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集序原文10篇

兰亭集序原文篇1

王羲之和《兰亭集序》

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时任右***将***、会稽内史的大书法家王羲之邀请谢安、孙绰等41位文人雅士欢聚,他们列坐于兰渚上环曲的小溪两侧,将酒觞置于清流之上,任其逐流漂浮。大家约定一旦酒觞滞留在谁的面前,就得即兴赋诗一首;诗如不成,则罚酒三觞。在这次雅集中,总共成诗37首,汇集成《兰亭集》。众人共推王羲之为之作序,王羲之趁着酒兴,一气呵成《兰亭集序》,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作者对世事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感慨。序文共28行,324字,字有重复者,书写皆变化不一,精美绝伦。《兰亭集序》被历代书界奉为极品,王羲之因此被后世尊为“书圣”,兰亭也因王羲之独享书坛盛名。

传说王羲之此后曾几次重书《兰亭集序》,但均逊色于原作。所以,集序原稿一直被王羲之视为传家之宝,历经270多年,传至第七代孙智永。智永少年出家无后,去世前将《兰亭集序》传给弟子辨才和尚。辨才将此视为珍宝,藏在寺内屋顶的横梁上,从不示人。唐太宗李世民酷好王羲之书法,并广集其墨迹。为得到《兰亭集序》,他依房玄龄计,派监察御史萧翼假扮书生,到云门寺从辨才手中骗得。辨才失去真迹,非常难过,不到一年就去世了。李世民得《兰亭集序》墨迹,奉为至宝,对着原本,早晚观摩,爱不释手。还命赵模、韩道***、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诸葛贞等人照本钩摹临写,分赐予皇太子、诸王及近臣。民间也广为临摹,当时以“唐人五大摹本”最出名。其中的“定武本”是欧阳询的临本,于北宋宣和年间勾勒上石,因于北宋庆历年间发现于河北定武而得名,是兰亭刻本中最珍贵的版本。唐人五本曾被收入清乾隆内府,后流散四方。虞本、褚本、冯本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定武本和黄绢本现藏博物院。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是中国书法的无双之作,自李世民之后,其真迹一直下落不明。

在兰亭寻访书圣胜迹

1600多年来,兰亭地址几经变迁。现兰亭是明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从宋兰亭遗址天章寺迁移到此。清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康熙御笔《兰亭集序》勒石,上覆以亭;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嘉庆三年(公元1718年)两次重修,此后虽几经兴废,但基本保持了明清时期的建筑格局。

进入兰亭景区,穿过一条石砌小径,迎面是一泓碧水,即为鹅池。池水清碧,白鹅戏水,诉说着当年王羲之爱鹅、养鹅、书鹅的故事。池畔的“鹅池碑亭”,为清同治年间所建。碑上有“鹅池”二字,“鹅”字铁划银钩,传为王羲之亲书;“池”字则是其子王献之补写。一碑二字,父子合璧,成为千古佳话,人称“父子碑”。

过鹅池越三曲桥前行,是兰亭的标志性建筑小兰亭。“兰亭碑亭”始建于清康熙年间,碑上“兰亭”二字为康熙皇帝御笔。虽为一四角形小亭,但名列中国四大名亭之一。兰亭碑在“”时期被砸成4块,上世纪80年代初修复。现碑上“兰”字缺尾,“亭”字缺头。这块残碑,如今已被人摸得光滑发亮。

小兰亭东侧的“流觞亭”,是兰亭的中心。据传说,这里就是当年王羲之、谢安、孙绰等41人聚会之处。流觞亭内陈列着“兰亭修禊***”、“曲水流觞***”及1600多年前的流觞用具复制品。流觞亭前柳树成荫,修竹茂密,平地上一条不起眼的“之”字形弯弯曲曲小水沟,有水从沟里缓缓流过,显现出王羲之所描绘的“曲水流觞”景象:“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

兰亭集序原文篇2

王羲之一生最好的书法,首推【兰亭集序】,是他中年时候的作品。

行草《兰亭集序》被后世书法家誉为“行书第一”。原文: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我们可以把它译为:

    永和九年,岁星在癸丑,三月初三日,我们在会稽郡山阴县的兰亭集会,举行修禊活动。许多著名人士统统来了,年轻的和年长的都聚集在一起。这专访有高峻的山岭,茂盛的树林,外长的竹子,还有澄清的急流在左右映衬环绕,引来作为流觞的曲水。大家依次坐在水边,虽然没有琴、瑟、箫、笛演奏的盛况,但边喝酒边赋诗,也足够畅叙衷情。这一天,天色晴朗,空气清新,和风温暖。抬头看到天空的广阔,低头看到万物的众多,藉此放眼观赏,开畅胸怀,可以尽情享受耳目的乐趣,确实是欢乐的。人与人的相处,时间很短暂。有的把自己的抱负倾吐出来,和朋友在一间房屋里谈论;有的凭借爱好的事物寄托志趣,过着放纵性情的生活。虽然各人谋求的和抛弃的千差万别,性格的安静和浮躁也不一样,可是当他们对接触到的事物感到高兴,被自己暂时取得,就愉快地自满起来,不知道衰老即将来到。等到他们对谋求或者取得的事物已经厌倦了,就随着事物的改变而改变,感慨也随之而来。从前所喜欢的,在极短的时间内已经变为陈旧的事物,还不能不因此而产生感慨。何况寿命长短,跟着自然界变化,终究要走向结束。古人说:“死生也是一件大事啊。”难道不令人悲痛吗!每次我看到从前人产生感慨的原因,同我们好像契约一样相合,没有不对着前人的文章悲伤感叹,可是心里又不明白会这样。本来就知道把死和生看作一样是虚妄的,把长寿和短命看成等同是荒诞的。后来的人看现在,也像现在的人看从前一样,这是多么可悲啊!所以我把与会的人一个一个地记下来,并且把他们所作的诗抄录下来。虽然时代不同,事情也两样,但是人们产生感慨的原因,那情景还是一样的。后代阅读的人,也会对这些诗文有所感慨吧。

《兰亭序》诞生于一次浪漫的聚会。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序》、《临河序》、《禊序》、《禊贴》。属行书法帖。东晋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的时候,王羲之和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聚会“修契”(类似祈服、祭祀),饮酒作诗,汇集后请王羲之作序。正当酒酣意畅之际,王羲之面对良辰美景、高朋挚友,用蚕茧纸、鼠须笔,乘兴写下了这篇“遒媚劲健,绝代更无”的序文。序中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作者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感慨。全篇气韵流畅,字体妍美,很好的表现了春和景明好友相聚时的愉悦之情。

法帖为相传之本,共28行,324字,字字“飘若浮云,娇如遊龙,波谲云诡,变化无穷”,一改汉魏以来质朴稳拙的书风,开妍美流便的先河,其雄秀之气,似出天然。章法、结构、笔法都很完美,是王羲之三十三岁时的得意之作。后人评道“右***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因此,历代书家都推《兰亭》为“行书第一”。存世唐摹墨迹以“神龙本”为最著,唐太宗时冯承素号金印,故称为《兰亭神龙本》,“双钩填廓”,摹写精细,笔法、墨气、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公认为是最好的摹本。郭天赐谓“神龙本”“笔法秀逸,墨彩艳发,奇丽超绝,动心骇目”。石刻首推“定武本”。唐太宗喜欢将这些摹本或石刻摹拓本赐给一些皇族和宠臣,因此当时这种“下真迹一等”的摹本亦“洛阳纸贵”。此外,还有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等名手的临本传世,真迹已绝于世。《兰亭序》表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作者的气度、风神、襟怀、情愫,在这件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古人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堪称绝妙的比喻。

《兰亭序》为文章,语言清新优美。作者用行云流水般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如画的景致:“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畅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这些如诗如歌的语言,几成千古绝唱,吟来如沐春风之清新,似饮甘泉之甜美。

《兰亭序》的意境高远深奥。作者在以轻松的语言描绘过景色之后,语气渐转深沉:“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行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怏然自足,”此后话锋再转:“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此句是该文后半段的点睛之笔,再往后的文字则是此句的展开。自古以来,人们对这段文字的争议颇多,有人认为它反映出王羲之受佛教影响,有厌世思想,也有人认为此段与前文风格不一,怀疑不是王羲之写的。笔者则认为,《兰亭序》通篇的中心思想是以一贯之的。前文状物,后文抒怀,互为铺垫,互为补充,其所要表达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正是由于他看到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所以才“列叙时人,録其所述”,启迪人们珍惜短暂的生命,热爱美好的生活,保持“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遊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的精神状态。这也是《兰亭序》意境的高远深奥之所在。下面做些具体分析:

先来看《兰亭序》的写作目的,修禊事也。修禊是主旨,想到生老病死并不奇怪,并由此触发魏晋以来的玄远尘外之思,因而带有某些悲观情绪。郭沫若说:“王羲之和他的朋友子侄等于三月三日游春,大家高高兴兴地在饮酒赋诗”,不可能产生悲观情绪,而序中的情绪和王羲之倔强性格不合,由此论证《兰亭序》不是王羲之作的。这是把这次出游,看作游春,而忘记了修禊,才产生《兰亭序》伪作的结论。

修禊是古老风俗。殷周以来,巫觋的遗风仍有留传,禊即其一。《周礼·春官》:“女巫掌岁时,祓除衅俗。”由女巫导演,于三月上巳沐浴除灾祈福。汉代应劭的《风俗通义》把禊列为祀典,说:“禊,洁也”。春日万物生长蠢动易生疾病时于水上洗濯防病疗病。《后汉书·礼仪志》即有“祓禊”(祓是古代除灾祈福仪式),此志曰:“是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为大洁。”去宿垢是除去旧病。这里刘昭作注说:“韩诗曰郑国之俗,三月上巳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祓除不祥。”所以后汉祓禊还学古代女巫用香薰花草沐浴,去病患,除鬼魅,作祈禳。而禊的另一说法,挚虞说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所以举行祓禊,因为有灾,洗濯消灾祈福。正是思念消灾祈福,面对灾害病痛鬼怪可能出现的恐惧,忽生老庄齐物论,所以《兰亭序》写“修短随化,终

期于尽。……固知一死生为虚诞”,是可能产生的情绪。

《兰亭序》写“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是在洗濯以后,大伙列坐水畔,随水流放下带羽的酒杯———觞吃酒。像《宋书·礼志》所写“分流行觞,遂成曲水。”依愚见,曲水是人工造成环曲的水沟。从曹魏明帝曹睿于洛阳芳林园天渊池南开始建石砌曲水沟来修禊,成了人工的流杯亭。至今北京***、香山、恭王府和绍兴兰亭众多的流杯亭无一不建成环曲的水沟,即曲水行觞。

关于曲水,《晋书·束传》:“(晋)武帝尝问挚虞三日曲水之义。虞对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为怪,乃招携之水滨洗祓,遂因水以泛觞,其义起此。’帝日‘必如所谈,便非好事。’(束)进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请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羽觞随水波’。”所以曲水行觞还有因欢庆建城成功的意义,只不是修禊罢了。

魏晋时曲水行觞祓禊的风俗很盛行。魏明帝建第一个流杯亭,晋武帝很关切发问如上述。晋怀帝于洛阳天泉池南石沟引御沟水,池西积石为禊堂。东晋海西公也在建康钟山立流杯曲水。而王羲之等会稽山阴兰亭正是行这习俗。因祓禊用水洗濯,必需临河,所以《兰亭序》既称为《禊帖》,也称为《临河序》。两者实为一文有所增减。《临河序》说众人之游,《兰亭序》后段侧重抒写个人的感慨。

因为春日出游,面对风和日丽,溪水潺,万物昭苏重新,游人自然欣悦高兴。只是临河祓禊,洗濯之中,想到病痛等等难免凄戚。如郭沫若所指出同游的“颖川庾蕴的一首五言四句有点消极意味,他的诗是:‘仰怀虚舟说,俯叹世上宾。朝荣虽云乐,多毙理自因。’虽消极而颇达观。但其他二十五人的诗都是乐观的,一点也没有悲观的气息。”

或并非如此。郭沫若还录了王羲之写《兰亭诗》五首之二,说丝毫也看不出有悲观的气氛。但请看其三、其五(此据北京出版社1985年出《兰亭墨迹汇编,唐陆柬之临兰亭诗》):

“猗与二三子,莫匪齐所托。造真探玄根,涉世若过客。前谈非所心,虚室是我宅。

远想千载外,何必谢曩昔。相与无相与,形骸自税落。”(其三)

“合散固其常,修短定无始。造新暂停,以往不再意。于今为神奇,信宿为尘滓。

谁能无此概,散之在推理。言立同不朽,河清非所俟。”(其五)

诗所表现的,生命无常,玄虚为尚,人生如过客,形骸容易散落的思绪和《兰亭序》是一致的。宋代***和元年黄伯思看了柳公权书写兰亭修禊诸人诗,说:“今山阴修禊诸贤诗,……皆寄尚萧远,轶迹尘外。”这说得有道理。应该说《兰亭序》也像这些诗一样表现了由修禊触发的魏晋玄远轶迹尘外的思想。

再看看同去的谢安写的诗:“淳醪陶玄府,兀若游羲唐。万殊混一象,安复觉彭殇。”这表现魏晋玄远,生命无常是明显的。尤其安复觉彭殇。比起王羲之的“齐彭殇为妄作”不是更悲观,走得更远吗?王羲之也有这同样的情绪,悲观的话是:“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但王羲之是正视人生的,以为死生是大事。《兰亭序》通篇着眼在死生两字,这正是修禊祈求的求生避死。王羲之的死生观是“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就比谢安的积极多了。后面说悲夫,也不过着重死生的不同。这又和好玄远谈尚旷达的魏晋思想不同,或有些像郭沫若说的“王羲之的性格是相当倔强的。……他自己是以忧国忧民的志士自居的。”吴楚材的《古文观止》的注释说:“但逸少旷达,故虽苍凉感叹之中,自有无穷逸趣。”《兰亭序》正视死生,正表现王羲之的倔强性格,怎能说是假的呢?

而孙绰的《兰亭后序》:“曜灵促辔,玄景西迈。乐与时过,悲亦系之。往复推移,新故相换。今日之迹,明复陈矣。”郭沫若也说这是《兰亭序》的母胎。这一前一后序,思想又多相同吻合。前、后序思想的吻合又若合符契,表明《兰亭序》不是伪作。

郭沫若在《〈兰亭序〉与老庄思想》又写:“……但感伤悲痛总要有一定的诱因,例如疾病丧亡之类。兰亭修禊,是在暮春游乐,既在饮酒赋诗,又未感时忧国,而却突然以老生常谈的‘死生亦大矣’而悲痛起来,这是无病呻吟的绝顶了。”以为是对能明辨是非、关心民生疾苦、朝***得失的王羲之的过分歪曲。

殊不知修禊正是诱因。修禊时祈告、沐浴正是为了禳除疾病丧亡。此时疾病丧亡威胁的思绪突然袭来,恰好是“死生亦大矣”感伤的来由。暮春出游欣赏大好春景之乐,稍后修禊,俯仰之间已成陈迹。所以感慨系之,悲不自胜是合情理的。大可不必因这份嗟而说缺乏乐观,而说无病呻吟,而说不合作者的倔强性格,因而剥夺了作者的著作权。

《兰亭序》为书法,遒劲飘逸,精美奇妙。《兰亭序》是一座袖珍式的屹立于尺幅之中的辉煌的书艺殿堂。唐太宗赞叹它“点曳之工,裁成之妙”。黄庭坚称扬说:“《兰亭序》草,王右***平生得意书也,反复观之,略无一字一笔,不可人意。”《兰亭序》道媚劲健的用笔美,流贯于每一细部。王羲之智慧之富足,不仅表现在异字异构,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重字的别构上。序中有二十多个“之”字,无一雷同,各具独特的风韵。重字尚有“事”、“为”、“以”、“所”、“欣”、“仰”、“其”、“畅”、“不”、“今”、“揽”、“怀”、“兴”、“后”等,都别出心裁,自成妙构。一般人即便是书法家在写同一个字时其笔法和形态都是相同的。据说当时王羲之喝得醉昏昏的,却欣然提笔一挥而就。他酒醒之后惊奇地发现这17个千姿百态的“之”字真是神啦!并多次复写《兰亭集序》,但怎么也写不出原来那种样子,他终于恍然大悟那是他的智慧和艺术上升到顶峰时刻的作品,此后再也无法复现了。《兰亭序》凡三百二十四字,每一字都被王羲之创造出一个生命的形象,有筋骨血肉完足的丰驱,且赋予各自的秉性、精神、风仪:或坐、或卧、或行、或走、或舞、或歌,虽尺幅之内,群贤毕至,众相毕现。

此帖在技法上,几臻完美。结体欹侧多姿,错落有致,千变万化,曲尽其态,用笔以中锋立骨,侧笔取妍,笔画多露锋,表现细腻,牵丝流畅优美。有时藏蕴含蓄,有时锋芒毕露。尤其是章法,从头至尾,笔意顾盼,朝向偃仰,疏朗通透,形断意连,气韵生动,风神潇洒。

字的结构,体势纵长,左低右高。字的大小相应,长短相间,虚实相生。布局上纵有行,横无列,每行又有摇曳动荡,变化多姿。略剖其横画,则有露锋横、带锋横、垂头横、下挑横、上挑横、并列横等,随手应变。其竖画,则或悬针,或作玉筋,或坠露,或斜竖,或弧竖,或带钩,或曲头,或双杈出锋,或并列,各尽其妙。其点,有斜点、出锋点、曲头点、平点、长点、带钩点、左右点、上下点、两点水、三点水、横三点、带右点等等。其撇,有斜撇、直撇、短撇、平撇、长曲撇、弧撇、回锋撇、带钩撇、曲头撇、并列撇等等。其挑,或短或长,其折,有横折、竖折、斜折。其捺,有斜捺、平捺、回锋捺、带钩捺、长点捺、隼尾捺等。其钩,则有竖钩、竖弯钩、斜钩、横钩、右弯钩、圆曲钩、横折钩、左平钩、回锋减钩。无论横、竖、点、撇、钩、折、捺,真可说极尽用笔使锋之妙。明末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右***《兰亭序》章法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大或小,随手所出,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最难能可贵的是,从《兰亭序》那“不激不厉”的风格中,蕴藏着作者圆熟的笔墨技巧、深厚的传统功力、广博的文化素养和高尚的艺术情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在王羲之的所有作品中,此帖最能显示出他妍美清劲的风格,也招致了王字“女郎气”的非议。

与两汉、西晋相比,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总之,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不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书圣”美誉。他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有的甚至成为绘画的题材。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

《兰亭序》是一个神话。它一问世就光彩照人,一亮相即倾国倾城,一消失则更不可思议了,它竟历经千百年沧桑流传到了今天。关于《兰亭序》,世间流传着形形色色的趣闻逸事。

    号称书法艺术登峰造极的国宝珍品《兰亭集序》是否还在世上,这是国人特别是书法艺术界深切关心的一件大事。关于《兰亭集序》的下落,在史家、书法界以及媒体和网上已有众多的推测和传言,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说法,其一是认为已毁于兵火,不复存在;其二是认为尚在人间。后面这种说法又有三种,即分别认为《兰亭集序》真迹藏于唐太宗昭陵墓内或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墓中的唐高宗棺内、武则天的棺内。传闻最广的就是所谓“唐太宗计取兰亭序”的故事,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但其真伪尚无法证实。

    《兰亭集序》作为传家瑰宝,甚为王羲之及家人所诊视。他自己特别爱重,交付子孙传藏,传至王羲之七世孙智永,无嗣,到他去世时只好把《兰亭集序》传给他的一个热爱书法的弟子辩才,千叮万嘱地把保存和传递家宝的重任托付给辩才。辩才遂将《兰亭集序》藏于庙堂樑上一个秘密的洞穴之中,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当时已到唐太宗时代,唐太宗酷爱王羲之书法,决心要把王羲之的全部真迹特别是《兰亭集序》搞到手。在一次科举考试中,唐太宗发现一份已录取考生肖翼的试卷不仅文才出众而且能写一手漂亮的王体行书,于是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秘密地召见肖翼,经过面试后将自己收藏的两件王羲之真迹交与肖翼,让他以此为诱饵到全国各地去把《兰亭集序》这条“大鱼”钓到手。并当面许诺完成任务后立即点他为状元并封以高官。肖翼受宠若惊,在巨大的名利驱使下,不辞劳苦,走遍全国千山万水去寻找《兰亭集序》真迹。最后来到香火很盛的九华山下,在市镇上摆了一个书画小摊。时间一长他发现一个和尚经常到小摊前看字画,经打听知道这和尚名叫辩才,看样子也是爱好书法的,而且是一位高僧。于是肖翼就有意地去接近他,时间长了两人遂成为好友,经常一起喝酒谈论书法艺术。一次肖翼趁辩才喝醉之际让他看了作为钓饵的两件王羲之真迹,并吹嘘这是当今最好的王羲之珍品,那和尚说“不对,最好的是兰亭集序”。肖翼马上反驳“兰亭集序已毁于兵火,现在只有我这两件才是最好的了”。和尚一不留神脱口就说“不对!最好的在我那里”。这一下肖翼知道“大鱼”已上钩了,剩下来的事就是小心把它拖上岸来。但他装着不相信的样子,于是和尚说“你不信,我带你去看”。肖翼就这样看到了藏在庙堂樑上秘密洞穴中的《兰亭集序》,并判定这确是真迹。但他口头上故意说这是赝品,不过也模仿得能以假乱真,也算是一件珍品吧。接着他又说这个洞穴很保密,要把他自己的两件珍品也放在此处,以免他整天提心吊胆害怕丢失,和尚当然就同意了。此后肖翼经常到庙里和辩才喝酒聊天,愈加亲密无间,并且同其他和尚也都混熟了。一次他打听到辩才外出做法事,认定时机已完全成熟,就借口到庙里取一件上次忘记拿走的东西,其他和尚当然不以为意,任他去取。肖翼就这样窃取了《兰亭集序》瑰宝。临走时还放了一个“烟幕弹”,说“辩才回来后请通知我,以便前来相见”。及至辩才回庙后问及肖翼是否来过,其他和尚告诉他肖翼曾来取过一个包袱,辩才一听心生疑虑,连忙搭梯子去樑上查看,完啦!那里还有东西呢!辩才悔恨交加,悔不该酒后失言,落入圈套,招至大祸,怎能对得起王家列祖列宗啊!一气之下立即昏迷,从梯上摔下地,悲惨地气绝身亡。唐太宗得到《兰亭集序》真迹后,常常“置之座侧,朝夕观览”。并对肖翼大加表扬,亲赐御酒一杯,肖翼受宠若惊,一口喝下肚,他万万没有想到唐太宗为了保守机密,在酒里下了剧毒杀人灭口,肖翼当场毒发身亡。

    据说唐太宗死后本应按其遗嘱将《兰亭集序》放入他的棺中,但他的儿子唐高宗也是一个书法迷,他将《兰亭集序》扣了下来。到后来他死时也立下遗嘱要把他收藏的全部书画包括《兰亭集序》都放入他的棺中,而他的老婆武则天“以其人之道,还施其人之身”又将《兰亭集序》扣了下来。因而后来《兰亭集序》就装入了武则天的棺材。

    这个有声有色的故事如果属实,那么揭开《兰亭集序》下落之谜的关键所在就归结为乾陵的发掘。鉴于乾陵从未被盗过,因而笔者以为找到《兰亭集序》的希望还是较大的。但令人担忧的是,根据考古人员的勘探乾陵有可能已经透水,如果真是这样,墓内文物就将面临“灭顶之灾”,从而亟待抢救。 

王羲之的遗闻趣事还有:有一天清早,王羲之和儿子王献之乘一叶扁舟游历绍兴山水风光,船到县禳村附近,只见岸边有一群白鹅,摇摇摆摆的模样,磨磨蹭蹭的形态。王羲之看得出神,不觉对这群白鹅动了爱慕之情,便想把它买回家去。王羲之询问附近的道士,希望道士能把这群鹅卖给他。道士说:“倘若右***大人想要,就请代我书写一部道家养生修炼的《黄庭经》吧!”王羲之求鹅心切,欣然答应了道士提出的条件。这就是“王羲之书换白鹅”的故事。他认为养鹅不仅可以陶冶情操,还能从鹅的某些体态姿势上领悟到书法执笔,运笔的道理。

    二十岁时,有个太尉郗鉴派人到王导家去选女婿。当时,人们讲究门第等级,门当户对。王导的儿子和侄儿听说太尉家将要来提亲,纷纷乔装打扮,希望被选中。只有王羲之,好像什么也没听到似的,躺在东边的竹榻上一手吃烧饼,一手笔划着衣服。来人回去后,把看到的情况禀报给郗太尉。当他知道东榻上还靠着一个不动声色的王羲之时,不禁拍手赞叹道:这正是我所要的女婿啊!于是郗鉴便把女儿郗浚嫁给了王羲之。这故事便成了“东床”和“令坦”两个典故。

在他身上出现的成语还不只这些,据说有一次,他把字写在木板上,拿给刻字的人照着雕刻,这人用刀削木板,却发现他的笔迹印到木板里面有三分之深。这就是成语“入木三分”的由来。

兰亭集序原文篇3

关键词: 英汉差异;形合;意合;聚集;流散

《兰亭集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序》和《禊贴》,是王羲之为与友人相聚饮酒赋诗所成的诗集作的序文,文章主要记述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并抒写由此而引发的作者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内心感慨。全文朴实清新,不事雕饰,语言用词古雅,清新流畅。作为我国古代散文的一枝奇葩,对《兰亭集序》进行翻译并将其译介到国外也就成为译者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林语堂、

谢百魁、罗经国等翻译家都对《兰亭集序》进行了翻译。

根据严复先生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翻译的第一要旨就是“信”,即译文在内容上要忠于原文。此外,在语体风格、情态色彩等方面也要尽量忠于原文。因此,在翻译《兰亭集序》的时候,笔者也是以此要旨为主要标准,尽量全面准确地探究原文作者的真实意***以及思维逻辑,并以双语转换的各种技巧对译文进行调整、补充,力求使译文能够精确地反映原文意义,同时,也注意不拘泥于原文形式,使译文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而至于“达”和“雅”,由于笔者能力有限,只能尽自己所能对译文进行修饰推敲,并不敢妄言能够达到这两条标准。下面笔者就将从英汉两种语言的几个特点对比的角度来阐述一下自己对《兰亭集序》翻译的几点体悟。

1 意合与形合在《兰亭集序》翻译中的体现

1.1 理论概述

所谓形合,指的是句中的词语或分句之间用语言形式手段(如关联词)连接起来,表达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英语造句常用各种形式手段来连接词、语、分句或从句,注重句子的形式注重完整的句子结构,以形显意。因此,英语造句主要采用行合法。所谓意合,指的是词语或分句之间不用语言形式手段链接,句中的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通过词语或分句的含义表达。含义造句注重隐性连贯,与英语相比,更加注重逻辑事理顺序,注重功能、意义,注重以神统形,因此,汉语造句更重意合,主要采用意合法。《兰亭集序》是典型的古汉语行文,属于意合。因此在《兰亭集序》的英译过程中,必须采用形合法。对于具体句子的翻译,笔者首先要进行逻辑分析、语法分析和文化意象分析,然后再选择适当的方法加以翻译。

1.2 原文中对偶句的翻译。

在《兰亭集序》中,出现了大量的对偶,对照句,这些句式词句整齐、匀称,往往不用关联词;将其翻译成英语的时候就要注意形合,借助各种连接手段来表达。如原文中“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一句,笔者译为Looking up to see the infinity of the universe, and down to see the prosperity of things on earth. “仰观” 和“俯察”相对照,因此在翻译中,笔者用了两个表示方向的介词 “up” 和“down”;同时,原句中“宇宙之大”和“品类之盛”是比较明显的并列关系,因此,笔者在英译的过程中添加了“and”这一连词来表达并列关系。再如原文中“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也是一个较明显的对偶句。但这个句子不同之处在于原文中使用了“或”这一虚词,其功能类似于英语中的连接词,但又不完全一样。对于这样的一个句子,由于古汉语单音节词非常多,虽然原文寥寥数字,其内涵却非常丰富,笔者在翻译的时候为保持原文意思不变,也尽量采用了与原文类似的结构,笔者译为“some sit and talk about their ambitions in the intimacy of a room, and some, occupied by what they loved, travel around and live indulgently to express their feelings.”

1.3 四字格的翻译

汉语中的四字格是经过长期锤炼而成的,是社会语言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汉语语库里的一块瑰宝,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智慧,体现了汉语语言的博大精深。四字格一般都有言简意赅,整齐匀称,形象生动的特点。充分体现了汉语偏重意合的特点,因此在翻译是要尽量先理解原文,分析句子的功能、意义。在此基础上,确定句子的结构、形式。如,原文中开篇就可见四字格结构“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此句连用言简意赅,仅用十二个字便清楚的交代了本文的时间,读来朗朗上口,节奏感强烈,翻译时要劲量符合原意和原文言简意赅的特点,因此,笔者将前两个四字格单独译出,第三个“暮春之初”后置到后一句中,这样译文不会显得太过拖沓。译为“It is the ninth year of Yonghe and also the Guichou Year of the sixty-year cycle. We hold a meeting in late spring at Lanting in Shanying County of Kuaiji.” 形合角度看,此译文结构完整,也体现了原文中的时间,地点,人物。又如,“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仅八个字,描述出了当日晚春三月的天气情况,但英语注重形合,注重结构和形式,常常借助连接手段,因此笔者将此句译为“It is a clear day with soothing mild breeze.” 其中运用英语中的形式主语 “it”来表示天气,使句子的结构更加完整,也更加符合英语中对于天气表达的一贯用法。

2 从聚集与流散看《兰亭集序》翻译

英语句子有严谨的主谓结构,主语不可或缺,谓语动词是句子核心,两者协调一致,聚集各种关系网络。这是由逻辑思维方式特点决定的。西方传统思维重视科学、理性,重视分析、实证,具有理性、分析性、实证性等特征。因此,英语句主次分明,层次清楚,严密规范,句式呈“聚集型”。汉语句主谓结构松散。主语形式多样,可用名词、动词、形容词,而且可有可无,还可变换或隐含。谓语也复杂多样,可用动词、名词、形容词;可用一个动词或几个,可是一个单词,也可是多个词组,甚或没有。这是由整体性思维方式特点决定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注重实践经验,整体思考,借助直觉体悟,从整体上模糊地、直接地把握对象的本质和规律。因此汉语句不受形态约束,没有主谓形式一致,句子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和灵活性,句式呈现“流散型”。

文言文,具有丰富情感与意象、词语高度凝练的特质,在保证逻辑关系的前提下,也竭力摆脱着语法的限制,运用汉字句法和词汇上的自由,让其句式呈现灵活多样,词汇灵活多用的情形,以备其意象表达所需。《兰亭集序》正是这类问题的典范,文中出现大量不拘泥于主谓兼备的规则句型,就如:无主语省略句、连动句、倒装句、名词连用法等。相比而言,英语更重视语言形式与功能的不断完善,并认为表达任何思想必须借助清晰合理的词形和语法。因此,利用主谓一致规则、语言形式标记以及词的屈折变化等形式方式表达英语思维就显得格外重要。如:《兰》“永和九年,岁在癸丑……修禊事也。”,这句汉语没有主语,而译文“It is the ninth year of Yonghe and also the Guichou Year of the sixty-year cycle. We hold a meeting in late spring at Lanting in Shanying County of Kuaiji.”,以 “it, we”两个代词作主语。像这种无主句在文中比比皆是,在翻译中都可用逻辑主语做补充。再如“引以为流觞曲水”这一句省掉了主语和介词宾语,即,“(我们/群贤)引(之)为流觞曲水。在翻译时,译者遵从英语注重句子结构完整的原则,将省略的部分尽量补充完整,从而使句子在人称、数、性和意义等方面保持一致,故此句译为 “People used the winding brook for passing the floating cups and sat in order along its banks” 将主语补充为“people”,“引”译为“use” , 同时在 “use”后补充出“之”所指代的“the winding brook”,这样一来,句子的结构显得更加完整。

在《兰亭集序》的翻译之中,笔者体会到在翻译的过程中,要达到严复先生“信,达,雅”的标准对于初学者来讲的确不是容易之事,但在翻译时,尤其是针对文言文的翻译,从理解文章的主要思想,体会作者的意***是做好翻译的首要任务,同时,还要了解中英文各自的语言特点,遵循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并对这两种思维进行合理转换,最终达到“言能尽意、文能达旨”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方婵.从形合与意合谈《兰亭集序》的翻译[J]. 文学教育,2011年03月.

[2] 杨威.从英汉对比角度谈《兰亭集序》中的四字结构的翻译. 剑南文学,2012年.

[3] 刘嫣.浅析英汉思维模式与翻译——看林语堂《兰亭集序》之思考[J].大众文艺,2010年.

兰亭集序原文篇4

论文摘要:《兰亭序》是中国文学玄言体向山水题材转变的重要作品之一。此文情景交融,理趣交辉,从山水之乐转到死生之悲,透射出深层的忧患意识,反映了东晋士人对精神自由的向往和对世道人生的态度。其对后世山水文学、书画创作的思想倾向与审美趣味等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唐太宗对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爱不释手:“尽善尽美……观之不觉其倦,览之莫识其端。”(李世民《王羲之传论》)我们认为,唐太宗不仅是从中国书法艺术形式美的角度去欣赏《兰亭序》的,更是从其文字的山水情怀、生死认识、忧患意识及像外之意等去玩味其中奥妙,并得到无穷审美快感和共鸣的,历代窥得其书法壶奥的帝王和文人莫不如是。《兰亭序》不单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奇葩,亦是山水文学的瑰宝。

《兰亭序》全文324字,后人一般将其分成四个部分,我们姑且全文录于下: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成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晋穆帝永和九年(353)3月3日,时年50岁的王羲之(303—361),和当时的名士谢安、孙绰等42人集会于浙江绍兴西南兰渚山上的兰亭,在宜人的山水中,借修楔之事,饮酒赋诗、挥毫泼墨、抒发幽情,王羲之、谢安等11人成诗各两首,郗昙等15人各成诗一首,共成诗37首,编成《兰亭集》,另外16人作不出诗,各罚酒三觥。“兰亭雅集是书法家、文学家、社会名流的一次盛会。”《兰亭集》作为诗人集团同题作品集,为有史以来录诗数量最大者。《兰亭集序》即为该集所作之序,是王羲之书法代表作,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兰亭因此成为历代书法家的朝圣之地和江南著名园林。从思想上看,全序可分为两部分。一、二段叙暮春兰亭修楔,群贤少长流觞曲水,畅叙幽情、游目骋怀,极山水之乐;三、四段思人俯仰一世,快然自足,却不敌老之将至、情随事迁,感死生之悲,感今昔兴怀,无限怅惘。

一、游目骋怀,极山水之乐

序文前两段写景、抒情,文笔云淡风轻,素雅练达。“暮春之初”一句,让我们联想到《论语》:“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段话几乎可以概括儒家***治、教育和生活的理想境界,无忧无虑、从容不迫、崇尚自然,是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水***融、完全和谐的自由境界。这是孔子最赞同的人生境界:恬淡、宁静,是一种乐境,与其“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之“乐”不谋而合。朱熹评注曾点之境界,说“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朱子《论语集注卷六》)。无疑,王羲之是很赞赏这种境界的,此次“修禊”,就既有“冠者”,如四大家族成员及社会名流;也有“童子”,他的六个儿子(包括幼子王献之)也参与其中,与孔、曾胸次抱负不谋而合。何谓“修楔事也”?“修楔”,又称“祓除”、“祓楔”、“楔事”,早在夏、商开始,�� /> --> �后徙于会稽。见其山水秀润,便有终老之志。兰亭集会以后第二年,他辞官归隐于斯,日日与山水为伴,陶冶性情,澡雪精神,想从徜徉山水中获得宁静、祥和和愉悦。会稽山水,是人们追寻慰藉的一方净土;兰亭集会,是人与自然的交融。作者用最简洁的线条、最精炼的文字、最清淡的语言,描绘了“崇山峻岭”的俊杰、伟岸,“茂林修竹”的静幽、疏朗,“清流激湍”的活泼、清爽。尤其是“映带左右”四字,将“流觞曲水”的自然景观表现得栩栩如生,展现给我们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山水画。何谓“流觞曲水”?有两层含义:其一,指一种特定的文人游戏,即文人雅士坐在弯曲的水流两旁,在上流浮置盛酒的觞,任其飘流而下,觞停在谁的面前,谁就饮酒赋诗。其二,指中国传统园林中专门为举办此种活动而设置的程式化景点。兰亭布局以曲水流觞为中心,四周环绕着鹅池、鹅池亭、流觞亭、小兰亭、玉碑亭、墨华亭、右***祠等,山水自然景观天设可引,清幽的景色吸引爱恋山水的文人聚集于此,在自然之外便多了一层活泼的人文气息。

不分身份尊卑、年龄老幼,均依序舒适地坐在曲水旁边,流觞取乐,虽“无丝竹管弦之盛”,却有大自然的流水声、风声、鸟声等天籁之音伴奏,简朴而又休闲。这显然是道家的一种境界,《老子》四十一章:“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就是指的“元”的大美、形而上的美。丝竹管弦固然能够带给人愉悦的享受,但是心中有音乐的人,无音也一样可以体味到音乐的妙处,而且琴棋书画的美,是相通的。正如,我们欣赏王羲之的书法作品,行云流水间自可感觉其中的节奏,仿佛听见奇妙的音乐从字里行间流溢出来,全身心都得到审美快感,妙不可言。音乐真正的美,在乐外。这一点,生于王羲之死后四年的田园诗人陶渊明(约365-427)也深得其味,萧统《陶渊明传》说:“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渊明自己还留下了令人会心一笑的诗句:“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晋书·陶潜传》)。

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中国的诗歌,几乎都离不了酒,酒有时可以使创作达到一种有如神助的境界,如梦一样,使人获得灵感。王羲之酒醒以后,看自己书写的《兰亭序》亦倍感惊喜,于是多次摹写,却完全不如原文精妙。不禁感慨:“此神助耳,何吾能力致。”山水和流觞,使其书法艺术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发挥。饮一杯酒吟一首诗,这样的生活,是很多文人雅士倍感惬意,且津津乐道的。《论语·雍也》中有对颜回之贤的赞叹:“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一觞一咏”正含着这种简单的快乐在里面,王羲之虽然生活并不困窘,但也淡泊名利,喜欢恬淡的山水生活。“畅叙幽情”,“畅”,畅快淋漓,痛快也,尽兴也,“酒逢知己千杯少”,谈古论今,诗词书画,这是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我存在的彰显。“幽情”,无疑就是乐山水之情、清幽之情,那是一种和自然天地融为一体的情,是在自然山水中倾听灵魂、寻求宁静的情。此段的重点在“幽”,既是景幽、境幽,又是情幽、心幽,诗人们曲水流觞、自在闲适。

整个这一部分,文气流畅,自在无碍,紧系兰亭山水美景,记诗人流觞咏诗之雅事,简洁的字句散发出一种淡雅清幽的意味,给人宁静的享受。我们看到了亲近自然、逸情山水的魏晋风度。清、静、雅、幽,好一个兰亭集会。

第二部分,从兰亭走向宇宙,从小我走向大我,从小美走向大美,从清“幽”走向极“乐”,山水之乐的情绪进一步高涨。从“朗”、“清”、“惠”、“和”到“大”、“盛”、“游”、“乐”,神游千里、心怀万物,乐从中生。天空明朗、空气清新、和风轻柔,自然的宁静、平和、美好使人心情舒畅,“天地人三参”,天、地、人是一种可以发生感应的关系存在,所谓异质同构,这是中国人独特的天人合一观念。中国人“仰观”、“俯察”,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下》:“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是一种“观物取象”的艺术方法。“俯仰”,指远近大小、上下宏微的观察,由表及里,去伪取真,从天地人文万物中摄取最有象征和指导意义的形式,以达到“通德”、“类情”的目的。《周易》“俯仰”之“观”体现了中国古人思维的独特性,不单纯是指一般意义上对外物的观照,更是给天地万物赋予精神意义、对宇宙生命豁然会通,是高度抽象性的审美体验,对中国哲学和文化艺术影响深远,王羲之“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就是此理念的发展。“俯仰”二字在东晋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仰观大造,俯览时物”(孙绰《答许询诗》),“仰咏道诲,俯膺俗教”(孙绰《赠谢安诗》),兰亭诗中亦比比皆是:“仰观碧天际,俯瞰绿水滨”(王羲之),“仰想虚舟说,俯叹世上宾”(庾蕴),“俯挥素波,仰掇芳兰”(徐丰之),可见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对大自然进行“仰观”、“俯察”的审美观照在当时是极其普遍而且成熟的。大自然是一座宝库,“仰观”、“俯察”,可以发现“宇宙之大”、“品类之盛”,你不能不慨叹自然的博大和丰盛。盛大之谓美也,可以使人“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从中品味真正的快乐,大乐。“游”、“骋”是一种自由的境界、逍遥的境界。“极”、“娱”是一种恣肆的生活、享乐的生活。正如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所言的那样,王羲之的作品表观出“晋人纯净的胸襟和深厚的感觉所启示的宇宙观,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这世界,使触着的一切呈露新的灵魂新的生命”。这一部分承继第一部分,依然表达的是乐,不过,已经跳出小象之外,既是审美之乐,又是哲思之乐。我们可以看到王羲之返璞归真,亲近自然,并从中获得无限自由和充分快乐。空灵、冲淡、和悦、幽静、玄远,自然中自有情趣和妙意。他从形而下的山水中获得形而上的体验,通过对自身生命的密切关注而完成文人情怀的表达。

东晋,亲近山水、娱情自然成为一种时尚。文人们以虚静的心灵和审美的态度观照山水,获得独特的审美感受,表现出对自然山水悠然神往的欣赏。他们摆脱尘世的一切束缚,以一颗清虚恬淡的玄心,以审美的态度、平和的心境来观照自然界的山川草木,一往情深地融入到整个宇宙自然之中,在物我冥合的心灵体验中畅神悦性,体会到人生的至乐与逍遥。王羲之是那种和山水契合的真性情之人,***治时事使他烦恼,他对社会失去信心,于是他选择回归自然,自得其乐。《兰亭序》前一二部分之乐表现了他逃避现实、崇尚隐逸、及时行乐的心理意识。他曾经这样说自己:“吾为逸民之怀久矣”(见《全晋文》王羲之杂帖),宋人洪迈更是说他是个“抗怀物外”、“功名成就一无可言的人物”(《容斋随笔》)。这样说王羲之虽然很片面,但是也可以从侧面看出他的沉溺山水。他自己在兰亭诗中也有:“驾言与时游,逍遥映通津”;“取乐在一朝,寄之齐千龄”。他去官后“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事,采药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都,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日:‘我卒当以乐死。”’)山水之乐得到的快感大有直追真理之乐的势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

二、俯仰一世。感死生之悲

王羲之并非真道家,山水美带来的快感毕竟是短暂的,不能消解他内心深处的悲哀和忧患。他拓达、恣肆,充满感性;但同时又悲观、消沉,感觉孤独,是一个典型的矛盾体。骨子里有着儒家的悲悯情怀和历史责任,最终不免陷入对岁月之短暂、情事之变迁、生死之无常的思索和悲痛中,这在《兰亭序》的第三、四部分得以体现。

《兰亭序》三四部分乐极生悲,上升到了对“生”与“死”这千古命题的讨论上来,这种转变令人费解且引入争议,也是让人回味无穷的奥妙所在。这一部分的关键词是“俯仰”和“死生”,关注的是衰老、厌倦、变迁、死亡等问题。乐是清浅的,悲是深刻的。“取诸怀抱”、“晤言一室”,怀抱志向、谈经论道;“因寄所托”、“放浪形骸”,寄情山水、放纵自我,这里面儒道思想兼备,带来的快乐,都是表面的、短暂的,稍纵即逝。求道可以快乐吗?《晋书>云,郄情“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询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黄、老思想并不能使王羲之解脱。这与他所处时代、生活遭遇、性格特征,特别是他本身的身体素质相关。他从小身体就不怎么好,少年寡言,身体多病,这在他的那些自叙病痛的手札中可窥一斑:如“胛风遂欲成患,甚忧之”,“吾顷无一日佳,衰老之弊日至。忧,不得有啖,而犹有劳务,体甚劣。”“吾疾故尔,沉滞不解,忧甚。”他珍惜生命,在求仙吃药中寻求长寿良方:如“须狼毒,市求不可得,足下或有者分三两。”“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轻行动如飞也”。(《晋书·王羲之传》)哒些都证明他为健康和长寿做出了极大努力。山水视听之娱和书法创作之乐无疑也可以让他暂时忘却身体和心灵的痛苦。但是写《兰亭序》时,他已年过半百,疾病缠身,他清醒地认识到欣喜和自足的短暂,“老之将至”,年岁不饶人了。59岁羲之病故,寿命并不长,正如他自己所担心的一样。那么,学儒,可以给他带来快乐吗?学而优则仕,报效国家,是每一个读书人的理想,但是王羲之的时代不允许。《晋书·王羲之传》有载,他曾多次就异族入侵、内部倾轧等问题向朝廷提过不少积极的建议,但结果是“嘉言忠谋,弃之莫用”,生不逢时,只有辞官。兰亭集会时,作者正处于人生抉择的痛苦时期。他最终放弃仕道,选择了山水,表面上是悠哉游哉,实际上是借之聊以遣怀,不得已而为之。他内心充满挣扎和痛苦,朋友晤言、山水寄托,并不能获得真正而持久的自由,只能暂时把身心的痛楚、人生的失意忘记。“老之将之”、“情随事迁”、“修短随化”,青春、情感、生命长短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一切稍纵即逝。生之快乐会因为死亡到来而中止,“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乐极生悲的钝痛,让我们想起孔子站在川边的感慨:“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时间、生死,是人类经常被困扰的问题,悲痛比快乐往往更容易引起共鸣,王羲之从山水之乐转到人生之悲,由浅人深,落到忧患意识上来,让我们为之同情、为之深思。

最后一部分思前想后,痛定思悲。王羲之每见“昔人兴感之由”,契合自己心境,就不能不伤感自身,难以释怀,自己也不知所以。感同身受,所以明白所谓泯灭生死差别是荒诞的,期望长生不老也是痴心妄想。这里我们读出了他的生命之悲。通常我们在阅读时,也喜欢怀古伤今,心里引起无限共鸣。人生短暂、世事变幻,唐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宋苏轼《赤壁赋》里,借客之口叹息日:“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大约都是差不多的心境了。

接着,王羲之在乐与悲之中体悟到生与死不同,对庄子哲学提出质疑和否定:“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一死生”、“齐彭殇”是庄周对人生死的看法。庄子在《齐物论》中说:“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又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天。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试***泯灭生和死的界限,人生最彻底的自由,莫过于从对死亡的恐惧中摆脱出来。一旦卸去了这一重负,其他烦恼与痛苦都可迎刃而解。然而,大多数人做不到,王羲之也做不到。我们知道,他在生活中是试***通过求仙吃药以使身体健康延年益寿的,说明他虽然寄情山水,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真的达到淡泊明志、物我两忘的境界。关于这一点,韩愈说得很透彻:“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送高闲上人序》)王羲之认为,生就是生,死就是死,死和生是两码事,死了就不可以再生。长生不老也是虚幻。作者清醒地直面死亡,无疑是有着哲人的理智和真诚的。

想到死亡,就想到自己身后之事,王羲之想到后人思考兰亭集会正如自己思考古人一样。生之将逝,悲从中来。用文字记下一切,想后世也应有与他们一样兴怀的人,也会对这些文字有所感喟。他活得率真,活得深沉,也活得悲痛。他确实预料到了后世,不过,他恐怕没有想到,如果没有他的书品《兰亭序》,文海浩渺,兰亭文集恐怕是无人问津的了。文章到了最后,他将笔墨回到兰亭文会上来,落到兰亭集以及序的初衷,希望后人能够继续自己未竞的思考。从表面上看,最后是颓废、悲观、消极的,但实际上,生死之思是他对生命强烈的欲求、思考和留恋,是对自己生存意义的重新发现、把握和追求。死生之悲,也使得我们陷人深深的思考。

王羲之对自然山水的欢愉、对宇宙人生的感悟,上承先秦,下启唐宋,奠定了中国文人高逸旷达的山水人生模式,也使得兰亭流觞成为一种生活理想。在书法界,《兰亭序=》被视为至宝,流传不少佳话,历朝历代,仿者如云。如圆明园就有座兰亭,坐石临流。此亭仿会稽兰亭,建于雍正朝,俗称流杯亭。乾隆四十四年,收集历代书法名家《兰亭序》帖6件,再加上大学士于敏中和乾隆皇帝自己的手迹,合为“兰亭八册”。乾隆皇帝命将此亭改建为八方,并换成石柱,每柱刻一帖,即有名的“兰亭八册柱”。在绘画界,自古以来,《兰亭修楔》就是画家们喜欢的题材。北宋的李公麟、南宋的刘松年、明朝的仇英、文征明等都有创作。“新山水画”代表画家傅抱石(1904—1965)也创作了多幅以《兰亭序>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其中1945年作的《兰亭修禊***》,集大字篆书、金石小楷、人物、山水于一长卷,卷尾汇集了中国近现代五位书画大师徐悲鸿、吴作人、刘海粟、朱屺瞻和唐云的长题,可谓弥足珍贵。这些都可以见出《兰亭序>对后世书画的深远影响。

兰亭集序原文篇5

一、历代帝王的推崇使王羲之走上了书圣。宝座

1.最早重视王羲之书法的皇帝--梁武帝

王羲之书法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最初处于劣势,书法"不胜庾翼、郗愔",后来书名渐盛,学王的人由少到多,渐成风气,从而引起庾翼的不满,但当时庾翼无法扭转时人学王字的风气,后来对王羲之的看法也有所改变,表示"叹服"。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将右***书法与古贤比,认为名盖当时与钟张并美。梁书画家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说:"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将四贤并称。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一度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当时几乎成了王献之的天下,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WWW.133229.coM

萧衍(464~549年),南朝梁书法家。他是我国南朝梁王朝的创建者,世称梁武帝。王羲之后一百余年的梁武帝,可能是历史上最早重视王羲之书法的皇帝,可以说梁朝出现了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晋武帝、元帝、宋明帝、齐高帝、齐武帝等皇帝都擅长书法,其中以梁武帝书法成就最高。梁武帝把当时的书法排位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虽然王羲之仍排在钟繇之后,但超过了王献之,这是极大的转变。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另外,南朝梁庾肩吾《书品》,也列王羲之书法为"上之上",因而舆论遂定。

梁武帝时期,就有人仿冒王羲之的书法,当时内府秘藏的王羲之书迹已经杂有不少赝品。梁武帝搜集过"二王书法"作品达一万五千纸以上,只是后来兵乱毁失,留存很少。梁武帝与陶弘景书疏往返殷勤,许多是讨论王羲之书法及其真伪的。梁武帝一方面对前朝流传下来的王羲之书法进行整理鉴定,辨别真伪;另一方面,他又将定为真迹的墨宝钩摹出许多副本,提供给王室子弟作为学书的范本。智永《题右***乐毅论后》记载,王羲之的《乐毅论》"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萧、阮之流,莫不临学"。

梁武帝云:"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①这句话后来成为后人评价王羲之书法的重要依据。

梁武帝对王羲之的重视,为后来的帝王喜欢王羲之及《兰亭序》起了个好头,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2.将王羲之推上书圣地位的关键人物--唐太宗

第二次学王羲之的书法高潮是在唐朝。唐太宗极力推崇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羲之法书,而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广泛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其实,在《晋书》撰成之前,欧阳询就在《用笔论》中评王羲之曰:"冠绝古今,唯右***工逸少一人而已。"跟《王羲之传论》对王羲之的评价如出一辙。唐太宗之后,唐人孙过庭在《书谱》中评论王羲之说:"且元常(钟繇)专工于隶书,伯英(张芝)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认为王羲之兼有钟繇正书、张芝草书之美。唐代李嗣真《书品后》云:"右***正体……可谓书之圣也。若草行杂体……可谓草之圣。其飞白也……可谓飞白之仙也。"明确地称王羲之为"书圣"。可见唐太宗的评价也不是他一人的观点,只是因为他是皇帝,所以影响特别大而已。

唐太宗对王羲之的喜欢,可以从"萧翼智赚《兰亭序》"的故事中充分体现。《兰亭序》一直是王氏传家之宝,后来真迹流到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手中;而智永再传于其弟子辨才。据称唐太宗曾三次向辨才索要《兰亭序》,均被他一再矢口否认,太宗无奈。后来有个足智多谋的萧翼运用巧计才诱使辨才出示《兰亭序》真迹,从而骗取到手,献给唐太宗。太宗得到了《兰亭序》,爱不释手,下令当时大书法家褚遂良、虞世南、冯承素等进行临摹,临摹本分赐诸王近臣,从此得以传播;而自己则将真迹密藏起来,死后还不肯放弃,要殉葬于昭陵。王羲之的不世之作从此便成绝响,增加了人们对《兰亭序》的距离感与神秘感,给后人留下了一连串的谜,这对于书坛可能是遗憾的,对于王羲之也许未尝不是好事。

自古帝王所好下必效之。受太宗皇帝的影响,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等书法家无不受王羲之书法影响,于是有"虞世南得其美韵"、"欧阳询得其力"、"褚遂良得其意"、"薛稷得右***之情"②的说法。唐太宗酷爱王羲之书法甚于梁武帝。他不但自己精研王氏书法,对王羲之书法亦步亦趋,你看他书写的《晋祠铭》基本上是"志气平和,不激不励"的右***风骨。而且他广泛悬赏收集"二王书法"作品。据史载,唐太宗收藏御内的书法作品达2290纸,其中以王羲之的书迹最多。他还将褚遂良"召入侍书",加以重用,整理、鉴别右***书法。又让释怀仁集王字集成自己所撰的《圣教序》,并让初唐书法名家和臣民百姓学习王羲之书法,使王羲之书法从此受到社会的普遍推重。

3.宋朝皇帝的推波助澜功不可没

自从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自立为帝,建立宋王朝以后,半个世纪的五代十国***混乱局面至此结束,国家复归统一。从公元960年至1279年,三百多年间,书法发展相对来讲比较缓慢,但对王羲之的书法可谓推重备至。

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下旨命侍书王著摹刻于枣木板上,厘为十卷,这就是《淳化阁帖》,当时每个朝中大臣都***一部拓片。《淳化阁帖》是我国第一部著名法帖,自汉章帝至唐高宗,及诸名臣,帖中有一半是王羲之、王献之的作品。所以宋初的书法,是继唐太宗遗风宗"二王"的,在《淳化阁帖》中就可见端倪。《阁帖》的广泛流传,促进了宋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中帖学书法的传统,它对以后的书法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宋太宗赵光义功不可没。

高宗亦曾临《兰亭序》赐孝宗,于帖后记曰:"须依次临五百本。"孝宗书法与高宗书法不易分别,不无原因。

宋高宗曾自谓:余"自魏晋以来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或萧散,或枯瘦,或遒劲而不回,或秀异而特立,众体备于笔下,意简犹存于取舍。至若《禊帖》则测之益深,拟之益严。姿态横生,莫造其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③魏晋至六朝笔法,宋高宗什么都学,可见他学书极其用功。"每得右***或数行,或数字,手之不置,初若食口,喉间少甘则已,末则如食橄榄,味久愈在。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④他对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也情有独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⑤,达到不管小字大字,都能"随意所适",而"颇具佳趣"的地步。御书《兰亭序》一本,勒石于宋兰亭天章寺。他从广泛临摹到专精《兰亭序》,其广榘博取的传统功底,锲而不舍的学书精神,不像一位皇帝,倒像一位职业书家。

虽然宋高宗专精《兰亭序》,但对待书法权威,他也曾大胆地提出质疑,决不迷信。他认为何延年说王羲之写《兰亭序》时"如有神助"及"醒后更书百千本,无复如者"的话是说得过分了。他觉得王羲之的其他书法作品并不一定比《兰亭序》逊色,只不过这些"数行数十字"的信札如"寸锦片玉,玩之易尽"罢了,而《兰亭序》则"字数比他书最多,若千丈之锦",使入"心目不可忘"也。

宋高宗在中国书法史上的意义,不仅在于他的书法水平,更在于他提携和影响了南宋一代书风。他自己整理收集宣和内府因战乱而散失的古代法帖名画,身体力行地提倡大众研习书法。他认为"士人于字法,若少加临池之勤,则点画便有位置,无面墙信手之愧。"他自己善学《兰亭序》,便赠之与王子和朝中大臣,又让宋孝宗学书。一时间,以高宗为中心,南宋几乎掀起了一个学书高潮,而且也是以王羲之及《兰亭序》为中心的。

宋四家苏、黄、米、蔡,苏东坡少时"日学兰亭",蔡京到晚年都感到"右***难学",他们既取法二王,又能破除迷信,不拘成法,追求个性,引领潮流。黄山谷甚至告诫时人,"《兰亭》虽真行书之宗,然不必一笔一画为准",并提出"承学之人,更用《兰亭》永字,以开字之眼目,使学家多拘忌,成一种俗气。"这与高宗的不迷信二王也是一脉相承的。

姜夔酷爱《兰亭序》,日日研习,常将所悟所得跋其上。有一跋云:"廿余年习《兰亭》皆无入处,今夕灯下观之,颇有所悟。"历时二十多年才稍知入门,可见《兰亭序》的精妙释读之难,也可见文人们对王羲之书法的用功之勤。

由于宋代这么多皇帝对王羲之,对《兰亭序》的重视,当时,士大夫的家里出现了家家都有《兰亭序》刻石的局面,丞相游氏一人就收藏了《兰亭序》各种版本上百种(浙江绍兴兰亭王右***祠内墙上,至今仍保存着游相藏的《兰亭序》刻石)。这在书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比唐太宗时期更有过之。

在中国书法史上,以帝王之尊力倡一人之书者,仅此而已,其他书法家没有这么幸运。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我认为,到宋朝为止,王羲之已经被推上了"书圣"地位,明清以后只是承唐宋之余波而已。

4.明清帝王的流风余韵

明代是继宋代以后又一个崇尚帖学的时期。明朝诸帝中,成祖朱棣好文喜书,曾经诏求四方善书之土写朝廷的诏书及皇帝的特殊文告,这些人都被授中书舍人官职,舍人中又选28人专习二王法帖,并且尽出密府所藏古今法书,供他们临摹和赏玩。仁宗朱高炽也在万机余暇,留意翰墨,曾经临《兰亭序》帖赐沈度。宣宗朱瞻基、孝宗朱祐樘酷爱沈度之书,而沈度之书亦多从王羲之而来。神宗朱翊钧,少年时的书法就笔力遒劲,即位以后,也常常携带王献之《鸭头丸帖》等随意欣赏。

清朝建立后,虽然定满文为国家文字,但仍以汉民族文化为重,几朝皇帝也雅好翰墨。

顺治皇帝自称"亦临《黄庭》、《遗教经》二帖"。康熙帝酷爱董其昌的书法而追溯王羲之,有时日临《兰亭序》数遍,曾为兰亭御书《兰亭序》,并在兰亭勒石立碑,此碑高近6.86米,宽2.64米,所临《兰亭序》全文,不失右***之意,20个"之"字也写得各不相同,没有反复临写《兰亭序》的功夫是达不到这种境界的。

乾隆帝喜欢的赵孟頫书法,也是王羲之一脉的书风。乾隆四十四年,乾隆将内府所藏唐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钩摹的王羲之《兰亭序》墨迹和柳公权《兰亭诗》及《戏鸿堂帖》刻柳公权《兰亭诗》原本,于敏中补《戏鸿堂帖》刻柳公权《兰亭诗》阙失部分,董其昌仿柳公权书《兰亭诗》,乾隆临董其昌仿柳公权《兰享诗》,命工摹刻在8个石柱上,名为《兰亭八柱帖》。首刻乾隆题八柱册并序,分为8册,每册首题隶书帖名及次第。石原置圆明园中。他又专辟一室为"三希堂",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为性命。

与唐宋帝王直接取法王羲之比,明清帝王取法王羲之的徒子徒孙的做法,其品格已下降许多,所以那个时期的整体书法是下滑的。

二、历代帝王为什么选中王羲之?它的积极意义

历代帝王为什么对王羲之情有独钟?为什么没有推钟繇、推王献之或颜真卿、褚遂良等等,要知道这批人也是有身份、有地位、书法成就很高的人。或者说:张芝、钟繇、王献之、颜真卿等也曾被一些帝王所推崇,为什么没有推到书圣的宝座呢?为什么只有王羲之被那么多皇帝历代宝之?有那么多文人士大夫喜欢?为什么王羲之书法产生了恒久不衰的魅力?

艺术的发展史必然是一部创新史,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就会走向衰亡。我认为王羲之被历代帝王与文化人看好的原因,首先是他的创新精神。由于东晋时期受老庄玄风的影响,加上当时仕族优裕的生活条件,整个社会的审美情趣已经逐步从古朴、凝重转向妩媚、自然、适意、洒脱。"东床坦腹"⑥、"雪夜访戴"⑦等典故只有在那种时代才会被津津乐道。这种不入时俗、强调个性、追求自然、反对束缚的精神,也是魏晋士大夫对人生与艺术的独特理解与追求,成为魏晋时期的独特文化现象。宗白华先生曾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美学散步》)在这样一个时代下,王羲之不满意于当时书法用笔滞重,结体古拙的局面,努力博采众长,精研体势,以自己厚实的传统根基与胆敢独造的革新精神,一变汉魏以来的质朴书风,创立了自然、适意、洒脱、流便的书风,使中国的书法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王羲之是中国书法由"古质"、走向"今妍"的关键性人物。

那么,是否仅仅创新就能打动这么多帝王呢?张芝、钟繇、王献之等等也都是富有革新精神的名家,他们为什么在与王羲之的比拼中最终退下来了呢?我认为更关键的是王羲之的书法处处渗透着魏晋崇尚的那种"不激不励,风规自远"的"中和"之美,而"中和"之美正好符合中国文化精神。王羲之温尔文雅、刚柔相济的书风确立后,由于它符合中和之美的要求,所以才会被历代帝王所喜欢,使历代文人学士奉为圭臬,使王氏书风雄霸书坛一千六百多年,帖学的潇洒流美之风长期以来成为书坛的主流。这种影响虽然与帝王推崇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由植根于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审美意识决定的。这种审美意识就是贯穿于中国文化精神的中庸观念、中和之美。中庸思想的包容性很大,所以王羲之书法的包容性与多样性也极丰富,这种思想反映在书法上成为中国书法的主流自有它积极的意义。

而且王羲之的书学比较全面,他的楷书结体匀称俊俏,点画细微之处蕴蓄多姿。行书更加随意,不求笔画平正严谨,而是强调变化,使字里行间婉转灵动,变化多姿,写出了俊逸、妍美而又雄健的行书,特别是《兰亭序》万法齐备,炉火纯青,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至于草书,则是删除了章草中带有隶书笔意的波磔,加强了用笔的使转,使得转折处笔势连绵,流畅而富有韵致,开创了今草的新局面。

由于王羲之书法本身所具有的包容性与多样性,后世学者可以从王羲之身上化身千万,得以发展。如颜真卿对王羲之的继承是以他不同于王羲之的面目出现的,米芾又不同于颜真卿,颜真卿和米芾无疑都是王羲之最伟大的继承者和发展者。

还有,作为一个皇帝,推崇古代贤哲,理所当然,而推崇一个本朝土大夫就显得比较困难,很难想象唐太宗为给褚遂良写传论,把褚遂良的书法说得"尽善尽美"。艺术的推崇,需要历史的筛选与时间上的距离感,一般人们不敢把我们身边的高手与古代的贤哲相提并论,哪怕这个高手已经超过了古人,因为艺术确实需要时间来考验。

正因为王羲之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因素,才走上了"书圣"宝座。

历代帝王在广度上、深度上如此热爱书法、热爱王羲之,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势力,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推动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繁荣发展。

三、帝王对王羲之特别重视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历代帝王对王羲之书法的情有独钟,最终使王羲之走上了"书圣"宝座,它对中国书法史的积极意义是巨大的。但事物是要一分为二的。帝王独宗右***,加上朝臣附和,文人学士竞相推崇,容易造成千人一面,不利于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历代帝王对王羲之的情有独钟,对《兰亭序》的顶礼膜拜,使一些人对王羲之及《兰亭序》书法达到了迷信与盲从的地步,这反映了千百年来人们认同权威的心理定势。以唐太宗时期为例,当时朝野崇尚右***书法,若论学王书的条件,真是极为有利,但初唐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却只得了右***一面,总觉得缺少点什么。究其原因,是因为在顶礼膜拜的同时,人们丢失了王羲之藐视权威的独创精神,缺乏王羲之敢于比肩先贤的气概。人们不敢平视经典,人们总是仰视古贤,从而希望达到王羲之的境界,苦苦地心摹手追,胶柱鼓瑟,却往往苦不可及。至今仍有这样的人,希望临《兰亭序》临得一模一样,真是愚不可及,因为即使王羲之本人它日更书数十百遍,都没有达到兰亭曲水流觞时所书写的艺术效果,何况过了一千六百多年以后的你我,笔、墨、纸、心态都与王羲之不一样了,怎么写得像,又有什么必要写得像!?

也由于部分帝王及一些追随者对王羲之书法的浅表理解,使王书似乎越来越成了漂亮与甜美的象征,离梁武帝所说的"龙跳天门,虎卧凤阁"的感觉越来越远了。

唐初书家基本学王羲之,虽各具风格,但已走向温和。二王潇洒倜傥的魏晋风骨在唐代已减弱了。如果说,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还存有一些古雅气息的话,到元代赵孟頫则古雅少了,秀媚多了。至清代,由于康熙、乾隆不直接取法王羲之,而是极端喜好王羲之的徒子徒孙董其昌、赵孟頫的书风,从而满朝上下最终出现了与之相呼应的"馆阁体",使这种笔法与结字几无变化的死气沉沉的书体成了流行,使清代书法大有没落之势。

话得说回来,导致这些负面影响的,这并非王羲之之过,而是后学者缺乏创新和亦步亦趋的低能。

对王羲之书法的亦步亦趋只能使书法走向衰落,任何时候都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发展。

注释:

①见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

②见李煜《书述》。原文为:"虞世南得其美蕴而失其俊迈,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变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拘窘,颜真卿得其筋而失于粗鲁,柳公权得其骨而失于生犷,徐浩得其肉而失于俗,李邕得其气而失于体格,张旭得其法而失于狂,献之俱得之而失于惊急、而无蕴藉态度。"

③④⑤见宋高宗《翰墨志》。

兰亭集序原文篇6

一、句式洗练,自然有致

全文先记兰亭之会的概况,后就死生问题发表议论。虽是书序,却以抒情笔调写成,酣畅淋漓,美不胜收;加以句式洗练,自然有致,足以发人深思。

1.写景。以“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写山,以“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写水,短短16个字就将兰亭周围的景致描摹殆尽,渲染了清幽雅致的氛围,读来令人回味无穷。

2.叙事。“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仅25字就包含了集会的“时间、地点、原因”三个要素。以“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叙写兰亭集会宴饮的情形。此处用词极为朴素自然,把宴会上所有重要的细节描写得淋漓尽致,同时表现了与会人士的高雅情趣。

3.抒情。以“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概括了人生的两种不同的生存状态,但思想感情却是相同的:热爱生活,为流逝的欢乐时光伤感。这里用语简洁而清晰。作者在感情上与他们产生共鸣,这是作者抒怀的感情基础。

无论写景、叙事,抑或抒情,句子形式灵活多变。骈句构成对偶,整齐美观,增加了文章的形式美,使形式与内容相得益彰。散句长短不一,错落中见情致。

二、用词凝练,生动准确

文中用词极为讲究,可谓生动准确,达到了“字不得减”的地步。

如“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一句中“清”字写出兰亭周围水的质――清澈透明;“激”字写出水的状――激越奔流,两者动静结合,相互补充,又与下文的“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构成鲜明的对比,于对比中凸显与会人士的不同凡俗。“映带”既写出了远观水的情态,又巧妙地引出与兰亭的关系,为“流觞曲水”创造了条件。

再如“一觞一咏”这4个字,写出兰亭集会上的两种主要活动:饮酒和赋诗。文字简洁,情态生动传神,尤其是两个“一”字,巧妙地写出了与会者快乐的神态。“天朗气清”则概写集会时的天气状况,“朗”写天空,天高云淡,宜于“仰观”;“清”写空气清新宜人,便于“俯察”;无论什么都可以“游目”,进而“骋怀”,引发读者的无穷想象,衔接后文的议论抒情。“乐”概写集会时作者的感情,进而引发对生死的感悟,并用一个“痛”字概括,抒发人生之“悲”,可谓只着一字,境界全出,精练至极。

兰亭集序原文篇7

关键词:道家思想 正视现实 重视死生 积极努力 影响深远

一、王羲之价值观的成因

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凝结为一定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尺度和准则,成为人们判断事物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的评价标准。个人的价值观一旦确立,便具有相对稳定性。当然,一个人价值观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形成受到遗传和环境双重因素的作用。王羲之,字逸少,琅琊临沂人,官至右***将***,会稽内史,故后世称为“王右***”。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关于王羲之还有一个著名的“坦腹东床”的典故。晋代的大士族郗鉴欲与王氏家联姻,就派了门生到王家择婿。门生回去后对郗鉴回报说:“王氏的诸少年都不错。他们听说来人是郗家派来选女婿的,都一个个神态矜持。只有一个人在东床上袒胸露腹地吃东西,好像不知道有这回事一样。”郗鉴听了,说:“这就是我要找的佳婿。”这个坦腹而食的人就是王羲之。少年王羲之气度如此率真自然,行为举止看似未经修饰,其实是毫无心机的真性情,将难能可贵的“真诚”二字演绎得淋漓尽致。

由于魏晋***权的腐化黑暗,申、韩思想日趋衰落,传统儒学衰微,一般学者因灰心于现实***治,为了避免触犯忌讳,纷纷以谈论哲理为主,于是清谈之风大盛。初期清谈的内容,以老庄为主;东晋以后,佛学也渗透到清谈的范围。王弼、何晏可以说是清谈的始祖,但何晏尚务实干,在***治上颇有成绩;王弼因早死,无突出表现。其后至嵇康、阮籍等人,正值魏晋改朝换代之际,***风更坏,忌讳更多,因而他们的清谈,渐渐变成了玄虚不实的谈论。同时清谈的人在行为上也开始放诞,他们通常的表现是纵酒和不遵从礼节。这是对礼法的一种讽刺,也是对现实***治的一种逃避,故而嵇康、阮籍等人在***治上均无建树。到了西晋时代,清谈之风蔓延到了***治舞台上,当时不少的达官贵人,一方面手握重权,一方面大谈玄理,把两种相反的事物糅合在一起,造成了西晋***治上的种种怪现象。从晋室南渡直到南朝时代,清谈竟与一般世族的日常生活无法分开,这种风气对***治的影响是苟且偷安,不务实际。东晋南朝始终不能恢复故土,不能说与这种风气无关,而清谈对社会的影响是造成了一种消极颓废的人生观。

王羲之自身的性情和社会风气对其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价值观念在其作品《兰亭集序》中体现得较为明显。

二、《兰亭集序》体现的永世价值观念

《兰亭集序》在题材的安排上,十分精当。先叙时、地、人及环境,给人以总体的印象。点出天朗气清,然后才可以在这儿仰观俯察、饱览美好的景致,人自然就产生了快乐的情怀,不论是面对着挚友,倾心谈论自己的抱负,还是无拘无束地寄情山水,虽然志趣各异,动静不同,可是乐于自己的遭遇,暂时得意、痛快、满足。但当他对所追求的厌倦了,情感随着事物的改变而改变,感慨也就跟着来了。先前所喜悦快乐的,在转眼之间,已经变成了过去的事迹,尤其想到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及“死生亦大矣”心中就十分的悲痛。由于王羲之具备道家的思想,所以在欢畅与明快的叙事中,触及到死生变化等问题,这正是道家思想的特色。

由于这样的思想统领,注定有区别于一般散文类文言的特质,就是抽去文言本身的显在含义,而上升到字字珠玑里面的精华意指,即在王羲之文艺思想背后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永世永存的永恒理念。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中,充满着人生哀乐相随的感慨,可以代表当时一般人的心理,但是他的人生“可乐”与“岂不痛哉”是寄情于山水,嘱托于人世人情之后发出的呐喊,绝不是孤立无助的哀鸣。他是想将自己乃至周围“流觞曲水”的雅士纳入到自己“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纯净情操之中,真正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以老庄思想为主的清谈,易趋虚无,因此《兰亭集序》中提出了“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思想,认为庄子提出的死生如一是大言不实的,把长寿和短寿同等看待也是无稽之谈。“一死生,齐彭殇”,庄子认为大小寿夭皆无分别,天下万物比“我”长寿的很多,但是比“我”夭折的也有很多,相比之下,“我”也不大不小,不寿不夭,故庄子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原是取“齐物”的意思,晋代清谈家虽也醉心于老庄,但难臻庄子的境界,他们慨叹人生的无常,转而注重现实的享受。“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王羲之欣赏当前现实的享受,慨叹人生的无常,这就和老庄不尽相同了。

他还提出了“后之视今,亦尤今之视昔”。虽然时代变化了,事物不同了,但后世的人们也重视死生的问题,阅读了这篇文章之后,应该也会兴起类似的感慨。人,没入宇宙洪流,生生死死,就形成了宇宙的生生不息。虽然不能掌握自己肉体生命的终点,但绝对可以积极掌握自己精神的寿命,将自己的思想、灵性、感性、感怀、体验注入文学的生命里,此后,生生世世都有读之心弦为之悸动的超世纪知音,与我们心跳同步,呼吸同息,感伤于同一件事物,心动于同一个思想。如此心灵相通的旷世知己,不值得尽力追求吗?

三、对后世的影响

虽然晋朝文章倾向于俪词骈句,但《兰亭集序》还是用纯粹散文写成,和后来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可以相媲美,都用接近口语的形式写出来,不受当时骈俪的影响。清新流利的散文,或写性灵,或抒怀抱,或述山水,或候故人,都能表现隽永的风味,使人赏心悦目。例如,王羲之于《遗谢万书》中即提出“所谓通识,正自当随事行藏,乃为远耳”“济否所由,实在积小以致高大”,积极地勉励谢万与士卒同甘共苦,不要矜才使气,骄傲自满。在《十七帖》中,王羲之又以病中的心情问候朋友:“雨寒,卿各佳不?诸患无赖,力书,不一一。”于此,比照《兰亭集序》中王羲之于慨叹人生的无常外,亦重视眼前现实的美景乐事,与原始的老庄有所不同。王羲之的文采、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世诗人摘取《兰亭集序》中的秀美佳句,改编为诗词的有很多。例如,南宋林正大的《贺新凉》,方岳的《沁园春》,孔传铎的《兰亭王》,都是根据《兰亭集序》所改写的词。正如王羲之所言:“后之观今,亦犹今之视昔。”今人读王羲之此文以及后人有感而发的作品,不仅对死生有所感叹,对王羲之的历练、思维,也低不已。

兰亭修禊的集会,可以说是东晋清谈家最大的一次集会,王羲之的这篇集序,是申诉清谈家共同意志的宣言。文笔自然,不事雕饰,情味隽永,令人喜爱。且王羲之带有人生积极向上、奋发努力的一种坚强精神。吴楚材说:“通篇着眼在死生二字,只为当时士大夫务清谈,鲜实效,一死生,而齐彭殇,无经济大略。故触景兴怀,俯仰若有余痛,但逸少旷达人,故虽苍凉感叹之中,自有无穷逸趣。”闲暇时,我们或聚三五好友饮茶、聊天,或陪家人亲友踏青、观光,往往感慨也会悄悄地自心中悠悠涌出。消极悲伤时,我们不由深感庄子“一死生,齐彭殇”思想的玄妙;积极欢乐时,我们不得不赞叹王羲之“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思想的高超。人生短短数十载,悠忽放荡,此生如同不曾走过,唯有将思想、学问、修养如同“接力棒”般代代传下,生命才可以真正的不朽。生命虽有穷尽,只要精神不死,这才是最真、最善、最美的永恒。王羲之在两千六百多年前就领悟了这个道理,怎能不令人深深敬服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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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纪金,高楠,赵有声.中国文学阅读与欣赏.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兰亭集序原文篇8

关键词: 抗战 陪都 古典诗人群 癸未年展上巳雅集

抗战时期陪都古典诗人群体蔚兴,各种群体雅集结社频繁,古典诗歌的脉络在陪都重庆绵延不绝。诗人的雅集活动彰显了陪都时期诗歌创作的存在样态,诗歌创作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具有“群”功能的社会行为,让古典诗歌的创作可以在新诗蓬勃兴起的压力下获得旧体诗群体的认同。抗战时期陪都的古典诗歌群体或以地缘,或以学缘,或以职官相区分,形成规模不一的群落,如果说“壬午年重九雅集”是以职官为关系网络形成的诗人群体典型的话,????本文关注的“癸未年展上巳雅集”便是以地缘为关系网络的雅集群体典型。

癸未年展上巳雅集举行于1943年的农历四月初三,因是上巳后一月,故称展上巳。此次雅集地点在重庆七星岗,雅集者共四十二人。雅集以兰亭序文分韵赋诗,后集为《癸未七星岗展禊诗录》。“癸未四月三日,渝州西郊七星岗展禊,以兰亭序‘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四十二字分韵。”????雅集诗歌本为诗人群体的应景之作,往往雷同而乏新可陈,然正是这种相似才可窥见诗人的群体心态。此次雅集赋诗呈现出一种对于地域的偏好,较为集中于会稽、重庆、南京这三个地域概念,诗歌中的地理名词透露了诗人的人生经历、当下心情以及未来期待,可由此切近陪都古典诗人群体在1943年的心态。

一、招邀雅禊仿兰亭:会稽—重庆

陪都癸未展上巳的雅集,其历史可追溯至东晋的癸丑上巳兰亭雅集。兰亭雅集因兰亭序及诗成为千载之下文人追摩的风流的典范。上巳修禊也成为一种文人诗歌活动的常态,历代绵延不绝。时至抗战时期,陪都的古典诗歌活动也盛而未衰,修禊赋诗也是古典诗人们的习惯延续。当然,此时修禊相较于兰亭之会已经时过境迁,诗人们对于兰亭修禊的追怀也有了当下的陪都心情。在诗人们的诗歌中,兰亭之会的会稽与当下的重庆,成为一对对举的空间概念。

雅集文人不少曾游览会稽兰亭旧址,所以当下的空间对比是记忆中的会稽山和陪都的七星岗。“昔余游会稽,兰亭展清眺。曲水但陈迹,流风怀逸少。今情挟古欢,异代有同调。山城隐冈峦,七星长炳耀。群贤盛江左,声气剧虎啸。”(简易,得少字)记忆中的会稽山风景秀美,羲之风采宛在。而现在的陪都山峦叠嶂宛,七星岗也层峰如翠,让人怀想浙中山水。而此时陪都的人文景观更让人有当年兰亭群贤的联想。俞友清的诗歌也包含了这样的时空追怀:“髫龄游会稽,临风仰昔贤。山秀风物佳,人以地灵传。中年客南北,饥驱人事牵。未忘山水游,蜡屐意忻然。海上动干戈,吴门染腥膻。挈子仓皇逃,西行百忧煎。清秋入三峡,神女拥髻妍。何来古巴州,谋生溷市廛。潇湘多词客,邂逅识钝禅。长沙王君祖柱。同抱孤僻性,喜结文字缘。展禊招良朋,冈畔七星联。禁酒断杯■,■就茶塌烟。我辈穷书生,祓愁擘吟笺。荷戈虽无力,同仇志弥坚。旦夕收两京,高咏归来篇。休明谱铙歌,狂欢唱凯旋。觞咏继兰亭,乐见泰平年。”(俞友清,得贤字)这首诗歌更清楚地交代了这种空间置换的原因。会稽山在记忆中是一种美化的乌托邦,有着自然和人文的双重美幻。但是战争的烽火却很残酷,诗人不得不离开故乡。所以入巴蜀的经历变成一种逃难,加上到重庆后诸事不易,有“谋生溷市廛”之谓。但是所幸陪都的诗友尚多,于是雅集的活动成为客中的慰藉。诗人们的诗歌雅集成为互相激励并坚定战争取胜信念的机会。于是,诗歌最后又回到对兰亭雅集代表的祥和悠游的文化活动的向往之中。

在上述诗人们心中,兰亭雅集被幻化为一种文化乌托邦,他承载着诗人对于田园牧歌似生活的向往,那是一种自然与文化的双重幻境,是诗人们的一种隔着时空的遥远想象。和这个会

兰亭相对的是陪都重庆,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生存困苦的环境,这种对举中,诗人要树立的是一种理想的概念。但是兰亭的时代背景如果被拉近了看,也是“尚想永和年,亦非太平日”。(沈兆奎,得毕字)如果剥离幻想的沉醉,我们回到东晋的现实,那也是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所以在这样的时空对举中,会稽和重庆又有了不一样的空间感悟,且看雅集诗歌:“癸丑溯永和,癸未客重庆。遥遥千载下,禊事同斯盛。会稽与渝州,禹踪互辉映。遭时虽■,嘉会且觞咏。清谈岂伊误,涕泪何须迸。但使心国家,风起中流榜”。(林德符,得映字)对于诗人而言,对两个雅集行为的比附,也是对两处时空的比附,癸丑和癸未,会稽和重庆,相似的是修禊之盛,不同的是修禊之人。晋代文人常常遭到清谈误国的讥评,但是诗人却要扭转这样的印象,心系国家便是文人风流的根本,这样的论调与当下的陪都抗战便融为一体。傅醒华的诗也持相同论调:“笑傲沧州五岳摇,伊谁夺得兰亭最。清谈误国永和时,长使千秋伤束带。我辈巴渝敌忾同,殊途共策皇***泰。乾坤终古几悲秋,卧听松涛传万籁。”(傅醒华,得会字)诗人们对于东晋文人的清谈终难释怀,但是时空转换下的陪都文人却担负了更多的家国责任,他们致力于出谋划策,也抱有同仇敌忾之心,文人所承担的是一种努力开泰平的重任。

一旦意识到兰亭雅集背后的文人无奈和当下诗人们所应有的担当,诗人们的诗歌就变得更为激昂和刚果一些:“我偕诸燕集山城,偏向新亭悼风景。不羡夜宴桃李园,要识渡江风鹤紧。嗟哉吾***二三子,东方生数三为准。好将华林射马文,换作凯旋铺地锦”。(曾大椿, 得岭字)诗人对于渡江风鹤的体认,也是对于当下战争情势的思考,这是所谓“吾***二三子”所必须懂得的社会状况。因为雅集诸人并非纯粹的文人,他们的身份大多是民国***府的官员,他们对于战争形势的观察和思考,以及他们心态和反战态度,将影响到这场战争的胜利。  黄立也写道:“十年尝胆共黔黎,重庆而今忆会稽。甲■五千屏越北,貔貅百万振巴西。群贤赓举兰亭禊,三峡长留杜甫题。指日凯歌须纵酒,一觞一咏醉如泥。”(黄立,得稽字)这首颇有杜甫《闻官***收河南河北》风采的诗歌,表达了诗人必胜的信念。这种信念也有着兰亭精神的影子,这种信念不是来自于兰亭的文人风流,而是来自昔日越国的三千将士吞吴的豪情。那种在越北和巴西的空间对举中,我们看到的是诗人意***援引的历史精神。

会稽和重庆,相距着遥遥的时空,诗人们在这两个空间中进行着自己对于历史和当下的思考,兰亭雅集带给后人的是一种文化的怀想和现实的行动力,而对于兰亭雅集的历史背景开掘,也让诗人在时空的对举中获得更多抗战胜利的信念。

二、招邀湖湘客:湖南—重庆

陪都的雅集诗人身份决定了雅集的样态,至于诗人的地域身份往往为研究者所忽略。陪都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空间,意味着一种去地域化的特征,诗人们的汇集是由于战争所造成的地域迁移,当时陪都被认为是“人文荟萃”,涵容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而古典诗歌的诗人群体构成,有着地缘的传统,但是我们关注到陪都雅集常常不具有地缘的明显特征,陪都这个特殊文化空间中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们往往在按照新的关系网络建立诗歌联系。但是我们也要追问,传统的地缘关系对于陪都这样一个开放的更为多元的文化空间来说,其意义真的就淡化至此?

在对癸未年展上巳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地缘在陪都也是一个重要的诗人网络编成机制,尤其对于向来倚重传统的古典诗人群。参与这次雅集的人数为四十二人,参与诗歌创作的为九十五人,其中湖南籍人士四十八人,湖北籍人士十一人,湖湘籍人士占此次雅集的大半。对于这种地缘身份,诗人们在诗歌中已有所涉及。“晤言多喜来三楚,俯仰何由托一丘”。(成惕轩 得修字)注曰:“与会者多湘鄂人。”“招邀湖湘客,裙屐各纷萃。”(李澄,得禊字)诗人们自己也关注到主体群体的“三楚”“湖湘”身份。

在诗人们的空间观念里,重庆和湖湘再次成为一组对举的概念。当湖湘作为故乡的概念出现,重庆作为一个战时的栖息之所,其间的空间转换就成为了一种思乡之情的表达因由。 “年来见性供伊兰,糙米藜羹可作餐。随分勉劳螳臂力,遂心犹羡鹿皮冠。巴山一脉千峦障,字水平流百尺澜。湔■及时莫惆怅,故园东望独凭栏。”(凌惕渊,得兰字)在该诗中,交代了陪都生

活的一些细节,“糙米藜羹”的餐食,可见在重庆战时生活的不易。巴山蜀水的景色虽然足供湔■,诗人也自道“莫惆怅”,但是最后一句故园东望却把一种客中的心态刻画无疑。凌惕渊为湖南长沙人,供职于重庆上清寺***总务司,诗中重庆和湖南的空间转换就在乡思东望的一瞬间。

龚声溢写道:“结侣登高冈,天风醒宿酲。兰蕙吐芳菲,修竹正青青。麦秀盈畴野,康济我庶蒸。长江天际来,蜿蜒下沧溟。日夜涛声急,若为鸣不平。回首望荆楚,兵戈正纵横。烽烟迫霄汉,四海苦飘零。观彼累累冢,恻然念忠贞。疾风识劲草,千古留香馨。慷慨发我歌,湔■继兰亭。”在这首诗中,诗人的思乡之情更呈现为一种对于故乡战事的关切。回首荆楚大地,此时正是烽烟四起,百姓流离失所。在尸骨遍野的故乡,那些为国牺牲的英烈进入了诗人想象的视野,他的悲歌慷慨成为了对忠贞之士的褒扬。让诗人联系起重庆和故乡的是长江之水,宛若鸣不平的涛声让诗人将空间置换于长江彼岸的故乡。

对于重庆和湖湘而言,这是两个对举的空间概念,也是两个对举的文化概念,因为陪都的人文之萃是历史的被迫,而湖湘的文化传统,从屈原忠贞到楚歌婉转,都是一种经历了历史积淀的文化因子,在这些流离播迁的湖湘文人身上也打下了深深烙印。向惺写道:“骚人千载缅灵均,荆楚自昔英才富。”(向惺,得又字)在重庆和湖湘的空间关系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文化关系的对比。

“大雅久不作,颓波日以坠。安得追,***蛙息鼓吹。欲浼象教力,元音期广被。忆昔江汉滨,名流多荟萃。俯仰无古今,瑰奇抒妙思。南风今不竞,韶■嗟谁嗣。”(程保华,得事字)这首诗歌沿用了传统的文道一体的观念,认为诗歌的风雅与***哇关系到世道的盛衰,而如今的九州烽烟,正是和大雅不作联系在一起的。诗人的责任便是扬■风雅,诗人很自然的回到自己熟悉的湖湘诗歌传统中。在诗人的回忆中,荆楚之地便呈现出和战争时期相对的一种文化的清明状态。那时名流如鲫,且古今入怀,妙思无穷。现在却是风雅衰微,道无嗣响。

湖湘文化传统中既有屈原、贾谊的文采风流,也有楚虽三户亦可亡秦的民风激越。故而当重庆和湖湘成为对举的文化概念时,湖湘的文化历史积淀固然为陪都诗坛的浓墨重彩,而湖湘的尚武精神在此时也颇为切合实际。林德符写道:“况乃湘泽间,英灵非遐■。先***有遗型,文教武功并。辞赋思屈贾,虾烈多剧孟。即今三户存,已然百战劲。”(林德符,得激字)对于文教武功的强调,使得湖湘群体在陪读充分地发掘出了自己的群体价值溯源。这也成为他们在陪都的一种精神支撑。王祖柱也写道:“烽火暗湖■,虏骑窥巴丘。道污国亦痱,坐蒙不祥羞。列座多楚士,三户切同仇。停杯感苍茫,击筑发商讴。愿言祓氛■,重奠旧金瓯。胜践追永和,■歌生绸缪。”(王祖柱,得修字)重庆正在发生的战火纷扰成为激发诗人产生空间跨度的缘由,“虏骑窥巴丘”写的正是当下的抗战之实,所以在座的具有三楚身份的诗人应该也必须怀有当年那种三户同仇的情感,这是抗战时期一种需要被强烈唤起的爱国热情。当三户同仇的概念因为抗战的现实被从历史的抗秦转换为抗日时,湖湘这个地域化的概念也被消弭在抗战的爱国情绪中。

湖湘和重庆这两个地域概念在雅集诗歌中成为一种切入陪都诗人群体地域化概念的极佳途径。虽然陪都并不需要依赖地缘来建立诗人的关系网络,但是传统的地缘关系却能让诗人们强化自己的地域身份,熟悉的湖湘文化背景,带来的是共同的诗歌宗尚、共同的话语背景以及共同的朋友圈子。这便是维系古典诗人群体关系的重要因子。

三、愿早还行在:南京—重庆

在雅集诗歌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地域概念就是南京。重庆作为陪都,其***治地位相对应的城市便是国民***府的首都南京了。南京作为江南人文荟萃之地,其诗人群体本就丰富,雅集活动也于春秋佳日在金陵山水间上演。当这些雅集活动移植到陪都,不知在诗歌中会如何呈现?  且看黄右昌之诗:“我昔旅金陵,爱梅等爱竹。吟梅冕国花,抛砖期引玉。中有王子(钝禅)诗,意远词芬■。浩劫典籍沦,孤本犹在篾。忧乐天下心,游豫岂关独。纷吾去首都,板荡天地覆。倾侧扰攘间,崎岖入巴蜀。筚路启山林,蓝缕开■屋。射隼盼高墉,浩歌响幽谷。荏苒逾六载,河山犹未复。”(黄右昌,得竹字)在该诗中,金陵和重庆的关系正如历史呈现的那样,南京的

梅花让人留恋,钟山本是王气所钟,但是战争来临也不得不迁都西南,而诗人们也不得不纷纷入巴蜀。“崎岖”一词道出蜀道之艰,也透露了诗人的入渝心态。诗人已经在重庆生活了六年却始终未能等到战争胜利。但是希望还在,所以在诗人雅集诗歌的末尾写道:“来岁聚石头,修禊钟山麓”。这种畅想支撑了诗人艰难的陪都岁月。

苏启良的诗歌也在战火纷飞中寄托着乐观的向往:“沧海正横流,烽烟来北地。鲸浪起东溟,势欲移神器。天西有高楼,建瓴如泰岱。江汉双带流,四方具形势。沃野称险塞,中兴惟此利。名士过江来,新都成暂憩。倏忽吾春秋,乡关多苦思。觞***集兰亭,赓绍前朝事。风景颇不殊,河山终有异。日夕望东旋,收京同饮至,人定可胜天,莫洒新亭泪。”(苏启良,得地字)所谓的沧海横流,烽烟北起,写出了战时的乱离,而重庆正是乱中暂时栖止的最佳去处,无论地理环境还是战略考量都是作为陪都的最佳选择。所以才有了当下“名士过江”的情况。陪都虽好,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思乡之情和对于国家战乱的苦思。所以在重庆和南京之间产生了一种空间的向往,那就是还都。诗人的笔触也坚定而充满希望,“人定可胜天”。于是诗歌的空间便转移到长江之尾的南京。

吴学衡的诗歌也表达了这样的心情:“六载春光羁旅情,昔游胜地忆神京。寻芳玄武樱桃熟,泛艇秦淮风月清。别后江山怜折柳,樽前烟雨怯啼莺。明年白下同修禊,收取鲸鲵见太平。”(吴学衡,得清字)对于南京这个地域概念而言,它既存在于记忆中,是秦淮风月,也是玄武樱花,这是旧京的美好***景;它也存在于未来,诗人希望能在第二年回到南京,在那里相聚雅集。在记忆和未来之间,需要完结的是战争。

卢前的作品显示出一种细节的想象力:“南山不满眼,云气何■。闻歌婆,去年落岭外。梦中长江水,嘉陵一衣带。流过我家时,莫涛益澎湃。儿正望爷来,***倚门待。坐我涟湖上,■底发深慨。悬知朋簪乐,尚有挑菜会。胜事未及与,随缘掉书袋。更琢五七言,写此流民态。献我海■吟,愿早还行在。”这首诗颇有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的空间想象力,这种想象力让诗歌更具有一种张力,而这种张力从前容纳的是爱情,此时容纳的是亲情。诗人看到了盼望父亲归来的孩子,看到了倚门相望的***亲。这双眼睛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己之亲,这是千千万万战争中分离的家庭。诗人还看到了朋友们的聚会,那也是无法参加的了,诗人全用手中的笔书写着三吏三别之后的民间疾苦。诗歌最后,也是以回到南京作为收束。

如果说会稽—重庆这对空间概念连接的是过去和现在,那么金陵—重庆这对空间概念更多连接的是现在和未来。历史的追怀固然能带给现实以动力,而未来的期望也能带给现在以温暖。我们回望历史,知道1943年的雅集之后,并不能在“明年”便还都金陵,但是却也距之不远。1943年的战争已经进入最艰难的时候,也即将进入尾声。所以金陵的地域空间置想就带有一种积极的色彩。“金陵明岁会,举国共期之。”(钟德基,得之字)“明岁会金陵,中兴颂必有。”(龚张斧,得有字)在一种期待中,雅集的作品完成了它的空间想象。

会稽、湖湘、重庆,这三个地域概念的关系在《癸未七星岗展上巳雅集诗序》中可以得到发掘:“巴子故国,天眷在西,名士过江,衣冠麟萃。爰于癸未夏四月初三日命俦选胜,分韵赋诗,都九十四人,各有所述,数帙山阴,襟题汉上,古今异体,兼善其长。竞病无余,顺以为次,观乎南金东箭,荆楚多材,亦有玉洁兰幽,闺闱挺秀,马工枚速,王后卢前,各摅襟怀,俱呈芳润,扬风■雅,相期调协工商;念乱忧时,故知语多悲愤。可怜渝水,竹枝半是,新亭涕泪,固已同笙磬之清音,极玄黄之大观矣。”

该序对雅集缘由交代颇详细,也历数了陪都重庆的文事之胜。陪都文采所萃,不输王扬卢骆;而终究是名士过江,难免凄楚,这也道出了陪都癸未展上巳雅集的情感基调。而所谓的“数帙山阴”“新亭涕泪”则奠定了癸未展上巳雅集的历史基调,重庆与会稽相对举,陶抒历史胸怀。而“荆楚多材”也涉及了此次雅集的群体地缘关系,颇见此次雅集兴会的空间背景,重庆于湖湘构成了一对地域的关系,可以追索陪都诗人群体的地缘结构。而名士过江,终盼还都,这正是身在重庆心念南京的所在。此次雅集赋诗,便呈现如上的时空转换观念,可以此观察陪都重庆的诗人群体的心态。■

兰亭集序原文篇9

画家沈周于成化五年即公元1469年作了一幅《魏园雅集***》,描绘了自己和友人在吴门魏昌的庄园中雅集。画面里远处山峦陡峭,苔点丛生,近处是水面、杂树和亭台。亭内四位友人相对而坐,童子抱琴立在侧边。一旁树下另一友人策杖走来。画中没有细致描绘人物的细微局部,而是着重表现僻静空旷的峰峦深谷。

明代雅集绘画大多数为文人画家所作,因此会在画作上留下题跋,记录雅集的现场状况,抒发当事人的感想,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按《魏园雅集***》跋文所题得知当时的情况是沈周、陈述、刘珏、祝颢、周鼎等人在魏昌家中相聚饮酒,好友们各赋诗一首。沈周绘制了一幅画,大家将自己作的诗题写在画上,最后主人魏昌写了跋语:成化己丑冬季月十日,完庵刘佥宪、石田沈启南过予,适侗轩祝公、静轩陈公二参***、嘉禾周疑舫继至。相与会酌,酒酣兴发,静轩首赋一章,诸公和之,石田又作***,写诗其上,蓬荜之间,烂然有辉矣!不揣亦续貂其后,传之子孙,俾不忘诸公之雅意云。吴门魏昌。

从诗文内容来看,在场者希望自己能够远离喧嚣,超脱世俗,过上陶渊明式的惬意生活。从此画构***来看,作为一位擅长山水的画家,沈周在画面中采取不同于大多数同类作品的处理手法:以山水为主,雅集场景却只占很小一部分,画中人物为点景式,将人物置于高山幽谷之中,以传达文人们聚会时清幽雅致的氛围。这一点与描绘经典雅集中的故事性场景完全不同,兰亭雅集和西园雅集中的人物和事件都广为人知,如描绘兰亭集,画家们通常选取流觞曲水的场景,而描绘西园雅集,一定少不了众人观米芾作书、观李公麟作画的场景。明代记录雅集的绘画作品一类侧重于对画中人物的身份标榜,所以我们能把画中的人物形象和历史记载中的具体人物一一对应,画中的人物也比较格式化,大多正身端坐在园林楼阁中,其中部分作品是宫廷画家为达官贵人所做;另一类则间接地体现文人身份,雅士们大多简单勾勒,以几近符号化的形象置身于旷野。沈周《魏园雅集***》即为后一种模式。从将“雅集”场景设置到山野林立的室外,不拘泥于形象的具象描绘,以***中所绘山林气象表达出文人雅事的旨趣。与此类似的还有明代王《山亭文会***》。此***同样描绘文人在山林中雅集的场面。画上山水交错、颇有古意,展现了文人画家追求的可游可居的世外胜境。近处山亭中文人们在饮酒畅谈,山下还有路人在赴会的途中。此***意在表达从容高逸的雅会情境。然而茅亭只占据画面一小隅,画中十几人,皆如米粒般大小,在大山之中毫不起眼。但这种文人雅士的象征性符号,对于一般的观众理解画面并无难度,以至于不需要为画中人作过多修饰,人们也能看出画面是雅集的场面。王画面中的山林气象暗示了文人雅集的地点,还升华了雅集的氛围,与《魏园雅集***》属于同一类表达方式。

而“魏园”在沈周看来,如“兰亭”、“西园”一样,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含义,故而这一意象能够获得文人普遍的共鸣,由此再延伸出文人画家对雅集场所的描绘。明代苏州地区经济较为发达,文人众多,生活优越的文人群体热衷造园。人造园林不但满足了文人们“安居三世远,开圃百弓余。”的心理需求,足不出户而卧游山水,并且园林为文人之间的集会活动提供了宁静清幽的场所。大部分的雅集都发生在园林之中,雅集和园林之间的关系甚为紧密,园林是雅集的场所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雅集构成了园林里的重要活动。沈周的《东庄***册》再现了明代著名庄园东庄。东庄是沈周老师吴宽辞官后的栖身之所,附近的文人雅士常聚集于此,沈周选取东庄诸处小景描绘,在深幽清雅的庄园环境中表现文人饮茶、读书等日常活动,体现了明代文人闲适的生活。

与兰亭、西园雅集相比,明代文人在明初***治环境逐渐宽松之后,集会更频繁,更随意,更日常化。兰亭集会集中了当时全国最著名的文人和名士,带有浓重的家族意味和***治背景,西园雅集也集中了当时***坛、文坛、艺术领域的重要人物。因此这两次雅集成为了后世文人雅集的标杆。对兰亭、西园风度的追慕和向往,也同样促进了文人组织、参加和纪录雅集的兴趣。宋元之后,江南地区和平富庶,文人数量进一步增加,他们之间的日常交往更多,江南形成了许许多多的文人群体。以文人画家为例,明代中期苏州地区有吴门画派,人数众多,兴盛百余年,这些画家之间关系密切,往来频繁,沈周、文征明等人为师友关系,大大促进了区域的文化发展。继而又有华亭派”、“云间派”、“苏江派”等派别,为数众多的文人群体促进了雅集活动的发展。同时在这种和平富庶的时代背景下,文人对自身身份看法的改变,使得雅集活动更轻松随意,摆脱了正襟危坐的仪式感,使之成为了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文人对生活质量的高要求,也促使他们将有这类纪念意义的日常活动记录下来。

兰亭集序原文篇10

人到中年,有幸亲临绍兴朝圣,欣喜之余倍感庆幸,遗憾之感渐淡。春夏之交时节来到绍兴,感动油然而生。友人驱车陪同,穿梭在绍兴的大街小巷、乡村阡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数不清的桥梁。到过绍兴的人都会感慨江南水乡不同时代的桥梁美不胜收,也体现出绍兴浓浓的桥的文化。砖桥、木桥、石桥、钢架桥……材质不同,造型各异,或如彩虹卧波,或如镜中观月,或如半月当空,或如马蹄疾奔,桥中有桥,桥连着桥……不一而足,让人流连忘返。走在不同风格的桥上,对古今桥梁师傅独具匠心的构思顿生敬意。

走进绍兴,一股浓浓的文化便扑面而来。作为中国史上三大文化之一—越文化发祥地的绍兴,坚韧的核心特色体现得淋漓尽致。传说中的大禹治水、越往勾践“卧薪尝胆”,都是这种文化的核心体现。而一代文豪鲁迅的“硬骨头”精神更是将越文化体现的淋漓尽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既是鲁迅的“自嘲”,更是提倡一种精神,就像一阵和风吹进人们的心田,那种甘愿为人民俯首的孺子牛精神,成为无数人追求的至高境界。即使走在大街上,门店招牌的书写也多讲究,书法味道浓厚、百家争雄。早在1600余年前,王羲之与谢安等亲朋聚会于兰亭,饮酒赋诗,王羲之汇集各人诗文成集,写就著名的《兰亭集序》,成为千百年来书法的“圣经”。从此兰亭与鹅池成为书法爱好者慕名的“圣地”。难怪有人说绍兴既是一座桥之城,又是一座书法之城。

徜徉在鲁迅故居,无论是大堂偏厅,还是书房修阁,其中的楹联书写刚劲苍虬,就连鲁迅的胡须也是那么的刚正不阿。鲁迅祖居的西厢房、长庆寺、土谷祠、静修庵、三味书屋等与鲁迅笔下有关的遗迹,都原滋原味,古朴的家居什物,均彰显出凝重的文化韵味。在错综交织的水乡喝道上,来往穿梭的乌篷船因鲁迅《社戏》中描写而闻名天下,时至今日,在绍兴星罗棋布的湖泊与河道之上,乌篷船仍是具有水乡特色的一景,它既是绍兴人不可或缺的代步工具,更是在如今喧嚣闹市中运输载客、婚嫁迎亲、游览水乡最受青睐的交通工具。虽然船身低矮狭窄、船篷黑黑,但正因如此,才使其韵味悠长、百看不厌,让人从心灵之中去审视它,才让它在交通工具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焕发出青春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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