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欧阳修苦读篇1
白发戴花君莫笑 ，人生何处似樽前？
——耿介中正的欧阳文忠公
欧阳修的童年是不幸的。年仅四岁时，父亲欧阳观便溘然长逝。由于父亲为官清廉，家中一贫如洗，连最基本的饮食起居也无力承担，一家人只得投奔随州，依附在那里做官的叔父欧阳晔。但是，欧阳家族却为这个苦难的孩子留下了“严明方质”“洁廉自持”的长者之风和一位伟大的母亲。母亲出身名门，知书达理，给了他完善的启蒙教育。“太夫人以荻画地，教以书字。 多诵古人篇章……以至昼夜忘寝食，惟读书是务。自幼所作诗赋文字，下笔已如成人。”在母亲的熏陶和困厄的磨练下，欧阳修自幼便刻苦好学并一以贯之，几乎每一天，他都是在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读书生活中度过的。叔父家的藏书读完了，就借书来读。借的书要急于偿还，他就更加争分夺秒地读，而且一边读一边抄录，以便书还了以后还可以读抄本，往往书刚刚抄完，他就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于是，这个少不经事的孤儿，近乎贪婪地吮吸着中华文明的汁液，逐渐地成长为一个年纪小但品德高尚、阅历少但学富五车的热血青年。
二十四岁时，欧阳修参加由晏殊主持的进士考试并名列榜首。同年三月，参加御前殿试，被录取为甲科第十四名，终于金榜题名，被荣选为甲科进士。任官的前几年，仕途一帆风顺， 并结识了梅尧臣、尹洙等文章诤友。此时，欧阳修与文友切磋技艺，致力于发扬光大韩愈的散文理论，一直到他三十岁时入京被升任为馆阁校勘。
北宋王朝，经济***治全面发展，社会繁荣，但***事策略失败。统治者担心手握重兵的***事重臣用赵匡胤做上皇帝的办法发动兵变，于是大力削弱***事将领的权力，造成了积贫积弱的***事局面，边困频频。因当时与西夏交战节节失利，范仲淹指责宰相吕夷简举人唯亲遭贬，身为谏官的高若讷非但不指摘宰相的过失，反而唯其马首是瞻，并大力拉拢同***，排斥异***，朝廷上下万马齐喑。
此时，欧阳修站了出来，一封著名的《与高司谏书》横空出世。信中，作者怀着无以复加的愤怒，直言不讳高若讷的小人行径：“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批得体无完肤，骂得痛快淋漓！
结局可想而知。在打点行李赶赴夷陵的途中，他想到了秉正的范仲淹，想到了刚直的尹洙， 却没想到自己与他们流淌着同样的秉正刚直的热血。当然，这仅仅是欧阳修贬官生涯的开始：三十九岁，因参加“庆历新***”被贬；四十八岁又被宦官诬陷。于是，这个原本就体弱多病的文章太守，四十岁时就已白发萧疏了。
人生自是有情痴 ，此恨不关风与月
——宦海中浮沉的文章太守
很难想象，没有了欧阳修的北宋文坛会是多么寂寞。唐末宋初，韩柳的古文运动余威不再，六朝的浮靡文风再次主导了文坛。文学史上常出现这样的一种悖论现象，即文学与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北宋的***治经济百废俱兴后，历史需要一位能够呼风唤雨的笔墨英雄。于是欧阳修携着《伶官传序》《秋声赋》《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语言简练、内容充实的文章站在了滁州的最高峰上， 挥舞着古文运动的大旗， 与远在江西的范仲淹遥相呼应。他的散文气势旺盛，深入浅出，精炼流畅，叙事说理娓娓动听，抒情写景引人入胜、寓奇于平，一新文坛面目。“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欧阳修虽素慕韩文的深厚雄博、恣肆，但并不亦步亦趋。
在文章的写作上，他更喜欢简洁。被贬滁州任太守后，他时常闲游山水，并与附近琅琊寺的智仙和尚结为好友。为便于游览，智仙和尚带人在山腰盖了座亭子。建成那天，欧阳修前去祝贺，为之取名为“醉翁亭”，并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散文名篇《醉翁亭记》。文章写成后，欧阳修张贴于城门，征求修改意见。开始大家只是赞扬，后来，有位樵夫说开头太啰嗦，便叫欧阳修到琅琊山南门上去看山。欧阳修一看，便恍然大悟，于是提笔将开头“环滁四面皆山，东有乌龙山，西有大丰山，南有花山，北有白米山，其西南诸山，林壑尤美”一串文字换上“环滁皆山也”五个字。如此一改，则文字精炼，含义倍增。
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
——一饮千钟的樽前衰翁
欧阳修的词，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书写女性闺怨的婉约词，一类是看惯人生起伏的闲适词。
“欧阳公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花间集》。”（罗大经）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是耿直、率真的古代文人的共同宿命，唐朝以前的文人，往往把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义愤压抑在内心的最深处，带着一身正气与污浊的官场彻底了断，裹着两袖清风走进山林，宁愿一贫如洗家徒四壁也要与功名利禄划清界限。唐朝后期开始，尤其是到了宋朝，随着时代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歌馆楼台雨后春笋般兴起，并蔚为大观，于是潦倒的文人们便与酒精和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唐末的风流才子杜牧，宋初的婉约词宗柳永等等，都是在歌女的唱和中完成了诸如“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这样的爱情绝唱。
欧阳修亦是如此。仕途失意促使他一再地走进酒馆，于是《蝶恋花》《玉楼春》《踏莎行》这样的抒发男女离情的词牌在欧阳词里占了大半江山，于是有了“谁道闲情抛弃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别后不知君远近，触目凄凉多少闷。渐行渐远渐无书，水阔鱼沉何处问”“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这样的句子流淌着那缱绻的温情。
晚年的欧阳修，年轻气盛时的棱角逐渐被坎坷的岁月打磨得光滑，于是仕途便走得一帆风顺，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事（即副宰相）。可是此时的他，早已积劳成疾，病魔缠身。于是，这个满头银丝的老人懒得再去说什么离别谈什么风月，参透了不能“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这样的生存哲理后，便醉卧在醉翁亭中，闲看“亭”前花开花落。像这首《朝中措》：
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樽前看取衰翁。
此时的欧阳修，眼睛已经看不见宦海的风浪，晴空山色、堂前垂柳更令作者痴醉；心中已经容不下颠沛流离，风流儒雅、豪放达观成为暮年的交响乐。而这一乐章，也正奏响了即将横空出世的豪放词的序曲。
欧阳修陵园位于河南省新郑市。陵园肃穆，碑石林立，古柏参天，一片郁郁葱葱。雨后初晴，阳光普照，雾气升腾，如烟似雨，景色壮观，故有“欧坟烟雨”的美称，为新郑古代八景之一。慕名前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可是有谁知道，平静的土丘中，埋葬着欧阳修多么不平静的一生。
（缱选自《阅读与作文》2009年第9期，有删改）
【中考作文链接】
1.《赞美的力量》（重庆卷 话题“力量”）
欧阳修有次外出，曾与一小青年同行。小青年不认识欧阳修，居然指着路边的一棵死槐树，当着欧阳修的面做起诗来：“远看一枯树，两个干枝桠。”显然，这是一首不堪救药的打油诗，既无文采又无内涵。但欧阳修听后不但没有挖苦半句，还笑眯眯地夸了一句：“好诗，好诗！如能加上两句，想必会更好。”青年问：“加哪两句？”欧阳修回答说：“春来苔是叶，冬至雪作花。”青年听了，连连点头并深有所悟。不是吗？春天树上有青苔，那绿色就是它的生命；冬天树上有积雪，那洁白就是它的风采。尤其令人深思的是，欧阳修的赞美与续诗，不仅把山穷水尽变成了柳暗花明，而且给了年轻人无限的力量和信心。自然，也正是因为有了这句赞美，那小青年才矢志不移，从此深深地爱上了文学。
【点评】材料新颖，富有情趣，耐人品味。
2.《阅读，让我丰富》（湖北襄樊卷 阅读，让我 ）
阅读欧阳修，我读出他让人感动的勤奋。他自小在沙滩练字，苦读史书，年纪轻轻便考中进士，可从未放弃勤奋的信念。深夜苦读，手不释卷，即便是意志受挫时，也在书海中寻找快乐。有人曾问，君藏书为万卷，不知读过几本。君曰：“你在我所藏之书中随便挑一本问我，若我没读过的，我就无言面对我的六一居士。”那人专门挑了一本积累许多灰尘的书问他，他对答如流，丝毫不差。阅读欧阳修，我明白了做人当勤奋的道理。
【点评】选材典型，语言简洁，升华自然。
3.《穿越千年的足迹》 （辽宁盘锦卷 话题“足迹”）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在中国，很少有人不知道这句话。
可是，很少有人能理解欧阳修在***治上失意、仕途上落魄的境地下，却发出了这样与众不同的声音。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丝毫的怨天尤人，嗟叹世事；在这里，只有太守与宾客觥筹交错，“众宾欢也”，“太守醉也”；在这里，“禽鸟知山林之乐”，游人“从太守游而乐”……在这里，我们眼前的醉翁是那么可爱，那么让人尊敬，他用自己的酣醉之态为我们诠释了“与民同乐”的真正内涵。
欧阳修给滁州留下的绝不仅仅是一座名列“天下第一亭”的亭子，更留下了滁州百姓的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留下了《醉翁亭记》这篇千古雄文。如今，醉翁亭在琅琊山间屹立了近一千年，太守与宾客的欢声笑语依然在山边回荡。
欧阳修苦读篇2
关键词：欧阳修 《南阳县君谢氏墓志铭》 悲情
欧阳修的《南阳县君谢氏墓志铭》，文章声情并茂，读来感人至深。准确说来，这只是在墓志铭前面的一段相当于“序引”的文字，交代了欧阳修为谢氏写作墓志铭的原因。所以，与其说这篇文言文的作者是欧阳修，不如说是梅圣俞，是梅圣俞心声、情感的表露。梅圣俞请欧阳修给谢氏作墓志铭，欧阳修起初并不答应，文中有言为证：“丐我以铭而葬焉。予未暇作。”后来，因为被好友的多次恳求打动：“居一岁中，书七八至，未尝不以谢氏铭为言。”因为被好友描述的谢氏的温柔贤淑感动：“谢氏怡然处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饮食器皿，虽不及丰侈，而必精以旨;其衣无故新，而浣濯缝纫必洁以完;所至官舍虽庳陋，而庭宇洒扫必肃以严;其平居语言容止，必怡以和。”最终，欧阳修由衷地感慨“若此，予忍不铭？”
谢氏的美好，打动了文坛巨擘欧阳修，亦深深地打动着自己的爱人，哀恸之情，溢于言表。文中直接表达梅圣俞悲恸之情的词出现了两次，文章开头：“予友宛陵梅圣俞来自吴兴，出其哭内之诗而悲曰”，文章结尾：“庶几以慰其魂，且塞予悲”，首尾呼应，深切表达了梅圣俞深陷悼亡之中，难以自拔的痛苦。
的确，谢氏之于梅圣俞，既是安贫乐道、深明大义的贤内助，又是爱惜文才的人生知己，盛年早逝，当然痛悼不已。可是我们再深入思考一下，梅圣俞仅仅是在痛悼亡妻吗？我们再次细读文本，谢氏的温柔贤惠、深明大义的优秀品质，是处在一个怎样的环境之下才益发凸显出来的呢？文章中梅圣俞一再说：“殓以嫁时之衣，甚矣吾贫可知也。”“吾穷于世久矣……入则见吾妻之怡怡而忘其忧”“其生也迫吾之贫”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彼时的梅圣俞，两字可以概括：“贫”，“穷”！谢氏之可贵，正是因为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才愈发凸显！
到此我们应该可以下结论：文章中梅圣俞一再提及的“悲”，毫无疑问的包含“悼亡之悲”，但是，恐怕远不止悼亡这么简单，其中，应该包含着他自己的生活之贫寒，仕途之穷困，其中尤以后者为重！梅圣俞虽有文才，甚至有欧阳修的大力提拔，可是始终仕途坎坷！这一点，在欧阳修所作的《梅圣俞诗集序》中也有提及：“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仕途的困厄，可以说是梅圣俞一生都难以释怀、不愿对外人道的隐痛！而现在，贤妻的盛年早逝，又让他不得不面对自己且“贫”且“穷”的残酷现实，想来怎不让人潸然泣下，泪涌如泉？
所以，个人以为，这篇文章中一再提及的“悲”，除了深深的悼亡之悲外，更寓含了梅圣俞的身世之悲！前者为明，后者在暗，明暗交织，圣俞之“悲”方显完整，也才更显其千钧之沉！
类似这样的“于悼亡之中寓身世之感”，在古代很多悼亡作品中都有体现。比如，千古闻名的悼亡词――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这里的“尘满面，鬓如霜”，难道只是自然风尘的侵染吗？仅仅只是时间的变化吗？这十年，于苏轼而言，是怎样的十年？是一再被贬的十年！是宦海浮沉的十年！是颠沛坎坷的十年！“尘满面，鬓如霜”的外表之下，是一颗历经苦难、饱经沧桑的心灵！所以，词人感慨“纵使相逢应不识”，既表达了对亡妻的思念，又巧妙地糅入了自己境遇不佳的感慨，表达了作者自己心潮激荡、抑郁不平的情怀。
再如纳兰的悼亡词《沁园春》：“瞬息浮生，薄命如斯，低徊怎忘。”“薄命”这个词在纳兰的悼亡词中出现频率很高，如《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待结个、他生知己。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再如《青衫湿遍・悼亡》“怕幽泉还为我神伤。道书生薄命宜将息，再休耽、怨粉愁香。”词人在感叹妻子薄命的同时，何尝不是哀叹自己的薄命？悼亡，既是痛惜失去的至爱，更是伤悼自己的命运。纳兰留给后世的印象似乎总是那个生于钟鸣鼎食之家，天子近臣，顾自吟唱着风花雪月的爱情诗词的宰相公子。你可知，他也曾少年意气、踌躇满志？他也曾渴望经国治世、一展才华？可最终却被选为内廷侍卫。内廷侍卫是做什么的？扈驾出巡、奉陪狩猎，涂写应制、奉和的官样文章，这样的事情，实在是折煞了那么才华出众的纳兰。对冷酷现实的绝望，使其更觉生之痛苦，只能于悼亡之中，填写一生失意。
欧阳修苦读篇3
关键字：欧阳修；诗歌创作；理论
中***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7-0008-01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今永丰县沙溪人）。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时期***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他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作为宋代诗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文论和创作实绩，对当时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响。欧阳修的诗歌创作的成就为宋代诗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作为诗歌创作风格转型期的重要作家，所以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他的诗歌创作理论主张。
一、欧阳修的诗歌主张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理论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首先他重视诗歌创作与现实的关系，注重社会现实对于诗人和诗歌创作的影响。他继承了汉代司马迁“发愤著书”和唐代韩愈“不平则鸣”的创作观念。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欧阳修说：
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一段话，说明了社会现实、诗人、诗歌三者的关系――社会现实影响着诗人的内心世界，而诗人的内心世界则通过诗歌呈现出来。所谓“穷”，就是人生道路上的坎坷不得志、个体生命得不到自我实现，以及由此激发起来的感愤郁积之情。他认为“不得施于世者”的“忧思感愤”，发诸笔端，能够写出好的诗歌。@种主张，欧阳修在《薛简肃公文集序》中也有说明：
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在@里不仅肯定了诗歌应有充实的思想内容（极于精思），而且还指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应是以情感（感激发愤）为主导。
欧阳修在重视诗歌现实性的同时，还十分看重诗歌的感染力，他曾经在《试笔》中说：
余尝爱“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则天寒岁暮风凄木落羁旅之愁，如身履之；至其曰：“野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则风酣日煦、万物骀荡，天人之意，相与融怡。读之使人欣然感觉。谓此四句，可以座变寒暑；诗之为巧，尤画工小笔尔。以此知文章与造化争巧，可也。
他爱“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是因为它能把“天寒岁暮风凄木落羁旅之愁”要准确生动地传达给读者，能使读者“如身履之”，而“野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两句，则能把读者置于“风酣日煦、万物骀荡，天人之意，相与融怡”的意境中（读之使人钦然感觉）。他认为@种具有能使读者“座变寒暑”的艺术感染力诗歌可以“与造化争巧”。
与此同时欧阳修还强调诗人应有较高的审美修养。他与梅尧臣有着相同的美学追求。何谓“难写之景”？不同的审美观照者对于相同的景物会产生不同的审美感受，因为审美的对象实际上是“人的自然化”，是人的内心世界外化于物，是人的本质在外物上的投射。难写之景正在于诗人对外界的微妙感受，并要能够把此微妙的感受准确地传递给读者，“作者会其心，览者会其意”。
在诗歌的语言上，欧阳修反对晦涩险奇，主***易，反对语僻难晓。既不是排斥使用“故事”，也不主张因求平易使用浅俗可笑的俚俗语言。他所主张的语言上的平易在于不刻意造作、为奇为怪，而是要求诗的语言能够充分表现诗人的情感，能够使所发表的议论、所抒发的情志便于读者易知易懂、新切平易。
当我们论说道欧阳修的诗歌主张时，不能不提到他的《六一诗话》。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是中国最早的诗话。对诗话@种形式，郭绍虞在《宋诗话辑佚・序》中曾指出：“在轻松的笔调中间，不妨蕴藏着主要的理论；在严正的批评下，却多少带些诙谐的成分。”对于《六一诗话》正可@样看。应该说，他以随笔漫话的形式，辨流派，论风格，讲述作家故事，评论作家作品。“论辞则杂举隽语，论事则泛述闻见”，其中二十八条，互不相关，形式较为自由，却体现了他的诗歌主张。@种形式，对于中国诗话之发展确有开创之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当书一笔。
欧阳修苦读篇4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他出生于穷苦农家，四岁父亲去世，因家贫没有钱上学读书，母亲郑氏以荻画地，教他识字。凭借着聪颖的天资和无比的勤奋，少年时期欧阳修的诗文已经可比成人的老成练达，并在天圣八年鱼跃龙门，考中进士，从此踏上大宋的***治舞台，开始了他从***、为官、治学的一生。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时，官至枢密副使、参知***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从***期间曾经多次被贬，欧阳修的足迹踏遍了大宋的美丽河山。
欧阳修是大宋杰出的***治家，他站在改革的前沿，高瞻远瞩，胸怀坦荡，为大宋***治清明付出了艰苦努力。欧阳修对当时经济、***治和***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有较清醒的认识，主张除积弊、行宽简、务农节用，是庆历新***的热心设计者和积极参与者。
庆历新***失败后，范仲淹被贬饶州，欧阳修等人被逐。当时，朝廷上下那些反对者，把推行庆历新***的改革派称为“***人”，一时间，朋***之论纷起。欧阳修认为这是有意陷害贤良之举，便写了文词铿锵、辩说有力的《朋***论》予以回击。文中指出：“小人无朋，惟君子有之”，因为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货财，即使他们暂时引以为朋，也是假的，一旦利益冲突，立即翻脸不认人；君子则不然，他们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因此能做到同心共济，终始如一。欧阳修因此建言，皇上“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这样，“则天下治矣”。《朋***论》一文，让后人看到了欧阳修作为***治家的铮铮风骨，虽是一个平易文静的士子，风姿洒脱而又刚硬如剑，嫉恶如仇而又怒目拍案。
因为多次被贬为地方官，欧阳修有着丰富的主***地方的经历。作为官员的欧阳修，以民为本，仁厚施***，为官一处，造福一方，堪为大宋的优秀公仆。景佑三年，欧阳修被贬为夷陵县令。他上任伊始，便下了一番狠功夫，整顿县衙吏治，健全规章制度。数月以后，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此后，从庆历五年到至和元年，欧阳修先后出任滁州、扬州、颖州、应天府等地方官，辗转四方，蹉跎十年。
在滁州任上，欧阳修初步形成了宽简的执***风格。所谓宽简，就是宽容和简化，办事遵循人情事理，不为博取声誉，只求把事情办好就行。这是他一生为***的风格。他后来曾权知开封府，前任是有名的“铁面老包”，即包拯，威严无比；而他则持以宽简，办事往往不动声色，同样把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清朝时，有人曾将他与包拯相比较，在开封府衙东西侧各树一座牌坊，一边写着“包严”，一边写着“欧宽”。在当时，欧阳修这种不侵扰民，不摆花架子，不追求赫赫声誉的执***风格，就已经受到郡民的普遍欢迎。
***务之余，欧阳修常常徜徉于山水之间，融化于云雾之中，成了山里的一缕云，云里的一线泉，草上的一粒露，成了山水真正的一部分。当他拿起笔来，人间的美景和情感便被无数后人仰慕。尽管身处江湖之远，欧阳修照样从容自在，就如他的《浪淘沙》所写的那样：“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作为文坛领袖，欧阳修意气风发，挥斥方遒，大刀阔斧地整顿文风，推行诗新运动，奠定了大宋三百年的平实文风。少年时，欧阳修偶得《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北宋诗新运动播下了种子。
嘉祐二年，欧阳修以翰林学士的身份，主持进士考试。这个来之不易的绝好机会，让欧阳修得以实施自己整顿文风的设想。宋初以来，文坛承袭五代余风，骈俪盛行，文风艳冶，华而不实，那种格调不高，内容空洞，华丽空虚的文风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社会风气。在这次科举考试中，欧阳修以文风平淡作为取士标准，凡是语言险怪无病的，一律黜落不取。登第名单发榜后，原先中选呼声最高的几乎全部落榜，中第的都是文风平易的无名之辈。顿时，社会舆论哗然，风波骤起。落第举子们不但围攻和辱骂上朝途中的欧阳修，甚至还有人撰写《祭欧阳修文》，扔进他的住宅，诅咒他早死。然而，欧阳修大义凛然，不为所动，坚持打击文坛华而不实的不正文风，终于使“太学体”等销声匿迹，平易朴实的一代文风逐渐形成。
欧阳修本人的性格平淡自然，无论是壮志未酬，流落山野之侧，还是踌躇满志，位居庙堂之高，他从来不改其从容宽厚、率真自然的个性，“出门尽垂柳，信步即名园”的日子过得愉悦悠闲。就如他的词《朝中措》所写：“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樽前看取衰翁。”
作为一代儒宗，欧阳修的胸怀宽广似海，不遗余力地提携后进。凡是欧阳修认同的文人，看好的才子，他都为他们提供机会，让他们崭露头角。因为欧阳修的春风化雨，小心呵护，终于造就了大宋一批绝世才华，成就了一个文章盛世。王安石、曾巩、苏氏三父子等一个个文化硕儒，在他的扶持下，迈步文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苏辙在文章中说，眉山偏僻，从不知文化为何物，到了汴京，见到欧阳修，才知道斯文之气，聚之于此。一代文豪苏轼，谈及这位知己兼恩师，更是赞佩备至：“欧阳子，今之韩愈也。” 宋人文章中，更是赞誉其为一代文宗，风华绝代。
欧阳修真诚地对待后辈，如雨润苗，如露洒草，既没有文人相轻，更没有妒嫉眼红。这是大宋的幸运，这是那批初露头角的文人的幸运，这更是中华文脉的幸运。这种高风亮节的名师风采，千余年来，有几人可与比肩？
欧阳修的文章独步当世，名垂千古，人们把欧阳修等六人和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并称为“唐宋家”。作为一代文化大家，欧阳修喜欢收集金石文字，还开创了文人书法的先河。欧阳修迷恋书法，其书法著称于世。朱熹评论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为了使书法活动更趋生活化，他将专门练书的行为改为随意作日记的行为，并言平日所记。欧阳修的书法生活化观念，乃“文人书法”之滥觞，由于他的影响，宋代行书手札尺牍非常兴盛。人们将书法与书家的知识修养和为人品格联系起来，进而形成了品评书法的一条重要标尺——“书卷气”。
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他写作《六一居士传》曰：“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於其间，是为六一。”欧阳修用琴棋书画石诠释了他精彩的一生，这种潇洒雅郑的风度为后世读书人无比追慕。
作为宋词大家，欧阳修还在宋代的词坛上占了一席重要的位置。他创作了很多词，集于《六一词》一卷中，主要内容仍是恋情相思、离情别绪、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并善于以清新疏淡的笔触写景。如《采桑子》十三首，描绘颍州西湖的自然之美，写得恬静、澄澈，富有情韵，宛如一幅幅淡雅的山水画。欧阳修偏重抒情的词，更是婉曲缠绵，情深语切，让人读之难忘。如他的《生查子》一文，“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简练而婉约，历经千年而传诵。欧阳修的一些词写感情，往往是情深意长，含蓄蕴藉，给人以新颖别致的感觉，如他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如果说，从***，做官，革新，是他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追逐，那么，醉心山水，从容自然，则是欧阳修卓然个性的体现。漂泊在大宋的大地上，欧阳修的目光永远是清澈的，他看到的是美丽的风景线，别人也把他当成风景来欣赏，就如他被人称道的《踏莎行》：
欧阳修苦读篇5
［关键词］欧阳修；治学品格；学人素质
在我国文化学术史上，北宋欧阳修是一位光耀当代文坛、泽及后人的巨匠大师。他不仅是中国名垂千古的文学家、史学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影响还远及邻国外域。早在14世纪，日本、朝鲜就开始翻译、学习他的文章，到了19世纪后期，其诗文中的名篇先后被译成英、德、法等国文字，在世界文坛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欧阳修卓而不群的文化学术建树是与他终生养成的治学品格息息相关的。今天，我们研究和学习他的优良治学品格，不仅对提升学人素质、净化文化学术环境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促进学术交流亦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试对欧阳修的治学品格略谈一二。
一、积学固本，夯实成才立业的基础
欧阳修一生服膺儒道，始终把先秦元典时期的儒家学说视为安身立命、实现生命价值的航标。时人推许他“尊崇元圣”，“识远才长，文高行洁。笃于信道，不读非圣之书”［1］，他的治学态度、治学品格就是仰此滋育而成的。那么，他是如何构建深厚坚实的学业根基的呢？欧阳修有过很多的言说，这里主要提及两点。
第一，树立明确的进德修业的方向，不为世俗名利所左右。欧阳修认为，要使文道远播千古，必须从脚下的修道、传道开始，修圣人之身，做圣人之事，即立德、立志，再做人、做官，只有这样，才能熔铸不朽的文章，也就是说，完美地做人做事是为文立言的根本。他认为，做学问的大忌是赶时髦、追时尚、沽名钓誉。他说，自三代、秦、汉以来，著书立说之士不可胜数，“而散亡磨灭，百不一二存焉”。欧阳修称他们“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2］。所以，文章只有附丽于高尚的情操之上，才能传之后世。他还强调，做学问虽然不同于做官，但也要有气节，进不为喜，退不为惧，不畏权势所动，不为世俗名利所惑。正因他坚持传播圣人之道，倡导健康向上的文风，从而使孔、孟以来儒家所建立的人文传统得以发扬光大。
第二，刻苦读书、孜孜不倦，功到自然成。当今学术大家季羡林说：“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发扬前人的智慧。”［3］说起读书，欧阳修谈及三点，其一是遍览极富价值的儒家经典之作，并以其精髓充实头脑，提升做人的素质。他强调，对具有核心价值的经典之作要细细咀嚼消化，使其转化为读者自身的东西，只有这样，才会产生为事的实际功效。其二是持之以恒。在他看来，读书自学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跋涉过程，要屏弃虚浮与焦躁。他曾作了一首《读书》诗，篇内形象地描述了治学的情状：“正经首唐虞，伪说起秦汉。篇章与句读，解诂及笺传。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断。初如两***交，乘胜方酣战。当其旗鼓催，不觉人马汗。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4］在他看来，读书是寂寞的，又是快乐的。思索的触角总是在篇章与句读间徘徊，在解诂与笺传中漫游，治学者沉浸其间，如游高山大川，美景无限。看到各种学术观点交叉碰撞，如两***较量、是非相攻，勇断取舍，乘胜追击，那种美妙的感觉真是“至哉天下乐”。经历了这样的求索，自然能如愿以偿，不断收取每个阶段的成果。其三是积极切磋交流，博采众长，不断提高治学效用。古代《学记》向学子敲过“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5］的警钟。欧阳修记取前人的治学经验，认为置身于广博无际的学海中，要获取真知灼见，就必须与他人多交流。否则，就会堵塞了吸纳他人智慧的门径，封闭自我，使自己变得狭隘浅薄、鼠目寸光。他在治学实践中体会到，越是书籍中的精品就越具有创造个性，作为学者必须兼收并蓄，熔为一炉，取精用宏才能争得***的学术地位。要取精用宏就必须博采众长，谦虚恭谨、不耻下问。欧阳修在撰写《新五代史》时，便向“通于星历”的刘曦叟请教过对《钦天历经》的看法。欧阳修偶然机会接触到僧人契嵩的文章，不因他攘佛的思想而鄙薄之，竟与韩琦造访，“与语终日，遂大喜”［6］。欧阳修这种与人为善、律己乐群的品格正是他实现博取于人的保障，他由此而成为士林中的样板。
二、勇于创新，永葆治学的生命力
古往今来，随着社会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人们充分认识到，创新是一切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亦是成就大师巨匠的不竭源泉。北宋时期的欧阳修之所以成为光耀千古的文学巨匠、史学大师和学界泰斗，就是因为他的一生充满创新精神。他以卓越的才华、非凡的胆识、科学的方法，疑古辨伪，自鸣新见，探赜元典真貌，引发新的活力，从而使他成为北宋时代***治和学术创新的一方重镇。我们这里仅探讨他的学术创新方面。
作为一代宗师，欧阳修学术创新思想特征有四：敢疑、善辨、求真、重立。
欧阳修是一位奋发有为、自强不息、渴望建功立业的儒者，而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宋王朝危机四伏的时期。宋朝初年，统治者崇尚无为***治，当时的知识分子，论治则守旧章，论人则循资格，观人则主禄命。欧阳修清醒地看到了这种状况给国家带来的危害，他说：“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偷堕宽驰，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于百职不修，纪纲废坏。时方无事，固未觉其害也。一旦黠寇犯边，兵出无功，而财用空虚，公私困弊，盗贼并起，天下骚然。”［7］这里他特别强调边疆少数民族的崛起对宋朝统治者的威胁，正如他所述，大宋王朝再也不能这样混下去了，唯一的出路就是革故创新。要革故创新就要有理论依据，封建王朝哪里会给改革家名正言顺的创新理论呢？为此，欧阳修举起了疑古辨伪的旗帜。在那个年代，诚如陆游所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8］而欧阳修敢于藐视权威，不惟书、不惟上，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系辞》、《周礼》及《孟子》、《书》、《诗》中的传、注。欧阳修自称是孔子以后两千年来敢于疑古的第一人，他鄙视那些抱残守缺的陋儒、庸儒、曲儒，称他们只知守经以笃信，孰不知他们所顶礼膜拜的圣典，有很大一部分是汉儒之后颠倒是非的无根不实之说，是伪说之乱经也。欧阳修在易学上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十翼》非孔子所作，这些言论成为当时疑古辨伪思潮中引人注目的卓见。对《河***》、《洛书》的真伪他也提出质疑，认为是曲儒们编造出来的。他曾经说过，再有两千年，后人会赞同他的观点，而求真、求实的学风不难问世。除了经学之外，他还对传统的历史观、文坛弊端也大加鞑伐，体现了他对历史与现实多个领域清醒的认识和冷静的思考。
难能可贵的是，欧阳修的敢疑，不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而是以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心、超人的学术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来“辨疑”。欧阳修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学者，他以踏实的学术功底，象一个探矿者，在浩如烟海的经史典籍中跋涉。辨是非，评得失，孰留孰舍，一一辨剖。他以创造性的劳动，成为北宋中期疑古辨伪思潮中无人可敌的伟大旗手，并开一代学术新风。
欧阳修的学术创新还在于他的求真和重立。他力排旧说，对传统的经籍和后儒的传注提出质疑，目的就是重新恢复古代经籍的本来面目，在原点上解读经典，此即求真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他下大力气构建学术体系，匡正学术框架，借以形成新的学术范式，丰富中国文化的学术内容，这就是重立。例如，他以审慎的眼光阐述易学，从《周易》论述自然和社会的变化中，得出了“理”的认识。他说：“物无不变，变无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9］又说：“夫天非不好善，其不胜于人力者，其势之然与？此所谓天人之理，在于《周易》否泰消长之卦。”［10］从天理他又论到人理，正是这些建树，使他成为理学的开渠引水人。在史学方面，欧阳修提出，纲常的变化，是历史兴衰治乱的基本原因，纲常伦理是维系社会安定的根本。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强调统治者要施德***。他说：“自古帝王命之君，非有德不王。”［11］王命受于天，没有德，也不能长治久安。要施德***就要爱民，欧阳修是个不容怀疑的改革家，王安石又是他积极推荐的后辈才俊。但当他看到王安石的改革有损害老百姓利益的地方，他就没有站在王安石一边，这不是什么保守，而是心系百姓。此外，对于大一统、春秋笔法，他也有独到的见解。他主编的《新唐书》和独自撰写的《新五代史》讲求义例，创制新体，对于丰富发展我国封建正史的体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欧阳修的学术研究，坚持求真的原则，致力探求经典本义，他最反对汉唐注疏的穿凿附会。在文学方面，欧阳修也表现出强烈的创新精神。他力矫“西昆”和“太学体”之弊，是宋代诗新的领***人物。他以自己群峰万壑般的文学作品，使宋代的文化艺术视屏更加雄伟壮观。
真正的学术研究是需要一种境界的。欧阳修正是在清雅醇正的境界中，找到了开拓创新的快乐。他的学术追求，极少直接的功利目标。他不畏权威，风节凛然，从革新士风入手，进而革新学术风气，其胸襟和胆识为世人所称道。作为文坛领袖，在他的前后集合了一个新型的士大夫群体，他们旨趣相投，互相砥砺，高标儒家名教，倡导士林君子之说，为当时朝廷人伦道德建设树立风范，进而完成宋代学术创新的历史使命。
三、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为社会现实服务
知行合一、学以致用是读书学习的最高层次和宗旨，先秦元典时期的儒家对此早有见地。荀子依据学用统一的原则，在《劝学》中把“入乎耳，出乎口”等于自己行动不挂钩的学习态度，称为“小人之学”，相反，知行合一则是“君子之学”。欧阳修继承儒家治学传统，把为社会现实服务作为读书治学的价值取向。他曾经说过，文学才艺重在完善自身素质，而***事才能则是将所学服务于社会的本领。欧阳修为社稷天下读书治学的思想十分明确，而且在士林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其特别值得称道的有两点。
其一，冒难而进的实践勇气和坚韧执着的作风。欧阳修接受荀子天人观的理论，面对真宗朝伪造“天书”、假托“符瑞”，狂热煽扬谶纬迷信的社会背景，以及理学派程颐的“天人无二”之说在学人中颇得认同的情况下，他无所畏惧，在《新五代史·司天考第二》里，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自尧舜三代以来，莫不称天以举事，孔子删诗书不去也，盖圣不绝天于人，亦不以天参人。绝天于人则天道废，以天参人则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12］他用这种进步的天人观，在《新五代史·前蜀世家》中，愤怒揭露了王建父子腐败***权以祥瑞欺世愚民的丑恶伎俩。欧阳修自身的行动更有力地戳穿了祥瑞灾异等歪理邪说的荒谬，如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他写的《答朱寀捕蝗诗》中说：“吾尝捕蝗见其事，较以厉害曾深思，官钱二十买一牛，示以明信民争驰。敛微成众在人力，顷刻露积如京坻。乃知孽虫虽甚众，嫉恶苟锐无难为。”［13］诗中自述其动员组织捕蝗的经历和体会，彰显了人力民气在抗灾斗争中的作用，抒发了破迷信、战天孽的乐观情绪。
欧阳修治学品格所展现的知行合一特征，不只在改造自然界的生产活动中有，在社会***务工作中亦到处可见。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他被任命为权知礼部贡举，他利用终身难逢的主考机会，果敢实施评价文品、人才的新标准，毅然矫革科举之弊，对奇涩险怪的“太学体”一概黜落不取。结果捅了马蜂窝，榜出后，士子惊怒骂街，甚至拦住他上朝的轿子，当面围攻羞辱他，或暗中炮制祭文投入其家，痛加诅咒。欧阳修顶住巨大压力，岿然不动，致使许多颇有作为和建树的学子得以提拔。为肇基文坛新貌、铸就平易自然的宋代文风，开启了不可或缺的机运。可以说，欧阳修言行统一、躬行实践的学者风范，委实是强国、兴国宝贵的人文财富。今天想见其人，仍叫我们肃然起敬。
其二，革弊求强的爱国热忱是其治学品格的底色。作为北宋中期的封建士子，时代向他们提出的历史使命是，疗救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痼疾，富国强兵，扭转天下百弊丛生的局面。欧阳修不愧是中国古代的仁人志士，他敢于面对现实，把自己心系天下兴亡的责任心融入到读书治学的全过程，以致使他留给世人的文章著作，熠熠闪烁着人文精神的光芒。例如，他运用自己阐发的天人观，不避权势，剖析社会矛盾，抨击当权者宰割农民百姓的罪恶。他研讨《易》学，挖掘古籍精蕴，也体现出他为国家革弊致强寻求理论武器的拳拳爱国之心。他面对宋朝兵弱财困、民病***蠹的状况，作诗痛斥统治者苟且偷安，不思进取，诗中说：“天下久无事，人情贵因循。”［14］出于这种正大光明的内心世界，欧阳修不论立朝论奏，还是人际交往互倾情愫，均能胸怀坦荡，直言不讳，刚直不阿。欧阳修的学术追求使我们感受到，当治学品格升华到一种道德超越的境地时，人品、学品和文品所铸就的形象，是多么地高大、洁美与神圣。
联想今日学风的种种怪象，我们倍加敬重欧阳修可贵的治学品格，这是一笔永恒的精神财富，传承下来发扬光大，不断转化成建设先进文化与社会文明的滋养，当代人责无旁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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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苦读篇6
1、但患不读书，不患读书无所用。——朱舜水
2、读书谓已多，抚事知不足。DD王安石
3、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陈善
4、退笔如山起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DD苏轼
5、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
6、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李苦禅
7、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
8、人生在勤，不索何获。——张衡
9、读书之乐乐陶陶，起并明月霜天高。——朱熹
10、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
11、读书如饭，善吃饭者长精神，不善吃者生疾病。——章学诚
12、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朱熹
13、勉之期不止，多获由力耘。——欧阳修
14、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
15、读之以为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读之以友朋，幽忧读之以当金石琴瑟。——尤袤
16、灵魂欲化庄周蝶，只爱书香不爱花。——童铨
17、读书之法无他，惟是笃志虚心，反复详玩，为有功耳。DD朱熹
18、一日不书，百事荒芜。——李诩
19、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苏轼
20、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DD刘知几
21、读书不知味，不如束高阁；蠢鱼尔何如，终日食糟粕。——袁牧
22、读而未晓则思，思而未晓则读。——朱熹
23、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韩愈
24、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朱用纯
25、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
26、读书数万卷，胸中无适主，便如暴。——列子
27、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朱熹
28、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孙洙《唐诗三百首序》
29、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孔子
30、举一而反三，闻一而知十，及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以至于此。DD朱熹
31、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
32、人有坎，失于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颜之推
33、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34、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
35、读书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咀，终不知味也。——朱熹
36、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孔子
37、举一而反三，闻一而知十，及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以至于此。——朱熹
38、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朱熹
39、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
40、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春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苏轼
41、至乐莫如读书，至要莫如教子。——《增广贤文》
42、凡读无益之书，皆是玩物丧志。——王豫
43、人能不食十二日，惟书安可一日无。——陆游
44、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长歌行》
45、读书欲精不欲博，用心欲专不欲杂。——黄庭坚
46、贫寒更须读书，富贵不忘稼穑。——王永彬
47、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岳飞
48、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苏轼
49、年少从他爱梨粟，长成须读五车书。——王安石
50、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
51、磋砣莫遗韶光老，人生惟有读书好。——《宋诗纪要》
52、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其专精。——章学诚
53、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是不济事。DD郑板桥
54、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先于读书。——朱熹
55、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朱熹
56、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蒲松龄
57、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精思子自知。——苏轼
58、学固不在乎读书，然不读书则义理无由明。——朱熹
59、读书不寻思，如迅风飞鸟之过前，响绝影灭，亦不知圣贤所言为何事，要作何用。——薛宣
60、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
61、尽信书，则不如无书。DDD孟子
62、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宪成
63、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
64、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陆游
65、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刘彝
66、读书贵神解，无事守章句。——徐洪钧
67、书读百遍，其义自见。——陈寿
68、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刘向
69、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
70、立志宜思真品格，读书须尽苦功夫。——阮元
71、强学博览，足以通古今。——欧阳修
72、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
73、读书好处心先觉，立雪深时道已传。DD袁枚
74、路漫漫其修道远，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
75、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欧阳修
76、刻苦读书，积累资料，这是治学的基础。DD秦牧
77、读书破万卷，胸中无适主，便如暴富儿，颇为用钱苦。——郑板桥
78、天下事以难而废者十之一，以惰而废者十之九。——颜之推
欧阳修苦读篇7
关键词：自然精工 以文为诗 以议论为诗 以才学为诗
宋代诗风的形成，经历了学习和超越唐诗的过程。欧阳修正处于宋代诗歌风貌成型的前期，他在“唐音”向“宋调”的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先驱作用。欧阳修是古文家，同时又有高深的学问，作诗似乎就自然而然地“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1]（P83）这受了韩愈诗新运动的启发，但他进行北宋诗新运动时并没有生搬硬套，而是把古文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诗歌领域，广采众家之长，提倡自然精工的风格，于平易流畅之中又极富情韵幽折的含蓄之美；于议论中饱含深邃的情理性；以散文的句法入诗，在以文为诗中寄寓浓烈的感情；以才学为诗，彰显其赡博才情。宋人及后人大多数从他自然精工的风格、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角度着手，评价其对宋诗具有开拓性的诗史地位。在他的影响下，宋诗朝平易冲淡、重视理趣、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等特点发展。郭绍虞认为“宋诗之变，始于欧阳修”[2]（P31），可谓的评。欧阳修把“唐音”转向“宋调”的实绩是宋代诗风转捩革新的标志。
一、平易自然和精致工巧的互融
宋初诗歌沿晚唐五代之习，有白体、西昆体、晚唐体，其中以西昆体的影响最大。欧阳修继承韩愈的诗新运动，始以平易疏畅之辞、劲健真挚之意，矫西昆浮艳雕饰、情辞相背的倾向，呈现出自然精工的审美风格。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云：“欧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其诗多平易疏畅，律诗意所到处，虽语有不伦，亦不复问。”[3]（P146）叶梦得认为欧公作诗一反西昆体雕润密丽、情辞相背的陋习，专注诗歌的气韵和风格，故欧诗具有平易自然和精致工巧的特征。虽用意精深、诗律精工，但是却表现出不露斧凿之痕的平易疏畅之风，在平直中又不乏见其清新巧丽、思深意高。但魏泰在《临汉隐居诗话》中论其诗“才力敏迈，句亦清健，但恨其少余味尔。”认为其轻快疏畅而缺乏含蓄蕴藉，往往缺少诗味余韵。欧公却认为诗文意含蓄但要着意余味。据《苕溪渔隐丛话》引《西清诗话》，他曾对人说：“‘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若无下句，则上句不见佳处。并读之，便觉精神顿出。文意难评如此，要当着意详味之耳。”[3]（P210）可见欧诗虽然平直古淡、平易疏畅，看起来不见佳处，但是深入研读却能感受到其精心安排和深厚的情感蕴藉。试看于平直中不乏清新巧丽的《戏答元珍》：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
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
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
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4]（P427）
此诗乃景v四年（1037）春欧阳修贬谪夷陵时的赠答友人诗。题目冠以“戏”字，是声明此篇不过是游戏之作，其实正是他受贬后***治上失意的掩饰之辞。诗题中“戏”字诙谐幽默，但是却是蕴藉深厚独具匠心。诗作起句不凡，下面又环环相扣。首句用“疑”字领起发问造成二月山花未开的原因。语言浅切自然，不见妙处，但是诗人用设问自问自答让人眼前一亮，引起读者的惊异之情，故方回评论此句为“未见奇妙，若可惊异”[5]（P199）。随后诗人用白描叙写残雪久压枝条上的橘子却耐寒不凋，响雷惊动竹笋破土而出抽发嫩芽。此处暗指诗人虽然身处逆境但是却像冬橘和笋芽一样意志坚定，生命力顽强。“夜闻归雁”二句，诗人在大雁归来、病魔缠身中产生了客子迁谪山乡的思乡之悲。尾联则是全诗的升华语，诗人自解早年作客洛阳，熟稔洛阳牡丹。宽慰自己虽然今日山城野花虽晚，但全不在意，结句极见胸次之旷达。故陈衍在《宋诗精华录》说：“结韵用高一层意。”，表现出诗人谪居山乡的自解宽慰之意。
此诗以浅切自然语言写景述怀，浅近而深远。全诗构思精巧，写得很有讲究。诗句结构关系衔接紧密，意脉完足，圆润流畅。故方回《瀛奎律髓》说：“以后句句有味。”[5]（P199）唐人律诗常用平列的意象、断续或跳跃的衔接，欧阳修则崇尚将八句诗构成流动而连贯的句脉，审美体验的日常化、平常化，这无疑是唐诗之后的一条新路，也是欧阳修把唐诗风味转向宋诗格调的“学唐为宋”的典范。欧阳修与文人连环酬唱，它将诗歌题材引向咏物娱乐，引向通俗化、生活化，引向表现士大夫的人文精神及文化人格，最终成为宋调鲜明特色。
二、以文为诗的散文化
冠为“宋代韩愈”的欧阳修继承了韩愈诗歌散文化的特点。他把散文的章法、句法大量运用到诗歌中来。方东树所云“欧公作诗，全在用古文章法。如此，则小才亦有把鼻涂辙可寻”[7]（P275）这一方面是受了李白和韩愈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为了纠正西昆体过于雕琢华丽的诗风。在欧阳修的倡导和影响下，宋诗出现了散文化的革新特征。从诗体的发展进程来看，其实是一种进步。因为散文句式写到诗里来，诗人可以更自由地挥写，更淋漓地表达自己的感情。用得不好，可能会损害诗歌的声律之美；但运用适当，兼顾韵律，却可以扩大诗歌的容量。钱钟书说欧阳修“一方面想保存唐人定下来的形式，一方面使这些形式具有弹性，可以比较的畅所欲言而不致于削足适履似的牺牲了内容。希望诗歌不丧失整齐的体裁而能接近散文那样的流动潇洒的风格”[9]（P39）。欧阳修的一些长篇歌行冲破了形式格律的束缚，使用散文句式，如和王安石《明妃曲》作组诗《和王介甫明妃曲二首》中的第一首：
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
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
谁将汉女嫁胡儿，风沙无情面如玉。
身行不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
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
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
汉宫争按新声谱，遗恨已深声更苦。
纤纤女手生洞房，学得琵琶不下堂。
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4]（P1589）
开头二句用类似散文的诗语破空而来，欧公改变诗歌沿袭已久二二三的节拍和句脉，以二三二开头，并用七言和四言混用，是典型的散文句法。用“以”和“为”的虚词使句意表达平易流畅。诗人用散文笔法，平铺直叙胡人骑马射猎的生活状况。诗句接着用质问的口吻发问是谁把“面如玉”的昭君远嫁胡人，昭君在远嫁途中竟然不能遇见故人，只能独自在马上自弹相思盼归之曲。足见明妃远嫁胡人颠沛流离的流落之苦。“玉颜”句以下平铺直叙述说人是由汉入胡，乐曲则又由胡来汉。由胡地叙述起，由汉地叙终，如此往复叙述，突出胡汉之异。句式中的二二三、二一二二节拍交错并行，运用“却”“已”转折连词来叙述昭君和亲远嫁之悲。诗中使用散文化的句式和虚词，不仅有利于诗人“意”的直陈，而且给诗歌带来更多的韵律节奏变化。诗人把统治者无能以和亲求苟安的悲剧寓于从容委婉的叙述，平易晓畅的语言和清晰自然的层次转接之中，反衬出对历史悲剧的深沉感喟。
宋诗的新变，最为直观的表现就是诗体向散文的位移。宋人针对“以文为诗”的争议与分歧往往以欧诗为评价对象。如《隐居诗话》曰：“至如永叔之诗，才力敏迈，句亦健美，但恨其少余味耳。”[3]（P210）陈善亦曰：“（欧）公能变国朝文格，而不能变诗格。及荆公、苏、黄辈出，然而诗格遂极于高古。”[8]（P10）钱钟书亦对欧阳修散文化不甚成功的诗指出批评：“写出来的不是摆脱了形式整齐的束缚的诗歌，而是还未摆脱押韵的牵累的散文。”[9]（P39）《雪浪斋日记》以为欧公诗“只欲平易”“未尽妙”[3]（P208）胡仔却肯定欧公开拓宋诗道路的创新精神，曰：“欧公作诗，盖欲自出胸臆，不肯蹈袭前人，亦其才高，故不见牵强之迹耳。”[3]（P168）
三、以议论为诗的情理性
被学界公认的宋诗特点：“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沧浪诗话》）以议论为诗，是宋诗最基本的特色，也是欧阳修诗作中最常见的特点。叶梦得一方面在赞扬欧诗平易疏畅之风时，另一方面也否定其以议论为诗中随意发露、无所节制的特点。评价其诗“律诗意所到处，虽语有不伦，亦不复问。而学之者往往遂失于快直，倾锏光蓿无复余地。然公诗好处，岂专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诗：“玉颜自昔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此是两段大议论，而抑扬曲折，发见于七字之中，婉丽雄胜，字字不失相对，虽昆体之工者，亦未易比。言所会处，如是乃为至到。”[3]（P146）由于欧公在诗律用意方面精工深刻，但其诗却囿于不伦而不加删改，发露幽情一泻而下而失于全盘发露，他以议论为诗的倾向也已露宋诗之态。叶梦得认为欧阳修的此论并非单纯的议论，而是抑扬曲折、切中时弊又蕴含着浓烈的感情。如欧阳修作于嘉v四年的***治抒情诗《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韩内翰》：
故乡飞鸟尚啁啾，何况悲笳出塞愁。
青冢埋魂知不返，翠崖遗迹为谁留。
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
行路至今空叹息，岩花涧草自春秋。[4]（P1598）
唐代崇徽公主在大历四年远嫁回纥时，途经灵石，以手掌托石壁，遂留下手迹，后世称为手痕碑。碑上刻下唐人李山甫《阴地关崇徽公主手迹》诗。韩绛依韵唱和之作不存，欧诗即和韩绛之作。颈联“玉颜自昔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是以议论为诗，而且被朱熹高扬为一等高论。朱熹《朱子语类》云：“欧公文字锋刃利，文字好，尝有诗云：‘玉颜自昔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以诗言之，是第一等好诗！以议论言之，是第一等议论！”[6]（P334）诗人悲伤唐崇徽公主和亲远嫁的不幸身世，愤慨这既是红颜薄命的不幸，更是朝廷当权者软弱无能的悲哀。诗人借古讽今，对赵宋王朝以和亲求苟安的屈辱外交极为不满，却又无力改变，只能以激愤的议论婉转讽刺当朝统治者。诗中情与思、理与趣完美结合，感情跌宕而意境浑成，哲理机趣中显现绵密诗思。
在欧阳修以议论为诗的作品中，有一些以诗论诗的作品也将情思与理性结合，如《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盘车***》等，对梅尧臣的诗歌创作进行了评论。以诗论诗始于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宋代开此风气的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欧公云：“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苏豪以气轹，举世徒惊骇。梅穷独我知，古货今难卖。’”[3]（P267）这些评论精炼准确，情理结合。欧阳修在宋初诗人跳不出晚唐圈子的时候，首先发现并大力肯定苏、梅诗风新貌，而感叹时人对他们还不理解。欧阳修表现出既赏苏之豪健雄放，又爱梅之平淡深远，这就表现出欧阳修对苏梅异样之美的赏析能力。
四、以才学为诗的创新性
欧阳修的诗歌不专主一家兼取众长，从学韩愈李白到渐渐法杜，学韩李宗杜子既有韩李似的雄健豪放，又有杜甫似的沉郁感慨。他的早期诗歌受西昆体影响呈现绵丽温婉的风格，后来力黔西昆体之弊，提倡流畅洒脱、情韵曲折的诗风。欧阳修作诗追求格调高而命意深，以赡博的学问和高明的见识去纠正晚唐五代以来的浅薄和卑俗。因此欧诗呈现温润藻丽的风格特征。《陈辅之诗话》云：“楚老云：‘欧诗如玉烛。’叶致远曰：‘得非四时皆是和气，满幅俱同流水乎？’”[6]（P70）王安石、叶致远道出了欧诗平易流畅、温润秀洁的审美特征。蔡绦《蔡百衲诗评》也评道：“欧阳公诗温丽沉稳，自是学者所宗。”可见当时欧诗温润藻丽、精工沉稳的诗风备受时人追捧。自他以后，以见识和学问标榜成为一代风气，卑俗的诗格成为众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大忌，宋诗的书卷气便越来越浓郁。加上宋代礼遇文人重视学术文化的风气，使得很多博学之士的作品中出现了以才学为诗、风格繁缛、用意深曲等种种现象。宋人以才学为诗，主要体现在用典方面。文士们在作品中用典，是为了让读者更深刻更丰富地体会自己所要表达的内容。欧阳修的以才学为诗并不是故意炫博、用意深曲，而是敏思才情和幽微深邃情感的直接显露。他有时通过“已故为新”的手段巧妙地表达反常人的“胸臆语”。
花光浓烂柳轻明，酌酒花前送我行。
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5]（P900）
《别滁》首句写景，点明送行时间。本应是花开浓艳、春光灿烂的“花浓光烂”的正常语序，但作者却把“花浓光烂”倒装成“花光浓烂”，这不是作者在卖弄技巧，而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花和光既浓又烂，突出山花烂漫、春光融融的乐景。这里重在突显送别时的乐景来照应后文流露出离别的伤感之情。次句叙写滁州民众在花前酌酒为这位贤德太守举杯践行的场景，表达滁州吏民对欧阳太守的款款深情。作者虽处逆境贬谪之中，但是生性旷达，自得其乐。在滁州饮酒作乐倘徉山水之间，不知不觉在与民同乐中度过了两年多的任期。突然要调任前往扬州，因此发出了“莫教弦管作离声”的安慰语。钱钟书说：“这两句可以说是唐人张谓《送卢举使河源》里：‘长路关山何日尽，满堂丝管为君愁’；武元衡《酬裴起居》：‘况是池塘风雨夜，不堪弦管尽离声。’白居易《及第后归觐》：‘轩车动行色，丝管举离声。’，等等的翻案。”[10]（P45）欧诗后两句似从以上诸诗化出，但反用其意，是以才学为诗的实绩。可见诗人饱读前人之诗汲取古人语言资源，然后妙手生新后化为己出。
欧阳修认为作诗力求达到“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六一诗话》）的境界，认为好诗要“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开宋诗生新之风，被叶燮认为“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原诗》）。欧阳修把“唐音”转向“宋调”的实绩是宋代诗风转捩革新的标志，是把宋诗推向“学唐为宋”平台的典范。
注释：
[1]张鸣：《宋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2]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4]欧阳修：《欧阳修诗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
[5]方回：《瀛奎律髓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6]洪本健：《欧阳修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
[7]方东树：《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欧阳修苦读篇8
关键词：“穷者之诗” 欧阳修 “多余人”
“多余人”形象是19世纪俄国文学的一道风景线，是没落贵族最后的美的结晶，是文学史上经典的小人物形象系列。国内对俄国“多余人”形象的经典表述大多基于阶级论，他们是当时俄国社会一个游离群体的自白，有助于分析19世纪俄国社会和文化氛围。然而“多余人”形象作为成系列的小说形象流传下来，说明它们不仅具有深广的社会意义，也有保障其生命力的审美性。
从效果上讲，多余人形象产生的阅读感受是内苦外甜的，本质是苦涩的，与中国宋诗有相通之处。解释宋诗创作、审美特征的诗论中，“穷而后工”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种，上溯可至西汉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后经唐·韩愈阐发为“不平则鸣”，并首次提出“穷者”如孟郊“愁思之声要妙”“穷苦之言易好”（韩愈《荆潭唱和诗序》），将作家失意的人生阅历与心理失衡作为重要的诗歌资源提出。入宋后，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了“穷而后工”，指出诗人的“穷”与诗歌的“工”的关系，亦即***与诗背道而驰的现象，士人首选***治上的成就，不得遂退而为诗。至此穷工理论还是一种创作论，此后欧阳修再提出了“穷者之诗”，将之转化为诗歌风格的讨论。可见“多余人”（尽管只是文学虚构的“人”）与孟郊、梅尧臣之类的“穷者”有着共通点：***治失意又满腔***治热情与才华。“多余人”靠被展示在小说上的虚构人生发声，“穷者”在诗歌里抒发真情实感，两种声音引起了相近的审美感受。
一、“多余人”审美性的结构分析
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梅圣俞诗集序》）
据欧阳修，“穷者之诗”作为一种诗歌风格类型包括四个特点：“不得志”且“穷之久”的身世之感；“将老”的忧患心态；“徒发”感叹之言的徒劳和迷惘情绪；以及世人喜见的“工”的形式。前三者是诗歌的内在精神，基调是灰色的，情感深沉而抱负广大。“穷者之诗”的外在却显现为“虫鱼物类，羁愁感叹”的小题材和形式的精工细琢。
且不说内里如何，奥涅金（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毕巧林（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罗亭（屠格涅夫《罗亭》）甚至奥勃洛摩夫（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等多余人，表面看上去十分符合众望：生活无忧，无繁重劳动折磨身心。奥涅金的日常生活就是进出各种宴会，参加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奥勃洛摩夫懒得打理财产，却不妨碍他每天醒了便睡、睡了便醒地混日子。他们都正直青壮年时期，大多风度十足，甚得佳人垂青，又有才华与社会改良理想，使生活中的清闲、华贵上升为品位与典雅。侃侃而谈的罗亭是沙龙才子，奥勃洛摩夫也有一颗感性的艺术之心，因而最受朋友喜爱。这样的日子无疑带着一种人工的、引起强烈愉悦感的优美。“多余人”的生存形式远离原始强力的威胁，也没有骤然性的灾厄，是一种能耽于“虫鱼物类”的小日子。
然而“多余人”与“穷者”一样遭遇了现实失败，注定了这类形象包含了与“穷者”们相似的内在精神，即使他们的经历是文学虚构的。
首先，他们一样“不得志”。罗亭劝服贵族放弃农奴制不成，毕巧林自恃有才却被置于社会边缘，“多余人”在不同程度上咀嚼着自我与社会的落差。值得注意的是，“多余人”对自我和社会一般都有较明确的高期望值，虽然未必都和“穷者”同调，将自我定位为成功***治家。“多余人”形象暗示了一个难题：理想主义者的现实困境。这个无解之题使“多余人”形象饱含理想与现实冲撞的身世之感。
此外，“多余人”保持着一种更广泛的忧患感。若道宋诗人的忧患感主要来自个体生命时间的有限，“多余人”感受到的压力则更显迫切：整个贵族阶层“将老”，后者代表他们的身份地位、习见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形式。来自外部的民主思潮正冲击着旧的体制，年轻贵族开始自觉老朽。俄国的“世纪病”是迟来的：19世纪中后期的俄国知识分子正经历着19世纪初弥漫西欧的精神氛围。身
其中的“多余人”们之所以多余，正是因为既不能漠然埋葬生养他们的阶层，亦不能沉浸在旧日梦幻中忽视所有隐忧。奥涅金对贵族繁琐的礼仪、无聊的交际活动感到厌烦，但离开社交活动却又不知该做什么。罗亭依赖沙龙进行游说，而沙龙完全是贵族文化土壤中生息的。
伴随忧患心态而来的是无所适从的茫然感。虽然法国骚塞所谓“世纪病”更多的是出于对内在生命之思考而不是对外在社会之应对，却十分贴切地概括了19世纪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情绪：
总之，当今之世，它把过去同未来分割开来，它既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又仿佛既似过去又似未来。在这个世界上，你每迈一步，都不知走在破土待发的种子上，还是走在旧事物的残骸上。
“多余人”长期思想挣扎，尽管构想了前进的道路，他们却难以弄清这种努力是否合宜。再加上努力大多失败，他们自身也习惯了这样的结果，乃至无法采取行动。奥勃洛摩夫受奥尔迦启发，尝试投入生活，然而他的心态依然不能清爽，尔虞我诈的贵族们依然没有带给他任何值得期待的***景。当努力失效后，奥勃洛摩夫又开始退缩回慵懒贵族的壳里，陷入彻底的怀疑主义。和“多余人”相比“穷者”却是多劳的，孟郊和梅尧臣都是丰产诗人，他们预感到文学创作无法赢得真正想要的***治声望，却因为找不到别的道路，只能投身其中，期待曲线救国出现奇迹。“多余人”的迷惘情绪建立在对结果的怀疑上，“穷者”则明知结果而实施着徒劳行为，但双方面对人生都深感迷惘。
可见，“多余人”形象同样内含“穷者之诗”的三种灰色调情感。尽管形成的原因、成分比例有所不同，但相似的经历带来了相似的情感。双方的内在精神从个体生命思考辐射到社会人生，最后在应对这些矛盾时产生了在积极与消极间游走的情绪。身世之感、“将老”忧患、徒劳和迷惘情绪是内在递进的，三者一体构成了“多余人”和“穷者”的内在精神。“多余人”形象由此获得了与“穷者之诗”相似的意蕴。 “多余人”形象的诗意不但体现在内在精神的深刻与层次性上，更体现在其内外对照形成的张力中。“穷者之诗”一大魅力正在于形式之“工”。“工”在中国诗学中独具意义，较早见于南朝沈约的声律论，与“拙”相对，专指诗歌合律、声调圆美，后兼指对偶恰当，宋诗学中的“工”侧重用事与押韵。总之“工”是一个较偏重诗歌形式美的审美范畴。欧阳修“穷”“工”并提，是协调诗歌内涵与形式的尝试。再者，欧阳修的穷工结合是有层次和先后的。先穷而后工，外工而内穷，有着以外衬内、显隐相映的不对称结构。“穷者之诗”事实上是糖衣苦药，穷工是在一种层次分明的结构模式中统合到一起的。这种严格的规定性也反映了欧阳修的“穷者之诗”不在通论诗歌美的领域，而是对某种诗美类型的探究。
“多余人”形象结构与“穷者之诗”相似，其审美性也是内外失衡的复合。从形象结构讲，内在精神的苦涩与外在生活的精致形成对比，内在的苦涩存在感强烈压过了表面精美带来的愉悦感。从接受角度讲，像奥涅金——出场就吸引了达吉安娜的目光，在小说中“多余人”的出场往往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使得读者在读到其失意人生时产生心理落差，加强了这类形象的苦涩意味。若使用中国古典美学的术语来概括之，像是以外衬内、显隐相映更能概括这种审美效果，外显的是“工”、精美与愉悦，内隐“穷”、失意与凄凉，最终突出的是隐的方面，构成一种“苦涩”的审美风格。“多余人”的诗意是“穷者之诗”式的。
二、“多余人”审美性的心理分析
从外部研究的角度探讨“多余人”形象的成果，普遍倾向将“多余人”的苦闷归因于隐性的阶级矛盾。这样的结论解释了“多余人”连连碰壁的现实原因，但用以分析“多余人”形象的美感来源却显得局限。“多余人”的灰色内在为何显得具有美感？小说形象的各种结构性要素是如何组合为一并产生审美性的？恐怕不能仅仅靠社会分析来解答。说到底，说明为什么“多余人”“穷”与说明“多余人”之穷为何是“美”的，并不是一回事。
在小说文本中，“多余人”的穷途与产生苦闷的心理动因是同时呈现的，小说同时完成了制造“现实事件”和呈现心理动因的任务，后者隐含在前者中，并为前者提供合法性。现实中理论总结往往在现象后，但“穷工”理论的提出中这种时差并不大：孟郊与韩愈、梅尧臣与欧阳修，都是代表性作家搭配一个同时代的、私交密切的
批评家。“穷而后工”作为创作现象与理论爆发几乎同步行进，说明“穷工”问题是当时的热点，“穷工”理论提出的背景和动因便值得重视。为何是宋人发现了“穷者之诗”的美？
宋是理学的时代，也是文人为***热情高涨的时代，唐时提出的文道关系逐渐发展成视文为“戏”，程颐甚至认为“作文害道”。欧阳修作为一名文学家，观点没有道学家们激进，但他早年也认为诗歌占据士人从***时间：“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甚者至弃百事而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欧阳修《答吴允秀才书》）当为文与为***产生冲突，他还是倾向于为***（或为儒家之道）。将***治失意归罪于诗，事实上是“穷而后工”的一种逆向思维：因为***治失意有助于写出好诗，那么在写好诗上浪费时间就是妨害***治活动。至此，“穷而后工”变成了“诗能穷人”，欧阳修诗论中本就包含这种可逆的逻辑，就像“多余人”优渥余裕的生活妨害了他们思想的进一步升华，把他们牢牢地牵制于贵族的阵营里一样。诗能否穷尽人的精力乃至妨害正道，随着道学热成为了一个关系诗歌地位的重大问题。
维护诗歌的文学家与抨击诗歌的道学家，还有些立场不稳、喜欢文学的道学家，尽管阵营不能机械区分，但这个问题还是引起了争论。苏轼在《答陈师仲书》中就记录了这位后学坚持“诗不能穷人”的事情：“诗能穷人，所从来尚矣，而于轼特甚。今足下独不信，建言诗不能穷人，为之益力，其诗日已工，其穷殆未可量。”就此，苏轼写下了自己对这场争论的诊断：“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云能穷人者固缪，云不能穷人者，亦未免有意于畏穷也。”
这句话很好地为诗能否穷人之争画上句号：它尖锐地指出了，不论是何种立场，执着于“穷工”理论者都抱持着“畏穷”心理。不论是深困于***治漩涡中的道学者，还是主张闭门不仕作诗的穷酸文人，都是计议穷达、畏惧***治穷途的人。“穷者之诗”苦涩的内在精神实质上
是源自这种恐惧心理。对宋儒来说从***之道是可见的，但他们一来担心成为“穷者”会带来现实经济和社会地位下降，二来一旦选择入仕，就断绝了成为隐士的退路——穷而后隐，并非合符文人气节的佳话。宋儒是输不起的，因为一旦成为“穷者”就等同宣告了人生失败。
与“穷者之诗”有着相似审美特征的“多余人”形象，有着同样的心理根源。诚然，“多余人”都是受过西方形而上学熏陶的知识分子，但奥勃洛摩夫之所以只知睡觉而搁置自己勾勒出的宏大计划，更多是出于现实考量，出于一种畏惧心理选择了退缩。困难是多源的：来自内部的作为个体的渺小之感、对自身阶层的眷恋；来自外部有时代“将老”的忧患；面对压力产生了退缩与迷惘：担心一切努力将是徒劳，浪费时间后人生走入穷途，一无所获。“多余人”面对来自时代、来自自身的多种困难，高压下易产生恐惧畏难的情绪。表面上他们有资本自视甚高，实际上这种内外反差更加大了他们的冒险活动及需要承担的风险。他们将失去的不仅仅是理想，还有就是现在看来依然让人钦羡的优渥生活，正如出仕就必须放弃作为隐士的名节一样，接触下层人民就意味着抛弃一部分旧贵族的利益。《罗亭》的结局也许更能说明问题，成为***旗手的罗亭最终死在战场上，并非是壮烈的而是卑微的，他的死被淹没于壮大历史的潮流中，他的声音不被重视，也没起什么作用。这样的结局与身为沙龙才子的形象大相抵触，而这卑下的结局尚且建立在失去光辉的外在之上，更何况他们期待的成功呢？可见代价之大。如此一来，外在的精美，以及它们引起的愉悦感也成为了“畏穷”之因，被紧紧统合在灰色调的“畏穷”心理中。越是紧抱形式上的“工”就越“畏穷”，而内在之“穷”则散发出更多的苦涩味。“畏穷”心理催化了小说形象美感的生成：它使多余人不对称的内在与外在合理地黏合在一起，不仅不显得突兀，反而加深了形象的厚度。
作为小说形象的“多余人”是可以分析的：他们有内外层次、有较固定的故事模式、有显见的审美特征，是一种文学虚构形式。但同时他们也是内外统一的、人性化的整体：虽然有可信度极高的心理动因为支撑，行为中显示出合理性，并且内涵有着相当的厚度。就像第一个“多余人”形象奥涅金来自诗体小说所揭示的：解读这一形象系列，我们不仅能得到一个时代的文化信息，更能得到宛如宋诗般的美感。“多余人”形象是诗意的
。
“多余人”形象对我国现代小说的创作也影响颇深，以郁达夫《沉沦》为首，中国小说中的“零余者”虽说不完全是“多余人”的翻版，却受之影响。影响郁达夫创作的是俄国小说形象而非其他西欧国家的世纪病儿，这不仅因两国地缘靠近，而且还有社会形态接近等等原因，也许是因为“多余人”的审美特征是诗性的，而且与我国传统文人精神十分相合。正因如此，“穷工”理论在分析“多余人”形象上颇为有效：能回归文学本位的分析，揭示“多余人”形象的结构和心理特征，同时也为中国文论提供了一个舶来的范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穷而后工”理论的内涵与批评应用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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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苦读篇9
一、宋诗风格的形成
宋诗的沿革起自“西昆体”（宋初诗坛上声势最盛的一个诗歌流派，因《西昆酬唱集》而得名，其诗人中成就较高的有杨亿、刘筠、钱惟演。它是晚唐五代诗风的延续，大多师法李商隐诗的雕润密丽、音调铿锵，呈现出整饬、典丽的艺术特征），但该体末期已流于极端曼丽浮艳，到梅尧臣、苏舜钦始为一变；因此，梅尧臣的成就在于摒弃“西昆体”末期的流弊，提倡《诗经》的传统，以“平淡”“古硬”“散文化”的风格影响后来的诗人，为宋诗大家的崛起铺就了一条道路。
与“梅苏”同时代的欧阳修便深受其影响，但成就远超二人，与王安石“两峰并峙”；此后，天纵奇才的苏轼横空出世，宋诗在他与黄庭坚的手中，方才“自出己意”“唐人之风变矣”（严羽《沧浪诗话》）。如果以黄庭坚的卒年（公元1105年，徽宗崇宁四年）为结束，宋诗则经过了145年的磨砺，才铸成了独特的风格。
二、梅尧臣诗风浅说
“梅苏”之前，与“西昆”末流对立的“革新派”还有王禹偁、林逋等著名诗人，但他们大多孤立，缺少师友标榜。梅尧臣则有一个毕生互为唱和的诗友欧阳修，欧阳修后来成为文坛宗主，他对梅诗极其推崇，遂使梅诗声名远播，享有盛誉。“平淡”“古硬”的评语，最早实出自欧阳氏，亦深得梅尧臣本人的赞同。
“平淡”是梅尧臣诗艺追求的境界之一，诗集中多有论及，如“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依韵和晏相公》，作于1046年，仁宗庆历六年，时45岁），“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杜挺之忽来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辄书一时之语以奉呈》，作于1056年，仁宗至和三年，时55岁）。从所举两例可以看出，尧臣十年苦心，求索“平淡”；又从“稍欲到”至“唯造难”，可略窥其中艰辛。
所谓“平淡”，用梅尧臣自己的话说，是为“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言），“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陈师道《后山诗话》引梅言）。综合起来看，则为以平实之语描摹生动之事物，生发意趣。同时，梅尧臣为人孤僻寡和，仕途上潦倒落拓，但又为国势积弱、友人倾轧于***争而悲愤，诗作中常饱含深沉激愤的感情，这在其平正的诗风下，非更加注重炼字锻意不能表达，于是又形成了精警峭拔的风貌，此即为“古硬”。
梅尧臣是个多产的诗人，遗留诗歌2800多首，存稿自30岁始（1031年，仁宗天圣九年）。起先，他任河南县主簿，身赴洛阳，深受当时西京留守、“西昆体”代表诗人钱惟演的影响，从晚唐体入手，创作了一些“清丽”的诗歌，题材多以宴游聚会为主。例如《岭云》诗：“片雨过青天，山云归绝岭。林际隐微虹，溪中落行影。还看陇首飞，复爱山间静。”此诗清新流畅，自然工稳，遣词下字不事藻饰，其实流露出了平淡风格的迹象。欧阳修说：“其初喜为清丽间肆平淡”，实在是很恰当的评价。另外，“西昆体”领***人物培养了“革新派”的重要代表，看似无法理解，实可知真正的大诗人自可绝缘于当时之浮弊。
33岁（1034年，仁宗景祐元年）之后，北宋诗新浪潮渐盛；诗人又应进士举下第，以德兴县令知建德县事，宦途遭遇打击；再经历与妻兄兼挚友谢绛分别、钱惟演逝世等痛心之事，梅尧臣的诗歌创作逐步发生转变。作品中开始多见***治诗、民间疾苦诗和日常琐事诗，如当年所作《田家》诗：“南山尝种豆，碎英落风雨。空收一束萁，无物充煎釜。”将农民的困苦生活刻画得细致入微。之后，又有1036年（仁宗景祐三年）的《猛虎行》，诗言“当途食人肉，所获乃堂堂。食人既我分，安得为不祥”，以此讽刺当朝宰相吕夷简贬斥范仲淹、欧阳修、尹洙等人的行径。
进而，在此后几年的创作中，梅诗真正转向了“平淡”和“古硬”。
三、梅诗《重送》赏析
梅尧臣在1040年（仁宗宝元三年，时39岁）有五言古诗《重送》，赠与赴任武当都监的友人李康伯，诗云：“得朋如得宝，何恨相知晚，旧友贵来疏，嗟君行复远。秋城隔寒水，驿路入苍巘，古情深不深，所祝加餐饭。”此诗平白如话，却不俚俗，其实需要非常高超的写作技巧。
开篇两句言诗人与李康伯志同道合。“朋”字应着重理解其志行相投之意，如《论语》所说：“有朋自远方来”。正因梅、李引为同类，故能相知。此处用“得宝”类比“得朋”，突出了品性投合的朋友之间互相激赏的喜悦之情，反用“相知恨晚”，使得诗意新颖，引人注目。
三、四句写出了友情的可贵之处。感情深厚的老朋友，不会因为长久不见而疏离，因为老友总是交心者，为人不变，则情谊弥厚，这着实是一种可贵的品质，梅诗称“贵来疏”，可谓得了友情的“真髓”。然而，“来疏”不等于“不见”，李康伯赴远任职，以后恐怕见面的机会极为稀少了，则传达出作者惜别的痛苦，诗意转而又深一层。这两句不尽的言外之意，值得读者一再体会。
五、六句写送别场景，辽远冷清，回首秋色中的故城被寒水阻断，友人远去的驿路直入重山，使读者顿生孤寂之感。
七、八句写诗人与朋友话别的内容，仅有“加餐饭”之类保重身体的叮嘱，并无宦游顺遂等祝愿，在诗人看来，这正是古朴深厚的感情。从中也体现出梅尧臣对个人***治生活的失望。
此诗浅白质朴，可贵之处在于用字精到。如“疏”与“远”，是虚实相对，声情并茂。“隔”与“入”，则寒水是横亘于人与城之间，而驿路大体是纵向地通向重山，一横一纵便将送别的空间扩大了，完美地衬托了诗人寂寥忧郁的情怀。
另外应当注意，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曾这样评论梅诗：“尽翻科臼，蹈厉发扬，才力体制，非不高于前人，而渊涵渟滀之趣，无复存矣。”《重送》正有这样的毛病，它的言外之意偏向于哲理，如“朋”字的选用，如三、四句在送别的情境下加入对友情的哲思。结句却把意思说得太实太满，和中国古典诗歌的一般技法很不相同。也就是说，梅诗在意境的营造和抒情上，缺少了一些诗趣，这也是宋诗的一个特点。
欧阳修苦读篇10
书，如甘露，滋润我的心田，让我卸下心灵的重荷。
书，似浓茶，苦而微甘，让我留恋于美的享受之中。
书，像明灯，驱散我心中的阴霾，引导我走出愚昧。
漫漫人生路，书香伴我行。培根说：“读书给人以乐趣，给人以光彩，给人以才干。”陆游说：“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欧阳修说：“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
可见，书的魅力是永远璀璨的，不然，哪会有孔子的韦编三绝？哪会有苏秦的悬梁刺股？哪会有匡衡的凿壁偷光？哪会有欧阳修的以荻画地？
开卷必定有益，闭之索然无味，书带给了我快乐和充实。无书则虚，失书则悲，书成为了我的精神支柱。
书同时也是有吸引力的，不然，***哪会“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一日不读”的感慨。海伦·凯勒也难免不发出“一本书像一艘船，带领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生活的无限广阔的海洋”的赞叹。
关羽的戒子书里这么几个自：读书好，读好书，好读书。当一部《哈利·波特》迎我们而来时许多同龄人就将世界的文学巨著抛却于九霄云外了，而倾向于消遣消极的小说杂志。看来世人的读书品味降低了，但读书的人多了----我不由得想起了五四运动的白话文与文言文的斗争。
读书，像严冬中遇见了炭火。
读书，像迷途中遇到了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