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陇西行陈陶篇1
由甘肃省渭源县文化局的领导带路，见到了秦长城遗址。夕阳斜照，把长城染成了黄色。墟有颓气，荒凉弥漫。秦长城分秦国的长城和秦朝的长城。我所登临的长城是秦昭襄王时所修，在渭源县北寨镇祁坪村的马家山上，攀峰而筑，逶迤而去。夯土有层，高3～8米。虽然残破败落，仍具大势。长城一带的祁坪村有数户人家，房矮墙低，羊走鸡鸣。一个妇女身穿黑衣，独坐麦秸堆旁，越过旷古高原远望着夕阳。千山万壑，白云在天。我拣到一块旧铁，不知道是秦时的还是汉时的。当年的死生之地，有待富起来。
渭河南岸手捧陶片 今人古人握手交通
渭河南岸，甘肃省陇西县文峰镇东铺村一段，有暖泉山，实际上属于渭河的二级台地，高有30余米。2016年7月20日上午11点21分，阳光几乎直射在这一片面积为18万平方米的台地上。冒着炎热，考察于斯。低头缓行，寻寻觅觅。凡拣到瓦片的，多会让考古专家张天恩辨别。他拿在手上，正一看，反一看，便肯定地说：“仰韶的。”或马家窑的，或齐家的。显然，这是一个遗址，是人类在6000余年前到4000余年前所生活过的地方。论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或齐家文化，总是感到遥远和渺茫，一旦站在遗址上，抚摸、观看彩陶、红陶和灰陶的残片，今人与古人顿然可以握手交通。叶舒宪先生脸上洋溢着欣慰的笑，因为证明他某种观点的实物又呈现了。他一直在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角度是玉。采集了几个残陶，以作暖泉山的纪念，并借之思接千秋，视通万里。
晋家坪的文化层
临到晋家坪遗址，十几位专家纷然下车，像众鸟出笼一样径直奔向保护区。
所谓保护区，也有一些种植，不过看起来都是枝矮叶疏的植物，不伤文化层。无不怀着期待，插足其间，踽步而行，分头搜剔齐家文化或别的什么文化的碎片。
晋家坪遗址在甘肃省漳县新寺乡，居渭河支流榜沙河西岸，足有25万平方米，广矣！大约3700年以前，有羌人生活于斯。大约4100年以前，不知道是什么人在此生活，留下了马家窑类型的彩陶。大约5000年以前，还有一种什么人在此生活，留下了仰韶文化类型的彩陶。显然，这是一个三种文化共存的遗址。这里日晒气蒸，平整如砥，土软若棉。榜沙河水浅发黄，微有茫然。不过几千年以前，这里一定草丰木茂，避风迎光，否则人类不会选此安家。
我在这里所见甚多，有旧石器时代的石核，色黑，不规则形，颇为尖硬，可以打砸。还有像锤子似的、食指粗的一个圆柱，应该是新石器时代的工具吧！有一块黑石，手机电池一般大小，两面皆现切割的痕线，难断定是否是一件没有完成的佩饰。我还看到彩陶、红陶和灰陶的碎片，都是深入研究的样本。我想拣一两片带回去让长安的朋友欣赏一下，也不知道他们乐意否？田野考察，又苦又累，然而却能激发想象。反复自问，在陇右的山河之间生活了几个世纪的羌人究竟到何处去了？他们为什么要琢磨玉器？实际上，我也是在求索人类的盛衰兴亡之道。它也通向现实，并自判这也是一个现实问题。人类的行为方式背后，永远涌动着生存之争的暗流。
羌人从何处进入关中
羌人从何处进入关中，这似当从齐家文化的分布考察。从甘肃渭源至天水，在渭河左岸或右岸，多有齐家玉器和陶器的发现。当然，齐家文化往往排在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之后，属于共存状态。不过天水以东的渭河两岸，已经鲜见齐家文化的遗存。
陇西行陈陶篇2
［关键词］丝绸之路；陕西凤翔；千渭谷道
［中***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06-0026-05
陕西凤翔古称雍，是成周兴王之地，嬴秦创霸之区，历代州、郡、府、路之治所，关中西部重镇。上古时代就有“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史记・封禅书》）春秋战国时期凤翔为秦都长达294年，唐代时玄宗、肃宗、德宗、僖宗、昭宗五位皇帝均西行幸驾凤翔，凤翔一度称“西京”、“西都”。凤翔境内古道纵横交错，大多为秦汉时期重要的官道和唐宋时期的丝绸之路。特别在以长安为国都的时期，凤翔是都城的西大门，是南通汉中、四川直至湖广的必经之路，西北通甘肃、宁夏的主要道口，古丝绸之路重要驿站。古人以“南控褒斜，西达伊凉；岐雍高峙，千渭争流”来形容凤翔当时交通的便捷以及地理位置的重要。据考证，由于历史变迁，凤翔境内古丝绸之路共有五条，均在秦汉和唐宋时期承担了重要的交通运输作用。
一、千渭谷道
F河谷道又称F水道，即水道与河谷并用的通道。因陇山山地路径陡险，相比之下，F河河谷至渭河平原、渭北台原的通道比较平坦和便利，应为古人开辟最早的西行通道之一。从交通角度讲，以河谷作为交通要道是我们祖先的发明，因为沿河要比翻山容易，而且可随时取水捕鱼，补充给养。古代先民们进行交流迁徙，没有水是不行的。逐水而行，择水而栖，是人类活动的基本规律。
F河谷道为水陆并用通道，具体路线走向为从长安溯渭河西行至F河口，沿F河河谷向西北行进，经今陕西凤翔境内的长青镇孙家南头村一带至千阳境内，北行至陇县，再西行经陇关到今甘肃境内。
F河谷道的开辟与秦人东迁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商周之际，秦人就在陇山以西先后为商周王朝“在西戎，保西垂”，西周孝王时，非子被封召于F渭之间为周王室牧马，这是秦人第一次越过陇山东行的记载。虽然秦人为周人创建并管理畜牧业基地，但当时秦文化的重心仍在西垂旧地。周宣王时，“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文献的记载也印证了此时秦人活动的主要地区在F河上游及其以西的戎人聚居区。①年代当于公元前820年左右的不其簋就记载了西周末年秦庄公昆弟五人率兵七千同西戎作战的事实。周王朝西部受到狁侵扰，周王命伯氏不其抗击，追至于西。西，当指“西垂”一带，秦汉时为陇西郡西县，地当在今甘肃天水附近、礼县、西和等地。不其随伯氏对狁作战得胜，伯氏回朝献俘，命不其率兵车继续追击，搏战之中，多有斩获。李学勤先生认为，“不其簋所记是周宣王时秦庄公破西戎的战役”，“簋铭的不其很可能便是文献里的秦庄公”，“不其弟兄追戎于西，而《本纪》云秦庄公任西垂大夫，从地理上看也是符合的”。②
秦庄公驾崩之后，子襄公代立。是时西戎、犬戎与申侯攻伐西周，杀周幽王于郦山下，秦襄公将兵救周，护送平王东迁，周王朝赠其“岐以西之地”，秦襄公在今陇县东南建立“F邑”，公元前770年受封享国后的秦襄公又“备其甲兵，以讨西戎，伐戎而至岐”。此后秦文公逾陇攘夷狄，“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F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赢于此。后卒获为诸候。’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建立了“F渭之会”，“F邑”和“F渭之会”两处都邑均在F河之畔。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陇山一带自然植被很好，到处是大片的原始森林，受自然条件限制，开辟一条在原始森林中行进的山路是非常不容易的事，而利用天然的F河河谷不但平缓，而且沿途都是“周余民”和部分秦人先前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不但地形地貌比较熟悉，***队在行进中不容易迷失方向，而且经长期经营，生活给养有保障。选择这条道路行进，应是最明智和最便捷的。秦人自非子为周王畜，秦仲为大夫到襄公始国，直至文公东猎，这个逐步壮大的部族往复活动于西垂与F渭之间，正是经由F河谷道完成了文明发展进程中的跃进。
著名的石鼓文《F》和《雨》就描述了秦君在F河流域渔猎游乐之事。《F》中写道：“F（也）沔沔，A皮（彼）淖渊。”《雨》则直接写道“舫舟自廓”、“隹（唯）舟以行”。③郭沫若认为上述所记就是“追叙（秦君）初由F源出发攻救周之时事”。④由此推测，此前文献中记载的周穆王西巡也可能就是沿此道西行。F河西北岸有黄梅山，位于今凤翔与陈仓区交界处，俗称黄米山，又称马迹山、马脊山。山下有马迹泉，相传为周穆王西巡马死所葬之处。⑤今陇县原子头、店子、千阳冉家沟等地的考古发掘也表明，自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老官台文化开始，经仰韶文化及周秦，F河流域与渭河流域的古文化面貌别无二致，表明陇山与关中一带的沟通早已存在。⑥
F河谷道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利用漕运作为辎重及后勤保障，秦文公初到“F渭之会”时，其后勤的给养补充当有一部分就来自西垂，而通过F河漕运则是最好的方式。古时F河水量较大，大多季节可以行船，其上游今陇县境内蒲峪川古时称“弦蒲薮”，就是有名的大湖泊。《禹贡》载：“天下九薮，此其一也。”隋代《九域志》载：“F源县有弦蒲薮，经长期淤积，决口变湖为川。”F河上游有大湖泊，可见当时F河水量不小。另据《陇县志》载，唐武德八年（625）水部郎中姜行本奏请于陇州F源县修五节堰，许之。后遂引F水通漕灌田，并始行水运。⑦《新唐书・地理志》亦载：“F源（今陇县）有五节堰，引陇川水通漕，武德八年，水部郎中姜行本开，后废。”唐代许棠《题千湖》诗云：“偶得湖中趣，都忘陇坻愁。边声风下雁，楚思浪舟移。静极亭连寺，凉多岛近楼。吟游终不厌，还似曲江头。”可见，F河在唐时水量较丰，可以形成湖泊，且已有行船历史。宋代仍以F河筏运陇山木材。《陇县新志》载：“宋初，市木秦陇，以春秋二时联巨筏，自（F）河达渭，历砥柱以集京，设官监市，其利甚溥。陇河渠在唐、宋固有益于国，非只利民田也。”今F河河谷建有冯家山、王家崖和段家峡三座水库，其中，冯家山水库库容达3.89亿立方米，至今水量亦不小。⑧
200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宝鸡市考古队联合组队，在凤翔县长青镇孙家南头村发现了一处距今2000多年的西汉时期大型漕运码头仓储建筑基址，为研究凤翔境内古丝绸之路和汉代漕运、仓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该仓储建筑基址建于F河东岸300米处的台地上，由三组南北相连的仓储建筑组成，东西宽33米，南北长216米，建筑总面积7000多平方米。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了墙垣、柱础石、道路等遗迹。仓储建筑基址东约600米处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蕲年宫遗址，此宫是秦汉国君、天子祭祀五或先王的斋宿之宫，秦始皇的加冕典礼就在蕲年宫举行，汉代也有多位帝王来蕲年宫举行过祭祀等活动。此大型仓储设施可能为蕲年宫举行盛大国事活动时的重要物资储备库，也是东西水上运输的中转站。这一处大型遗址的发现证明了F河当时水运能力很大，也证明孙家南头一带曾经是一处重要的交通要塞。当时的夏秋两季，从西部东去长安时，此道当为首选之路。过去曾有人在此处发现过有“百万石仓”字样的文字瓦当，由此推断这处仓储设施极有可能就是该瓦当所指的“百万石仓”。⑨
关于大型漕运最早的文献记载当属秦穆公时期的“泛舟之役”。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十二年，齐管仲、隰朋死。晋旱，来请粟。丕豹说缪公勿与，因其饥而伐之。缪公问公孙支，支曰：‘饥穰更事耳，不可不与。’问百里荩菰唬骸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于是用百里荨⒐孙支言，卒与之粟。以船漕东转，自雍相望至绛。”这一历史事件史称“泛舟之役”。当晋遭到粮荒时，秦向晋两次输粟以解饥荒，雍城附近只有利用今凤翔孙家南头的F河码头作为渡口，再进入渭河东去经黄河入汾河直达山西新绛，才能体现“船漕东转，自雍相望至绛”的景象。⑩
北宋时，苏轼任凤翔府签书判官，负责“编木筏竹，东下河渭；飞刍挽粟，西赴边陲”。（苏轼《凤翔到任谢执***启》）苏轼到凤翔后了解到当地百姓最沉重的差役之一是负责押运官物的衙前之役。衙前之役根据户等高下轮流当差，为了降低户等，逃避此役，许多地区的农民不敢多植一株桑、多养一头牛、多织一匹绢。服役的老百姓职责是替官府押送纲运、保管财物，如果被盗或者损毁要赔偿损失。凤翔一带百姓每年都要在西山砍伐上好竹木，然后编成竹筏、木筏，从F河、渭河入黄河，给京城开封送去。官府考虑借大水之力好放筏，所以规定每年衙前运竹木的时间恰巧就在河水暴涨期间，谁如果不在规定时间运到就要受罚。但是，正因为河水暴涨，经常发生竹木筏颠覆事故，衙前水工被淹死无数，而且造成的损失还要由他们来赔偿。每年因此而致许多服役百姓家破人亡，倾家荡产。于是苏轼就主持重新修定了衙规，规定衙前之役可“自择水工，以时进止”。此项改革实施之后，取得了“衙前之害减半”的效果，受到凤翔官民称赞，他的改革也得到了朝廷的默许。11苏轼改革衙前之役再次表明在凤翔境内有大型漕运码头，也印证了秦穆公“泛舟之役”事件的真实性。可见至少在宋代以前，F河流域水流较大，漕运发达，F河谷道也成为陇西至长安和乃至东方货物运输的首选要道。
此外，孙家南头村南相邻的马道口村，村南亦有村名“官路沟”，也正好位于F河谷道内，从村名来看，此道可能就是古时官道，孙家南头村和马道口村一带极有可能为古代一个重要的交通道口。与此道关联的还有地处太昌村F河西岸的通天河与晾经寺，晾经寺侧有一片空地，相传是唐代高僧玄奘取经回京时晾晒经书之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后传》就曾在此取景拍摄。千阳境内的F河北岸也有一处晾经台，传说亦为唐僧晾晒经书处，南岸还有九妖十八洞，为传说中的妖精住处，与《西游记》中的故事接近。凤翔县田家庄镇寺头村境内也有一处晾经寺，《丝绸之路漫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300年前，唐玄奘西行取经，也真是在天水僧人孝达陪同下，离长安，翻陇山，抵达秦州的。”玄奘是不是真的从此经过，就无法考证了，但这些晾经寺的存在，与玄奘取经的路线必然有着某种联系。
二、雍城―陇州道
雍城―陇州道（陆路）为长安―陇州道的一部分，较F河谷道之开通稍后。长安―陇州道由长安出发，经今咸阳、礼泉、乾县、扶风、岐山、凤翔、千阳、陇县，之后入甘肃境。该陆路道路在西周时称西方干道、西方大道，西汉称长安高平道。从周秦至明清，长安―陇州道是历朝京都通往陇西、西域的主干道之一，在历代***治、***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久负盛名的丝绸之路的溯渭道。秦穆公伐戎、秦始皇加冕和秦汉多位帝王至雍祭、唐代高僧玄奘西天取经和文成公主入藏联姻可能就行经此道。这条道路为沟通世界东西方两大文明的重要路段和加强西北边防的重要战略通道，对于社会的安定与历史的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具有深远意义。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穆公三十七年，发动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西征，“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穆公以金鼓”。秦在西方的霸权得到了周王室的承认。所谓“益国十二”，《史记・匈奴列传》作“八国服秦”，《李斯列传》作“并国二十”，《文选》卷39《李斯上秦始皇书》作“并国三十”。总之，通过这场战争，秦人取得了西北地区的实际控制权。《汉书・韩安国传》说：“秦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时宜之变，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国十四，陇西、北地是也。”秦国这一战略的胜利，使西北地区成为秦后来向东方作战的大后方，秦穆公的成功显然是以陇山通道的畅通为基础的。12从此，关中至陇西的陆上通道得以打通畅行，为雍城―陇州间的通行便利奠定了基础。也就是在此时，一部分戎人逃往西亚和欧洲，使“秦”这一称谓早在公元前4、5世纪就被西方国家所闻知。古代印度、罗马等帝国的人，均尊称中国为Cina、Thin、Sinae，译成中文即为支那、希尼、震旦、至那、脂那（后四种都是“支那”的异译）等，这些名称都是“秦”的外文对应发音。13此外，考古工作者曾在秦都雍城宗庙遗址内发掘出土的陶片上发现一些“H、X”等符号，据专家推测，这些外文符号可能为春秋战国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在长安―陇州道沿途的扶风县周原遗址，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古代西亚人形象的雕塑，这些史料和发现证明，早在张骞开通丝绸之路前，中西文化的交流就已经开始。
秦代时已有道的设置，14与雍城―陇州道有关的地区，目前已知的就有陇郡出道、狄道、氐道、羌道、予道；天水郡戎邑道、绵诸道、略阳道、o道；安定郡月氏道，不能排除这些道为秦时设置的可能。即使对西汉时道的设置，似乎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到秦人对这一地区交通特殊重视的历史遗痕。
唐宋时代长安―陇州道沿途建有多处驿站，具体走向为从长安出发，经临皋驿（今西安市莲湖区潘家村乡枣园村东南）、咸阳陶化驿、兴平槐里驿、武功县驿、美阳驿（今扶风法门镇）、岐山石猪驿、龙尾驿，再经横水至凤翔府治所雍县（今凤翔），由雍县经千阳县西行至陇县，过大震关，逾陇坂至甘肃境内。1986年出版的《公路交通编史研究》第4期对唐蕃古道的走向说：“其主干道大致是：从长安出发西行，越陇山经今天水、陇西、临夏，在炳灵寺附近渡黄河入青海。”金城公主入藏，唐中宗亲率大臣送到距长安百里的兴平，其行色必壮，所经道路进一步开拓无疑。唐两公主进藏，使丝绸之路的使吏往来更加频繁。唐代诗人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中“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记叙了唐代长安―陇州道的繁忙与兴盛。
雍城―陇州道在今凤翔县境内具体走向为：由岐山县城西行入境凤翔，过横水镇尹家坞村、横水镇、田家庄镇寺头村、纸坊街、县城、柳林镇亭子头村、彭祖原村西入千阳境内。
唐仪凤年间，吏部侍郎裴行俭，沿丝绸之路送波斯王子回国，行至今凤翔境内柳林镇亭子头村附近时，忽见路旁蜜蜂和蝴蝶纷纷坠地，遂命郡守查访缘由，方知为附近村落一坛新开启窖藏陈酒的香味所致。凤翔郡守即将这坛美酒馈赠裴公，侍郎官饮后欣喜，即兴吟诗一首：“送客亭子头，蜂醉蝶不舞；三阳***泰，美哉柳林酒。”《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八》亦有“仪凤三年，令吏部侍郎裴行俭将兵册送卑路斯为波斯王”的记载。亭子头村为古丝绸之路行经凤翔的实物例证。
雍城―陇州道在今千阳至陇县境内又称F陇道。在千阳境内具体走向为：由崔家头入境，经南寨至千阳县城，再沿F河河谷经寇家河、草碧进入陇县境内。
1988年，考古工作者在千阳县南寨乡走马棱村发现一处秦汉宫殿遗址。2008年11月4日，考古工作者又在千阳南寨乡千河北岸附近的尚家岭，发现了一处战国至西汉时代的大型宫殿遗址，从这两处遗址所处的时代分析，此遗址可能是秦始皇所经回中道上的帝王行宫。这也是雍城―陇州道行经千阳境内的实物例证。
雍城―陇州道在今陇县境内因陇山天堑阻隔而称为陇坂道，又称为陇关道、陇道、逾陇道、陇山道、秦F道。陇山又称陇坂、陇坻，南北走向，是关中平原与陇西高原的分界线，在古代也曾是中原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分界线。15《通典・天水郡》载：“郡有大坂，名曰陇坂，亦曰陇山。”《读史方舆纪要》卷52载，陇坂“山高而长，北连沙漠，南带千渭，关中四塞，此为西面之险”。陇山为六盘山南延之余脉，海拔高度2000米左右，自宁夏南部向南延伸经甘肃平凉地区，直至陕西宝鸡以西的渭河北岸，与秦岭西段群峰夹渭对峙，闭合了八百里秦川的平原旷野，成为中原通向西域的第一道天然屏障。东汉初此段道路已明确称陇道，《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六年夏四月，遣虎牙大将***盖延等七将***从陇道伐公孙述”。陇坂道具体走向为：由今东风镇入境，经杜阳至县城，西经高佟⒙榉黄獭⑸袢、曹家湾、固关，过关山，通往天水、陇西。
隋大业十三年（617），陇右薛举在金城（今甘肃兰州）起兵，遣子薛仁杲沿陇坂道东进，在F源县（今陇县）袭并农民***唐弼部后，势力大增，遂沿陇坂道围攻扶风（今凤翔）。李世民率兵沿陇坂道追杀至陇右（今陇县），将陇右诸地归唐所有。
唐大历年间（766～779），为防御吐蕃东进，朝廷令马燧在陇州西部的通道上立石植树，陇关道一度阻塞。元和二年（807），局势缓和，疏于防御，林木被伐，陇关道又开通。大中（849），秦州复归唐朝统治，陇关道重新畅通。宋元时期，陇关道仍为驿路，明代时因驿路改在萧关道上，陇关道通行渐少。
三、凤翔―平凉道
即由今凤翔县城西北方向经董家河乡张家店村，沿枣子河越老爷岭，入麟游县麻夫镇，北经酒房、中湖、花花庙入今甘肃灵台县境内百里镇，经盘口（今甘肃泾川县境内）到泾川，沿泾河至平凉。今麟游县酒房乡以北的山巅上仍有古代烽火台遗迹，麻夫镇唐时建有南、北二寺，残留古钟一口，毁于1958年“”中。16或越老爷岭经千阳境内沈家十字、高涯、双庙、四十里铺达平凉，与丝绸之路北线相接。两线均长约160公里。凤翔―平凉道为凤翔通泾（今甘肃泾川）、原（今宁夏固原）主要道路。北魏孝明帝武泰元年（528），关陇农民起义***首领万俟仇奴率***围岐州（今凤翔），左大都督贺拔岳率***迎击，万俟仇奴弃岐州，北走安定（今泾川）时行此道。唐末李茂贞在凤翔称岐王时，此道为通泾、原两地之主要道路。清代和民国时，商旅西来驮运皮毛、青盐、大麻、药材等在凤翔落庄，换驮京、津杂货和棉花、土布、白酒运至平凉，向陇东地区销售，行经此道。17
四、凤翔―d坞道
为长安至雍县道中一段，先秦褒斜道开道后，雍县与d坞有交通联系。据《凤翔县志》记载，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74）来雍祭祀五时就行经此道，汉武帝行至凤翔境内的彪角镇时，“获一角兽，若（biāo）然”。（《史记・孝武本纪》）汉武帝因此改元“元狩”以示庆祝，此后他每年到雍祭“”一次，而此地也因此而改名为“彪角”，延用至今。此道在凤翔境内由城东塔寺桥向东，经田家庄镇寺头村、北小里村，过雍水河，经彪角镇、杏园村、虢王镇四冢洼村，至宝鸡市陈仓区阳平镇宁王村，东至蔡家坡、d县，后沿渭河直达长安。其中，由凤翔向东南辐射，经瓦窑头村、三岔、礼包务，至彪角，亦可通达。18虢王镇南的宁王村为秦武公时所建平阳宫所在，其东蔡家坡宋家尧村亦发现有南北朝时期一处窟龛雕像群，19均为古丝绸之路重要遗址。
五、凤翔―灵台道
即自今凤翔县城东北过狼沟桥，经萧史宫、竹园、上石佛寺顶，沿五曲湾到汤房庙，穿骆驼巷、大峡，越羊引关（古称羊峪关），经麟游县两亭、水磨沟过天堂到达甘肃灵台，皆沿河觅道，线形适顺。此道为古时甘肃陇东地区与凤翔相通的一条便道，与丝绸之路北线相接。麟游县天堂镇唐时建有规模宏大的佛殿，残留三尊金身佛像，现迁于河西“西台山”。羊引关曾建防卫设施，有楼名“望蜀” 。20道中凤翔境内北部山区有石佛寺和宝玉山庙，古时碑石颇多（今无存），为古时商旅停靠和求佛祈祷之处。凤翔北去灵台的古道上，1976年灵台县镇康家沟村枣树坪村民曾发现274枚波斯铅饼（货币），铅饼正面有似龙非龙形状像蟠螭的浮雕，头有触角，背面阳铸外文一周，中有方形印记。21这些外文铅饼为汉王朝时期中亚、西亚国家和中国的贸易货币，属古丝绸之路货币体系，可见汉代西域与西方联系频繁，商贸交流畅通，此物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佐证。
［注释］
①王子今：《秦人经营的陇山通路》，《文博》，1990年第5期。
②李学勤：《秦国文物的新认识》，《文物》，1980年第9期。
③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④郭沫若：《石鼓文研究》，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⑤佳雨、和风：《宝鸡旅游文化大观》，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
⑥张天恩：《古代关陇通道与秦人东进关中线路考略》，《早期秦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
⑦《陇县志・大事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⑧林劲松：《冯家山水库排沙运用及水库淤积分析》，《西北水资源与水工程》，2002年第1期。
⑨杨曙明：《陕西凤翔发现西汉皇家水陆物资转运站》，《中国文物报》，2004年8月27日第二版。
⑩刘明科、辛怡华：《渭河峡谷的秦文化遗存与秦文公东猎F渭之会路线蠡测》，《秦文化论丛》，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
11田亚岐、杨曙明：《凤翔东湖》，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
12王子今：《秦人经营的陇山通路》，《文博》，1990年第5期。
13杨曙明：《秦文化解读》，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
14骈以骞：《秦“道”考》，《文史》，第9期，中华书局版1980年；罗开玉：《论秦汉道制》，《民族研究》，1987年第5期；张焯、张东刚：《秦“道”臆说》，《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曹学群：《县“有蛮夷曰道”质疑》，《求索》，1996年第1期；杨建：《略论秦汉道制的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辑。
15李健超：《丝绸之路沙漠路线中国境内的自然环境及变迁》，《汉唐两京及丝绸之路历史地理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
16《麟游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718《凤翔县志・交通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9陈亮、古小龙：《专家勘察岐山窟龛雕像群》，《宝鸡日报》，2008年2月14日第二版。
陇西行陈陶篇3
关键词：陇海铁路；关中；城镇；发展
中***分类号：F5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2-0100-03
古代关中为天下中枢，故关中城镇多有辉煌的发展历史。然自唐宋以降，随着国家经济重心东移、南移，关中地位一落千丈，区内城镇发展也乏善可陈，此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初仍无大的改观。但陇海铁路的通达，给关中城镇带来巨大发展机遇，尤其是渭南、咸阳及同官等铁路沿线城镇更是直接受益，城市经济繁荣、城镇人口增加，逐步成为区内中心城市。
一、铁路通达后渭南发展成为关中东部中心城市
渭南位于关中平原东部，其地“东距华县五十里，西距临潼八十里，南距蓝田五十五里，北距蒲城一百余里，东北与大荔接壤相距约一百五六十里，西北境连富平相距五十五里，东南与雒南县相接，距约一百余里”[1]。自周秦以至汉唐间一直为京畿近邻，素有“三秦要道，八府通衢”之称，为“长安潼关间之名城，民阜物庶，有‘小江南’之号”[2]。早在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即在渭河以北设下县。十六国时期，前秦符坚甘露二年（360年），在渭河以南设渭南县，此为“渭南”以行***区划名世之始。元至元元年（1264年），将下并入渭南，改称“并管”。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去“并管”名，复改称渭南。
清光绪年间，渭南县城陆续开设的商号有13家，故市有15家，信义和孝义各有3至5家。这些商号多系粟行、花行和杂货行。民国初年，上海日信洋行在田市收购棉花30万公斤，继而又在县城坐庄收购棉花50万公斤。受棉花交易快速增长的影响，棉花商人纷纷开设花行。到1921年时，渭南县城花行多达16家，田市、故市、辛市亦有数家。1933年，国民***府与美国签订“麦棉贷款”，沿海纱厂转用进口棉，渭南花行半数倒闭[3]。受棉花滞销的影响，鸦片种植面积一度增大。据《陕西农村调查》记载，1933年渭南县城有商店200余家，其中鸦片烟店多达60余家[4]。这一时期，渭南经济虽因在棉业繁荣的背景下有所发展，但发展速度不快，且经济对棉业依赖较重。
陇海铁路通车后，随着渭南交通条件的大为改善，渭南成为关中东部的物资集散地[5]。汉口、天津的布匹、杂货，商县、蓝田的山货，三原、泾阳、咸阳的棉花，高陵、富平、大荔、临潼、白水的粮食，纷纷流向渭南。渭南的物资集散作用大大加强，城市商业随之亦快速发展。开始成为关东粮食、棉花集散地，“渭南市主要交易，以棉花小麦为大宗，营此业者，均获厚利。”[6]渭南，“县城南靠高原，北临渭河，为省东重镇，地当东西要冲，在昔商业本极发达，现在陇海铁路通车渭南，各大商贾，多皆麇集，商业之发达，市面之繁盛，更有进展。”[7]据1935年调查，渭南城关共有商号328家，分疋头、煤油、杂货、花行、盐碱油酒、铁货、转运、粮行、煤厂、药材等11大行类[8]。
陇海铁路通达后，现代工业也开始在渭南出现。1934年10月，上海商人段镜甫、孔直斋等筹集股金10万元，开办西北聚记机器棉花打包股份有限公司，月打包棉花3 000包。1935年12月，交通银行投资20万元，中国银行投资10万元，上海维持会会长季贻荪集资20万元，合计50万元，在渭南火车站北开办西北机器棉花打包股份有限公司，月可打包棉花1万包左右。1939年，西北聚记机器棉花打包厂因遭日机轰炸，迁往泾阳永乐店，厂方于原址另设织布厂，有铁机20部，月产机经土纬粗布500匹。至1940年，渭南有机械工业8家，其中棉花打包厂2家、面粉加工厂1家；手工业班匠3 195人，其中石匠28人、瓦匠50人、木匠635人、泥水匠225人、铜匠26人、铁匠155人、其他2 076人。产品有棉包、白酒、菜油、棉籽油、芝麻油、土布、砖瓦、苇席、皮绳、木轮大车等。1941年，渭南李百朋等人筹资30万元，开办象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月产面粉9 000袋，每袋重40斤。此后，相继建立的机械工业有裕泰、华顺、三顺永、利民、永华、三义合等铁工厂。到1948年时，渭南工业有打包厂2家、面粉厂2家、火柴厂1家、铁工厂7家，全部动力516瓦，金属切削机床2台，产品增加轧花车、弹花柜、犁铧等种类[5]。
1935年，渭南县城人口数量不多，“城关约有三千余口”。随着陇海铁路通车后，渭南县城成为关中东部物资集散地，上海等地的商贾来此投资兴业，本地工商业也开始兴盛，相继在火车站附近开厂设店，在西门街和河西岸兴建商业店铺和粮食集市，县城区开始向西扩展。“渭南地当陇海过道，交通便利，往来客商，有增无已，市面新建房屋，几占旧时市面一半，商号林立，其商埠之扩大，可想而知，即现在房屋，尚有正营造者，有修理完备欲待开张者，熙熙攘攘，市面日趋繁荣。”[6]1935年，陕西省建设厅令各县拟具急待建设各事业，渭南县拟具的第一项建设任务即为“（甲）修筑本县西关碎石马路：渭南地当东西往来要道，自陇海铁路到达后，市面日形繁荣，而县城西关街道，仍系旧式土路，每逢天雨，泥泞不堪，拟由西关至火车站，修筑碎石马路，以利交通，藉便商民。”到1949年5月，渭南城区为2平方公里，2万多人，年产值200多万元[5]。
二、铁路通达后咸阳与同官等城镇迎来巨大发展
陇海铁路通达后，咸阳也获得巨大的l展契机。“陕西自陇海路通车以后，工商业日见发展，西安市人口将及二十万人，新开之商店每月必有数家，以是房产价值，较前增加何止五六倍。但以西安附近缺乏河流，用水不便，故仅为商业与***治之中心，对工业上难作若何之发展，现各大工业家咸注意于咸阳。该地距西安仅四五十里，依渭河西安为城，陇海铁路横越城北，且为将来咸同路之终点，扼陕省东西南北交通之咽喉，形势至为重要。西安之布匹纸烟等四大行近有因西安不便移设咸阳之议，而新兴之大工业亦均在咸阳觅址兴建，是以咸阳必将成为陕省之工业中心区域。”1936年时，“咸阳城中已有七万以上之人口，已有人满之患。……现在正在建筑或已完成者，计有陕西省酒精厂，尧山油厂，及中国打包厂，计划中者则有自来水厂，绷布厂等共五厂，明年内均可完成。尧山油厂系榨棉籽油厂，已开始营业，成绩尚佳；中国打包厂经营亦颇得法；陕西酒精厂现正积极建筑中，预计本年十二月间可以全部落成，开始制造。”[9]
交通状况的改善，便利了外货入境，促使咸阳商业进一步发展，这可以从逐月增加的商户上得以反映。如1936年5月份，“是月新开之商店，有东北人设立之永义厚、新昌、同顺和及天津人设立之茂生等新式百货店数家，日用食品庄，有稻香村、义兴源二家，胶皮轮车行，有生记一家，旅馆业有渭北、新生、中州、新昌等四家，火车站附近新开之小饭馆五六家。”[6]
咸阳在铁路通达后的快速发展，使得时人对咸阳之未来报极大之期许。“陇海路通车咸阳后，咸阳商业蒸蒸日上，诚能继续发展，为我国内地一大商埠，为期不远，开发西北、建设西北指日可待。盖西北物产，畅销国内各地以及世界各国，实有赖于咸阳商业为之集散，是故咸阳商业之繁荣与否，实足以左右民生。”[10]“咸阳，已经完全呈现出都市特有的各种姿态了。在这里，可以看到当天西安出版的报纸。往车站去的路上，更显得拥挤和热闹。”[11]
近代同官的发展，亦主要得力于铁路交通对地方经济的促进。1940年代，陇海铁路“咸同支线的通车，使旧铜川骤然繁荣起来”，同官经济因此迅速发展。“邑有火车，自三十一年一月通五里铺后，车运煤。每日两次，平均约三百吨。迄十月，每日增运三次，运输量亦比照增加。七月一日，黄堡站始售客票，每日一次。”[12]“自陇海路咸同支线告成，（同官）始有各种新式工厂之设立，商业亦渐应运而兴。今昔相形，直不可以同日而语。”同官，“交通既繁，产销必畅，则工商业自更趋繁荣了。”以面粉业而言，“昔仅城中有一二家，所制专供县城各机关之用。近年交通便利，工商云集，业此者激增。除用畜力外，南门外，村、黄堡镇各处，近有水磨之设，专制面粉，以应需要。”又如石灰业，“昔为陈炉镇窑户附业，近以交通便利，建筑需此甚多，故黄堡镇至县城，沿途有石灰窑十余处。”[13]再如砖瓦业，由于同官“居民多系窑居，故昔时制砖瓦者仅一二家，近以工业需要，应运剧增，全县共有大小砖瓦场十二处”[14]。
又以同官县属黄堡镇为例，“黄堡镇位于咸同铁道与咸榆公路必经之地，适当同耀之中点（距耀三十里距同四十里），在火车未通以前，该镇仅有大车店二家，杂货饭店七八家，此外则为住户，甚为荒凉。自二十九年咸同路基展修至该镇后，车马之经过镇内者数恒逾万，近两三年来，该地煤产向外运输，日益增加，同时新兴工业亦在蓬勃发展，各种工人游息于此，遂使区区之三家村，变而为繁荣之市镇。”到1943年时，“除大小商店四五十家外，已开采之煤矿有新村沟之同善，西椿树沟之华盛，庙底沟之同心，杨泉沟之同兴，史家沟之久兴等矿，多运至该镇待车转运省内各地，在数万吨以上，车站堆集之煤宛若煤山，至新兴之工业计有五厂。”黄堡镇的发展，实由便利的交通引以致之。1943年发表的《陇海路咸同段沿线经济调查：同官县》指出：“同官县之工业，目前完全设立于黄堡镇，其最主要条件，即为交通之便利和原料之丰富。”[15]
明清时期，同官县先后在立地坡、上店、陈炉、演池、黄堡、哭泉设集。民国时期，同官县农贸集市，以镇为中心地点。集市会期仍沿袭明清时的约定，具体集市日（农历）为：凡逢五、十为中山镇集市日，二、七为黄堡镇集市日，七为红土镇集市日，三、八为石柱镇集市日，陈炉镇为每日集市。咸同铁路通车后，由于煤炭大量开采，陶瓷建材如砖瓦、石灰、水泥等以及铁工、纺织等皆有所发展，同官人口剧增，集市贸易也随之日趋繁荣，依托矿区形成的五里铺、七里铺、十里铺等市场，发展为每日集[16]。
三、结语
传统的中国城镇格局主要取决于***治因素，即城镇的大小、繁荣与否与驻在***府机关的等级密切相关。但铁路交通引入近代中国后，这一局面被打破。铁路以其巨大的运能优势冲击着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并最终引发城镇格局在经济、***治方面的巨大调整。民国时期陇海铁路关中段沿线城镇如渭南、咸阳与同官的发展可以说正是这一历史大潮的典型表现，这也进一步突出说明了铁路在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变迁中巨大的引领作用与主导经济结构调整的强大能力。
参考文献：
[1] 各地商业概况：渭南[J].陕西省银行汇刊，1935，（2）.
[2] 张其昀.陕西省人文地理志[J].资源委员会季刊，1942，（1）.
[3]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商业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311.
[4] 行***院农村复兴委员会.陕西省农村调查[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169.
[5] 渭南县志编纂委员会.渭南县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277-384.
[6] 各行处所商务月报：渭南办事处（5月份）[J].陕西省银行汇刊，1936，（8）.
[7] 陕西棉产改进所.陕西棉产估计调查报告[R].1934：26.
[8] 各地商业概况：渭南[J].陕西省银行汇刊，1935，（2）.
[9] 陕省工I区将移设于咸阳[N].大公报，1936-10-24.
[10] 咸阳商业调查[J].陕西省银行汇刊，1936，（9）.
[11] 穆欣.洛川・三原・咸阳――旅途四千五百里之四[J].国讯旬刊，1941.
[12] [民国]同官县志・交通志[M].
[13] 黎锦熙.洛川同官两县之工业与商业[J].陕西省银行汇刊，1944，（3）.
[14] [民国]同官县志・工商志[M].
陇西行陈陶篇4
积极做好西部矿产资源规划研究工作--浅谈加强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规划的建议潘文灿
十亩地角闪辉长岩体特征及地质意义陈陇刚，唐爱琴，CHENLong-gang，TANGAi-qin
沙沟街地区原划秦岭群中解体出一套TTG岩系崔建堂，计文化，CUIJian-tang，JIWen-hua
宁强大茅坪铜矿床矿石成分统计分布及地质意义李随民，LISui-min
黄土高原的泥流灾害与人类活动雷祥义，黄玉华，王卫，LEIXiang-yi，HUANGYu-hua，WANG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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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附加静水压力理论研究及应用吕古贤，郭涛，郭初笋，LIUGu-xian，GUOTao，GUOChu-x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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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南缘奥陶纪地层对比分析王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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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连与北秦岭结合部位陇山岩群与秦岭岩群对比讨论陈隽璐，陈有仓，李海平，赵选社
***库木库里盆地铜矿地质特征及找矿前景肖爱芳，黎敦朋，李新林，周小康，杜少喜
普鲁裂谷火山岩带块状硫化物矿床特征及找矿远景分析李博秦
陕西小秦岭金矿成矿地质条件刍议王力群，陈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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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水土流失环境地质问题李彦斌，耿绥和，杨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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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地质灾害研究中的辩证法蒙小记
埃及东部沙漠南部埃尔贝达地区晚元古代岩中剪切带金的成矿作用M.A.Obeid，盖西京
秦岭造山带及邻区中晚元古宙板块构造与成矿作用初析杨宗让
***普鲁一带米兰岩群组成及地质构造意义崔建堂，霍向光，张俊良
"罗汉寺岩群"的基本特征王德耀
陕西商州龙庙铅锌矿床特征及成因探讨齐文
镇旬铅锌矿田稳定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侯满堂，臧世权，张培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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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秦岭老君山环斑花岗岩的成因及大地构造意义雷泓晏，张占武，赵选社，陈镌路
罗汉寺岩群地质特征、时代及意义李雄，李海平，陈隽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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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裂缝地球物理勘察综合采集解释软件系统的可行性和需求的初步分析赵***龙，李新胜，郑桦，胡建平
地理信息系统及***形数据库的形成李******，刘胜利，董拴贞
论审核人员在工程勘察中的作用周晓燕，刘咸斌，宋丽萍
陇西行陈陶篇5
民国初年任职甘肃的陈，搜藏敦煌写卷颇多，特别以历代书法精品，且每有题跋，品评书迹，颇有可观，其后写卷均已散亡。今就余所得见14件写卷中存有陈题跋者，逐一辑录，析论其涉及的相关问题，提供敦煌写卷聚散研究、敦煌写卷辨伪研究及敦煌写卷断代研究之参考。
关键词：散藏敦煌写卷；题跋；陈；书法演变；断代
中***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1-0074-13
一 前 言
敦煌写卷的发现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重大事情，但因时空背景等诸多因素，以致未能及时系统完整地保存，而流散世界各大***书馆，乃至公私收藏。清末民初散藏敦煌写卷收藏名家，如李盛铎、刘廷琛、李滂、何彦升、陈、张广建、许承尧、叶恭绰等，或为北京名士，或为甘肃官员，率为晚清科举出身，雅好文物，精于品鉴，擅长书法，笃于学术；对其收藏之写卷，往往撰有题跋。或历叙写卷收藏过程；或品评写卷书法字体，且偶加断代；或考论写卷内容，评论其价值。涉及敦煌学之内容与价值，不容小觑。本人有鉴于此，特研拟专题计划，并承科技部补助？q？。计划执行中，曾以收藏家为个案研究，选取旧藏可观且多精品，并颇有题跋留存的许承尧为对象，辑录其旧藏敦煌写卷题跋，略加考述，并据以展开题跋内容的研究，分析归纳其中涉及的相关问题，先后撰写《散藏敦煌遗书所见题跋辑录与研究――以许承尧旧藏题跋为例》？r？及《台湾地区散藏敦煌遗书所见题跋辑录与研究》？s？。
撰写过程中，对于民国初年任职于甘肃，且曾甘肃省长一职的陈，亦多触及。陈氏在陇期间曾大力搜藏敦煌写卷，其中颇多精品，钤印收藏，甚或于藏卷前后，施以署签、题跋。或请同侪名家鉴赏评骘，书写题跋。内容视角多元，或论书法风格，或叙流传来历；或就纸张笔墨以论时代，或抄录诗词用以遣怀；或只言片语，或长篇巨论，自成特色。尤以品评书迹者为多。陈氏藏卷后多散亡，然以今公私收藏所见，其卷帙尚颇可观。今应邀参加“2016敦煌论坛：交融与创新――纪念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爰就所见分别散藏于北京中国国家***书馆、北京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上海***书馆、上海博物馆，及杭州灵隐寺、浙江博物馆等写卷中存有陈题跋者，逐一辑录，归纳其中涉及的相关问题，略加析论，尚祈方家，不吝指教。
二 陈的生平及其敦煌藏卷
（一）陈的生平
陈（1883―1952），字季侃，小名阿迦，浙江诸暨枫桥人。家学深厚，自幼颖悟，禀赋过人。父陈y声（1846―1920）？t？，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松江知府、川东道台等职，主修过《国朝三修诸暨县志》，文风骏迈雄健，著述颇多，与翁同、李慈铭等齐名[1-2]。季侃十三岁时，随父就学，“出入名门大族，侃侃而谈，有辩才，善诗赋”[1-2]。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举人，获徐世昌收为弟子，出任京师大学堂教习。民国成立后，废除清代府、州、厅制，实行省、道、县三级制。甘肃省划设为七道，民国六年（1917）陈出任甘肃兰山道道尹，民国九年（1920）十二月，新任省长蔡成勋未到任前，陈护理甘肃省省长？u？。当时，护理甘肃督***陆洪涛将鸦片作为财源，因以20万元贿赂陈，请其解除种植鸦片之禁令，遭到陈拒绝。陆氏遂派兵包围省长公署，陈坚不妥协，陆氏最后只好撤兵。1921年10月，陈辞职后返回诸暨家乡。
民国十四年（1925）10月，直系将领浙江督***孙传芳组织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并任总司令，陈应其邀出任五省联***总司令部秘书长。1926年，浙江省省长陈仪准备起义响应北伐***，事情败露，遭孙传芳拘禁，陈力保，方得获免。此后几年，陈致力地方事务，先后创办中兴煤矿、劳工小学等。
1937年对日抗战爆发后，陈避居乡里，同何燮侯等人在枫桥魏家坞创办忠义初级中学，并担任董事长。抗战胜利后，出任浙江省参议会参议员、浙江省通志馆编纂。1950年获马一浮推荐，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52年因病逝世于杭州。
（二）陈旧藏的敦煌写卷与流向
陈具有中国传统士人雅好书法精品之习尚，他出任甘肃兰山道道尹到任护理甘肃省省长期间，因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得到不少属下的献宝，同时又正值兰州地区民间文物市场散藏敦煌写卷充斥，买卖交易活动热络，他趁地利之便，不时出入书肆，多方网罗，更参与竞购，因而收藏的敦煌写卷数量颇为丰富。2003年姚培h撰《绍兴人与敦煌学》介绍叶昌炽、罗振玉以及陈季侃等三位对敦煌学初期有所贡献的绍兴籍文人、学者[3]。文中立有“陈季侃与敦煌遗书在浙江的流传”一节，曾根据浙江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徐忠良的估算，以为陈季侃通过别人赠送、自己购买等方式，其收藏敦煌遗书总数约达300余件？q？。至于其流向，除“至少有17个敦煌卷子已归北京***书馆收藏”[4]外，另有一部分赠送给了上海博物馆和上海***书馆[5-7]，其余一部分写卷被当作礼物，相互赠送，而流传于浙江地区。浙江博物馆1954年入藏的一批敦煌写卷中便有其旧藏，另有一部分藏于浙江***书馆及杭州灵隐寺。浙藏的这些写卷复印件，今均见载于2000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浙藏敦煌文献》大型***录中。
（三）今所知见陈旧藏的敦煌写卷
自1900年敦煌文献发现以来，有关写卷的流散始终是大家关切的议题。藏经洞偶然的重见天日，当时发现者王道士及其后清廷派遣的押运人员究竟造成多少写卷的流失？散藏何方？这些确切数目与藏者，实在难以追寻。近年有学者尝试从各家敦煌***录中辑录出相关的收藏印、鉴赏印，撰写《敦煌遗书近现代鉴藏印章辑述》[8]，希望能提供散藏写卷的有关信息。经调查所得，陈在已公布的敦煌藏卷上所使用的印记计有17款，分别是：“陈”、“陈之印”、“”、“陈度陇所得”、“陈偶得”、“陈晚福”、“古越陈”、“陈墨守”、“宝晋室主”、“禅晋揖善之室”、“字曰季侃”、“公亮长寿”、“藏有晋隋唐人写经”、“公亮”、“公亮眼福”、“季侃”、“侃叟”等。钤有这些印记的敦煌写卷计有17件。分别为国家***书馆藏7件（BD14528、BD14544、BD14560、BD14953、BD14996、BD15125、
BD15126）、上海***书馆藏4件（上***077、上***078、上***079、上***080）、上海博物馆藏3件（上博02、上博04、上博23）、浙江省藏2件（灵隐寺01、浙江省博物馆168）、故宫博物院藏1件（故宫新184190）。这些都钤有陈所用藏书印，可确定为陈旧藏的敦煌写卷。
另外，首都博物馆藏32.577号《佛说解百生怨家经》，虽仅一纸，然尾题《佛说解百生怨家经》后，有“陈”及“疑庵”（许承尧）朱印[9]，也当是陈旧藏。
又国家***书馆藏BD15125（新1325）《法句经》卷上、浙江省藏浙敦029（浙博004）《太子慕魄经》、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西域文献遗珍》117《妙法连华经》等三件，虽未见有陈署签、题跋与藏书印记，但在其藏卷上许承尧的题跋中，均明明白白写着“季侃仁兄省长属题”，可见这些写卷当是陈旧藏无疑。总此而论，目前有明确证据确知为陈旧藏的敦煌写本，已有20件。其他尚有待进一步的调查。
三 陈散藏敦煌文献题跋之辑录
余从以上所提及20件确证为陈旧藏敦煌写卷，逐一加以检视，发现其中存有陈的题跋总计有25t，写于14件写本，分别藏于北京中国国家***书馆、杭州灵隐寺、浙江省博物馆、上海***书馆、上海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兹谨依写卷复印件分别移录其题跋如下。
（一）中国国家***书馆藏
北京中国国家***书馆藏敦煌写卷有陈题跋的写卷计有五件，现依卷号先后为序，分别移录如下：
1. BD14528（新0728）《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三十二。护首题签有“隋写《大方广佛华严经》陈永宝”并钤有“陈之印”阴文朱印。
玉池有“六朝烟云”四大字，后有二则陈题跋。第一则题跋4行，跋文如下：
藏经白纸多属晋魏人书，彼时/尚未知以黄Y染纸也。此卷书/法近隋，仍当断为北魏人书。/陈并识。
下钤有“陈”阳文朱印。第二则题跋37行，跋文如下：
敦煌石室藏经记
/清光绪庚子，甘肃敦煌县/沙碛中发现石室。室有/碑记，封于宋太祖太平/兴国初元，距今千余岁。以/所藏历经考之，最古/者近二千年。所藏上至西/晋，下迄朱梁，纸书、绢画、/袈裟、彝器，粲然备具。/唐写佛经为独多，晋魏/六朝稍稀有矣。纸皆成/卷，束以绢带，完好如新。/诚天壤间瑰宝也，吾国/官民不知爱惜。丁未岁，法/国文学博士伯希和自新/驰诣石室，贿守藏道士，/检去精品数巨箧，英人、日/人继之，咸大获而归。余度/陇时，购求唐人精写者，已/极难得，而着有年代及晋/魏人书，则非以巨价求之巨/室，不可得也。苏子瞻云“纸/寿一千年”，今已突破先例。/盖敦煌流沙堆积如阜，高/燥逾恒，苟石室永，再更/千百年，犹当完好。一入人手，/则百十年间可沦夷以尽。证/之今日，藏经已希如星凤，/其后可知。犹忆在陇时，朋辈/与余竞购者，所藏皆已散亡，/余亦何能永保？但求爱护/有人，千百年珍物不致损/毁吾人之手。吾愿已毕。/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得者/宝诸？q？。癸未春月/前护陇使者诸暨/陈季侃
写卷后拖尾有陈氏题跋20行，内容是抄录陶渊明《饮酒诗》，用以自遣：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意/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还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歌竟长/太息，持此感人/多。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华。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甲申避难尚店，仅以/佛经小箧自随，笔亲/无存。客店无聊，因借秃/笔、求剩纸；写此自遣。
其后“陈”阳文朱印。
2. BD14560（新0760）《大菩萨藏经》卷三，存有陈题跋三则。
写卷玉池署有“贞观新译”四大字，后有陈题跋二则。
第一则题跋7行，跋文如下：
卷尾有贞观廿二年八月一/日苏士方写造题记，上方/有慈恩寺沙门玄奘译/名、许敬宗监阅及弘福/各寺沙门联署。盖系玄奘/奉敕翻译正本，而此从正本中/转写流传。实为希见珍品。
第二则题跋38行，跋文如下：
敦煌石室藏经记
/清光绪庚子，甘肃敦煌县莫高/窟沙碛中发见石室。室有碑记，/封于宋太祖太平兴国初元，/距今千余岁。以藏经纪年考之，/且近二千年。所藏上起西晋，下/迄后梁，纸书、帛画，罗列备具。/唐人写经为最多，晋魏六朝/转更希有矣。纸皆成卷，束以/绢带，完好如新。诚天壤间瑰/宝也，吾国官民不甚爱惜。丁/未岁，法国文学博士伯希和闻/之，自新驰诣石室，贿守藏道士，/检去精品数巨箧，英人、日人继之，/咸大获而归。迨端陶斋赴欧/察，见于伦敦博物院，知/其故。归而访求，则石室已空，仅/于处士家搜得佛经三千卷，贮/藏北平***书馆，今不知尚存否。/余度陇之岁，购求唐写精品，/已不易致，而着有年代及六朝/人书，则非以巨贾求之巨室，不/可得也。昔苏子瞻云“纸寿一/千年”，今兹发见突破先例。/盖敦煌戈壁积沙如阜，高/燥逾恒，苟石室永，虽再经/千年，犹当完好。一入人手，则百/十年内可沦胥以尽。证之今/日，藏经已如星凤，此后可知。犹忆/在陇，朋辈与余竞购者，访闻/所得多半散亡。余亦何能永/保？但念千古珍墨，藏无恙，/后之人应如何爱护，毋俾毁/损自我！风雨如晦，乱靡有已，/其能免兹浩劫否耶？？q？/甲申天中节/前护陇使者陈季侃
下有“陈”阳文朱印。
卷尾接出拖尾，有一则题跋35行，跋文如下：
《大菩萨藏经》题跋/余藏有唐开成四年侍御史刘/轲所撰《玄奘师塔铭》，叙述玄奘/事迹甚详。求经西域，出于玄奘/自动，并遭凉州都督李大亮/禁阻。偷渡瓠芦河，出流沙，至/伊吾，历廿四国，备尝艰险。最后/至印度，见戒日王。王甚威武，问/曰：“闻支那国有秦王破阵乐，/秦王何人也？”玄奘盛谈太宗/功德，王倾听肃然，因尽礼资/送。达于阗国，乞高昌胡商，附/表奏闻。大（太）宗侈其事，特敕西/京留守房玄龄，盛具仪卫，迎/至洛阳，见于仪鸾殿，备陈所/历，太宗大悦，敕于弘福寺翻/译梵文，御制《圣教序》，以张/其事。盖玄奘自动出国，适为/太宗宣传威德。太宗嘉其夸/扬盛美，故尽极礼敬，以示国/人，本意与佛无关。而适以造/成佛教西来辉煌盛典，则/玄奘法师之美也。贞观廿二/年六月，皇太子宣请法师/为慈恩寺上座，更造翻经/院。于是由弘福迁于慈恩，完/成功德。此经即于是年八月一日/写造。正如初写《黄庭》，想当纸/贵洛阳矣！余特据塔铭，以为/考证，则卷尾纪年及玄奘之/为慈恩寺沙门，若合符节，/岂非经典珍闻！而是经与铭/适均入余手，为尤可异也/甲申端阳后一日。/越州陈季侃
此卷遒劲隽秀，已开唐楷之/门，卷末有比丘道舒、清信尹/嘉礼两款，并有开皇九年、十年、/十一年校诵题识，至足珍贵。
2. 上博23（19714）《佛说佛名经》
包首有题签：“梁写绘佛名***经 庚申得于兰州”。引首有陈署“现众妙相”四大字，后署“陈偶得”。后有题跋29行，跋文如下：
敦煌石室藏经记
清光绪庚子，甘肃敦煌县砂碛中发见石室。室/有碑记，（内容除个别文字差异外，与A式多同，以下省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藏者宝诸。癸未春月前护陇使者陈季侃
第二则题跋5行，跋文如下：
此卷为石室希见之品，紫光莲座/绮采缤纷，如入旃檀林中，结千佛道/场。吾人于千百年后发见古代色彩/藻绘如新，欢喜赞叹，得未曾有。/陈并识。
卷末有许承尧题跋25行，跋文如下：
敦煌乃瓜沙故都，昔通西域孔道。/城外鸣沙山沙肤石骨，以流沙乘/风升降，时时有声得名，因山为寺，/名三界寺，中多北朝刻像及画壁，/较伊阙云冈为早。其深处石室崩/豁于光绪庚子年，发见二大轮藏，卷/籍极富。最先为英法游士捆载去。/清学部乃遣人辇其写经入都，号/五千卷，然佳者寥寥，又皆割裂充/数，其留于武威、张掖、皋兰者不少，且/皆精整。予以民国二年至皋兰，适市/时遇人求售，值颇廉，因遂购访，先后/得二百卷。分类整理，乃知其中不止唐人/书，有元魏，有周、齐、隋，有五代，至赵宋太平/兴国止。最古者，有孙吴甘露年写。知此/室乃昔之***书馆，闭于宋初也。陈君季/侃至陇后予数年，时已渐罄，求索不易/矣。彼仍得元魏及初唐精书一二卷。此/朱梁写经，本不足贵，佳在有画像耳。/惟今北中（平）***书馆所藏，已不可问。予所/有亦散佚，幸存无多。则此近二千年之/宝墨，安可不珍视？且此物不能伪造，较/之隋唐、宋元之赝画，迥不同也。因/培心先生索题，忆及去尘，如温旧梦，/不觉絮絮。甲申冬，许承尧，时年七十一。
（五）北京故宫博物院
新184190《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菩萨行品第卅一》
玉池署有：“开皇纪年”四大字，后有陈题跋三则，第一则题跋3行，跋文如下：
卷尾有优婆夷袁敬姿开皇/十七年题款。书法秀健，语亦雅/驯，至为名贵。陈偶得。
下钤“陈”阳文朱印。
第二则题跋38行，跋文如下：
敦煌石室藏经记
清光绪庚子，甘肃敦煌县莫高窟砂碛中发见石室。室有碑记，（内容除个别文字差异外，与B式多同，以下省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得者宝诸。癸未春月前护陇使者陈季侃
下钤“陈”阳文朱印。
第三则题跋3行，跋文如下：
写经时代之先后，纸墨笔法望而可辨，/初无假于款识，而题有年代者，贾竖必/居为奇货，此恒例也。
卷末有第四则题跋23行，跋文如下：
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b。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a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棂轩。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且闲。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拊剑/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弦急悲声发，/聆我感慨言。
/甲申避难尚店，周君子/豪家，仅以/佛经小箧自/随，书物荡然，纸笔无/存。自春徂秋，客居无/聊，因借秃笔，求剩纸，/写曹子建诗以遣烦忧，且为异日之思。/季侃
下钤“陈”阳文朱印。
四 陈散藏敦煌文献题跋的特色与价值
敦煌文献中颇多书法优美之写卷，尤其唐代正式的佛教写经与道教经典，无论纸张、装潢、书写文字均堪称艺术珍品，自来深获文物鉴赏家的青睐。早期文士对于敦煌写卷的收藏，大多撮意于此，经典的文本内容并非其所重，藏者大抵视之为字画文物，因此，雅好于藏卷上鉴赏品题，撰写题跋。上举存有陈题跋的14件写卷，正是此一传统文士风气的流露与呈现。14件写卷内容除《太玄真一本际经》为道教经典外，其余皆为佛教写经。陈氏对此14件写经均有短语题签、识语，并撰书题跋，其对珍藏的写经书法风格加以品题，包首题签不计，总共存有陈题跋25则。最早写于壬戌年（1922），其他则为抗战期间，避难时所题写。分别是壬午年（1942）、癸未年（1943）及甲申年（1944），而以癸未年题跋为最多。
其中十三件有长篇的《敦煌石室藏经记》记叙写卷流散、收购情形及乱世散亡之无奈等。其他题跋则大多为简短题识，品评书迹；卷末还有不少抄录的曹子建、郭璞、陶渊明、杜甫、坡等古代名家的诗词。其形式或短文，或长篇；其作用或评论，或记叙，或慨叹，或遣怀。m为随意任性之抒发，然于敦煌写卷之书法风格，或论述笔墨断代，或考述写卷内容，乃至敦煌文献散藏流布之情况，凡此种种，从敦煌学史的研究视角观之，亦有其可参考之价值。以下谨据上举各藏卷之题跋，举其大端，析论如下：
（一）品评写经可供书法史研究之参考
陈季侃生平喜爱收藏古物，酷爱晋唐写卷。在甘肃时，收集晋魏隋唐写经既精且丰，其所藏多醉心于敦煌写卷书法精品，而题跋亦以写卷书法之视角赏玩出之居多。且从收藏的经卷中挑选书法精品，足为各时代书法风格特色具标杆者，于卷轴玉池亲手以四字识语概括，以大字题签，彰显此件写经的特色。如“隶楷蜕变”、“六朝僧话”、“六朝烟云”、“北朝正宗”、“石室冠冕”、“石室宝书”、“开皇纪年”、“瘦硬通神”等，其中颇有评骘书法风格者，题签后更有针对此写经书法鉴赏品作出简明论说。见解中肯，颇见学养与见识，可供敦煌书法研究及书法史研究之参考。如：BD14953《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五十八。写卷玉池有“隶楷蜕变”四大字，后并有题跋云：“石室写经不贵精而贵古，精易求古希见也。此卷书法奇古，许太史承尧以其所藏署有前凉年号者较之，如出一手。欲以唐写精品相易，余未之许。前凉奄有敦煌之地，正当西晋五胡乱华时，距今近二千年。吾人得见隶楷之蜕变，岂非一段奇事耶！”
北魏是北朝拓跋建立的***权，重礼乐及教育，又施行汉化***策，后改姓元故又称元魏。魏楷，又称魏碑，是指广泛存于南北朝时期，尤以北魏为主的各种刻石记铭（如墓志、造像记、碑刻等）中的一N楷书书体，它是楷书再一次兴起的标志。其质朴雄强的壮美书风，与南方秀丽温婉、典雅优美的书风呈双峰对峙。陈收藏了不少北朝时期的写经，且多撰有题跋，论述书法风格。如BD15126《大般涅经》陈题跋有云：“北魏人书，端重刚劲，深入显出。深则入木三分；出则锋析毫尖。此卷笔锋犀利，如新出于硎。”又浙藏027（原浙江省博物馆002）《大智度论》题跋有云：“卷末有田丰题款，造词雅驯，书法刚健婀娜，唐人无此风味。卷亦特长，六朝精品也。”
楷书演变从魏晋到隋唐，经历了隶楷（隶意楷书）、魏楷（魏碑楷书）、隋唐成熟正楷三个发展阶段。过去由于唐前写本传世甚少，魏晋隋唐名家真迹几近失传，多半仰赖碑刻、拓本。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数以万计的敦煌经卷公诸于世，其中大量魏晋隋唐的写卷，成为研究这一时期书法发展的重要史料，以大量的实际书法真迹遗存提供了中国书法从隶书到楷书发展演变过程的最佳实证。
楷书成熟的隋唐时期，盛唐、中唐为楷书的全盛时期。陈在上博03《大般涅经》的题跋有云：“此卷遒劲隽秀，已开唐楷之门，卷末有比丘道舒、清信尹嘉礼两款，并有开皇九年、十年、十一年校诵题识，至足珍贵。”又故宫博物院新184190《大方广佛华严经》陈题跋有云：“卷尾有优婆夷袁敬姿开皇十七年题款。书法秀健，语亦雅驯，至为名贵。”他不仅关注隋代楷书遒劲隽秀之风，下开唐楷之门；同时还论述唐代楷书在盛唐、中唐流行书风的不同。如浙藏193（原浙江省博物馆168）《妙法莲华经》陈于玉池上署有“瘦硬通神”四大字。后有题跋云：“此卷书法，特为超妙。积健为雄，劲折如发。尚有六朝沈着意味，为褚河南嫡派。玩其使转处，非石刻所得见也。”
按：唐代楷书名家褚遂良，其书法风格疏瘦劲炼。宋朱长文（1039―1098）《续书断》卷上《妙品》评其书云：“其书多法，或学钟公之体，而古雅绝俗；或师逸少之法，而瘦硬有余。至章草之间，婉美华丽，皆妙品之尤者也。”南宋董《广川书跋》卷七“褚河南圣教序”也云：“多肉微骨者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河南岂所谓瘦硬通神者耶！”上***079《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经》题跋有：“此卷笔法体势俨然颜柳，盖中唐时盛行。此体亦犹初唐时盛行右***书体。可辨时代之先后，观兹益信。”
（二）论述笔墨纸张具写卷断代参考之价值
断代是敦煌研究的基础，不论是敦煌文献，还是石窟壁画，断代都是最为重要的基准点。敦煌文献的断代面向有二：一为写作年代，一为抄写年代，二者互有关联。写作年代可作为断定抄写年代的上限；抄写年代则可作为写作年代的下限。由于敦煌写卷书写年代跨越度长达七八百年，加上大多为残卷断片，既缺标题，又大多无题记年代可资判断。年代不明，文献内容之考述与研究则不易明确。因此，断代研究成为敦煌文献学之核心基础，断代的方法与关注点，随着写卷的陆续公布，学者在叙录、考述敦煌写卷的研究过程中，便基于各自写本的情况，纷纷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展开写卷的断代工作。总结前贤论述，涉及敦煌文献断代的方法，主要有从题记纪年、名物、历史事件等内容来进行断代；或从书法、避讳字、武后新字、俗字等字形；或从纸质和形制等外在形态来断代？q？。
1940年代陈的题跋中，便偶有涉及写卷断代的见解与看法。如故宫博物院新184190《大方广佛华严经》陈的题跋中有云：“写经时代之先后，纸墨笔法望而可辨，初无假于款识，而题有年代者贾竖必居为奇货，此恒例也。”换言之，断代除了题记年代外，主要有二大关注点即“书法”与“纸张”。陈题跋除了上文“其品评写经可供书法史研究之参考”一节中提及书法风格从隶楷、魏楷到隋唐正楷的判断外，如上***079《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经》题跋有：“此卷笔法体势俨然颜柳，盖中唐时盛行此体。亦犹初唐时盛行右***书体。可辨时代之先后，观兹益信。”意识到写卷书法，从笔法体势可辨时代之先后；甚至还明确地指出初唐时盛行右***书体，中唐时盛行颜柳体，凡此均可作为断代之参考。
东晋到北宋以前约六百年期间是中国写本时期，不同时期的纸张材质、颜色、厚薄、帘纹、纸幅长宽各有特色。东晋六朝写卷的纸张材质多用麻纸；隋唐时，除麻纸外，还使用楮皮纸与桑麻纸；五代时期，则以麻纸居多。就现存敦煌写卷使用的纸张来考察，其质量以8世纪以前制造的最佳，安史之乱后，纸质较差；吐蕃占领至于归义***时期的纸张，更为粗糙，不易书写。因此，考察纸张也就成为判断写本年代的参考指标之一。
陈藏卷的题跋中也偶有提及纸张颜色与染Y的时代分野，如BD14528（新0728）《大方广佛华严经》写卷的题跋中有云：“藏经白纸多属晋魏人书，彼时尚未知以黄Y染纸也。此卷书法近隋，仍当断为北魏人书。”又上***077《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二陈题跋有云：“此卷书法渊懿静穆，波磔使转，纯系元魏笔意，因纸为罗纹横理定为隋。”
（三）提供写卷流散实况之史料
发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道士王圆，由于文化知识有限，不知道这些写本珍贵的学术价值，因此，在写卷发现之初，将一些精美的绢画和完整的写经，分送给敦煌县衙门中的要人以及当时地方名流，士绅们又转相赠送。敦煌写本就这样开始在早期的西北地区流散，也造成敦煌文献聚散的复杂情形。
陈在1942年、1943年、1944年对日抗战避难期间，对其宝爱之敦煌文物尤多感触，因此，每每于其旧藏写卷题跋后题写《敦煌石室藏经记》，说明敦煌石室藏经发现流散及其竞相收购之始末，兼以表达其保护珍贵文物的决心与愿望。
以上所录中国国家***书馆、杭州灵隐寺、浙江省博物馆、上海***书馆、上海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存有陈氏题跋的14件写本，除了上***077《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二外，其余13件题跋均有《敦煌石室藏经记》，其中BD14996《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二十六题跋较为简单，显然是《敦煌石室藏经记》的节略，其他各件的《敦煌石室藏经记》除了少数有个别文字差异外，内容可说几乎多同。盖其敦煌写卷题跋之通则。内容旨在记述敦煌写卷发现、流散之情形，并提及在甘肃地区好古之士竞相收购之情况以及散亡之无奈。
其次，以为端方赴欧考察，于伦敦大英博物馆得见英藏敦煌文物，归而访求，时石室已空，仅于民间搜得佛经三千卷，贮藏北平***书馆。然有关端方此段记述恐有误，端方（1861―1911）1899年，出任陕西按察使、布***使、并陕西巡抚。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占领北京，慈禧和光绪帝出逃陕西。端方因接驾有功，调任河南布***使，旋升任湖北巡抚，光绪二十八年（1902），湖广总督，三十年（1904），代任两江总督。之后，他调任湖南巡抚。在历任上述封疆大吏期间，端方鼓励学子出洋留学，被誉为开明人士，“奋发有为，于内***外交尤有心得”。端方为早期英法等国尚未撷取敦煌写卷前，少数几位接触到敦煌文物者。不过光绪三十一年（1905）12月端方奉派率团出使西方考察，于次年（1906）8月回国。英国斯坦因第一次到敦煌莫高窟获取敦煌文物，其时间在1907年5月。端方欧洲考察，英国尚未获取敦煌文献，不可能于英国博物院获见敦煌写卷。又清廷敦煌劫余实为罗振玉从伯希和处知敦煌藏经洞发现消息，乃于1910年提请清学电令陕甘部收集残余，运回北京，归藏北京***书馆。再者，写卷也非三千卷，当时押运回经计数为8679号。卷数也不合。
再者，陈记述“度陇之岁，购求唐写精品，已不易致，而着有年代及六朝人书，则非以贾求之巨室，不可得也。”按：许承尧民国二年（1913）受聘前往甘肃担任甘凉（今甘肃张掖）道尹，前后在西北任官长达十年，由于精于书法，酷爱敦煌晋魏隋唐写经，曾斥资收贮，所得甚丰，在其旧藏敦煌写经的题跋中，许氏每每叙及当时敦煌写经在甘肃流散的情况，颇有助于敦煌写卷初期流散之研究。如：许承尧1940年赠唐式遵的敦煌卷子《救疾经》题跋中有：“光绪庚子年，寺之复壁忽圯，发现内窟中，藏晋魏隋唐迄北宋写经写书卷轴极多，盈二锯轮，并氍毹疖诸物。卷中纪年至太平兴国止，以是推知此壁盖扃闭于北宋初也。法人伯希和游历过此，喜出望外，择其精异者捆载而去。英人踵至，亦有所得。于是敦煌石室之名，流播五洲。为清学部所闻，檄取其余，储之***书馆。然阅时既久，多所散佚，甘凉兰州，时复见之。余游陇时，数岁顿尽，今于西陲求片楮不可得矣。”上海博物馆藏23号《佛说佛名经》题跋云：“其深处石室崩豁于光绪庚子年，发见二大轮藏，卷籍极富。最先为英法游士捆载去。清学部乃遣人辇其写经入都，号五千卷，然佳者寥寥，又皆割裂充数，其留于武威、张掖、皋兰者不少，且皆精整。予以民国二年至皋兰，适市时遇人求售，值颇廉，因遂购访，先后得二百卷。分类整理，乃知其中不止唐人书，有元魏，有周、齐、隋，有五代，至赵宋太平兴国止。最古者，有孙吴甘露年写。知此室乃昔之***书馆，闭于于宋初也。陈君季侃，至陇后予数年，时已渐罄，求索不易矣。”
许氏民国二年任职甘肃，于兰州时遇人求售，多所购访，价格颇廉。民国六年（1917）陈任甘肃兰山道道尹，民国九年（1920），护理甘肃省省长。他至甘肃的时间比许承尧晚5年，当时甘肃流散的敦煌写卷，坊间已渐售罄，求索已越来越不容易。
（四）相互品题藏卷之风尚
陈所得敦煌写卷每每请许承尧为之题跋或题签，甚至有同卷前后相互品题之情形，展现传统文人对藏品相互品题的风尚。如中国国家***书馆藏BD15125（新1325）《法句经》卷上，扉页上有许承尧题跋：
鸣沙奇宝 季侃仁兄省长属。歙县许承尧题。此敦煌石室写经之最古者，朴茂渊懿，直逼汉分。所见数千卷，无出其右。余藏奇古者三卷，无写时题识。以日本人所得元康六年写之《诸佛集要经》证，知为晋人所作，而较此不如。此卷亦不着年代，要当在羲、献以前。真可谓宇内鸿宝矣。
浙江省藏浙敦029（浙博004）《太子慕魄经》，首纸钤有许承尧题跋：
鸣沙秘宝 隋开皇九年皇后造《太子慕魄经》，考敦煌石室所出写经，以隋为最精。书法至隋，集南北之大成，别有一种冲和廉穆态度，迥非唐人可及。此卷出自椒房，尤为异宝。季侃仁兄省长属题，弟许承尧。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西域文献遗珍》117《妙法莲华经》，有许承尧题跋：
下方为唐显庆五年沙门重迁造《妙法莲华经》，敦煌莫高窟所出。楮质良好，书法精密。初变隋人之冲和雅澹，而为廉悍劲折。于虞、褚外，别辟途径。决为士大夫书，非生手笔。所见有萧大严居士写经及上元官造经，差可方驾。虽非满卷，亦可宝也。壬戌（1922）春孟，季侃仁兄省长属题，歙县许承尧。
上***078（812525）《太玄真一本际经》卷第二，包首有许承尧题签：“武周太玄真一本际经”，中间有双行小字“武周二年款”“石室希见之品”。
引首有许承尧横署“鸣沙秘宝”四大字，下有题跋：
下方为武周长寿二年沙州神/泉观道士所造《太玄真一本际/经》卷第二敦煌莫高窟所出，/书法精整，由北朝蜕化之迹尚/可寻绎。考鸣沙写经，佛藏为多，/道藏较少，此经亦不见今道藏中。/罗叔言得其《证实品》卷第五，以刊入《雪堂丛刻》。诧为秘籍，固/可贵也。壬戌正月为/季侃仁兄省长题，弟许承尧。
后有题跋5行，跋文如下：
藏经以着有年代者为希/见之品，道经尤属难得。尾/款月日两字用则天皇后/创造文，殊可爱玩。/越州陈季侃
卷末有陈题跋三则，第一则题跋8行，跋文如下：
此卷盖出于千佛洞。据法国伯希和/证唐神泉观被藏僧所毁，此类道经为/僧徒狼籍，弃置于千佛洞，利其纸质厚/韧，于其背面缮写佛经，吾所得千佛洞/道经，几无不若是。数量亦寡且皆残/阙，据此则此卷独未被藏僧涂写且/有年号题款弥足珍贵。季侃识/《伯希和访书记》录后。
陇西行陈陶篇6
“关陇”作为历史上的地域名称由来已久，自汉始即指甘肃东部及陕西关中、汉中等地。而现多指狭义的“关陇地区”，具体指宁夏的西吉、隆德、泾源、原州、海原、彭阳，甘肃的静宁、庄浪、华亭、平凉、泾川、崇信、灵台、秦安、张川、清水、渭源、会宁（东部）、镇原、宁县，陕西的长武、陇县、千阳等县。这是据上世纪九十年代王知三先生提出“关陇民俗文化圈”的概念所规定的范围。但本文探讨的生肖民俗事象所涉范围包括陕西关中的整个地区，因为自古以来，关中地区在人文、经济、***治等各方面都是一体，生肖民俗事象也具有同一性，所以不提整个关中地区不合适。生肖即属相，在民间有着广泛而深厚的基础，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中国人一旦降临人世，便与生肖文化建立起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在人的成长过程中，从诞生礼、成年礼、婚礼到丧葬礼，生肖文化形影不离地伴随始终；其次，在民间信仰中，人的性格、运势或多或少地与所属动物的生活习性、外貌举止等粘连一处，因为“肖”有类似、相像之义。如果宏观地看待生肖文化，那么从古老的神话传说到岁时习俗，从丰富多彩的交际礼俗到不胜枚举的名胜古迹，从生动感人的文学艺术到摇曳多姿的民间工艺……都深深地打上了生肖文化的烙印。［1］（P4－5）生肖动物最早出现在先秦典籍中。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了一批秦简《日书》甲种，所记有十二地支与生肖相配的结果：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虫、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犬、亥豕。这表明战国晚期秦国已固定地使用了生肖，虽然从表面上看与今称法不完全相同，如“龙”称“虫”，但在古汉语中，“虫”泛指含人在内的一切动物。如《大戴礼记?易本命》：“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凰为之长；有毛之虫三百六十，而麒麟为之长；有甲之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有鳞之虫三百六十，而蛟龙为之长；倮之虫三百六十，而圣人为之长。”此“虫”即“有鳞之虫”———龙。旧时一汉族民俗也可证此论。农历二月初二为龙日，民间妇女在当日之晨以棍敲击锅沿，名之曰“震虫”。［1］（P68－69）
由此可见，古秦地是生肖文化盛行的沃土，延及后世便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生肖民俗事象，散布于广袤的关陇地区，成为关陇民俗文化圈里的一朵奇葩。本文在分类描述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其文化意蕴，解释这些民俗事象的形成与发展之由，为进一步探寻其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启示意义而抛砖引玉。固陋之见，有教于方家。
二、关陇生肖民俗的文化意蕴
关陇生肖民俗异彩纷呈，散发着浓厚的民族气息。其文化意蕴古老绵长，精深浩荡，充分体现着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民族对自然、对生命、对生活的无比热爱的乐观精神，对一切妨害人生的凶神恶煞、毒蛇猛兽的既恨且惧，但千方百计地以象征性的方式驱除邪魔、化害为利的民族智慧。挖掘如此有意蕴的民俗事象之根，将会带领我们走入中华民族的心理世界，捕捉其灵魂深处的奧秘，了解本民族的特质。
（一）***腾崇拜
***腾崇拜是原始的表现，其最初形式是将某种动物或植物等特定物体视作与本氏族有亲属或其他特殊关系的崇拜行为。***腾一般以动物居多，是最早的社会组织的神圣标志和象征。它具有团结群体、密切血缘关系、维系社会组织和互相区别的职能。同一社会组织的成员能得到***腾的认同，受到***腾的保护。
关陇地区曾是古羌人的居所，其***腾为虎，因此在我国西北地区形成了崇虎的习俗。此俗相沿至今，表现形式多样。如每逢除夕陕西有捏面花礼馍以祭祖或用作礼物的习俗，其以虎造型为主，含有祈求灵物保佑子孙繁盛健康之意。陕西华县一带流行“挂老虎馍”的婚俗。具体过程是：迎亲前，男方舅家要蒸一对老虎馍，公的头上有“王”字，表示男子婚后要当家作主；母的额中有一对飞鸟，表示妻随夫飞，二虎脖子前均有一只小老虎，表示早生贵子。用红绳将之拴在一处，挂在即将踏入大门的新娘脖子上，进门后取下，再让新郎、新 娘 分 食，祈 求 婚 后 早 生 威 猛 如 虎 的 贵子。［2］（P55－56）
陕西还有送布老虎和虎枕的育儿习俗。当婴儿满月时，舅家送黄布做的老虎，祝愿孩子长大后像老虎一样雄健，在进大门时，要将虎尾折断一节扔到门外，意谓希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免受灾难。当小孩过生日时，舅家又送一只或一对虎枕，不仅表祝福，还可当枕头和玩具。另外，当地还流行给小儿穿虎头鞋、戴虎头帽的习俗，其用意同上。
虎作为***腾，不仅具有保护作用，而且其威猛之气更增添了镇邪威力。传说它能驱除家庭的三大灾难：火灾、失窃和邪恶。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北方有多种避邪禳灾的方式。关陇地区都流行在大门上悬挂艾虎以震慑恶魔的习俗。甘肃还有艾虎涎水牌和五毒拼花背心，背心上有老虎镇摄五毒***案，刺绣有老虎踩五毒，小孩穿戴它们以驱邪避害。
西周初期青铜虎形尊出土于陕西宝鸡的斗鸡台，虎身细长，四肢强壮，尾粗而略弯，阳刚之美毕现。尊为礼器，而以虎形为表现形式，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和功利性的目的，即镇恶驱邪。类似情况在《左传?宣公三年》已有记载：“铸鼎象物……魑魅罔兩（魍魉），莫能逢之。”从这些民间工艺品及象生礼器上，我们都看到了因***腾崇拜而“进入‘信仰’或巫术的层面：它对一切妖魔鬼怪、魑魅魍魉都必须有一种镇厌的作用，是圣俗兼备的威力。这样，被镇厌者，看不看得见这些器物纹饰，就不是问题。我们面对的主要是精神世界，是灵魂世界”。［3］（P10）
甘肃传世的飞虎皮影也十分有名，它其实是虎和龙的合体。陕西在小儿满月时要送虎头龙身鱼尾 的 礼 馍，以 祝 福 孩 子 健 康 成 长，家 族 兴旺。［2］（P72）
龙是周族的***腾。先周部落是活动于中原西部黄土高原的一个古老部落，随着周王朝的建立，其***腾在中华历史上占据了独一无二的地位。虎与龙因此成为四象中的两个组成部分，是天帝的守护神，是人间帝王的保护神，在民间成了孩子们的护卫神。
关陇地区对龙的崇拜体现在：
1．农历二月二的炒豆子习俗。相传玉皇大帝不满于女皇帝武则天穿着龙袍坐龙椅，便命四海龙王三年内不许降雨。掌管天河的白玉龙因同情百姓，抗命行雨。玉帝大怒，将之镇压在一座由太白金星拂尘幻化的山下，旁立一碑，上写：“玉龙降雨犯天规，当受人间千秋罪。要想重登灵霄阁，除非金豆开花时。”百姓相约各家在二月二炒制黄豆和玉米，将此“金豆”放到院中或玉龙身边。太白金星见遍地金豆，便撤去拂尘。玉龙跃入天空，继续为百姓布雨造福。为感念白龙之情义，炒豆子习俗便形成了。
2．旧时陕西龙王庙前的龙池里有明朝以来僧人、道士和大小官吏所供奉的“龙牌”以祈雨。［1］（P77）
3．陕西西安民俗文化园的龙型灯柱。蛇是伏羲、女媧、黄帝为代表的部族的***腾。从众多的考古文献和汉代画像砖来看，伏羲与女娲的原始形象是人首蛇身。如《山海经?大荒西经》：“女娲，古神女而帝后，人面蛇身，一日七十变。”《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帝王世纪》：“太昊帝庖牺氏（即伏羲氏），风姓也，蛇身人首。”山东沂南县北寨汉墓出土的“三人合抱***像”砖中有两蛇交尾***：左持规者为女娲，右举矩者为伏羲氏。《史记?天官书》注曰：“（黄帝）人首蛇身，尾交首上，黄龙体。”这些部族散布于关陇及周边地区，直接影响了蛇崇拜之俗的兴起。如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中出土了一件青铜剑鞘，上面透雕了一条一首双身蛇，造型奇特。这种设计实际反映了人们崇拜蛇的威力并想借此斩妖除魔的愿望。陕西一些地方盛行食用“蛇婆婆”的习俗。“蛇婆婆”是用发酵白面盘成蛇状，在蛇头两侧摁上两粒高梁当眼睛，蛇口里放一枚铜钱，取发财致富之意。［4］（P56）
甘肃彩色布艺盘蛇佩饰绚丽多彩。这些都体现了百姓渴望通过蛇的神力以招财进宝的民俗心理。“蛇盘兔”也是关陇地区常见的艺术造型，充满了吉庆气息。相传原始社会时期，蛇***腾部落与兔***腾部落争斗不已，后化干戈为玉帛，结为一体，共处共荣。但民俗调查与研究证实中国没有以兔为***腾的部落。甘陕流行着“蛇盘兔，必定富”，“蛇盘兔，家家富”，“喜珠石榴蛇盘兔，荣华富贵必定富”等谚语，甘肃有“蛇盘兔”的彩色布艺佩饰，这是求富心愿的流露；用“蛇盘兔”的剪纸点缀洞房，这是对幸福吉利的祝愿；在丧葬礼俗中，要帖“蛇盘兔”纹样的剪纸，要选择“蛇盘兔”的葬地，这是对逝者灵魂的安慰和对逝者护佑后代的祈盼。明代叶盛《水东日记》卷二介绍“葬地蛇盘兔”：“居庸以北，俗择葬地以验蛇盘兔为上……意者，地气温暖，二物皆穴也。”风水堪舆先生以为“蛇盘兔”本指坟地走势，又称为“龙脉真穴”。相传以此为葬地，后代将出皇帝。［4］（P76－77）***腾是原始人类的精神支柱，***腾崇拜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以民俗的多样形式体现出来。也许这种原始的历史太悠久，而人们喜闻乐见的是大量的充满生命力的民俗事象或民俗活动，所以就很容易被掩盖或隐藏起来。挖掘并阐释其隐晦的蕴含犹如拨云见日，从而使人理解以上种种民俗只是表象而已，是具有强大传承力的文化之流。
（二）生殖崇拜
生殖崇拜，是对生物界繁殖能力的一种赞美和向往，是原始社会普遍流行的一种风习，它源于先民对生殖的无知而误以为是某种神奇的力量使女子孕育新生命，经历了从女性生殖崇拜到男性生殖崇拜的漫长过程，在世界各民族中几乎都有所体现。而在中国民俗中，大多反映在对某些生肖动物的崇拜上，关陇地区比较典型。陕西宝鸡一带，每逢姑娘出嫁，嫂子就亲手缝制一只雄性生殖器突出的布猴，作为压箱底之物，随姑娘入婆家。陕西一些地方以一种布玩具“双猴吃桃”为生日礼物，造型为一公一母共坐吃桃，而公猴。［5］（P65）人与猴生性相近，故以猴为喻以表现对生殖的崇拜。甘肃彩色布艺“娃骑蛇”、“蛇身女娃娃”等佩饰绚丽多彩，这是因为古人以为蛇能产。蛇生育分为卵生和卵胎生两种，虽然繁育过程不同，但都有很强的生命力，被视为生殖之神。《诗经?小雅?斯干》：“吉梦维何？维熊为罴，男子之祥；维虺为蛇，女子之祥。”此言女人梦蛇便孕育女孩。《周公解梦全书》认为“蛇入怀中生贵子”。这些皆为生殖崇拜的反映。
甘陕“蛇盘兔”剪纸及布艺佩饰琳琅满目，大多为蛇头与兔首相对，蛇曲绕兔身，取蛇兔皆能产的特性。兔子繁殖能力很强，每月一窝，且半岁就性成熟，所以它也成为多子多福的象征。陕西泥塑小彩鼠憨态可拘；民间剪纸“抓髻娃娃”形式多样，其基本造型是梳着两个抓髻的可爱男孩，实际上是人鼠的混合体；“老鼠赴宴”则是“老鼠嫁女”的续篇，大红双喜字两旁各有两只老鼠在对食，其中一只已有身孕。老鼠繁殖能力强，成活率高，也是多子多福的象征。古人戏称子女成群的母亲为“鼠胎”或“鼠肚”，以喻其生育能力之强。民俗学家靳之林认为：“鼠是‘子神’。民俗以鼠喻子，是作为人类子孙繁衍的象征。故放在‘人日’嫁女，以鼠喻人。‘人日’就是人类子孙繁衍之日。择‘人日’老鼠嫁女，就是把老鼠作为子孙繁衍之神抓髻娃娃的崇拜。所以在古老的民间剪纸‘老鼠嫁女’中，抬轿的是老鼠，轿里坐的老鼠却是繁衍之神抓髻娃娃，这个意思是不言而喻的。”［6］（P52）
陕西剪纸“母鸡下蛋”和“母鸡孵娃”形象生动，“抱鸡娃”面对一篮鸡蛋。陕西布堆画“抓髻娃娃”表现的是一戴着绣有虎头肚兜的小男孩双手高举两只鸡。陕西现代彩绘“公鸡咯蛋”画的是一只公鸡落在母鸡身上踏蛋之状。诸如此类的形象变换着排列组合，兆示了人们对繁衍后代的美好愿望。
人与自然界一样生生不息，生殖繁衍既是本能，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以人为本、多子多福是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祈盼。对生殖的崇拜反映在以上众多的民俗事象中，它以生动活泼、含蓄喜庆的方式把这一古老的信仰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
（三）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仰观俯察”式的思维模式影响下而形成的思想核心与精神实质。在中国古典哲学史上，它起源很早，《庄子?齐物论》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意思是人类与天地、万物齐一相通。经后代哲学家的阐发，天是可以与人发生感应关系的存在，是赋予人以吉凶祸福的存在，人只有顺应天（即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方能逢凶化吉，永世平安。所以，我们在许多民俗事象、民俗活动中能够找寻到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1．趋吉避凶
趋吉避凶是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需求，它与天地自然的本性相一致，表现在生肖民俗上的具体形式十分丰富。
“雄鸡一叫天下白”，所以古人以为太阳中有金鸡（如陕西华县泉护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片上有飞鸟负日***案），属阳，能驱鬼避邪。汉代以后盛行用木鸡或鸡形枕陪葬的习俗，如甘肃武威汉墓出土了鸡形枕，现敦煌民间尚有老人缝制鸡鸣枕。关陇地区还有大量的有关雄鸡的剪纸、绣品。陕西过年时门户需帖鸡画，谷雨前后则在墙上帖鸡王镇宅***，上有禁蝎咒符：“谷雨三月中，蝎子逞威风。神鸡口一嘴，毒虫化为水。”鼠是人们敬畏的特殊动物，其强大的繁殖力令人崇拜，而给人带来的无休止的破坏又令人畏惧，因此形成了一些禁忌以避祸。如在正月老鼠娶亲的当晚，陕西某些地方不敢点灯喧哗，否则“你吵它一夜，它扰你一年”。但有的地方则破除敬畏之心，诅咒老鼠。如陕西凤翔关于老鼠娶亲题材的年画写有一首顺口溜：“佳期百日庆回门，胆大老鼠来迎婚。三遇狸猫山后立，一口吞去命归西。”［6］（P80）
马是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的象征，也是温驯忠诚与人相依的伙伴。陕西澄城地区流行送金马的婚俗。当亲事确定后，男方送女方一个小金（银）马，经济拮据者可以黄布马代替，以示马到成功。［7］（P58）
牛在六畜中显得体格健壮、朴实无华、吃苦耐劳，是人类的忠实朋友。它可以作为祝福幼儿健康的象征之物。宁夏地区小孩过生日有跳喜牛舞（又称保子舞）的习俗。先由主人请乐队吹吹打打迎接舞队，叫“请牛板”，然后把裹着红布的小孩放在人扮的牛背上，另有四人说吉语和祝词，跳牛舞。［7］（P69）
“鞭春牛”是盛行于古代上下各界的崇牛活动，源于周代的“出土牛”，原属消除阴气避邪免灾的活动。牛因此有了避邪的象征作用，在陕西岐山出土的西周牛形铜尊上，我们看到了牛的前冲姿态；牛头形饰物或绘画也在陕西比比皆是。奉牛为神成为自然的结果。春秋时期开始祭祀牛神，旧题曹丕《列异传》介绍“怒特（公牛）祠”，云牛神化为树精，被人想方设法砍断后显出原形，奔入水中。秦建“怒特祠”以祭之，求得平安无事。陕西的牛神画五彩斑斓，特别是其长而弯曲的犄角更能显示出牛的灵异之气。
2．灵魂不灭
人有生有死，但原始人类的思维受限于对自身构造、疾病与生死或梦幻的费解，以及对黑暗的恐惧等等，遂产生了鬼魂信仰，相信人死后灵魂不灭。［8］（P660－661）
同时，“仰观俯察”式的思维方式和农业文明所带来的循环论更加强了灵魂不灭、生死轮回的认识。如先民观察到天体运行循环往复，四时周而复始，草木荣枯有时，稼穑依四时而动，人世间“白云苍狗”式的变幻离合，便深信不疑地认为人生就是肉体与魂魄的结合，人死就是魂魄脱离肉体而飞升或入地的状态，而魂魄可以附在新的生命上得以重生。这种从出发点到归宿点合一或曰“重合”，是推原性思维。［9］（P136－138）因此，基于灵魂观念，事死如事生的民间丧葬习俗便盛行开来。
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和铜车马、唐三彩马、昭陵六骏是古代以马为殉葬品以期死者能像生前一样受到护卫或驾驶马匹、享受生活的典型反映。陕西出土西汉殉葬品马蹄金、彩绘“打马球陶俑群”、壁画“打马球”，甘肃出土的东汉时期青铜马拉斧车也有此意。陕西茂陵和西汉抗击匈奴名将霍去病之墓所立的“马踏匈奴”、“跃马”、“卧马”等石雕，甘肃武威出土的“马踏飞燕”铜奔马既是殉葬品，也是艺术精品。民间祭奠则以烧纸马的形式表达对死者保持生前原样生活的愿望。秦汉墓石羊，汉代画像石上以羊为***案以及墓之门楣上的羊头或“大吉羊”字样的殉葬形式十分流行。唐梅尧臣《送王察推缜之邓州》诗有“古原秦冢石为羊”之句。汉代因仙道思想的影响，崇信神仙西王母和东王公，以石羊为殉是希望羊不仅能沟通人与神的关系，且成为引导灵魂升天的坐骑。
陕西西汉时期“陶牛”、“铜牛”和“错金银云纹铜犀尊”，唐代“牛首玛瑙杯”，甘肃壁画“耕作***”等都是伴随逝者之物。
3．和谐共融
以天地、自然、人类为一体的世界观导致了中华民族“和”文化的产生，其后的儒家中庸思想及道家阴阳平衡观念又稳固和加强了和谐共融的民族意识。敬畏并遵循自然规律，热爱生肖动物并利用其特点进行象征或寓示，丰富了人民的生活，增添了民俗的气息。南宋出现十二生肖剪纸，陕西户县剪纸大师陈宝章继承并发扬，剪出“百狗***”，形象各异，生动可爱。［10］（P80）
陕西陶瓷狗哨和狗玩具幼稚喜人。陕西一带有送猪蹄的婚俗。结婚前一天，男方要送四斤猪肉、一对猪蹄，称“礼吊”，女方将“礼吊”留下后，还要将猪前蹄退回。婚后第二天，夫妻要带双份挂面及猪后蹄回娘家，留下挂面，后蹄退回，俗称“蹄蹄来，蹄蹄去”，表示今后往来密切。陕西拼帖剪纸“农家乐”以男人劳作、女人做饭，鸡吃五毒为主要画面，展现了自然经济下的和谐安乐的农村生活面貌，传达了遵循天理的男女有别、和谐相处的家庭伦理思想。
“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统一，是则天、希天、求天、同天的和文化的根源，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的思维模式的全面性和自新性。而“***腾崇拜”、“生殖崇拜”与“天人合一”相通，不仅反映了关陇地区生肖民俗的文化意蕴，而且也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意蕴的缩影。
三、生肖民俗文化意蕴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启示
文化建设是近年来日益受到关注的问题，它涉及到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方面。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全面部署，以增强中华文化的创造力、凝聚力和影响力，提升文化软实力。这是时代的要求，是中华民族可持续健康发展的要求。当前，全球化的浪潮使西方文化价值观席卷中国传统的以和谐为主题的价值观，“世俗的现实主义逐渐成为人们的主流的 价 值 选 择，并 由 此 带 来 新 的 困 惑 与 问题”［11］（P160）。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结合国情破解难题应该是首选。纵观从“采风观俗”到“移风易俗”这种独具的“自我调节”的传统文化模式，它对于中华民族的继续前行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纠偏拨正的作用。所以，吸取民俗文化之精华，正确把握其文化内质和民族心理，对探索创建先进文化的新模式，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大有裨益。“关陇民俗文化圈传播并传承着具有几千年历史深层次的各具特色的多民族、多地域的文化”［12］，因此其典型性和示范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目前有关关陇地区文化产业建设的研究比较丰富，文化制度的改革也在探讨，但是真正触及到民俗与民族文化心理关系的研究尚未见到。这样，本文从深入生肖民俗文化内部入手以点带面地谈谈其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启示。
关陇生肖文化意蕴与世界文化的意蕴有同有异。所谓***腾崇拜和生殖崇拜几乎是世界各民族的原始信仰，只不过在中国民俗中被继承得更持久、表现得更多样罢了，其独特性并不显著。相对来说，天人合一观是中华民族发明的思维方式，其在中国历史上对民族文化影响之深、之广是令人瞩目的。更重要的是，它所倡导的遵行天理、与自然相和谐的理念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宗旨相吻合。这样，大力继承和宣传关陇文化中与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相关的文化事象，丰富和发展新形势下生肖民俗的内容，用喜闻乐见的民俗形式及各种媒体寓教于乐是当务之急；不断加强国际间的民俗文化交流，广泛传播以生肖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民俗文化及其天人合一的内核是推动以和谐为主题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以增强影响力、掌握话语权的有效方法。可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创建与之相适应的核心价值体系一定要重视民俗文化的凝聚力量。
陇西行陈陶篇7
［关键词］平凉；地域文化；西部文化
［中***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08-0080-04
甘肃平凉自古为屏障三秦、控驭五原的重镇，是中原通往西域和古丝绸之路北线东端的交通和***事要冲，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4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平凉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泾川大岭上古人类遗址是迄今为止甘肃境内惟一的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距今115～65万年。泾川牛角沟出土的晚期智人泾川少女头盖骨化石，距今5～2.8万年，早于北京山顶洞人1.2～3.2万年。西周历史文化名城——灵台的青铜器，国内外闻名。平凉境内已发现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址46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0处，全市8个博物馆，馆藏文物3.3万多件，居全省第二。到了现当代，平凉又创造了完颜文化、梯田文化、红色文化等文化，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平凉需要梳理的文化头绪很多，应当提纲挈领，致力于西王母文化、崆峒文化、皇甫谧文化等十大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传承和推介，以提升地域文化软实力，打造西部文化强市。
一、 西王母文化
西王母又名瑶池圣母，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祇形象。平凉市泾川境内留有大量西王母文化遗存。建于西汉元封年间（前110～前105）的王母宫是中国最早、最大的西王母祖庙，距今已有2100多年历史；刻于北宋时期的《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是目前幸存的最早记载西王母史迹和祖庙的碑刻。据《尔雅》、《竹书纪年》、《山海经》、《穆天子传》、《汉武帝内传》等史料记载，西王母曾宴百仙于瑶池，乘彩云访汉宫，周穆王驾八骏到平凉泾川与西王母相会，汉武帝11次到平凉泾川拜谒西王母。西王母文化起自远古，绵延至今，并传播到海外华人世界，受到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广泛崇信和敬仰。每年到平凉泾川寻根、朝圣的人群多达10万之众，此现象引起国内外文化界的高度关注。1999年，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和中国民俗学会正式确立平凉泾川为西王母降生地和西王母文化的发祥地，授予王母宫和泾川县城“国家重点民俗文化景区”和 “中国西王母文化名城”称号；2002年，在中华世纪坛取土仪式上，王母宫被定名为“中华西王母祖祠”。丰厚的西王母文化积淀是平凉泾川蜚声中外的基础，也是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重要资源条件。
二、 崆峒文化
崆峒山位于甘肃省平凉市城西12公里处，东瞰西安，西接兰州，南邻宝鸡，北抵银川，是古丝绸之路西出关中之要塞。因山体特征，有“鸡头”、“笄头”等别名。崆峒文化是一个内容丰富、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文化体系。首先，崆峒文化是丝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崆峒山的广大区域位于丝绸之路文化带上，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东学西传，都对崆峒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其次，崆峒文化是一种多民族文化。历史上，陇山地区、泾河上游先后生活着戎族、羌族、氐族、吐蕃、***项、回族等许多少数民族群落，他们在历史上创造的文化和精神财富是崆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崆峒文化是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崆峒山是道教圣地，有“天下道教第一山”的美称，华夏人文初祖轩辕黄帝问道的典故流传甚广。司马迁《史记》中记载：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庄子》载：“广成子居崆峒山石室中，黄帝而造焉 。”《庄子·在宥》说，黄帝当上天子的第十九年，到崆峒山拜见广成子（广成子是道教的始祖），求治国修身之道。清同治年间张春溪编写的《崆峒山志》介绍了包括黄帝、广成子等传说中的仙人，也记录了宋元以来有名的道人，如黄居士、张三丰等。崆峒山皇城一带保留下来的一些道教建筑说明唐宋时期崆峒山道教有较大的发展，而明朝平凉韩王崇信道教，捐资修建宫观，使崆峒山道教发展进入了最盛时期。
三、 皇甫谧文化
皇甫谧字士安，幼名静，平凉市灵台县人，生于东汉建安二十年（215），历东汉、魏、晋三朝，一生淡泊名利，不事权贵，潜心致学，著书等身，留存于世的有《帝王世纪》、《三都赋序》、《高士传》、《笃终论》等文、史、哲学论著20余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12卷《针灸甲乙经》，奠定了针灸学科理论基础，开创了世界针灸医学的先河，使中国成为世界针灸医学的发源地，被人们尊崇为“世界针灸医学鼻祖”，是与孔子齐名的世界历史文化名人。皇甫谧文化源远流长，蕴涵博大，是我国历史文化苑囿中一朵绚丽的奇葩。2010年11月16日，中国中医针灸正式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平凉作为皇甫谧文化的诞生地，把开发皇甫谧历史文化资源列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府部门、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同心协力，兴建了一批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文化建筑，开展了皇甫谧文化资源整理、研究和开发，出版发行了《中国皇甫谧研究全集》和皇甫谧纪念邮票，建成中国皇甫谧网，注册了“皇甫谧”中文域名，成立了平凉市皇甫谧研究院等社团组织，完成了《皇甫谧》电视剧的拍摄，使皇甫谧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保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进一步挖掘、整理、研究、开发皇甫谧历史文化，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皇甫谧故里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一项重要义务。我们要站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加大对皇甫谧历史文化研究开发力度，丰富其科学内涵，发展特色文化产业，让皇甫谧文化这一世界医学神奇瑰宝弘扬广大、造福人类。
四、 古成纪文化
古成纪是见于史籍较早的一个古地名，古代以12年为一纪。《遁甲开山***》云：“伏羲生成纪，徙陈仓。”因为氏族部落流传“其母怀孕十二年始生伏羲”的神话，所以把伏羲的降生之地命之为成纪。据《中国历史地名词典》载：“古成纪在今静宁界。”1993年3月，甘肃省***府将位于静宁县境内的古成纪遗址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而在古城纪遗址出土的大批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和静宁境内随处可见的汉瓦碎片也证明，华夏始祖伏羲曾经在这里肇启文明，开创了从渔猎生存到农耕生存的转变。在中华远古文明中，“三皇五帝”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其世系位序的排列在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即已确立，太昊伏羲氏位居“三皇之首”。成纪文化即伏羲文化，是华夏文明之根，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文化。作为民族文化之源的成纪文化、伏羲文化，体现了伟大的创造精神、奉献精神。从身体力行到抽象思维，从蛇***腾到象征中华民族的龙***腾，从单一部族到多民族大融合，伏羲作为“有圣德”的民族领袖和创世英雄，作为“有大智”的思考者和发明创造者，作为各民族团结协作、寻求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象征，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天，我们处在特定的经济发展时期，研究和弘扬成纪文化，即伏羲文化，对维系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祖国统一、构建和谐社会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五、 佛教文化
佛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之一，相传为公元前6至前5世纪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王子释迦牟尼所创，广泛流传于亚洲许多国家。东汉时传入我国。平凉是我国佛教传入最早的地区之一。从东至西看，历史上先后有12位帝王下诏或敕赐兴泾州佛事，北魏、隋唐时期最为鼎盛，有佛寺庵130多处，僧尼1.8万多人，境内发现和出土的佛教文化遗存多达1500多处。始凿于北魏时期的王母宫石窟和南石窟，均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母宫石窟窟存大小佛像2000多尊，雕像和壁画精美绝伦，堪称“千佛洞”，可与莫高窟和云冈石窟相媲美。南石窟窟存高大立佛和胁侍菩萨21尊，与北石窟并称“陇上石窟双明珠”。以南石窟为中心，沿泾河两岸向东向西延伸，现存各类石窟群6处，分布着512个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石窟龛，形成国内罕见的“百里石窟长廊”。1964年10月在泾川发现的隋代大兴国寺、唐代大云寺遗址，被称为当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大云寺地宫出土的14枚佛祖骨舍利及石函、铜匣、银椁、金棺、琉璃瓶五重套函，被郭沫若先生评定为国宝级文物。平凉崆峒山是隋唐时期西北地区佛教大丛林所在地。贞观十三年（639），唐太宗李世民降诏崆峒明慧禅院为皇帝供养寺院。崆峒明慧禅院住持仁智禅师凿石378级，改从南侧登顶的羊肠小道为从正东登顶的登天梯，在山上建成大雄宝殿，当时山中僧众达数百人。始凿于北魏后期的庄浪云崖寺在方圆不到5公里的范围内，有著名的寺以及店湾、店峡、木匠爷崖石窟，形成一条蔚为壮观的石窟群，已发现的73孔窟中有石造像22尊，塑像128尊，还有大量的壁画、题记等。所有这些，既是平凉佛教兴盛的重要历史见证，也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宝贵资源。
六、 泾川完颜文化
完颜文化是国内最大的一个完颜部落的生存文化。在平凉市泾川县的泾河北岸，在形似九朵梅花的九顶梅花山山麓，有一个完颜族人聚居区，聚居着5000多名女真族完颜部落后裔。走进完颜村，就如同走进一部女真族的鲜活的历史文化画卷。村内金代最后一位皇帝完颜承麟之墓、金兀术之子芮王完颜亨之墓和女真民族特色、金代建筑风格鲜明的完颜宗庙保存完好。宗庙内供奉着金代10位皇帝及历代辅国重臣的遗像。完颜族人把这些至今依然珍藏完好的完颜家族世代祖先遗像称之为“影”。“这些完颜氏女真人在这片土地上以‘守陵人’的身份生活了800多年，他们仍旧传承着女真族古老原始的萨满教，信奉‘祀神为先，敬祖为大’。” 他们经历了从贵族到平民，从兴盛到衰亡，从社会上层到社会底层的碰撞磨合、民族歧视和杀身灭族之险，隐秘、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保留了在祭祖文化活动中献祭品、行大礼、献红绫、唱酒歌、跑城、放马、放鹰、放仙鹤和祭黄绳等完颜族人隐秘独特的古老风俗和文化。正如泾川县西王母民俗学会理事长张学俊先生所说，这是800多年磨合后的民族情结、血统内向凝聚力的重要见证。
七、 陇东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是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也泛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中集居的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陇东是羌戎部族与中原民族融合后的民族聚居区，以“原始狩猎文明和农耕文明条件下的一种文化”——西王母信仰在这一地区民间千古传承，已被列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始于北宋开宝元年（968）的西王母庙会，是这一地区也是国内罕见的传承西王母文化的盛会，距今已有1044届。每届庙会，陕、甘、宁地区民众爬山涉水长途奔波数百公里与台湾同胞、东南亚信众不远万里越洋跨海向泾川潮水般涌来。正如柯杨教授评价的，其“规模之大，历史之久，影响之远，在全国所有西王母庙会中可谓第一”。多年流传下来的西王母祭祀、王母蟠桃会、采集圣水等成为庙会的重要看点。除西王母祖庙盛会外，在陇东城乡，戏楼众多。仅泾川一个县的戏楼一度就多达164处，有城乡节会161处。这些节会以秦腔、眉户、道情等戏曲表现形式，传承以《王母经》、《玉皇经》为代表的西王母文化。节会是传播民俗文化的重要平台和载体。在节会期间，源于陇东地区的夸父逐日、后羿射日、柳毅传书、魏征梦斩泾河龙等动人传说的剪纸、皮影、木雕、石刻、木偶、剪贴画、瓷刻画、刻葫芦等民间艺术的奇葩瑰宝纷纷登场，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多姿多彩的形式得以广泛传承和弘扬。
八、 安口陶瓷文化
中国素有瓷国之称，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陶器的国家之一。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平凉市华亭县东部的陇山深处，有一座千年古镇，旧称安口窑，今名安口镇。历史上，这里陶土、坩坭、煤炭资源丰富，历朝历代广开窑口，全国各地的陶瓷艺人来此安家立口，烧造的日用陶瓷闻名西北大地，流传千家万户，“安口窑”之名和“西北第一瓷镇”之称即由此而来。据史料记载，安口窑陶瓷烧造业兴起于唐代，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宋元时，以烧制黑瓷“铁锈花”和青瓷为主，技术逐渐成熟。明代以炼制颇负盛名的青花瓷为标志，实现了技术上质的飞跃，跻身全国名窑之列，鼎盛时瓷窑达50多座，瓷工3000多人，产品90余种，年产量700多万件。***后瓷窑收归国营，先后办起了陶瓷厂、电瓷厂，瓷工最多时达到2万余人，产品远销西北各地，成为寻常百姓不可或缺的日用品。安口窑有1000多年的陶瓷烧造史，在积淀和物化中国文化的同时，也产生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陶瓷文化。不同历史时期安口窑陶瓷造型与装饰艺术，在满足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生产、生活需要的同时，也使安口陶瓷文化名扬天下。2012年2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文化创意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李季等专家到达安口镇，对安口陶瓷文化产业园项目进行实地考察。李季认为，安口镇陶瓷产业发展源远流长，形成了独特、深厚的陶瓷文化，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广阔的开发前景。只要立足于打造“千年工业文化古镇”这个定位，从挖掘陶瓷文化底蕴、开发旅游资源、振兴陶瓷工业的角度入手，高标准设计、高质量建设，就一定能够把安口镇建成集陶瓷文化展示、观光旅游、陶瓷产品生产研发等为一体的陶瓷工业名镇。
九、 庄浪梯田文化
庄浪，藏语是“野牛出没的地方”的意思。梯田是在坡地上分段沿等高线建造的阶梯式农田，是治理坡耕地水土流失的有效措施，蓄水、保土、增产作用十分显著。如果仅从文化的层面去看，梯田是很难与其沾上边的。但庄浪的梯田，是庄浪人用了40余年时间，在400多个山梁、2500多条沟壑间，移土3亿多立方米，一镢头一镢头刨出来，一箩筐一箩筐、一推车一推车修填起来的高水平梯田。庄浪梯田是农耕文化与庄浪精神的完美体现。庄浪百万亩梯田是勤劳的庄浪人民以农业耕作为核心，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奇迹。这一奇迹的创造不仅解决了吃饭生存问题，而且使生态环境得以更好保护，使自然生产要素与人的生存发展环境得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庄浪梯田是一幅气象万千的田园画赋、是一尊匠心独运的大地雕塑，是一处泽被后世的教育基地、是一个全新的文化遗产，具有无可替代的研究保护和挖掘价值。2009年4月，庄浪梯田被列为全国文物文化保护遗产范畴。在国家文物文化保护遗产项目说明书上有着这样的介绍：“这是人类改造大自然的奇迹，是广大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几十年，坚持不懈，改善生产条件的典型，更是劳动人民伟大智慧的结晶。它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吃大苦耐大劳的无畏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勇于拼搏、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慨和无私奉献、同心同德的群体意志，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十、 红色文化
红色文化是在***战争年代，由中国***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并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蕴涵着丰富的***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平凉是一块有着红色历史的地方。1935年红***长征途中红一方面***和中央机关过平凉，途经静宁县界石铺，、、、王稼祥、博古等中央领导曾在界石铺宿营扎寨，召开干部群众大会。据说当年得知带领红***已经占领界石铺后，气得直打哆嗦，因为“界石”与他的名字“介石”同音。此时，在界石铺的也察觉到了这个地名与“蒋委员长”的名讳同音，他笑着说：“我们踩在了的脊梁骨上，再用劲一踹，他就要趴下了。”等人听后都笑了。1935年7月，为了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北上，红二十五***北出秦岭，西进甘肃，红二十五******长、******委吴焕先在著名的红***泾川县四坡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8岁。吴焕先牺牲后，对***说：“红二十五***远征为中国***立了大功，吴焕先功不可没。”***后，静宁县修建了界石铺红***长征纪念馆，泾川县依托四坡村红二十五***战斗遗址“红***楼”和吴焕先***陵园建设了吴焕先***纪念馆，二者均被平凉地委、行署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另外，泾川县是陕甘宁边区***老区，是一块红色的热土，民主***时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红色文化遗存，这些都是开展红色文化传承和发展红色旅游的重要资源。
除了以上论及的十大文化外，作为华夏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平凉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还有夸父文化、泾河文化、温泉文化、金果文化、红牛文化等诸多人文和自然文化资源值得深入挖掘，值得向世界展示。只有了解了平凉独特的地域文化，人们才会对平凉形成更深刻的认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才能最终实现思想上的大融合、经济上的大合作。
［参考文献］
［1］张怀宁.平凉的历史文化资源［N］.平凉日报， 2012-3-30.
［2］李春茂.崆峒文化艺术的历史考察［EB/OL］. 中国甘肃网，2010-5-24.
［3］中共平凉市委.平凉市人民***府弘扬皇甫谧历史文化 打造皇甫谧文化品牌［N］.光明日报，2006-3-11.
［4］杨田.金女真完颜氏祭祖初探——对泾川完颜氏的人类学调查［J］.甘肃理论学刊，2011，（5）.
陇西行陈陶篇8
一、陇东***文艺戏剧的诞生
1935年10月，中央红***胜利到达陕北与陕北红***会合，粉碎了******队对陕甘宁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中央红***立足于陕北。随着根据地的迅速扩大，***中央决定将陕甘宁边区改建为陕甘宁省，组建了中共陕甘宁省委和陕甘宁省苏维埃***府。1936年7月初，陕甘宁省委和省***府从陕北洛河川的下寺湾迁到庆阳环县洪德乡的河连湾，李富春任省委书记、马锡五任省***府***。“西安事变”后不久，陕甘宁省委和省***府从河连湾迁到曲子镇。1937年4月，省委和省***府撤销。1937年9月，陕甘宁省改建为陕甘宁边区庆环分区，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为了增强抗战力量，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1937年秋便在曲子成立了的陕甘宁剧社，1938年改为人民抗日剧社庆环分社，不久迁往延安。这个剧社在陇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它为陇东的***戏剧事业开了一个好头。受此影响1939年春，陇东特委在庆阳县曲子镇举办了一个戏曲训练班，庆环分区***和专署抽调赵守一、墨遗萍、史虎臣等同志负责组织、领导工作。当时曲子镇商会有一副旧戏箱，还有西府艺人张云率领的一个秦腔戏班和流落到曲子的赵三、袁老五（袁兴贵）等7个老艺人，专署出面把戏箱和老人都接过来，使农村***剧校有了一个雏形。1939年6月13日晚上，在分区所在地曲子镇北街的舞台上，陇东***区第一个戏剧专业组织――庆环农村剧校举行了开学典礼。第一任校长史虎臣，副校长刘飞***。当地的商户和群众凑集一斗麦子作为经费，故又称“一斗麦剧团”。他们除了排演一些秦腔传统戏，同时还编写了一些新型秦腔现代戏，如《转变》、《送郎山前线》、《钟专员》、《张凤娇》等新戏，这些作品尽管没有出版刊印，没能流传下来，但在抗日战争乃至***战争中，为***根据地的发展壮大都起到了积极的宣传鼓动作用。1940年8月庆环分区并入陇东分区，******机关也由曲子镇迁到庆阳城，剧校也由曲子迁往庆阳东河湾改名为陇东剧团。1941年秋，陇东剧团整装徒步赴延安受训。抵延后，住城外的桥儿沟，与抗战剧团合并一起学习受训半年。接受博古、周扬、柯仲平、马健翎、赵守一、彭飞等人的报告、讲课、排练。1942年2月，陇东剧团圆满地结束了半年多的延安受训学习返回陇东，演职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此期间先后从鲁艺、民众剧团、抗大七分校、陇东中学调来不少人才加入剧团，还吸收了一些秦腔艺人，大大提升了剧团演艺水平。1947年春，***调集重兵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胡宗南集结6个旅向陇东***区大举进攻，陇东剧团随陇东分区******机关撤离庆阳城，转移至华池悦乐、山庄等地。1947年底，陇东剧团回到分区机关所在地华池县元城子。1949年1月改称陇东文艺工作团，同年8月兰州***后，陇东文艺工作团奉命随***大***西进调赴兰州，9月中旬到达兰州改为甘肃省文艺工作团，1953年改为甘肃省话剧团至今。陇东***文艺戏剧的诞生和发展体现了***对文艺宣传工作的重视，陇东戏剧始终把宣传抗日救国、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和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作为自己的宣传宗旨和职责，演出剧目内容以反映国统区的黑暗统治和***区***民的新生活为主，陇东***文艺戏剧不仅给庆环一带的群众和干部带来劳动工作后的娱乐，而且为宣传***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策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二、陇东***文艺戏剧活动的历史影响
（一）陇东***文艺戏剧活动对中国***的贡献
陇东***文艺戏剧的工作者立足陇东，充分利用陇东群众所喜爱的秦腔、眉户等形式宣传了***的方针***策和***思想，对鼓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和民族***运动起到极大的作用，从而对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发展和陇东地区的中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如墨遗萍于1939年创作的《送郎上前线》，表现得是年轻媳妇送丈夫参加抗日战争的故事，极大地激励广大群众参***的积极性。黄俊耀在1945年编写并执导的秦腔现代戏《阎王寨》，就是通过贫苦农民刘德全一家遭受人称活阎王的恶霸地主“何百万”残酷剥削迫害的悲惨遭遇。《阎王寨》的上演引起了空前的轰动，人们对这部新剧赞不绝口，分区的干部群众都没想到这部戏如此感人肺腑完全可以与《白毛女》相媲美。这部戏有力地鞭挞了地主阶级的残忍无道和******统治的黑暗，从而激发了战士们英勇奋战的斗志。还有黄俊耀在1947年创作的眉户现代戏《再上前线》，通过表现一位受伤的战士要求二次参***、重上战场的故事，剧情有说有笑、热闹红火，以情感人让那些已在百姓家落户的复转***人从内心深处感到自己的责任与义务，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上了前线。在当时***斗争环境下，陇东戏剧除了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以外，还担任着两大动员任务――捐公粮和扩大新兵，如赵守一在1940年根据歼灭环县***治土匪赵老五的现实斗争素材，创作的秦腔现代戏《保卫边区》，以及陇东剧团依据群众热爱、建设、保卫边区的事迹集体创作的表演唱《保卫家乡》就是这样的内容，这两部戏的上演极大地鼓动了群众捐粮参***的积极性，有力地支持了中国***斗争在陇东地区的开展。
（二）陇东***文艺戏剧活动对陕甘宁根据地文化建设的作用和贡献
陇东地区是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陇东地区的文艺戏剧种类繁多，表演形式丰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陇东成为中共建立的陇东***根据地。根据地***府为了宣传***、动员民众，将陇东民间小戏利用并加以改造，成为影响陕甘宁边区民主***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主要舆论宣传工具。特别是1942年以后，陇东分区的文艺戏剧活动进入到新的阶段。***秧歌、社火、道情、民歌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在庆阳、环县、曲子、华池、合水、镇原等红色区域蓬勃开展起来，其中环县农民诗人孙万福在1943年11月29日参加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时，见到***后即兴唱出的《咱们的领袖***》，陕西富县逃荒落户到正宁马栏的木匠汪庭有依照《绣荷包》的韵律重新填词创作的《绣金匾》，1942年抗大七分校和七七0团的战士以庆阳打夯号子为基调、以轰轰烈烈大生产为背景编唱的《十唱边区》，后在路过庆阳的音乐家张寒晖的提炼修改下，正式定名的《***民大生产》。这三首民歌还唱红了整个边区，受到了边区领导的赞誉，成为唱红全国的艺术珍品，其文化性与艺术性经久不衰，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民众的民族意识，也调动了生产积极性，这为其他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树立了榜样。
陇东***文艺戏剧活动的发展不仅为***队伍培养了大批文艺人才，也为中国的新文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1943年马锡五同志兼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他在办理繁忙***务的同时，抽空成功地审理了华池县“封捧儿婚姻纠纷案” 轰动了陕甘宁边区，时任陇东中学的语文教师袁静以这个案例为素材，编写了秦腔剧本《刘巧儿告状》，对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诞生和妇女***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宁县盘克塬社火头刘志仁以编演新秧歌而闻名遐迩，光荣地出席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被树立为“特等艺术英雄”，奖给“新秧歌运动的旗帜”锦旗一面。周扬称刘志仁为“群众新秧歌运动的先驱和模范”。1959年甘肃陇东道情剧团大型历史剧《枫洛池》，进京参加了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活动，******、***委员长、***副***等领导人观看了演出，首都文艺界知名人士对道情剧的诞生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陇东剧团赴延安学习演出，***接见并为其题词：“前进，勇往直前！”陇东社火“云朵子”，成就了我国著名舞蹈家陈爱莲……这些都是在陇东***文艺戏剧活动造就的先进代表。陇东地区曾堪称是边区以至全国最民主和最进步的地方之一。
三、陇东***文艺戏剧与当地高校音乐教学融合的途径与意义
（一）挖掘红色教育资源，开办“红色讲堂”
大学是一个求学问道、修身养性的绝好场所。读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学习。通过大学的陶冶和培育，年轻一代不仅可以获得各种科学文化知识，而且可以逐步了解和掌握各种社会知识和传统文化。大学校区不但自身具有学术界备受认可的专业品牌形象，更坐拥文化地理的优势，是比较好的媒介传播途径，也是打造适合青年人宣传策略的最佳场所。陇东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老区，在中国***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因为它是中国***在西北最早播下***火种的一片红色热土，是西北红***的摇篮，是***中央和长征红***北上抗日的落脚点，是中国***领导的抗日主力部队开赴前线的出发地，是陕甘宁边区模范抗日根据地的示范区和后勤基地，是形成和执行***的群众路线的模范地区，是***、***、***、***等老一辈无产阶级***家战斗过的地方。在***战争年代，陇东***文艺戏剧工作肩负着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积极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救亡和民族***运动中的重任，为建设、巩固、发展人民民主***权和中国***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所以陇东***文艺戏剧也是带有浓厚***色彩的“红色文化”，是对现代大学生进行***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佳教育资源。在陇东的当地大学开办红色讲堂活动，挖掘研究陇东文艺戏剧不仅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且也有着积极的学术研究价值。在这个活动讲堂上可以借用视觉资源，系统地展示陇东***文艺戏剧文化的发展历史、成长过程、音乐文化成果，社会贡献等，也可以观摩和学唱陇东***文艺戏剧，使当代大学生能够在亲身体验中感悟老一辈***家的优良传统，自觉地接受***传统教育，对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和集体观念，塑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也便于学生了解陇东民间艺术的形式、内容、艺术特色等 ，从而更好地传播和科学研究它，全面充分体现它的人文历史价值、美学价值、学术价值和教育功能。
（二）引导学生学习研究陇剧艺术，完成相关论文写作
陇东***文艺戏剧的产生主要是秦腔、眉户、道情秧歌为基础的，抗日战争和***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工作者，在利用陇东道情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同时，对陇东道情进行了初步搜集和整理，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陇剧。30多年来，陇剧在保持陇东道情独特风格的基础上，吸收秦腔、越剧、昆曲、黄梅戏、秧歌剧等戏剧之长，从音乐、唱腔、表演、舞台美术等方面作了大胆的创新，形成了节奏明快、曲调婉转动听、表演细腻优美、富有民间色彩的独特风格。随着陇东道情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后，曾远赴欧州参加文化交流演出，受到了国内外艺术工作者的重视。近年来不少艺术专业的大学生在毕业论文的设计中，涉及到了陇东道情等民间艺术形式的内容。这是一个好现象，指导教师要借此引导学生更进一步学习挖掘研究以陇东***文艺戏剧有关的艺术，了解陇东***文艺戏剧的基础艺术形式以及它产生、发展过程，使其得到很好的传承。
（三）将陇剧优秀经典唱腔融入课堂，取戏剧表演之长弥声乐表演之短
戏曲表演其实是一种程式化和戏剧化的歌舞表演，其不仅包括唱念做打，也融合了音乐、歌唱、舞蹈、武术、杂技和对白等多种形式的表演为一体。陇剧的声腔理论及形体表演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技巧经验，经过老艺人们的总结概括，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表演体系，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研究、继承发展传统民族声乐的资料，也是我们在从事民族声乐演唱和教学应该借鉴的教材。肉声、气声、圆声、情声是我国传统戏曲的演唱精髓，表演时先用气来统领肉声（自然声），然后用“圆”勾勒出声色线条，最后再用“情”唱出真情实感，使整个表演更加丰富和完整。因此，中国戏曲不仅要求字正腔圆，而且声情并茂也是它的的声乐艺术审美标准。陇剧和其它戏剧一样舞台表演方法不仅有唱（歌唱）、念（念白）、做（表演）、打（武打）的“四功”，也有手（手势表演）、眼（眼神）、身（身段）、法（方法）、步（台步）的“五法”。而这些都是声乐表演方面的弱项，声乐老师在高校的课堂上只是一味的注重声音的质量，普遍忽视了身段表情的表演，如果我们能够学习表演一些陇剧的经典唱段，尤其在表演方面声乐如果能够学习和借鉴戏曲表演方面的训练方法，让学生掌握戏剧的表演方法从而把它运用到自己的声乐表演中，一定将会使学生的演唱表演取得出神入化的效果。
总之，陇东***文艺戏剧从诞生就始终把宣传抗日救国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它不仅给陇东***老区一带的群众和干部带来劳动工作后的娱乐，而且也是宣传***，动员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和宣传抗战救国思想的重要手段，所以陇东***戏剧的发展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同时陇东***文艺戏剧音乐细腻、优雅、缠绵、抒情，演唱方式比较自由，曲调流畅，节奏明快，曲调悠长婉转，韵味浓厚，极富地方特色，研究陇东***文艺戏剧不仅可以使它得到传承和保护，同时在当地高校开展学习与研究陇东***文艺戏剧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教育意义。
陇西行陈陶篇9
[关键词]祖厉县；安定郡鹳阴县；凉州城；会州城
[中***分类号]K87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2-0005-03
汉武帝于元鼎三年（前114）从北地郡、陇西郡分置了安定郡（郡治为今天的宁夏固原），同时设置了祖厉、鹳阴等县，隶属安定郡管辖。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置祖厉县、鹋阴县。从此祖厉、鹳阴之名正式进入史册。祖厉城与鹳阴城相距七十多里，祖厉城在黄河上游，鹳阴城在黄河下游，两城防守着虎豹口与鹳阴渡两大渡口，是古代***事上的重要戍守关隘。那么，当时设置的祖厉县古城遗址在今靖远县何处？学术界对于它所处的具置历来存在争议，因为在靖远县这块土地上，有许多古城遗址，如鹳阴古城遗址、凉州城遗址、月河古城遗址、北城滩古城遗址、会州城遗址、麦田古城遗址，另外还有会宁关、新会州城遗址，明代的靖虏卫城遗址等。所以关于祖厉城遗址有“靖远县城说”、“平滩古城说”、“郭虾蟆古城说”、“西宁城说”、“会州城说”，等等。要确定西汉祖厉城遗址在哪里确实比较困难，笔者对这些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结合史料记载进行了对证、排查，得出以下结论：汉代的祖厉县城遗址可能在在靖远县城以西五里处的红嘴子村，而汉代的鹳阴县城遗址可能在平川区水泉镇鸭沟水村的水头社东部。
一、西汉祖厉城遗址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于元鼎三年（前114）置祖厉县、鹳阴县。从此祖厉、鹳阴之名正式进入史册。祖厉县又称“蹉赖县”，它素有“秦陇枢机、金城锁钥”的美誉。现在，祖厉县的汉代城址已荡然无存。但从大量的出土文物和有关的史料记载可以推测，从西汉至三国时期，祖厉县城遗址应该在今天靖远县城西北五里处的城关镇红嘴子村的黄河边。在此地不远处，有一个渡口叫“虎豹口”，它是丝绸之路北线上的一个重要渡口，是连接中原与河西走廊的重要通道。在这里建立祖厉城，其***事、***治、经济作用十分突出。
为什么祖厉城在红嘴子村呢？理由如下：
第一，据郦道元所撰《水经注》卷2记载：“河水东北流，经安定郡祖厉县古城西北。汉武帝元鼎五年幸雍，遂逾陇，登崆峒，西临祖厉河而还，即于此也。”李斐日：“音（嗟赖），又东北，祖厉川水注之，水出祖厉南山，北流经祖厉县而西北流，注入河。”由这两条记载所提供的位置可以断定，汉代祖厉县城就在红嘴子村。郦道元的记述，今人读之，多数人以为汉武帝西巡只到达今天会宁县辖境的祖厉河，其实不然。汉武帝当年西巡到达的是祖厉河畔（即今天靖远县黄河边）。因为上引中记述的“河水东北流”之“河水”，是指当时称为大河的黄河，而不是指祖厉河。黄河自今天的榆中、皋兰县流入白银市靖远县境，其流向正是东北流向。所以，西汉时的祖厉古城位于今天靖远县城以西的红嘴子村，当是确定无疑。因为《水经注》中喜欢将黄河流经的每个行***区域的一段以地名命名，比如金城段称为“金城河”，祖厉段就称为“祖厉河”。所以武帝当年“西临祖厉河而还”，是指到了今天黄河流经的西汉祖厉县的黄河边，然后才返回去了。
据考证，汉武帝西巡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西北边防，寻找出兵匈奴的渡口。据《汉书・武帝纪》记载：“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峙，遂逾陇，登崆峒，西临祖厉河而还。”这一记述与《水经注》所述汉武帝的西巡路线完全一致，时间也一致。当年武帝在巡幸雍州后，先登平凉崆峒山，从六盘山到固原，再到西吉，然后进入会宁境内，而后沿“土木岘河”西行到今天的朱家河、车家川，再到会宁的河畔乡，然后向北拐，沿祖厉川西北行，经会宁郭城驿，靖远大芦子乡、小芦子村，最后到了祖厉古城的黄河边。
第二，与红嘴子村接连的河靖坪东北边，1987年修建罗家湾小学，挖出汉墓数座，汉砖拱顶，“出土五铢、货泉古币多枚”，古墓虽未清理，但可证明此地可能是汉祖厉县居民埋葬之地，祖厉县城可能就在附近。
第三，在红嘴子村西之河靖坪半坡，1976年农民挖出四耳彩陶罐一个（现存靖远县博物馆）；1982年修自来水蓄水池时，曾经出土许多彩陶、灰陶残片，经甘肃省文化厅文物处考证，属于新石器时代遗存，这证明红嘴村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生息繁衍。
第四，红嘴子村北傍黄河，东濒祖厉川，西南依河靖坪，附近的红嘴子渡口自古就是丝绸之路东段北线西去武威、南达兰州的重要古渡。这里依山傍水，地域广阔，宜于耕牧，交通顺畅，是建立县城的优越地方。其位置完全符合《水经注》“河水东北流，经安定祖厉古城西北，又东北祖厉川水（祖厉河）注之。水出祖厉南山，北流，经祖厉县而西北流，注于河”的著述。
第五，据《三国志・张绣传》记载：“绣，东汉武威郡祖厉县人，灵帝光和时，为祖厉县吏，因杀鞠胜，随族叔武威校尉张济入伍。他败吕布，杀典韦，听贾诩言，复投曹操。官渡之战，破袁绍，灭袁谭，官至宣威候、破羌将***。建安十二年（207）征乌桓死于柳城。”红嘴子村有其衣冠冢。现在仍有许多张氏族人居住在这里，还有一部张氏家谱。
祖厉城遗址既然在红嘴子村，今天为何没有任何遗址留存呢？其原因是由于黄河南岸河水与祖厉河改道冲毁所致。据明正德十六年（1521）《改修祖厉河碑记》记载：“祖厉河来自西南，绕卫城（靖虏卫）而东出，水苦恶，不可食，卫之汲水者，必涉祖厉而后达。一遇泛涨，则不可渡，相遇忍渴而守之，非一日也。”“宁夏总兵路瑛（靖远人）量功命役，截其上流，去卫五里许，地名红嘴，使之北入黄河。”以上说明西汉祖厉城遗址，被明代改修祖厉河水道时所占用和挖毁。
二、西汉祖厉城与今天靖远县城、明代靖虏卫城、郭虾蟆城、西宁城、平滩堡城
据考证，今天的靖远县城遗留的旧城墙不是西汉的祖厉城旧址，它是明代的古城遗址。明代的靖虏卫城是在北宋所筑的新会州城遗址上建造的，离汉代的祖厉城往东有六里路。
据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514卷记载，在北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北宋又重新选址修建了一座会州城。而在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又在北宋会州城的原址建了靖虏卫，这个地方正是今天的靖远县城所在地，而不是西汉的祖厉城所在地。要证明这个看法，我们必须弄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一）明代的靖虏卫城
在今天的靖远县城原来有一座古城，中间有一个钟鼓楼，四周是城墙，有四个城门，***前保存得相当完整。建国后，因为县城扩建，城墙及城门都被拆除，只留下一些城墙的土墩作为原城址的标志。而钟鼓楼则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据清道光《靖远县志》记载：“谯楼（即钟鼓楼）在城中大街协镇署前，基高三丈五尺，方周四十丈，楼三层四楹，高五丈五尺。为明正统三年（1438）靖虏卫守备房贵筑靖虏卫城时所建。弘治三年（1490），守备曹雄增修，楼上有巨钟，弘治十四年（1501）铸。”这座明代的靖虏卫城就建在北宋新会州城的原址上，它不是西汉祖厉城遗址。
明朝初年，靖远一带被蒙元残余势力占领，一直到了明英宗时，靖远才被彻底收复。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在北宋苗履所建的新会州城的原址上，修筑了靖虏卫城。这也是今天靖远县城的所在地，它与西汉的祖厉古城相距还有七八里路。据清道光《靖远县志》记载：“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都指挥房贵奉命于会州旧址修复增筑城池，建靖虏卫。”其实，从战略地形考虑，西汉的祖厉古城旧址地势很好，但由于祖厉河改道及河水冲刷，导致地方太小，不利于再建新城；而其旁边的河靖坪地势开阔、平坦，并且三面有黄河环绕，易守难攻，是建城的好地方，但是这里存在饮水问题，一旦在战争中被敌人包围，就从黄河取不到水。另外，由于河靖坪地势太高，挖井也打不出水。经过实地考察，反复比较，房贵还是把城址选在了北宋修筑的会州城旧址上了。
（二）金朝在会宁县郭城乡所建的“郭虾蟆城”
在今会宁县郭城乡，也有一座古城遗址，当地人把它叫做“郭虾蟆城”，即金朝所筑的新会州城，它位于郭城乡新堡子村西面。今天仍然有残城存在，城垣内一外二，壕堑三道，用夯土筑成，西半部已被祖厉河水冲塌，南城墙残长360米，北城墙残长172米，东城墙全长444米。此城还有瓮城。现在，瓮城内已经芳草萋萋、瓦砾遍地，处处是人们挖掘焚城灰烬的坑窝，时不时还有古钱币出土。从出土的古钱币来看，不是西汉的五铢钱，所以此城肯定不是西汉的祖厉古城遗址。
历史上的会州城曾两移其址。唐代的会州古城在“麦田古城”遗址处。北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从西夏手中收复会州，建新会州于今天的靖远县城处。到了金朝，这里仍然是西夏和金国反复争夺的地方。到了南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前后，西夏从金国人手中夺取了北宋所建的会州城（即苗履所建的新会州城），金国被迫向南退缩，在150多里外会宁县的郭城乡又建了一座新会州城（即郭虾蟆城）。这座新城在建成六年后又被西夏人占领了，直到金宣宗元光二年（1223），金朝大将郭虾蟆（即郭斌）又收复此城。后来，蒙元在消灭了西夏后，倾全力进攻金朝，金朝元帅郭虾蟆在金朝灭亡后，孤守此城三年，城破后举家自焚。
（三）会宁县翟所乡的“西宁古城”
近年来，有人认为会宁县翟所乡的“西宁古城”遗址可能是西汉的祖厉古城。通过考证，笔者否定了这个看法。
首先，这座古城建于金朝（公元1182年）。当时，金国与西夏战事十分频繁、激烈，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今天的会宁县全境都被金国占领，“郭虾蟆城”也被西夏占领。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金世宗在翟所乡设置了西宁县，称为西宁城，金国与西夏经常在这里交战。后来，蒙古人攻破“郭虾蟆城”，彻底消灭了金国的残余力量，因为郭虾蟆城被焚毁，蒙古人就把会州州治就迁移到了西宁城。从此，元代也把西宁城叫会州城。
其次，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元太祖铁木真的部队在攻取洮州（今临潭县）时，扰河州（今临夏州），又分师东进，经定西、会宁县东南一带，在会宁县城野外驻兵，从西夏人手中夺取了西宁城。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蒙古人并西宁县入会州。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因为地震强烈，元惠帝诏令改会州为会宁州。据《元史・顺帝纪》记载：“陇西地震百余日，城郭颓夷，陵谷迁变。定西、会州、静宁、庄浪尤甚。会州公宇坍塌，中墙崩，获弩五百余张。长者丈余，短者九尺，人莫能挽。改定西为安定州，会宁为会宁州。诏定***民官不守城池之罪。”可见，此城非西汉之祖厉古城。
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崇宁五年（1106），泾原路经略使章咨筑甘泉堡。这个甘泉堡可能就筑在会宁县西宁城的旧址上。西宁城东、中、西三城相连，现存残墙底宽17.4米，高17米，东西长740米，南北宽500米。此城依山临河，有东西两门。从城中出土的文物看，也不是汉代的物品，所以西宁城绝对不是西汉的祖厉城。
（四）靖远县平堡乡的“平滩堡城”
在靖远县平堡乡的西坪上，也有一座古城堡，刘满教授在《河陇历史地理研究》一书中认为可能是汉代的祖厉县古城，他说：“祖厉故城是邻近黄河的县城，位于交通要道和渡口上，不可能建在黄河峡谷南岸侧近，所以祖厉故城只能在乌金峡下峡口以东至靖远县城关镇之间的黄河南岸求之。而在这一段黄河南岸的村镇中，只有平滩堡具备这一条件。”@笔者认为平滩堡古城不是西汉祖厉城，理由如下：这里尽管也有个渡口，但是这个渡口远没有下游的虎豹口重要，平滩堡也不符合《汉书・武帝纪》和《水经注》中汉武帝“临祖厉而返”的记载以及对祖厉城方位的记载。另外，从城堡中出土的文物来看，根本没有汉代的遗物，而以明代的遗物为主。在此古城堡附近也没有发现汉代墓葬。据《明史・神宗纪》记载，神宗二十六年（1598），朝廷收复黄河以北地，开始有戍边***户落籍定居平滩堡城。号称“四十八***门户”，他们是当今众多平堡人的开宗始祖。当地还遗留一种太平鼓，表演时的队形和打法很独特，据说是从***队中流传下来的。可见，平滩堡是明朝为了抵御蒙元残余势力而建的一个堡寨，它的规模根本达不到一座西汉县城的规模。从平滩堡的地理位置来看，这个渡口在丝绸之路北线远没有虎豹口和鹳阴渡重要，这里在北宋时期，曾经和上游的青城镇是防御西夏的***事要地，狄青曾经在此地防守。另外，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靖远卫”记载：“祖厉城，卫西南百三十里。汉县，属安定郡，后汉属武威郡。”由在“卫西南百三十里”就断定西汉祖厉城就在平滩堡，有点轻率，其实，顾祖禹是清代人，他的记载不一定正确。
陇西行陈陶篇10
庆城县人大***会作出决议“七五”普法工作拉开帷幕 甘肃省庆城县十八届人大***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庆城县人民***府《关于在全县公民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七个五年规划》，“七五”普法工作正式拉开帷幕。该《规划》在宣传内容、宣传对象、任务措施和监督检查等方面都有创新型落实措施。强调法治宣传教育的重点对象是领导干部和青少年。把法治宣传教育纳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综治目标考核体系，落实“谁***谁普法”“谁主管谁责”主体责任。推动实施***府法律顾问制度，建立法官、检察官、行******人员、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充分运用典型案例和社会热点问题开展生动直观的法治宣传教育等。（王凌志）
岷县人大***会专题调研中药材种植、农资市场***情况 甘肃省岷县人大***会组织调研组赴多个乡镇，农牧局、工商局、中药材局、供销社对全县中药材种植情况及农资市场***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调研组通过听、看、询和座谈等形式，详细了解了中药材“四化”种植、农资进货渠道、仓储、经营、销售以及农资市场***监管等情况。本次调研增强了县人大***会的监督职能，征询了县、乡人大代表对切实做好农资市场监管工作的意见建议。进一步监督县***府各有关职能部门各负其责、协调配合，一手抓农民技能培训，落实科技增产措施，一手抓化肥、农药等的监管，确保农资市场秩序良好。（惠小龙）
民勤县人大***会出台乡镇人大工作考核办法 甘肃省民勤县人大***会制定出台了《民勤县乡镇人大工作考核办法》。该《办法》规定，全县乡镇人大工作考核的主要内容为***重视支持人大工作情况、乡镇***开会研究人大工作情况、“人大代表之家”建设情况、 乡镇人大年初工作计划和年终工作总结情况、工作资料及时整理归档、县财***安排用于人大工作的经费和代表活动经费专款专用情况、业务书籍及报刊征订情况、每年召开2次以上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情况、每季度召开1次***团会议情况、代表集中培训情况、代表视察调研、***检查、工作评议情况、代表小组活动情况、***团成员联系代表、代表联系选民情况、代表述职评议情况、督办代表意见建议情况、开展双联“人大代表在行动”活动情况、配合县人大***会开展活动和工作信息报送情况等16个方面。考核的程序为：一是制订考核实施方案，明确考核的内容、程序步骤及要求；二是各乡镇人大办公室进行自查，并向人大考核组提交自查报告和自查评分表；三是考核组实施考核，集体商议、现场打分；四是经主任会议审定，结合考核综合得分情况，排出相应名次。（黄培福 运向智）
陇西县人大***会检查森林法贯彻实施情况 甘肃省陇西县人大***会组成***检查组，深入福星林带、火焰山国有林场、森林公安局陇西分局等14个***检查点，对森林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针对存在的法律宣传力度不强、管护能力有待提升、产业效应不够明显、队伍力量相对薄弱等问题，***检查组建议县人民***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要持续强化法律宣传，营造良好法治氛围；要持续强化管护力度，严打涉林违法行为；要持续推进林业体制改革，加快林业产业培育；要持续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提升***能力水平。（李成龙）
临洮县人大***会组织开展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回头看”工作 甘肃省临洮县人大***会组织开展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回头看”工作，全面回顾了十七届人大一次至五次会议期间收到的592件建议的办理情况。一看档案资料，梳理五年来建议办理台账，逐年比较办理工作中的经验和不足，并在***会领导的指导下修订了《临洮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意见、建议办理情况汇编》，为今后的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留下参考性资料和改进依据。二看承办落实，对各承办单位“A类”件和“B类”件的办结情况进行二次验收，确保结果真实有效，避免出现“文来文往、弄虚造假”现象。三看满意程度，仔细检查各承办单位答复时限是否明确，答复是否正式行文，是否送达每一附议代表，认真听取代表对承办答复的评价。
礼县人大***会视察矿山环境和尾矿库治理工作 甘肃省礼县人大***会组织部分省市县三级人大代表组成视察组，先后深入紫金矿业有限公司洮坪矿区和罗坝矿区，对全县重点矿山环境保护、植被恢复、尾矿库治理等情况进行了全面视察。针对存在的矿山环境恢复治理难度大、部门联合***责任机制不完善、综合利用水平低、植被恢复慢、***策宣传不到位、环境检测人员少等问题，视察组建议：要明确责任主体，加快矿区生态恢复治理步伐；要加强部门联动，加大矿产资源和环境保护监管力度；要加快矿产资源整合，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监管人员业务水平；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增强全民环保意识。（赵田生）
《环县人大》（内刊）创刊出版 日前，由甘肃省环县人大***会主管、环县人大办公室主办的《环县人大》（内刊）创刊出版。《环县人大》为双月刊，逢单月上旬印发，共设置四个主栏目，四个副栏目。其中主栏目“人大要闻”主要刊登县人大及其***会的一些重要会议、重要活动等；“监督工作”主要刊登县人大***会开展的一些监督活动，审议决定重大事项的相关文件，反映县人大***会阶段性工作成果；“代表之窗”主要刊登代表履职、风采展示、建议办理、代表声音等；“乡镇人大”主要刊登乡镇人大开展的各项常规性工作及县人大加强和改进乡镇人大工作的有关举措等等。四个副栏目分别为“重要链接”“自身建设”“人大论坛”和“文艺园地”，根据办刊需要动态增减。（苏振洲）
华亭县人大***会专题调研安口镇（陇窑陶瓷古镇）开发建设情况 甘肃省华亭县人大***会组织部分市、县人大代表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对安口镇（陇窑陶瓷古镇）开发建设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调研组一行围绕陶瓷遗址保护、文化传承、产业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对安口中心镇核心区城市改造提升工作进行了实地调研。针对制约安口镇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调研组要求：一要进一步提高对陇窑陶瓷古镇建设的思想认识，突出特色，精心编制发展规划；二要积极争取项目资金，拓宽融资渠道，形成***府主导方向，企业开发建设，群众宜居受益的良性循环；三要合理有序布局，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四要坚持文旅融合，做大做强支柱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五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创新城市管理体制。（辛 杰）
高台县人大***会开通代表联系云平台 甘肃省高台县人大***会利用中国移动云MAS业务构建代表短信联络平台，以各代表小组为单位，将每个代表的***码录入稻菘庀低常通过短信及时向代表宣传***的方针***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听取代表和群众意见建议，及时反映意愿诉求，定期不定期推送县、镇人大工作动态、代表履职经验、人大业务知识等信息，拓宽了代表知情知***渠道，架起了联系代表工作的桥梁，实现了沟通联系“零距离”，形成了与代表联系的良性互动。（盛学源）
崇信县人大***会组织召开人大宣传工作会议 甘肃省崇信县人大***会组织召开了全县人大宣传工作会议。制定印发了《关于加强全县人大宣传信息工作的意见》。确定重点围绕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人大及其***会“三会”、开展监督工作、人大代表工作、基层人大工作五个方面进行集中宣传。围绕促进全县人大宣传信息工作各项任务落实，建立“月统计、季评比、半年通报、年终考核”工作推动机制。（陈海明）
金塔县人大***会多措并举助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甘肃省金塔县人大***会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与双联“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因地制宜、因户施策，力争在双联“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出实招、见实效。一是统一思想，坚定信念。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使帮扶干部进一步明确责任艰巨、使命光荣，要在双联“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中坚定目标、苦干实干，千方百计确保扶贫工作取得成效。二是找准定位，精准识别。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县人大***会帮扶干部深入村组、田间地头和农户家中熟悉村情民情，了解群众所思所想、致贫原因和产业发展情况，做到了底数清、问题清、任务清。三是确定目标，谋划长远。县人大***会帮扶干部因乡镇、村组、农户制宜，制订了具体的帮扶措施和产业发展计划，并加强与乡镇、村组协调，一步一步抓好落实，力求扶贫工作见到实效。四是注重方法，助力扶贫。为了掌握各贫困户脱贫进度和脱贫状态，帮扶干部积极配合乡镇、村组做好扶贫建档立卡、信息数据录入更新等工作。（蔺志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