人民国丛书-外交科学概论[M]中华书局，1937：19
[9]杨邓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M]上海读书出版社，1947：67
[10]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庚子西狩丛谈[M]2009：107
[1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M]长沙岳麓书院，1994：220
李鸿章传篇3
【关键词】李鸿章；“以夷制夷”；晚清
梁启超在李鸿章刚过世时发表的《李鸿章传中》提到：“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舞台上，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历史世上的一大人物，无可疑也。”清***府的外交权利由李鸿章掌控的时间长达三十年，在此期间，***府外交***策已经在结合了李鸿章个人思想理论及其他前辈们的外交经验，综合当时国内、国际的主流趋势，逐步总结后制定了“和戎外交”、“实力外交”和“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
在这三种外交***策中，李鸿章作为纵览史书的晚清重臣，最为推崇的就是“以夷制夷”，当面临强敌如林的状况时，利用其侵略利益分歧，采取远交近攻连横合纵的办法，让其彼此形成互相对立、互相牵制的局面，以达到中外皆安的***治平衡。此时，外国列强正读晚清***府进行粗暴的侵略和欺辱，这也是巩固“以夷制夷”外交***策地位的环境需求。侵略中国的列强看似为一个组合体，然而暗地里还是被个体利益争夺的矛盾存在，李鸿章心中很清楚若能够将这一弊端加以充分利用，那么就能使得中国在处于外交弱势的情况下，保证其自身利益。以中国国情为出发点是“以夷制夷”外交***策推行的基础，李鸿章很好的利用了列强之间的利益矛盾，并为中国外交积极地寻求有效途径。
该策略的成功实施是在日本第一次侵略朝鲜时期实现的，日本海陆***队在1876年驶进朝鲜附近海域，以武力威胁迫使朝鲜签下《江华条约》，自此以后，日本势力向朝鲜展开全面渗透，同时针对朝鲜宗问题与清***府开展了激烈争夺。这样严峻的历史时刻，李鸿章开放了朝鲜与欧洲诸多国家的通商，在欧洲列强进入了朝鲜以后，再运用巧妙的外交手段让欧洲列强承认朝鲜隶属于中国的事实，此时日本不止要与中国争夺朝鲜的宗，更需要警惕欧洲列强的入侵势力，相比较而言，日本对于后者的担心远超与前者，进而逐步放弃了对朝鲜宗的争夺，承认了中国宗主国的地位。
甲午战争的爆发使得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饱尝了挫折和失败，中日两国在19世纪90年代因朝鲜问题所产生的矛盾日益激化，当时有识之士联合民众要求清***府要直视日本的直面挑衅并积极备战，而李鸿章认为在***事力量和综合实力方面，我国处于弱势，应该采取避战求和的外交方法。“以夷制夷”中所提倡的外交观念在此时驱使***府乞求欧洲列强能够出面调停战争，并借此力量来胁迫日本从朝鲜赴京领域撤回。慈禧太后作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既惧怕日本武力的威胁，又忙碌于自己的六十寿庆，因此一心求和，对李鸿章的求和主张给予支持。而后李鸿章积极奔走于英、俄之间，他认为俄国处于维护本国利益并称霸远东的想法之中，一定会警惕日本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侵略行为，在这种利害冲突的环境中，李鸿章希望能够“联俄制日”，所以请求俄国能够出面战争调停。虽然俄国***府当下应承了李鸿章会劝告日本撤兵，并且保证若日本不予理睬，则采取武力压服。李鸿章将自己的全部希望放在了这些空头许诺上，因此完全没有战守备战的想法。而俄国方面却害怕打压日本的行径会迫使日本“投入”英国的“怀抱”，便转变策略去讨好日本，不仅在表面上不做调停准备，还暗地里向日本的侵略行为表示支持，想从中分得一杯羹。这一希望破灭后，李鸿章又将调停的希望寄托在了英国***府上，然而英国为了扩张自己在远东的势力，并遏制俄国在东北亚的势力扩张，也极力拉拢日本。同俄国一样，英国也只做表面功夫应付一下李鸿章，而暗地里也怂恿并支持日本的对华侵略。
战前李鸿章一心希望只要达成了战争调停的协议，中国清***府的***权还能够有所保留，并维持下去，然而在此周旋的期间，不仅连续性地上当受骗，而且错失了最佳的战前守城准备的时机，太过于迷信“以夷制夷”外交***策的应用效果，进而将驻朝清***推向了危险的被动地位，这是导致后期清***遭受被动挨打的主要原因。在1894年7月25号凌晨，日本***队对清***的运兵船开展了突袭，挑发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这一战争的爆发既说明了“调停”游说的失败，也表明了“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走向了消亡。外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李鸿章没有认清列强侵略的本质所在，他们的目的在于实现本国在华利益的最大化，并不会将中国的自身利益考虑在内。也就是说，“以夷制夷”外交策略的实施应该建立于列强在华利益争夺的基础之上，当其利益得到顺应时，外交策略自然会起到作用，反其道而行之，则会走向灭亡。这一历史教训也足以证明，弱国无外交的事实。
参考文献
[1] 赵广，李静.***还是误国——李鸿章外交***策浅析[J].传奇.传记文学选刊（理论研究）， 2011（03）.
李鸿章传篇4
梁任公在《李鸿章传》中，从平定太平***捻***、洋务运动写到中日战争，再到李鸿章办理的多项重大外交事务，按传主的经历一一道来，评说李鸿章的是非功过。
在击败太平天国关键的金陵之役，梁任公认为，“湘***之能克金陵歼巨敌非曾国荃一人之功，实由李鸿章等断其枝叶，使其饷源兵力，成孤立之势，而根干不得不坐凋。”说李鸿章没有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争功，称赞其“诏会剿而不欲分人功于垂成，及事定而不怀嫉妒于荐主，其德量有过人者焉。”
如果说平定太平***李鸿章的淮***是初露锋芒、而非第一主力，那么，剿灭捻***时李鸿章则是全***主帅，其兵家之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李鸿章认为捻***已成流寇，上策是“逼之不流，然后会师合剿”，还有先灭东捻后平西捻的战略，都被后来的战争实践证明其英明。
从内战到外战转变，也是李鸿章人生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梁任公认为李鸿章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在后来用李对比外国***治家时，说“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按梁公所说，当时中国兵力也是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
谈到中日战争，梁启超认为，李鸿章多次“失机”。光绪十一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约，同意朝鲜有事中日都可派兵，并互行知照，让朝鲜从中国的藩属变成“似为中日两邦公同保护国”，这是之一；甲午战前，袁世凯处理朝鲜事务失当，给日本可乘之机，而李鸿章重用袁世凯又听信袁世凯，“失知人之明”，这是之二；战前已兵力不如日本，又“使敌尽扼要冲，主客易位”，这是之三。三机既失，战事遂开，中国兵败已成定局。
分析甲午兵败，梁启超写道：“盖十九世纪下半纪以来，各国之战争，其胜负皆可于未战前决之。何也？世运愈进于文明，则优胜劣败之公例愈确定。实力之所在，即胜利之所在，有丝毫不能假借者焉。无论***治、学术、商务，莫不皆然，而兵事其一端也。”所以中国兵败是一种必然。历史学家雷海宗编著的《中国通史选读》的“甲午戊戌与庚子辛丑”节，所选的史著即梁启超的《日本吞并朝鲜记》，雷先生评史说：“英法联***以后，中国对外没有再受严重的挫折，以为大势已无问题：一直到被素来所轻视的日本打败，在羞愤之下才知道自己实在衰弱不堪，非设法振作不可。”
梁任公认为，李鸿章从***经历中“半属外交之生涯”，“欲断定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为最大之公案”。他用两章述说李鸿章处理天津教案、法越之役、议和日本、中俄密约、胶州之役等等，“中国当时之人，无一知有世界大局者。”而李鸿章是相对最知世界者，但他代表中国办外交，几乎都是“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李鸿章在外交上的妥协和失败，不是个人原因，而是国力衰败的晚清远不是西方列强的对手，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一般得不到，这是实力外交时代的规律，李鸿章有再大的本领也无力回天，梁启超叹曰：“天下气短之事，孰有过此者耶？”
李鸿章多与洋人接触，亲观其器械之利，因而重视生产坚船利炮的洋务运动，但却忽视了***治制度的变革，更没有看到国民思想认识的重要性。在评价李鸿章这种认识时梁启超说：“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
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是英雄，但不过是寻常的英雄，“西哲有恒言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一能谓其非英雄也。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在自己所处的时势中成为英雄就非常不易，还想造时势更是难于上青天，李鸿章没有做到，按梁任公苛刻的标准，中国上下五千年，似无造成时势之英雄。
梁先生说，李鸿章所以不能成为非常的英雄，用“不学无术”四个字可以概括：“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孟子曰：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是之谓不知务。殆谓是矣。李鸿章晚年之著著失败，皆由于是。”
李鸿章所以不能有更大的作为，梁任公也认为主要不是李鸿章个人的过错，而是时代所限，“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他说李鸿章生于中国而非欧洲，生于过去而非今世。他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其“之遇”便是指时代所限。
钱穆先生说：“曾、左、胡、李号称同治中兴功臣，然此等人物，仅能平乱，却不能治制。”李鸿章更不能应对的是巨变的世界。
梁启超先生用龚自珍的诗篇作为全书结尾，呼唤在内忧外患的祖国有胜过李鸿章的人才——“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李鸿章传篇5
【英】罗伯特・道格拉斯
李静韬等 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2月
36.00元 只有这样的“别有用心”，我们才能知道，西方对中国***治的吐槽，源自哪些单独事件的刺激，而不是流于被民族情绪或者自我逻辑去驱动相互“妖魔化”的想象。
有海外视野可以为现代的***客加分，但在李鸿章时代，这不算什么好话，他办了些洋务，也出现过列强点名要他出面会商、其他清廷大臣来者免谈的桥段，这些都让李鸿章在高层***治中，被划分为西方人民的“老朋友”，是个改革派。
至少长久以来，书上是这么写的。从明确的派性定位出发，才会有后来不断演绎出的宫斗剧情节，以及改革与保守两条路线之争。要不然，刀光剑影所从何来？当然，这些都是中国人自己说的，而且仿佛人们从李鸿章的故事中，能“恰好”读到他们期待的情绪：权谋、厚黑、民族主义，以及改革者难以避免的失意。
相比之下，西方***客就显得“别有用心”了，因为他们通常讲述的细节，都不会逢迎这种情绪，甚至会出现截然相反的***治评价。
比如罗伯特・道格拉斯在《李鸿章传》中说，李鸿章“一直表现出对欧洲人的怀疑，一旦达到他的目的，他就会迫不及待地想摆脱他们”，这就与国内舆论对这位前朝重臣的褒贬稍有不同，因为大多数官员都认为李鸿章与洋人走得很近。
道格拉斯是在李鸿章去世六年前，也就是1895年完成这本书的。作为一名曾在中国短暂停留的英国低阶外交官，他其实缺乏近距离认知李鸿章这位清廷重臣的机会，其所凭依的，是中国知识分子阶层都不难接触的公开材料。如果说还有哪些独到的消息渠道，就是一些外交官的观感转述了。
道格拉斯用很多事例来试***证明，至少英国人并不认为李鸿章对他们是亲近的――李鸿章抱怨洋人到他的办公室来的次数太多，以至于引起同僚的非议；李鸿章飘忽不定，对来华“帮助”他平定太平***起义的洋人雇佣***忽冷忽热，要用兵时就万事好商量，战事一落就人走茶凉；李鸿章出尔反尔，英国***官戈登率领的洋***队本已与一队准备投降的太平***谈妥投诚事宜，李鸿章派人突然袭击，割下这队太平***首领的人头，这一事件让戈登感到人格极度受辱，因为他早就答应叛变人员会保全生命。
总之，在道格拉斯和他的外交官朋友们看来，李鸿章是一位精干的中国人，但与其他中国官员一样没有原则；没有任何的***事知识背景，却管理着清国的陆***和海***事务。对那些来华“助战”剿灭太平***的外国雇佣***事力量，李鸿章一方面时常克扣他们的粮饷，另一方面又设计挑唆外国***官之间的不和。这些行为都难以让一些外国人从心里尊敬李鸿章。
一旦涉及到具体事务的处理，李鸿章所营造的那种白须怡然、频频颔首的优雅外交形象，就不再那么引人入胜了。攻心博弈，在中国官场的字典里是有***治手腕的同义词，因为中国暗箱式的议***空间从来只流行这一手；而洋人，特别是处理行***事务的洋大人，对官僚手段实在是难以适应――他们接受的训练是做成事，而现在面对的中国现实是要先精通人事。
甚至李鸿章的一些标志性改革事件，在道格拉斯的分析中，也难以称之为“改革”。比如李鸿章所成立的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公司”轮船招商局，从财务角度来说，从未发达过。名义上是公司，其实是***行为，股东无法过问管理，并一直眼睁睁地看着利润“凭空消失”，也就是被贪污。
不过，如果将道格拉斯的写作意义，简单归类于将李鸿章的个人形象复杂化，则真是过于简单。***治舞台的中西方差异，我们常常解释为文化不相同、制度有差别，这种单薄的解释，不仅中国人接受，洋人也认同。就连写中国***治的史景迁，笔法优美，考据繁芜，但偶尔也会限于材料，在描述某些***治人物时，不免沾染上淡淡的外国文艺腔，将他们的种种中国式官场行为，略显直白地定义为“雄心壮志”；将任何时代的人事斗争，都用“改革与保守殊死较量”来框定……
这也是许多谈论中国***治的洋人，难以绕过去的缺憾――只不过是换了另外一套语言体系来叙事，有如用好莱坞手法来拍献礼片，除了更为流畅与新奇的阅读之外，干货无多――他们始终无法全力把握中国***治人物的行事规律以及宫廷人事对许多大型公共建设的影响力。
正因如此，道格拉斯的“别有用心”，才显得真实。
因为只有这样的“别有用心”，我们才能知道，西方对中国***治的吐槽，源自哪些单独事件的刺激，而不是流于被民族情绪或者自我逻辑去驱动相互“妖魔化”的想象。
也只有多倾听洋大人“别有用心”的中国议事，我们才能越来越看清，一个作为“改革者”出现的李鸿章，其实在洋人看来并不那么“改革”，也与洋人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改革者”也可能并不是一个两袖清风的谦谦君子，至少清廷的所谓改革，是在一个潜心算计的权臣的影响下进行的，而且似乎并没有多少高尚的外衣。有关这一点，清廷老百姓看不清，洋大人反倒看得清。 阅读推荐
沈迦
新星出版社
2013年3月 48.00元
《寻找・苏慧廉》
苏慧廉是上世纪初著名的传教士、教育家和汉学家，他的名字与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名人关联密切。他经历过上个世纪中国最动荡的时期，而他的历程，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本书作者沈迦历时六年，走访苏慧廉曾经生活过的城市，试***以描述这样一个被遗忘的历史人物的际遇来重返历史现场。
鲁敏
花城出版社
2013年3月 29.80元
《九种忧伤》
本书是曾获得鲁迅文学奖的青年小说家鲁敏的最新作品。好像查理德・耶茨的《十一种孤独》，本书假定一个“忧伤”的主题，写了一组人物在都市中“世俗庸常的失望，难以解释的不满，突如其来的悲怆，暴风雨般的渴望”，这些感情不被重视，也申诉无门，唯有在故事中，才能够被感知一二。“九种忧伤”，但只有八个故事，第九个，未必不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曹卫东 主编
世纪文景
2013年2月 45.00元
《德国青年运动》
本书是德国青年运动研究论文的译文集。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青年发起了回击现代社会的“候鸟运动”，自喻为候鸟的青年，试***寻找未经现代染的民间文化，重构德意志民族的生活方式。德国青年运动中的参与者有许多是德国著名的思想家；而从最初的“候鸟运动”，发展到青年抵抗运动，又与纳粹关系复杂。德国青年运动可以说是现代德意志文化的形塑者。
【美】鲍勃・施皮茨
董楠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年3月 69.00元
李鸿章传篇6
“天子躬耕，皇后亲蚕”。自古以来，纺织生产一直被作为统治阶层立国的重要经济支柱而加以保护和重视。在历史上，中国是世界纺织生产的强国，一直到19世纪初期，中国土法手工纺织品和传统植物染料靛蓝还大量出口欧洲。18世纪，英国依靠机器纺织工业积累的大量资金和技术，完成第一次产业***并迅速崛起。1840年英国侵华战争的直接导火线虽然是鸦片贸易，但实际上英国纺织中心曼彻斯特市资本家早就要求英国***府用武力打开中国纺织市场［1］鸦片战争后，洋商利用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低税率和倾销***策等手段，开始向中国倾销机器纺织品，洋商用土布三分之一的价格将洋布卖给中国人民，舍土布而着洋布者比比皆是，并从沿海而逐渐及于内地。诚如郑观应所说：“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2］纺织品进口速度日增，进口的英国棉纺织品总值从鸦片战争前的白银年40余万两猛增至战后的1 000万两，到19世纪中叶已达2 000－3 000万两，到90年代初，棉纺织品进口总值竟达5 270余万两［3］，仅次于鸦片的进口数。同时期，印度的传统经济因遭到英国纺织品的巨大冲击而衰败，马克思认为“英国的干涉则把纺工放在兰开夏郡，把织工放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摧毁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4］。在纺织繁盛之地江西抚州，一个传统家庭妇女手工纺一匹布可卖两千文，足以应付家庭日常花销，而进口纺布，一匹只卖600文，质量却远胜土布。到1885年，纺织品进口总值已超过鸦片占第一位，不仅大大冲击中国传统的土布生产，致使大量的手工纺织业破产，农村纺织劳动力过剩，白银大量外流，传统经济遭到沉重打击。
二、李鸿章的三上《织布局折》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创建和发展
光绪八年三月初六日（1882年4月23日），李鸿章上表《试办织布局折》，对近代中国纺织面临的危机和挑战做了全面论述。为了保护中国机器纺织发展，奏折提出给民族纺织专营十年的优惠***策，对机器纺织产品，“如由上海迳运内地，及分运通商他口，转入内地，应照洋布花色，均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溉免内地沿途税厘，以示体恤”［5］。这说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朝***府从一开始就从国家决策层面出台一系列支持机器纺织的发展***策，奠定了近代纺织业发展关键的第一步。上海机器织布局创设于1876年，实际筹创始于1878年，1890年投产。由于李鸿章给予的特殊优惠***策和淮系要员杨宗瀚等人的努力，织布局开工后，营业甚盛，纺纱利润尤厚。据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1893年5月10日所记，织布局每月获利达1．2万两，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办的非常成功。在李鸿章上奏《试办织布局折》后，淮系官僚上海道台合肥人龚照瑗呈请李鸿章奏准设立华新纺织新局，参与者有淮系幕僚严信厚等人，严信厚一直担任总办一职。由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成功，李鸿章为大利所诱，决定大规模扩充纺纱，遂令出使英国大臣薛福成速购新式细纱机百部，不料新机订购未妥，织布局于1893年10月19日发生严重火灾，延烧全厂，损失白银70余万两。该局被焚后，李鸿章并不气馁，急***恢复，光绪十九年十月（1893年4月）李鸿章又向皇帝上《重整上海织布局折》［6］，再一次提出采用机器纺织以敌洋布，并上奏积极推荐淮系洋务大将盛宣怀来经营。“谋始***成，得人尤难”。盛宣怀果然不负鸿章期望，进行了大胆改革，为改变织布局的官僚气息，盛宣怀按照李鸿章的意思，将局改厂，改称“华盛纺织总厂”。盛宣怀雄心壮志，计划华盛开10家分厂，纱机38万锭、布机4 000张，后来华盛实际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地开设了7家分厂，还控制因管理不善而经营困难的华新纺织局（后改华新纺织厂），到1895年纱锭总量实际约21万枚，布机2 300台。盛宣怀在华盛的成功极大鼓舞了李鸿章。光绪二十年（1894年）年3月28日，李鸿章乘热打铁，再奏《推广织布局折》［7］，除向皇帝奏明上海机器织布局从建立到焚毁又到规复的情况外，又依盛宣怀之意，将华盛规划的38万锭棉纱、4 000张织机加上张之洞的湖北纺织局的2万锭棉纱、1 000张织机，共40万锭和5 000张织机作为今后十年纺织行业的最高投产限额，加以保护。奏稿中还强调“将求种棉之法，徐***纺织细纱原布，以期开拓利源”，以求棉农结合，更好地推动纺织生产。此时银元贬值而英镑升值，购买进口设备花费巨大，又担心洋商自行在华设厂，与华民争利。李鸿章忧心忡忡，奏稿中甚至出现“此臣所以日夜筹维，力***振兴，而不敢中止也”的紧张情绪。李鸿章的这篇奏稿上了不久，甲午战争爆发，战争的起因之一是日本新兴纺织资本家要求掠夺中国原料、市场和在中国拥有开设工厂特权。由于李鸿章等人的努力。甲午前外资投资纺织业得到严厉控制，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纺织产业保护条例自然失效，外资果然大量在中国设厂，中国初生的机器纺织业面临外资纺织业的全方位围剿，困难重重，中国近代机器纺织第一个发展阶段告一段落。但毋庸置疑的是，李鸿章的以上三篇关于创建机器纺织的奏折在中国近代纺织发展历史上具里程碑的意义。
三、淮系集团的努力促进近代机器纺织的全面进步
1．盛宣怀与“华盛纺织”
盛宣怀，江苏常州人，长期担任李鸿章幕僚。李鸿章苦心筹划的上海纺织机器局由于一场大火毁于一旦，盛宣怀接受了李鸿章的任命，并按李鸿章“建厂开工，稗昭迅速”的要求，积极多方筹备。1893年12月20日，盛宣怀向李鸿章递交了《规复机器织布局禀》，迅速处理好火灾遗留问题，紧锣密鼓地进行规复，成效明显。1894和1895年华盛经营良好，华盛总厂及其在上海、无锡等地的裕源、业勤等七家分厂，是近代纺织业创始时代的代表企业。这些企业中的创办者和经营者基本是李鸿章淮系幕僚人物，著名的如杨宗濂、杨宗翰、龚照瑗、朱鸿度等。
2．周学熙与“华新纺织”
周学熙（1866－1947），安徽东至人，李鸿章幕僚、清末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周馥的第四子，我国北方近代民族工业的奠基人，与南方实业家张謇并称为“南张北周”，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对中国出口减少，一时货源紧缺，周学熙着手组织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19年正式成立，两个月即获利10万元；1919年3月至1920年2月计获利137万余元。此外，周学熙还先后在天津、青岛、唐山等地建厂。天津华新纺织厂创办后，对北方的棉纺织业起了推动作用，先后在天津建起纱厂5家，在济南建起纱厂3家，奠定了北方纺织业的基础，与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了有力的竞争，既为国家挽回了利权，又打下了棉纺织业的基础。1918年，周被任命为全国棉业督办。他制订《整理棉业计划四条》，提出改良棉种、培养技术人才、成立棉业公会等措施，并成立了长芦棉垦局，开始大规模植棉。
3．张謇与”大生纺织“
张謇，江苏南通人，早期为淮西将领庐江人吴长庆和李鸿章幕僚桐城人孙云锦（后任开封知府）幕僚。1894年在南通设立大生纱厂，1899年投产。张謇注重棉花种植生产和机器纺织之间的关系，1901年建成通海垦牧公司，以棉纺织为核心建立了从棉花种植到机器纺织和纺织机械的大型集团企业，1913年，张任北洋***府农林工商总长，制定民族纺织保护条例。“大生纺织”是近代纺织第二个黄金时期的代表性民营纺织企业。
4．薛南溟与“永泰”丝业
薛南溟，是薛福成长子。光绪十四年（1888年）中举，入李鸿章幕府。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他以候补知县衔任天津县、道、府三署发审委员会委员。光绪二十二年与周舜卿合资五万两白银，在上海七浦路开办水泰丝厂。由于注重工厂管理和工人技术训练，重视产品质量，精选优良茧子，终于缫出“金（银）双鹿”牌优质白厂丝，在国际上声誉日隆。至光绪末年，该厂已拥有480台缫丝机，在厂职工1 000余名。所产“金双鹿”丝曾获美国纽约万国博览会金像奖。薛南溟病逝后，其子薛寿萱努力经营，很快登上“中国丝业大王”的宝座。
5．陈惟彦与安徽裕中纺织
陈惟彦，安徽石台人，1884年入李鸿章幕府，和张謇是儿女亲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外国纱布进口锐减，陈惟彦产生在芜湖创办纱厂的想法。芜湖当时是安徽最大通商口岸，交通便利，附近盛产棉花，具有发展纺织工业的良好条件。1916年，陈惟彦以振兴实业为名，创办裕中第一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向英国订购机器，1919年投产，生产“三多”、“四喜”牌粗纱，揭开安徽近代机器纺织序幕［8］。
四、李鸿章创办近代纺织的历史价值
1．建设纺织工业的富国思想与近代工业化全面推动的不谋而合
李鸿章关于建设机器纺织工业的富国思想是在洋务运动中逐步形成的。洋务运动早期，李鸿章认为“洋机器于耕织、印刷、陶植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省人物之劳”［9］，局限于采用机器纺织能够节省劳力，提高生产效率的初步认识阶段。后来逐渐认识到利权的争夺关系重大，李鸿章认为“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而中国若不早***变计，“以贫交富，经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弊者”，反映了洋务派民富才能国强的观点①。李鸿章在《试办织布局折》中强调“臣维古今国势，必先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要益固”，更加鲜明地指出民富才能国强和兴办纺织业对于民富的重大意义。李鸿章在接触西学的过程中，受到西方经济价值观念的影响，看到西方皆以工业立国而富强的事实。纺织行业本身能广泛解决就业以利民生，产品又是大众必需品，如销售顺畅便能迅速收回投资。发展机器纺织对洋务民用企业的采矿、铁路、航运都有极大的推动，纺织还直接影响中国农村广大的种植业，意义深远。1894年，就在盛宣怀重建华盛纺织已有起色，李鸿章再奏《推广织布局折》的时候，杨经、杨纶还建议盛宣怀开展机器印染，进一步完善机器纺织产业链以争取利源，可以说近代纺织发展正按照正常的轨道在进行［10］。在近代经济史上，第一次产业***就是从纺织行业开始而开创大工业时代，现代工业发达国家几乎都是以发展纺织工业来积累资本以实现工业化。鸦片战争前，英国已经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纺织生产强国，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由于大力引进英美机器纺织而迅速完成初步工业化。李鸿章具有当时士大夫中少有的远见卓识，力排众议，大力举办机器纺织，还亲自为纺织企业题写厂名，对于纺织企业的财务、人事、商务等等方面事无巨细都亲自过问，足见其对纺织发展的殷殷关切之心，无形之中在淮系幕僚中引起重大反响。当时社会上有识之士之中也对李鸿章的纺织建设成就高度认可的，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青年时期就曾上书李鸿章，赞赏李等洋务派“育才则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先后辉映”。李鸿章之后，淮系幕僚相继创办了众多的纺织企业，到1913年纺织工业在整个工业经济中占了投资总额、厂数、从业人数三项第一［11］。这些企业以“华盛”、“华新”、“裕中”、“裕源”为名，反映了洋务派希望积极通过兴办民族纺织工业以争取国家利益而富民强国的思想，而当时纺织工业的实际进步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工业的全面发展，近代中国工业化似乎在这个节点出现了曙光。
2．实现纺织技术的历史性进步
中国手工纺织历史悠久，由于中国土布的价廉物美，一直到19世纪初期都是出口的大宗商品，现代机器纺织的成果在中国并没有得到体现，中国的手工纺织技术依旧顽强地生存，手工纺织生产由于中国劳力的低廉和机器纺织的刺激甚至在局部地区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现代纺织技术的革新自然无从谈起。由李鸿章倡导的机器纺织工业，在纺织技术进步方面无疑是彻底的革新，其中淮系集团把持的上海机器纺织局是当时引进技术最成功的企业。中国第一批近代纺织技术力量开始出现，纺织技术得到飞跃发展。这种进步是一次性突破的，从现代机器纺、织、染技术引进的角度无疑是成功和低成本的，上海机器纺织局的机器甚至使用至上世纪90年代的限产压锭时代。自李鸿章倡导近代机器纺织以后，沿袭数千年的中国手工纺织开始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经过几代纺织科技人才的努力，特别是***后，新中国自己建立了***的纺织工业体系并加以保护，终于在20世纪末完成机器纺织技术的赶超，中国成了世界第一纺织大国。纺织工业为中国工业化、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提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3．推进中国现代纺织基地的形成
淮系集团创办的纺织企业在运营、产品质量等方面领先于当时其它洋务集团，湘系集团左宗棠在甘肃兰州主持织呢局，经过两年艰苦筹备和生产，其产品“几乎完全不能出售”［12］；1883年织呢局锅炉爆炸，彻底停工。另一洋务主帅张之洞在武汉筹建湖北纺织四局，因筹款困难、资本不足、管理不善等原因，四局共欠款近170万两，企业衙门化，管理混乱，生产难以为继，连年亏损。相比之下，从李鸿章筹办上海纺织机器局一开始，就注意用人和筹款两项办厂要点，筹建初期，接连撤掉总办彭汝琮和龚寿***、龚彝***兄弟，启用马建忠、杨宗濂、盛宣怀等洋务人才。在1893年上海纺织机器局毁于一炬后，李鸿章又力***规复，体现了李鸿章对兴办机器纺织的高度重视和坚持，日后上海成了中国最大的纺织基地，纺织行业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始终是上海的第一大产业，为上海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之一做出彪炳史册的贡献，淮系集团在天津、青岛等地也极力推动机器纺织的发展，形成了近现代中国著名的“上青天”（上海、天津、青岛）纺织基地，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工业化的发展和壮大，功不可没。
李鸿章传篇7
李鸿章的一生，伴随着清王朝走过风风雨雨40年，从鼎盛走向衰落，直至灭亡。无论生前还是死后，他都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历史作家汪衍振的《李鸿章发迹史》，讲述了李鸿章“一直被弹劾，谁也扳不倒”的谋略与细节，以及40年稳如泰山的为官之道。
李鸿章从***40年，遭遇创纪录的800多次弹劾，有的是小人告密，有的是上司打压，有的是亲信背叛，有的是***敌陷害，有的是捕风捉影，有的是证据确凿。面对无数或明或暗的对手，一次又一次的***治风暴，李鸿章总能从容地走到最安全的地方，一直被弹劾，谁也扳不倒。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宝座上一坐25年，呼风唤雨，权倾天下。李鸿章似乎拥有一种对时局和人心的预判能力，无论对手设下多么阴险而密不透风的陷阱，他总能从容地走到最安全的地方。此刻，读《李鸿章发迹史》，就能更懂官场的风云变化。
李鸿章的发迹，走的也是从书生到带兵官的路子。李鸿章的性格，受曾国藩“打掉牙齿和血吞”的处世原则影响很大。更为重要的是，他创建淮***之初，曾国藩给予了极大的帮助，直接把八营湘***给李鸿章统领，这也是李鸿章创建淮***的班底。之后，淮***成了李鸿章发家的本钱，也是他在官场青云直上的根基。他是这支***队的绝对领导，淮***就是“李家***”。李鸿章所以成为李鸿章，既有时运，更堪玩味的则是其人身怀的种种看家本领。
李鸿章有很深的洞察力，并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1874年，他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但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局限，“和戎”与“变法”都归于失败。他代表清***府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背上了“***贼”的骂名。作为主要谈判人，李鸿章自难逃其咎。不过，在大败之后签订“城下之盟”，战败国讨价还价的余地其实非常有限；而且诸如割地赔款事关重大，最后的决定权其实还是在朝廷手中。
李鸿章传篇8
原来京师办同文馆，是准备招年轻翰林的。但士林以学习洋文为耻，一个翰林都不肯来，也不敢来。其他几个新学堂的学生，尽管都是国家珍稀的洋务人才，在官场上，却一直被人看不起。严复留学英国回来，做了北洋水师学堂的总教习，但在科名方面没有建树，一直为族人看不起。严复有个叔父举人，其实什么都不是，但却有资格一直看不起严复。严复受刺激，每次乡试都会下场，却屡试不第。如果他不花那么多功夫准备考试，肯定还可以翻译出更多的西方著作。
那年月，办外交，被官场视为畏途。郭嵩焘担任驻英法公使，要找十几个随员，待遇优厚，但没有人应征。曾国藩的公子曾纪泽，在驻外使节中要算是比较保守的了，名门之后，堂堂的侯爵，但依然被人视为***。那时驻外使节，按清朝体制，有钦差的名义，所过之处，地方得好好接待，但他们偏偏例外，人家会说，什么钦差，分明是***。
在国内跟洋人打交道，不论情况如何，都要强硬，否则，就是***。别说一般洋务人员，就是德高望重的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没有按士林舆论的口径强硬到底，照样被人骂得狗血淋头。一向以曾中堂为荣的湖南人，居然有人提议要开除他的省籍。
声望远不及曾国藩的李鸿章，对外交涉办得多，条约签的也多，一直就是士大夫们嘲骂的对象。有个御史弹劾了李鸿章，为此丢了官，士大夫争相宴请恭维。甲午之后，有人居然传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做了日本的驸马。京城苏丑杨赶三死了，人们把此事硬跟李鸿章扯在一起，说是“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李鸿章排行老二，李二先生，就是李鸿章。不仅李鸿章如此，李鸿章下面做轮船招商局总办的马建忠，也吃挂捞。浙江有个姓马的举人，因为人代考，事发之后，逃避追捕，去了日本，就有御史把此人说成是马建忠，上奏弹劾，说李鸿章是大***，马建忠是小***。
每次中外冲突，国内舆论，都是一片喊打之声。调门越高，得到的喝彩越多。打又打不过，打败了，就在国内找***，所以，像李鸿章这样的人，就成了中国失败的罪魁祸首，好像没有了李鸿章，中国就可以百战百胜似的。
戊戌维新中，所有的维新志士，在相当多的国人眼里，都是***。人们把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新***，跟李鸿章和李经方这样的老***放在一起抨击。我们现在说戊戌维新，当年则传是康有为进红丸，毒杀皇上。进而，连戊戌过后的庚子年闹灾，都认为是***们闹的。八国联***，也是康有为领进来的。跟六君子一起倒霉还有张荫桓，在发配***的路上，老百姓一路骂他***。义和团运动，***的头衔，随处赠人，凡是跟洋字沾边，别说信洋教，跟洋人做事，哪怕用了一支西洋铅笔，都被说成了二毛子***。当时所有的洋货都抵制，被义和团抓了，要砍头的。
李鸿章传篇9
关键词：李鸿章；联日防俄；甲午战争；中俄密约
国内对李鸿章的研究卷帙浩繁，但对其对日外交思想的研究主要散见于各种传记和其他研究资料中，缺乏对李鸿章对日外交思想的系统研究。本文试对李鸿章从联日、防日到拒日的全过程作一系统研究，以使人们更全面地了解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思想。
一、李鸿章的“联日”思想
李鸿章力主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是李鸿章“联日”的开始。日本明治维新后，李鸿章逐渐认识到其迟早会对中国造成威胁。而当时的日本明治***府企***首先打开名义上是中国属国的朝鲜的大门，要求与朝鲜建立排斥中国的“正常关系”。在遭到朝鲜的坚决抵制后，一方面开始大力宣扬所谓“征韩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改变策略，决定先与清***府订约建交。“日清平等后，朝鲜自然列于下位，从中国回来，路过朝鲜王城，再签订日朝条约。利用所谓远交近攻之策，使清廷无法援助朝鲜。”①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府于1870年8月派柳原前光等来华议约。日本要求订约的要求遭到清***府许多顽固派的极力反对，于是柳原前光到天津拜见了刚刚调补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李鸿章第二天便致函***衙门，表示他的态度说：“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依为外府。”②以日本为外援就成为日后李鸿章“联日”的主要原因。由于李鸿章力主订约，清***府改变了原来的立场。1871年9月，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达宗城谈判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
此时李鸿章主张与日本订约并提出“联日”，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一是考虑到日本与中国地缘接近，又日渐强大，试***“以示羁縻”，防止日本侵略中国。
但是，李鸿章反对援引西方国家之例把种种不平等特权订入条约，尤其排除了最惠国待遇条款。李鸿章也看到了日本对朝鲜的野心，所以在《条规》第一条写入“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隐为朝鲜等国预留地步”③。二是避免日本与西方勾结，“若拒之太甚，势必因泰西各国，介绍固请。彼时再准立约，使彼永结***援，在我更为失计”④。三是联络日本对付西方列强，条规第二条“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⑤。隐含了李鸿章联络日本对付西方的意***。但是实际上这一条规并不能构成中日同盟，“必须彼此相助”仅仅意味着道义上的支持，对双方没有约束力。由于清朝已经衰落，日本刚刚开始“明治维新”，中日也不可能结成一个强有力的同盟对抗西方列强。有人解释为李鸿章试***建立东方联合战线，甚至“以东制西”，都是不恰当的。李鸿章对此并没有太大的信心⑥，他顶多希望在再次遭到西方侵略时能与日本互通声气，取得日本的支持，而不至于使日本也加入西方侵略的阵营。他提出的“联日”应该没有超出以上讲到的三点理由。
1874年5月，即《修好条规》批准互换后不到一年，日本即悍然派兵侵略台湾，对当地高山族人民大肆烧杀掳掠。李鸿章开始认识到日本对中国居心叵测，“联日”的想法因此有所动摇，并开始意识到要采取措施防范日本。他上《筹议海防折》，强调了海防的重要性，力主兴建水师。之后，清廷分别任命李鸿章、沈葆祯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李鸿章开始着手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水师，提出要与“日本角胜于海上”⑦。
但是日***侵台虽然使李鸿章对日本开始产生怀疑，却仍没有放弃联日的想法⑧。在处理日本侵台的问题上，他采取了退让的***策⑨。他认为日本的兵力不足与中国为敌，早晚也得撤兵。而且中国即使能够取胜也不与日***开战。李鸿章在台湾事件中主张对日妥协，主要顾虑的是中日开战的后果，“恐是中外构乱之始”，“兵连祸结之象”，担心中日战争一起，列强乘机加大对中国的侵略。尤其1871年后沙俄占据伊犁，对我国西北边疆构成极大威胁，因此主张对日让步以“联日防俄”。
转贴于
二、李鸿章从“联日”转为“防日”
1879年4月，日本宣布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日本的行动充分暴露了它在亚洲扩张的野心。李鸿章对此深为震惊，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在回复何如璋的信中，反复表达了他的激愤与憎恶情绪：“遽废琉球为县，其无情无理，不守条约，不顾公法，实为地球各国所未有，殊堪痛恨。”⑩由于当时中俄仍为伊犁问题关系紧张，俄国还派出了一支由两艘铁甲舰、13艘快船组成的舰队开赴远东，法国正在步步入侵越南，因此李鸿章不敢对日本灭琉一事采取强硬态度，只是请当时经中国赴日本游历的美国前总统格兰忒调停中日琉球争端。格兰忒的斡旋并未奏效，仅仅导致1880年日本派使来华谈判。日本在谈判中提出，将琉球南部的两个荒岛还给中国管辖，但是作为交换条件，要求修改1871年签订的《中日通商章程》，取消其中关于禁止“内地通商”的规定，给予日本片面最惠国待遇特权，即所谓“分岛改约”。***衙门起初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与日本草拟了《球案条约》。
李鸿章在中日谈判之初，也主张分岛改约。但后来，他逐渐认识到防***防俄更重要，中俄关系紧张时日本往往乘机要挟，而且“日人之诡异，断不肯助我拒俄”。尤其当李鸿章得到确切的消息，中俄关系有缓和的希望，“俄人实为自固门户起见，尚未蓄意起衅”，同时又意识到日本的侵略野心不小，于是对日本的态度转趋强硬。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开始反对“联日拒俄”之说，认为：“与其多让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得借俄以慑倭。”主张暂缓批准《球案条约》，对俄稍作让步而反对日本。1881年6月中俄就伊犁问题签订《改订条约》后，李鸿章立即致信总署，要总署“力持定见”，不要害怕日本的“虚疑恫喝”。由于清***府拒绝批准《球案条约》，琉球问题被长期搁置起来，实际是不了了之。自球案发生后，李鸿章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和危害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同时意识到日本下一个侵略目标必将是朝鲜，于是开始筹议朝鲜问题，采取一系列措施防范日本对朝鲜的侵占与渗透。
李鸿章首先建议朝鲜与各国建交通商。1881年，美国要求与朝鲜通商，李鸿章力促朝美双方预定了条约内容。之后，德、英等国都效法与朝鲜订约，肯定了中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加强了清***府对朝鲜的控制，但是同时，日本也在抓住各种时机将势力逐步渗入朝鲜，李鸿章对此认识不足，出现了很多重大失误。
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后，日本以“保护使馆”为名胁迫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规定日本也可以在驻朝使馆驻兵。李鸿章在奏报清廷时表示他的意见说，日本未将割地、开矿及陆路通商各事强迫朝鲜接受，除赔款五十万元稍嫌过多而外，可说“无甚流弊。”实际上，日本获得驻兵权，为日后大***入境对朝鲜进行全面侵略埋下了伏笔，而李鸿章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甲申***变后日本派伊藤博文来华谈判，在这次谈判中，李鸿章接谕旨，与伊藤博文签订天津专条，规定中日从朝鲜撤兵，将来朝鲜若有变乱，中日两国若要派兵，应先行知照。
天津条约允许日后日本与中国有共同的派兵权，无异于饮鸩止渴，对朝鲜和中国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甲申***变后日本在朝鲜的***治势力受到极大挫折，没有也不可能采取战争威胁来要求拥有对朝鲜的派兵权，反而是清***府通过天津条约把派兵权送到了日本手里。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就是依据此条约派重兵侵入朝鲜的。
三、甲午战争后李鸿章的“联俄拒日”思想
甲午战争失败后，日本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因此李鸿章急于为清***府“结强援”，以抵抗日本。俄国在马关条约后与德、法出面干涉迫使日本还辽，使李鸿章对“联俄拒日”寄予了极大的希望。
李鸿章在赴日谈判之初，就曾与喀西尼密谈，达成俄国干涉中日谈判，中国给与俄国在中国东北筑路、开矿的报酬的协议。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直接威胁到俄国在远东的利益。俄国立即与德、法两国进行干涉。三国干涉的结果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之后清朝朝野“联俄拒日”的呼声四起。两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纷纷上书主张“联俄”以抗击日本。1896年，俄皇尼古拉一世加冕典礼邀请李鸿章参加，李鸿章赴俄并与俄签订了《中俄密约》。条约规定俄国在黑、吉两省修筑东省铁路，并有驻兵权；中俄两国日后一经有事，互相支援等。
《中俄密约》签订后，李鸿章对此非常得意，认为可为清***府保得至少10年的和平。后来的历史表明，《中俄密约》的签订和“联俄”***策遭到了彻底的失败。首先俄国之所以阻止日本侵占东北是因为俄国试***将东三省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决不容许日本侵入。签订《中俄密约》的目的则只在于修路，而“防御同盟不过鱼饵，原无诚意，文忠只思借外援而未悟及此。故密约甫签而俄皇已以胶州面许德皇矣”。其次，从此东三省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俄人遂建铁路于东北，势力亦由之而渐入东三省。及庚子俄人更占东北，于是发生日俄战争，驯至于‘九一八’……幕幕层层，莫不导源于中俄密约”，成为东北一系列危机的肇端。最后，各西方列强纷纷效仿，在中国租借地方，代建铁路和开矿，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四、李鸿章对日外交的失败及原因
从上可以看出，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总的来说并没有摆脱其总的外交***策如“力保和局”、“以夷制夷”的影响，但是比较而言，其对日外交思想又与对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外交有很大的不同。李鸿章认为英、法的侵略是远道而来，“重在利商”，而主要不是为了攫取领土，主张在信守条约的基础上，避免与其发生新的冲突，一旦发生新的冲突，也以妥协退让、息事宁人的态度处之。俄国因在19世纪中叶夺取了中国大片的领土，70年代后又屡次进犯伊犁，曾被李鸿章视为最大的威胁，但是左宗棠平定***后，俄国的威胁缓解了，俄国在远东暂时还没有力量进行新的侵略，因此一度被李鸿章视为可以联络的对象。而日本因为地缘接近，国力又日渐强盛，觊觎的又是作为东三省屏蔽的朝鲜，因此，随着日本侵略野心的逐渐暴露，李鸿章对日本在外交上还是采取了“积极防御”的***策。但是他过于依赖外交调停，因而对“以夷制夷”寄予厚望。在中日交往之初，俄国在中国西北和东北边疆都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态势，因此李鸿章试***联络日本以抵制俄国。当俄国的威胁缓解，日本的侵略野心逐渐暴露时，李鸿章开始防范日本，并试***联俄制日。同时他也试***利用英国与日本的矛盾制约日本。但实际上，英俄两国都不可能为大清国的利益而卷入中日冲突，甚至希望从中获利。李鸿章的“以夷制夷”实际上“甘堕洋人之术而不知悟也”，不可能不遭到失败。他自己后来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认为“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交友，彼此皆有相当的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也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若自己一无地位，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过于依赖列强调停的结果是在***事上采取了消极应战的态度。李鸿章***事上的“消极应战”是中国在中日战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导致其对日外交的最后失败。
梁启超在评价李鸿章主持晚清内***外交的失败时曾指出：“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之掣肘者半，由于鸿章自取者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这基本上也适用于李鸿章的对日外交。
第一，李鸿章作为总揽晚清对内对外大权的重臣，淮***和北洋水师的最高统帅，又办理洋务多年，虽然遭到种种制掣，李鸿章难以尽施其***，但是他始终大权在握，是清***府对日***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驻外公使、***衙门甚至帝后两***在决定对日的重大决策时都倚重和听从他的意见。***事外交上的连连失利，李鸿章难辞其咎。他创建北洋海***，力保朝鲜，对日本进行积极的防御，与盲目轻视日本的满族大臣和只尚“清谈”的“清流”派相比，见识已是高了很多。但面对国力日渐强盛、正在全力扩***备战的日本，他的见识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表现在：第一，他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始终认识不足。在马关议和之前，他从未去过日本，只是根据驻日公使的汇报了解到一些情况，对日本***府的真实意***和***事部署都缺乏深刻的了解和判断。而伊藤博文等人多次来过中国，并派出大量间谍全面了解了中国的情况。第二，他对敌我力量的对比没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甲午战前，两国力量对比并不悬殊，清***府并非完全不能一战。而他总认为“彼之***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终必败”，一味避战求和，而且往往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也以妥协退让了事。一旦战争爆发，又总想保存实力，不敢全力出击。日本在发动战争前夕对获胜也没有太大的把握，还因此面对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但在战场上始终拼死出战，并不断地扩大战争。第三，过于依赖“以夷制夷”，不可能得到列强真正的支持，列强为了自己的利益反而联合起来共同对中国进行敲诈，或事后索要报酬。第四，在一个弱肉强食、列强争霸的时代处处坚持“诚信”，认为“倘遇一国有侵占无理之事，尽可邀集有约各国公议其非，鸣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无忌”，相信国际公法的约束作用，轻信条约的规范作用，结果条约无法规范别国，自己反而为条约所束缚。第五，战争爆发前轻许日本在朝鲜的驻兵权。战争爆发后，在***事部署和指挥上连连出现重大失误，如平壤战役有将无帅、鸭绿江防线战线过长、旅大防卫空虚等。没有这些失误，日***本来很难获胜。
第二，不可否认，李鸿章在推行其对内对外主张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自鸦片战争后，清廷官员视“夷务”为“畏途”，不愿与列强打交道。李鸿章身处外交要冲，首先要听命于慈禧太后，又要奉清帝的圣旨，同时***衙门、***机处***出多门，还要时时受到保守派和“清议”派的指责。他是清***府对外***策的主要参与者和执行者，但并不是最后的决策者。光绪帝一心主战，但并没有实权，只能连下圣旨催促李鸿章调***备战。慈禧太后则大权在握，在战争爆发之初她虽然也主战，但很快就转为主和，并为了争夺朝廷的最高统治权而与帝***明争暗斗，李鸿章实际上是主战和主和两种***策的双重执行者。上则“和战不定”，下则不服调遣。李鸿章在朝廷，始终是一“外臣”，除了淮***和北洋水师，他对自己权力范围之外的将帅和***队往往调动困难。因此，战争中救援不力导致孤***奋战的情况多次发生。为此，他也觉得无可奈何。“惟中国***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虑其始必不能善其后……前兴之而后毁之，此信之而彼疑之。”在这种情况下，“内***不修，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不可能不遭到失败。
第三，李鸿章对日外交的败因还来自很多方面。他总结为“四难”：“人才之难得，经费之难筹，畛域之难化，故习之难除。”具体则表现在清***战斗力低下、经费紧张等方面。
1.清***的战斗力确实十分低下。一方面，清***中虽然也有如左宝贵、宋庆、依克唐阿等勇将，但大部分将领不懂近代化战争的打法，缺少谋略，因而战场上屡屡失利。李鸿章曾对受过西洋训练的陆海***人才寄予厚望，但是他们又“文秀有余，威武不足”。另一方面，清***中又有很多贪生怕死之辈，在平壤之战中，日本的***队一万二千多人，李鸿章的淮***达一万四千多人，实力大体相当。但是叶志超作为平壤战场统领，临阵退缩，弃城逃跑。其他将领除了一两位坚持抗敌之外都是一击即溃。日***攻入中国后，清***府调集了大量的兵力应战，却不断有守将不战而逃，以致日***不费吹灰之力攻城掠地。丁汝昌作为北洋水师提督，多次违背朝廷旨意，宁愿被动挨打，拒不出战，应对北洋海***的全***覆灭负主要的责任。李鸿章重用叶志超、丁汝昌，有用人不当之责。但是清***统帅素质低下，清***虚弱不堪一击，也是事实。将帅已是如此，清***士卒更是战斗力差，训练多年的老兵不是很得力，大部分新募的农民则根本不会打仗，加上***炮笨重且严重缺乏，清***只能节节败退。
2.“经费之难筹”是甲午战争清朝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北洋海***的经费来源确实非常紧张。在1875年清***府许诺的每年400万两“海防经费”中，到1877年末李鸿章只收到总数不足200万两。各省同时要给左宗棠远征***提供经费，李鸿章在80年代初期每年只从各省收到约60万两用作海防经费。1889—1890年，北洋海***每年收到约130万两，勉强够维持它现有的舰队、设备和人员。而且海***衙门自成立之日起，在经营海***的同时，又主管起为慈禧太后修筑颐和园的工程。据奕寰称：“钦工紧要，需款亦急，思维再三，只有腾挪新捐暂作权宜之计。所有工程需款，即由新海防捐输项下暂行挪垫。”1888年11月，醇亲王给李鸿章写信，要求他向几个省的督抚们筹款200万两，存入天津洋行，用利息进一步建造颐和园。1891年3—6月，清帝批准了海***衙门的奏折，建议颐和园的建筑款项应取自海防捐款和驻外使团专款。海***衙门因此向清帝建议“停购船械”。而且，经费滥用滥销，并不造册报户部核销，海***衙门究竟挪用多少或是否贪污了海防经费至今没有一个准确数目，只能大体加以匡算，估计在近10年间挪用海***经费近1000万两。与此同时，日本正在倾全国之力发展海***。据统计，1881年至1887年间，日本***府陆***费用增加了40%以上，而海******费则急剧增加了200%。1893年起，日本天皇决定以六年为期，每年从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为此，李鸿章感慨道：“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
在中日交往之初，两国都被迫***，成为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对象。面对民族危机，中日都主张变法自强，学习西方。但在对待邻邦的态度上，两国迥然不同。中国试***“联日”，共同抗击西方列强。而日本一开始就提出“脱亚入欧”，甚至要“失之于欧美，取之与邻国”，毫不掩饰其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野心，并制定了具体的侵略***策，大力扩张武备，一步步将侵略构想予以实施。李鸿章主张“联日”，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功，防日的结果也是外强中干，中日战争的惨败宣布了对日外交的彻底失败，中国进一步衰落下去，而日本凭借从侵略中国中获取的巨大利益，国力迅速增长，并成为20世纪中国最大的敌人，历史的教训值得深思。
注 释：
①井上清：《日本***国主义》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8页。
②⑦《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一第3页、卷十九第2页、第32页、卷十一第45页。
③④《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八第49页、卷一第53—54页、卷四十四第6—8页、卷二第115页、卷七十八第17页。
⑤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第317页。
⑥参见王如绘《李鸿章对日本认识的转变》，《东岳论丛》1998年第5期，该文认为李鸿章试***组织东方联合战线，但也指出李鸿章对“以东制西”没有太大信心。⑧濮兰德（J.O.PBland）在所著《李鸿章》传中提出日本侵台事件是李鸿章改变联日外交的转折点，实际上李鸿章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还寄希望于“联日防俄”，正式转为“防日”应该是在搁置《球案专条》后。
李鸿章传篇10
张佩纶，字幼樵，号蒉斋，直隶丰润人，1871年中进士。在光绪初年的***坛上，他是风头极健的“清流”人物，与张之洞、宝廷、黄体芳合称“翰林四谏”。所谓“清流”，是当时官场中的一批言官，取法儒家传统，以刚正不阿、主持清议、议论时***、纠弹大臣出名。以张佩纶为例，1875至1884年间，共上奏折127件，其中弹劾和直谏的占三分之一。一疏上闻，四方传诵，成为一股强大的***治势力，连张佩纶爱穿竹布长衫，都有人竟相模仿。
一般认为，前清流奉***机大臣李鸿藻为领袖，***治上趋于传统保守，凡稍谈外交、识外情者，咸斥之***大佞，痛诋不遗余力，是洋务派的主要对立面。然而，***治层面的实际运作远非如此，从现存李鸿章与张佩纶间的数百封通信看，他们在关于朝廷***治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刻而坦率的沟通。张佩纶曾对李鸿章说：“作清流须清到底，犹公之谈洋务，各有门面也”，读过张氏的这些信札，我确信所谓“清流”，恐怕真的只是他的门面而已。
锋利无伦的张佩纶从来不攻击李鸿章，这同张佩纶之父张印塘与李鸿章是早年旧识有关。1879年夏，张佩纶丁忧去职，收入窘迫，李鸿章在给前江苏巡抚张树声之子张华奎的信中说，张佩纶丰才啬遇，深为惦念，不如到北洋担任幕僚。张树声本是淮系中的第二号人物，张华奎在北京又同清流走得很近，人称“清流腿”。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使得官场的人际关系错综复杂。1880年，张佩纶过津，李鸿章邀其小住。讨论水师将才、进退人事及北洋水师规模，并周览大沽炮台。从此他们私下走得很近。1883年底，张佩纶出任***衙门大臣，他两三天就与李鸿章通一次信，署中大小事情都逐一报告，简直就像李派进去的眼线。
清人李慈铭说：“近日北人二张一李（指张之洞、张佩纶、李鸿藻）内外唱和，张则挟李为重，李则饵张为用。”这是当时官场的普遍看法。但张佩纶与李鸿章早在中法战争之前就结成了紧密关系，却似乎从未为外人洞察，更没有发现他其实是李鸿章同李鸿藻沟通的一座桥梁。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张以二李为体，二李以张为用，才使得19世纪80年代上半段的晚清官场显得色彩斑斓。***治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利益场，恐怕没有什么单纯的“清流”。同样，李鸿章对张佩纶，既有欣赏的成分，又有利用的考虑，这是不言而喻的。
马江之战，张佩纶身败名裂，***治生涯终结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清廷下谕，委派36岁的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此行正是他身败名裂的开始。
清***府对于中法越南冲突在处置方案上一直举棋未决，甚至当法国***舰开进闽江，同中国***舰交错停泊的时候，依旧和战不定。张佩纶虽是书生，也懂得先发制人的道理，可是***机处愣不同意，却又训令他“法人如有蠢动，即行攻击”，不可放法舰出闽江。这就注定了最后的悲惨结局。中法***舰在双方的火力圈中对峙了一个多月，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头顶，我想，无论谁都会绝望。以张佩纶之绝顶聪明，他自然预感到了。
果然，当法国人在8月23日开炮袭击时，中国***舰连同生产这些***舰的福州船***局，顷刻之际便被摧毁（船***局的造船设备连同技术，全部是从法国引进的）。在法国大炮轰鸣声中，张佩纶带人上中岐山上观战，亲眼目睹了江面上炮弹横飞，水幕冲天的悲壮场面。开战必败的心理准备虽然早已有之，但败得这样快，这样惨却是未曾想到。数月之前，京师之中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何等潇洒气派，如今，他却体验到身败名裂、罪无可绾的绝望心情。后来，民间传说他一闻炮响，放弃指挥，跣足而奔，一气逃了几十里，行抵鼓山，乡人拒不接纳，只能匿居庙中，而遭北京言官弹劾。虽经左宗棠奉旨查核，力奏无此情节，最终仍被流放***台效力。福建人将他和另几位大员何、何如璋、张兆栋放在一起，作词讽刺：“两个是傅粉何郎，两个是画眉张敞”，描绘得十分不堪。张佩纶从此结束了他的从***生涯。
马江之败是前清流趋于沉寂的转折点。近代中国的不幸不是言官太多，而是具备实际操作能力的***治家、外交家、***事家太少，国家尚未从封建专制中挣脱出来，综合国力无法同发达国家抗衡。当然，书生典兵，本来含有以文制武，防止***人专权的***治考虑，其在中法战争中的实际运用，却是慈禧太后腻味清流们喋喋不休的高论而设的一条借刀杀人毒计。中法战争的外部结果，是中国失去了对越南的宗，从本国***坛的变化看，则是以恭亲王奕为首，包括李鸿藻在内的全班***机集体下野，和清流健将们的铩羽而归。
李鸿章拒绝了张佩纶要他派***舰援闽的要求，张佩纶心中不满却也无处发泄。李鸿章认为张主动选择驻扎船***局而不是驻扎在福州本身就是意气冲动。而事后给予张佩纶真实关爱的，仅有李鸿章，所以张佩纶只能苦涩地接受这份关爱。作为清流，他没有“清到底”的气度，依附李鸿章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就成了他后半生的选择。
一百多年来，关于张佩纶马江之战的故事，似有越描越黑的趋势。张爱玲说他在“大雨中头上顶着一只铜脸盆逃走”，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表示，他读了报上所写张佩纶在马江战败逃难时还携猪蹄大嚼，感觉很是难堪。究竟有没有顶铜脸盆或嚼猪蹄，恐怕现在难以考证清楚了。陈寅恪先生曾说“马江战败，丰润（张佩纶）因之戍边，是丰润无负于合肥（李鸿章），而合肥有负于丰润，宜乎合肥内心惭疚，而以爱女配之”，其实李鸿章在处理中法战争时的态度，完全是按自己的逻辑行事，爱女嫁张，决计不是“惭疚”的原因。
李鸿章以爱女下嫁张佩纶，一桩备受非议的婚姻
张佩纶一生三次婚姻，原配朱芷芗的父亲是大理寺卿、***机章京朱学勤，而***机大臣王文韶的儿子王庆桢1879年娶了朱学勤另一个女儿，张佩纶就与王庆桢成了连襟。1882年，王文韶在“云南报销案”中因张佩纶弹劾而去官，十三年后，却因甲午战争失败，他接替李鸿章，出任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这是张佩纶没有料到的。继室边粹玉的令尊边宝泉从陕西按察使做到闽浙总督。第三位夫人就是李鸿章的女儿李经（小名鞠耦）。就丈人的地位而论，一个比一个更高。边夫人1886年故世后，李鸿章将女儿许配给他续弦，可见对他的看重。鞠耦是个才女，深得父亲的钟爱，一直带在身边，直到二十三岁方才定亲，在当时属于晚婚。
张佩纶比鞠耦大十七岁，是个死过两任太太且又“犯过严重错误”的刑满释放分子，因此在局外人眼里，这场婚姻大为奇怪，各种议论纷至沓来。有人作对联曰：“老女嫁幼樵无分老幼，东床变西席不是东西”。又有人作诗曰：“蒉斋学书未学战，战败逍遥走洞房”。惟张李伉俪，感情尤笃，吟咏之乐，甚于画眉。各种浮言，一概不予理会。在张佩纶日记里，常有“菊耦小有不适，煮药、煎茶、赌棋、读画，聊以遣兴”。“菊耦生日，夜煮茗谈史，甚乐”这样的记载。
婚后，张佩纶与太太住在天津直隶总督衙门，有时也给李鸿章出出主意。到了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企***出任前敌统帅，为张所阻，郎舅竟成水火，当时有“小合肥欲手刃张蒉斋”之说。旋有御史端良上奏弹劾，光绪帝下旨驱令张佩纶回籍。张佩纶不得不偕妻南下，定居金陵。清流时代的密友张之洞此时两江总督，以张佩纶为当轴不喜，为避嫌疑，几乎不相往来。张佩纶自叹“孑然孤立，一无倚著，清流以为淮戚而疏之，淮戚又以清流而远之，清流不成清流，淮戚不成淮戚。”
远离***治中心的张佩纶依然关心着***治。及至甲午战败，李鸿章被迫东渡，在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遭到舆论的一致唾骂，张佩纶也作二千余字长信表示反对。作为***治上的失意者，他熟悉官场的世态炎凉，作为女婿，他更关注李鸿章的身后评价，故引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之例进行比较：
曾文正于丰大业一案所云：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今之倭约，视法约何如？非设法自救，即疚惭不能解，而况不疚不惭？蒉（张佩纶）恐续假哗然，销假哗然，回任更哗然，将终其身为天下哗然之一人耳。此数纸，蒉中夜推枕濡泪写之，非惟有泪，亦恐有血；非惟蒉之血，亦有鞠耦之血；非惟蒉夫妇之血，亦恐有普天下志士仁人之血。希公审察之，毋自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