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篇1
关键词：法院调解；历史变迁；纠纷解决；未来
中***分类号：D915.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1-0071-04
现代社会已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综合性、体系性的纠纷解决机制，它包括了诉讼和诉讼外的多种纠纷解决方式。在这一体系中,法院调解制度因为能和谐解决争议、具有独特的效率价值而成为现代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对于其存在的合理性及其价值也是纷争频仍。总的来说，改革开放后法院调解在我国经历了“U”型的发展轨迹。那么，在这种历史变迁的背后到底蕴涵着何种原因？法院调解在我国未来的命运又将如何？
一、法院调解：“U”型演变轨迹及其原因分析
法院调解，又称诉讼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民事权益争议自愿、平等地进行协商，以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民事诉讼中“调解”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法律性文件中，即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1991年《民事诉讼法》、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说服教育为基本工作方式的法院调解,被视为比判决更有利于实现纠纷的彻底解决。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始,法院调解制度遭遇挑战。90年代以后，法院调解明显走了下坡路。法院调解结案率逐年下降，到90年代末下降到40%左右，2002年和2003年全国法院调解结案率分别为30.32%和29.94%。［1］近几年来，法院调解似乎出现了“复兴”之势。2004年全国法院审结的各类民事案件调解结案率31%，许多基层法院调解结案率达70%，2005年的同类数据为32.1%。2006年全国民事案件有30.4%的案件以调解结案，其中一审的调解撤诉率约为56%。有学者将这种变迁的过程总结为“U”型演变轨迹。
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1988年以后法理学界展开了关于“权利本位”和“义务重心”问题的讨论，通过这样的讨论保护权利、特别是私人权利的法律功能观得到了强化。与当时的***治气候相适应，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在全国推广，尤其是以“一步到庭”为代表的对庭审、判决的强调和推崇。这种审判方式改革旨在提高法院的审判功能和庭审质量，改变传统的诉讼模式，无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并且由此否定了以往把调解率作为评价(考核)法官行为和业绩的主要标准并与其奖励升迁直接挂钩的做法，从而减少了诱发强制调解的动机。同时，受改革开放后民众权利意识的提高以及利益格局变化的影响，导致民事案件大量增加，但由于对司法公正尤其是对法官调解动机的怀疑等原因使当事人不太愿意接受调解。此外，法学界对法院调解的批评也一直在持续，认为调解与法治目标相悖，不利于实现法官的职业化。［2］受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人们在意识上比较强调民事判决的作用，法院调解的运用逐渐被弱化。
20世纪代国外兴起ADR运动浪潮，强调纠纷解决的弹性化和多样化，从而为法院调解的“复兴”提供了契机：首先，全球司法改革的潮流是法院调解制度重兴的外部促进力量。在上世纪70年代后的世界司法改革潮流中，各国对法院调解的态度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法院调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立法赋予了法官在调解中的更多职权、规定了更明确的义务。经济全球化决定了法律的全球化，法院调解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潮流与相互借鉴是历史的必然。其次，“大调解”的社会背景是法院调解重兴的现实因素。转型时期社会纠纷的特殊性，对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面对解决社会纠纷的巨大压力，国家提出了包括加强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在内的“综合治理”战略，旨在重振人民调解的“大调解”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动的。法院调解实际上是被当作“大调解”运动的一部分而被重新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并再次背负起社会控制与整合的重要功能。再次，法院调解的复兴还渊源于参与纠纷解决的各方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法官偏爱法院调解的原因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解释：（1）由于司法的资源不足，法院面临着很大的积案的压力，而法院调解可以使法官在相同的时间内办更多的案件。因为法院调解相对于法院审判而言，在法律依据的选择上有一定灵活性。当事人可以选择地方习惯、行业惯例或其他社会规范作为解决纠纷的依据,而不必像审判程序那样,必须遵从一定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定,在纠纷解决的程序上也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简便快捷性；（2）有效缓解民众对司法的信任危机。审判方式改革带来了诉讼制度的程序主义，也带来了现代司法公正观念与中国社会正义观念的冲突，加上现行法律因其移植背景在解决纠纷方面的有效性不够，致使法院的审判常常遭遇合法性危机。尽量采取调解手段，通过法官“做工作”，使案件处理过程和结果显得合情合理，向当事人讲解宣传法律规定，争取当事人对法律和司法的理解等等，成为审判获得合法性的有效手段之一。（3）实现司法的***治任务。目前，社会上下都在大谈“和谐”，调解因为有消解矛盾的功效，似乎更与构建和谐社会相吻合。（4）调解是一种风险小的处理案件方式。调解不存在上诉问题，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既不属于法院院长和上级法院依审判监督程序主动进行再审的范围，又不属于检察机关抗诉的范围，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情形又极少发生。所以，相对于判决而言，调解对法官来说是一种风险小的处理案件的方式。作为受当事人委托参与纠纷解决的律师来说，法院调解也关涉着他们的实际利益：一是法官的调解偏好会影响律师，法官一般通过律师劝说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而律师因为在平时处理案件的过程中与法院工作人员和其他律师之间逐渐形成一种互利关系，所以会迎合法院的调解偏好；二是调解还可以给律师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调解的省时、省力可以使律师用较少的时间和精力办理更多的案件，获得更多收益。可以说，人们对民事诉讼中诉讼调解的重视不仅仅是一种解决民事纠纷的法律技术手段的需求，也是满足当下的***治需求和各方利益的***治行为。法院调解的复兴也就成为必然。
二、当前法院调解的态势：实际运作中存在的弊端凸显
基于前文的分析，法院调解经历一个低潮后重新回归主流似乎是发展的必然。然而，伴随着法院调解的复兴，其存在的弊端在实际运作中也暴露无遗。追根溯源，法院调解所有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其审判权本位的结构特征，其具体表现为“调审合一”或“调审不分”的模式，这种模式产生了以下具体的问题：
第一，实体法与程序法对法官行为的约束都被软化了。就程序法来看，在“判决型”程序结构中，程序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极强的约束力，无论是案件的受理、审理的方式、步骤，还是事实的认定和裁判的作出，法官都必须严格按照程序规则操作；而在“调解型”程序结构中，它本身没有一定的程式,一切都以当事人的和解协议为归指，程序法不再具有原先的重要意义，对法官的约束力被极大地削弱了。由于调解书或调解协议的不可上诉性，上诉这一极其重要的监督机制不复存在，促使法官严肃***的压力也就消失了。从实体法来看，在判决中，查明案件事实是极其重要的，是作出正确判决的前提和基础，对案件事实的轻慢和懈怠可能招致判决被撤销的严重后果。在调解中，达成双方当事人均能接受的调解协议被置于头等重要的位置，成为法官调解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案件事实的重要性则相应被降低了，使调解协议在实体合法问题上有相当大的伸缩性和流动性。软化实体法对调解结果的制约会为少数法官利用审判权谋私大开方便之门，造成了调解中的隐性违法，并且可能会导致案件处理结果高度个别化，不利于法院公平***。
第二，可能会牺牲公正。调解与仲裁区别主要是，在一般情况下，调解并不需要对权利争议的是非作出严格而明确的判定，它所追求的目标是通过对争议的权利处置、补偿而达到一种妥协的和平状态。协商解决纠纷的方法起码基于两条理由是缺乏公平的：其一，一方当事人可能比另一方当事人拥有更大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其二，由于形式正义不适用，因此，与特定某人就相同问题进行协商的不同的个人，可能就无法得到比较正义。从调解的角度看，牺牲部分权利换取和睦关系的恢复是合理的和值得的。然而，法院调解毕竟是诉讼中的调解，从诉讼的角度看，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就大可质疑了，恢复和睦关系不应该以弱化权利保护为代价。
第三，在这种模式下，由于法官对调解的偏爱正在制度化，从而使得建立在自愿原则上的调解具有了强制性。具体表现在法院调解运作的各个阶段：调解的启动由审判权决定，实践中调解程序的启动随意性较大；调解过程由审判权掌控，从当事人之间信息沟通到调解方案的形成，基本上由审判权说了算；在促成调解协议形成方面审判权没有制约，容易出现强迫调解。调解模式与审判模式的最重要的区别即在于案件处理结果是否必须得到当事人认同。依据自愿原则，调解协议的达成必须出自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但由于法院调解过程中强制性因素的存在，使得自愿原则难以得到落实。可以说在调审结合的审判模式中，强制与自愿的矛盾和冲突是无法避免的。同时，选择调解还是判决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强制调解还构成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侵犯,对社会公正的损害,对和谐社会的损害。
当然，对于法院调解中存在的强制性因素，我们也应理性看待。法院调解的强制性是有客观基础的，它是和国家的审判权相适应的。审判权必须是具有强制力的，否则其权威性就无从确立。当事人提讼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纠纷，所以，在必要的时候，他会以非常现实的态度选择自愿合作与妥协。但是，“自愿”只是当事人的一种内心活动，在外部是很难识别的。因此，所谓自愿原则是很难把握的，它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应然状态，实际上是无法真正贯彻的。所以我们不应一味简单地否定调解的强制性，我们所反对的应是那种非理性的强制。
三、法院调解的未来：废除抑或重构
笔者认为，法院调解经历了衰退后又再度复兴，这绝非偶然的现象，而是其强大生命力的写照，更是其实践价值的彰显。正如埃尔曼所言：“调解及其他非诉讼方式是一种重建任何冲突可能打乱的平衡的代价低廉的方式。”［3］“各国法律对于调解等非诉讼方式的肯定，事实上不仅缘于对法律诉讼过程中的种种麻烦和困扰的忧虑，而且缘于一种追求至中、和谐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文化意识。……调解往往意味着权利纠纷的当事人在争取或保护自己的权利方面互相妥协。相互妥协的精义在于‘互谅互让’，通过这种妥协，恢复或重建和谐的人际关系。”［4］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是具有特别的***治价值的。
所以，笔者认为，中国的现实国情决定了法院调解存续的必要性：首先，法律的不确定性是法院加强调解的逻辑前提。法律规则与客观世界无法实现一一对应关系，法律无法涵盖现实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法律条文中所使用的概念通常由内容不甚明确的日常用词构成，立法技术的局限决定了许多案件仅依法律条文的字句进行逻辑推论是无法解决的。在这种前提之下，如何最大限度地将社会生活纳入一种有序和良性的发展状态，这是法院在解决纠纷时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法院通过采用调解这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让当事人双方通过交互合理性来融合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张力。其次，法律文化传统是加强法院调解的文化原因。一方面，我国传统社会基于无讼的理念，国家正式机构仅承载有限的社会纠纷，大部分民事纠纷包括刑事纠纷交由民间自行解决，实行民间自治，必然导致纠纷解决方式的分化，即自治与吏治并存的格局；另一方面，民间法与国家法互动机制的长期存在，也为法院调解的存在提供了依据。再次，司法资源的不足是法院加强调解的经济因素。诉讼爆炸与司法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促使法院尽量采用省时省力的调解方式来结案。
在肯定应延续法院调解的同时，我们对于其现实存在的弊病也不能视而不见。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法院调解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就是由于“审调合一”的模式造成的，基于此，似乎实现审调分离成为当然的理想选择。但是，当前承办法官调解的实践中强制调解的行为表征及其作用并不确定，其与当事人之间意思自由的关系如何定位，正当影响与非法强制如何区分尚不明确，承办法官主持调解与强制调解的出现及作用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无可靠的实证分析数据予以支持，而即使是调审分立，另设的调解法官同样有强制调解的权力和动力，并不能真正杜绝强制调解的出现，却因此需要增加额外的人员、时间和设置专门的程序阶段，不利于调解高效、及时解决纠纷优点的发挥。我国民事诉讼中调解与审判由同一审判组织主持对调解中当事人的心理确实有影响，但这种影响并非完全是负面的，也具有正面效应，可以促使当事人在调解中认真对待，合理提出己方的要求。如果将视野拓宽至域外，由于当代社会当事人对纠纷解决过程中的评价功能的要求开始增加，单纯的中立第三方见证下的协商交涉难以满足他们的要求。因此，许多国家的此类程序在当代都出现了衰落的迹象。由此更说明调解与审判程序的分离或许并非最佳选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虽然对法院调解造成的强制还没有量化的数据支撑（事实上也几乎无法获得这类数据），但是从实证的角度看，调审合一造成的弊端已是不争的事实，法官既作为调解人又作为审判者参与纠纷解决，由于前文分析的诸种原因表现出对调解的偏好，为达到调解结案的目的，有时必然会采取或明或暗的强制手段，对当事人的心理施加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强制其接受调解方案。所以，调审分离应是理想的选择。但是，也应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如同有的学者所主张的，不能简单地一刀切，而应区别对待。具体说，基层人民法庭实行“调审合一”。据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的通报，自1998年11月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后6年以来，全国人民法庭共办结一审案件12939822件，其中一审民事案件12830113件，占99.15%，占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案总数40.21%，我国共有人民法庭10345个，法官总数27942人，每个法庭人均2.7名法官。“一人庭”、“两人庭”还为数不少。这些数据表明，在基层人民法庭要实行调审分离是脱离实际的。所以，基层人民法院只能实行有条件的“调审分离”；中级法院可以实行“调审合一”为主，“调审分离”为辅。因为中级法院受理一审民商事案件要比基层法院受理一审民商事案件少得多，但中院审理的二审案件又必须实行合议制的规定，加上目前各中级法院的人员配备不均，案件的压力不等等原因，所以“调审合一”为主、“调审分离”为辅的方案比较可行。也有学者提出应“建立一种当事人主义定位的调解理念和制度”［5］，但这实际上还是建立在对“调审合一”所产生的强制因素的背离的基础之上，其实质还是主张审调分离，消弭审判权对当事人所产生的压力，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真正实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当然，要对一项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深厚根基并和现行主流***治意识形态契合的制度进行重构，这是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发展时期才能逐步实现的。
参考文献：
［1］杨润时.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司法解释的理解和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236.
［2］姚志坚.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法院调解――对我国法院调解重兴现象的法理分析［J］.法学研究,2005(7):15.
［3］［美］埃尔曼.贺卫方,高鸿钧译.比较法律文化［M］.北京:三联书店,1990：156.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篇2
论文关键词：制度变迁 分权 地方***府竞争
中国三十年来的年均近10%的经济增长，缔造了“增长奇迹”。而正是地方***府为了自身的***治晋升和经济利益，展开围绕gdp的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竞争，才导致了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张***、周黎安，2008）。改革开放后，我国实施了分权让利的改革战略，这就包括中央***府向地方***府的分权，也包括向国有企业的分权。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是改革开放后的分权化改革导致了地方***府竞争，从而保证了中国在体制改革并不到位的情况下也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厘清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部逻辑必须了解具有中国特殊的地方***府竞争，而这应该从中央与地方关系入手。
不同时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一）改革之前的央地关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两千年以来的中央集权体制并融入一些前苏联体制因素，建立起了单一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权力属于中央，地方的权力需要中央***府授权，服从中央的指令，并接受中央的监督。中央直接任命、调换和升迁地方官员来操控地方***治，并通过财***权控制地方经济。由于中央集权体制弊端逐渐暴露，国家开始不断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1958年开始，中央进行了第一次权利下放，将大量的企业管理权、计划管理权、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权、劳动管理权、财税权下放到地方。但是在“”和“赶超英美”的背景下，由于权力下放过快过大，导致中央财力大大受损，也破坏了中央必要的统一性。于是中央不得不重新集权，收回了下放到地方的权力。
中央的第二次分权始于1970年，当时出于两个目的：实现出于***事考虑的地方自给自足和实现第四个五年计划的高增长目标。这次权利下放，追求地方经济自成体系，调动了地方积极性，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中央调控，又造成了地区分割、重复建设、管理混乱，于是权力又再一次集中。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处于“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放权—收权”的恶性循环之中，放权随意性较大，没有法律根据，全属中央***府为解决集权体制的弊端而采取的权宜之策。在这一时期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府之间也存在激烈的竞争，比如时期的虚报粮食产量；各地纷纷学大寨，争当南泥湾等（刘亚平，2007）。但这一时期的***治取向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发展并不是国家的中心任务。当地方***府的***经济利益尚未被合法化之前，地方***府即使对某种稀缺资源有需求，也只能通过隐蔽的、非正常的甚至非法的渠道来表达。这种体现为“***治内幕”，更加隐蔽的竞争渠道难以为人们所直接感知。但是这种竞争主要是争夺中央资源分配的竞争，竞争结果全凭中央***府的裁决，地方***府在经济发展中仅仅扮演执行中央***府指令的工具角色，并没有调动生产积极性的有效的激励因素。
（二）改革开放后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分权伴随着经济市场化而展开，中央给予地方更多的自。如从1980年到 1984年实行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分灶吃饭”的财***收入分成体制，1985 年的利改税改革，1987年的“财***大包干”。1980年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 1983年启动了金融系统的分权改革。由于缺乏规范性的放权让利，衍生出地方***府非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导致地方***府发展经济的冲动和盲目，也削弱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1994年开始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各个领域实行全面改革，产生了分税制和加强中央银行作用，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基础上，明确划分税种，在一定程度上从制度上理顺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关系，适度收紧了中央权力，增强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这一传统的“活/乱”循环模式因没有随着“一放就活”格局的重新出现而被中断。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使中国的经济体制从以往的“条条”为主转变为“块块”为主。地方***府之间的竞争与逐渐从改革之前的争夺中央资源的“奔向顶层的竞争”转向了发展本地经济的“扑向底层的竞争”。
改革前后的分权及地方***府竞争
央地关系的变迁主要就是财权和事权的分配，以及这些权力的分配能否在制度上固化。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放权程度甚至比改革开放之后还大些，地方***府竞争程度更为激励。因为改革前各地方***府均是中央***府的行***工具，具有明显的同质性，同质性个体必然表现出比异质性个体更加激烈的竞争（洛伦茨，2000）。改革之后逐渐形成了“地方***府统御地区经济发展”的格局，地区差异化较大，其竞争激励程度反而会降低。但是，改革前后地方***府竞争的问题不是存不存在和激不激烈的问题，而是“为了什么而竞争”的问题。只有始于改革开放的与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分权才真正激励了地方***府为了经济发展而展开竞争,就像张***和周黎安（2008）所描述的“为了增长而竞争”。中央高度集权的单一制下，地方***府是纯粹的行***人，他们之间的竞争是争夺有限稀缺资源的“分蛋糕”式的向上的分配性竞争，而不是“做大蛋糕”的向下的生产性竞争。最终结果就是总量一定的中央资源分配到了某个地方，而社会资源总量和国家总财富没有明显变化。
改革之后的分权能够实现“增长奇迹”的原因在于其与改革之前的分权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区别所引致的激励差异：第一，改革前地方***府的竞争压力主要来自中央的***治压力，而非来自本身所辖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压力。改革后地方***府获得了改革自和资源配置权，成为了地区经济的统御者，于是才有了发展辖区经济的意愿和竞争动力。第二，改革前的分权没有涉及***企关系，因为企业都是***府附属物。改革之后开始注重对企业放权，激励了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而且也激励了地方***府对下放企业的扶持。第三，改革之后的分权赋予了地方***府发展经济的自和财***收入分享权，使得地方投入的资源能够有效的增值促进社会总福利增长，能够克服中央***府对改革的***治约束，成为改革开放的动力。第四，市场化取向的分权化改革允许地方***府进行经济试点，创造了高度灵活、适应性很强的制度基础，促进改革的制度创新。
第五，改革之前，中央***府地方***府的目标和行动是一元的，***治为纲。改革之后，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体制下，以gdp为最主要指标的***绩考核体系决定了地方官员的***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均直接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发展。第六，改革之后的对外开放导致国际资源大量流入，大大增加了地方***府可以争夺的内容，地方***府竞争也只有在对外开放条件下才显示出了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是否可以得出结论：分权改革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其实不然，分权改革是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分权化的大国治理结构并非中国独有，西方联邦制国家的分权化程度更高，甚至跟中国同样处于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的分权化程度也比中国高，但是这些国家都没有出现像中国这样的高速经济增长。为什么中国的分权化治理就能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呢？答案在于分权治理的另一面：集权治理。与联邦制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特征是经济分权和***治集权。***治集权保证了中央***府对地方***府的控制和监督，能够通过等级制将中央***府的目标和决策逐级发包给地方***府，交由地方***府来完成和实现。正是因为中央***府手中掌握有***治市场的稀缺资源——***治分配权和控制权，地方***府才为了争夺之而互相展开激烈的竞争，竞争的标尺就是经济绩效。当各级地方***府都为了经济增长而努力时，全国的经济自然而然获得了高速的增长，可以说这是地方***府竞争的一种客观结果。联邦制国家的地方***府也存在竞争，但是它们不会像中国的地方***府这样在中央***府的“增长共识”之下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而竞争，这也恰恰体现了我国集权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在较短的变革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而不恰当的***治和经济分权往往会削弱中央***府的权威，不仅不能激励地方***府发展经济和约束地方***府的“掠夺之手”，而且还助长了地方私利的膨胀和地方保护主义。
制度变迁的解释
地方***府竞争是随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而变化，主要与中央***府的集权和分权以及分权的形式和内容有关。而我国中央地方关系的变迁与经济体制的变迁紧密联系，即经济制度变迁决定了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变迁。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来经历了一系列的经济制度变迁，进行了产权制度、企业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等改革，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中央与地方关系也摆脱了“死乱”循环，引发了追求经济发展的地方***府竞争，维持了三十年的高速稳定的经济增长。制度变迁源于原有制度安排的不平衡，出现了新的获利机会。中央***府的每次集权和分权都是出于改变当时困境，追求潜在利润的制度创新，也使得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契约关系随之变化。改革之前的混乱制度变迁在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内生弊端使得价格机制扭曲、偏好模糊，新的获利机会短暂而微弱。改革之后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成长，价格机制和显示偏好完善，制度变迁呈现良性发展，中央与地方的契约关系平稳，地方***府成为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
从中央与地方关系变迁及其由此引发的地方***府竞争的演变我们可以得出我国转型过程中制度变迁的“三阶段假说”：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府和地方***府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地方无博弈权，有的只是相互争夺中央资源，中央***府总管国民经济发展，是推进制度变迁的主体；转型时期，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市场在逐渐形成，具有***利益的地方***府为了本地经济绩效以在地区竞争中占得先机，往往会伸出“援助之手”，保护本地企业，促进产权改革，成为有“中国特色的产权保护制度”，地方***府是推行制度变迁的主体；当市场成熟、产权明晰、法治完善后，发展型***府应逐渐退出生产一线，转变为服务型***府，将由占市场主导地位的微观经济主体推进制度变迁（金太***、赵晖，2005；金太***、汪波，2003）。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篇3
思想认识；开放；***
1978年以来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改革开放”。而对于改革开放的评价，人们也更多用“新的伟大***”给予阐述。但是在论证中，理论界却或多或少、有意或无意地将重点放在“改革”层面，而轻视或忽视了“开放”层面。如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初中国学者更多从“改革”和“***”（即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的异同点的比较来理解；在***的十七大后，又更多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的维度来分析。上述的论证重视了***当时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的内涵，但是忽视了***在谈论“改革”时更多地将其与“开放”联系起来，甚至将“改革”也视为一种“开放”。如1984年***在《***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中，就指出：“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策”[1]；1985年在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的同时，***也明确强调“两个开放，即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这个***策不会变，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是两个开放***策的继续和发展。改革需要继续开放”[2]。实质上，和这场“改革”相互并进、如影随形的“开放”，所带来的一些新课题及其解决的实践，难度和深广度不亚于“改革”，乃至过去的“***”；相应地，一旦相关思想释疑和实践顺利，功能和价值可媲美于“改革”，乃至过去的“***”。
新时期伴随开放实践的开展及其深入，从思想认识的维度探讨“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的内在意蕴，既有益于克服对“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的片面化解读；也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对开放重要性的认识，以此为基础凝聚共识，攻坚克难，推进开放实践的深入持久性。
一、如何正确对待开放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外资本，本身就是一场思想观念的***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以信息化为基础的新技术***的推动下世界的开放性特征日益明显。正是通过敏锐地把握“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一趋势，1978年以来我们***果断地实行了封闭自守向对外开放的转变。从总体上来看，这种开放的国际社会状态，表现在世界经济结构的开放性、世界***治关系的开放性乃至世界文化的不断相互渗透性等各个方面。其中最具决定性和显著性的，还是世界经济结构的开放性。而这种经济结构的开放性更多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即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这就决定了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首先要解决如何正确对待开放的国际社会中国外资本的问题，以既能充分利用这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所提供的各种机遇和条件，促进自身的现代化；同时又要警惕这种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弊端和风险，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受过去特别是近代历史的阴影、根深蒂固的传统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现实中资本运动的变化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回答和解决它时将呈现一种系列复杂性。如从历史层面看，社会主义中国通过开放引入国外资本，与近代帝国主义对华的资本输出，此“资本”与彼“资本”有无本质的区别。现实层面看，如何科学认识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化的利弊；较之过去特别是与我们***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共处同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资本的占有方式和运行方式方面有哪些新变化；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资本所推动和实现的现代化，自身内在特别是对人的现代化方面有哪些缺陷；两种社会形态之前所倡导的地区化，为何最终由国外的资本在当前主导了全球化。未来层面，目前由实体资本而逐渐转向虚拟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化，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而言；等等。可见，上述的种种方面，在思想观念方面无一不是一场艰巨的“***”。既要摆脱传统历史旧习惯的影响，又要实行近乎固化的旧思想旧认识的变革，也还要不断推进现有观念认识自身的创新。
二、开放的社会交往中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本身就是一场思想观念的***
在开放的国际社会别是面对资本主义主导的或者说是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这一世情，1978年以来中国的主动迎入是否会将改变其社会主义性质，到现在为止依然是思想理论界争论的问题之一。“左”派在开放初就认为对外开放特别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开放，将会给西方对我们实施“和平演变”的阴谋提供便利；在这种“阴谋”并没有按照“左”派的推测变成现实时，他们又无限地夸大资本的负功能或恶的趋势，认为当前的中国已经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权贵资本主义。在开放初通过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弊端特别是“”运动的过度化反思，认为唯有在中国通过开放补“资本主义”这一课，才能避免过去历史悲剧的重演；而伴随改革的深入其中出现一些问题后，他们又将其归咎于完全市场化和西方民主化等方面的不彻底。在充分认识上述的“左”、右错误思想所带来的危害性的同时，也应清醒认识到它们实质上给我们的开放实践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即开放的社会交往中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而这个新课题的解决，本身就是一场思想观念的***。因为它不仅仅要求我们突破原有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更在于我们在形成新判断、新认识的过程中还要面对如何正确处理一系列关系的问题。如开放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开放性本身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所具有的一个内在特征；当前主动融入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化中即开放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根本性、基本性制度的变革，还是具体制度的改变；等等。社会主义自身的本质和特征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中又涉及到哪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性特征；社会主义的根本性特征即本质在现实的体现是否具有过程性、渐进性；在开放这一新条件下又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本质的充分展开和逐步实现；等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中那些并不体现其特定社会性质，而是可以供社会主义借鉴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东西。这些问题有的在目前开放的实践中获得了一些初步认识乃至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而有些问题尚需要我们进一步在实践不断深入的过程中，通过思想的继续***来给予逐步理解和把握。
三、两种类型的开放如何科学处理，本身就是一场思想观念的***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经常将其称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因为相较于之前，这一阶段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改革开放。而谈论何为“改革开放”，人们一般又有意无意地将两者实行割裂，认为就是对内关注于“改革”，而对外致力于“开放”。但是如果把“开放”视为一种广义的开放社会状态和性质，那么开放不仅仅存在着一种对外也包含着一种对内的意蕴，包括国内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开放和发展，即“打破地域的和经济、***治及精神生活的狭隘性、局限性与封闭性，放手发展广泛的社会联系、社会交往和社会合作”[3]。从这种意义上看，原有的对内改革实质上也是一种开放。伴随实践的深入特别是国内的改革面临着“深水不过河”的状态，当前的对外开放又陷入到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境，如何攻坚克难，科学处理两种类型的开放问题便愈发重要。而这本身也是一场思想观念的***，因为它不仅仅在于要从一个更宽广的视野对“开放”的内涵给予解读，还在于就对外开放对对内开放的意义、对内开放如何深入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刻的探讨。如对外开放对对内开放即改革的意义，不仅是提供了资金、先进的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开阔了视野，提供了一些更加无形的新观念、新思维、新标准。对内开放即改革如何深入方面，是否可以将之前改革的成功归结为通过国内内部的开放创造新的利益而得以不断推进的；而现在的改革攻坚阶段，是否可以将国内经济领域的开放推广到国内的***治、文化乃至社会管理等各个层面；这些方面的开放，又如何在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前提下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等。
四、开放实践的中国特色如何界定，本身就是一场思想观念的***
在总结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时，十七大***治报告明确将其归结为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高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个最根本的原因或者说经验包含两个方面，即除了高举社会主义旗帜之外，还在于这个旗帜具有“中国特色”。从改革开放之前，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中国式”探索，到改革开放之初的“有中国特色”，再到目前的“中国特色”，概念的变化背后体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规律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科学和系统的认识。那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放实践同样也应该体现出“中国特色”。对开放实践中的“中国特色”的内涵进行一个科学的界定，从一定意义上说本身也是一场思想观念的***。一方面不同的阶级、阶层从自身的利益得失对三十多年的开放实践进行评价时，不可避免地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中国特色”的概括需要如何尽最大可能在克服基本分歧的基础上取得一种普遍性共识；另一方面，开放的实践远远尚未结束，当前对“中国特色”内涵的界定，需要如何能够做到在对以后相关实践进行指导中具有一种相对真理性。尽管开放实践的“中国特色”界定具有复杂性和难度性，但是不可否认目前人们在一些方面能够并且已经达成了一定的一致性，如可以通过时空的比较即目前的开放实践与过去中国历史上的开放实践的区别，以及目前中国的开放实践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实践的区别等方面，来认识这个“中国特色”；开放实践的“中国特色”体现于各个方面，不是单一的，如十***治报告将其归纳为道路、理论、制度的中国特色等层级上；开放实践道路的“中国特色”，表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统一、开放的过程性与奋斗目标的阶段性统一、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实现人民利益的统一等，而这些是目前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所能够佐证的。
五、开放中***传统如何保持，本身就是一场思想观念的***
晚年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所以出现严重挫折，原因是综合性的，但是人们经常认为对***战争年代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或教条化运用是其重要因素；而在谈论改革新时期以来各个方面的变化，特别是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人们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不同阶段进行比较，认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的相关方面“大不如前”，如***时期的一些优良传统作风和做法被遗弃了。这些矛盾现象的背后，实质折射出人们对***传统在新时期如何看、怎么办等问题方面的困惑。如果将***传统作一个简单的区分，那么作为有形、具体的***时期的一些做法、举措，是否适用于新时期需要我们采取审慎的态度；而那些无形的在长期***时期所形成的一种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精神风貌即***传统精神，则无论是过去还是新时期乃至未来，必须旗帜鲜明而坚定不移地给予坚持。因为这些***传统精神，充分体现了我们***的崇高的品质和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同样也为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伟大事业提供了强劲的精神动力。但是解决了“如何看”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现实中很好地实现了“怎么办”的问题，毕竟前者只是为后者提供了一个总体的方向指导，具体操作层面往往会涉及到许多错综复杂的情况。这些错综复杂情况的处理和解决，更加需要我们首先实现思想观念的变革，以对实际行动发挥先导性作用。如***时期所形成的***传统精神内容方面，哪些需要坚持，哪些需要结合改革开放的新情况给予创新发展；***时期形成的***传统精神，与改革开放新时期所形成的时代精神是何种关系，在哪些方面两者有契合之处；如何利用这些契合之处，促进***传统精神的现代化问题；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观念多样化特征，如何将***传统精神纳入到国民教育的全过程中；等等。这些新思想观念方面的变革，有些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更多方面还是需要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新实践中逐渐的把握和理解。
注释：
[1][2]***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98.113.
[3]李恒瑞.世纪难题的破解――社会改革开放新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10.
参考文献：
①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②许志功.改革开放的哲学沉思[M].北京：八一出版社，1994.
③赵智奎.改革开放三十年思想史（上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④涂肇庆，林益民.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西方社会学文献述评[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
⑤乔治・索罗斯.王宇译.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篇4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波澜壮阔的历程。3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是短短的一瞬，但它却影响或改变了许许多多中国人一生的前途和命运；影响或改变了我们这个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当我们回首改革开放30年的艰难曲折和伟大成就时，感慨万分。岁月易逝，改革开放的情结难消。回顾和总结过去，是为了展望和更好地走向未来。本文试***与大家一道在那已逝去的历史碎片中寻觅改革开放的轨迹和方向。
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
如何看待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贡献？可以从多视角多层次来评价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比如，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效率与公平尤其是效率比30年前大大提高了。从法学角度看，法治在逐渐替代人治，秩序和公正正在建立；从***治学角度看，国民的公民权利比30年前大为增加了等等。正如茅于轼先生所概括的，30年最成功的是财富的增加，人们的自由度和对外开放的扩大。不论如何评价，几乎人人都不会否认相比30年前，社会的物质财富更为丰富了，人们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方面大大改善了。本文从以下四个层面评价改革开放的成就。
－－－－把古老的中国带进了现代化的快车道
我国的现代化发端于160年前的西方入侵，侵略者带来了近现代工业文明，但救亡压倒一切，***、战争不断，现代化夭折。1949年建国后本可以认认真真地搞现代化，但“***”（阶级斗争）又压倒了生产。现代化的努力几经曲折，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把中国带进了现代化的快车道。1978年GDP总量仅3624亿元，2007年已达到246619亿元，年均增长9.7%，增长速度极为罕见，中国经济从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居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均GDP过2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和工业化中期阶段。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快跑者，如果没有意外，中国还将有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
－－－－把封闭和半封闭的中国带进全球化，融入世界经济
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30年前的我们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建设”，沉浸在“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封闭经济之中。改革开放打***门，赶上了产业大转移、资本大流动的全球化的浪潮，中国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真精彩，真有“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之感。正是得益于全球化，中国经济才能够超速发展和跨越式进步，中国人民开始享受到现代化的成果。
－－－－融入世界主流文明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外搞封关自守，拒“资本主义文明”于国门之外，对内搞限制商品经济，结果是封建专制回潮，法制的破坏，人权的践踏，文化的凋敝，经济的混乱。正是30年前的改革开放，结束了闭关锁国的半封闭状态而走向现代文明，正如一度向北的九曲黄河，最终还是向东流入大海，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重新逐步融入世界文明，人权、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日渐成为我们文明中的核心价值。
－－－－为中国重新崛起提供动力机制和体制保障
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0%，但在30年前提供的GDP约占世界的3%，远落后于世界人均水平。这是为什么？是中国人不够聪明不够勤劳吗？都不是，是体制出了问题。落后的体制机制束缚了人们的手脚，压抑了亿万人的积极性。改革开放本质上是改制度，改规则，立新规，回归常识，回归人性，回归主流。正是由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我国经济才得以重新崛起，奋起直追，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增长到占7%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日益加大，据统计，从2005年起，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占14%以上，并逐年提高，仅次于美国而排世界第二位。如果不出意外，我国GDP总量可望在30年后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
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坐标
如何看待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位置？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
－－－－大历史眼光：改革开放是千年变局中的百年变革的延续。当英国人用坚船利炮夹带着鸦片打破了有3000年之久的古老专制中国的大门时，李鸿章惊呼“三千年变局”开始了。期间虽经多次战争与***，但我们仍处于中国皇权专制解体的百年振荡和变革之中，从那时候起至今已有160年的历史，如果200年算一个周期，30年的改革开放无疑是百年振荡和变革的延续，也就是历史学者黄仁宇称之为200年“大***”历史进程的延续。在这个千年变局的百年振荡中，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正在走出传统循环的周期律，正在建立一个民主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转型的继续。20世纪最悲壮的试验是一大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探索。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20多年，我们也试***走出一条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穷过渡”的社会主义瞎折腾和巨大挫折，以血的教训唤醒了一代人，催生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乌托邦式幻想的破灭使中国的发展重新回到世界主流的轨道上来，这就是转型：
一是从指令性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二是从无所不包的、家长式的全能***府转向公共服务型的有限***府；三是从人治转向法治。这三个层面的转型有快有慢，但其进程远没有结束。
改革开放30年的阶段划分
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为第一阶段；8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为第二阶段；从胡温新***开始至今为第三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思想***，拨乱反正，回归主流，回归人性，回归民主法治，回归市场经济。改革的主要特征是放权、分权。从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财***包干的行***分权改革――扩大自的国企改革――发展私人经济――建立市场体系等经济改革以及相应***治体制改革可略见一斑。开放的主要特征是建立一系列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打***门，迎接外资。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所有改革开放的主要思想、理念在80年代都提出过或探讨过。可以说，80年代是思想***的年代、启蒙的年代，是为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以及伦理社会主义进行拨乱反正的年代。当然，其理论的深度和广度都是不够的，但它鼓舞了整整三代人。总体上看，当时的双轨制带来的贪污、官倒、寻租等腐败虽已有增长，人们也有不满情绪，但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收入分配的均等化，城乡差距缩小，地区差距不大，各阶层的收入相应提高且差距不明显。公正地说，从社会生活的质量、安全性、和睦程度以及***治开明看，都是建国以来“***通人和”的最好时期之一，借用主流经济学的语言，这是“帕累托改进”时期。
第二阶段的改革开放始于***南巡，止于本世纪初，其主要任务是加快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二是加入以主流文明为基础的WTO，三是彻底结束短缺经济。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更由于缺乏相应其它方面的配套改革，被称为“单兵突进”或“短腿”的改革不能不遇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甚至曲解和异化，如市场经济的扭曲，收入差距过大，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及恶化，贪污腐化，诚信沦丧等等。
第三阶段的改革开放始于史家所称的“胡温新***”，至今尚未结束。其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解决或化解在市场化过程中遗留的各种问题，如***府的失灵或权力的错配问题，社会分配的不公问题，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失衡的问题，以及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法治基础和信用基础的缺失问题等等，进而最终确立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要措施是加快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加快城乡一体化的经济、社会、***治等领域的综合配套改革，转变***府职能，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等等。
3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评价
30年改革开放究竟走到哪一步？还有多长的改革之路要走？如果改革开放贯穿于现代化的整个进程，那么，与现代化同步的改革开放同样只是走到了中期。一些人认为，改革开放在许多方面仍然是“半截子”工程。我个人认为，理解改革的进程需要对改革定义，改革就是体制变革。所谓体制变革，一是社会机体组织及其功能结构变动或再造；二是约束社会组织形态的规则重塑或西方***治经济学称之的“制度”变迁。从现代社会组织功能看，社会组织形态可分为三个类别：一是从事公益性活动并带有强制性的***府组织（国家组织）；二是从事生产性、赢利性活动的市场企业组织；三是自愿从事公益活动的非企业非***府的社会组织即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简称NGO)，三者的组织结构及功能迥异但定位明确，各行其道，共同构成整个社会机体的组织形态。从社会机体组织运行的秩序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显性”的规则制度，像法律法规、契约规章等等；另一类是无形的规则（制度），如道德信用等等。不同形态的组织既受统一的规则（制度）如宪法的约束，又受本组织系统的规则（制度）约束。
中国改革主要是改变国家和社会合一、“******经”合一的组织形态及其相应的制度规则，按照不同的功能定位，重建现代的***府组织，企业组织，NGO组织及其相应的规则和制度。***府组织逐渐退出一些公域和本属私域的领域，扩大私权和私域，以利于市场组织和NGO组织的生长。
从社会组织形态上看，一个理想的***府组织（广义的***府即国家组织）应是建立在“在民”基础上的治权（即行***权和立法权）与司法审判权相分立的架构，三权（行***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应相互制衡；一个理想的市场企业组织应是建立在自由、平等交换基础上的盈利性的经济组织；一个理想的NGO应是建立在公益性（或互益性）基础上非盈利性的自愿、自律的自治组织。从这个角度看，相比较而言，中国市场组织生长最快，改革也最深；***府组织其次，NGO组织生长最慢。这有一点不符合改革的内在逻辑，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应是经济――社会――***治。NGO之所以发育缓慢，可能与对NGO的误解有关，NGO有不同的种类，不能因噎废食或一概而论，我们应当大力提倡发展非***治领域的NGO。因为事实上，NGO缺位已成为社会的“短板”，解决这个短板，从而替代***府退出的某些社会公共领域和行业领域，应提上改革日程，否则，改革会事倍功半。
从制度规则看，同样也是市场制度的创立和通行处于领先地位，滞后的是***府制度，更滞后的是NGO制度，由于NGO准入制度和监管规则的混乱，打着公益性招牌的各种赝品NGO随处可见，真正的NGO又无法健康地生长。因此，应当加快社会、***治领域的规则或制度重建，以利于促进市场企业及NGO的健康发展。
30年改革开放给我们的经验启示是：
－－－－坚持思想***
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没有思想***就没有改革开放。思想***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从本国实际出发，破除教条，正如***当年指出，一个***、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要停止了，就要。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也就是一部不断***思想、不断开拓创新的历史。农村改革之初，有人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说成是搞资本主义***；特区刚建立时，也有人说，特区除了五星红旗是社会主义外，其余全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长期被视为洪水猛兽，被斥之为社会主义的异端等等。如果不破除这些旧教条，改革开放也就无从谈起，也无从深化。过去、今天、未来都是如此。
－－－－开放带动改革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开放带动的，由于“存量”不能动，“增量”只能靠外部引入，值得庆幸的是与前苏联不同，中国有着大量的华人资本，如中国港澳台及东南亚华侨资本可引入，于是有了特区及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同时也引进了新的规则和制度，进而破除了旧的规则制度。开放使中国走出封闭或半封闭状态，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了生产要素的组合，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率，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坚持走渐进性改革的道路
从边缘改革开始，逐渐向中心推进；从外部改革做起，逐渐启动内部改革，从局部改革推向全局改革等等，如从农村承包开始再到城市改革，从沿海地区改革开放起步，逐步推向全国等等，改革、发展和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
－－－－坚持立字当头，破在其中的原则
事物往往是新不立则旧不破。改革就是以新代旧，否则就会散了和尚折了庙，又回到再请和尚重盖庙的老路上去。比如，发挥民营企业、民间组织的功能，就能替代***府的某些职能等等，从而促进***府的改革和转型；再如，用法治替代人治等等。
－－－－改革的主体生长先于规则的创立
是游戏规则（创立）优先还是游戏者（主体）生长优先？在大多数领域里，似乎是游戏者的再造（生长）先于游戏规则的创立。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及体制的建立似乎走的是市场主体的再造先于市场规则创建的路子，比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先有了许许多多个体工商户――众多的分散的***的市场主体的出现，才可能有市场经济及其规则的创立，才可能有市场经济的发展。同理，中国民主***治规则的创立也必然以社会（主体）的多元化为前提，如果没有多元的非***治的社会组织的出现，就不可能有民主***治。
应当看到，上述经验既是中国式改革开放的优势，但也是问题所在，这正像一个铜币的两面一样，比如沿海先于内地开放会带来地区差别和收入差别的扩大；分步走的渐进改革会使由此而生的既得利益者阻碍新的改革；双轨制的改革会加剧寻租带来的腐败和***府的趋利化；先易后难的渐进改革会将矛盾积累和后移；类似于“先上车后补票”的主体生长优于规则创立的改革，会使改革缺乏法律法规的支撑而使法治难以推行并带来产权的无序化等等。
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走势
30年改革开放已使中国的体制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其影响力和被影响力已远超过当初设计者的预想，它涉及到境内的境外的、眼前的未来的各阶层各利益集团等方方面面的利益博弈，它的走向也不完全取决于“某一个方面”的主观愿望，改革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首先是国际的压力和挑战。
由于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的体制规则和***策制订的基础已经发生了改变。不可能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更不可能像30年前那样随心所欲地制订和改变规则。欧美尤其是美国经济***策的变化都将对中国经济乃至整个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不可控的因素在加大。另外，与开放的市场经济相连的世界通行的法治规则，民主***治规则对中国的经济、***治都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如何调整规则和***策，化解各种***治和经济压力，适应全球化的经济、***治新环境？
其次是民生的压力。民生的压力还不仅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收入差距以及公共品供应不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素分配不公以及公共品的逆向配置引发的社会问题以及民粹主义的高涨。如何处理民生的压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和应对民粹主义？
第三是民权的诉求压力。与少数具有民主***治价值理念的精英不同，大多数的民众的民权要求是源于民生问题，由于市场的权力化以及分配的扭曲，社会大众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要求***府增大和改善公共品供给的***治诉求才日益高涨。如何应对民主***治的诉求？
第四是改革动力的衰弱，或改革动力机制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八十年代改革的动力是上层与下层的共同“合力”，九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动力主要来自于喻为“诸侯”的地方***府和喻为“王爷”的部门以及强势利益集团，那么，今天的改革动力来自何方？有强烈改革诉求的公共知识分子以及利益受阻的多数“群体”却无改革的“权力”，握有权力的少量“群体”的改革动力却日渐式微，而不思改革，如何解决这个矛盾？
我认为，唯有深化改革开放才能解决或化解上述压力、挑战、矛盾和问题。
未来的5～15年是中国现代化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时期，也是改革开放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时期。从现代化先行的国家（和地区）比如东亚国家（地区）看，一个强有力推行改革的中央***府、市场经济的法治秩序、基层的自治（民主）和公益性（互益性）的社会组织都是不可或缺的，否则，不仅不能同时完成发展和转型的多重目标，甚至会陷入拉美现代化的泥坑。
总的来说，未来的改革可以从以下方面突破：一是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30年的改革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但我们的市场经济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最显著的标志是产权制度仍然处于不完整不健全状态。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比方说，人力资本的建立健全最明显的标志是人力资本的可观察可测量（可度量）从而可交易性，但在中国，构成人力资本的基本内核――个人信用就不可观察和不可量度，从而无法形成人力资本的“完全产权”。类似美国国民信用记录的“安全保险卡”，理论界呼吁多年也无法在中国推行。再如，中国农民对土地的产权不论是采取集体还是个体的形式都是不完整不确定的，更谈不上产权交易和保护的法治化，另外，国有资源的产权也是界定不清的，这是中国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的主要根源。因此，包括人力、土地、资本等要素（产权）及要素（产权）市场的改革必须有新的突破。将土地产权分给农民并规范土地产权的流通、建立人力信用资本制度及分类市场交易规则、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已迫在眉睫。
二是市民（或公民）社会的培育以及社会领域（医疗、卫生、教育、社保等等）改革的新突破。公民（市民）社会的培育应从社会基层组织和行业组织做起。比如社区居民自治和村民自治；公益性NGO和互益性NGO的放开与有效监管；公共卫生体系、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和全民医保体系的建立；九年制免费教育的全面普及和落实；社会文化、新闻乃至意识形态的有效管制和逐步放开等等。
三是民主法治上的突破。******、***事、***教等等的如何分开和分离；人大议***权、审批权、表决权、监督权的逐渐落实和强化；***和国家决策程序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法治***府的雏形化等等。这一切都应自下而上的展开，首先从基层做起，有条件的基层***权要实行行******负责制加公共财***制以及相对***的司法审判权与***权适当分离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加快基层***治体制改革的步伐。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篇5
关键词：“改革” 十
“改革”是十报告中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全文出现86次。所以，今天我们有必要重读《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这篇文章，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这篇文章中关于改革的深刻含义。
一、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之原因
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改革之所以是中国的第二次***，主要原因有：
第一，社会主义改革不是那种一个阶级另一个阶级的***治大***，但也不是个别方面和环节上的细枝末节上的修补，而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第二，改革必然会涉及和引起***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必然会引起人们的精神面貌，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必然会触及到每个人的实际利益，引起社会各方面的调整。从改革引起的社会变革和深度来说，他实际上是一场新的***；第三，改革的目标同过去***的目标一样，都是为了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是***生产力，改革也是***生产力，正是在***生产力的意义上，***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及其重要经验
文章中有一句话，说：“改革能否成功，再过几年就能看清了。”那么，我们今天看来，改革是成功的吗？很明显是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实力大大提高；人民的生活明显得到改善，实现了从贫穷到温饱、从温饱到小康的跨越；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攀升，科学技术更是日新月异等等。我们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归根结底，就是“一条道路”“一个体系”“一种制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就中，我们也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启示。首先，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之路，我们要亳不动摇地坚持***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其次，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我们要不断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具体制度；第三，对外开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我们要扩大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开展对外贸易，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自己。正如，***同志在文章中说的那样，“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是两个开放***策的继续和发展。改革需要继续开放。”
从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我们可以得出哪些基本的结论和经验呢？一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二是***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中国***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三是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改革创新，必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必须贯彻落实科教兴国、自主创新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等。
三、十对改革开放提出的新要求
30多年来，我们的快速发展是改革开放推动的，未来中国的发展，也必须要继续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十报告提出了很明确的要求，我们的改革必须着眼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着眼于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和发展，着眼于综合国力的提升。
1、改革开放是全***的共识，任何停顿和倒退都是没有出路的。***同志在《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策是不可逆转的。”没有改革，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我国过去30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改革开放，今后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离不开改革开放。改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带来了富强的美好梦想。中国要想走得更快更稳更远，只能依靠改革推动。
2、改革开放是全***的宣示，我们要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十报告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治体制改革等都进行了专门论述，彰显了中国***人巨大***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十报告鲜明？的指出：“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各个环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就突出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地位。如果说1992年***同志的南方谈话，推动了中国改革汇成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那么，2012年同志所作的十报告，再次表达着今天对明天的宣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3、改革开放是全***的意志，科学发展观是深化改革的钥匙。任何一项改革不会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改革开放中遇到的矛盾只能用深化改革的办法去化解，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靠科学发展去解决。未来十年，我们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推进改革，必须更加注重顶层设计、更加注重系统配套、更加注重以人为本，这对改革、发展与稳定都有积极意义。这是时代赋予中国***人的重任。“科学发展观深刻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的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我们今后深化改革的一把钥匙。”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篇6
战略的精髓在于选择，能否选择适当的国家战略，对于一国发展进步至关重要。国家战略得当，一国就可能掌握发展主动，顺势而起；相反，国家战略失当，一国就可能出现发展被动，陷入困境。改革开放前夕，经历“”浩劫的中国经济面临严峻形势：传统的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弊端丛生，难以为继，迫切需要进行根本性转变，以适应国内发展和国际竞争的要求，这构成了改革开放的战略起点。当时，中国面临的“发展困境”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体制困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期待变革
新中国成立后，参照“苏联模式”建立了计划经济(实质是统制经济、命令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具有所有制结构单一、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资源行***式计划配置、经济组织结构封闭化等特点。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内，依托国家(执******)所具有的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加之苏联援助成为早期工业化的关键性外部条件，我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科技体系，奠定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基础，显示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特殊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弊端逐渐暴露，其体制优势迅速消耗，中国的国民经济遂陷入低度发展状态。虽然早在效仿“苏联模式”构建计划经济体制之时，就觉察到该体制存有弊端，提出要“以苏为鉴”，并先后进行过旨在调动地方***府和企业积极性的行***性分权、旨在调动职工积极性的“鞍钢宪法”等尝试，但并未从根本上纠正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正如***所指出的，“我们过去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暴露出来的体制弊端从反面构成了“市场化改革”的体制性背景。
(二)“后发困境”：“后发劣势”的现实性与“后发优势”的潜在性
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既可能利用后发优势而收获“后起之益”，也可能陷入后发劣势而遭遇“后起之弊”。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认为，落后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潜在优势，它在一定条件下能化压力为动力，化动力为现实竞争力，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并称之为“落后者的优势”。对于后发国而言，后发优势客观存在，但其实现却需要理想的条件：后发国与先发国之间的发展差距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别，而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并且，两者发展时面临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应基本相同，只有这样，后发国的模仿才可能成功，后发优势才能体现出来。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与发达国家发展差距过大，不利于后发优势的发挥。例如，1973～1975年，我国大规模从美国、日本和西方引进技术，由于过于强调“先进性”和“规模大、速度高、效益大”，与我国当时的技术吸纳能力有较大差距，还与我国建国以后从苏联和东欧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建立的工业体系和技术能力不能有效地匹配和协调，降低了技术引进效果，并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如果说后发优势的发挥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其优势的发挥需要一定的主观条件，那么，后发劣势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却是一种现实存在。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利本斯坦的“低水平均衡陷阱论”均揭示出落后国家(地区)摆脱发展困境的难度。新中国经济发展起点很低，缺乏推进经济起飞的必备条件，产生了显著的“迟发展效应”。由于我国有着悠久的中央集权传统，缺乏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内在产权、法治、信誉和文化信仰等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基础，在经济发展中后发劣势变成现实存在，尤其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优势衰减之后，后发劣势愈发显著，成为必须突破的发展障碍。
(三)“赶超困境”：封闭条件下赶超战略难以为继
与“体制困境”和“后发困境”相伴而生的是“赶超困境”。中国历史上的大国传统、近代以来的落伍经历、现实中国际竞争和体制竞争的严峻压力以及国家振兴的发展目标，决定了新中国具有强烈的“赶超冲动”。加之当时“以苏为鉴”，我国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就确立了赶超战略。这一战略的特点是：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是一种把重工业作为突出固定重点的“倾斜发展战略”；从经济增长方式的角度看，是一种以增加生产要素为主途径的粗放发展战略；从经济运行机制的角度看，是一种以广泛发动群众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发展战略。赶超战略的实施，在短短十年之内，就迎来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现代化实现程度提高了11个百分点。赶超战略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提升，推动建立起强大的国家战略防御体系，但我国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种战略执行不是市场自然形成的，而是在各级***府主导下形成的。即以片面追求GDP的增速为目标，不顾一切，采取争项目、争投资、争资源等措施所形成的。在当时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我国缺乏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以填补国内发展缺口的条件，为实施赶超战略，确立并执行了低消费、高积累的***策，这种***策的表现往往是不顾条件，大干快干，导致经济运行大起大落，起伏跌宕。总之，赶超战略是以资本密集、低就业能力、资源高消耗、环境重污染、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这不符合中国人均资源稀缺、资本短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基本国情，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二、改革开放的战略内涵：推进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体系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是在既有发展战略不能适应发展要求，必须加以改变的情况下展开的，当时，既没有成熟的理论可资参考，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体现出强烈的“试错性”和探索性。因此，改革开放战略一开始并不是以完整的体系的形式出现的，而是经过了长期的探索才逐渐呈现出较为清晰完整的发展脉络。现代战略的核心范式是“目标(ends)一途径(ways)-手段(means)”。有鉴于此，改革开放作为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其战略内涵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概括：战略目标，这构成制定战略的方向和统领；战略途径，这构成战略实施的具体“抓手”；战略手段，这构成与战略途径相配套的实施工具。
(一)战略目标：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归宿的发展目标的动态演进
国家战略目标是国家所要达到的战略预期任务，是一定时期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是战略决策中的关键性因素。战略目标规定了一个时期的战略任务。任务的提出既基于主体的利益诉求，也受发展的阶段性限制。改革开放战略最初是为了适应时代进步潮流提出的。***同志指出：“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这表明，作出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和关键抉择，既要摆脱我们***和国家当时所处的严重困境，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长期束缚，摆脱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实现从困境中重新奋起，又要顺应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赶上新科技***的浪潮，在坚持***自主的前提下，勇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国的发展目标日渐清晰：从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到新世纪新阶段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再到提出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的目标，标志着我们***对发展阶段性的准确把握和对发展目标的科学定位。从发展层次上，改革开放的战略目标的确立可划分为：第一个层次，改革开放战略的根本目标具有整体性，其目标在于使全体人们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中国的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国人民的富强文明民主和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二个层次，改革开放战略的具体目标具有渐进性，例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几经调整，最终的确立直到***的十四大才得以解决；第三个层次，改革开放战略的阶段性目标具有差别性，例如，开放之初，我们主要希望实施经济开放，获取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在加入WTO之后，改革战略具有了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内涵，而在当前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新时期，我们需要全面的开放，并致力于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为推动建立和谐世界而努力。
(二)战略途径：渐进式的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间接路线”
被誉为“二十世纪的克劳塞维茨”的英国战略思想家李德哈特(BasilHenryLiddellHart)提出了“间接路线(IndirectAp-proach)”原则。他认为，战略中最重要的是一方面心里永远记着自己的目标，而另一方面要考虑到行进的路线，即在追求目标时要适应环境，随时改变路线，尽量采取侧翼的行动，以求找到一个暴露的弱点。从战略方面来说，最远和最弯曲的路线，往往就是一条真正的捷径，这与《孙子·***争篇》中“以迂为直”的思想可谓不谋而合。与采取“激进式”方法推行改革的一些转轨国家不同，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路径是一条典型的“间接路线”，即渐进式的迂回战略。中国选择这一战略途径源于对改革初始条件的清醒认识和利用。中国计划控制的相对松弛、经济的二元结构及非均衡发展、单一的以及相对一致的意识形态等等初始条件，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适宜走一条渐进道路，进而决定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框架和实施时序：“由易到难”地推进改革，先进行增量改革后进行存量改革；通过“利益补偿”与“体制替代”获得民众对改革的支持，以化解改革阻力；经过“双轨制”作为中介联结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对地方***府“分权改革”来培育市场的竞争主体；由局部制度创新带动全局制度创新，等等。通过这些“迂回”的战略途径，保障了改革开放的稳步进行，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随着中国自身的要素禀赋条件的改变，改革开放的战略路径也不断变化，其路径演变共同之处在于，依据国力选择合适的战略路径，不致使“咬下的分量超过可以嚼烂的限度”，并依据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及时加以调整。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的“间接性”和“渐进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就经济结构战略而言，在我国现代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重点实施倾斜式的工业化战略和城市化战略，待我国进入工业化的成熟阶段，且具备“城市反哺农业”的条件时，及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新型工业化战略和城乡协调发展战略；(2)就技术发展战略来说，在我国整体技术水平相当落后，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落差巨大的情况下，实施“以技术换市场”的战略，通过引进外资，以获得技术溢出，同时大力实施技术引进，通过技术模仿提升我国技术水平，待我国技术能力大幅提升，国内技术人才储备充裕之时，提出了自主技术创新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致力于建设创新型国家；(3)就区域发展战略而言，在我国不具备推进各地区同步发展的条件下，我国实施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待到条件具备即开始实施包括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在内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4)就开放战略而言，在开放初期，实施对外特惠的外向战略，引进资本和技术填补国内缺口，在国内市场有限的情况下，大力开发国际市场，待条件成熟时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战略再向互利共赢的新开放战略演进。
(三)战略手段：多力并举提升发展效应
战略手段指实施战略具有的一整套工具，包括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在内。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可资运用的国家权力和可资选择的战略手段具有自身的特点，一方面改革开放战略自身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作为后发国家、转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方大国的特殊性。整体上看，与国家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战略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以改革为手段带来改革效应。改革既构成战略本身，也是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改革形成的体制性释放效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例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集体生产条件下的“搭便车”现象，产生了制度激励，降低了生产监督成本；通过企业改革带来了效率提高，在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效益也稳步提高；分税制改革促进了地方***府围绕经济发展的制度竞争和制度创新，形成经济发展独特的驱动力；金融体系的市场化使资金能够向高效益的环节流动，大大提高了资本要素配置的效率。(2)以开放为手段带来开放效应。通过实施开放战略，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走开放式的发展道路，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校正国内要素结构失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例如：通过融入国际产业链和国际价值分工体系，充分发挥了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价格相对低廉的比较优势，改变了原有的劳动力资源闲置或低效率配置状态；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吸引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开拓了国际市场，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使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得到稳步提升；通过加入国际组织，一方面利用国际规则保护和发展我国经济，另一方面通过开放形成的“竞争效应”和“规则意识”反过来推进国内改革，促进我国改革深化推进。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开始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国经济开始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中国发展开始与时代同步，与世界同行，中国已成为世界的中国，世界也成为离不开中国的世界。(3)以创新为手段带来创新效应。如前所述，改革与开放本身既是战略，也构成手段本身，两者都是创新的伟大实例。改革与创新是一个互相依存、互为动力的动态过程。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折射着一部***思想的历史。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的伟大历史变革中，***在理论上日益完备成熟，在指导战略上更加高瞻远瞩，在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中更加清醒坚定。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本身就是一次全方位的探索创新过程，也正是改革开放所激发出的全民族的创新精神和创新动力，使得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一部创新史造就了“中国奇迹”。(4)以学习为手段带来学习效应。学习效应的发挥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有着极为重要和不可替代的地位。改革开放伴随中国转型全过程，其实质是一个利益分配和重新分配的过程，其中潜伏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决定了转型中的学习同样也是一个需要大胆探索和创新因而同样具有极大风险的过程，是一个在学习中创新，创造性的学习的过程。正如***同志指出的，“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需要向国外学习，例如学习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和经验，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学习，通过“干中学”，以“摸着石头过河”边总结经验，不断“试错”，从感性上升到理性，逐渐形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前行。
三、改革开放的战略经验：三十年艰辛探索的历史启示
同志从十个方面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是我们***和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和艰辛探索得来的，是我们***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必须牢牢记取、坚持运用，并在新的实践中继续加以丰富和发展，‘继续把改革开放的伟业推向前进。从战略视角总结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是十分有益的。
(一)战略目标的制定上：坚持长远性与阶段性相统一
战略目标的选择首先来源于对战略主体利益的确定上。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的集体事业。改革开放的战略主体实现了***的领导、***府主导与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相统一。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的领导。实践证明，只有***的领导，才能保证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才能有效地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创造一个使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团结稳定的社会大环境，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理解、支持并参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保证全***和全国人民有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行动。而在战略利益的确定上实现了国家利益至上与人民利益至上的标准相统一。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决定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人民利益的至上性。从“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生产力标准”，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再到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都体现了上述标准。在对战略主体和战略利益进行确定之后，战略目标的制定就有了可靠的依据。从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角度看，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而实现上述长远目标，必须立足国情，体现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要求。从“三步走”战略，到“新三步走”战略，从“总体小康”目标再到“全面小康”目标，体现了我们对发展阶段性目标的准确把握。
(二)战略路径的选择上：坚持重点性与系统性相统一
战略路径的选择不是随意的，而是受制于战略主体的能力、能动性和外部环境。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战略路径的选择上要坚持重点性与系统性相结合。改革开放战略的重心在于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基本任务决定了中国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也应服务这个大局，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针对不同的发展领域，制定具体的战略措施时则体现为不同的战略重点。例如：针对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情，***同志提出，“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农业也是重点。”在进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新阶段，***的十七大明确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这表明经济发展重点的转变。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巨大规模的国家展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具有多层次、多相关性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我国开放一开始从试验开始，但这是在大系统之中的突破，因此虽然是“单兵突进”却具有全局意义，随着改革开放战略的展开，这种系统性更加显著。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构成了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两个基本点”；另一方面，改革逐渐走向“整体性、系统性”方向，开放逐渐走向“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这都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系统性特征。
(三)战略手段的选择上：坚持自主性与特色性相统一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有着强烈发展意识的决策层的自主选择，而不是自身危机无法解决时外部冲击的结果，具有鲜明的内生性和自主性，自主性意味着改革开放战略有其行动主体——中国人民自主实施，即中国自主决定改革开放的力度、速度和进步，这是原则性的一面；另一方面，自主性也意味着中改革开放的方略、方针、方式由中国人民自主选择，既不为传统的战略模式所束缚，也不为国外的模式如“华盛顿共识”所左右，因此，在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进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突破前人、具有开创性的理论与实践，如“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体制改革目标，均具有开拓性。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框架中的重要环节，从一开始就体现出强烈的与国情相联系的特色性。对比其他转轨国家，中国既没有选择俄罗斯激进式的改革模式，更没有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中失去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正如同志所指出的，“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这表明，中国的市场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立足中国国情，从而兼具一般性和特殊性之上生成自身特色。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篇7
在金融领域，以利率、汇率改革为主、为先，而以资本账户开放为辅、为后的“先内后外”金融改革次序论曾占据主导地位。金融改革次序论是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推演出的。它有三个理论基础，即金融抑制论、不可能三角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金融抑制论论证了金融改革的必要性，而不可能三角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则是决定金融改革次序论的主要理论支柱。按照不可能三角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在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成前放开资本管制，跨境套利资金将自由进入国内市场，套取利差和汇差，加大经济波动，削弱国内货币***策有效性，甚至引发经济危机。
作者认为，不可能三角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都有其局限性。不可能三角中的“三角”是绝对状态，而这些绝对状态并非常态。现实情况往往是资本不完全自由流动或不完全管制，汇率也并非完全固定或完全浮动，也就是存在着中间状态。各国金融改革与开放的起点大多都是某种这样的“中间状态”，改革的推进过程，常常也并非指向不可能三角的某种纯粹状态。利率平价理论也未必与实际相符。现实中的市场并不像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宣称的那样有效，资本流动与利率变化也非一一对应的关系。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金融改革次序论在理论上并非绝对真理，教条地坚持“大爆炸式”改革理论或者“先内后外”、“先外后内”等金融改革模式，而不考虑国情，无异“刻舟求剑”。实践提供了多彩的***景：拉美国家的大爆炸式金融改革多以失败告终;美国实行先外后内的金融改革取得成功，而英国实施与美国几乎相同的改革顺序并不成功;日本先内后外的金融改革最终失败;德国的各项金融改革几乎都在70年代完成，前后相差不过两三年，各项改革互相配合，协调推进，产生了协同效应，取得了较好效果。实践证明，如果我们将金融改革“次序论”僵化，过分强调改革的前提条件，就会使改革的渐进模式蜕变为消极、静止的模式，从而延误改革开放的时机。本书作者反复强调：我国的金融改革应该植根于中国实际，应当全面协调各项改革举措。我以为，这是很有见地的。
在我看来，本书在论证协调推进金融改革理论时，有四个亮点。
第一，将金融改革与宏观经济平衡结合。作者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下，论述了经济金融体系调节的静态及动态机制。静态看，固定顺序的金融改革和协调推进式改革过程中，各经济金融指标不会出现大幅震荡。固定改革顺序是“先内后外”还是“先外后内”，主要取决于改革时的初始状态。如果错误地判断初始条件，改革顺序就会有误，经济运行就会面临较大震荡。动态看，若协调推进金融改革，经济金融体系可以较容易地实现内外均衡。若按固定顺序推进金融改革，经济金融系统会以循环的方式向均衡收敛。分步骤看，金融改革时的初始状态决定了推进利率、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的时机，也决定了哪一项或几项金融改革可以先行一步。
二是将金融改革与利率、汇率超调理论结合。为了简化金融改革效果的评估过程，作者作出了几点假设。金融改革中有三个状态，初始状态、过渡期和最终状态。决定金融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过渡期里各指标的变动方向、频度和易变性。如果变动过多，超过社会承受力，改革可能失败。指标变动少的改革方案是好的方案。评估各指标变动情况，首先就要看各项指标是否超调。如果各指标向均衡状态平稳收敛，这样的改革就没有超调之虞。如果金融改革分先后顺序，各个领域逐步完成改革，经济体会沿着先实现局部均衡再实现一般均衡的路径发展;利率、汇率、资本流动莫不如此。若局部均衡值与一般均衡值的方向存在较大差异，超调将不可避免。协调推进金融改革，当可减少局部均衡值与一般均衡值的冲突，减少甚至避免金融指标超调。
三是将金融改革与宏观经济***策结合。为了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金融改革当然不可或缺，但是，为了减少经济和金融剧烈波动，金融改革与宏观调控应协调一致，也肯定是必然的要求。从宏观调控一侧看，应当减少软约束的投资刺激计划，减少投资对融资的过度依赖;从货币***策一侧看，则需要货币***策与投资***策相协调，并做到松紧适度。短期内，经济自身的发展、利率市场化改革等都可能产生推高利率水平的结果，因此，货币***策不能过紧。同时由于我国杠杆率快速提升，金融风险正在加剧，货币***策又不能过松。稳健的货币***策对抑制利率的快速上涨是必要的。2014年，央行实施了一些列结构性宽松***策，包括定向降准、定向再贷款等，这些都有利于抑制利率上行，抵消利率市场化的短期影响。在推进利率市场化过程中，过分追求实现货币供应量目标，可能会导致短期利率波动较大。简言之，由于金融改革自身就有宏观调控的意义，改革与宏观调控相配合，是一个自然的要求。
四是不过分强调金融改革的前提条件，而将一些所谓前提条件看做金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与利率、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同步协调推进。金融市场建设不应与利率市场化改革割裂开来，而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不可能等到金融市场没有任何缺陷了才开展利率形成机制改革，或者等利率形成机制改革完成后才发展和完善金融市场。外汇市场建设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完善外汇市场能保障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顺利实施，改革汇率形成机制能促进外汇市场的发展。资本项目开放既要减少对资本流出的管制，也要减少对资本流入的管制。如此等等。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篇8
新阶段的***思想，是顺应我国发展阶段性变化的选择。当前，我国开始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大体要经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即生存型社会阶段和发展型社会阶段。从经济发展水平看，2007年，我国人均GDP就达到2456美元，超过1000美元；从消费结构看，2007年，我国恩格尔系数城市和农村合在一起为40％左右，超过恩格尔系数低于50％的标准；从产业结构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第一产业的比重已下降到9％，已低于国际上第一产业不过10％(亚洲国家为15％)的生存型社会和发展型社会分界线；从就业结构看，2007年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为40.8％，低于50％；从城镇化率看，2007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是44.94％，超过40％。从这些指标看，我国确实已经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
新阶段的***思想，就是要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改革发展的主题。我国进入发展型社会新阶段，发展型的压力主要表现在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性、迫切性全面增强。当前，我国社会面临日益突出的两大矛盾，都与人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第一，由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以低成本维持高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解决资源环境约束问题，从表面看，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是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但实质上是人力资源的问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是要用人力资源替代自然资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第二，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基本公共产品短缺、公共服务不到位的矛盾，使得经济增长“一俊遮百丑”成为历史。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体现了发展型社会的规律性，就是人在解决了温饱之后，迫切需要追求自我发展，追求与自我发展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
新阶段的***思想，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推进改革开放。近年来，从总体上说，我们对阶段的变化、形势的变化是有所察觉的。2003年SARS危机中，中央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改革攻坚。但从实践的层面来看，我们的认识还远不适应变化的新情况。例如：我们对阶段的变化有所估计，但估计不足；***策有所调整，但调整不及时。当前，经济社会产生的各方面矛盾和问题，重要的在于近些年的改革开放相对滞后于发展阶段的变化。一是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一方面，原有的制度红利在递减。比如1994年在广东开始启动的财***税收体制改革，这个制度改革的红利应该说递减的差不多了。新的制度安排特别是以资源价格改革为重点的制度安排没能抓住机遇，错失良机，这是造成今天经济生活突出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改革滞后于社会转型。虽然在2003年SARS危机后，中央一再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并采取了相关的措施，但同新阶段的实际需求仍有较大差距。比如，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安排近几年有一定进展，但仍然严重不到位。另外，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远不适应社会发展阶段变化的需求。三是改革发展理念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我们高度重视创造经济总量，却有所忽视创造国内需求。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篇9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实力的动力支撑。必须坚持向深化改革要“红利”，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不断***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在推动同步小康的实践中，我们既勇于“摸着石头过河”，又注重顶层设计，以改革开放增活力。着重围绕提高工业经济、城镇化率、民营经济、县域经济“四个比重”，强力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深入推进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的毕节试验区改革探索，形成了凝聚多方力量、多重优势叠加的“毕节模式”，谱写了多***合作的“同心工程”新篇章。推进“扩权强县”改革，最大限度地激发县域经济活力。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乡镇合并和乡改镇、镇改办进程。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着力打造千亿级企业集团。深化区域交流合作，推行产业招商、园区招商、以商招商，大力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鼓励和支持全民创业、多办企业、多办实体，加快壮大民营经济。把产业园区和标准厂房建设作为扩大开放和推进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打造生态文明贵阳会议和酒博会两大对外开放平台，工业、民营经济和招商引资均有大幅度提升。
改革开放是实现同步小康动力最足、效果最好、作用最持久的办法。我们将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正确处理好***府与市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形成改革开放、跨越发展新优势。
坚持在***思想、转变作风中确保同步小康
思想***、作风转变的程度，决定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同步小康的进度。***思想、转变作风的重要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必须打破条条框框束缚，破除制约发展的观念障碍，以新的思想、新的理念、新的方法和务实创新的过硬作风，营造支持发展、鼓励创新、宽容失误的良好氛围。
在推动同步小康的实践中，我们大力开展以“十破十立”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大讨论活动，着力转交思想观念、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破除信心不足等旧思想，树立敢于争先等新观念。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组织开展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深化“四帮四促”、“三访”、农村***建扶贫、“双万结对”帮扶、“帮联驻”等活动。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带头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做到敬仰***的事业、敬畏手中的权力、敬重服务的人民。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构筑“自觉自信自强、创先创新创优”的“精神高地”，在全省积聚和传递后来居上、跨越发展、同步小康的“正能量”。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篇10
[关键词]朝鲜;主体社会主义思想;改革
朝鲜半岛问题是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焦点｡长期以来，朝鲜坚持自己的主体社会主义和先******治，拒绝变革，但在2002年，朝鲜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调整了物价､工资等体制，还决定开放新义州工业园区，为世人所震惊｡虽然朝鲜本身从未使用过“改革开放”一词，却实际上谨小慎微地推行了改革｡
一､主体社会主义概述:朝鲜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1.朝鲜主体社会主义思想的确立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朝鲜半岛***，出现南北朝鲜｡1950年后期，中苏在意识形态上出现分歧，苏联开始减少了对朝鲜的援助，朝鲜意识到自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逐渐形成主体社会主义的思想｡1955年12月，在朝鲜劳动***宣传干部大会上，***以“反对思想战线上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确立主体”为题发表讲话，这是他第一次提出要树立“主体思想”的问题｡[1]1963年他进一步把“主体思想”表述为“在思想上树立主体，***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2]
2.朝鲜主体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和地位
关于内涵，***进一步指出，树立主体，就意味着坚持这样的原则:***地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并且主要依靠自力的力量，解决***和建设中的一切问题｡ “每个***在本国的具体环境和条件下进行***斗争，并通过这一斗争丰富国际***运动的经验，为进一步发展这一运动做出贡献｡”[3]“主体思想”是朝鲜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最高指导方针｡1970年朝鲜劳动***五大通过的***章中，明确把“主体思想”定义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体现于朝鲜的现实，1972年朝鲜社会主义宪法也规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主体思想”作为自己的指针｡
3.朝鲜主体社会主义的特点
第一，***治上强调主体社会主义特色｡按照“主体思想”，朝鲜劳动***首先抓思想***，其次抓技术和文化***，多次强调，“主体社会主义”就是主体思想的体现和运用｡第二，坚持以***事为中心的“强盛大国”战略，在全***全国推行“先******治”思想｡先******治的基本内涵是“***事先行，先***后工”｡主要表现在***治上实行“先***领导”，经济上推行“先***经济路线”，外交上实施“先***外交战术”｡1998年，***又提出建设思想强国､***事强国和经济强国的“强盛大国”的战略｡第三，经济上坚持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实行有限开放***策｡朝鲜建国以来，通过朝鲜人民几十年的努力，朝鲜在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等领域都取得了一定成就｡
二､朝鲜社会主义改革的缘起
朝鲜是在长期面临美国威胁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虽然冷战年代朝鲜与苏联在***治､经济方面合作广泛，但在理论与实践上，与苏东模式早有距离｡长期以来，朝鲜劳动***在“主体思想”指导下，坚持走与众不同的道路｡1990年开始，朝鲜面临的国内外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使得朝鲜的发展遭遇了挑战和困难，朝鲜开始进行改革｡朝鲜改革的背景，可从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两个方面考虑｡
国际方面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的沉痛教训｡，是国际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重大挫折｡朝鲜意识到，必须对现有的社会主义体制做出改变，才能坚持社会主义的主体地位，抵御西方国家的冲击｡此外，，也使得朝鲜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市场的消失，从而使朝鲜失去了经济战略物资的主要供应来源｡第二，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榜样作用｡中国无疑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典范，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给朝鲜极大的触动，朝鲜希望采纳中国的某些做法，实现本国的经济发展｡第三，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给朝鲜的巨大生存压力｡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对朝鲜敌视，朝鲜的地缘***治环境恶劣｡以来，更是就核问题等诸问题向朝鲜施压｡第四，韩国快速发展给朝鲜的压力｡1970年代以前，朝鲜的经济水平高于韩国，然而随着韩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朝鲜被韩国远远地甩在了身后｡由于过大的经济差距，朝鲜人民对于韩国有一定的向心力，这都给了朝鲜巨大的压力｡
国内方面的因素，则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朝鲜逐渐恶化的经济形势｡1990年以来，朝鲜经济进一步恶化，从1990年开始到1998年连续9年经济出现负增长，经济危机严重｡朝鲜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采用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同时，朝鲜始终坚持自主的民族经济建设路线，避免了对外依赖和从属，但由于没有参加国际分工，技术､信息等严重不足，逐渐导致经济的严重恶化，配给制机能失灵，国内分工体系混乱，地下经济猖獗｡第二，连续的自然灾害，粮食严重短缺，人民生活困顿｡1990年开始，朝鲜连续几年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欠收，粮食严重短缺，朝鲜必须对原有的农业生产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第三，朝鲜劳动***在坚持社会主义主体思想的前提下，治国理念和方针有了些许的变化｡在如何看待市场经济的问题上，原本朝鲜对市场经济是持严厉批判和否定态度的，但由于中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朝鲜也开始不再回避市场经济，派出大批学者官员到中国学习市场经济，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搞一点市场经济｡
三､朝鲜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内容
1.朝鲜的经济改革内容
朝鲜的社会主义改革，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改革｡进入1980年以后，朝鲜开始强调自主民族经济和改革开放并不矛盾｡1982年***在“对于主体思想”一文中主张“以自力更生原则发展自主的民族经济，并不意味着关着门搞经济｡”[4]朝鲜对外经济合作促进委员会委员长也明确表示:“自主的民族经济，反对他国的经济约束，但并不反对合作关系｡”[5]朝鲜试***通过重新解释民族经济论，把经济开放理论正当化，但由于“主体思想”在经济上反映的自主的民族经济和改革之间存在矛盾，朝鲜只能形成有限的改革***策｡
2001年，***发表了“关于改善并强化社会经济管理指针｡”[6]以此为标志，朝鲜的经济运行体制开始松动｡最终在2002年7月1日，朝鲜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改善和完成”为口号，颁布了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配给制发生变化｡例如，粮食由原先统一分配，变为可以到市场上购买｡第二，劳动力工资和物价大幅度上调｡如平壤的大米由每公斤8分钱涨到44元，物价大幅上涨，朝鲜居民的工资也随之上升，但是分阶层有所不同｡[7]第三，废除平均主义分配，实施差别工资｡将按能力工作，根据需要分配的共产主义方式转化为按能力工作，根据成果分配的社会主义方式｡第四，赋予了下级部门更多的自主权｡国家计划委员会只制定宏观重要指标，具体的细节指标由有关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第五，部分地引进了市场机能｡允许“社会主义物资交流市场”的存在，使原材料､零配件允许企业间进行买卖成为可能，并使地方企业自己制定生产品的价格及销售｡
2.朝鲜的开放***策
朝鲜的对外开放***策以四个地区为起点，西部以新义州，南部以开城，东部以金刚山，北部以罗津､先锋地区｡地区改革开放战略以新义州特区建设为主轴，开城工业园区建设为副｡朝鲜以这两个地区为经济开发点，力***构筑周边地区的经济开发线｡有关人士预测[8]，朝鲜将开发南浦､元山和开城等地区，形成一定的开发面｡朝鲜当局的战略意***是:第一，将新义州定为经济特区，而将开城定为比它低一级的经济开发区，是为了防止朝鲜经济对韩国经济依存度的上升｡第二，朝鲜的开放范围始终不包括首都平壤，是考虑到开放后有可能产生的冲击和负面影响｡
四､朝鲜社会主义改革的未来趋势分析
朝鲜根据本国实际提出要建设朝鲜式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原来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利于发展经济｡朝鲜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已是大势所趋｡目前，朝鲜的改革还处于摸索阶段，未来朝鲜改革的趋势，值得我们探究｡总体来说，朝鲜改革开放的前景是广阔的，但在短期内，朝鲜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存在很多障碍，并不乐观｡
1.朝鲜社会主义改革的有利因素
目前，可以说是朝鲜比较好的改革时机，有诸多有利因素:第一，朝鲜劳动***的执***观念发生微妙变化｡结合朝鲜社会主义在近些年发生的变化，***曾提出一些新思想，较之“主体思想”有一些新的提法，其中包括要高度重视朝鲜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要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而且对经济发展要采取新的调整措施和适度进行开放｡第二，改革开放是朝鲜社会主义发展的必须条件｡近年来，朝鲜经济之所以恶性循环，与僵化的经济体制密切相关，朝鲜要摆脱困境，必须走全方位改革的道路｡第三，朝鲜经济发展的内部条件已经具备｡朝鲜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近年来朝鲜***府不断加大教育科技投入，人力资源和科技水平都有显著提高，这些均为改革的推行提供保证｡第四，外部环境和地区国际关系有显著改善｡冷战结束以来，朝鲜的地缘***治环境一直十分恶劣，但1998年以来，朝鲜对其外交***策进行重大调整，与韩国推动半岛统一，并与美日等国改善关系，这部分改变了朝鲜的孤立处境，便于争取外援，为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2.朝鲜社会主义改革的不利因素
朝鲜的社会主义改革，也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第一，朝鲜转变现有的思想观念､经济体制等有较大的困难｡朝鲜的“主体思想”，对如何改革开放并无具体论述，而“主体思想”是朝鲜劳动***执***的灵魂，短时间很难对其进行大的改变｡第二，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苏东的社会主义改革，造成了***和动荡，这使得朝鲜认识到，不能急于改革或是照搬他国经验，所以在相当长时期内，朝鲜不可能进行大改革｡第三，朝鲜半岛的特殊环境也使得朝鲜的改革充满变数｡朝韩关系虽有改善，但双方仍充满戒心，时有摩擦;美国也仍将朝鲜列为敌对国家名单，这都为朝鲜改革带来不确定的国际因素｡
综上所述，无论当前今后，朝鲜社会主义发展都面临许多困难，尤其是由于特殊地缘***治特征所造成的恶劣的外部环境，更成为朝鲜社会主义改革的巨大障碍，但朝鲜***和人民已经决心探索符合朝鲜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只要坚持不懈的走下去，社会主义改革的前景还是值得期待的｡
[参 考 文 献]
〔1〕〔朝〕***.关于我国***的主体(第1卷)〔M〕.朝鲜: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75:131.
〔2〕走进朝鲜.东北亚之窗〔EB/OL〕.nortfeast，2002.
〔3〕***.关于我国***的主体(第1卷)〔Z〕.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75:421.
〔4〕〔韩〕申志浩.从指令性计划到引导性计划〔Z〕.中央日报，韩国开发研究院.
〔5〕〔韩〕金京镐.朝鲜经济改革开放决策的决定过程〔M〕.社会科学和***策研究，2000:74.
〔6〕〔朝〕劳动新闻〔N〕.2001-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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