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主持人
于述胜,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学术史研究。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宣传出版委员会副主任,《教育学报》执行主编,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常务理事。
《读经明理》专栏前言
自“轴心时代”起,哲学即在人生对话中开启。它展现的正是哲学本义: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不必高视“会友”“辅仁”之事,它其实就是读经典之书、明人生之理,增进人生智慧、提升人生境界,转化和完善人之世界观,让人过上有意义的幸福生活。
宋代书院讲学,被后人视为书院精神之代表。其书院是有共同信仰的学者们的生活共同体:在特定师者引领下,学者们以经典为论题,切问近思,以明人生之道。《论语》《孟子》式的对话,亦因以复兴。朱子复修白鹿洞书院,其觅旧址、建黉舍、立学规之功固不可没,而其以讲学为生命、“一日不讲学,则惕然以为忧”之精神,尤当为今人所效法。
1912年初,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了包括***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感教育、世界观教育等在内的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其所谓“世界观教育”,其实就是传统的意义之学,是通过哲学进行的关于精神自由的教育。可惜的是,随后举行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所制定的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和***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删除了“世界观教育”这一要目,从制度上切断了教育与人的精神自由之密切关联。自是以降,尽性成德之教为成材之教所涵盖,人生意义之学为知识技能之学所笼罩。经学被拆分到哲学、文学或史学中,而后者则变成了大学里的高头讲章。韩愈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百余年来,“道”日不见重,“业”日向利而行,“解惑”亦日与人生疏远,沦为解考题之用。如此,则知愈博而惑愈甚。其为教为学,不亦悖乎?
所幸天运往还,周而复始。儒、道之学复起,求道之人日众。吾等沐浴此风,不甘以经学为讲章、以经籍为举业。遂以QQ为平台,法古人“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举,游走于经籍与人生之场,切问而近思,读经以明理,以收进德修业之效。“读经明理”栏目中的文章,即是选取平日交流中的若干论题加工而成。每篇文章涉及中华经典中的一两句名言。人们虽或习知其言,但未必皆能通透其理。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们先列师者与学者往复问答之语,最后用证学韵语诗加以总结。所以要这样做,乃因答问循序渐进,易于理会,而诗言韵语有助于牢记。
总之,我们为“读经明理”栏目之初衷,乃在于先求打通自家心结,再与教育界的朋友们相参互明。文中若有荒谬不伦之处,还请朋友们不吝赐教,正所谓“非我而当者,吾师也”。
学者问:《论语》开篇即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相示。可我从小学到现在,天天上学读书,不仅难得其乐,反倒常觉其苦,真可谓“不亦苦乎”!
师对曰:说说看,你所学何事,又为何而学?
学者问:我们学的是法定教材,为的是得个好成绩,将来考个好大学,大学毕业找个好工作。古言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莫非读书本来就是一件苦事?等做了“人上人”才能尽享快乐?
师者曰:难怪你常觉其苦,且不解孔夫子为学之乐。
孔子这里所说的“学”,当然包含着学习知识与技能,但其要义不在于此。对于此“学”,古人或以“学道”“学做人”“明人伦”,或以“修身之学”“义理之学”“尽性之学”名之,不一而足。
学者叹曰:唉!一听到“学道”之类的大字眼,我就头大脑昏,觉得太高了,望尘莫及。
师者亦叹:唉!“道”字本无玄妙处。我辈一头扎进功利场,遂小视、贱视了自己,顿觉“道”字高妙无比,不可企及。
孔夫子不是说过“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①吗?所谓“道”,就是人生日用的道儿与理儿。人莫不有父子、兄弟、朋友之伦,也就莫不有其道。做父母有父母之道,做子女有子女之道……故孟子说庠序学校“皆所以明人伦”②,而《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人能自尽其道,则仰无愧于天、俯不怍于地,无往而不自得;人人各尽其道,则人我和谐,事业同襄共成。天下之乐,孰大于此?
学者复问:由此说来,“学”即学做人。那么,“习”的要义是什么?就是“复习”或“练习”?
师者答曰:学做人必展开于日常生活中,与日用常行相隔绝,学做人就成了一句空话。其“习”乃实践、实行义,即在日用中学做人。所以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③。”曾子每日三省其身,其中就有“传不习乎”④,即师者教人,必先将其欲传之道践之于行、体之于身、验之于心,不能只作口耳讲说之用。中国现代教育家陶行知倡言“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就深受这一思想传统浸润,有孔孟思想的影子。
古人解经,必通训诂,必贯经传。不通训诂,则肆为臆说、游谈无根;不贯经传,则一叶遮目、不识大体。清儒***龄认为:“学而时习之”的“学”字是名词而非动词。这一分疏极其重要。如果“学”是动词,“学”和“习”就成了先后相继、彼此***的两种行为,容易被理解成知识技能的学与习(练习、熟习)。如果把“学”看成名词,则“学”就在“习”中、在日用常行之中,离开了“习”便无所谓“学”了。至于“时”字,则是“以时”且“时时”之义,所重在把握习行的时机。
还需说明的是:《论语》是反映孔子与学生相互切磋、解答人生困惑的记录,跟现今以课堂为中心的书本知识教学,语境颇为不同。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今人每以其“解惑”为解算术、物理、语文题,不知人家首先要解的,是人生之惑。知识技能的学习若不本于解人生之惑,而是与解人生之惑相分离甚至于对立,则知愈多而惑愈甚,其为教为学,不亦悖乎!
学者问:如此说来,知识技能的教学是否就可有可无了?学道与学知识技能是什么关系?
师者曰:怎么可以说学知识技能可有可无?孔子不是也说过“依于仁,游于艺”⑤吗?
“学道”是获得人生的意义。说一个人得“道”,就意味着他或她找到了自己的生命和生活节奏,能自己领着自己往前走,《中庸》所谓“道者,自道也”。不仅如此,他自己的节奏与他人、世界的节奏还相互契合,人们同歌共舞,这就是孔子所谓的“成于乐”之境。
进入了这种状态,就是“依于仁”。这个“仁”字,不能理解为一个外在的、对象化的东西,它就是一个人尽其日用常行之道后,所获得满足感、充实感和安定感。我读《论语》这段话,脑海里总浮现着一个生机盎然的生活场景:一个小孩子依偎在妈妈的身旁,神定气闲,有了“在家中”的意义感,整个世界焕发着意义之光。于是,家中之事都是他的事儿,他对家中之事充满了好奇,什么都想学一学、动一动――妈妈包饺子,他也要包饺子;妈妈扫地,他也要扫地……这就是“游于艺”。“艺”就是知识技能。在孔子那个时代,“艺”主要指礼、乐、射、御、书、数等实用知识、技能。
学习知识技能,当然要用来解决当前和未来生活中的问题。一个人步入社会以后,知识技能可以帮助我们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获得自己的职业。但是,对于青少儿来说,学习知识技能,首先不是为了谋职业、找饭碗,而是启迪智慧,打开人进入世界的各扇窗口。知识技能会因时代变化而陈旧,但人如果有了智慧,就能顺应时代变化,在变化中学习,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因而生生不穷。故学“道”、启迪智慧是本,属于内在而绝对的价值;拿文凭、找工作是末,属于外在而相对的价值。就像树木生长,要让它开好花、结好果,就要深植其根。学习知识技能也要固其智慧之本。这样做,就是务本,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⑥。如果不务本,从入学那一天起,双眼紧紧盯在得高分、考好大学、找好工作上,道未得、慧不开,将来虽得高位重利也不见得守得住――当了高官,锒铛入狱;发了大财,挥霍一空。正所谓“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⑦。
说到底,“学道”就是如今“素质教育”的要义所在――“素质”者,生命之底子也。这个底子越厚、越广,人生之路越充满光明和希望。
学者曰:师傅今天真是解了我的大惑,也让我浮想联翩:原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与“依于仁,游于艺”是一体相连的!
师者曰:确实如此。
“游于艺”的“游”字很有深意、值得讲求。所谓“游”,就是用心于所做、所学之事而又能超脱之,有游动空间、能自由发挥。就像小孩子跟着妈妈包饺子不是为了吃饺子,跟着妈妈扫地不是为了完成任务,他已经超越了外在的功利性目标,完全为自己所正在做的事情所吸引,身心一如、物我一体。他是在一种轻松自由的心境中学事习艺。故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⑧“知之者”还与所做之事相互外在,“好之者”已能在情感的投入中使物与己相互接近,而“乐之者”已使己与物融为一体。“艺”而能“游”,它已由技术上升为艺术。仁与艺一依一游、相互兴发,“学”与“乐”也难分难解:学即乐,乐即学。这是创造性的生活状态,也是创造性的学习状态:新新不已,乐在其中!
我想,《论语》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开篇,不用陈述句,也不用祈使句,却只用反问句,真是意趣非凡!它让一位已得为学至乐的人现身说法,而让学者们证而会之:“我觉得学而时习之真是一种莫大的快乐呀!君以为如何?”
学者曰:弟子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明代有个思想家、教育家,名叫王艮(1483―1541),是王阳明的大弟子。他写过一首非常著名的《乐学歌》,颇合《论语》首章之义:
乐学歌
人心本自乐,自将私心缚。
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
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
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
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
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
乐是学,学是乐。
於乎!天下之乐,何如此学?
天下之学,何如此乐?
注释:
①《论语・阳货》。
②《孟子・滕文公上》。
③④⑥《论语・学而》。
⑤《论语・泰伯》。
⑦《礼记・大学》。
⑧《论语・雍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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