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重读抗战家书篇1
—— 珍惜来之不易的胜利
最近，认真读了一些抗战家书，感觉到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珍贵，顿生感慨：我们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在这些抗战家书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赵一曼对儿子深沉的爱和对日本侵略者深切的恨，可以体会到***"毫不利己，一心报国"的无私与坚毅，戴安澜的"为国战死，事极光荣"的决绝与壮烈……
正是一个个英雄的抛家舍业，捐躯赴国难，在与日本侵略者艰苦斗争十四年后，我们国家在世界反***战争中牵扯了日***大部分兵力并最终将其赶出了中国，一雪百年国耻。
不是这些英雄不爱家，但是，诚如蔡炳炎将***所说，"国将不保，家亦焉能存在？"抗日英雄们明白，覆巢之下无完卵。在那场你死我活的惨烈战争中，只有奋起反抗，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才能保住国家，才能谋求生存、***、自由。如果你不出力，我不出力，国家就会灭亡，家人就会被奴役蹂躏。所以，哪怕前路有刀山火海，他们也义无反顾。
一批"为时代而牺牲"的壮士光荣了，他们的死比泰山还重。苦了他们的孤儿遗孀，幸福了千万中国人。
而他们的斗争条件如何呢？赵一曼就不说了，就说说咱们的朱总司令吧。
在给前妻陈玉珍的信中我们发现，当时***的队伍没有***饷，哪怕是朱总司令这样的"高官"也没有。但是，八路***依靠广大群众，自力更生，灵活机动地打击日寇，在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抗战到底。***同志说，亲人们来投身***可以，但要来靠他接济或升官发财，那是万万不能。***的事业为什么能够成功，这就是很好的说明。
现在，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东方巨龙已经傲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但是，我们时刻要记住：我们现在享受的和平成果是前辈们抛头颅、洒热血所换来的，如果我们不知道珍惜并防范其他别有用心的国家，前辈们的血就可能会白流。
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位第一，但是，1840年以后，帝国列强对我国进行了疯狂的掠夺，我国的经济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为什么？因为帝国列强船坚炮利。所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我们也要大力发展国防力量，用先进的武器巩固我们的国防，御敌于外。就不要再出现抗战时候的那种用人来拼武器的场景了。
重读抗战家书篇2
关键词:抗战时期；国统区；文化；***书出版；产业；调查；分析
中***分类号：G239.29文献标识码：A
文化出版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作为出版物主体的***书以其较稳定、系统的特性，在保存传播文化、总结历史经验方面发挥巨大效能。近代以来，中国国内统一的***书市场渐趋形成，民国时期***书出版业更发展至全新阶段：从1927年到抗战爆发之前的十年间，***书出版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几乎天天有新书出版；1936年***书出版达到该期最高峰，当年共出书9438种，1亿多册，若按当时全国4亿多人口计算，约合每两人有一本书。[注:参见《中国近代***书市场研究》一文，《编辑学刊》，1995年第2期，第72页。]这些***书中，以丛书为主的总类***书占42%，包括教科书、儿童读物在内的社科类***书占28%，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类***书则各占不到5%。[注:参见《中国***书史与中国***书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6页。]战前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与组合，中国出版业已形成了商务、[LL]中华、正中、世界、大东、开明六家大书局并立的基本格局，它们凭借雄厚的实力、权威的编审力量占据了***书市场的主要份额。
一、战初***书出版业的损失与变迁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打乱了中国出版业原有的进程和秩序，使战区内各书局出版业务都停顿下来，***书出版量也由战前的最高峰跌入低谷，还给中国出版业及相关工业以沉重打击。[JP+1]“八一三”事变中上海一地被毁的印刷厂就达200家左右，1937年全市印刷业的年营业额只及1928[LL]年的一半。[注:参见《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7页。]而到1938年时，全国战前所有机器造纸厂只剩14家，年生产能力仅为1万吨左右，农村手工纸业也几近停产，中国造纸业损失竟达总量的84%。[注:参见《商业月报》卷十八第5号，1938年5月31日。]
以“不仅在中国为第一大出版社，就是在东亚亦要推第一”[注:参见高翰卿著《本馆创业史》，《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页。]的商务印书馆为例，其所受损失居全行业之首，书籍、房屋、原材料、机器毁损不计其数，许多正常的出书计划被迫中断或取消。1937年的营业额是1936年的86%，1938年又下降到67.44%。珍珠港事变后，商务在上海租界和香港的出版基地陷入敌手，能动用的印刷力量只剩下内地新建成的重庆、赣县、成都三个小厂，再也无力维持战前日出新书的局面了。[注:参见汪家熔《抗日战争时期的商务印书馆》一文，《出版史料》，1987年第4期，第85页。]曾为国内三大书局之一的上海世界书局也难逃劫难，截至1938年冬止，日寇就从世界书局劫走***书500万余册，并占领了该局印刷总厂。开明书店在“八・一三”事变中损失高达全部资产的80%以上，它设在虹口的总办事处、编译所、贷栈及专印开明出版物的美成印刷厂被日***炮火摧毁，所有***版纸型、几百万册存货毁于一旦。开明受此重创几乎一蹶不起，出版业务被迫停顿，发行部门存款尚不足千元。[注:参见王久安《开明书店纪事》一文，《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第445页。]
为避免文化工业被敌寇劫掠利用，同时保存基干并谋求发展计，一批重要出版机构及相关企业在其负责人带领下纷纷内迁。国民***府对此予以支持，曾补助包括商务、中华、大东、开明、中华科学***书仪器公司及十余家印刷厂在内的文化企业迁移费5万元，并指定***负责监督相关搬迁工作。[注:参见《工矿调整处协助迁往西南之工厂一览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到上海沦陷时止，该市共迁出民营文化印刷厂20多家，占内迁工厂总数的10%左右。上海各地迁出的只有南京京华印书馆、正中书局印刷厂、杭州中元纸厂、嘉兴民丰造纸厂等少数几家。[注:详见《内迁民营厂矿名称及地址一览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四），台北，1988年版，第681页。]文化企业的内迁为内地文教事业的进步建立了基础。而各大书局为避免各机构聚于一处的危险，除在上海租界留有分部、派少数人员留守外，往往都把出版重心迁往安全、便利的所在，此后又随战局变化不断转移，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在大后方其它适宜地点设置分支机构，重构自己的出版网络。商务印书馆的经历就颇为典型：它在战争开始不久即改上海总部为驻沪办事处，不再出版新书，而将主要机构、人员迁往局势较平稳的长沙，当长沙形势变紧时又将部分工厂迁到更利于防守的重庆，后遭火灾变故不得不转而定居香港，立足未定旋因太平洋战事爆发又陷停顿，最后在重庆重建总管理处与编审部，继续出书直至战争结束。[注:参见林尔蔚《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一文，《出版史料》，1987年第4期，第85页。]
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书出版活动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时代特色。一是出版的***书与社会各界文化救亡活动成果紧密相连。各种艺术形式的作品举凡于抗战有利，又有一定艺术感染力的，均有其出版发行的价值与意义，如汉口大路书店出版的《抗战漫画集》、《抗战歌选》，新知书店编选出版的《抗战大鼓词》，战时读物编译社的《救亡戏剧》等，其中由***事委员会***治部第三厅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寇暴行实录》一书，汇集了揭露日寇自“八一三”以来、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所犯滔天罪行的140余幅照片，给人以强烈震撼。其二，抗战题材的通俗读物成为出版主流。全民抗战爆发后，动员广大民众共同抗日成为当务之急，国民***府***特令各地出版单位检寄与御侮抗敌有关的各类大众读物，以“激发民众爱国之精神，唤起抗敌救国之情绪，编古今先烈抗敌之故事，宣传敌人侵略之暴行，指导关于战时国民之任务，灌输关于国防之常识”。[注:参见国民***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由于这类读物讲究时效性和鼓动性，在教育和动员民众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许多知名作家、文艺教育工作者、民间艺人以及一些社会团体、***府机构加入进来，形成了抗战通俗读物创作与出版的新高潮。某出版机构就专门定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在武汉期间曾编辑了五、六十种宣传抗战的通俗读物，生活书店在汉口的总店还特地出版《通俗读物论文集》，以推动通俗作品的创作。[注:参见《韬奋与出版》，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三是***书出版界出现了争出丛书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间，各出版社共出版丛书或丛刊51种，500多册***书，[注:参见《新民主主义***时期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全面、系统地介绍和传播相关知识，以适应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需求。如生活书店就出过“世界知识战时丛书”、“抗战中的中国丛书”、“问题与答案丛书”、“战时社会科学丛书”、“青年自学丛书”、“救亡文丛”、“黑白丛书”、“战时教育丛书”、“大众读物丛书”等一系列影响颇大的丛书。在总量可观、形形的各类丛书中，有主题明确、分科细致的专题丛书，也有内容广泛、样式灵活的综合类丛书；有的丛书因为有经费保障，印数和篇幅都能保持相当规模，也有不少丛书深受***治动荡与战乱之苦，尚未出齐就中途夭折了。
中国***在国统区获得公开出版发行的权利，是战时出版界令人瞩目的新现象。抗战伊始，中共湖北省委就在武汉成立了扬子江出版社，1938年春中共长江局又建立中国出版社，以民间企业的面貌在国统区内出现。生活、读书、新知等进步书店则充分发挥进步文化堡垒的作用，有计划有系统地公开出版了一大批宣传抗日、坚持民主进步的***书。曾对1937年7月到1938年2月底之间武汉地区所有公开发行的书刊进行过逐一审查，宣称“无论书籍刊物，皆共***及***色彩占极大多数，尤以书籍为最。有关共***若将***及人民阵线者加在一起，已超过总出版量的二分之一以上，影响亦殊骇人。” [注:参见张克明《抗战初期武汉出版界实况》一文，《湖北出版史料》第三辑，第29页。]由此可见进步书籍的大量出版发行在国统区内已造成巨大反响。
二、国统区出版重心的形成与概况
1937年底国民***府西迁重庆，而******机关及***事委员会等重要机构仍驻留武汉，华中战略要地武汉一度成为国统区***治、***事、经济的中心，全国各地先后转移至此的文化团体多达二、三百个，工厂近700家。抗战初期国共合作、举国抗日的***治局面则为文化出版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国民***府虽然仍以直接训令的方式控制着出版导向，但对出版议论的压制已较战前大为减轻，武汉的***书出版业因而勃兴。从“八一三”战事发生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的一年多时间里，就有光明书局、儿童书局、上海杂志公司、华中杂志公司、生活书店、新亚书店、群力出版社、三户***书印刷社等50多家出版机构在此复兴或创办，出版各类抗战和进步***书550余种，还联合组成了“武汉出版业抗敌工作团”。[注:参见《抗日战争文化史》，中共***史出版社，1992年版。]武汉出版业的蓬勃发展也可由汉口印刷业的空前发达窥见一斑：由于出版物种类较以前多出数倍且销路畅旺，所以尽管汉口原有的加上部分迁来的印业已为数不少，每家印所日夜加班赶印还是供不应求。[注:参见老树《八一三后的汉口印刷事业》一文，《艺文印刷月刊》卷一，第12期。]
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全国出版重心已由沿海少数经济、文化发达城市分散到战前相对落后的内陆地区，出现了以渝、桂为中心的若干文化据点，使中国出版业总体布局趋于合理，也为大后方的开发与建设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当时的陪都重庆由于集中了当时全国重要的文教机构、文艺团体和知名人士，成为后方文化出版业的新重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市经国民***府***书审查处注册行文审批的出版、发行单位有404家，尚未登记注册的200多家，共出书8000余种；1942年，当地130多家出版机构出版各类***书1292种，占全国总量的1/3。[注:参见《国民***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页。]重庆出版业相对集中，民生路、沙坪坝一带是书业繁荣区域，1943年该市出版业还组织成立了以增进维护同业公共利益和矫正弊害为宗旨的重庆市出版商业同业公会。重庆地区的***书出版机构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由及***府机关创办的，如正中书局、***出版社、拔提书店、中国文化服务社、***用***书社、文信书局等，平时可获得大量平价纸和贷款。[注:参见正中书局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在国民***府的特别扶植下，正中书局***书“销售数量已占西北各省用书三分之二以上，西南各省用书二分之一以上，全国平均亦达二分之一左右，全年营业总额达160余万元。” [注:参见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台北，1988年版，第175页。]中国文化服务社资本总额3000万元，在全国建有18个分社，563个支社和经销处。第二类是以出版教科书及其辅助读物为主的几家民营大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文通书局等民营大书局战争期间普遍处于紧缩状态。它们除致力于教科书的出版、供应外，还注意发挥各自出版特色与风格，吸引不同类型的读者，成为推动大后方文化教育建设的中坚力量。第三类是以出版新书为主的众多中小出版社，又称“新出版业”。其中与中共关系密切的生活、读书、新知等进步书店针对国人急于了解世界战争发展大势及国内外民族***、民主运动趋向的迫切要求，出版了大量时事***治读物、社科理论书籍及苏联文学作品。一些社会名流、作家学者经营的小规模出版社，如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徐悲鸿的正风出版社等也纷纷创立，开始出书，促进了重庆***书出版业的空前发展。[注:参见钟宪民《最近重庆市***书出版概况》一文，《出版界》，创刊号，1943年12月15日。]
1938年10月汉穗失守至1944年秋豫湘桂大撤退的六年间，有“文化城”之誉的广西桂林文化事业空前发达，它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相对宽松的***治氛围，成为国统区内仅次于重庆的第二个出版中心，***书发行网几乎遍及全国。据中共桂林***史办统计，战时桂林共有各类书店、出版社180多家，出书2000多种，形成了包括各种学科门类在内的著作体系。[注:参见赵家璧《忆桂林――战时的“出版城”》一文，上海《大公报》，1947年5月18日。]另据1943年7月的统计，桂林有大小印刷厂109家，月排字能力3000万至4000万字，兴旺时每月可出版***书40种，单行本的印数初版即以5000为单位。[注:参见洗文《桂林市的印刷工业》一文，《中国工业》，第19期，1943年9月。]这在战争年代是相当可观的。此外，大后方还出现了其它一些文化出版据点，象成都、昆明、贵阳等西南大城市由于基础条件好，文教机构、人才相对集中，战时出版业取得很大发展，而福建永安则是另一种典型。永安原是闽西腹地一个偏僻落后的山区县城，1938年5月福建省***府为避敌机骚扰将省会迁至此地，不少院校团体亦随之迁来，先后担任省***府***的陈仪、刘建绪思想则较为开明，而福建作为我国传统造纸、刻印基地，又具备了较好印装技术和条件。1938年至1945年间，当地共出现30家出版社、20多家编译单位，书店、印所各10多家，出版***书800种以上，一跃成为东南半壁的文化中心。[注:参见《永安***史资料》，第75期，1988年。]
上海租界与英占香港虽不属国统区范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却凭其中立地位，在沟通大后方同国际社会联络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大后方人才济济，***书需求量大，但物质条件差，且常遭到***治因素的干扰；上海孤岛尽管受战争影响书业萧条，与内地交往也颇费周折，然而那里印刷、用纸条件好，造货成本低，对物资匮乏的后方出版界有很大吸引力；香港沦陷前交通便利、局势平稳，不过受当地文化水平制约，造货成本较高，***书市场狭小。因此就文化出版条件而言，三地出版业存在着客观互补性。一些篇幅较大、时间性不强的新书和数量较大的重版书一般都集中在上海印造，或打好纸型后寄往内地重印；内地有不少进步书刊则改在香港或上海租界出版，再发往内地销售，除去出版经费方面的考虑，更多是为了免遭审查机关的迫害。
三、战时出版***策及相关工业产业发展状况
抗战期间，以国共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共出版物获准在国统区内公开发行，但国民***府对进步书刊决非放任自流，而是由战前的围剿封杀转向各种形式的明查暗禁。而且随着国内外***局的发展变化，国统区文化控制日趋严密，钳制出版自由的条例、措施不断出台。
早在武汉时期，当局针对当时中共及左派出版物迅速发展的情况，颁布了《抗战期间***书杂志审查标准》及《***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查禁了《十年来的中国***》、《国共合作抗日文献》、《新华日报社论集》、《民主***治与救亡运动》等书刊。[注:参见张克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府查***刊目录》一文，《出版史料》，总第4―8辑。]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重庆国民***府明显加强了对文化出版业的控制。1938年10月1日，全国最高***书审查机关――中央***书审查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负责指导和考核大后方各地***审活动。国统区有15个省市建立地方***审会（后改称***审处），还设立了县级***审分处，除审批出版、注册登记、发放许可证外，其主要职能就在于查禁不符合***府宣传要求的各类出版物。国民***府不但从组织机构上完善了出版统制体系，还建立起审查***书杂志的复杂程序和标准，《修正检查书店发售违禁出版品办法》、《修正印刷所承印未送审***书杂志原稿取缔办法》、《战时***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书送审须知》、《审查处理已出版书刊细则》、《修正***书杂志剧本送审须知》、《出版品审查法规及禁载标准》等***策法规相继出台，条文苛细繁杂，加之主管者任意比附，使出版人动辄得咎。[注:参见张静庐《***府***法令辑要》一文，《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87―520页。]
中央宣传部和***审会还经常分发秘密文件到各省市县***部，如在1939年2月的密电中就下达了禁止***书籍邮运，取缔生活、新知、互生等书店的办法。1940年2月中央***部又接连三次召开特种座谈会，决定对进步书店除正常取缔外，对其已获***审会审查通过的书籍仍可秘密取缔。[注:参见国民***府中央***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据和***审会档案显示，抗战期间仅重庆一地被查禁的***书就有2000多种，其中尤以社会科学、文学作品及抗战时事方面的书籍为多。对于被***刊，有关机关照例每半年焚毁一次，或撕毁后作造纸原料使用。国民***府压制进步出版的***策措施并未收到预定效果，进步书刊在大后方仍广为流传。在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被列表查禁取缔的1414种书刊中，经各地查获没收者仅559种，其余855种虚有取缔之名。连***审会主任委员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并责成其下属“再研究一对策”。
出版活动需要一定技术、资金作后盾，造纸、印刷等相关工业的发展水平更是直接影响到出版***书的物质形态。战前内地稍具规模的机制纸厂只寥寥几家，产量不足全国的1%，根本无法与外来纸张抗衡。战事发生后，洋纸进口稀缺乃至断绝，后方纸张需求量却陡然增加，刺激了国产纸业的复苏。1941年度国统区生产机制纸25200令，是战前产量的17.5倍。[注:参见《后方造纸业概况》一文，《工商新闻》第475号，1942年10月20日。]因地制宜利用当地资源制造纸张的新技术推广成果卓著，如中国造纸厂采用四川量多价廉的松木自制机械木浆，龙章纸厂以蔗皮、破布、废纸为原料生产两面光新闻纸，建国造纸公司以竹料为大宗造纸，均取得不错成效。由于印刷用纸供不应求，传统手工纸业大都改制文化纸，后方各省区县***府纷纷建立造纸职业学校、试验所、示范厂、改进场等，大力推行土法技术改造，训练专业人才。改良土纸虽然色黄质粗，却填补了机制纸的短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纸荒。[注:参见韦斐斌《中国造纸工业概述》一文，广西《企业季刊》卷一第4期，1943年9月。]不过由于原料、器材、资金、运输等多方面困难，后方造纸业发展仍相当有限，特别是1942年以后后方工业生产转入停滞衰退阶段，严重的通货膨胀使纸业深受打击，许多纸厂、手工槽户停工倒闭，勉强维持者也无不偷工减料或是粗制滥造，以至纸质越来越坏，给出版业造成极大危害。
印刷业是与出版业息息相关的另一重要工业。战争中文化机关、工厂的纷纷内迁与创建，使后方印刷业出现前所未有的兴隆景象，重庆、成都、桂林、昆明、西安、兰州等地印业均有很大发展。到抗战胜利时，各省会所在城市除铅印厂外都拥有胶印设备，能承接手工彩色制版印务，各县和人口较多的镇多办有铅石印刷厂。[注:参见万启盈《近现代的中国印刷》一文，《装订源流和补遗》，中国书籍出版社，第424页。]印刷技术方面也取得一定进步，1938年至1944年由经济部核准的印刷发明专利共14项，比起1929年至1937年间的7项，数量、质量上都超出许多。[注:参见黄立人《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工业科技》一文，《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但是战争期间物质材料的极端匮乏对印刷出版业的制约作用也相当明显。当时印刷所资金普遍短缺，而置备一套铅字需银元1―2千元以上，铜模更贵，因此排印书籍时常出现铅字不够或字种不全的情况，因陋就简的现象屡见不鲜。如缺“吼”字，就排一个“孔”字，再在括弧内注明“加口旁”。又如叶圣陶在给历史学家缪钺校对出版一部著作时，因排字房铅字有限，所以每次校样只给50页，等这50页打完纸型还到架上，才能接着排后50页。[注:参见罗琳《老出版谈抗战出版》一文，《中国出版》，1995年第8期，第6页。]
战争带来的经济困难以及物质条件恶化带来用纸、印刷水准的总体下降，不仅直接影响到***书的物质形态与出版质量，也反映在新书出版比重减少、旧书翻印和重版书成分的增加上。一些出版单位为降低成本，印装方面不求其精唯求其廉，不仅选用陋劣纸张，采用原始印术，而且能省则省，有的连作者、出版日期都略而不印。当时就有人感叹：“新书不免有模糊、断句、残篇之感，精读一过，更弄得体无完肤，或竟通体肢解，于是乎在擦洋灯、抹桌子、包花生等等之下散佚了。” [注:参见杨中《大后方的通俗文艺》，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四、战时***书出版类型与成果
抗战期间，国统区的***书出版虽落后于报刊出版，但总计也有上万种，数量相当可观；同时它被深深地打上战争的烙印，“抗日救亡”成为***书出版的当然主题。出版界紧密配合国内外斗争形势，更多地面向社会实际，大量出版带有强烈时代色彩的各类读物，形成前所未有的出版局面。
文学类书籍在战时***书中数量最大，1941年度就占全年总出版量的28%，1942年为41.7%，1943年上半年则占45.8%。[注:参见潘公展《出版趋势的过去与将来》一文，《国民***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1页。]文艺丛书的出版特别风行，光桂林一地出版的文艺专著就有1000多种，文艺丛书50多套。文艺创作的多种形式――戏剧、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散文、杂文等作品均有较多出版阵地。战争初期，报告文学这种新兴文学样式因能便捷、真切地反映战争情况与社会剧变而异***突起，后来随着战争的继续以及作家生活体验的逐渐充实与深入，小说体裁便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这也是文学创作规律使然。
教科书因需求量大、市场稳定，利润特别丰厚，一直是各大出版机构争相出版的重点。战前实力雄厚的七家大出版社基本垄断了全国教科书的出版市场，***对教本只有审定通过权，具体内容由各家书局自己组织力量编写，以致教育界各种版本的教科书纷繁芜杂，内容漫无标准，水平参差不齐。国难期间，大书局财力、物力大不如前，原先出书计划难以实现，致使各级学校教材缺乏，购书困难。***遂决定以国家力量编选教科书，限令自1943年秋季起各级学校一律采用“国定本”。1943年3月，***又指定商务、中华、正中、大东、开明、世界、文通七大书局在重庆组成“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简称“七联”），规定供书比例依次为23：23：23：12：8：7：4，***府给予分配平价纸张、印刷费限价、银行低息贷款等优惠和便利。[注:参见国民***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这样就由“七联”垄断了教本的印刷、发售权，而把其它中小书局排除在外。教本统一为“国定本”后，不仅保证了教科书的质量与供给，也有利于地区间教育水准的统一。
适应时代要求，为实际设施寻求理论基础，为现实问题提供解决之道是战时学术出版的中心任务。抗战期间国内社会科学以经济学进步最大，其中又尤以战时经济问题最受各方关注，有关中国战时经济建设、金融税制、币值物价等问题的专著纷纷出版面世。[注:参见夏炎德《抗战七年来之经济学》一文，《***文献》第59辑，台北，1972年出版，第69―77页。]而由科学书店出版，经济学家陈翰笙、千家驹、狄超白等人集体讨论、分头撰写的《战时的中国经济》约18万字，是这方面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地理科学与抗战建国关系至为密切，相关研究成果在出版物中也有较多反映：经济地理方面有青年书店出版的《中国经济地理》、商务印书馆的《中国粮食地理》等；区域地理方面有正中书局的《日本地理研究》、青年书店的《西部各省地理》等。重庆的中国史地***表编纂社、衡阳的大中国***书局等一批以出版地***为主要业务的专业出版单位也应运而生。亚光舆地学社不仅编制了深受读者欢迎的《袖珍中国分省详***》、《世界分国详***》、《中国沿海地***》等重要***册，还推出《中印缅地区形势***》、《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形势***》，帮助读者深入了解战争形势。地***编辑专家欧阳缨主持编辑出版的《东亚航空地***》、《日本航空地***》、《邮路舆***》等***志，资料新颖详实，其中《中国析类分省地***集》重版多达30余次，足见其使用价值之高。[注:参见《近现代中国出版优良传统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99页。]
针对国人了解世界战争发展大势及国内外民族***、民主运动趋向的迫切要求，战时出版界紧跟时代，不断推陈出新，出版了大量时事***治读物。以生活书店为首的进步出版业就一直走在这类***书出版的最前列：为纪念苏联十月***二十周年，1939年生活书店出版了《二十年的苏联》、《苏联***与中国抗战》等书；为配合国际反***战争进入***阶段，1942年生活书店又组织书稿，出版了《欧洲反***的民主运动》、《日本民权运动史》、《东京的统治者》、《伟大的苏联》、《今日之美国》等书；1944年当世界反***战争节节胜利时，豫湘桂战场却惨遭溃败，国统区重新掀起民主运动的高潮，生活书店及时重印了邹韬奋编译的《苏联的民主》，新出版了《中国论》、《基础读本》、《走向民主》、《活动参考资料》等一系列与社会需要密切相关的***治读物。[注:参见仲秋元《皖南事变前后的重庆生活书店》一文，《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成都出版社，1994年版，第453页。]
中华民族遭遇空前大难之际，从历史经验中寻找自救途径、取得切实有效之借鉴尤显重要。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各大书局均有成套大型历史传记丛书出版，文言、白话、通俗、典雅、综合、分类、合刊、单行等各式俱备，销路畅旺，[注:参见徐文珊《抗战以来中国史学之趋向》一文，《***文献》第59辑，第109页。]通史、断代史及专门史方面的研究著作也有不少。其中历史教授钱穆所著50多万字的《国史大纲》，上起尧舜、下迄民国，是当时最通行的历史新著。冯自由的《***逸史》、郭廷以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张难先的《湖北***知之录》等都是半个世纪后仍在重版的好书。郭沫若、陈寅恪、罗尔纲、吕振羽等著名史学家战时也有高水准史学著作出版。
战争几乎将中国原本薄弱的科研条件摧残殆尽，而战争的教训和现实的需要又使社会各界深感中国科技落后及加强基础建设之必要。出版界乃至科学界对纯粹性的理论研究兴趣减少，实用技术类***书的出版比重急速增加。如正中书局出版的“实用自然科学丛书”、浙江战时教育文化事业委员会编写的“应用科学小丛书”、福建省建设厅所编“农业推广丛书”、四川省水利局的“四川水利工程丛书”等，对于普及科学知识、推广生产技术、开发后方经济具有直接指导意义。与国防、***事有关的应用科技的出版则进步明显。由中华自然科学社编纂、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国防科学丛书”，就是一套着重介绍***事技术和防空、防毒、防***、救护等项知识的实用性丛书，包括《弹道学概论》、《火药》、《飞行原理》、《***炮射击学概论》、《***事气象学大纲》、《***中卫生》等多种，除在国统区销售外，还流传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及各抗日根据地。
重读抗战家书篇3
1.1建立空前规模的全国发行经销网络
全面抗战爆发后,生活书店针对抗战时局做出了重大战略调整。1937年9月13日的第20次***会上,决定大量出版战时读物,展开在国内各大中城市设立分、支店的计划,以及将总店迁往汉口。当时受战争干扰,全国的交通邮***系统极不顺畅,客观上单纯依靠上海或汉口的总店开展书店业务已经非常困难了;另一方面,战时扩大宣传动员,深入全国各地展开抗敌文艺宣传,也是大势所趋。正是基于这样两个原因,生活书店才制定了广设分支店的发展计划,并从武汉时期开始全面实施。总店迁汉以前,从1932年到1937年的5年多时间里,生活书店仅有上海、汉口、广州3家分店,而在1937年12月到1938年10月的武汉时期,就迅速设立了西安、重庆、长沙、成都、贵阳、昆明、香港等25个分、支店或办事处,到1939年时,前后一共设立了分、支店44处,办事处10处,临时营业处3处,流动供应所7处,建成了遍及大后方的庞大网络。而全店职工也从60-70人增加到300余人。抗战初期,特别是武汉抗战时期,生活书店在战火纷飞,资金缺乏的困难情况下实现如此大规模的发展,如此迅速地建立起全国发行经销网络,在中国乃至世界出版界都是一个奇迹。发行网点分布的广泛,也成为了生活书店胜出其他同行的无可比拟的优势。
从表1中我们不难发现,一方面在武汉抗战期间,生活书店迅速建立起了遍及尚未沦陷地区的发行和经销网络(并且这一时期主要是一些大中城市),但另一方面随着日寇侵略的步步深入,尤其是当局的残酷迫害不断加剧,这一网络也很快遭到毁灭性打击。生活书店到皖南事变前仅剩6家分店,皖南事变后更仅剩重庆一处,前期建立起来的的全国网络已经被彻底破坏了。因此,1938年汉口时期的生活书店在经营规模上,是武汉抗战时局下产生的一个空前绝后的高潮。
1.2积极出版抗战刊物
积极出版抗战刊物也是武汉时期生活书店的一大特点。在汉口,生活书店不仅继续出版原有的从上海等地迁来的诸如《世界知识》半月刊、《妇女生活》月刊、《新学识》半月刊、《战时教育》半月刊、《抗战》三日刊、《读书与出版》等刊物,还在汉口创办了《文艺阵地》半月刊、《国民公论》旬刊,以及将原《抗战》三日刊和《全民》周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刊。这几大刊物成为了生活书店重要的宣传阵地,并且基本维持到了皖南事变前。以《抗战》三日刊和其后的《全民抗战》三日刊为例,《抗战》三日刊原在上海创刊,并在上海出版了前29号。而这其中,第7号至第28号因受到租界当局干扰,被迫改名为《抵抗》。从第30号开始迁往汉口,此后一直延续到1938年7月3日的第86号。可见《抗战》三日刊真正放手施展的主要舞台是汉口。另一个生活书店经销的重要刊物《全民周刊》,也是武汉抗战期间的1937年12月在武汉创刊的。在其发刊词中,就明确提出了该刊的使命是“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奋斗”,“动员全民族全面抗战的播音台”。到7月7日,《抗战》三日刊和《全民周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刊。随着武汉战局日渐吃紧,到10月15号第30号时该刊便迁往重庆了。从这时开始,《全民抗战》改为五日刊,到1939年5月13日第70号又改为周刊,最终在1941年被迫停刊,总共157期。虽然《全民抗战》在汉口仅活动了3个月,但这三个月却显而易见地是该刊物最为活跃的高峰时期,不仅出刊最为频繁,而且在8月还增出《保卫大武汉特刊》13期。整个生活书店历史上,也唯有武汉抗战时期的《抗战》和《全民抗战》维持了长达8个多月的三日刊这样高频的出刊率,这也是生活书店历史上和世界反***文艺宣传史上的一个壮举。
1.3大规模出版各类战时读物
书籍方面同样是汉口生活书店的一大亮点。1938年武汉抗战期间,生活书店在***书出版的数量和所涵盖的范围、内容上看,都体现出空前大繁荣的局面。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生活书店的***书出版发行在数量呈现出空前绝后的高峰,在内容上则呈现出适应战时需要,侧重抗战读物的倾向。
在武汉时期,生活书店为了适应当时全民抗战的积极形势和氛围,在1938年1月即建立了编审委员会,以加强组稿和编辑工作。在编审委员会卓有成效的工作下,生活书店的新书出版工作取得了惊人的成果。表三、表四典型反映了武汉抗战时期生活书店的出版热潮:***事类***书中,超过一半是1938年出版的,音乐类***书数量虽然不多,但也有一半集中在1938年出版。
这一时期的生活书店不仅新书出版数目众多,而且书籍内容明显侧重战时需要。如表三中所列的抗战期间生活书店出版的音乐类***书,无一例外都是抗战题材。这一时期,汉口生活书店不仅继续出版原有的“救亡文丛”、“世界知识丛书战时丛刊”、“黑白丛书战时丛刊”和“战时大众知识丛书”等战时***书系列,还在汉口新创立了“战时社会科学丛书”、“问题与答案丛刊”、“抗战中的中国丛刊”和“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等等。这些书刊都是应抗战实际情况而特别编写的战时读物。
进入40年代后,加大了打击进步文化事业的力度,出版审查日趋严格,即使通过审查的书也常遭查禁。1940年生活书店出版新书80多种,仅为1939年的一半,1938年的三分之一。因而在抗战中后期生活书店的出版规模明显萎缩,以至陷入停顿,这与武汉抗战时期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2中国***领导下在国统区的重要***外宣传喉舌
2.1生活书店接受中共领导的开端
武汉抗战时期的全民抗战时代洪流促成了邹韬奋本人和生活书店与中共直接联系的建立。1937年12月八路***驻武汉办事处在汉口正式成立,同月邹韬奋也刚刚来到武汉。不久,他即前往八路***办事处与会面。由此,生活书店和中共高层领导开始建立了直接联系。当时在武汉,生活书店经常举办周末晚会。在晚会上,一般是领导、编辑汇报店务情况和抗战形势,但也经常对外邀请一些人士前来作报告。从相关文献上看,至少两次到过生活书店作报告,一次是1938年2月应邀前来,向全体员工作了“关于当前抗战形势和青年的任务”的报告,引起了全店同人的热烈反响;另一次是在5月,这一次的报告中,传达了同志即将发表的《论持久战》的主要论点,鼓舞店员对抗战必胜的信心。还有一次的周末晚会上邹韬奋还请来了中共长江局的另一位重要领导人秦邦宪(博古)谈国共关系的问题,提醒生活书店注意顽固派的破坏活动。在生活书店中,不仅其“总设计师”胡愈之等高层人士就是***员,邹韬奋本人也最早在汉口向长江局领导同志第一次提出了入***要求。可见,正是从武汉抗战时期的汉口开始,生活书店主动自觉地开始接受了***的领导。
2.2积极出版进步书刊,宣传中共救国主张
武汉抗战时期,生活书店非常积极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刊。单从数量上看就可以鲜明表现出来。
表4所统计的,仅仅是马恩列斯毛五人的直接著作,还不包括他其他马列主义书籍。从中不难看出,由于武汉抗战时期相对宽松的***治环境,尤其是生活书店积极的进步姿态,使得在武汉时期相关书籍得到集中出版。这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诸如《***宣言》、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论持久战》等,都是在武汉抗战时期的汉口生活书店出版的。
这一时期,生活书店还不断积极宣传中国***的抗日救国主张。在汉口出版的《抗战》三日刊的第三期(第32号),便全文登载了几天前中共中央刚刚发表的《中国***对时局宣言——巩固国共两***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一文。第59号到第72号,则连续刊登了《边区实录》,全面介绍陕甘宁边区各方面的情况。此外还有诸如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介绍八路***与边区民众的鱼水深情的演讲、陕北公学和延安抗日******大学的招生简章等等。虽然邹韬奋生前始终没有正式加入中国***,但他所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的道路”。正如1938年4月赞扬《生活》周刊时所说的那样,“讲人民群众想讲的话,讲***派不肯讲的话,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话”,这可以说是对整个生活书店自武汉抗战时期之后的准确概括。生活书店自汉口时期开始,事实上成为了中国***领导下的在国统区一个重要的***外宣传喉舌,这也使得武汉抗战时期的生活书店,在整个生活书店的历史上更加具有非凡的划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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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抗战家书篇4
一、生活环境中的阅读
学生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和自然生活环境中蕴藏着众多的阅读契机，在教学中就要善于发现，及时调控学生的阅读活动，使阅读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1、紧扣社会生活环境
学生生活中的报纸、电视、电脑等信息媒体的大量普及，使得社会舆论宣传与学生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在引导学生阅读时，就要利用这些新闻媒体创设的舆论环境，指导学生选择相关的阅读材料。如在庆祝世界反***战争及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各大报纸、地方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各大网站等都有庆祝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宣传，这些宣传内容包括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重大战役、战争的后勤保障、涌现的英雄人物、世界反***战争以及中国的抗战对二战格局的影响等，从而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层次分明的“抗战知识包”，在学生的生活周围渲染出了抗战知识宣传氛围。利用学生的“从众”心理，搜集有关抗日战争的阅读材料进行阅读，使看到的抗战影视作品与阅读文本、听到的抗战歌曲与阅读文本一一对应，既能促进学生阅读理解的深度，又能利用视觉、听觉对阅读的帮助，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2、紧扣自然生活环境
广袤的农村是农村孩子成长的摇篮，而大自然也给这些孩子带来了无尽的精神食粮。在学生们眼睛里，春的生机，夏的火热，秋的丰硕，冬的纯净，都是一首诗，；嫩绿的麦苗，火红的高粱，金黄的向日葵，粉妆玉砌的万里江山，都是一幅画。利用大自然的丰厚赐予，组织学生阅读相关的文学作品，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在和煦的春风里美读朱自清的《春》，在夏日的荫凉里品读老舍的《骆驼祥子》，在秋叶的纷飞里低吟王维的《山居秋暝》、杜牧的《山行》，在晶莹的冬雪里诵读的《沁园春·雪》。大自然的美与文学作品的美相得益彰，不但能使学生真正领悟作品的深刻内涵，而且培养了他们的审美情趣，陶冶了情操。
二、学习生活中的阅读
顾黄初老师在《多读多写辨析》一书中曾对“多读”做过这样的阐发：以课堂上熟读了的选文作例子去洞察其他文章的写作规律，这样读得虽“多”，却不会给学生以匆忙草率、稍纵即逝之感。课堂教学中的精读、略读、快速默读、浏览等读书方法，多读多思、主动探究并领悟其奥妙等阅读方法是课外阅读的“引子”和“例子”。从课文内容的拓展、延伸、发散、生发中展开阅读活动，能起到事半功倍、水到渠成之功。1、课文内容融入热点问题：如《人造飞船“返家”的本领》各大媒体都有大量的相关报道，学生来到学校后，对此也是津津乐道。利用这一契机，引导学生搜集、阅读有关“神舟六号”运载火箭的相关资料，寻找有关航天发展、太空探索等的资料进行阅读。在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搜集材料、整理信息的阅读热情，更是他们积极参与阅读，丰富知识储备，主动参与学习的源动力。2、课文内容延至名家名篇：杜甫说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如学习了《草船借箭》后阅读《三国演义》，开展“《三国演义》故事会”活动；学习了《静夜思》后阅读唐诗宋词，开展“唐诗宋词吟诵会”活动；学习了《智取生辰纲》后阅读《水浒传》，介绍自己喜欢的梁山英雄，开展“梁山英雄展播”活动等。促使学生在课内学习的基础上，阅读原著，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三、培养浓厚阅读兴趣
1、创设浓厚阅读氛围
在教室里张贴有关“阅读”的名人名言、格言、谚语等，暗示学生人人读书；在黑板上开辟“阅读琐言”专栏，由学生自由抒发阅读感想，提示学生处处读书；在学生中开展阅读竞赛，包括朗诵、表演、画***以及推荐自己的阅读内容等，提醒学生时时读书。同时利用学校***书室、班级***书角创设阅读氛围，采用“阅读直通车”、“阅读交流会”、“好书推荐会”、“我的阅读心得”等多种阅读交流形式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
重读抗战家书篇5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该书主编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汪龙麟和***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厅副主任何长江。全书分为“诗”和“文”两大部分，共有103篇。该书以***在不同场合引用的一百多首传统诗文名句为题，详细解读***引用的语境和环境，以文学赏析的形式解读其背景出处，既有对文本的知识性分析，又有对原文义理的评述与阐发，体现了***，一位大国领导人温文尔雅的***治风度的表达，更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的展现。
《谈谈方法》
作者：(法)笛卡尔著 王太庆 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本书是笛卡尔的一部代表作，也是他的处女作。全书分六部分：一、对各门学问的看法；二、作者寻求该方法的几条原则；三、从该方法中引导出的几项行为准则；四、作者证明神的存在，人的灵魂存在的理由；五、作者研究过的一系列物理问题；六、作者认为一定要做哪些事情才能使自然研究更进一步，以及促使其撰写此书的理由。本书被公认为近代哲学的宣言书，树起了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大旗。
《我的抗战》
作者：《中国传奇2010之我的抗战》节目组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同名***书《我的抗战》呈现了电视纪录片的原貌，展现了历史画面的原生态魅力，同时逾越了电视表现“不可为”的边界，还原了编导们深为憾惜的割舍的精彩内容，在电视初编的大量资料基础上，做了颇有历史深度的延伸。全书由300位抗战老兵真情讲述，由24个***的抗战故事组成。首次将战俘、伪***作为历史正面叙述的主角；重新为中国空***、文艺抗战者、情报工作者、修路民夫、知识分子等找到了合理的历史位置；描述了抗战过程中的爱情、友情、亲情；呈现了正面战场的22次重大战役，以及敌后战场的几次辉煌战斗，包括百团大战、松山之战、平型关战役等。
《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
作者：宋鸿兵
重读抗战家书篇6
《四世同堂》讲述的是在日***占领北平时那儿一户人家由兴旺转为衰落的故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仿佛在眼前跳动，漫长的八年，发生在小羊圈的人们身上、一切北平人身上、一切中国人民身上的困苦屈辱不幸死亡反抗斗争。下面由来给大家分享《四世同堂》读书心得体会，欢迎大家参阅。
《四世同堂》读书心得体会1舒庆春这个名字大家一定不陌生，他就是著名作家(老舍)的真实姓名，他写了很多本书，而我读的是他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顺便写一下我的读后感。
《四世同堂》这本书写出了抗日时期，日本人对国人的压迫与羞辱，作者老舍用了很多语言描写与心理描写来描绘那时候***与抗战到底的人们心中的两种欲望，丰富了人们读这本书的重要性，让人人都想读这本书。
这本书主要写的还是人物，如：随风使舵的蓝东阳、诚恳忠厚的冠晓荷、心狠手辣的大赤包、柔情孤雅的高第、抗日到底的钱先生、报国无门的祁瑞宣与德高望重的祁大老爷。
老舍先生对《四世同堂》的正反两派描写极为出众、是大家能够区分，这就是《四世同堂》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写作方法：不给大家留下任何悬疑，敞开着大门的写法。
这本书对人的下场也很突出，因此各个人的司法都不一样，如：妞子是饿死的、瑞丰是被日本人***毙的、李四爷是被日本人打死的、大赤包是疯死的，说来说去，然而，死的最莫名其妙的竟然是蓝东阳：他莫名其妙的去了日本、然后又莫名其妙的被原子弹炸死，这不是找死吗?
总而言之，还是那句话，多读书、读好书。
《四世同堂》读书心得体会2在这个寒假我读了《四世同堂》，这本书的封面上有一个便签，上面写着三句话：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文学经典;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民族记忆;老舍：它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尤其是老舍先生说的这一句话，最让我记忆犹新，让我对这本书有了更深一层的爱意。
首先，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里的26位主人公，他们分别是：桐芳，祁瑞宣，高亦陀，韵梅，李四爷，祁老太爷，孙七，天佑，马老太太，钱先生，小顺，祁瑞全，妞子，祁瑞丰，丁约翰，长顺，冠晓荷，白巡长，大赤包，小文，蓝东阳，文若霞。招弟，高弟，胖菊子，小崔太太等。
《四世同堂》是一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经典名著。小说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的时代背景下，以祁家四世同堂的生活为主线，形象、真切地描绘了以小羊圈胡同住户为代表的各个阶层，各色人等的荣辱浮沉，生死存亡。作品记叙了北平沦陷后的畸形世态中，日寇铁蹄下广大平民的悲惨遭遇，那一派古老、宁静的生活被打破后的不安，惶惑与震撼，鞭挞了附敌作恶者的丑恶灵魂，揭露了日本***国主义的残暴罪行，更反映出百姓们面对强敌愤而反抗的英勇无畏，讴歌、弘扬了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忠贞高尚的民族气节，史诗般的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战争作出的杰出贡献，气度恢弘，可歌可泣。
老舍先生以多年来的写作经验，刻画了祁老人，瑞宣，大赤包，冠晓荷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让人废寝忘食。
《四世同堂》读书心得体会3书架上，一本书引起了我的注意，书的名字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气息，名叫《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记叙了北平沦陷后的畸形世态中，日寇铁蹄下和广大平民的悲惨遭遇、那一派古老、宁静生活被打破后的不安、惶惑与震撼。狠狠地鞭挞了附敌作恶者丑恶灵魂，揭露了日本***国主义的残暴罪行，反映出老百姓们的英勇无畏。
书中的人物冠晓荷是住在小羊圈里的住户，他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看到日寇的侵略，千方百计的想和日本人做朋友。他，对日本人毕恭毕敬，向他们的背影深鞠躬，给日本人下跪，却因为“消毒”丢了性命。他的太太外号叫大赤包，她希望中国被日本打垮，找关系给日本人做事。她的性情火爆刚烈，对自己的同胞毫不留情，但最后和冠晓荷的结局一样，在他们依偎的日本人手中死去。
我佩服书中的祁家老三祁瑞全，他是一个满腔热血的大学生，见到日本的入侵，他不想做亡国奴，而决定离开北平，将自己的生命献给国家，做一个抗战的英雄。他回到北京后，他已经不是一个急躁的学生，而变为了有丰富的阅历和抗战斗经验的地下工作者，他受组织委派，潜回北平，做情报工作，他在北海公园刺杀了给日本人做特务的招弟，在抗战胜利时，与邻居们共享快乐。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中国人，他不怕为国捐躯，只希望为战争胜利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书中曾经讲述了一段日本人残害中国人的片段。日本人发给北平人的共和面，弄坏了北平人的肠胃，日本人怕这种病传染到日本居民身上，就把这些晕倒的，闹肚子七名病人的，都用大卡车拉到野外，把他们活埋了。多么残忍的暴行!
可恨的是，现在的日本极其***。执意抢夺中国的固有领土***，刻意制造中国威胁论，有意修改和平宪法，不承认侵略历史，修改中学历史教科书，把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轻描淡写为南京事件，在***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深，引起中韩邻国人民的不满和愤怒。面对这些，我们的态度是坚决的，我们曾经在世界反***战争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有着爱国主义精神和坚贞高尚的民族气节，更要在维护主权和国家尊严上进行艰苦卓越的斗争!
掩卷沉思，我立志发奋学习，为国家和社会做一份贡献，成为一个爱国爱家和自强不息的人。
《四世同堂》读书心得体会4在这和平的时代，战争的痛已经远离我们，硝烟弥漫的社会我们已经无法体会，但通过老舍笔下的四世同堂，我们可以领略那个与今日截然不同的世间。
本部小说在北平沦陷的时代背景下，以祁家四世同堂为主线，描绘了小羊圈胡同为代表的各个阶层，各色人物的荣辱浮沉、生存死亡，是现实社会的缩影。作品记叙了日寇统治下人民的悲惨遭遇，那一派宁静生活被打破后的不安与惶惑，反映出百姓们面对强敌英勇无畏、愤而反抗的爱国精神。用炉火纯青的技艺刻画了那个时代北平的生活画卷，让人仿佛置身于其中。
在战争的岁月里，如何生存是件极其困难的事，在夺去这、截去那——每一点事都会被管束的生活里，心中正确的信念与希望的火光是至关重要的。在一个人心惶惶的时间，眼前的利益时最大的毒药，是思想的控制器;而至于不可泯灭的希望，冲出过去才是最大的障碍——惋惜不能改变的过去，后悔已经定格的一切，倒不如踏实于现在，让改变从今日起航。不能因忘记明天的希望，从而坠落在“昨日”与回忆之中;更不能忘记，我们追溯过去，是为了从中反思，取得经验，不能因此终日寻找记忆中的那天!一切，因为——希望永存!
这部小说中瑞全的形象，是抗战中“勇敢”、“顽强”、“希望”的汇聚。相比那些在抗战前线的英雄们，他的付出——一位地下工作者的努力，看似要小许多，可是正是这些地下工作者们，为人民的心中，建立起顽强的桥梁，点亮了每一个人的心，让他们为生命与世界注上新一番的诠释，让点点滴滴的力量变成复兴中华的力量，飞向遥远未来的翅膀……
自然是源头，听从它的教诲，让纯洁像阳光般在心中折射，从而走向心中圣洁的聚集地，让硝烟弥漫的天空重返蔚蓝与阳光。让似圣光的希望，快速而永久地穿梭在心中，成为高扬的旗帜，不灭的火光……
《四世同堂》读书心得体会5他以深厚精湛的艺术功力，勾勒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以炉火纯青的小说技艺，绘声绘色地展现出一幅风味浓郁的北平生活画卷;他用轻松幽默的笔调，以满腔沸腾的热血，写下了这部让每一个中国人都铭刻于心的民族记忆。
他是伟大的人民艺术家——老舍。这部伟大的著作，叫《四世同堂》。
这是一部灵魂的屈辱史。日***侵华了，北平沦陷了，人民遭殃了，生活在一夜之间被打乱了，民族一百年来蒙受的屈辱达到顶点了，形形色色的灵魂也趋势上演了……北平城被日本铁蹄践踏的背后，是卢沟桥燃起的熊熊烈焰;小羊圈胡同里各色人物荣辱沉浮与生死存亡的形象写照下，透露出的是战火对一个民族灵魂的侮辱。全书以祁家四世同堂的生活为主线，辅以小羊圈其他人物的起伏变化，以小见大，真实地记录了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恶。一夜之间，梦魇出现，各色灵魂争相着淋漓上演……
这是一部灵魂的展现史。这里有如瑞宣般爱家爱国人士被逼无奈的心理斗争，有如冠晓荷和大赤包以及瑞丰那位时髦太太般家贼***们丑恶嘴脸，也有如瑞全和仲石一样不甘苟活于世，对侵略者的屠刀奋起挥舞的反抗者。祈老人和祈天佑是保守的，小崔、孙七、金三爷，以及桐芳、招弟、高第、白巡长是有善良本性的。李四爷夫妇的“老好人”形象在彻头彻尾地淋漓尽现，妞妞至死不肯吃“共和面”的执拗，辛酸了一代北平人……这些都在老舍的笔下一一上演，无所事事中透露着愤慨，轻松幽默中引人深思。
这是一部灵魂的觉醒史。战争激怒了人，也改变了灵魂。虽然招弟从一个纯洁的姑娘变成了日伪的特务，让人心寒，然而钱默吟却被战争从一个不谙世事的旧式知识分子激怒成投笔从戎的***者，也让矛盾的高第与瑞全并肩作战，让祈老爷子抱着妞妞去找日本人算账，让小崔和李四爷等人不乏悲壮地为***而牺牲……这足以让人喟叹，让人震撼!
重读抗战家书篇7
时隔不到一年，想必大家还记得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女作家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她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写作纪实文学，记录了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等人类历史上重大的事件，其作品已在全世界被翻译成35种文字。今年3月出版的《100位老兵口述：我亲历的抗战》，和阿列克西耶维奇的著作有异曲同工之妙――记录重大事件，即我国抗战时期老兵的亲历事件。写作方法相同，采用的是访谈形式，用片断的、零散的、口述的、没有统一主人公的访谈，“组合”成这本书。同时也恰如阿列克西耶维奇书中传达的效果那样，读完“亲历抗战”口述文字，其中的情节令人震撼。
笔者从该书主编陈上元那里了解到，他采访这些老兵源自一个偶然的契机。因工作原因，他接触了一位抗战老兵，老兵的一席话让“70后”的他颇有感触：“他所说的抗战怎么和我了解的不一样？”强烈的责任心促使他决定去深入采访当年的老兵。本是单人的行动很快得到了许多朋友、单位同事的热情关注，最终以志愿团队的形式，循着各种线索，采访完了108位老兵。在历时三个多月的采访过程中，陈上元惊闻其间已有老兵离世，强烈的责任心再次促使他夜以继日、挑灯夜战力求速成此书。
在书的封面上，印着“告诉您不一样的抗战”的文字。为什么说“不一样”？抗战胜利至今已七十余载，随着抗战亲历者――老兵们的陆续离世，真正的抗战记忆或将湮灭于历史尘埃中，唯有亲历者能用镌刻于生命中的记忆，帮助世人更为真切的了解那一段峥嵘岁月。
阅读全书，从这些口述历史中，笔者将“不一样”的内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鉴于当时时代特点，书中许多老兵是被抓壮丁甚至是被卖到前线，属于“被迫”参战。而新兵死了，人数不够，就抓人顶替。究其原因，显而易见，当时国力贫弱、***府腐败、体制不顺等均是原因。对于很多目不识丁的民众来说，尽管当时处在国破家亡的严峻形势下，还有不少人仍处在鲁迅所说的“黑屋子”里，尚未“觉醒”。不过，这些“被迫”上了战场的新兵们依然是满腔热血，打出了许多胜仗。书中，老兵陈万钟是顶替他哥哥参的***，他说：“新兵们只有到了前线才豁了出去，没再想活着回来。”陈万钟参加了宣城战役，“两三人扛一支机关***，大概打死了三四十个日本人”。书中也有许多识大局、主动当兵的例子。老兵林章骐是将门之后，主动去报考海***，“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就下定决心，以后要学习班超，投笔从戎”。老兵张秉钧当兵后回家看望母亲，母亲已病危，却对他说：“是抗日重要还是请假回来看我重要？没有国就没有家！”母亲把他赶回部队后第三天就去世了，这让张秉钧至今感怀。这个“不一样”，是因为很多读者所了解的抗战参***大多来自文学作品中那种满怀仇恨、积极踊跃、热火朝天的场面，与历史不符。且不说七十多年前，就是在现在面对重大事项，“当事人”的思维也不可能整齐划一。因此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去辩证分析，而不能不顾当时现实妄加批驳。
现在个别抗战电视剧每一集都消灭几十名日兵、而我***无一伤亡，抗战士兵用语言骗到日本兵完成任务（也不想想两个国家语言不同），甚至用武侠方式克敌制胜……许多情节一经分析便十分可笑，甚至可谓“神剧”。真实的抗战是这样吗？当然不一样。这主要体现在***事力量上日***的强大与抗战***力的薄弱。书中很多老兵们道出，当时日***的武器装备有飞机、坦克、大炮、毒气，连***支数量、质量也远超我们，而且，日***的训练水平、单兵作战能力强于我方。甚至于在个别局部，抗战部队没有能和日***正面抗衡的最起码的装备，只好采取游击的方式来进行战斗。这导致战斗异常残酷：遇到毒气怎么办呢？许多部队没有防毒面具，士兵们痛苦地死去。打坦克怎么打？有的用挖坑伪装后让坦克掉进去，有的则让战士躲在预先挖的坑里，把手榴弹捆起来炸毁坦克，一些战士就此与日***同归于尽光荣牺牲。此外，武器、训练的差距直接导致中国***队伤亡远超日***。老兵庄忠保说，“我们那时打的是人海战术，用四个人换一个日本兵”。老兵林元仙说，“（因战争）死人太多了，田里面堆满了骨头。我不怕，怕也没办法。”老兵郑德治说，“后来我们33******旅130人只剩下8人……尸体在山上埋都没地方埋。当兵的都吃不饱，没力气刨，埋得比较浅，尸体被狗拖得到处跑。”
由于后勤保障的落后，抗战部队的给养条件非常差。老兵王建和说，打仗的时候整天没有饭吃，我们宁可饿死，也没有去抢百姓的粮食，只得“边战斗边讨饭”。像王建和这样“没饭吃”的口述有很多。医疗条件的缺乏导致受伤战士的状况凄惨：老兵陈文展屁股中弹，致使脓肿，趴着，不能坐、不能躺、不能走、只能爬，“大便更痛苦啊”。而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年，三年之后买到进口药才得以治愈。日***的残暴罄竹难书，使得原就积贫积弱的中国大地更加苦难深重。日***是怎么残暴的呢？口述中，日***实施“三光”，烧杀抢掠的例子比比皆是，更有许多血案惨无人道：老兵李佛龄回忆，日***曾在一村抓了八十多个老百姓，逼这些百姓互相残杀，第一个由第二个杀，第二个由第三个杀，依此类推，极其残忍。
如今的读者，对书中口述的场面是无法想象的，甚至一些文艺作品的情节也难望其项背，而这些场面全是这些非官非富来自普通家庭的老兵的亲身经历。因此这本书读起来不但触目惊心，更是触及灵魂。进而，令读者对于当年日本***国主义发动战争的非正义性、战争的血腥与残酷、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等，自然而然有一个更为清晰和直观的认识。
书中展现的是一个立体的战场。书中采访的老兵们虽然在福建省颐养天年，但他们战斗过的地方却遍布中国各个战场，还有的老兵是入缅作战；除陆地正面战场之外，有通信兵、特工、工兵、水兵等，还有“只流汗不流血”的训练教官、救护人员等；除了打日本兵之外，也有与***的战斗，360度“还原”了战争的各个侧面。这些当年的老兵，已成为记录历史的重要亲历者。
当然，书中的故事和片断，也能印证和大家认识“一样”的地方，特别是以老兵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顽强的斗志，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他们将一个个胜仗打了出来：老兵温金林参加战斗缴获一门崭新的九二步兵炮，没想到的是，日***非常重视这门炮，冈村宁次大发雷霆，将负责这门炮的中队长毙了，南浦师团长专门写信要归还这门炮，索要不到就派重兵围剿，但被打退。如今这门炮在中国***事博物馆展览。“不仅仅是中国需要和平，全世界都需要和平！如果遇到侵略者，我们还是要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打回去！”70年后，温金林接受采访时依然语气铿锵！老兵张华成当年是游击队长，有次面对扫荡的日兵，钻青纱帐打游击，“把日兵当活靶子打”，己方无一受伤。老兵林竞远学过战车防御炮，即专门打坦克战车，在一次战斗中，他为了提高成功率，多次违反团长命令，一开炮就成功炸坏两辆日本战车，吓退其他三辆战车。令人叫绝的是，他随即命令炮兵撤退，刚一撤下，日兵炮弹就在其炮兵阵地上铺天盖地洒下来。
重读抗战家书篇8
耄耋之年，回首往事，大半依稀，惟独八年抗战，国恨家仇，刻骨铭心。
八年抗战期间，我生活在苏浙皖三省三角地带的自由区里，目睹过日寇的暴虐兽行，亲眼看到我***的浴血抗战，经历了家破人亡，颠沛流离。
父亲险遭日寇杀害
事情得从头说起。
我1925年出生在江苏宜兴。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燃起了抗战烽火，但对宜兴触动并不很大。“八・一三”战事波及上海时，宜兴人仍认为自己地处腹地也许可安然无恙。直到上海沦陷，大批撤退部队从京(南京)杭(州)路如潮涌来，这才使宜兴大受惊动，考虑搬迁。
此时，12岁的我正读初中一年级。11月的一天，语文课上老师流泪讲完课文，宣布学校从此停课，此情此景宛如法人都德《最后的一课》中所描述一般。谁料当晚宜兴城垣就遭日机轰炸，时人们睡梦正酣，故死亡惨重。
寇机轰炸刚停，我父母带着我们弟妹四人，一家六口，仓惶出走，从此弃家流亡，痛别故乡。离家不及一月，宜兴就告沦陷。
寒家本来清贫，父亲长久赋闲，仅赖祖遗的少数田地收租为生。父母和我们4个嗷嗷待哺的子女(最大的我不过12岁，幼妹仅3岁)，无力逃到大后方去，仅在离城十余公里的乡村暂时栖身。
1938年春天，不想一场杀身之祸突然降临。为着一家生计，父亲在我们暂住的村子里，开设学塾教几个学生。当风闻宜兴的日寇要下乡扫荡时，父亲让母亲和弟妹逃往几公里外的外婆家。父亲和我两人暂时留守，住在蒋姓的祠堂里。
这天上午，一小队日寇突然进了村。日寇撞开祠堂大门，我和父亲从藏身的神龛下被搜寻出来。日寇用寒光闪闪的长刀架在父亲脖子上，索要“花姑娘”。经给日寇带路的乡民说情，同时在邻屋房顶上日寇找到两个女子，这才放了父亲，死里逃生。日寇一走，我们立即逃离。
这是我首次“零距离”目睹日寇的兽行。
母亡流徙途中
有道是“宁作太平犬，莫作乱离人”。
当时日寇占领下的宜兴，哪还有什么安静地。我们一家东迁西移、颠沛流离，寻找日寇暂时未到之处。流徙途中最苦的是母亲，她出身书香世家，又从未出过远门，这时携儿带女、背负衣物，常无舟车可乘，远道跋涉其苦可知，加上那时她又有身孕。1938年夏秋之交，这天大雨滂沱，我们住在乡间一个叫做杨埠庵的寺庙里，患病几天的母亲发着高烧，不省人事。父亲看护母亲，由13岁的我步行到几公里外的小镇去请医生，没想到医生却索要高价，迟迟不肯走。好容易等医生赶到时，母亲却因小产死了。
狂风暴雨，天人同悲。那年母亲只有36岁，正当盛年。去世时未留片言只语，双目睁着久久不瞑，她怎甘心抛下两双儿女?!
家已破，人又亡，人间悲剧莫过于此。
古庙外，临河的坡地上，埋葬了母亲。悲风呜咽，父亲泣不作声，我们嚎啕大哭，高喊着：“妈妈，妈妈!”
初闯入海去谋生
我们又踏上流亡之途，暂住在宜兴与常州交界的一个村子里。
暂时安定后，父亲看到战争一时不会停下来，开始考虑子女的安排。
我是长子，他首先想到我，想到我的继续读书。早在我6岁那年，祖母去世前就一再嘱咐，一定要让长孙读书，不然对不起祖宗。这时周边没有中学，无学可上，父亲深深自责没有把我托付给二舅，带我去大后方――川、云、贵。万难中，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亲戚储在上海开了家东方书店，写信给他，询问可否让我去当学徒。我曾读过东方书店出的《古今名文八百篇》，徐蔚南编，煌煌一巨册。我不禁开始编织美丽的幻想――去书店有书可读。接到储先生应允的信后，父亲亲自送我到常州。临分手前，千叮咛万嘱咐，他不放心让年仅13岁的儿子，闯入人海去谋生啊。
东方书店在上海爱文义路，无店面，储只从事编辑，发行委托别店。当时上海已成孤岛，书业不景气。他把我转介绍到一家自求印刷所去当学徒，学英文排字。这使我大失所望。
行拜师礼、吃拜师酒，都由储先生安排，旧式的学徒生活，形同奴役。我并非浑噩无知的孩子，已读过不少新文学作品，受博爱、平等、自由思想的熏陶。再有每晚席地而卧，那万千臭虫群集的袭击，无法忍受。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储先生，倾诉痛苦与失望，表示我要回家。对我的信，储先生颇感意外，也极赞赏，亲去接我，付了违约赔偿金，并给盘缠，让我回家。一周的学徒生活就此结束。多年以后，我常设想，如那时忍受下来，成了一员工人，也许不会有后来身为文人进人炼狱，接受“运动”洗礼了，是祸是福，实难断言。不过，这是后话。
巧遇新四***
我从上海回来后，父亲决定仍然让我读书。这时的苏浙皖经过3年浴血奋战，已经有了大片自由空间。经宜(兴)溧(阳)广(德)直达屯溪保持着通向西南大后方的通道，输送物资，人员往来畅通无阻。***府机构也建立起来，1937年后首任宜兴县长的储南强，是储安平的伯父、清末状元张謇(季直)的学生。这时中学也开始恢复。因这学期已上课数月，只有等明年(1940年)再插班就读。
那年冬天，有一段巧遇。一天．我在门口边晒太阳边读书。我幼时有一同学查如寅，家中富有，购书很多。宜兴沦陷前，查家把书搬到乡间，恰离我住处不远。查氏兄弟虽去了安徽老家，但他母亲还是认识我的，我每次去借书都如愿以偿。这天我读的《塞上行》(范长江著)，正是从查家借的。多么神奇的一个世界!一支英雄队伍，就像我读过的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中所描写的那支队伍，衣衫褴褛、***支不全，一路厮杀，突然消失得不知踪影，现在奇迹似地出现并屹立在大西北!
我看得入神，有人站在我面前都不知道。
“小朋友，你看什么书啊?”我抬头看，眼前是个身穿灰布***装、帽子上是青天白日帽徽、臂章上写着“新4A”、打着绑腿、挎着灰色布包的***人。我愣了一下，没有作声。“能给我看看吗?”他非常和善，笑着说。我递过书去。“原来是范长江的《塞上行》，这可是本好书!你知道书上写的是怎样的一支队伍吗?”“我当然知道，那是***的红***。”我没好气地回答他。他蹲下来，脸朝着我，一脸笑容。“我们就是书上写的那支部队”接着他解释，“红***长征后留在南方各省的游击队改编成为新四***。新四***的先遣队去年就到江南来了，我们正是新四***，路过你们这里。”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支新四***的主力队，他们只是路过。先到的两三人，仅仅几天，就组织起村上的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使农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这是我首次看到新四***。
不平静的中学校园
1940年，过了春节，我进了宜兴县立第二临时中学，当了一名初中二年级的插班生。
我发愤读书，每当晨光熹微，便蹑手蹑脚，轻轻起床去户外小河边读文章、背英语单词，无奈数理成绩总是平平。
可战时的校园怎能平静!日寇就盘踞在20公里外的宜兴城中，随时都会来“扫荡”。校内也有两种***治力量在较量。有训育主任、***训教官撑腰的一些人，要同学们唱“***的新生，民族的复兴，落在我们双肩”这样的青年团歌；在课上宣扬什么“力行哲学”和陈立夫的《唯生论》，这遭到我们的反对。我们偷偷传阅着《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等书，也唱起了“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生命”的《新四******歌》，我们向往延安、向往“抗大”。
翌年(1941年)，初三毕业这学期，上课都一个多月了，好友查如寅却没有来上学。我寻思他可能去延安了，或者是参加了新四***，我放在心里不向别人说。毕业前夕，终于有人带来口信，证实他确实参加了新四***，活动在宜兴的和桥―带。
我的心早跟随查君去了，但毕业在即，课程要紧，这心思暂且放下。
体会到***组织的力量
初中毕业回到家里，不幸又降临我家。6岁的小妹淑芝，忽患脑膜炎被夺走了幼小的生命。家境日益艰难，弟妹都读书，我既不想再升学，抗战形势的高涨也使我无法安心读书。于是，我偷偷打听到了好友查君在新四***的地址。
听说查君在新四******二团(由新四***一个营与一支民间抗日武装合组而成)，我悄悄离家竞顺利找到了他。分别半年有余，相见的喜悦溢于言表。
当时独二团活动在敌我的交界区，时刻都有可能遭鬼子偷袭，每晚要换两三个宿营地，常常睡梦未醒，行***中还迷糊着。团***治部主任方克强和我谈话后，决定把我送到涌湖那边，驻溧阳水西境内的新四***十六旅教导队去。在等待着船只和人员集中时，父亲竟找到了我，他要我回去继续读书。父亲流着泪向方主任诉述，妻子早逝，子女众多，家境艰难，期盼长子读书后能早日为他分忧。方主任为难了，只好劝我跟父亲回去，抗日的机会总会有的。这是我首次参加新四***，时间大约不到一月。我怏怏地随父回家了。
再次升学读高中，我考进了江苏省立第五临时中学。虽然无需学费仅交膳宿费，但家中也很艰难才凑齐。
高中三年至今难忘的是名师的教导。程伯威先生是饱学之士，精通英日两国语言。战前曾和平海澜在沪创办英语专修学校，“桃李门墙，化及三千”。还有他的诗词造诣也很深。从程师深受教益，宋之休(莘耕)先生也是一时俊彦。
终于参加新四***
在宜兴名胜龙池山下，有座小庙，丁墅小学就设在庙内。这是我高中毕业后的首任职业和暂时归宿。
其实我曾先后被远在重庆的中央大学与复旦大学所录取，终因路途遥远和身为长子的养家责任，只能放弃读大学的梦想。由此一误，此后终未能再跨入大学之门，成为一生之憾。
三十多个学生，仅我一个教师。庙中有一供奉香火的老僧，既聋且瞽，无从交谈。我住在殿侧的厢房里，据说此房曾有一人自缢而死。每当入夜，庙外松涛阵阵、竹影移窗，真如憧憧鬼影。我不畏鬼魅只难耐寂寞和凄凉，漫漫长夜，只有挑灯夜读。
这是1944年，我19岁。这样的心境和山外的漫天烽火太不协调，我必须有所改变，我要参加抗战，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龙池古庙的沉寂终被打破，一支***武装来到山区，一次偶遇改变了我的处境。
话说1944年春，属宜兴县***部的青年工作团全团三十余人突然失踪。数天后在宜兴南部山区出现，它已经是新四***的一支队伍。原来的团长任保璞此刻改名任伯达，成为抗日民主***府宜南办事处主任。任伯达率队来到龙池山下，他正好来到古庙休息。任伯达本是我家亲戚，我们意外相逢、交谈，就这样我参加了他所领导的队伍。
我首次穿上***服，背起背包。先是走乡串村做民运工作，也曾随武装同志打过游击，曾与伪***交火，不过我并没有***。
1944年秋天，新四***一师师长粟裕率部从苏北分批渡江南下。继德***在欧洲战场溃败，日本***灭亡的命运也近在眼前。为准备***创造条件，粟裕部队南来，开辟苏浙皖边区。在浙江长兴槐花坎成立苏浙***区，粟裕任司令员、***委是***(未到职)，兵员3万，***威大振。
不久，苏浙***区创办苏浙公学，广招青年壮大干部队伍。我曾以未能去延安“抗大”为憾，这次自然不肯放过这机会。我把这心愿向***书记宗瑛说了之后，她当即同意，还为我开了给苏浙公学教育长周林的信。
经过一番艰苦的行***，翻越高峻的罗峰，我到达校部。看到校部门口的公告上写着校长是粟裕，副校长叶飞、骆耕漠(经济学家)。见到周林后，方知他就是宗瑛的爱人，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是香烟一支支接着抽。
我被分在苏浙公学三队，学员都是京沪沿线各城市来的青年。记得起来的同学有沈默君，高高的个子，曾在晚会上扮演老人，弯腰驼背的样子很像。他就是后来电影《渡江侦察记》的编剧。
睡地铺、吃糙米饭……生活异常艰苦，但个个精神愉快，不以为苦；听报告、学文件，讨论热烈，学习认真。
学习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时，“反顽”(即顽固派)战斗开始了。这年5月，第三战区以14个师十万余人，从左右两路向苏浙***区的主力部队进攻。
苏浙公学提前结束，同学们依依惜别，各自奔赴战斗岗位。队部通知我，到一师城工部去工作，部长就是周林。去城工部的同学，先集中上了几天课，教员给我们讲“帮会”(青帮与红帮)的知识，同学猜测大概要我们进入大城市去做地下工作。
城工部也跟着一师师部到前方去。那是浙江孝丰县地界，驻地的不远处就是“西北王”胡宗南的老家。我们去看了，那房子很大，连绵数进，足有百问。空无一人，胡的亲属风闻我们要来早已远走。
前方传来胜利消息，我***以6个支队的主力向的左翼部队突然发起反击。血战一昼夜，全歼五十二师及***第三十三旅一部。缴获的武器和被俘的士兵不断送到后方来。我看到那些衣服残破、耷拉着脑袋，一个个蹒跚走着的被俘的三十三旅士兵，心里在想，1939年不就是这支部队曾经架云梯勇登宜兴城杀日寇吗!没想到现在在内战中却成了战俘。日本人还盘踞在我们国土上，我们不忍看到的内战却发生了……这是民族的悲剧!
战斗还在进行，我***的两支主力部队，又把顽***的右翼包围在孝丰城的草明山、白水湾狭小地区，在后方都能听到“隆隆”炮声。在取得全胜后，我***主动撤离。
不久，我离开部队仍回地方工作。
胜利的时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消息传到宜兴太华山区时已是3天后。
山村沸腾了，村民有鞭炮的放鞭炮，没有鞭炮的敲着铜锣，甚或敲着脸盆。我们的武装同志朝天鸣***，相互拥抱着唱着、跳着……漫长的八年啊!我们付出多少血与泪的代价，终于把胜利盼来了!
这天，我刚从敌我交界的前方回到宜南办事处汇报工作。
我从一师城工部回到地方，任伯达同志让我担任财经股副股长，带着四五位配短***的武装同志，在敌我交界区活动，向敌占乡村征收公粮。
南寺是宜兴的古刹，在铜峰山坳，在这里我们遭遇了日寇(夜间我们在敌区活动，清晨刚到这里准备休息)。幸有一位同志到寺外的松林中去小便，瞥见山下一支队伍向山上走来，看清了约有百余日寇，马上回来报告。我们势单力弱，立即爬上寺后的大山。当鬼子发现我们，马上用机***向我们射击，但我们已经登上山顶，鬼子追不上了。
宜南办事处命令驻张清镇的日寇投降，日寇数十人与伪***一起逃向宜兴城中。我们旋即进驻张清镇，苏浙***区第三纵队包围了宜兴城。
胜利接收工作，一切都按部就班进行，接着又传来令人兴奋的喜讯：8月下旬到了重庆，中国人民所长久期待的“和平”日子就要到来了!
喜讯接踵而来，10月上旬《国共双十协定》签订，内战不再发生，和平在望。传说还有国共将要组成联合***府，中共中央将迁到苏北淮阴……
中共执行《双十协定》，新四***奉命北撤。
部队北撤前夕，任伯达同志问我今后的去向。为报国仇家恨我参加新四***抗战，此刻日寇已降，家中又频频催我回去(当时已结婚)，难辞养家之责……我坦言心中所想。
高唱着《别了，江南父老兄弟》，任伯达同志和与我曾一起生活、战斗的同志们走了。没想到1949年后方得知，渡江北撤时，任伯达同志与战友800余人所乘轮船不幸在江阴长江中沉没。我则回到刚恢复的残破的宜兴老家。
重读抗战家书篇9
提起北戴河,可谓家喻户晓。此地是渤海湾金项链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位于秦皇岛市西南部,东起狼牙山桥,西至戴河口,海岸线长约15公里。北戴河在中国***治史上的地位之特殊,和它与许多重大决策、重大事件的紧密相连不无关系。中国***多次***代会之前的酝酿会议,都是在北戴河举行的,这个时候的北戴河最为外人关注。如1958年,在北戴河作出炮击金门的决策,同年大炼钢铁和大办的决策也在北戴河作出。直至1997年夏季,中共十五大报告的起草班子还在北戴河按照中央***治局的意见和各方面的建议,对报告内容进行推敲修改。在80年代和90年代,对着蔚蓝色的大海而面向世界的新一代领导人,在北戴河又勾画了祖国新的***景。
有人称:“北戴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的***治晴雨表。”从这里导演出共和国历史舞台上一幕幕悲欢交织的生动***景,引发后人不尽的追思。这里有共和国凯歌前进的自豪,也有探索中失误的苦涩。本书揭开了历史尘封的北戴河面纱。
《走近》
本书是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作者深入采访了曾在身边工作的机要秘书、***事秘书、外事秘书、警卫人员、医护人员、服务人员等,获得了最详细具体、鲜为人知而又生动鲜活的第一手材料,通过三次预见预言、四次痛哭、五次发脾气、六个办公室、夫妻之间等的深情描述,塑造了一位至高至圣、至情至性、大智大勇的“走下圣坛的”。
《万家岭大捷》
这是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一个典型战例,也是中国***队在抗日战场上继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后所取得的又一辉煌胜利。本书的作者从武汉会战失利的背景出发,力***全景式的复原万家岭大捷的历史真实,字里行间无不透出作者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总体而言,该书选材和史料运用得当,旁白议论观点公允正确,体现了当代万家岭抗战历史研究的深度。
《中国历史从头读到尾》
这是迄今唯一一部非断点解读中华大历史的白话历史读物,兼具权威性和趣味性,深入浅出又趣味盎然地阐述历史知识、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并融合了当前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的最新成果,以夹叙夹议方式,讲述远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历史故事。本书精心设置的近200条档案,则有助于读者在展读正文之余,进一步加深理解。
重读抗战家书篇10
丛书最基本的特征是汇集群书，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它的编撰和出版能形成出版社、作家、读者相互服务、热线对话的良性机制，自然受到了出版社、作家和读者以及研究者的普遍欢迎。对读者而言，丛书可以极大地方便系统阅读，获取某方面的系统知识和资料。张之洞就曾说：“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具”（《书目答问补正》）。鲁迅也指出：“（丛书）的好处是把研究一种学问的书汇集在一处，能比一部一部的自去寻求更省力；或者保存单本小种的著作在里面，使它不易灭亡。”（《且介亭杂文二集·书的还魂与赶造》）“若欲关于某种学问，得一系统的知识，则不能依赖杂志，非求之于丛书不可。”（《发刊有系统的丛书的意见书》，《学艺》（日本）第4卷第7期）除了能提供系统化的阅读和便于系统收藏某一方面的著述外，拥有整套丛书还可让读者从中得到一定的美感和满足感。此外，丛书的定价往往低于单行本的价格，如果预约还可以大大节约购书的开销。由于丛书能满足读者多方面的需求，自然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
对作者而言，不但可以利用丛书的规模效应使自己的作品产生更大影响，而且加入一套丛书的编写队伍也可让作者在此找到归属感、认同感，因而作者常常乐意为之。丛书实际上也是作者作品的一个重要推介平台，无名作者的作品如能加入某一著名丛书，得到登台表演的机会，那他的成名或许就指日可待了。如鲁迅主持的“乌合丛书”，选入的作家除了自己外，都是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真可谓“乌合”之众。许钦文的《故乡》、冯沅君的《卷裛》、高长虹的《心的探险》和向培良的《飘渺的梦及其他》这4本书都是作者的处女作，他们正是通过鲁迅的扶持、提携而顺利走上文坛的。李金发的成名也是通过搭上丛书的快车实现的，经周作人的提携，他的《微雨》和《食客与凶年》作为《新潮社文艺丛书》迅速出版。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两本诗集的问世不但使诗人李金发暴得大名，也使象征派诗歌从此在中国风行。
就出版社而言，由于丛书能产生规模化的促销效应，许多出版社都喜爱丛书这种集束式的出版形式。鲁迅曾论及出版者为什么都喜欢印丛书：“出版者是明白读者们的心想的，有些读者们，苦于不知道什么是必要的书，所以往往以为被选进丛书里的，总该是必要的书籍；而且丛书里的一本，价钱也比单行本便宜，所以看起来好像很上算；加上大小一律，也很合人们爱好整齐的心情。本数又多，一下子可以填满几书架，规模不大的***书馆有这几部，馆员就省下时常留心选购新书的精神了。然而出版者是很明白购买者们的经济状况的，他深知道他们手头已没有这许多钱，所以这些书一定是廉价，使他们拼命的办出来，或者是分期豫约，使他们逐渐的缴进去。”（《且介亭杂文二集·书的还魂与赶造》）此外，由于丛书有统一的封面、开本、纸张，这些只需要设计一次，以后照用即可，仅这一项就可以省去大量的人力物力。从销售上看，丛书的规模化出版很容易引起读者的注意，只要丛书的前几本是名家，质量上又能保证，后续出版的丛书系列也不愁销路，在销售上也可省去一部分广告支出。所以，许多出版社乐意出版丛书，如王云五自1921年聘任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以后，主要的业绩就是编印多种丛书，如《国学小丛书》、《算学小丛书》、《史地小丛书》、《百科小丛书》、《东方文库》、《北京大学丛书》、《清华大学丛书》、《万有文库》等等。据统计，到1929年10月，在他任编译所长8年时间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丛书共计68套。以出版新文学作品为主的北新书局，其出版重点仍然是丛书，在1925—1949年间，共出版了丛书50余种。
丛书出版也是国家***治经济的晴雨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丛书出版能出现繁荣的局面，还在于***治上的统一和经济的发展，为丛书的兴盛提供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外部环境和经济支撑。1928年，南京国民***府的建立和“东北易帜”标志着表面上统一了全中国。“尽管有种种对国家不利的条件，在这十年中还是有进步的。到了1937年中期，中央***府似已经稳操***权，从而出现了自1915年以来，***治上从未有过的稳定。经济正在好转；***府正大力推进运输及工业计划；货币比以前更统一了。”（《剑桥中华民国史》下，第18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相对稳定的局面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这10年使国民***府在经济上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作为占据民国出版半壁江山的上海，民国最大的五大出版机构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都汇集于此，上海的经济繁荣与否直接影响到全国丛书出版总数量。而1927—1937年，被称为上海发展的“黄金十年”。李欧梵在考察1930年的上海时认为：“1930年的上海确实已是一个繁忙的国际大都市———世界第五大城市，她又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一个国际传奇，号称‘东方巴黎’，一个与传统中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充满现代魅力的世界。”（《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9》，第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城市经济的繁荣必然会为城市文化的发展提供经济保障，也为丛书出版带来了持续的活力。
此外，30年代中期的丛书热还与通俗化运动密切相关。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提出，今后的文学，必须以“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为原则”，明确规定“文学的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为此成立了“大众文学委员会”，大众化问题成为左翼文学理论的焦点之一。在左翼的推动下，出版界也掀起了***书的通俗化运动。许多出版社把目光瞄向普通大众，推出了大量的通俗小丛书。如1937年问世了《抗战小丛书》（1937）、《战时民众小丛书》（1937）、《救亡小丛书》（1937、《社会教育小丛书》（1937）等等。所以，夏征农在《谈丛书年与通俗化》（《读书月刊》第1期，1937年5月15日）中指出：“今日丛书热之所以造成，是与整个通俗化运动有密切关系，通俗化运动扩大了读者的范围，提高了读者的求知欲，所以通俗小丛书才能在出版界风靡一时，各书店才可以拿小丛书来向读者号召。”
有研究者依据《中国丛书综录》、《中国丛书综录补正》和《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作了一个不完全的统计，从1912年至1949年间，丛书的出版总数有6400种以上，数量空前，超过了此前历代出版丛书的总和。而从每年的出版丛书数量来看，从中华民国建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丛书出版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从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10余年的时间里，由于抗战以及国内战争的影响，出版业处境艰难，丛书出版量再无突破，只在200—300种之间徘徊。具体列表如下：
（以上数据来自贾鸿雁《民国时期丛书出版述略》，《***书馆理论与实践》2002年6期）
从上表可知，丛书在1936年已经达到320种，如按正常的发展速度，1937年丛书数量应该比1936年多。
到1937年为止，丛书数量越来越多，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一、地区分布不平衡。“丛书出版地点高度集中于***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有优良刻书传统的江浙一带，集中于大城市。”（贾鸿雁《民国时期丛书出版述略》）以上海、北京、南京、杭州、广州为主要丛书出版地。其他如中南、西南、西北诸省的丛书出版数量不足百种，也主要集中在城市。二、丛书发展不平衡，主要以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丛书为多，而自然科学类丛书数量很少。如以1936年丛书为例，属人文社会科学类丛书的数量有近300种，而自然科学丛书只有20余种。三、质量良莠不齐。各家出版社都以丛书为主要出版方式，带来的结果是跟风严重。造成许多丛书内容大致差不多，作者名单大致差不多。出版的重复不但降低了质量，也带来大量的浪费。如1933年就有广益书局、小朋友书局、北新书局、良友***书印刷公司、儿童书局等10余家出版社争相推出了儿童丛书30余种。茅盾就批评了当时儿童读物存在的弊端：“大都注重于低年级的儿童读物，……高年级读物……关于科学的及历史的读物最为缺乏。”（《论儿童读物》，《申报·自由谈》1933年6月17日）
遗憾的是，出版业因抗战的爆发而受到了严重影响。特别是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队进行顽强抵抗，双方共投入100万大***，激战三个月，闸北等华界地区一片废墟。上海文化街（如黄浦区福州路一带、苏州河以北四川路等）上的众多书店的出版业务被迫暂时停止或转移。如商务印书馆自沪战爆发后，因各厂在战区以内，无法继续生产，书栈房也无法提货，只得被迫停产，后在租界内成立临时工场，至10月1日才恢复生产。后又把总管理处迁往香港，在长沙开设工厂。中华书局的陆费逵被迫赴香港，成立驻港办事处，掌握全局重要事务；上海方面由常务董事舒新城等主持日常事务，设在公共租界的印刷总厂以“美商永宁公司”的名义维持营业。世界书局印刷厂被日***海***报道部占用，厂内设备大受损失；大华书局被日伪掠劫一空；开明书店的厂房被毁；良友***书公司“营业损失无可估计，栈房存书因事起仓促未能运出，又被窃取一空”（1937年10月30日《良友***书公司紧要启事》），被迫从四川路迁至江西路。可以说，原本欣欣向荣的出版界因战祸而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各书店计划出版的丛书自然受到严重干扰，已出版的丛书被迫中断，如读书生活出版社拟计划出版的丛书《少年的书》，原计划12册，但在出版9册之后，就因抗战爆发而中断。而在计划中的丛书被迫取消，如良友***书公司拟推出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姊妹篇《世界短篇小说大系》（10册）胎死腹中。尽管如此，1937年还是出版了236种丛书，而且这些丛书有近200种是在“八一三事件”之前开始问世的，而从8月到年底问世的丛书数量不足50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