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关于变化的作文篇1
In the spring, as if into the green world full of vigor and vitality. Look, the grass, the grass secretly leaned out from the ground to the head, scrambling to welcome the arrival of the spring; The river, willows are changed into the green's new clothes, willow branches in the wind, as if in waved to the spring, and danced in the wind. In the field, the difference in bathed in sunshine moist, stretch the body thrive, distance like spread the green carpet to earth.
In the spring, on how to into the colorful pictures. The garden, golden jasmine and some unknown colorful flowers, bloom in all, the spring dressed as a married waiting for the bride, especially bright beautiful. The orchard, pink peach blossom, the red apricot flowers, white pear flower, also are open. Flowers, numerous bees fly around, they are busy honey; Only butterflies flutter from flower to flower, like each other in transmitting the information and the joy of spring.
In the spring, as if into paradise full of tong qu. On campus, students in the playground chase scenes, play in the grass edge, with our laughter everywhere. The square, children play happily, along to fly a kite. See only a kite flying in the sky, the children also released his childhood dream.
不知不觉中，寒冷的冬天悄悄从我们身边溜走了。春姑娘带我们走进了温暖的春天。
春天，就好像走进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绿色世界。瞧，草地上，小草偷偷地从地里探出了脑袋，争先恐后地欢迎春天的到来;小河边，柳树换上了绿色的新装，柳枝随风摆动，好像在向春天招手，又像是在风中翩翩起舞。田野里，麦苗尽情地沐浴着阳光雨露的滋润，舒展着身体茁壮成长，远远看去像是给大地铺了绿色的地毯。
春天，就如何走进了色彩缤纷的***画。花园里，金黄色的迎春花，还有一些不知名的五颜六色的花，都竞相绽放，把春天装扮成了一位等待出嫁的新娘子，格外艳丽漂亮。果园里，粉红色的桃花，红色的杏花，雪白的梨花，也都陆续开放。花丛中，无数的蜜蜂飞来飞去，它们正忙着采蜜;一只只蝴蝶在花间飞舞，像是在互相传递着春天到来的信息和喜悦。
春天，就仿佛走进了洋溢着童趣的乐园。校园里，同学们在操场追逐打闹，在草地边嬉戏玩耍，处处洒下我们的欢声笑语。广场上，小朋友开心地做游戏，奔跑着放风筝。看到一只只风筝飞上了天空，小朋友们也放飞了自己童年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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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变化的作文篇2
关键词：企业文化；企业绩效；结构方程
一、引言
企业文化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被提出以来，有关企业文化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企业文化分成3种类型，以探讨企业文化对企业绩效的总体作用。提出它们之间关系的假设，然后设置指标进行考察，再用结构方程方法来进行数据处理，验证提出的假设是否合理。本文对它们的部分不是很明确的关系提出假设，来探讨企业文化和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
二、企业文化和企业绩效作用关系模型
（一）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所沉淀的，为企业员工所共同信奉并加以遵守的关于企业经营和管理的一系列价值观、基本信念和行为准则，它体现在企业的日常的管理活动中，并通过同化的方式传递给新来者。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其核心是企业的精神和价值观。
关于企业文化的分类，引用Wallach的方法，将企业文化分为3类：官僚型、创新性和支持型。官僚型文化通常是基于控制和权利，组织层级结构和权责划分非常明确，遵从层级管理，工作大都标准化和固定化。官僚型文化的企业大多是制度化的、权利导向的，注重层级和过程，这适合经过良好培训的人员，而不大可能吸引和保留创造性的、有远大抱负的人。创新型文化鼓励竞争，但是在这种文化下是充满压力的，很难平衡家庭、工作、娱乐的时间安排。采取创新型文化的企业所面临的竞争环境通常较为复杂多变，工作较具有创新性和风险性。支持型文化的工作环境相当开放、和谐，具有“家庭”的温暖感觉。员工可以得到企业高度的支持及信任，而企业也十分重视人际关系。
不过现实中大多数企业并不是完全符合上述的具体某一类文化类型，实际上更可能是3种文化类型在一定程度上的融合。
（二）企业绩效
绩效考核，是一种正式的员工评估制度。它通过系统的方法、原理来评定和测量员工在职务上的工作行为和工作效果。关于企业绩效考核的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应用的比较成熟。本文将企业绩效分为：员工绩效（包括员工满意度、离职率等）、发展创新能力（研发能力等）、市场绩效（市场占有率等）和财务绩效（利润率等）。
（三）企业文化和企业绩效相关性研究
关于企业文化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国内外也有不少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和方向做了相关的研究：Besanko（1996）等人研究指出企业文化创造价值的3条途径，第一是文化简化了信息处理，第二是文化补充了正式控制制度，第三是文化促进合作并减少讨价还价，从理论上叙述了企业文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国内学者如张一蓉从节省交易费用的角度分析了企业文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倪震、吴志霞从企业文化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角度论述了企业文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浙江大学彭维、邵琦俊更详尽地从企业文化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角度论述了企业文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李宁、杨蕙馨从团队生产理论出发,论述企业文化如何减少企业员工偷懒的动机、减少企业监督的成本,达到提高企业绩效的目的。作者运用经济模型分析企业文化是一种开创，但是并没有提供向最优企业文化前进的途径和关键点。
（四）国内关于企业文化和绩效研究现状
由于企业文化具有很强的概念性和模糊性，难以用数学方法很好的量化，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大多只是从理论方面论证企业文化和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企业绩效的各个因子之间的关系，放在企业文化之中进行全面的考量，国内还基本是一个空白。考察的方法上，学者大多还是从回归分析、相关分析、控制变量分析等角度来研究，在方法上没有太大的创新。传统的测量方法一旦误差较大，就会影响到分析的结果，甚至出现错误。
综合以上的分析，本文试***尝试使用结构方程的相关方法来考察，结构方程考察了因子与指标之间的关系，因子与因子之间的关系，且容许自变量及因变量项含测量误差。由于结构方程突破了传统的研究方法，使得研究的内容更加趋向于丰富，能比较好地反映企业文化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复杂而较全面的关系，此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五）企业文化和企业绩效关系模型构建
根据以上企业文化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论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建立它们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假设，如***1所示：
采取创新型文化的企业所面临的竞争环境通常较为复杂多变，工作较具有创新性和风险性，故员工面临的不确定的因素很大，我们提出假设：采取创新型文化的企业它的员工流失率都比较高。
假设1a：竞争型文化和员工绩效成正相关关系。
假设1b：竞争型文化和发展创新能力成正相关关系。
假设1c：竞争型文化和市场绩效成正相关关系。
假设1d：竞争型文化和财务绩效成正相关关系。
采取支持型文化的工作环境相当开放、和谐，具有“家庭”的温暖感觉。对人友好，善于交际，树立“发现需要并满足他”的牢固信念，特征是注重工作数量；崇尚优胜群体。据此，我们提出假设：
假设2a：支持型文化和员工绩效成正相关关系。
假设2b：支持型文化和发展创新能力成正相关关系。
官僚型企业文化（也称按部就班型文化）一般是制度化的、权利导向的，注重层级和过程，一般人们关心的只是“怎样做”，追求技术上的完美，工作上的有条不紊。故我们提出假设：
假设3a：官僚型企业文化和发展创新能力成负相关关系。
假设3b：官僚型企业文化和员工绩效成正相关关系
（六）企业文化和企业绩效相关关系指标设计
根据以上模型，我们对企业文化和企业绩效之间相关关系的指标进行设计，按照不同的企业文化的不同类型的16个指标、不同的企业绩效的12个指标的指标体系。
三、模型评价指标设计
（一）结构方程原理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e Equation Model）是20世纪70年代Karl Joreskog and Dag Sorbon等学者提出的基于变量协方差阵来分析变量间关系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侯杰泰、温忠麟和成子娟，2004）。在模型中包含两种变量，即显变量和潜变量。
结构方程模型可分为测量方程和结构方程，测量方程是描述潜变量和显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构方程描述潜变量之间的关系。一般用下列方程表示：
x＝∧xξ+δ①
y=∧yη+ε②
η＝Bη+Γξ+ζ③
其中：x为外源显性变量组成的向量指标，y为内生显性变量组成的向量指标，ξ为外源潜变量组成的向量，η为内生潜变量组成的向量，∧x为外源显变量与外源潜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外源显变量在外源潜变量上的因子负荷矩阵，∧y为内生显变量与内生显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内生指标在内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负荷矩阵，B为内生潜变量的关系阵，Γ为外源潜变量对于内生潜变量的影响，δ和ε为测量方程的误差项，ζ为结构方程的误差项。方程①和方程②被称之为测量方程，方程③则是结构方程。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根据上面确定的测量变量设计调查问卷，问卷数据作为本研究的分析资料来源。本次调查以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管理人员及其它管理人员为对象，先后向40家企业发放500份问卷，回收176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44份，有效回收率为28.8%。问卷的测量题目均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法测量，“7”代表非常符合，“1”代表非常不符合。其中“创新能力”的测量是反向计分。
（三）因子分析与潜变量确定
为提高多变量的测量效度，用SPSS13.0对测量变量进行因子分析。首先是对企业绩效测量变量的分析，结果表明本次分析的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KMO）是0.685，形成员工绩效因子、市场绩效因子、创新能力因子和财务绩效因子，结果很理想。
（四）研究结果
根据以上假设与概念模型，本文用LISREL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在模型拟合的过程中，如果两个企业文化潜变量都与某一企业绩效潜变量直接或间接相关，我们才认为企业文化与该企业绩效直接或间接相关，如果只有一个企业文化潜变量与某一企业绩效潜变量直接或间接相关，我们认为企业文化活动与该企业绩效部分不相关。
本文对模型进行了3次模拟，其拟合优度评价指标如表1所示。通过对3次模拟结果的比较，我们选择第2次模拟的结果作为最终分析结果。
至此，本文已经拟合了企业文化与企业绩效的路经关系，综合上述实证结果，本研究假设检验的结果，在研究架构的理论性上大多获得支持。
（五）结果与讨论
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建立、估计和检验因果关系模型的方法，模型中既包含有可观测的显在变量，也可能包含无法直接观测的潜在变量。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解决企业文化与企业绩效间作用关系的研究在国内还不多见。本文将结构方程模型原理应用到企业文化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当中，建立了企业文化与企业绩效间作用关系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拥有竞争型文化的企业对整个企业的绩效都有正向的作用；采取支持型文化的企业对发展创新能力有正向作用，说明企业给予员工充分的决策参与权，员工之间交流、学习并能进行弹性管理对企业的发展创新能力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员工绩效和企业创新能力对企业的市场绩效产生积极影响，目前国内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欠缺创新能力，国内企业市场绩效的提高受员工绩效的影响比较大；采取官僚型文化的企业对发展创新能力明显有阻碍作用，员工要服从的公司严格的规章制度限制了员工积极性和创新性能力的发挥，这样就不利于企业整体绩效的推动和提高；对企业绩效的几个因子也进行了拟合，结果发现：员工绩效对财务绩效的正向作用系数是0.45，发展创新能力对员工绩效的正向作用系数是1.10，发展创新能力对市场绩效的作用系数是0.44，市场绩效对财务绩效的正向作用系数是0.73。说明企业绩效之间的也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企业的进步和绩效的提高。
本文研究可能具有以下局限：首先，本研究的样本数不是太多，研究具有一定的探索性，因此在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推广时应谨慎考虑。其次，本研究对企业绩效的测量使用的是知觉性度量（conceptual measure），尽管这些测量变量的数据在企业问卷调查研究中是有效的和可以接受的，但是加入一些客观的测量更能说明问题。最后，和其他大多数同类研究一样，本文研究使用的是横截面数据（cross-sectional data）。
参考文献：
1、刘光明.企业文化[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2、罗长海.企业文化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张旭,吴狄.企业文化对企业战略管理的影响[J].现代企业教育,2006(8).
关于变化的作文篇3
关键词：人类学；变迁；全球化
中***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3-0018-05
文化的概念尽管复杂多变且莫衷一是，但文化是动态发展的这一观点已经成为共识，文化的积累与传递、传播与交流、融合与冲突是人类社会不断变迁发展的动力。作为研究人及其文化的人类学，社会文化变迁一直以来都是其研究主题之一，在人类学并不漫长的学科发展史中，几乎每个学派都有关于社会文化变迁的理论及观点。
早期的古典进化论试***建立人类历史文化的进化***式，他们关注漫长的历史时序中的文化变迁，将所有人类的文化变迁过程简化为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单系、直线进化模式，认为人类社会象生物有机体一样遵循自然法则，按统一进化顺序发展。传播学派认为文化传播就是文化变迁，变迁是横向的地理区域间的相互作用。世界各族的联系及其文化的融合，是发动各种导致人类进步的力量的主要推动力。这些关于变迁的理论有其历史局限性，主要是与当时西方国家向外殖民的过程联系在一起，并且已经遭受了众多的批判。
马林诺斯基曾经感叹说人类学处在一个既可悲又荒谬的位置，因为在它刚开始成型并具备适当的研究rJ~时，它所研究的对象正以无可救药的速度正处于消失之中。殖民统治的扩张使得大量原生态社会形貌被迫产生变化，因此，对于这些被动变迁的破坏性的迫切感触反而使当时的人类学专注于传统的社会文化的重建，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变迁本身的研究。功能学派虽然惯于将研究对象看作静态的整体来分析其功能，但并非摒弃了变迁的存在，而是通过研究文化因素功能的变化、替代和消失来实现对变迁的关注。拉德克利夫－布朗在《社会人类学方法》中论述了文化接触产生的相互作用，提出要找出文化变迁的规律必须共时性研究与历时性研究并重。马林诺斯基则写作了《文化变迁的动力》，对文化变迁作了具体的论述。拉氏和马氏都认为社会文化变迁即是不同文化间的接触的结果，尤其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传播与渗透的结果，这一观点也是当时的主流观点。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把文化变迁作为专门的研究课题，主要关注西方文化与殖民地的土著文化之间的横向变迁。如以赫斯科维茨为代表的美国人类学家着重研究美洲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接触所引起的变迁，而英国人类学家则着重研究非洲和亚洲殖民地土著居民与白人文化接触所引起的变迁过程。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变迁的理论也对人类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影响深远，它主要从一般性规律上指出了人类社会变迁的方向与路线，即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并认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是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力。这种理论在18、19世纪是指导西方社会改革运动的主要思想，也为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原始积累模式向福利国家模式方向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在美国历史学派的传统中，从“历史的方法”出发，强调对各种文化中具体事实的描述和记录，也一直存在对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关注。博厄斯在《原始艺术》中就提出“一切文化现象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并开始重视地方文化纵向传承过程中的变迁现象。如克虏伯所做的欧洲妇女裙子长度变化与社会***治稳定形势的相关程度的研究，奥斯卡・刘易斯对雷德菲尔德的特波兹特兰人村庄的追踪调查等。而上世纪六十年代居主流的结构主义虽然专注的是建构抽象的研究框架，但也并非完全抛弃考虑文化变迁的因素，而是强调在人类学所研究的社会中，结构如何将新的要素与历史情境纳入原有的范畴之内，以达成结构的连续性或再生产。例如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历史不是一个发展过程，而只是一连串的结构，他对美洲印第安人神话传播的研究表明，神话从一个部落到另一个部落的传播中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是与不同部落的社会文化结构相一致的，每个部落所接纳的神话结构与它的传奇传统和***治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有机接近。
应该说，变迁的话题一直存在于人类学的语境中，只是在以上所述及的各种理论中，社会文化变迁大多数时候只是作为研究内容的组成部分或是背景出现。但是，由于社会变迁逐渐成为人们所接受的准则，社会变化本身也越来越被看作是一个值得以其特有方式加以研究的主题，所以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开始直接关注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领域，震荡变迁、整体变迁等概念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变迁理论的内容。。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人物格拉克曼延续了早期英国人类学家对非洲殖民地区的研究兴趣，主要研究非洲当地社会变迁和部落生活与城镇生活的关系，不仅关注直线变迁，也关注震荡变迁，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社会稳定来源于冲突，冲突的存在推进社会变迁的结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在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治经济学的影响之下，人类学家开始反省过去的研究范式中的缺陷，不再局限于将研究对象视为孤立的、界限分明的实体，变迁视角由地方性变迁扩展到整体性变迁，开始将区域性***治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并认真思考如何解释和概念化变迁。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虽然抛弃了以往那些坚持社会按固定路线变迁的理论，但其一些观点仍受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影响颇深。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人类学家相信冲突是社会的常态，分析社会先从分析其中的冲突开始，并且由于社会结构中的基本冲突而导致社会的变化，冲突是变迁的动力。这些观点来源于马克思关于社会阶级划分和经济因素对社会运行的重要性的思想，并且这些思想本身已经激起了众多的社会变革。“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中还有一个共同点是对中心与的区分，在某种意义上，中心指权力实施的地方，比如殖民资本或国内资本。指受到中心决策影响的地方之一，比如为中心地区提供再分配产品，或同中心地区进行贸易的乡村地区。”中心与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即是社会主要冲突的基础。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马克思主义者象其他结构主义者一样倾向于从横断面去对待历史，从生产要素之间的结合表现来描述和解释变迁，通过描述和分析生产方式的变化以求得对社会***治和经济的认识。***治经济学者则受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强调被研究的社会在被纳入大规模的区域性***治经济体系的历史过程中，必然受到外在力量的冲击与影响。他们在研究变迁时，着重社会如何因为适应资本主义等外在力量而改变，并特别强调历史的重要性，而其中将社会格局作出中心与的区分也可以看作是后来的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的早期雏形。
二战以后，随着西方社会步入稳定增长的繁荣期，从经济学领域中产生的现代化理论扩展到各个学科，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使人类学更多地关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传统向现代变迁过程中的适应与整合问 题。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依附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建构的世界体系理论更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分析框架。沃勒斯坦认为，16世纪以来就有了第一个真正全球意义的世界体系形成，而这就是社会变迁的唯一实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成，一方面是中心――边缘关系支配的世界经济体，另一方面是国家联动的***治结构。像所有的历史体系一样，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持续期也是有限的，当其长期趋势达到某一点，以致体系的起伏波动变得充分宽泛而无规则，不能再保证该体系的制度机构的活力更新，它将走向终结。一旦达到这一点，就会产生分岔点，经过一段混沌的过渡时期，这个体系将被一个或多个其他体系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将被取代。这种整体变迁的观点使传统上研究微观社区的人类学的视野也进一步得到拓展。
如果说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更多侧重于经济与***治结合的角度探讨社会文化变迁的话，那么另一方面，以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为代表，人类学对变迁的原因和动力的解释有从经济转向文化的倾向，强调外来的力量必须透过文化形式的媒介才能真正发挥根本性的转变社会的作用。同时，在实践理论的影响之下，人类学在探讨大规模的结构性力量如何造成变迁时，愈来愈强调主体的意向性与能动性的重要意义。1980年代以来殖民主义研究的兴起与历史人类学的发展，使人类学对变迁的原因、动力、过程与性质有了更细致的研究。世界经济、殖民国家、宗教、跨国机构等在变迁的过程中的作用都被重视与讨论。这些新的理论发展以及人类学家对全球化与现代性等新研究议题的投入，使得社会文化变迁的***像越来越复杂。今天我们再来讨论变迁，难以避免地要从众多的理论中进行取舍。
解释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变迁可以被看作是社会文化模式的变化过程，因此用民族志方法去描述一个社会的历史不仅可以对编年体方式或是发展史方式建构的历史有辅助作用，而且其真实性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证。格尔茨用民族志形式对十九世纪巴厘国家组织形貌的还原就是对他这种变迁观点的实践之一。在他的另一个研究中，基于对功能理论的批判性思考，格尔茨将社会变迁研究的解释和概念化进行了更具操作性的阐述。
跟有的人类学家将社会文化变迁统合在一起不同的是，解释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社会变迁与文化变迁应该分开进行分析，再整合在一起进行解释。格尔茨认为功能理论之所以对研究变迁有困难，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它不能平等对待社会过程和文化过程；二者之一几乎不可避免被忽视或被放弃，仅成为对方的简单前缀和“镜像”。为了修正功能理论，使之更有效地处理历史材料，最好先设法区分和分析人类生活的文化面和社会面，把它们看成***变化且又彼此依赖的因素。虽然只能在概念上区分，但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却因此而表现得能够以多种模式互相整合。在大多数社会中，变迁是特色，而不是反常，通过分析能够看到社会面与文化面之间的某种断裂，正是从这些断裂本身中可以发现某些推动变迁的主要动力。
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提醒研究者关注变迁的社会中个人的能动作用。他指出人们通过各自的有目的行动使社会文化不断延续下去，人们在实践中受制于不同场域而会作出不一样的行为选择，场域即是社会文化动态变迁的一个基本分析单位。他所提供的“再生产”的概念也被用来分析变迁，社会或文化的再生产机制的运作都是服务于在社会结构中占支配地位的利益的，任何的文化现象的出现或存续可以追寻社会中利益格局的变化，因此，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受制于权力主导的再生产机制。
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全球化日益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概念，它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治现象、文化现象。在这个主题当中，经济学关注物品和资本的流动，***治学关注跨界的冲突与***策建构等，社会学和人类学则关注在经济全球化之下，多元性的文化世界如何维持下去?在人类学看来，全球化是当代的一种更大时空范围的文化变迁过程，也是当今研究任何一个地方社会都不能避开的背景因素。
不论如何对全球化进行定义，都不能否认这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社会发展过程。被人们引用较多的有安东尼・吉登斯的全球化定义，他延用了霍尔“想象空间”的概念基础，提出了“时空伸延”(time-spacedistanciation)的概念，指用来联系在场与缺场的时间和空间被组织的状态。传统的简单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生活联系离不开面对面的环境，而现代性的发展则表现为社会生活对时间和空间的跨越。因此吉登斯将全球化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的，反之亦然。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作为时代大变迁的全球化包含了如下一些基本的因素：一是基于交通和信息的世界发展模式的条件之上的全球性互动行为和过程的发展；二是世界性的联系与互动的加强意味着跨界的联系存在着规律性而非分散的或随意的；三是社会文化和***治经济的伸展可以使世界上某个地方与其他相隔甚远的地方间发生联系；四是全球化也包含了全球与地方之间一系列日渐增多的牵连关系，地方发展不得不受制于全球的影响。
人类学主要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和看待全球化，全球化是增强还是减弱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早期的文化全球化理论专注于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担忧某些主导文化可能威胁或覆盖掉其他更脆弱的文化，从而侵蚀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格局。在讨论美国快餐文化在全球快速传播的过程中，人们似乎从中看到一种由于全球资本主义进程带来的文化同质化的可怕未来。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后来受到了不少批评，认为这种理论是狭隘地从单个方面去思考文化，不够客观，如泰勒・考恩在其《创造性破坏――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一书中一方面毫不讳言全球化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力，但同时以“创造性的破坏”的概念来鼓励人们对全球化下的世界文化发展持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应该把全球化视为世界文化发展的常态，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制度构架，为多种艺术观念并存提供动力，创造出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文化繁荣的时代。指出“我们应当审慎地将世界主义的多元文化观当作美学指导原则和***策实践指南。”让・卢・昂塞勒也指出人类学应该把全球化当做一种为文化的产生或分化提供新空间的过程来加以考察。而对于人类学研究者自身来说，尽管来自不同的地域，在讨论全球化时一方面会以全球化作为一种共同的叙述范畴和文化建构空间，另一方面又离不开自己对本民族国家语境的视域的扩展，这种天然的两面性正是人类学在研究全球化现象时兼具宏观思维与微观思维的特点。
与其他学科对全球化的研究以其普适性为前提不同，人类学研究中加入的全球化视角仍是聚集于地方性与特殊性，而在全球化角度观照下的地方文化也有了新的意义。乔纳森・弗里德曼指出从人类学的实践观点来看，全球视角产生于民族志行动的自我意识中。与全球化过程对应的是地方性认同的不同策略，认同实践中包含着消费和生产的实践，人们的自我观和传统文化在其中有选择性的重构。约翰?汤姆林森则认为，日常文化实践中最本质的东西，恰恰是由地方性而非全球性来定义的，而只有那些能够踏入到此类地方性文化之中的人们，才能够检验文化亲近感的真实程度。这一点，费孝通早在写作《江村经济》时已经体现了这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对地方知识的思考，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风行在各个领域的全球化冲动中，费先生又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在全球性的文化转型潮流中，我们要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充分思考“在全球文化发展和交触的时代，在一个大变化的时代里如何生存和发展，怎样才能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里真正做到和而不同”，“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
关于变化的作文篇4
(一)文化是课程变革的背景。首先，课程变革总是处于特定文化环境之中，植根于本民族、本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英国教育学者B．霍尔姆斯(Brian Holmes)和M．麦克莱恩(Martin McLean)曾通过多国课程变革的比较，指出本民族文化对于课程变革具有核心影响，导致不同国家之间的课程移植往往并不成功。这个观点时至今日恐怕也不过时。但另一方面，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地生长的，恰恰相反，它总是在与异文化的交往、碰撞、融合****生的。一种文化的独特性不仅不可避免地融人了异文化的因素，而且是在与异文化的关系中发育生成的。特别在当今全球化的文化生态中，文化的融合与共生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不仅不能对已经大张旗鼓来到我们身边的其他民族、地域的文化视而不见，而且还应当积极理解、诚实借鉴，否则必将沦为狭隘的民族主义。作为课程变革的大背景，尽管多元文化语境在探讨具体的课程文化问题时，显得有些遥远，但在我们前进的每一步，都将不断与它相遇。当课程变革的文化背景日益走向多元，如何在多元文化的交响与碰撞中规划、实施课程变革，成为课程变革研究面临的一个新的、必须予以回答的问题。
(二)文化是课程变革的资源。作为课程变革资源的文化，包含人类创造的所有文化成果。把文化作为课程变革的资源，意味着课程即是文化的选择。英国课程理论家丹尼斯.劳顿(Denis Lawton)创用了这一课程定义，但他只关注了对某一社会****同的文化子系统的选择、传递，②而在全球化时代，课程的文化选择视野应予以扩大：从全球化角度看，课程变革不仅要继承本民族的文化精华，还要吸纳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从社会学角度看，课程变革要关注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包括关注社会非主流阶层的文化。因此，作为课程变革资源的文化，既包括本民族的文化积淀，也包括他民族的文化成就，还包括一个社会内部不同的文化子系统，以及不同阶层的文化资源。
(三)课程自身是一种文化。这一命题包含两层涵义。首先，课程不应仅仅是对文化的被动选择，还应是文化的创造。任何选择都不是简单的因袭，都包含着在一定价值指引下的创造。课程开发绝非在不同文化中寻章摘句后的堆砌，而是在多样的文化源流间含英咀华后的创生。其次，课程的文化选择与创造本身也体现出一种文化，并凝结于应然与实然的课程当中。课程本身作为一种文化，在第一种涵义上，可称为“课程中的文化”(culture in curriculum)，在第二种涵义上，可称为“课程的文化”(culture of curriculum)。从这个意义上讲，课程变革即课程自身的文化的变革；同时还表明，课程具有文化自主性，即课程文化变革固然是社会整体文化变革的组成部分，但未必要尾随其后，它应有适度超前的信心和勇气。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课程本质上是面向可能生活、为一个新的世界培养新人，而不是为了因循、维持既有的秩序和规范。
(四)变革自身是一种文化。纵观课程变革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课程变革被理解为科学化的课程开发，课程变革即课程开发。这一阶段与20世纪初课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相伴随，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规模课程变革的失败使人们意识到课程实施的重要性。课程变革被看作课程实施的一种激进形式。课程变革若想成功，不但需要有关课程开发的知识，还需要有关课程实施，尤其是变革的知识。变革本身的研究得到重视。但这一时期主要把变革理解为管理过程，侧重研究课程变革的影响因素，试***通过调控诸影响因素促成课程变革。随着研究的深入，变革的复杂性日益凸现，形成某种保障课程变革成功的处方并按部就班地遵循的做法已不可能。对此，富兰(Michael提出“文化再造”(re-culturing)的概念，认为转变文化，即改变我们做事的方式，才是课程变革成功的关键。变革被视为文化实践活动，其关键是变革文化的重新塑造。
由此观之，文化大致在两个层面上构成课程变革的基础：一是作为课程变革的背景或来源的文化，包括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及其在当前社会环境中的表现。二是课程变革自身所蕴含并展现着的文化，包括前述课程中的文化、课程的文化和变革文化。根据这三种文化的特点，我们分别将其称之为实质的课程文化、本体的课程文化和形式的课程文化，统称课程文化。
一、课程变革与文化创造
以文化为基础重新审视，课程变革是在全球化时代的复杂文化生态背景下，在对种种文化资源(本民族的、他民族的，不同文化子系统、不同阶层的)进行自觉选择的基础上，创造并力***实现某种新的“课程文化”的过程。课程变革在本质上是文化创造。离开文化创造，所谓的课程变革或可称之为“课程改进”(curriculum improvement)或课程更新(curriculum renew)，而不是真正意义的课程变革。我国历史上的课程改革，在文化层面上往往只是杂凑、替代或因袭，鲜有创造，事实证明效果并不理想。清末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方针的课程改革，其结果宣告了“文化拼盘”的失败。民国时期基本确立起西学范式在学校课程中的统治地位，但始终面对传统文化捍卫者的质疑。至于1949年后形成以控制为特征的课程文化，更是在行***的推动下得以长期维持，其间的课程改革虽有七次，但多在内容的增减、难易之升降上下功夫，并未触动文化根本，结果只能是应试教育体系的日益僵化和恶化。这都从反面表明缺乏文化创造的课程变革很难带来实质的变化。
课程变革中的文化创造是整体性的文化超越与创生，包含了实质的课程文化创造、本体的课程文化创造和形式的课程文化创造。实质的课程文化创造的实现，新的变革文化才能真正形成。这是新的变革文化之合作性的体现，它超越了科层化的管理文化和原子主义的专业文化。这种合作文化在本质上是对话与协商的。在合作的过程中，没有人掌握标准答案，也没有绝对的权威，而每个人又都从各自的立场、角度贡献着答案。但这也绝不意味着一盘散沙、“怎么都行”，因为大家都将在一个共同的道德的课程愿景的指引下前行。这样的变革文化即是一种民主的审议文化。
新的变革文化归根结蒂是一种合作探究文化。迄今为止，有关教育变革的理论和实践给予我们的一致启示是：教育变革是复杂的、难以控制的、不可预测的。这种复杂性一方面来自于教育变革所涉及的变量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每一变量本身又是变化万千的，不同变量间相互作用形成的复杂场面也就可想而知了。在这种情况下，课程变革中不可能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解决变革问题的有效处方。推动变革的根本力量来自合作基础上的探究，无论是课程专家、教育行***人员、校长、教师，乃至家长和学生，都在课程变革的动态发展过程中直面不断出现的问题，展开对话，共同探索问题解决之道。这个过程将是变革实施中的一种常态。换言之，合作探究将成为复杂变革中的一种创造性生存方式，基于这样一种生存方式，将形成以学校为核心的多种学习共同体(永久性的、临时性的)，这些共同体致力于在变革的自然发展状态中，针对不断出现的问题进行持续的知识创新。它们在复杂的变革环境中充满活力，而且更具适应性。
二、当前课程改革的文化冲突及其超越
课程文化一旦形成，便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即所谓“文化惰性”。尽管课程变革所创造的新的文化是对旧有课程文化的超越，但旧有课程文化决不会因此立刻退出历史舞台，而是竭力维护自身的合法性，抵制、反对新的课程文化，课程文化冲突由此爆发。新课程实施以来，一方面在实验区和实验学校取得了很大成效，另一方面，围绕新课程的理论论争和实施中的抵制从未间断，其深层根源就在于此。具体言之，针对新课程展开的种种质疑、问难与来自新课程的诸般辩护、反诘，在根本上都是新课程所确立的民主的课程文化与旧有的控制的课程文化之间的冲突造成的。
转贴于 民主是我国当前课程改革的基本价值追求。民主意味跨越阶层、民族，对于数量更大、种类更多的共同事业的平等参与，这种平等参与需要、同时也促进着个人多种能力的***和自由发展。民主的课程文化意味着渗透在新课程方方面面的种种参与、对话、协商、赋权、创造。从价值理念层面来看，新课程旗帜鲜明地提出“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的基本理念，意在使每一个学生都能获得均等的、高质量的教育机会，把每一个学生发展的独特性置于课程的核心，关注并保证每一个学生个陛特长的实现。从行为方式层面来看，新课程在课程开发、课程实施、课程评价、课程管理、课程研究等方面倡导并实践着民主精神。例如，由课程专家、学科专家、一线教师、教育行***人员等共同开展对话协商、集体审议的课程开发；把教科书作为课程资源之一，注重师生在广泛的课程资源的基础上互动生成的课程实施；超越甄别选拔，指向学生、教师、学校发展的发展性的课程评价；跳出中央集权，走向中央、地方、学校权力分享的三级课程管理；以及包容了大学研究人员、教学研究人员、一线教师等多元主体，包容理论研究、行动研究、叙事研究等多样风格的课程研究，等等，无不是民主课程文化的写照。在符号制品层面，作为课程变革核心文本的课程纲要、课程标准，不但其字里行间渗透着民主气息，其弹性特征更蕴含着参与的邀约。
民主的课程文化的确立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独特的历史发展脉络、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使我国的文化价值生态日益多元复杂，且整个社会更具流动性和多变性，这就必然要求社会成员发展其首创精神与适应能力，成为自主的、参与的个体，即既有民主权利又有民主能力的个体。这里的个体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广泛的共同经验交流中诞生的，是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教育的过程是一个社会的过程，也就是说，只有在民主中才能学会民主，新课程倡导的民主文化由此而来。那种以“适应中国国情”的名义、认定新课程是“船载以入”的舶来品的论点，恰恰未能真正了解我国当今时代脉搏的律动。更何况，我们从来就不认为，民主的课程文化在我们的课程语境中是全新的、异质的存在，相反，它早已在以往的变革中悄悄萌发着，一些优秀教师的变革探索实践已体现出对话、探究、参与、创造等新的课程文化的特质。只不过在旧有课程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这些课程文化支流更多地被湮没、处于边缘而已。
我国旧有课程文化实质上是一种控制文化，主要表现为传递性的教学文化、同质化的应试文化、学科本位的课程文化，其核心则是应试文化。这种以应试文化为核心的控制文化在我国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且经过长期的发展，成为一种思想上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精致结构，具有极强的稳固性。关于应试文化对教育的破坏、异化作用，论述颇多，这里不再赘述，但其影响显然已不仅止于教育领域本身。有论者分析认为文化界存在着文化应试的现象，体育界热衷于摘金夺银，电影界、文学界则致力于追逐国际大奖，凡此种种与应试教育可谓一脉相承，都是应试文化的“变形”或“一部分”，都是把某种外部标准绝对化、终极化并极力去迎合之。循着这一思路，种种“形象工程”、“大型迎评”难道不是***治应试吗?如此“应试”下去，社会精神文明、***治文明建设又将如何?因此，如果说确立民主的课程文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那么变革控制文化则与之一体两面。
民主的课程文化的传播绝非一蹴而就，就如同控制的课程文化也不会一夜之间消失一样。两者价值观上的深层差异注定了，它们在课程现场接触之日起，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碰撞与冲突。换言之，课程变革不仅是一个课程文化理想确立的过程，亦是一个新旧课程文化冲突的过程。由于控制的课程文化长久以来的稳定性，以及在其浸润下普遍存在于人们中间的“文化惰性”，两种课程文化间的冲突将是长期存在的。而从社会学的视角看，文化作为一种资本，即“文化资本”，又往往与权力、利益关系纠缠在一起。这就使得文化冲突更为复杂。这预示着课程变革将是长期的、艰难的过程，设想“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式的变革局面，如果不是出于不切实际的幻想，便是对课程变革“文化自觉”的不足。
课程文化冲突是课程变革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对于课程变革中的文化冲突，我们是既不能选择，也不能回避的。但同时，文化冲突又不完全是消极的。课程文化冲突可使旧有课程文化更清楚地暴露出来，摆脱以往由于习以为常所处的隐性状态。在新的课程文化的“逼迫”下，旧有课程文化不得不显性化，其缺陷暴露得也将更彻底。课程文化冲突又是新
质课程文化成长的必由之路，新旧课程文化之间的问难与反诘必将促进新的课程文化自身的生长发育、成熟茁壮。换言之，课程文化冲突中蕴含着对其自身的超越。当然，这一切不会是自然实现的，它需要我们：首先，对课程文化冲突采取开放的文化心态。课程文化冲突不是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新旧课程文化间也大可不必画地为牢，泾渭分明。例如，新的课程文化在民主的价值追求的基础上，不排除吸收、改造、扬弃旧有课程文化中一些有潜力的要素为我所用，最终走向民主价值主导下的课程文化融合。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对课程文化冲突的超越无疑是必不可少的。其次，要对课程文化冲突的具体起因细加辨别。有些课程文化冲突是由新的课程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误读造成的。如在学习方式上，一度
关于变化的作文篇5
关键词：文化出口贸易 ； 产业结构 ； 协整检验 ； Granger因果检验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2011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010ZDAXM012）。
作者简介：朱文静（1977-），女，江苏淮安人，南京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贸易研究；顾江（1965-），男，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博导，主要从事文化产业管理研究；朱婷（1989-），女，江苏丹阳人，南京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商学院硕生， 主要从事文化产业管理研究。
中***分类号：F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6-0052-05收稿日期：2011-09-06
一、文献综述
麦肯锡的分析显示：文化贸易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度超过90%。但目前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无论是出口值还是产业规模，都与庞大的GDP不相匹配，与发达国家相比也存在很大差距。全球范围内的经验表明，文化贸易的发展将为中国带来3方面的经济效益：拉动GDP增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贸易结构；带动高质量就业和人才培养；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David（2001）、***等（2006）、李海舰（2011）分析了创意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给予指引。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时间处于经济转型期，经济发展过程的产业结构转换至关重要，对外贸易结构优化对推进产业结构继续高级化的作用空间较为广阔。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其本身的发展以及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对于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至关重要。目前我国的文化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有必要以全球化的视角制定发展战略，重视文化贸易的开展，以提升国家软实力、维护国家形象以及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
正是因为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态势，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主要是国内学者，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论基本上都显示为二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比如杨全发（1999）利用出口扩展型生产模型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及其构成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认为不同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对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变动正向负向效用各不相同。张亚斌等（2000）认为外贸结构与产业结构是相互影响的藕合关系，在进行结构调整时要考虑它们的相互影响。孙伟等（2006）认为开放经济系统中产业升级与出口结构的优化应由外生变量推动转化为内生变量推动。魏浩等（2005）利用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和区域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对中国不同技术含量的制成品在世界市场和美国市场的比较优势进行了对比，分析中国制成品的出口比较优势和贸易结构。
纵观现有的文献，在对外贸易及其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发展的理论与实证方面，大部分学者都是从某一个角度进行论述，或从国际产业关联方面，或从贸易结构某一个方面等等。就文化贸易而言，目前研究的方向主要是各类文化产品的贸易，比如Gunther（1999）和Jeongho（2001）分别从艺术品、电影的贸易研究文化贸易所呈现的特点；或者是对于贸易竞争力的研究等。因文化产业的产业关联性以及融合性很强，目前就贸易商品结构与国内的产业结构进行研究意义非常重要。笔者基于已有的文献，探讨文化贸易与产业结构的相互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对相关研究做出补充与完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对外文化贸易与城市产业结构互动发展的对策建议，希望能够促进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转型调整。
二、文化贸易与产业结构相互作用的机理（一）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的理论关系
产业结构是指经济各产业部门在整个城市经济体系中的相互比例关系以及它们内部构成的比例关系。产业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的优化、高度化、合理化和软化，其对地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产业结构升级是其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核心问题和根本途径。陈建华等（2009）认为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些因素属于随机变量（如发展战略或***策的选择等），还有一些因素属于状态变量（如自然资源禀赋程度等），这些变量对产业结构变动特征有着显著的影响，但自身并不决定产业结构有规律地动态演进。关诗瑶（2008）、葛永***等（2003）等学者认为决定产业结构演进的本质变量主要有：需求结构、相对成本和对外贸易，前两者是封闭条件下影响产业结构成长的本质变量，而对外贸易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来自外部的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
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比较优势，决定了其进出口商品的结构。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增加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产品中的比重，可以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二）文化贸易与产业结构相互作用的机制
文化贸易作为对外贸易的一部分，除了具备其他一般国际贸易内容对国家或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力之外，在城市产业结构软化方面更有促进作用。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产业结构的软化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由之路。马云泽（2006）认为产业结构软化是指围绕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体力劳动和物质资源的投入相对减少，脑力劳动和科学技术的投入相对增长，并且，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主导地位日益被信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取代。其至少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是指在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中，整个产业结构的软化，即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相对下降，软产业（主要指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出现了所谓“经济服务化”的趋势；第二是指随着高加工度和技术集约化过程的推进，在整个产业链中，对信息、服务、技术和知识等“软要素”的依赖程度加深。
文化贸易直接反映并影响着一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作为软产业（主要投入知识、脑力劳动等），能够促进其他产业的软化，通过赋予文化内涵增加其他产业附加值的开发，通过知识的运用延伸其价值链。
文化贸易结构的优化促进一国或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主要通过进口的推动和出口的拉动来实现一国或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就进口推动而言，文化贸易进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动会直接引起进口国文化产业国内生产结构发生变动，因为进口变化引起了该国国内文化商品供给状况变化，该国国内文化产业生产结构被迫相应地变化以实现社会总供求均衡。就出口拉动而言，作为外部需求的出口能够通过后向关联和前向关联来拉动本国文化产业发展，从而拉动国内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是对外文化贸易结构的基础，它直接决定着对外贸易结构的主要内容，对外文化贸易结构的发展变化就是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直接结果。就产业结构作用于对外文化贸易结构的具体途径而言，可以从进出口两方面来分析：第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布局决定了出口文化贸易结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会使得出口文化贸易结构相应提升。第二，产业结构决定了进口文化贸易结构。国际分工不断朝着纵深方向发展的结果使得一国或地区日益依赖于国际市场，因为该国或地区不但能够通过市场的扩大获取规模经济，而且还能够从国际市场中获取充足的生产要素。
就以上的二者相互关系分析，归纳出理论上文化贸易与产业结构的相互作用路径如***1所示。实践中是否具有这样的相互作用的关系，笔者将以我国2002年～2008年文化贸易与产业结构的数据进行实证。
三、文化贸易与产业结构的计量关系笔者依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简称UNCTAD）的“Global databank on world trade in creative
***1文化出口贸易与产业结构的相互作用路径
products”统计数据，将贸易对象分为文化（或创意，下同）产品、文化服务、相关文化产品、相关文化服务，具体的统计对象可以参见UNCTD的《Creative Economy Report 2010》的解释。文化贸易结构的分析主要侧重于贸易商品结构的分析。产业结构的分析即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分析。
基于已有理论对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影响机制的分析，笔者直接以产业结构增长为因变量，以文化贸易商品结构为自变量建立协整方程分析两者之间的计量关系。具体变量设置及数据处理如下。
Ex01指文化产品出口比重，数据样本为1997年～2008年UNCTAD 统计的我国文化产品出口额占我国文化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
Ex02指文化服务出口比重，数据样本为1997年～2008年UNCTAD 统计的我国文化服务出口额占我国文化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
Ex03指相关文化商品出口比重，数据样本为1997年～2008年UNCTAD 统计的我国相关文化商品出口额占我国文化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其中相关文化商品出口额为相关文化产品出口额、相关文化服务出口额之和。
Ser01指第一产业比重，数据样本为1997年～2008我国国家统计年鉴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的比重值。
Ser02指第二产业比重，数据样本为1997年～2008我国国家统计年鉴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的比重值。
Ser03指第三产业比重，数据样本为1997年～2008我国国家统计年鉴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比重值。
（一）模型构建
首先建立产业结构与文化贸易商品结构之间的协整方程，协整方程能反映2个或多个非平稳变量之间的线性组合的均衡关系，适合于本文的分析（具体原因见下文）。公式（1）反映的便是产业结构与文化贸易商品结构之间的协整关系。
Ser0it=αi1Ex01t+αi2Ex02t+αi3Ex03t+βi+μit（1）
其中，βi为常数项，αi1、αi2、αi3为回归待定系数，反映第一产业比重和文化贸易商品结构之间的弹性变化程度，μit为残差项，i分别为1、2、3，符合白噪音过程。
其次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error correction model）。误差修正模型能用数据的动态非均衡过程来逼近经济理论的长期均衡过程，能反映非平稳序列趋向长期均衡过程的调整力度。我们对公式（1）稍作调整，写出残差项的表达式为
μit=Ser0it-（αi1Ex01t+αi2Ex02t+αi3Ex03t+βi）（2）
令Ecmt=μit，Ecm称为误差修正项。将误差修正项引入平稳序列的协整方程中即可得到误差修正模型（3）。
ΔSer0it=ηi0+ηi1ΔEx01t+ηi2ΔEx02t+ηi3ΔEx03t+ηi4Ecm通+εit（3）
其中，ΔSer0it、ΔEx01t、ΔEx02t和ΔEx03t分别为产业结构与文化出口贸易商品结构序列的二阶差分项。ηi0为常数项。ηi1、ηi2和ηi3为回归待定系数，反映产业结构和文化出口贸易之间的短期变化关系。ηi4反映产业结构在文化贸易出口偏离长期均衡时的调整力度。εt为残差项，符合白噪音过程。
需要说明的是，协整关系要求协整变量必须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同时要求协整变量之间具有共同的趋势成分，即在数量上能成比例。只有在这些基本条件都符合的情况下，分析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才是有意义的。
（二）结果检验
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具有相同的单整关系，首先必须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则变量之间只有一部分能被互相解释，其余的则随着时间的变化有越来越大的偏离，这样预测的信息是不可靠的。在平稳性检验中，运用最多的方法是单位根检验法，对上述变量进行检验后，结果如表1所示。
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我国产业结构三次产业比重的序列和文化贸易出口商品结构序列，均不具有平稳性；对5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只有文化服务出口比重序列在1%水平下具有平稳性；对5序列进行二阶差分后，文化服务出口比重在1%水平下拒绝存在一个单位根的原假设，第一产业比重、第二产业比重在5%水平下拒绝存在一个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及文化服务出口序列在二阶差分后平稳，存在协整关系。
表1平稳性检验表
变量模式（C，T，L）#ADF检验值T值Pser01（C，0，L）-2.3019-2.7290**0.1873D（ser01，1）（C，T，L）-3.1933-3.4608**0.1413D（ser01，2）（C，0，L）-4.0918-3.2598*0.0156ser02（C，T，L）-2.4653-3.4200**0.3346D（ser02，1）（C，0，L）-2.5867-2.7477**0.1266D（ser02，2）（C，0，L）-3.7294-3.2598*0.0258ser03（C，0，L）-2.1860-2.7477**0.2211D（ser03，1）（C，0，L）-1.6752-2.7477**0.4129D（ser03，2）（C，0，L）-2.3918-2.7711**0.1685Ex01（C，0，L）-2.4566-2.7477**0.1521D（Ex01，1）（C，0，L）-0.9824-2.7477**0.7148D（Ex01，2）（C，T，L）-2.5363-2.77110.1387Ex02（C，T，L）-0.2008-2.7289**0.9121D（Ex02，1）（C，T，L）-5.8003-5.52190.0074D（Ex02，2）（C，0，L）-7.9124-4.58260.0003Ex03（C，0，L）-2.4105-2.7477**0.1622D（Ex03，1）（C，T，L）-0.9810-2.7477**0.7153D（Ex03，2）（C，T，L）-2.5960-2.7711**0.1279Ecm（C，O，L）-2.5759-2.7289**0.1261注：检验模式中的c表示带有常数项，t表示带有常数项和趋势项；T值“*”表示5%显著性水平值，“**”表示10%显著性水平值。
对协整方程进行回归和时间序列组合模型估计：
Ser01t=0.1785-5.8902*ex02t（4）
（4.7275）（-1.0591）
R2=0.1009，DW=0.2162
Ser02t=0.4071+9.0298*ex02t（5）
（28.9549）（4.3595）
R2=0.6552，DW=1.7066
式（4）所示，第一产业与文化服务出口的相关系数很低，DW统计量接近于零，存在严重的正的序列相关，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可能会被高估，不能进行相对准确的解释，因此就目前的数据而言难以进行更进一步的相关性检测。原因可能在于我国的文化服务与第一产业的产业关联度很低，相互影响很小，文化服务在第一产业的产值增加以及结构转型升级中还没有显现出明显影响，因此文化服务出口对于第一产业的影响就经验数据来说很小，农业文化旅游的对外依存度很低，主要依赖于国内消费的拉动。式（5）所示，第二产业与文化服务出口中度相关，DW统计量接近于2，序列相关性很弱，文化服务包括创意设计、计算机服务等恰恰突破传统第二产业的经济增长极，延伸传统第二产业的增长空间，占据更高附加值的价值链位置。
因此笔者将第二产业与文化服务出口进行协整方程回归，进而依次生出残差序列（即表1中的Ecm）并进行单位根检验后，不具有平稳性，说明我国第二产业和文化服务出口协整关系不显著。根据检验结果，在分析文化贸易商品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时，应在协整方程中设置ser02、ex02变量进行Grange检验和建模，在误差修正模型中则应设置平稳变量ΔSer02和ΔEx02。Grange因果检验用于检验文化服务出口是否与第二产业比重存在因果关系，只有在存在因果关系的前提下，所设置的模型才是具有解释能力的模型，否则是“伪回归”。利用Grange检验对上述对应平稳阶数的变量进行检验，结果见表2。
表2Grange因果关系检验表
原假设F统计量相伴概率ser02不是ex02的格兰杰因10.21930.0171ex02不是ser02的格兰杰因4.82330.0681Δex02不是Δser02的格兰杰因1.70980.2906Δser02不是Δex02的格兰杰因14.58290.0145
Grange因果关系检验显示：文化服务出口在协整方程中都是我国第二产业比重变化的Grange因，表明到2008年止我国第二产业比重变化与我国文化服务出口存在因果关系，结果与理论预期吻合。第二产业比重变化在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中都是文化服务出口的Grange因，进一步证明国内的产业结构是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基础。在F值统计结果方面并不是特别理想，这一方面是因为数据统计的关系，另一方面则与我国文化产业目前刚刚起步发展有关，文化贸易出口方面的表现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匹配。
这样的检验结果说明我国文化贸易出口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事实上利用OLS法对协整方程进行回归后，可以看出他们之间有着中度的相关关系（见表3）。
表3协整方程回归结果表
模型自变量系数T检验值相伴概率拟合优度D.W.值F检验值
协整方程
（ser02）c-0.407128.95490.0000ex029.02984.35950.00140.6552
1.7066
19.0049
首先，在协整方程中，各项回归系数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拟合优度表现得较为理想，表明文化服务出口与我国第二产业比重之间存在较强的线性关系。在自相关检验中的DW值为1.7066，非常接近于2，表明该协整方程的残差服从于正态分布，模型的解释力是较强的。另外，该协整方程的F值较大，而概率很小，表明该模型的回归是比较显著的。
其次，在协整方程中，文化服务出口与我国的第二产业比重之间存在正向的线性关系，影响弹性为9.0298，该数据表明，我国文化服务出口占文化出口贸易比重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引起我国第二产业比重上升9.0298个百分点，文化服务出口对于我国第二产业的拉动力是很大的，这正说明注重文化服务的产业发展以及出口，对于我国第二产业的产业潜能开发和增长力提升、进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很强的实证证据。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我国文化服务出口贸易与我国的产业结构之间目前只有中度相关关系，但有明显的因果关系，通过大力发展文化服务业对于促进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有据可依。
2.我国文化服务出口对第二产业的影响因子为9.0298，影响力还是较强的。
3.我国文化贸易统计非常不完善，且标准不统一，在对其进行分析时受到很多限制，并且分析结果只能作为参考。比如文化服务贸易的出口与第三产业的相互影响，因为目前的统计数据不具备进行相应分析的条件，所以不能得出任何结论。
4.在文化贸易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过程中，制度性因素具有很强的引致效应，不确定因素则具有较强的阻滞效应。比如我国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及一系列***策的确定和完善，对我国文化贸易的跳跃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诸如金融危机等不确定因素则可能阻滞文化贸易的出口。
（二）建议
1.国内产业***策中（财******策、税收***策、***府研发基金等）应该为文化企业的资金投入、融资以及创意研发提供有力保障。英国、法国等国的经验表明，文化企业大多是中小企业，***府积极的产业***策是必需的并可以起到积极效果的。通过文化贸易的进出口***策（出口退税、出口补贴、进口关税壁垒、进口配额等）来调节我国文化产业市场的供给结构，给予国内文化企业有利的发展时间和空间，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和文化贸易的扩展。
2.扩大文化市场规模，延伸文化产业链条。通过文化贸易，将市场延伸至国外，可以发挥规模经济，增加企业的获利空间。延伸文化产业链条，可以是横向延伸，也可以是纵向延伸，发挥范围经济的效果，增加企业获取高额附加值的机会。比如哈利.波特，从***书到电影到产品等，以一个创意为中心，从各个角度开发。
3.加强文化输出，减少文化折扣。文化折扣是影响文化产品国际市场需求的重要因素，通过文化输出，特别是***府主导的文化输出，有利于减少价值观、文化思维等差异引起的文化误解，从而引导文化需求的产生，为我国文化贸易出口铺平道路。
4.鉴于发达国家的经验，在我国经济发展转型期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注重文化产业的发展，注重骨干文化企业的培育，增强我国文化企业国际竞争力，扩大我国国际文化市场份额，从而影响和引导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从企业的角度来说，赢得市场，关键在于了解市场，了解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心理诉求。从***府的层面来说，营造宽松的文化氛围和规范的市场秩序是应做的功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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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薛平）
The Interaction of Cultural Export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China
ZHU Wenjing， GU Jiang， ZHU Ting
（National Reasearch Center of Cutur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关于变化的作文篇6
关键词：气候变化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持续发展
自工业***以来，全球的环境问题尤其是气候变化问题逐渐受到了各国科学家、***治家、社会团体及个人的关注。由气候变化所引发的一系列灾害时刻威胁着我们的家园，尤其是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岛国，生态环境脆弱的非洲地区、高纬度地区、极圈地区等。气候变化问题多种多样，如全球大气变暖导致极地季节性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全球降雨模式、范围的变化导致地球上出现干旱、洪涝的面积不断扩大；台风、寒潮、沙尘暴等较为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大幅提高等。与此同时，气候变化作为一项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已经与经济发展问题、贫困问题等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并制约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当今时代，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所关注的一项热点议题，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国际组织已经对这一议题给予了相当多的重视。适应、减缓气候变化，促进生态环境修复，发展低碳生活并确保社会、经济的平衡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UNESCO的重要目标。
一、实践措施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指出，“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性挑战之一，它已经成为全球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应尽自己一份力量来应对这个挑战，即使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中做出一些细微的改变，也会有助于气候问题的改善”[1]。UNESCO主要通过在教育、文化、科学、交流领域发起倡议活动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第一，创建一个基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论坛，使利益相关者（如国家***策制定者、环境脆弱地区的人群、媒体、地区性与国际性组织等）了解关于农业、林业、渔业（水产养殖业）、可替代性能源、淡水、海洋学、环境科学、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相关知识，并适当提高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第二，开创可持续发展的气候变化教育项目（Climate Change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gramme）[2]。该项目能够利用创新的教育方法帮助社会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理解和表达气候变化的问题，培养公民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缓解和适应环境变化所造成的影响，鼓励人们积极地改变态度和行为，促进全球走一条更为持续发展的道路。
第三，在巴黎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气象观测站，了解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和文化多样性、生物多样性、自然生态系统、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等产生的影响，制定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的策略。
第四，开展一个***策性的，基于气候变化与社会、人类、种族和性别的关系的行动研究项目，用于计划和执行合理的改善气候变化的行动，并基于气候变化的伦理问题，使那些处于能源、水资源缺乏的脆弱地区的群体受益。
其中，可持续发展的气候变化教育项目是UNESCO为帮助公众理解和适应气候变化，并积极主动参与气候变化的缓解和改善行动的重要措施。同时，气候变化教育还作为UNESCO的十年可持续发展教育项目中关键性的行动主题，于2009年3-4月在波恩举行的UNESCO关于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教育会议上得到重新认定。[3]
二、目标与途径
（一）目标
第一，在UNESCO缔约国的中小学校开展可持续发展的气候变化教育，完善成员国的教育***策及提高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分析、研究能力，加强对教师的气候变化知识的教育和培训，并对教师培训课程进行评估、改革，以此提高各成员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第二，通过跨学科教育、科学教育、整体学校的方法（Whole-School Approaches）、职业教育与培训、降低风险灾害教育等方式，鼓励和促进气候变化教育的教学方法的创新和教学质量的提高。
第三，通过媒体、网络等交流合作的方式和增加关于气候变化的非正规教育项目来提高社会大众关于气候变化教育的意识。
（二）途径
第一，帮助UNESCO成员国调整和完善各自的教育***策，创制合适的教学工具，并进行气候变化的教学研究活动，设计活动的模板和活动场景；将气候变化的相关资源、指导手册和中小学课程相融合，并使用创新的教学方法；为各地学校的气候变化教育项目制定符合当地实情的参考评价标准，促进地区之间关于气候变化教育的交流与对话。例如，sandwatch是一个在UNESCO指导下，由学校（校长、教师、学生）、青年组织、非***府组织和社区组织于2001年联合发起的志愿者网站，致力于提供关于各种生态环境问题的信息、教学资源和关于社区组织的论坛信息（包括成员所交流的问题、意见、策略及其各自成功的实践案例）[4]。sandwatch网站提供的内容与视频教学中关于气候变化、环境、可持续发展、文化多样性等主题相关，并与自然科学、社会研究和艺术创造等课程相联系，并通过博客、视频等方式使学生关注环境问题并提高其参与度。在气候变化教育方面，sandwatch将气候变化主题与所有课程的章节与活动结合起来，让孩子们和年轻人了解气候变化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激励他们采取恰当的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sandwatch体现了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教育观和创新性的气候变化教育方式。
第二，为各国有质量的气候变化的教师教育与培训提供指导。以UNESCO创建的学校气候变化教育模板为例，该模板旨在为教师、课程开发者和教育专家提供相关的教学工具和方法，将与环境相关的概念（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预防与应对等）融入到中小学教育的各种主题和学科的核心课程中[5]。具体来说，该模板包括了关于气候变化、环境教育、自然灾害的预防和应对、气候变化教育与培训等模块。关于气候变化的模块，帮助教师们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背景下了解气候变化的问题；关于环境教育的模块，帮助教师们将环境问题及概念融入到任何学科的核心课程或主题中，如关于“什么是环境，为什么我们要保护环境，环境知识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等主题；关于自然灾害的预防和应对的模块，促使学校增加预防和应对自然灾害的课程知识，为师生提供应对相关问题的策略；关于气候变化教育与培训的模块，关注培训各利益相关者等关于气候变化教育的知识。UNESCO及其相关机构的成员使用该模板来交流气候变化的问题，并为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相关的倡议和实践指导。
第三，将学校的气候变化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课程、活动项目、教材等结合起来，促进科学的、跨学科的气候变化教育方法的使用。如要求校内外所有成员（学生、教师、教育行***人员、社区组织人员等）参与的整体学校的方法[6]，即倡导所有人员进行参与性学习，以可持续发展教育为目标，要求学校全体成员及社区人员积极参与到可持续性的、与学校课程相融合的气候变化教育中，活动包括进行教学案例研究、建立UNESCO的附属学校网络（The UNESCO Associated Schools Network，ASPnet）课程等。
第四，将应对和缓解气候变化和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项目（TVET）结合起来，为弱势群体（妇女、儿童等）和环境脆弱地区的群体创造受教育的机会，提高他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和应对技能。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在培养劳动者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态度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并确保处于社会经济边缘的弱势群体的利益需求得到满足。职业技术教育可与培训和气候变化教育相结合，实施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可持续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以UNESCO创建的绿色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项目（Greening TVET）为例[7]，该项目旨在促进劳动者的创造性、创新性和批判思维的发展，并帮助学习者获得在他们工作领域解决环境问题的知识、技能和态度。UNESCO通过各种途径指导实施该项目，主要包括组织国际性的专家工作小组探讨和评估Greening TVET所应涉及的技能，监督该项目发展的趋势，推广项目中的成功案例；开发一个关于Greening TVET的国际实践活动的框架，包括***策发展、环保技术的鉴定、培训课程的开发等；提供关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相关网络资源，主持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网络论坛；研究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核心技术，及气候变化与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指导模板。
第五，建立关于气候变化教育的信息交流网站，通过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项目，以及利用现有的网络资源，如ASPnet、世界遗产网站、国际性水文学项目网站、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青年网站（UNEP Youth network）、职业技术教育项目国际网站（UNEVOC network）等，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气候变化教育项目的开展；通过网络会议和网络平台，建立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气候变化教育项目的活动社区，将其作为交流经验的场所，促进人员之间的信息交流、合作与分享；通过传播媒体信息、召开媒体培训会议，提高公众关于气候变化的意识。以UNESCO的附属学校网站为例[8]，该网站创建于1953年，致力于协调和促进国际理解与合作教育的发展。网站主要关注联合国组织的相关事宜、民主与人权、跨文化学习和环境问题。该网站现已囊括了来自180多个国家的9000多所教育机构，包括幼儿园、中小学、职业教育学校、教师培训机构等。在环境问题方面，这些学校都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气候变化教育。ASPnet支持高质量的教育以满足未来一代人的教育需求。ASPnet在气候变化教育实验室的开发、教育试点的测验、教学方法及教材的开发与使用中发挥着主要作用，为其他学校提供良好的实践案例，最终形成规模化教育。
三、启示
气候变化问题作为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也是各国制定重大决策、采取重要行动时必须予以考虑的。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教育措施必要且关键。我国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巡视员孙桢指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教育必须先行，只有以气候变化教育作为行动铺垫和理论基础，才能更好地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9]。同时，他认为，我国当前的气候变化教育的实施状况不令人满意，不仅缺乏必要的教材、师资，也没有全面的气候变化教育***策和战略。根据我国国情及UNESCO关于气候变化教育的相关措施，笔者在我国实施气候变化教育的相关举措方面提出一些建议。
（一）***府应为可持续发展制定全面可行的气候变化教育***策及法律法规
对气候变化问题，我国***府已经十分关注。近几年，我国开展了适应气候变化国家战略专题研究，并且已经制定《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10]。同时，我国***府也出台了一些关于气候变化教育的***策，如2007年出台的《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案》，于2009年、2011年、2013年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策与行动》等[10]，倡导全面采取各种行动（如学校行动、家庭行动、社区行动、科技行动等），利用各种媒介（如网络、***书、音像等），对气候变化的相关问题展开宣传并将气候变化教育纳入全国各级各类的教育之中。但是，这些***策对于开展全面的气候变化教育的规定还不够，尤其是缺乏实施气候变化教育的法律法规。现阶段，我国对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考虑还不够科学和全面，制定完善的气候变化教育***策及法律法规势在必行。
（二）在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中设置气候变化教育课程，并将气候变化主题融入其他学科的教学
了解、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是公民从小就应该学习和秉持的一种素养。然而，在现实的教育中，有关气候变化教育的主题很少涉及。在我国的中小学课堂中，相关课程的开设并不普遍，也缺乏相应的教材和气候变化教育的高素质教师。我国一些高校的环境类专业中，开设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课程，学生对气候变化的知识了解较多。但是，非环境类专业的学生对环保知识、气候变化等了解较少，大学生也普遍缺乏环境意识。此外，高校目前进行气候变化教育的主要方式是以教师的课堂讲授为主，学生很少有机会真正亲身参与其中，使教学的过程往往流于形式[11]。气候变化教育应该贯穿于基础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中，各级各类学校应设置相关课程，配备相关教师，将气候变化主题与其他学科的教学结合起来，从而保障气候变化教育在学校中的有效实施。
（三）加强对教师、教育专家等关于气候变化教育的培训
教师是学校气候变化教育的主要承担者，是实施教学活动的关键。目前，我国很多高校对于教师这方面能力并不十分重视，认为没必要花费时间和精力进行专门培训；对于非环境类专业的学生进行气候变化教育，更多的需要进行渗透式教育，但教师本身的环境知识缺乏，无法对于已有的知识进行更新，也不能在课堂上教给学生正确的环保知识与理念[12]。我国应该借鉴UNESCO为教师设计的关于气候变化教育与培训的模板，从气候变化教育、环境教育、自然灾害的预防和应对等角度开展关于气候变化的教师教育与培训，提高教师的气候变化教育素养。
（四）将气候变化教育与职业教育、非正规教育结合起来
气候变化问题不是单独发生作用的，它与能源、发展、生态系统、消费方式等问题紧密相关，对学生进行气候变化教育，可以提高他们对未来生活的应对能力及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因此，开展气候变化教育不仅需要正规的课堂教学，还需要在广泛的社会大环境下进行非正规的教育活动。例如，在街道、社区开展的气候变化教育宣传活动和气候变化志愿者活动，在博物馆、动（植）物园、自然保护区、 自然教育中心开展的参观学习活动等[13]。气候变化教育是我们必须付诸实践的行动，且需要社会团体、相关利益群体等开展非正规的教育活动，努力把单一的课堂教学变成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以激发学生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兴趣和关注，从而真正有效地提高学生及社会大众关于气候变化的知识、素养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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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薪，孙桢.应对气候变化，教育先行[J].低碳世界，2013（3）：32.
关于变化的作文篇7
关键词：气候变化；水文水资源；面临的挑战；方案优化
一、气候变化与全球水文水资源的联系
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性，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气候变化现象。目前来说，全球的生态环境保护的趋势并不乐观，这几年来，全球的气候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也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水文水资源的变化，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自然生态环境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全球形势的变化对于我国的水文水资源工作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为了保证我国经济建设的稳定运行，我们要进行水文水资源系统的有效运作，确保其气候变化与水文水资源之间关系的有效协调，对着两者的关系进行有效的认识和预测。
气候的变暖促进了全球的平均海平面水平的提升，其主要的影响环节有冰川面积的缩减、积雪覆盖面积的缩短消退。通过近期IPCC相关气候评估报告，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事实。在过去五十年的全球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全球温度以十年为周期，进行相关温度的提升，其相对于前一百年的时间温度的变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气候变暖的趋势越演越烈。这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冰冰洋海冰的快速减少，促进了陆冰的减少，导致了海平面的不断上升。温度的升高，促进了海水的不断扩张，这一环节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海平面上升的加剧。在此过程中，全球气候的逐渐变暖也影响着降水环节的稳定运行，促进其大气中的水容量的增多，提高其暴雨的发生几率，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洪涝灾害及其干旱面积的扩展。
二、气候变化对全球水文水资源的长远影响
由于全球气候的不断变化，导致水文水资源的变化的发生。为了保证我们日常生活的稳定运行，我们要提高对这些变化的重视。气候变化对于降水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其全球气候的变暖促进了各个区域的将水量的变化，这些变化相比于前一世纪的降水变化水平，有了明显的差异性。高纬度地区的全年降水量不断的得到提升，其中纬度的南极、北部地区，及其热带的冬季、亚洲东南部的夏季降水量发生大量的增加，中美洲的一些区域及其非洲的南部区域的降水量都是比较小的。随着蒸发量的加大以及温度的升高导致降水量的变化，极端降水时间发生的频率会不断增加，同时恶化程度也会增加，尤其表现为洪涝灾害和干旱灾害的风险会不断加大。全球气候的变暖也会影响水质与水量，从IPCC2007年气候评估报告中显示，气温升高1℃，缺水人口将达到4亿～17亿，而升高2℃，缺水人口将达到20亿，地表温度在升高7～9°F，则全球将会有1/5的人面临洪水灾害，而11亿～32亿人将会缺水，如果情况不能得到改善，一直到21世纪末期，全球将会出现2/3陆地要面临干旱。
三、气候变化与我国水文水资源的联系
气候变化对于水文水资源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两者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随着人们对于全球变暖危害性认识的提升，我国的相关机构对于气候变化与我国水文水资源的影响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气候变化对于我国的降水分布及其强度特点具备一定的影响。其西部降水量出现逐年增长的趋势，西北降雨量不断的增加，其西南地区的降雨量逐渐的减少。东部沿海地区的降水量的区域性变化也比较大。其南方地区及其沿海地区的降水量的增多量普遍高于北部地区。在降水频率方面其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降水频率也是不同的，东部地区的降水频率逐渐的得到降低，西部地区的降水量不断得到增加。降水量增加的地区并不代表水资源可利用量的增加，因为在气候变暖的影响下，蒸发量的增加会减少地表径流，其中降水的大量蒸发以及植物的蒸腾会浪费很多可利用水资源，而作为人类可利用水主体的河流径流受到实际降水量与蒸发量和渗透量的差值的影响。其次是气候的变化使我国冰雪覆盖面积减少，冰川退化，明显体现在西北山区的冰川面积不断减少，直接导致我国以冰川为主要补给的河川径流也在不断减少。再次气候的变化不仅能够影响降水的强度与频率，影响水循环系统，同时也会影响水灾害发生的频率与强度，并可能引发水灾害以外的其他自然灾害。
四、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水文水资源管理方式的优化
为了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的稳定运行，我们要进行对水文水资源管理模式的深化，以保证日常水文水资源工作的稳定运行。这就需要相关人员对于我国的水文水资源的应用情况展开分析。目前来说，其气候的变化导致一系列的水灾害的发生，这证明了气候变化与水资源之间的关系。为了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环境的稳定性，我们要进行对干旱、洪涝及其水资源短缺情况的有效分析，确保其水文水资源的工作管理环节的优化，确保我国的相关管理人员、机构提高对水资源和气候变化关系的认识，确保其水资源管理机制建设系统的健全，以促进其现实经济的稳定运行。要加强水资源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首先应当加强对水文水资源的认识入手，认识到当前水文水资源正在气候的变化下产生着哪些变化，从而有依据、有目的的开展水文水资源工作，这就需要加大水文水资源研究力度，通过理论的突破与技术的突破来使评价机制和预测机制更加成熟；其次在工程建设方面，工程系统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应对的问题包括极端气候的出现以及破坏性防治，提高水库、分蓄洪区等水利工程的防洪标准，增加供水能力；再次通过法律法规的完善为统一的可持续管理提供法律依据，从而促进管理水平的提升。
五、结语
我们要对气候变化与水资源的关系进行有效剖析，分析两者的相关环节联系，以促进我国实际经济问题的解决。
参考文献
关于变化的作文篇8
关键词：管理会计变革；行动者网络理论；关系型交易；规则型交易
一、引言
目前，我国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过去三十年经济持续增长严重依赖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材料、劳动力成本逐渐增长，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力正在增强，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了传统企业的生存发展。因此，企业需要变革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我国很多企业处于从以关系为基础的交易策略到以规则为基础的交易策略的变革阶段（MIKE W.PENG，2003）。很多企业在发展起步过程中离不开强大的人脉关系支撑，企业的管理依赖于领导能力。从事的交易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基础，企业内部管理由领导者的意志决定。但是随着交易的逐步扩大，外部环境不断变化，而企业仅仅依靠密切关系形成的交易不足以支持企业发展壮大的要求。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也不再适应企业现行规模下的实际情况。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企业必须实施变革，从关系型转为规则型，完善管理会计信息制度。
运用ANT（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管理会计变革，能够在两方面扩展现有研究。首先，ANT有助于研究管理会计变革中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全面分析管理会计变革。第二，ANT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没有区分宏微观，并且注意到了行动者的不稳定性。因此，对于涉及多个影响因素，行动者不稳定的管理会计变革而言，运用ANT理论加强对管理会计变革过程和机制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回顾
为了打开管理会计变革过程中的黑箱，很多学者对变革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变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变革的动因可归纳为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其中，外部环境可包括信息技术***、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府***策等（齐振宏，2002）。内部因素主要包括企业不同生命周期的阶段性需求，如初创期组织需加快获取竞争优势，稳定期企业需努力维持优势，不同时期都涉及到企业发展战略、文化、人员等方面的改革，还包括各利益相关者权益动态平衡的需要，比如组织既要满足股东和员工利益、又要兼顾社会责任等。
从研究管理会计变革的内部影响因素来看，包括变革的动力和阻力。变革的动力可以归纳为组织、群体和个体层面（见表1）。
变革意味着改变，不可避免会受到很多阻力。管理会计变革研究表明，抵制变革可能会导致变革失败，但抵制在不同环境中会产生不同效应。组织必须要清楚分辨抵制背后的作用机制，找出抵制原因。
上述管理会计变革的研究，对我国企业的管理会计变革很有启示，但仍存在不足。首先，缺少对变革系统性、立体性的研究，没有充分考虑管理会计变革中的各个关键要素。其次，管理会计变革应该是一个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过程，行动者在变革过程中作用、态度等会随着变革的进行发生改变，上述研究没有充分考虑变革过程中各影响因素的动态性。
（二）理论分析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探讨了各利益相关者，即各类行动者（包括思想、技术、设备等）如何形成异质性网络的过程。该理论的核心内容包括行动者、广义对称原则和转译。行动者一般包括人类，人类的集聚，意识形态，方法，概念，语境，电脑和其他的技术物体。ANT提出每个行动者都可以被定义，而且只可以和其他行动者一起来理解。
转译是ANT理论的中心，包括问题呈现、利益共享、征召和动员。这些进程相互联结、相互作用。问题呈现是指通过展示，努力使别人相信赞同变革。问题呈现强调外部因素，比如文化和发散性资源（Ezzamel，1995）。利益共享即各力量相互作用，强化各力量之间的联系。征召就是创造同盟者网络，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合约。最后，动员对组织各部分的监督，使组织保持稳定。除了这四个阶段，组织在任何时候都会发生力量的抗衡。为了成为战胜者，组织变革力量必须抵制反行动者。ANT网络的成员，比如相互竞争的网络、顾客、非人类行动者和强有力的经济力量都会引起组织变革。ANT认为创新的成功除了依靠先驱者（通常是使用者），还取决于许多行动者的预期、利益和他们面临的问题。转译强调创新和使用者的联系。先驱者必须招募同盟加入推进创新，然而前驱者还必须控制同盟的行为和举动并使他们的行为是可预见的。
三、管理会计变革框架的提出
目前已有的管理会计变革框架与发展，对我国企业开展管理会计变革很有启示，但是缺少对变革系统性、立体性的研究，没有充分考虑动态变化。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管理会计变革研究框架。
正如上文指出的那样，基于我国很多企业都经历过从以关系为基础的交易策略到以规则为基础交易制度的转变，因此，本文重点研究在这个变革过程中的管理会计变革问题。
（一）行动者网络的构建
社会网络理论认为，个人行为镶嵌在社会网络中的，人们能够从互相之间随意的口头交流中获取信息。因此，社会网络理论强调了个人依赖于他人的行为而改变自己的偏好和决定的决策外部性。ANT（行动者网络理论）就是要通过“转译”（translation）连接各利益相关者，改变行动者的偏好和决定。
变革开始，首先是外部环境的压力，如信息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客户需求的多样性和多变性等迫使企业感受到在关系型交易下的巨大压力，必须要进行改革。其次，***府出台的***策具有的导向性作用也会有力推动企业进行变革。从企业内部而言，随着企业日益发展壮大，企业规模逐渐扩大，规模的扩大需要企业完善管理会计信息系统，以应对日益增多繁杂的事务。
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企业开始进行管理会计变革，以改善企业内部管理，缩减成本，提高效益。然而，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企业文化和组织惯性。组织惯性会阻碍企业进行变革，企业会满足于现状，并不愿意改变当前稳定舒适的状态。如果建立新业绩评价制度，可能会威胁到老员工利益，员工会产生抵制心理。而员工的心理归属感会使他们对企业放心，坚定追随领导的意志，认为企业进行管理会计变革有助于企业。作为有前瞻性的管理者而言，他们必须要坚定实施变革，因为关系型交易在企业日益扩大规模时，维护关系的成本会不断加大，企业必须建立起相应的制度，如建立成本控制制度，寻找更合适的成本计算方法，预算制度等，以节约成本。
如果说管理会计变革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那么只有当管理会计变革中实施的制度被固化下来，并且稳定保持，那么这种变革我们才可以称之为管理会计变革成功了。制度要能够被固化下来，那么制度本身必须具备适合企业的特质。因此，管理会计变革中涉及到的各项制度就是行动者。成本控制制度，预算制度，业绩评价等制度为了自己的利益，一定会努力发挥自己作用，使之在企业保持生命力。高层管理者在执行变革时的意志力很重要，管理者是保证制度运行的行动者。员工是遵守制度的行动者。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稳定性特征。企业文化在企业长期发展过程中，会影响企业人员的思维做事方式。因此，企业文化也是管理会计变革能够成功的重要行动者。
（二）转译
在管理会计变革整个过程中，涉及多个行动者，但是有些行动者态度不明确，容易转为反对变革的行动者。比如企业员工，企业原有的制度依赖性等。此时，行动者中转译者的作用就很关键。企业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系统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事实表明，企业员工对管理会计变革和创新的情感反应往往与变革成败关系密切。企业文化是重要的转译者之一。
高层管理者和实施的一系列会计制度也是重要的转译者。先进的管理会计方法必是经过实践证明的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管理效率的有效模式，有其历史必然性和与生俱来的优越性。这些制度在外在压力，企业文化，企业领导者的推动下，得以开始实施。一开始实施变革时，企业可能是抵触的，但是随着先进管理会计模式的优点逐渐展现时，制度自身又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行动者，使企业认识到它的价值。部分员工仍然会存在反变革倾向。制度作为转译者，在企业文化和高层管理者共同的转译作用下，会推动员工支持变革。高层管理者在变革中，要充分关注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面对企业竞争压力时，要使投资者相信，进行管理会计变革能够更有效进行企业管理，使压力转变为促进变革的动力。
（三）形成利益共同体
经过一系列转译过程，在企业文化、高层管理者的推动以及管理会计制度的共同转译作用下，多次提议，转译，利益赋予后，上述各行动者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新管理会计变革的模式化，企业最终成功从关系型转变为规则型。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基础，分析各类利益相关者在网络作用下对管理会计系统的变革如何发挥影响作用，最终促成新的管理会计制度的建立，并影响组织业务运营，产生绩效的机制。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于解释管理会计变革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因为行动者网络组构与管理会计变革发展进程密切关联。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未来管理会计变革理论研究具有以下几点启示：第一，管理会计变革是持续并且循序渐进不断进化的过程。第二，管理会计变革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转译者的作用，促使变革阻力向变革动力的转变。第三，管理会计变革中，非人类因素和人类因素同等重要，要充分重视非人类因素的重要，注意平衡各利益方的关系。（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大学会计学院）
基金项目：江苏省研究生创新项目（KYLX15_1028）；江苏省研究生创新项目（KYLX16_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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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变化的作文篇9
关键词：企业文化 变革 制度
一、企业文化变革的内在机制
企业文化是一个涵盖范围很广的概念，按照朱成全(2005)的分类，企业文化可以分为企业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制度变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即所谓目标模式)对另一种制度(即所谓起点模式)的替代过程。任何制度变迁都包括制度变迁的主体(组织、个人或国家)、制度变迁的源泉以及适应效率等诸多因素。与此相类似，我们认为，企业文化变革也是一种效益更高的企业文化对原有文化的替代转换。企业文化变革包括了文化变革的主体(即企业)、文化变革的源泉以及适应效率等因素。
(一)企业文化的稀缺性
企业文化是一种稀缺性的资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企业文化具有“资产专用性”。文化比技术手段具有更强的资产专用性，因而会导致企业文化的稀缺。一种新技术的使用是没有国界限制的，而一种新文化的传播与移植，不仅受既定利益格局的制约，而且还受到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正如威廉・大内(1984)提到“每种文化都赋予其人民以互不相同的特殊环境。因此，虽然同样的行为原理对于不同的文化是适用的，但由于当地情况的差别而形成的社会结构和行为模式可能使其具有很大区别。”2 企业文化变革的领袖人物的稀缺。一般资源的稀缺性通常与“匮乏性”相联系，而企业文化的稀缺性则源于企业文化供给的有关约束条件，即企业文化变革主体――具有非同一般才能的人才的稀缺。企业文化变革的关键约束条件就是领袖人物的稀缺。科特对这个问题有着深刻的洞察，他指出，推行企业文化变革的领袖人物需要具备“一个既具有外来者广阔视野又拥有公司内部人才资源的才能卓著的企业领导人”；同时，原有的企业文化会对企业文化变革产生“极大的抗力”，“克服这种倾向需要企业家个人素质和行为方式的特定结合，这是一种在今天仍然十分罕见的特定结合。”
(二)企业文化变革的主体
企业是企业文化变革的主体，有效的组织是企业文化变革的关键。这主要是基于以下方面的原因：1 在稀缺经济和竞争环境下，企业和文化连续的交互作用是企业文化变革的关键之点。竞争迫使企业持续不断地发展技术和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求生存，这些技能、知识以及企业获取这些技能、知识的方法，将推进或渐进地促使企业文化的改变。2 具有变革精神的企业家是企业文化变革的人，企业家的最大化活动决定了企业文化变革的方向。企业变革沿着什么轨迹前进，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企业内部不同企业家、高层管理人员“选择”、“竞争”、“合作”进而达到“均衡”的结果。“选择”主要是指企业家根据变化的市场环境选择特定的战略和经营方式；“竞争”指的是具有变革精神的企业家与因循守旧的高层管理者之间所进行的一种“斗争”，以防止原有的、已不适应市场竞争的企业文化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担心危害自身利益而反对和阻挠改革；“合作”则体现了变革领袖卓越的领导艺术，变革领袖既要与公司中层经营管理人员合作，动员、激励公司中的大批中层的经营管理人员发挥与自己相类似的领导才能，在他们负责的子公司、公司各部门中开展企业改革行动，又要与普通员工合作，通过广泛宣传改革的思想观念和经营策略并身体力行来影响普通员工2 以获得尽量多的公司员工对这些思想的认同、经营方式的理解和参与。3 企业文化与企业有着特殊的内在联系。企业文化是人们创造的、用以规范企业内部员工行为的框架，而企业是由一定目标所组成，用以获得利润最大化的人的集合。如果说企业文化是企业内部运行的潜规则，那么企业就是运行这些规则的角色。企业不仅是文化约束，而且也是其他约束(如技术、资本、人力资源)的函数。
(三)企业文化变革的源泉
企业文化变革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它包括企业文化的替代、转换过程。企业文化变革的人只能是最高层企业管理人员，而并非中层和基层管理人员。正如科特认为：“首先，企业文化自身具有反弹力，需要极大的权力支撑。其次，企业内部各级机构存在着相互依赖性。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得企业如果不进行全局的改革，就不能对某一局部机构进行任何重大的变革。能够实施这种全局性改革的人，也只能出自公司最高层。”企业文化变革的来源主要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人偏好的变化。一是外部环境的变化。科特的研究表明，在倡导有益改革的企业文化中，经理人员十分注重企业经营环境的相关变化，并据此有步骤地进行改革，使企业经营、企业文化与客观外界的变化环境保持协调稳定。因此，企业文化的变革是在竞争环境、行业状况、消费者需求变化等诸多外部因素的推动下而产生的。二是人的偏好变化。企业文化变革必定是作为人的变革领袖密切关注企业内外部的利益相关者的结果。变革领袖通常对顾客需求、股东需求、企业员工的需求保持强烈的敏感性，当这些需求发生改变，就会引起人偏好的改变，进而意识到变革的必要性而展开行动。
(四)企业文化变革的适应效率分析
有效的企业文化变革能够为企业提供适应效率。适应效率不同于企业的配置效率，它涉及到那些决定企业长期发展的途径，还涉及到一个企业获得知识和学习的愿望，引致创新、分担风险、进行各种创造活动的愿望以解决企业长期“瓶颈”和问题的愿望。文化的变革使企业有了适应效率，或者说，企业文化变革使企业更具有了创新的能力和愿望，适应效率更多地与企业的“主观愿望”联系在一起。有效的企业文化为企业提供适应效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效的企业文化允许企业进行分权决策，允许冒险，员工之间相互支持、相互信赖，具有愿意为公司发展牺牲一切的精神。有效的文化应该为企业提供一种创新的机制(或氛围)。文化作为一种重复博弈的规则，其主要功能就是为企业提供一种适应外部不确定性世界的适应效率。企业拥有了有效的企业文化就能在复杂的竞争和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生存和发展。二是有效的企业文化能够消除组织的错误，分担企业创新的风险。任何企业在激烈的竞争环境和不确定性的世界里都有可能犯错误，问题不在于企业该不该犯错误，而在于企业是否存在消除企业错误的机制和文化氛围。例如科特提到的灵活适应型企业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下，企业提倡变革、重视各级管理人员的领导才能，因而能产生对企业发展有益的改革人才和改革过程，这实质上就是消除企业错误的一种潜在的制度安排。
二、企业文化变革的路径依赖
诺思认为，制度变迁中存在路径依赖问题。这主要表现为正强化效应和负强化效应，正强化效应表现为“一旦一种独特发展轨迹建立以后，一系列的外在性、组织学习过程、主观模型都会加强这一轨迹。一种具有适应性的有效制度演进轨迹将允许组织在环境的不确定性下选择最大化的目标，允许组织进行各种试验，允许组织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去识别和消除相对无效的选择，并且保护组织的产权，从而引致长期经济增长。”而负强化效应表现为“一旦在起始阶段带来报酬递增的制度，在市场不完全、组织无效的情况下，阻碍了生产活动的发展，并会产生一些与现有制度共存共荣的组织和利益集团，那么这些组织和利益集团就不会进一步进行投资，而只会加强现有制度，从而使这种无效的制度变迁的轨迹持续下去。”
企业文化的变革也存在路径依赖问题。一旦某种企业文化形成，就可能对这种企业文化产生依赖，初始的企业文化选择会强化现存的企业文化的刺激和惯性。路径依赖会给企业文化变革带来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营业绩不佳的企业会对企业文化变革产生负强化作用。通常，一种企业文化形成后，会形成某种在现存企业文化中有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力求巩固现有文化，即使新的企业文化较之现存文化更有效率。往往在由于垄断或者卓越的经营绩效而滋生的自高自大、因循守旧的企业文化的影响下企业内部会形成一些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习惯拥有现有的权力、物质分配及种种特权，而害怕担心变革会造成自身对已有资源的丧失。第二，优秀的企业文化会对自身进行自我强化作用。例如中国企业中产生的“大庆精神”、“鞍钢宪法”等典范企业文化从形成后，便一直激励着千千万万的生产工人，并得以广为流传至今。也正如威大内在研究美国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落后于日本的原因时，批判了美国企业A型极端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的企业文化，而号召美国企业学习日本企业注意协作、讲究配合的企业文化。他认为，形成这种文化并非难事，这种“参与式管理的过程一旦开始，一般是可以自我维持的。因为它诉诸于全体雇员基本价值观。这个过程事实上将通过加强协调而提高生产率和效率，并且将日益发展下去。”
关于变化的作文篇10
关键词:会计生态文化;会计工作;特征;功能
中***分类号:F2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9-0064-02
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公司因财务预算作假而导致破产的报道屡见报端,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引发了社会公众对会计信息的不信任。有调查显示,企业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几乎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失真现象,绝大多数会计人员都认为会计诚信缺失具有很大危害性,给企业、社会带来危害的同时,也给影响了会计行业和会计人员的发展 [1]。会计诚信缺失和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出现除了受到一定社会条件和时代背景的影响外,还受到会计活动工作本身的影响。尽管学术界对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否归结到外部环境或者是会计工作内部环境的争论尚未停休,但会计诚信缺失和会计信息失真在产生过程中始终受到会计文化的作用。当会计文化影响下的会计工作者的非理对企业、社会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程度日渐增加时,会计活动环境问题也就成为导致会计诚信缺失和会计信息失真的主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会计文化与非理性会计工作行为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面对会计文化建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会计理论者和工作者开始反思并意识到:长期以来会计文化建设过多重视企业经济效益,对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所忽视;要实现会计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构建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人本效益四维一体为价值目标的会计生态文化。
一、会计生态文化的概念内涵
作为会计工作实践活动衍生的文化现象,会计文化是一个内容丰富、层次鲜明、结构有序和功能健全的有机整体。与文化的概念相类似,会计生态文化也具有丰富的内涵,它几乎涉及到会计工作活动的所有领域。广义的会计生态文化是指立足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持续演进,兼顾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结合,旨在实现企业、社会和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会计工作实践活动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狭义的会计生态文化是指生态意识指导下的会计工作理念、价值观、精神风貌和会计制度等精神财富。会计生态文化是会计文化发展的较高形态,它与会计文化存在紧密的关联性,但又是一种有别于会计文化的新型文化,这种差别不仅体现在会计生态文化的本质内涵方面,更体现在会计生态文化的结构层次方面。
根据会计文化的结构模式,结合会计生态文化的内涵,可以将会计生态文化划分成会计精神文化、会计制度文化和会计物质文化。(1)会计精神文化。主要指包括会计目标、会计经营理念、会计管理观念、会计创新意识、会计工作风貌和价值观,是会计生态文化摈弃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改变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对立的发展观,树立了整体、和谐、文明的生态观,并且将会计工作目标由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转变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人本效益的协调统一;由促进企业发展转变为企业、社会、自然环境和人的协调发展。(2)会计制度文化。主要指会计制度、管理章程、服务守则等,是会计生态文化改变了会计制度中不利于企业持续发展的内容、部分,科学制定现实可行、公正合理的制度,约束会计活动对社会、自然环境的不利行为。(3)会计物质文化。主要指会计工作环境、经营业务等,是会计生态文化改变了原有会计活动中浪费人财物资源的工作方式,对会计工作流程的各个环节实行生态化组织、生态化管理和生态化控制,促进会计活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人本效益的协同发展 [2]。
二、会计生态文化的基本特征
会计生态文化是一种文化价值形态,它直贴并关切会计活动的整个过程,是对会计活动本质的解读和阐释,开启着企业与社会、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可能性,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提供着有力支撑。除具有会计文化的一般特征,会计生态文化还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特征:
(1)形成过程的长期性。会计生态文化是会计文化的新的发展形态,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文化的典型形态。会计生态文化是会计活动长期适应内外环境变化,并与外部环境不断进行物质交换、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过程逐渐形成的。企业发展、社会环境变更和其他文化形态演替总是对会计生态文化产生影响,不断塑造和改变着会计生态文化的内部结构和功能机制。(2)生命形态的动变性。作为会计文化发展的历史产物,会计生态文化对其所依存的外部环境具有适应性。这种适应性主要表现在会计生态文化通过内部结构调整、功能机理优化和运作机制优化来不断适应和满足环境变化要求,也可以通过适当改变外部环境条件、有效变更资源取向,使得外部环境朝向有利于会计实践工作开展的方向演变。(3)结构关系的平衡性。从系统论角度看,会计生态文化是一个由彼此存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精神层、制度层和物质层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并表现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与其他系统一样,会计生态文化也具有自校稳态平衡机制,当外部作用力和影响力超过会计生态文化平衡机制的承载力时,会计生态文化的内部结构关系就会发生转变,从一种稳态转向另一种稳态,甚至会出现瓦解、衰退的情况。为了实现内部结构关系的平衡稳定,会计生态文化要充分挖掘内部构成要素潜能,及时调整要素之间组配关系,增强内部结构的稳定性,实现与外部环境正常的物能流转。(4)功能机理的持久性。在会计生态文化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了会计生态文化的特定结构,这种结构关系的外在表现体现为会计生态文化的功能作用。一般而言,会计生态文化的功能机理具有相对***性,固然不排除会计生态文化内部构成要素之间妨害和冲突的影响,但会计生态文化的功能机理一旦形成并趋于稳定,就会对外部环境和会计工作内部环境产生影响。随着会计生态文化的发展演进,其功能机理就会形成自身的历史专长和特色优势,这种专长和优势往往能够给会计工作、企业发展、社会进步带来持久的正向作用。
三、会计生态文化的基本功能
首先,有利于营造会计工作的良好氛围。作为会计文化的构成部分,会计生态文化是会计实践发展语境中的特殊形态;作为体现会计活动与企业、社会之间交织互动过程的特殊形式,会计生态文化是会计活动要素实现充分连接和有效沟通的桥梁纽带。会计生态文化的价值语境意义在于它构造了一种多维立体化的关系模式,改善了会计活动构成要素之间关系,强化了会计功能机制各层面之间关系,推动了会计活动与外部环境的深层次互动与协同发展,营造了一个由会计精神文化驱动、会计制度文化约束、会计物质文化保障的能动场。由会计生态文化所创造的影响效应,将会计活动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地置身于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紧密相关的生态环境系统中,进而突破了若干个会计活动构成要素沟通互动的时空边界与组织边界,在实现企业内部的发展价值、经济价值和效益目标的同时,也不断扩大会计活动对社会环境的影响。会计生态文化不仅仅是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在其表象的背后还蕴涵着丰富深刻的价值意义。
其次,有利于提高会计工作的绩效水平。作为生成和发展于会计活动过程的文化形态,会计生态文化能够增强会计活动的方向性、规范性、有序性和创新性,进而提高会计工作的绩效和水平。在方向性层面,会计生态文化有助于会计工作者充分了解和系统把握会计实践活动发展的内在规律,通过影响会计制度、会计准则的制定、实施和评价,对会计工作的环境、结构和功能的各层面及相互间关系进行规范性的协调;在规范性层面,会计生态文化依据会计实践活动指向的本质要求和特征表现,通过构建相关的精神层文化、制度层文化和物质层文化,对会计实践活动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进行引导、控制与规范;在有序性层面,会计生态文化在明确会计实践活动发展指向,了解会计工作制度规范的基础上,借助多层面的管理方式和多样化的管理手段,对会计活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矛盾和突发性事件,进行及时有效的预防与合理有序的管理;在创新性层面,会计生态文化通过营造有利的创新氛围,促进会计工作过程内外知识的生产、积累、创新、应用和扩散,加强会计工作过程内外信息的传播、交流和扩充,提高会计工作的先进性、创新性和实效性。会计活动的方向性、规范性、有序性和创新性的不断增强,一方面吸引更多主体参与会计活动,帮助会计工作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促进与会计活动相关的知识信息的互动沟通与有效转移,提高会计工作的绩效和水平。
最后,有利于增强会计工作的适应能力。会计工作的有效开展离不开会计主体在资源因子、经营模式和管理方法选择等方面的惯例的合理确定,会计主体的惯例充当着会计活动的记忆载体,通过复制、学习等方式进行“遗传”,推动会计工作不断发展和演化。也正是由于会计主体的惯例,使得会计活动对外部环境的能动适应性会相对持久地固化在某一个范围、层次和水平,当这种固化积累到一定程度便极有可能产生足够的“刚性”,进而弱化会计活动的适应能力、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影响会计工作的持续发展,加之会计活动过程充满了复杂性和多变性,尤其当外部环境变动致使会计工作系统处于不稳定或边缘的临界状态时,会计工作的发展轨迹便会出现分岔,极有可能走向退化。可见,适应能力下降就成为会计活动过程无可规避的生理现象。为了防止会计工作适应能力下降问题的出现及其负向影响,会计主体需要相机做出优化策略,依靠会计生态文化各结构层面及相互配合,不断保持和增强会计工作的适应能力。应当说,企业竞争优势的生存力、发展力和竞争力的构建与保持大都是从企业内外环境系统中,通过改变企业内部结构功能各层面之间相互联结的关系方式或企业与外部环境关系优化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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