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关于战争的诗篇1
七律·长征
1935年10月 ***
红***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过后尽开颜。
沁园春【雪】一九三六年二月 ***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清平乐《六盘山》*** 一九三五年十月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两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七律《人民******占领南京》一九四九年四月 ***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距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采桑子《重阳》一九二九年十月 ***
人生易老天难老， 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 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 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 寥廓江天万里霜。
忆秦娥《娄山关》一九三五年二月***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出塞 王昌龄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陇西行 陈陶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
凉州词 王翰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塞下曲 王昌龄
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
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黄城足今古，白骨乱蓬篙。
从***北征 李益
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遍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
从***行 杨炯的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雕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和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陆游
满江红－岳飞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春望》----杜甫
关于战争的诗篇2
关键词: 哈代 诗歌 悲观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英国诗歌巅峰的浪漫主义大潮已经成了遥远的往事,随着丁尼生和勃郎宁的逝世,维多利亚时代的浪漫主义余波彻底衰落。整个英国诗坛似乎只是在等待着另一次高潮的来临,比起主流的现实主义小说,诗歌显得落寞而孤寂。但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时代的诗歌空白,他就是托马斯・哈代。
因为哈代所取得的杰出的小说成就,他的诗歌常常为人所忽视。但是,哈代的诗名到了20世纪后期日益隆起,已经丝毫不逊色于他作为小说家的名声,而这也是哈代本人生前所乐于看到的。其从不掩饰自己对于诗歌的偏爱,宁愿被别人称为诗人,而不是小说家。
因为在哈代看来,诗歌比小说更高雅,更能自由地表达思想,不受限制。哈代最早走向文学道路就是从诗歌起步的,他曾仔细研读过斯宾塞、弥尔顿、华兹华斯等人的作品,在伦敦作学徒期间就开始尝试写诗,他早期的诗作《无色的音乐》、《深思的少女》情感真挚,富有想象力,意境深远,展示了他的诗歌才华。而在写作小说期间,哈代仍然坚持诗歌创作,当《无名的裘德》遭受到评论界的抨击后,他更是全身心地投入诗歌创作,在1898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威塞克斯诗集》后,哈代接连出版了8部诗集,包括《时光笑柄集》、《环境讽刺集》、《今昔抒情诗集》等,诗歌创作多达918首,最后一部诗集《冬天的话》于1928年他去世后出版。
如果说哈代创作的小说有一种诗的意境,那么他创作的诗歌则属现实主义。哈诗冷静、严肃,甚至略带嘲讽地观察人们日常生活的希望与恐惧、困惑与迷惘、喜与悲、苦与乐,而且诗作大多具有自传性。正如他的第二位妻子弗洛伦斯所说:“要了解哈代的一生,读他一百行诗胜过读他的全部小说。”①哈代抒情诗有四类题材,即爱情、自然、战争和死亡,这构成了他创作的主要领域。
在西方文化中,爱情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几乎可以说,爱情即人生。在文学作品中讴歌爱情的美好和美妙一直是其长盛不衰的传统。哈代是珍惜爱情的,他那一千多首诗中,有不少是歌颂爱情的力作。哈代的爱情诗真挚纯朴,深切感人,体现了他丰富的感情世界和敏感的内心感触。特别是在1912至1913年间为追忆第一位妻子埃玛而作的总题为“旧焰余烬”的组诗,用词质朴,情真意切。哈代与埃玛年轻时的热恋曾轰轰烈烈,婚后初期也是琴瑟和谐,但其后的生活却并不美满。哈代喜欢结交少女,而埃玛对此则极为不满,两人的感情自然很难融洽。1912年埃玛去世后,哈代对她思念不已,他对曾同他一起度过人生最幸福时刻的女人的突然离去感到震惊和悲痛,并把自己的情思写入诗中来传达他在埃玛去世后的心境。
哈代诗中另一频繁出现的题材是自然。尽管自然从来不曾是他的主题,仅仅作为人类活动的背景,但他依然是一位热衷描写自然的诗人。哈代一生写过近百首自然诗,是其诗歌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由于长年居住在乡村,他对乡村生活和大自然有一种天然的亲密关系,哈代的诗歌长于对大自然景观的描绘,并寓情于景,表达他对自然万物的热爱。在他的诗歌中,仿佛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风雨雷电、飞禽走兽都具有了人的情感。尤其是对树枝的描写,达到了活灵活现的地步,有人甚至称呼哈代为“树枝诗人”。他对自然的关注实际上是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关注,他从自然万物的悲剧性中看到了人类的悲剧命运。虽然对于哈代来说自然是灾难的承受者,本身有许多不和谐因素,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均充满着残酷的竞争,然而他在自然诗中从来没有让人们放弃生存意志,而是将希望寄托于人这一大自然殊的群体,寻求着人与人之间的爱,希望人们用坚韧和刚毅的态度来对待生存的痛苦。所以对于大自然,哈代既不像他的前人那样顶礼膜拜,又不是简单地回避。在继承华兹华斯的一部分思想的同时,他又抛开了华兹华斯积极向上、充满希冀的一面。他试***在大自然中找寻智慧、善良与美,但又在诗中展现自然阴暗残酷的一面,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自然观。
哈代试***从自然中寻找善与美,可是又难以掩饰他内心的荒凉,因此,他所描写的自然经常呈现出阴惨萧瑟的景象,这也是因为哈代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战争和死亡的威胁所自然流露出的情感,而这两个方面也是哈代诗歌经常涉及的主题。哈代生活的年代,英国经历过英印锡克战争(1845―1846年)、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英阿战争(1838―1842年、1878―1891年)、第二次英缅战争(1885―1886年)、英布战争(1899―1902年)、几次入侵中国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等多次重要的国际战争。战争对哈代的诗歌创作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哈代一生写了40多首以战争为题材的诗歌。他的战争诗在他的全部诗作乃至英国的战争诗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战争,哈代是明确反对的。1899年当英国发动侵略南非的战争时,他曾以《离别》一诗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而作于1902年的《他杀死的人》则进一步揭示了战争的残酷与荒谬。此外,哈代还写了诸如《士兵的妻子和恋人之歌》等不少优秀的反战诗。哈代认为,战争是对生活的否定,是对人性的摧残,在战争中人性被扭曲,真善美被摧残。在其战争诗中,哈代揭示了战争的荒诞性和邪恶性,对战争进行了辛辣的嘲讽,揭示了战争给人类生存状况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同时也流露出悲观的情绪。
战争必然会带来死亡,暮年的哈代越来越感受到死亡的阴影。哈代活到87岁,亲朋故友大多先他而去,难免有不胜感慨之叹。哈代在《他在她的葬礼》等诗歌中以低沉哀惋的笔调写出了对生命的留恋,也揭示了死亡的不可避免和人生的短暂与脆弱,充满了感人的忧伤。
在哈代创作的诗歌中,除了短小的抒情诗外,还有《列王》这样的鸿篇巨制。《列王》是英语文学中最长的诗,共19幕130场,它的创作和构思,哈代共花费了30多年。《列王》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史诗,通过对拿破仑的刻画,以及对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展现,再现了一个混乱和痛苦的时代,探讨了人类的历史命运。《列王》全剧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形式多变,在哈代的诗歌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作为诗人的哈代,取得了辉煌成就。他的诗中所表达的悲观情绪,对于科技迅速发展下人在宇宙中地位的思考,以及对爱情、婚姻等人生课题的探讨,与现代人的心理不谋而合。正因如此,他赢得了读者。用米勒的话来说:“现在,哈代已被公认为是用英语写作的最伟大的现代诗人之一。”②
注释:
①弗洛伦斯・哈代.哈代生平.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83:392.
②米勒.哈代.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5:269.
参考文献:
关于战争的诗篇3
论文摘要：以诗传史、以诗证史的“诗史”观念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诗学传统，其发展到宋代日趋成熟，宋夏战事诗正是宋人“诗史”观念的产物，它融铸着文人士大夫深沉的忧患意识与浓郁的爱国情怀。宋夏战事诗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并呈现出以下特点：1．发于危难，记录史实；2．有史有情，忠愤沉郁；3．律切精深，意在言外。通过对宋夏战事诗“诗史”性质的考察，可以帮助我进一步去深入认识历史、反思历史，并从中积累民族的生存智慧。
近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在其《重刻西域人华化考序》中说：“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这是宋代史学发达，文人史学意识强烈的最好说明。记录百余年宋夏战争状况的宋夏战事诗，正是宋人“诗史”观念下的产物。宋代是历史上非常特殊的时代，其以文治国的***治方略，造就了有宋一代灿烂的思想文化，但同时也导致了***事力量的薄弱，因而在与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权对峙的过程中，宋廷基本上都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况之中。面对国家命运受到严重威胁，北宋文人内心的爱国热情及忧患意识顿然勃发，他们不仅走上战场，亲历战争，同时用诗歌记录了他们在国家危亡时期的所闻、所见、所感，共创作了近干余首与宋夏战事相关的诗歌。这些作品内容丰富，感情充沛真切，既具有纪实性，同时又不乏强烈的主观情感色彩和独具特色的艺术个性，体现出鲜明的“诗史”性质。鉴于前人对“诗史”内涵的莫衷一是，本文先就其概念作简要辨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质。
一、“诗史”观辨正
从记述史实、考见得失、褒善贬恶的角度出发，中国传统的“诗史”观念当肇始于孔子所整理的《春秋》，它以鲁史为主线，记述了当时天下大势的演变情况，具有以文传史的性质。此后，孔子创立的“春秋笔法”逐渐渗透到诗歌创作领域中，诗、史互证的观念也开始得到加强。
到了唐代，“诗史”概念被明确提出。唐人孟柴在其《本事诗》中云：“杜(甫)逢(安)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_2j(孟綮认为杜甫诗歌真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期间的社会现状，具有以诗传史的意义，因之称其为“诗史”。自此之后，“诗史”遂成为杜诗特质的经典概括。
到了宋代，由于其***事力量的孱弱，周边少数民族***权不时对宋代边境及朝廷进行武力威胁，这使得宋朝的民族矛盾异常尖锐。为了激发和鼓舞世人的爱国思想及忧患意识，北宋文人开始进一步彰显杜甫以诗记史的创作观念，“诗史说也随之在宋代被进一步彰显与完善。如北宋诗论家黄彻在其《蛩溪诗话》卷1中云：“子美世号‘诗史’，观《北征》诗云……史笔森严，未易及也。”蔡居厚在《蔡宽夫夫诗话》中云：“子美诗善叙事，故号诗史。”史绳祖《学斋占毕》卷4云：“惟其字字有证据，故以史名。”以上诸家提到的“史笔森严”、“诗善叙事”、“字字有证据”等概念，都是对杜诗以诗传史性质的确认。黄庭坚更是以“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来概括杜诗“诗史”的内涵。南宋的潘淳在其《潘子真诗话》中对此作了进一步阐释：“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切，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发而然。”其立足于杜诗以史笔陈时事，抒发忠义之情来揭示其“诗史”内涵，而对杜诗“句律精切”的强调，又迎合了宋人作诗的理念，由此赋予杜诗“诗史”观以全新的内涵。然而，这一时代观念的融入，在某种程度上又冲淡了“忠义”之情的抒发。因此，明清时期的理论批评家在赋予“诗史”说以时代特征的同时，对宋人的“诗史”观念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
明人杨慎认为：“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在杨慎看来，宋人只看到了杜甫诗歌的纪实性，而忽视了其所包涵的内在情韵。他认为“诗史”说的要义不仅是铺陈时事，同时还要意在言外，富有情韵。前七子中的何景明更是从“诗本性情之发”的观念出发，批评杜诗“博涉世故，出于夫妇者常少；致兼雅颂，而风人之义或缺。”此语意在指出杜诗一味描写对社会现实的所见所感，而忽视自我内心的个性化情感，这明显脱离了诗歌的抒情本质。此后，李贽提出“童心”说，公安派倡导“性灵”说，这都是对诗歌应张扬个性、舒张情感的强调。受其影响，明代的诗文理论家亦以“情本论”来评价杜诗。明末清初的吴伟业在“诗与史通”思想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史外传心之史”的崭新命题；钱谦益在推举杜诗纪实性与爱国思想的同时，亦赋予其以“心”传“史”的内涵。二者所谓之“传心”，实际上就是抒发特定时境下的内心情感，目的均是为了明晰诗与史的界限，从而将“以诗传史”的传统“诗史”内涵向诗歌的抒情本质回归，宋人重道德情感的“诗史”观因之受到空前挑战。可见，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与文化背景下，“诗史”观始终都被敷染着一层主观色彩，从而造成了内涵上的不确定性。那么究竟以何标准去看待“诗史”观念呢?在笔者看来，欲解答以上问题，我们还是有必要再回到唐代孟綮对“诗史”内涵的最早说明。盂柴在定义“诗史”观念时，明确指出杜诗之所以被当时号为“诗史”，其原因是“杜(甫)逢(安)禄山之难”，而且将社会动荡流离之现实“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这其中的“毕陈于诗”、“殆无遗事”都是针对杜诗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和广度而言，而以“隐”来加强“毕陈于诗”与“殆无遗事”之间的联系，实则是对“诗史”隐时世而显性情之抒情方式的强调。因而“推见至隐”正是针对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感而言，即以自我的主观情感体验去反映现实、感悟世事，而不仅仅是记述史实，以此来凸显以诗传史的特殊性。正如现代学者们所说的那样：“像杜诗这样刻画如此众多‘乱离人’的群相，这样广泛地反映他们的生活，这样真实而深刻地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确实是前无古人的。这是杜诗之所以堪称一代诗史的重要原因”；“史实只提供事件，而杜诗则提供比事件更为广阔、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通过古人的评述与现代学者的阐释可见，记述历史史实与表达思想感情的双重结合才是“诗史”的核心内容。当然，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诗史”作品所反映之“情”的内涵不尽相同。这也就是后世在论及“诗史”内涵时，总是会敷染上不同时代的思想文化特征，并对“诗史”观有不同理解的原因之所在。
由以上辨析可见，被称为“诗史”的作品不仅能够反映某一时期重大社会事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而且创作主体还应以时代价值观念对历史事件作出情感评价，并运用一定的艺术手法加以表现，使其具备一定的审美价值。
从此意义上讲，杜甫虽然是最早享有“诗史”盛誉的诗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杜诗才能被称为“诗史”。“诗史”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每当国家处在“患难”、“颠沛”之时，总会有文人将他们的笔触伸向广阔的社会历史，全面深刻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寄寓自我的主观情感，表现出深沉的忧国忧民情感，这样的作品都具有一定的“诗史”性质。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能够客观真切地反映某一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记实与抒情并重，同时所记述的历史事件具有连续性、完整性，这是成为“诗史”作品的必要前提。在此基础之上，笔者认为：记录百年宋夏战争情况的宋夏战事诗是对历史史实的真实记述，不仅具有以诗传史、以诗补史的意义，同时亦将记实叙事与感时伤世的爱国情感紧密结合在一起，并融合了宋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创作观念，体现着宋代的历史文化特征，从而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
二、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质
民族战争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如匈奴与秦汉之间，突厥与唐之问，契丹、女真、***项与宋之间，蒙古与宋、明之间，都发生过这样的战争。然而不论是就历时时间、空间跨度还是战争规模而言，北宋与西夏之间历时百余年的民族战争无疑是其中较为显著的，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由于采取以文官治国的***治策略，北宋的许多文人都亲历了这场战争，并用诗、文、词等不同艺术方式将战争情况记录下来，从而形成了规模浩大的宋夏战事文学。内容涉及到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透显出浓厚的爱国热情和忧患意识。从“诗史”观韵一般内涵出发，笔者认为宋夏之战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发于危难。记录史实
诗歌具有传史的功能，但必须是记录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的作品才能被称为是“诗史”。为数近千首的宋夏战事诗虽然并不是出自一人之笔，视角亦各有不同，但诗人们的关注点是一致的，那就是用艺术化的方式，真切记录了宋夏战争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状况。比如张定千的《诗一首》，这是最早涉及描写宋夏关系的作品，其中“只怕河湟陷夷狄”，已经显现出对西夏入侵北宋的担忧；苏舜钦在《庆州败》中，以“今岁西戎背世盟，直随秋风寇边城”一句，进一步点明西夏攻宋是一种不义行为，并导致“羞辱中国堪伤悲”的结果，这代表着宋初文人对宋夏战争性质的认识。此外，苏舜钦的《庆州败》、梅尧臣的《故原战》、刘颁的《闻西戎乞降》等作品，均对战争发展情况进行了连续性描写，比较清晰地展现出宋夏战争的进展脉络，从而与历史的发展线索相映衬，具有以诗记史的意义，所反映的社会内容也相当广泛。其中既有对严酷战争场面的实录，如“战死动万计，募人填卒伍”、“肌肤存空骨，性命半鬼篆”、“白骨似沙沙似雪，凭君莫上望乡台”、“马跃践胡肠，士渴饮胡血”等；又有对士人忧国忧民之心的真切展露，如“草檄朝慵腕劳脱，论兵夜苦舌疮痍”、“奋舌说利害，以救民膏肓”、“报君自说心如石，忧国人言鬓如丝”等。这些内容与杜甫的《三吏》、《三别》、《北征》等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如出一辙，共同体现着“不隐恶，不潜善”的史家精神。如果说，杜甫因生活在一个“兵连祸结，天下鼎沸的时代”，从而将自己所身受的、所观察到的，一一捉入他的苦吟的诗篇里去，并因此被誉为“诗史”的话，那么宋夏战事诗的作者们又何尝不是生活在一个被战争所困扰的时代，他们也同样将战争的所见、所闻、所感写入作品当中，只不过他们是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分层次、多样化地去展现战争生活的各个侧面，最终由个人化的局部的描写汇合成集体性的全面展现，从而深刻地反映了宋夏战争时期的社会现实，揭示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可以说，与宋夏战争相关的重要历史事件在宋夏战事诗中都有所反映，不论是亲历战争现场、记录实战情况，还是根据耳闻抒发对战争的感受，都体现出了北宋文人对宋夏战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密切关注，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二)有史有情。忠愤沉郁
尽管以诗记史、以诗传史是“诗史”作品的重要功能，但这并不能掩盖其抒发情感的审美本质。宋初诗人杨亿在其《读史白体》一诗中云：“史笔是非空白许，世情真伪复谁知。”其强调诗歌创作要展现“世情”，而不是一味去写实，这实际上是对诗家有史而无情之创作倾向的批判。此后的韩宗愈亦以“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来定义杜诗“诗史”的情感特征。由此可见，宋人将“诗史”作品的纪史与言情功能视为同等重要。受此影响，宋夏战事诗同样是以记述客观史实为依托，以此展现北宋士人在国家遭受战祸时期的心理感受，蕴涵着浓厚的主观情感色彩，而这一主观情感则集中体现在“忠义”二字上，即如黄庭坚所谓的“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此处的“忠义”实则是宋人报国热情与必胜信念的深切体现。不论是杨亿“予生虽儒家，气欲吞逆羯”(《郑工部陕西随***运》)的威武势气，还是梅尧臣“勇脱区区簿书内，壮心应欲请长缨”(《送李泾州审言》)的慷慨情怀，无不是宋人“忠义”之精神的深刻体现，其深远的济世之志与浓郁的爱国热情均包涵于其中。
有“忠”必有“愤”，这似乎是古代文人士大夫在入世过程中的必然心理过程。在强大的王统和道统面前，士人们只有绝对服从的权利。因而，当面对国家危亡而又无法施展自己的人生抱负时，由“忠”而“愤”的情感便会油然产生。由于***事力量的孱弱，北宋在抗击西夏的过程中连连挫败。面对朝廷用人不济、赏罚不明而造成的战败局面，文人们对此痛心疾首，并通过诗歌将满心的忠愤之情展现出来。如陶弼的《兵器》一诗，就以“朝廷急郡县，郡县急官吏。官吏无他术，下责蚩蚩悲”来揭示朝廷面对西夏的强大攻势而举手无措的难堪境遇。此外，诸如“中原太平日已久，刃顿兵闲空细柳”、“西边用兵地，黯惨无人耕”、“马肥甲重士饱喘，虽有弓箭何所施”、“纵横尸暴积，万殒少全生”等对边地战事惨痛局面的揭示，其情感之痛切沉郁，与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方面是“报君自说心如石，忧国人言鬓如丝”的炙热之情，另一方面则是“谋夫愤愤壮士忧，屡献忠言曾苦口”的难言隐衷，当忧国之情与愤然之心碰撞到一起时，北宋文人也难免产生“只期名随扁舟去，掉臂江湖掷锦袍”的退避心态，以及“倚锄西北望，涕泪沾空襟”的无奈喟叹。由此可见，宋夏战事诗在以纪实笔法抒写社会现实的同时，亦倾注了浓郁的主观情感，最终达到了以“史”传“心”的目的，让后人感受到北宋文人在面对国家危亡时的复杂心态与艰难处境。
(三)律切精深。意在言外
记史与传情是“诗史”的核心内涵所在，这必然需相应的艺术形式去加以表现，宋人对此极为重视。如欧阳修就以“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年不少衰”来定义“诗史”的内涵，其所谓的“律切精深”正是对“诗史”作品外在艺术形式的强调。就连以阐发性理思想而名著一时的理学家邵雍，在《诗史吟》一诗中亦认为：“诗史善记事，长于造其真。真胜则华去，非如目纷纷。”其所谓的“真”和“华”其实就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他在肯定“诗史”作品真实记述社会现实的同时，亦强调形式上的美观。不论是“律切精深”，还是形式之“华”，它们都是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之总体艺术特征的具体体现。
关于战争的诗篇4
在欧洲文学史上最古老最著名的文学作品即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它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两部史诗都与特洛伊战争相关，史诗中的神话色彩迤逦迷离，英雄故事激荡人心。它为亚历山大大帝喜爱，也为普通公民喜爱。
相传《荷马史诗》是一位名叫荷马的盲诗人编订的。为什么是一位盲诗人做了这件事？这像一个谜。更大的谜还是：历史上到底有没有那场特洛伊战争？甚至，到底有没有特洛伊古城呢？
史诗讲述的特洛伊战争发生在公元前12世纪。古希腊人在公元前10世纪还没有文字，相传发生在此前200年的战争，更没有文字做出任何记录。那么，史诗讲述的发生战争的地点――小亚细亚（今土耳其境内），有没有特洛伊古城呢？土耳其境内毫无这座城市的踪影。
史诗的基本要素之一是，根据历史上真有过的历史事实所写成的宏伟诗篇才叫史诗。虽然《荷马史诗》两千多年来不断为欧洲文学家、哲学家所推崇，但没有任何足信的证据可以证明特洛伊战争是一场历史上真有过的战争，欧洲史学家就很难承认《荷马史诗》是史诗，只能说它是神话。
它到底是史诗，还是神话？长期以来，欧洲人还是期望能找到这座无影无踪的特洛伊古城。旷日持久的寻找特洛伊古城的活动吸引了很多人的关心。我不清楚最早的寻找始于何时，但知道直到19世纪中叶，考古学家亨利希?谢里曼凭着对《荷马史诗》的兴趣，仔细研究了史诗中提供的一切细节。他深入土耳其海岸，想像着当年的希腊联***该从哪儿登陆，而特洛伊城该建在什么地方才最有利于打击来自海上的力量？最后，他把寻找的范围确定在土耳其达达尼海峡主要港口查纳卡累附近。尽管两千多年来自然和人为的种种原因已经使地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亨利希・谢里曼自我感觉那消失了的特洛伊城在一天天向他靠近。终于，亨利希・谢里曼确认，特洛伊城就埋在位于查纳卡累港口以南约40公里处的地下。
发掘开始了，真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揭开了特洛伊城神秘的面纱。对特洛伊遗址的发掘从19世纪中后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在30米深的地层中，发现了分属于九个时期的特洛伊古城。
最早的城堡是公元前3000年建的，那么它几乎与古埃及的第一座都城孟菲斯建于同一时间（虽然规模不能相比）。公元前13世纪到前12世纪的特洛伊，是一座相当富有的城堡了，它的城池相当坚固，难怪希腊联***一连攻打了9年也无法把它攻破。这座著名的古城遗址，1998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为各国公民瞩目的旅游胜地。
欧洲文学之母
古希腊人认为战争起于争端。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起因，希腊神话的创作者便聪明地先创造了一个管争执的女神厄里斯，她手里拿着一个刻有“属于最美者”的金苹果，决定去制造一场争端。
故事说珀琉斯与女神忒提斯举行婚礼，把所有的女神都邀请了，偏偏漏掉管争执的女神厄里斯，厄里斯便在婚礼开始时偷偷地溜了进去。“金苹果”是个利益的象征，厄里斯悄悄地在盛宴中仍下了那个“金苹果”。果然，赫拉、雅典娜、阿佛洛狄忒三位女神争起来了。
于是，色彩斑斓的婚礼，女神厄里斯的“阴谋”，三个女神为一个“金苹果”而争得不可开交……绚丽的画面，精彩的构思，接踵而至，一场将发生的特洛伊大战便由三位女神争“金苹果”拉开了序幕。
三位女神争执不下，只好请从小亚细亚来参加婚礼的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公断。说是公断，三位女神都对帕里斯王子使了类似贿赂的伎俩，许诺事成后会给帕里斯最大的报酬。赫拉许诺助他成为国王，雅典娜许诺助他成为伟大的英雄，阿佛洛狄忒许诺助他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的丈夫。帕里斯受到利益诱惑，也卷进了这场利益争端的漩涡。帕里斯在三种诱惑中选择了美女，便把“金苹果”判给了阿佛洛狄忒。
阿佛洛狄忒于是帮助帕里斯把美丽绝伦的斯巴达王后海伦拐走了。这件事使全体希腊人感到屈辱，希腊各部落公推阿枷门农为统帅，组成联***，决定攻打特洛伊。
公元前12世纪，希腊联***渡爱琴海，逼近特洛伊。特洛伊国王的长子赫克托耳率领特洛伊人出城迎敌，于是有了希腊联***与特洛伊长达十年的战争。
《伊利亚特》并没有描写战争的起因和过程，只是描写了战争第十年最后二十多天的事情。这个通过集中描写精彩局部来表现整个战争壮阔景象的方法，一直在世界上很多大学的课堂里被反复称赞。故事首先突出了联***主将阿喀琉斯是一位无敌英雄，他在战斗中俘获了一位美丽的特洛伊女子。联***统帅阿伽门农却抢走了主将阿喀琉斯的女俘，阿喀琉斯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伤害，便愤怒地退出战争，于是联***节节败退。
阿伽门农不得不向阿喀琉斯赔礼道歉，但也无济于事。阿喀琉斯不肯出战。他的好友帕特洛克罗斯眼见希腊人将要全***覆没，感到十分痛心，在劝告阿喀琉斯出战未果的情况下，借了阿喀琉斯的甲胄出战。
联***以为是阿喀琉斯出战了，士气大振，帕特洛克罗斯率***攻到了特洛伊城下，但他在激战中被特洛伊主将赫克托耳杀死了。好友的死，使阿喀琉斯非常悲痛和懊悔。他重上战场，杀死了赫克托耳，替好友报了仇。
9天过去了，特洛伊年老的国王普里阿摩斯突然独自来到阿喀琉斯营中，哀求阿喀琉斯把赫克托耳的尸体归还他，因为那是他的儿子。阿喀琉斯被这位父亲感动，将尸体交还了他，并答应休战11天。10天后，特洛伊人悲痛地埋葬了赫克托耳。
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希腊人用木马计攻破了特洛伊城。但记得想出木马计的那个人是谁吗？他就是《奥德赛》史诗的主人公奥德修斯，他在《伊里亚特》史诗将要结束时，就有了最智慧的出场。这时，希腊人洗劫了特洛伊城，并放火焚毁。但希腊英雄阿喀琉斯被帕里斯用箭射死了，另一位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则在回国途中开始了新的传奇经历。
《奥德赛》叙述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希腊将士们都纷纷回到故乡，只有奥德修斯回航不顺。他的漂流历险竟然长达10年，但《奥德赛》同样没有从奥德修斯回航说起，一开始就讲他第10年飘流到斯克里亚岛，受到当地国王的款待，他向国王讲述了自己离开特洛伊以后的9年间，在海上漂流的遇险经历。这个结构再次使奥德修斯的历险过程集中而精粹。
他到了巨人岛，几个同伴便被巨人吃了，他被独眼巨人关在山洞里。他设法刺瞎了巨人的眼睛，逃出山洞。又到过风神岛、喀尔刻女巫岛，游历过地府，到过海妖盘踞的礁山等等，不管经历了什么，他就是想返回故乡。终于只身逃到斯克里亚岛国的国王这里。国王听了大为感动，派了一只船和许多水手送奥德修斯回国。
这期间，希腊百余名贵族以为奥德修斯已经死了，纷纷来向他美丽的妻子珀涅罗珀求婚。他们霸占了奥德修斯的宫殿，终日宴饮作乐，并都企***夺取他的家产和王位。奥德修斯回国后，乔装乞丐，与儿子一起，设计杀死了***谋夺取他妻子和财产的一百多个求婚者，与妻子团聚。
从《荷马史诗》中，我们再次看到，人类的史诗多起源于战争传奇。《荷马史诗》更将希腊古代神话与特洛伊战后几百间流传在民间的英雄故事融为一体。约在公元前8世纪由荷马整理加工成演唱本史诗形式。
《荷马史诗》塑造人物的功力是非凡的，掩卷之余，我们的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骄横傲慢的阿伽门农，轻薄无能的帕里斯，美丽得让人无法评价其心灵的海伦，爱子至深的老国王普里阿摩斯。当然，最难以让人忘却的还是三位英雄人物：阿喀琉斯血气方刚而单纯，是力量的化身；赫克托耳是一个具有浓厚悲剧色彩的英雄人物，为保卫家园，战死沙场；奥德修斯则是个大智大勇，百折不挠的英雄。
除了英雄人物以外，史诗加入的大量希腊民间传说中的神灵也个性纷呈，是拟人化的。古希腊的宗教属于多神教，在宗教发展过程中，古希腊人把许多自然现象理解为神力的作用，凭借丰富的想像赋予人的形象，产生了各种自然神（如日、月、海等等）和关于神的故事，所以具有神与人同性同形的特点，诸神与人一样，有感情，有需求，有人类的正直、勇敢、残忍、妒忌等品性。
但希腊神话中的神，看起来比人更聪明、更有力量，能主宰人类命运，而且长生不老，这是神与人的不同之处。有时神也和神对抗、打仗。这便透露出希腊普通人的聪明机智和对神的反抗意识――既然神的力量很大，普通人没有力量对抗神，那就让神与神去互相厮杀――体现出希腊神话的进步性。
没有国界的人类精神
《荷马史诗》以宏伟的规模和高度的艺术造诣，广阔地反映了古希腊时代经济、***治、***事、文化等方面的状况，以及当时人们的生活，斗争和思想感情。生动地勾画出古希腊从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民族发展的壮丽画卷，为希腊民族谱写了一页光荣的***历史。
不仅如此，它的内容超出了描写希腊的范围。小亚细亚拥有比希腊更早发展起来的农业文明，史诗通过远征特洛伊的战争，把笔触伸展到了西亚，融会了当时欧亚两洲发达地区的璀璨景象。
有人认为，《荷马史诗》把参加特洛伊战争的双方都加以歌颂，称赞双方都是好样的，反映了古希腊没有道义是非的战争观念，把战争当作既光荣又有利的事业。因此认为这是《荷马史诗》的一个缺憾。我不敢赞同。
我认为，发生特洛伊战争的那个年代正是希腊民族部落发生大迁移的时代，由于相互诸邦之间的争斗，参战双方都产生了对各自英雄的歌颂，对勇敢精神的崇拜，乃至对敌方英雄人物的敬佩！这其实反映了希腊的民族精神：不管是哪路英雄，只要体魄强健、武艺高超、作战勇敢、并在战斗中为集体立下了功勋，都要加以歌颂。虽然希腊联***攻打特洛伊的战争，已超越国界，但作者去理解和敬佩各国、各部落的英雄表现出来的爱国精神，对民族荣誉的捍卫，以及勇于献身的牺牲精神，这不对吗？这不仅不是《荷马史诗》的缺憾，而且，《荷马史诗》以怀讴歌的爱国精神是超越国界的，是一种人类精神。这种爱国精神，与对个人性格、感情的理解与尊重，共同激荡在一部史诗中，均突破了狭隘性，在人类精神境界的开拓发展中，有巨大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
《荷马史诗》是古希腊文学艺术中的瑰宝。马克思曾高度评价说，《荷马史诗》就某方面说，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确实，它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仅就两部史诗融会了绝大部分的希腊神话而言，这些神话一再成为后世文学家们创作的题材。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就说自己的作品只是“荷马盛宴的残渣”。维吉尔、但丁、弥尔顿、莎士比亚、歌德这些享誉世界的文学家们都从《荷马史诗》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人物，还深深影响了亚历山大大帝。
关于战争的诗篇5
以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是当时诗坛上影响较大的诗派。因为岑参的边塞生活体验最为丰富，他两次从***，主要出于边塞立功的慷慨豪情；他又是一位性情极为好奇的诗人，因此他重点以边塞、从***等为题材，总是以浓重的色调描绘西北边疆的奇丽风光和异域风情及守边将士在极其艰苦环境中顽强拼搏的精神等来显示其艺术特色。这些边塞风光和风情，一到他的笔下，便全部变得神奇瑰丽起来。由于特殊的***旅经历，所以岑参成为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其诗风雄健豪伟，奇丽险怪，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等。岑参的这些边塞诗，极大开拓了边塞诗歌的内容和范围。从而使边塞诗歌内容十分丰富广阔，创造出边塞诗歌广阔境界和新颖风格。
如果说岑参的边塞诗是“奇逸而峭”，那高适诗则“悲壮而厚”。尽管岑高二人虽然都有***旅生涯的体验，他们是同时代的边塞诗人，但诗风却不尽相同。作为一位真正具有***事才能的***治家和著名诗人，高适的诗歌融汇了对边塞生活的实地体验和冷静观察，因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大小无数次战争，亲身体验过丰富的战争生活经历。同时也无数次亲眼目睹过边塞风光。他总以***治家的眼光深刻揭示边防***策的弊病，以***论的笔调表达对战争的意见，反映现实的深度在同时代的边塞诗人中首屈一指，特别是代表作《燕歌行》。全诗以奔放的语言，沉郁苍凉的风格，描绘出战争的激烈艰苦和战士们的英勇精神；同时对边庭主将骄奢***逸，不惜士卒行为表示不满，表现了作者对士兵的同情。诗中所描写的如：“枞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问”，“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大漠群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等；充分表现战争的极其残酷和艰辛，同时也歌颂了将士们勇敢的杀敌精神及爱国情怀。
边塞诗派中还有一位享有盛誉的诗人是王昌龄。他的诗以五古、七绝为主。历史上号称“七绝圣手”。如果就体制之备，题材之广和数量之多说，实不如岑参高适和李白杜甫；但他的诗质量很高；边塞诗可并岑参高适而三，宫怨诗与李白争胜，卓然为盛唐一大家。他的诗用意之深，写景之妙，比兴之切，选语之奇，均有独到之处。殷瑶说他的诗“惊耳骇目”，刘晌说他的诗“绪微而思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多是写将士豪迈气概的。如：“西陵侠少年，送客短长亭，青槐夹两道，白马如流星。闻道羽书急，***于寇井陉，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以及“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日色寒，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干。”等。这些诗可以说是气壮山河，如闻战场的鼓声，如见战斗的场面。沈德潜说： “少伯(昌龄字)塞上诗，多能传出义勇”，将士们抖擞的战斗精神和豪迈的英雄气概被诗人以强有力的语言充分表现了出来。所以诗境慷慨而昂扬，令人振奋。
与岑参高适的边塞诗相比，岑参高适的诗善于用长篇的七言歌行，铺写塞外风光和战争场面，意境雄阔高远，色泽浓烈，笔力粗犷，以雄放的风格见长；而王昌龄则以短小的七绝形式，概括凝练的语言及和美的音律，抒写战争***情，寓雄浑与自然之中，表现出清峻的风格。王昌龄的边塞诗更多在于意和境的结合，使意和境浑然一体，开拓出超凡绝俗的艺术境界。边塞诗派所创造出的独特而又丰富的意境美，同田园诗派及其他诗派一样，具有强烈的艺术个性和较高的审美价值。并且在诗意提炼和诗境创造上，匠心独运，独树一帜。
关于战争的诗篇6
论文摘要：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事家、***治家、文学家，其文学创作深受束夏战争的影响，并呈现出两大特点：其一是以诗文记吏，再现战争场面；其二是以边塞生活入词，首创豪放词风，扩大了词体的表现范围其作品使我进一．步认识了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
范仲淹(989一l052)，字希文，是北宋著名的***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和***事家。作为一名在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文人．范仲淹一生共创作了诗歌300多首，散文160多篇，词5首。范仲淹所生活的北宋中期，正值与西夏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作为一名儒家士子，他始终为西北战事而担心，并由此“痛心疾首，日夜悲忧，发变成丝，血化为泪”。此后他担当将帅，亲自走向西北边塞守边御夏。长达四年的战地经历，使得范仲淹对宋夏战争有着更加真切的体验，其文学创作风貌也因此深受影响，并呈现出两大特点：其一是以诗文记史，再现战争场面；其二是首倡豪放词风，扩大了词体的表现范围。目前学术界对范仲淹的研究多集中在其***治革新、教育贡献、学术成就、***事外交才能等方面，却忽视了宋夏战争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从而进一步深入去认识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以诗文记史，再现战争场面
围绕西夏立国拓疆与宋遏制扩张、实现统一的矛盾，北宋与西夏断断续续展开了近百年的争战。范仲淹一生正值宋夏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到他晚年时，宋夏矛盾愈趋激化。在国家命运受到严重威胁的紧要关头，其内心的爱国热情及忧患意识顿然勃发，他不仅走上了战场，亲历战争，同时还用诗文记录了国家危亡时期的所见、所闻和所感，体现出鲜明的以诗文记吏的特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儒者报国，以言为先”(《让观察使第一表》)，因而在他的诗文作品中，作者往往将现实叙事与感时伤世的爱国情感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具有以诗补史的意义，而宋夏战争无疑是这类作品产生的原动力。
北宋初期，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形式主义文风大为盛行，而随着宋夏战争的连续爆发，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忧患意识空前勃发。范仲淹与当时的一批重要文人如欧阳修、梅尧臣、苏舜卿等，为了挺立士风、振兴诗坛，共同发起了诗新运动，主张诗歌要有反映现实、针砭时弊的现实主义功用，并由此形成了以诗论事、以诗论史、以诗论***的创作潮流。在此基础之上，范仲淹继承并发展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强调诗歌应该发挥讽谏教化、规弊时***的作用。他在《唐异诗序》中云：“诗之为意也……锵如乐府，羽翰乎教化之声，献酬乎仁义之醇。上以德于君，下以风于民，不然何以动天地而感鬼神哉?”这显然是承续了《诗大序》“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教观念，并进而提出“意必以淳，语必以真，乐则歌之，忧则怀之。无虚美，无苟怨。隐居求志，多优游之咏；天下有道，无愤惋之作”的创作要求。这就使得其作品在艺术上呈现出淳朴、淡远而真切的特点，同时也与“不隐恶，不潜善”的史家精神相契合，流露出以诗传史的创作意***。
面对西夏对北宋的威胁与进攻，宋代文人往往用“羌贼”、“西戎”、“羌奴”、“猖夷”、“豺狼”、“夷狄”等称谓指称西夏，由此可见他们对战争的反感，以及对西夏企***拓疆的憎恶，从中表现出北宋文人主张“大一统”的民族观念。作为一名深受儒家传统思想浸润的士大夫文人，范仲淹同样希望各民族间能够相互融合，不要有冲突与纷争，其对国家与民族前途的忧虑也深寓于此，并在其文章中予以明确表露。对于元昊称帝建国，范仲淹认为其“私许大号，坏中国之法”(《论元吴请和不可许者》)，由此可见他所持的民族大一统观念。在他看来：“三代以还，皆有戎狄之患，以至侵陵中国，被于渭洛。齐晋逐之于前，秦汉驱之于后。中原始清，人伦乃叙。逮于西晋之弱，群胡猾夏，天宝之末，石晋之际，中国不幸，皆罹其害。自周世宗北征之后，虽疆土未复，夷夏稍分，我祖宗奕世修备，大庇生民。今西北二方复相交构，夹困中国，元吴率先叛命，兵犯延安，次犯镇戎，杀伤***民。曾无虚岁，中国之兵讨伐未利，而北人举十万众，谓元吴是甥舅之邦，责中国不当称兵，此交构之迹，更何疑哉?”范仲淹对自古汉族***权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演进作了简要梳理。夏商周时期，所谓的中原、夷、蛮、戎、狄等不同民族，就已经共同生息繁衍、交往并相互影响。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争霸与学术争鸣，四夷民族因之文化上的落后开始受到歧视，就连孔子都提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严华夷之辨”的早期民族思想随之产生，并历代绵延，这也使得中原***权与各少数民族之间开始了长达几千年的民族冲突与融合。尽管范仲淹对西夏入侵北宋持批判态度，但他并未因此而掩饰北宋朝廷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正如王安石所言：“西夏与中国强弱为向背，若中国形势强，附中国为利，即不假杀伐，自当坚附。”儿钾鼹西夏之所以不服从于宋廷，与北宋积贫积弱的国势有很大关系，从而不能被诸边少数民族所臣服，纷争与战乱也就在所难免。在此观念下，范仲淹多次上陈诸如《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奏乞拒契丹所请绝元吴和约》等奏章疏议，以此劝说朝廷以守为攻，减少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危害，从中表现出其主张“大一统”的民族观念，这代表着北宋文人对宋夏战争性质的认识。
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于国家危难之时被朝廷召为龙***阁直学士，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共同负责西北***事防务。范仲淹在诗歌中对此有所记述：“中原固为辱，天子动宸襟。
乃命公与仆，联使御外侵。”(《阅古堂诗》)事实上在这之前，范仲淹就已经对辽与西夏夹攻北宋的势态深表忧虑。其云：“今二邻至强，四方多事，兵戈未息，财利已乏，生民久困，苛***未宽，设有饥馑相仍，盗寇竞起，将何以定?天下可忧。”在这段言论中，流露出他对国家边患的深切担忧。然而面对西夏强劲的武力进攻，范仲淹并没有畏怯，而是积极采取诸多措施以御西夏，表现出御敌守边的强大决心。在《送河东提刑张太博》一诗中，范仲淹用纪实的手法详细记述了他组织修筑大顺城、扼据要塞、阻止夏兵的过程，并以“君跃匹马去”、“万众生烟尘”等具体的动态描写，展现了当时紧张而又充满危险的战斗生活。不论是夏兵的强势，还是宋***短暂的畏怯，范仲淹都如实描述，从中可以看到宋代边防的空虚薄弱，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敌强我弱的紧急情势。在此危急关头，范仲淹仍然怀着建功立业、忠君爱国的满腔热血，奋力迎战。尤其是句末“果释天子忧，奖诏垂明恩”，尽显其安邦定国的威武势气以及守边御敌的战斗热情，真是令人感奋，而这份热情则源自于他忠君为国的济世思想。作品以白描的手法，再现了宋夏战争中的真实场面，体现着“不隐恶，不潜善”的史家精神，具有以诗传史的意义。
除了表现金戈铁马的雄壮战争场面外，范仲淹还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抚恤士卒、爱惜民生的细微之处，从而深刻地反映了宋夏战争时期的社会现实，揭示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如在《四民诗》中，他以“太平不自存，凶荒亦何及。神农与后稷，有灵应为泣”、“竭我百家产，崇尔一室居。四海竞如此，金碧照万里”、“桑柘不成林，荆棘有余春。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等诗句．揭露了北宋吏治的腐败，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对农、工、商受压迫阶层表现出极大同情。而他理想中的社会人伦关系则是“但愿天下乐，一苦蹲前身。长戴尧舜主，尽作羲皇民”(《依韵答提刑张太博尝新酝》)、“常愿帝力及南亩，尽使风俗如东邹。谁学吾与青春者，意在生民先发讴”(《依韵答贾黯监巫贺雨》)。这些作品立足于“民”，抒写民心民意，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本思想，与杜甫“诗史”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北宋诗论家蔡居厚在《蔡宽夫诗话》中云：“子美诗善叙事，故号诗史。”史绳祖《学斋占毕》卷四云：“惟其字字有证据，故以史名。”我们将以上的“诗善叙事”、“字字有证据”等结合起来看，便可大致看出宋人对“以诗传史”创作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而具体到北宋社会的“史”，宋夏战争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北宋文人超越一介文人的身份局限，走向战场，亲历战争．同时用诗文创作艺术化地再现了宋夏战争的相关状况，可以说是内容丰富，感情充沛真切，将纪实叙事与感时伤世的爱国情感紧密结合在一起，并融合了宋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创作观念，体现着宋代的历史文化特征，具有鲜明的“以诗文记史”的性质，渗透着强烈的民族自尊感与社会责任感，也深刻体现着文学与社会***治的互动关系。
二、以边塞生活人词，首创豪放词风
除了在诗文中反映宋夏战争的相关状况外，范仲淹还用词体来承载社会内容，而且大都与宋夏战争有关。由于词体的音乐性质，它所表现的内容往往局限于风花雪月的男女恋情，以及伤春悲秋、感叹身世的个人愁怀。因此北宋词人的创作大都承袭和追随花间词派和南唐婉约词风，或是表现饮宴诗酒为乐的闲适生活，或是表露羁旅漂泊的离愁别绪，当然也不离流连歌楼的市井风情。范仲淹虽然存词只有五首，但却能够摆脱浮艳华靡的传统词风，将边塞将士戍边的情景、忧国思乡的深沉感情、苍凉悲壮的审美意境注入词中，为宋词开拓了新的表现领域，并成为豪放词的先驱，这一词学成就的取得，与宋夏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治所在今陕西省延安市)，守边四年。在这期间，他以亲身体验描写着边塞生活，如《渔家傲》、《苏幕遮》两首作品，就是他在西北***中的感怀之作。作为戍边将领，范仲淹不但显现出战场上的雄健风姿，而且体察民情民意，士卒，尽显其儒者风范。宋王朝推行“更戍法”，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严重损害了***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范仲淹对此持反对态度，他说：“自古将帅与士旅同其安乐，则可共其忧患，而为国家之用。”这一看法打破了将卒之间相互疏离的观念，这与唐人刘湾《出塞曲》中的“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功”已大相径庭，充分体现了范仲淹对兵卒的爱护之情。事实上，对于在外守边御敌的士卒来说，他们既时刻面临战争和死亡的成胁，又得不到朝廷的爱恤。然而，最让他们不能忍受的并不是战场上的厮杀流血，而是对远方亲人的想念，范仲淹对此深有体察，并在词作中真实揭示他们沉重的家恋乡思和凄凉的离愁别恨，以此表达他对士卒们的关爱之情。如《渔家傲》一词，作者正是借边塞前线凄清景色的描写，真切地展现了边防将士们忧国怀乡的深情：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慧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的这首《渔家傲》因其为守边将士代言，抒写了他们对战争的感受，因而在充溢脂粉气的宋初词坛独树一帜，并首开豪放词一路。词人通过毫无留意的大雁、四面混杂的风声与战鼓声，以及长烟落日笼罩下的孤城，真实地展现出范仲淹与士卒们所亲历的恶劣环境，并由苍凉荒寒的边塞风光，铺陈出防将士们长期艰苦的守边生活以及忧国怀乡的深情。尤其是“浊酒…杯家万里”一句，深刻揭示出战士们强烈的思乡情怀，凑来、卜人不禁黯然伤神。北宋自开基至仁宗朝，虽然边患频仍，但中原地区并未受到战乱影响，人们还在窖受着盛世j之乐，日趋危殆的局势并没有深刻触及到文人的内心，反而还在高唱“太平也，且欢娱”(壤挺《喜迁莺》)。肖权嚣歌逐舞，在急弦繁管中消磨他们的岁月，哪里还顾得上边防将的苦。范仲淹同样过…代臣，他却能在剪红划翠之外另开一隅，以词体反映边塞战争生活，反映时事，这正是源于i司人有蕾较时问边地生活的体验，从而对守边士卒孤苦悲怨的内心感受有着更真切的理解，他的文人贺裳，准确地把握到了范仲淹这一点，其在《皱水轩阋鉴》中云：“范词如‘长烟落域’、‘羌管悠悠霜满地、‘将***白发征夫泪’，令‘绿树碧檐相掩映，无人知道外边寒’者听之，知边庭之蕾如是，庶有所臀触。”在表面上，北宋社会歌舞承平，风雅文人大都沉浸在“舞低杨柳楼心。歌尽桃仡_扇底风”的浮靡生活中，又有几人去理会边外的凄苦生活。范仲淹之所以深知边庭之苫．原因就仡于他亲身经了战争的严酷，因而能以悲郁沉婉的笔触去真切描写边塞的荒寒和士卒的不幸．这是没有边寒经历的词人所不曾也无法表现的。
范仲淹的另一首经典之作《苏幕遮》，同《渔家傲》一样，都是他出任陕西四路宣抚使、主持防御西夏时期的作品。作者借秋景来渲染戍边士卒们的思乡之情，以此表达对戍边将士们的爱怜与情。清人许昂霄在其《词综偶评》中，就以“铁石心肠人，亦作此消魂语”来评价此间，从中可以看出范仲淹善以劲健之笔抒写婉约情怀的创作特色，以此来加强悲凉沉郁的情感色彩。且看其词作《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这首作品看似写秋景，实则是写秋思。开首四句，借苍茫秋色抒发忧国之思。试想当秋寒萧飒之际，落叶枯黄，萎积满地，寒凉浸透河水之时，最难将息的恐怕就是久戍边关、不知归期的士卒们了。范仲淹正是用“碧云“与“黄叶”、“秋色”与“寒烟”、“斜阳”与“芳草”这些在色彩、生机上有所对比的景物，牵引出令守边士卒们忧思怅惘的“乡魂”与“旅思”，而那“酒入愁肠”后的“相思之泪”则将他们去国怀乡之情绵延无穷，尽显征人的“旅思”之情，渎来感人肺腑。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而他在另一首词《御街行》中，亦以“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的深婉笔调，表达了浓重凄切的相思别情，只是这里的别情已不再是单纯的儿女私情，而是寄寓着作者深沉的家国忧思。正如清代的黄寥园在《寥园词选》中谓其“因心之忧愁，不自聊赖，始动其乡魂旅思，而梦不安枕，酒皆化泪矣。其实忧愁非为思家也……此其所以先天下之忧而忧矣”。这一评价紧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格风范，揭示了《苏幕遮》一词以景寓愁的内涵。而作品所表达的愁绪已由“思家”转向了“忧国”，突破了词体专写个人离恨别愁的狭小境域，使词开始具有被诗化的倾向，这无疑是对“诗庄词媚”创作传统的有力冲击。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来概括社会***治的变迁对于文学的影响，范仲淹将士大夫的忧患意识灌注于原本应歌而作的词体中，这正是宋夏战争背景下的必然产物。
尽管适应时代的需要，范仲淹开创了豪放词风，但在对外屈辱求和的既定国策下，其浩然之气中总是夹杂着难以排遣的感伤情绪，这使得他的豪放词风中少了些粗豪劲健的壮大境界，而多了几分忧愤黯然的感伤情调。如在《剔银灯》中．他的这种情调体现得尤为鲜明：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冷一醉。人世都无百岁。少痴联，老成虺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瘩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这首作品看似是借咏史表达作者对现实***治和人生的看法，则是“抚时感事”，以此表达自己对宋夏战争的态度。尽管范仲淹始终以积极的态度去防御西夏，但战争毕竟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伤害，对于这一点，他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一改以往文人对三国争雄的一贯看法，反而笑话曹操、孙权、刘备等困英雄，他们枉费一世心血，最终只落得个天下鼎足三分的结果。在他看来，与其弹精竭虑为了争夺***治权力而费尽心机，还不如像刘伶那样沉迷在醉乡里闲适自在。虽然他自已也无法回答“…品与千金”究竟该不该舍弃，但至少在经历了国家的内外困顿之后，范仲淹的心态已由亲历宋夏战争的积极昂扬，而转向失望、苦闷以致沮丧。与之前御战西夏时期所作《渔家做》的慷慨沉雄相比，这首《剔银灯》在低沉中投射着浓重的感伤之情，这分明已是整个时代的感伤情调，读来不觉使人心情沉重，从中也的确可以看出宋夏战争对士大夫文人心理上的深远影响．管范仲淹的词学作品为数不多，但其超越一己的感伤情怀中却透显着“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的浩然正气与宽广胸襟。即使是表达别绪愁情，他的词作依然不侧艳，不轻浮，反而意境苍凉，骨力道劲，深刻体现其以天下为己任的***治理想与人格精神。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坪价的那样：“仲淹人品事业，卓绝一时，本不借文章以传，而贯通经术，明体达用，几所论者，一一一杼有本之，非虚饰。”此语准确地概括了范仲淹明达用、不虚饰的创作准则，进一步证明了宋夏战争对文学创作的强大怍用力。
关于战争的诗篇7
在世界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文学的发展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庞德作为意象派的创始人、理论家和组织者，极力反对维多利亚诗歌传统中堆砌形容词的华糜不实之风，主张以凝练的意象和简洁的语言来革新诗歌。他和其他意象派诗人于1913年发表了“意象派宣言”，提出意象派诗人“三不准”和意象派诗歌创作“三原则”。“三不准”包括：“绝对不用任何无助于呈现的词；不要用多余的词；不要用无法揭示任何东西的形容词。”“三原则”包括直接处理无论主观还是客观的“事物”、绝不用任何无益于表达的词和节奏方面要用连续性的音乐性语言，而不受节拍的束缚。从这“三不准”和“三原则”以及意象派作品中可以看得出，意象派诗歌理论追求客观、具体，避免抽象，强调用精炼的语言准确而直观地呈现事物，杜绝任何解释、评判与说教成分，要求诗人把自己的感触和情绪全部隐藏在意象的背面，不要直接表露自己的感受，而是通过语言所凝练的意象暗示给读者，按照自然的节拍写诗，不要刻板地让诗“削足适履”，去迁就已有的节拍。庞德曾经悉心研究过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是个从中国古代诗歌及其理论获取艺术养分的诗人和理论家，可以说，他的成就是基于中国古代诗歌及其理论这块巨石上的。中国古代诗歌在语言品质上有着不同于西方的追求。“言、象、义”的完美结合被中国诗学认为是至高境界，也是无数代文人墨客殷殷追求的目标。庞德的理论主张以及对“意象”的命名和赋予含义，如果不是全部，也是绝大部分地对中国文学的借鉴和重构。这已是公认的事实。庞德作为中国文化的爱好者和潜心研究者，在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曾经起过积极作用，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并在英美新诗运动期间掀起了极有影响力的“中国热”。海明威对庞德可谓推崇备至。对于庞德的一些主张，海明威欣然接受并落实于自己的作品中，并形成了自己独具一格、为人称道的“海明威文体”，也为他能够得出理论性总结“冰山原则”提供提示。于是，“中国文化庞德海明威”的影响链构成，庞德自不待言，海明威作品在语言的运用上所追求的具体、简洁、客观等语言特征中具有明显的“中国元素”。
二、海明威主要创作思想与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些重要思想
存在惊人的相通与重叠。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海明威的创作思想来源于中国，但也不能完全否认这种影响的可能性。任何理论都来源于实践和对已有事物规律的归纳，文学理论同样是对文学实践及作品的总结提炼。不是理论家的海明威在阅读别人作品时尽管没有在理论上刻意进行系统探究，但是做出理论性思考和感悟是无法避免的。鉴于海明威与庞德的交情，庞德掀起的“中国诗热”应该说也影响到海明威，海明威阅读《华夏集》是在情理之中，通过对比《华夏集》语言与海明威语言发现两者具有其他人所没有的共同语言特征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是后话，在此不必具体分析。尽管《华夏集》在传递中国古代文化和诗歌精神中存在许多遗漏、误读和“误判”，但主要的特征还是得以大体表现，作为非常善于学习的作家，海明威在阅读中对隐藏在中国诗歌的英译诗中的规律性东西肯定做了一定思考并有所感悟，这刺激和推进其创作思想发展与成型。中国诗学讲究含蓄不露，追求一种“味外之味”“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司空***语），以此激发读者想象与参与。海明威的“冰山原理”具有相近似的内涵，他在《午后之死》中说“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1958年，他在回答《巴黎评论》记者时，再次强调他的“冰山原理”：“我总是试***根据冰山的原理去描写。关于显现出来的每一部分，其八分之七是在水面以下的。你可以略去你所知道的任何东西，这只会使你的冰山厚重起来。这是并不显露出来的那部分。”（《巴黎评论》1958年春季号，第84页）两相比较，海明威的“冰山原理”在内涵上与中国古代文论思想有着很大的相通视阈，对此，董衡巽先生做了很好的论述：“就像我们古代的好诗，炼字的功夫越好，越能体会‘空外音’‘言外意’，使人觉得词已尽而势有余，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所以，按我的看法，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八分之七埋在水下的冰山原理，是同含蓄、精炼、留有想象空间等美学理念有关联的。”他还认为海明威的一些情景描写很符合我们古人所要求于画———“远水无波，远山无蹲，远树无枝”的标准。
三、除了语言和创作思想方面的影响外
关于战争的诗篇8
关键词： 风尘 修辞 借代
对于风尘所用的修辞，有人认为是比喻，有人认为是借代。坚持第一种观点很重要的依据是字典中给出的解释，因为在《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中对“风尘”的解释为：
①比喻旅途的劳累：～仆仆、满面～（旅途劳累的神色）。
②比喻纷乱的社会或漂泊江湖的境况：～侠士、沦落～。
③（书）比喻战乱：～之警。
而在新版的第6版字典中，则把三个释义中的“比喻”修改为“借指”。
那么对于“风尘”所用的修辞该如何界定呢？本文以从全唐诗库中检索出的有关“风尘”的诗句为例，探究其运用的修辞。
我们先探讨风尘的本意。先从两个例子看起，“近关多雨雪，出塞有风尘（高適《送董判官》）”、“宛洛有风尘，君行多苦辛（王维《送丘为往唐州》）”，不难看出，风尘多指大风扬起的尘土，这在送别诗中最为常见，其实送别时候的风尘还应有另一层意思，即车马奔驰时扬起的尘土，比如“高驾临长路，日夕起风尘（韦应物《送宣州周录事》）”，以这两个解释最为基本。
那么，界定风尘是不是比喻，有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是看本体和喻体之间是不是存在着相似的地方，同样以唐诗为例：“车马无时绝，行子倦风尘（韦应物《天长寺上方别子西有道》）”，这首送别诗中可见游子为漂泊的旅程所苦，那么“漂泊的旅程”和“风尘”是不是相似的呢？显然不是，那么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结合前文对风尘本意的梳理，同时结合情境可知其应为“车马奔驰时扬起的尘土”，那么可推知它们之间应该是相关的，既然相关，就意味着此处“风尘”所运用的修辞应该是借代，因为只有借代重在事物的相关性［1］，所以此处的风尘代指漂泊的旅程或生涯。相应地，释义①所举示例“满面风尘”应该借指旅途的劳累。
那其余两个释义呢？
“风尘非所愿，泉石本相宜。（孟贯《山中答友人》）”，这句诗所用的修辞是对仗，即用风尘对泉石，泉石是什么，在古代，诸如泉石、林下之类，因为它们与幽静而平和的自然景观相关，所以往往会代指隐逸的生活方式，并借以表达作者的人生观念；与之相对的是流落于风尘中的生活，人声鼎沸，车水马龙，迎来送往，这种生活是充满喧嚣与浮躁的，究其本质，风尘同样是与这纷乱的社会相关的。相类似的句子还有：
右***本清真，潇洒出风尘。山阴过羽客，爱此好鹅宾。——李白《王右***》
柴门草舍绝风尘，空谷耕田学子真。——刘长卿《寻龙井杨老》
虽在风尘里，陶潜身自闲。——皇甫冉《送朱逸人》
心放出天地，形拘在风尘。——孟郊《奉报翰林张舍人见遗之诗》
应笑风尘客，区区逐世名。——张籍《题李山人幽居》
白鹤山边秋复春，张文宅畔少风尘。——张又新《游白鹤山》
出风尘还是入风尘，这个问题在诗人的作品中已然给出了答案，不论是处在太平盛世还是王朝式微，不论是春风得意还是茫然失路，有着自己***的精神追求的诗人毫无例外地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即使为俗世所累，也要有一片神往之地，要有属于自己的一方净土，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2］，风尘非所愿。所以风尘应该是借指纷乱的社会。释义②同样符合这一理解。
一个王朝，总是会面临内忧外患的处境，所以在唐代不少的诗歌与战争相关。在这类诗歌中多出现诸如兵戈、烽火、烟尘、风尘等与战争相关的事物词语，如“汉家轻壮士，无状杀彭王。一遇风尘起，令谁守四方”（孙处玄《失题》）。这里的风尘可以理解为战争或战乱，那么战争和风尘是不是相似呢？如果说战争像漫天风尘一样，这样的说法明显站不住脚，倒不如说征战时扬起了漫天的尘土。此外，还有类似的例子，如：
望乡应未已，四海尚风尘。——杜甫《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
京洛风尘后，村乡烟火稀。——李端《送耿拾遗归上都代村中老人答》
旄头骑箕尾，风尘蓟门起。——杜牧《感怀诗一首（时沧州用兵）》
战时百姓流离失所，战后则民生凋敝，有良知的人对战争肯定是加以挞伐，所以看到战争带来的灾难，总是激起那些有着担当意识悲悯情怀的诗人的愤慨。这些例子中所出现的风尘都与战争相关，所以，风尘应是借指战乱，是典型的结果代原因。释义③中的示例“风尘之警”所用修辞同样应为借代。
此外，还可以为风尘的解释作如下补充：
骆宾王的《咏怀古意上裴侍郎》有这样两句：金刀动秋色，铁骑想风尘。战马所想的应该是它坚守的位置，正如同一个人所想的应该是到边关去建功立业一样，这比较符合初唐下层文士的价值取向，也符合初唐的进取勃发的精神风貌，这里的风尘应借指边关。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风尘一词所用的修辞应是借代而非比喻的结论，因为两者之间多是相关而非相似。新版辞书认为是借指，这样更合乎这一词语的修辞特征，所以当以新版为是。
参考文献：
关于战争的诗篇9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
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前言】
“关山月”是乐府旧题。《乐府古题要解》：“‘关山月’，伤离别也。”李白的这首诗，在内容上继承了古乐府，但又有极大的提高。这首诗在内容上仍继承古乐府，但诗人笔力浑宏，又有很大的提高。诗的开头四句，主要写关、山、月三种因素在内的辽阔的边塞***景，从而表现出征人怀乡的情绪；中间四句，具体写到战争的景象，战场悲惨残酷；后四句写征人望边地而思念家乡，进而推想妻子月夜高楼叹息不止。
【翻译】
巍巍天山，苍茫云海，一轮明月倾泻银光一片。浩荡长风，掠过几万里关山，来到戍边将士驻守的边关。汉高祖出兵白登山征战匈奴，吐蕃觊觎青海大片河山。这些历代征战之地，很少看见有人庆幸生还。戍边兵士仰望边城，思归家乡愁眉苦颜。当此皓月之夜，高楼上望月怀夫的妻子，同样也在频频哀叹，远方的亲人啊，你几时能卸甲洗尘归来。
【鉴赏】
这首诗描绘了边塞的风光，戍卒的遭遇，更深一层转入戍卒与思妇两地相思的痛苦。开头的描绘都是为后面作渲染和铺垫，而侧重写望月引起的情思。
开头四句，可以说是一幅包含着关、山、月三种因素在内的辽阔的边塞***景。我们在一般文学作品里，常常看到“月出东海”或“月出东山”一类描写，而天山在我国西部，似乎应该是月落的地方，何以说“明月出天山”呢？原来这是就征人角度说的。征人戍守在天山之西，回首东望，所看到的是明月从天山升起的景象。天山虽然不靠海，但横亘在山上的云海则是有的。诗人把似乎是在人们印象中只有大海上空才更常见的云月苍茫的景象，与雄浑磅礴的天山组合到一起，显得新鲜而壮观。这样的境界，在一般才力薄弱的诗人面前，也许难乎为继，但李白有的是笔力。
接下去“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范围比前两句更为广阔。宋代的杨齐贤，好像唯恐“几万里”出问题，说是：“天山至玉门关不为太远，而曰几万里者，以月如出于天山耳，非以天山为度也。”用想象中的明月与玉门关的距离来解释“几万里”，看起来似乎稳妥了，但李白是讲“长风”之长，并未说到明月与地球的距离。其实，这两句仍然是从征戍者角度而言的，士卒们身在西北边疆，月光下伫立遥望故园时，但觉长风浩浩，似掠过几万里中原国土，横度玉门关而来。如果联系李白《子夜吴歌》中“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来进行理解，诗的意蕴就更清楚了。这样，连同上面的描写，便以长风、明月、天山、玉门关为特征，构成一幅万里边塞***。这里表面上似乎只是写了自然景象，但只要设身处地体会这是征人东望所见，那种怀念乡土的情绪就很容易感觉到了。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这是在前四句广阔的边塞自然***景上，迭印出征战的景象。下，指出兵。汉高祖刘邦领兵征匈奴，曾被匈奴在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西）围困了七天。而青海湾一带，则是唐***与吐蕃连年征战之地。这种历代无休止的战争，使得从来出征的战士，几乎见不到有人生还故乡。这四句在结构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描写的对象由边塞过渡到战争，由战争过渡到征戍者。
“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战士们望着边地的景象，思念家乡，脸上多现出愁苦的颜色，他们推想自家高楼上的妻子，在此苍茫月夜，叹息之声当是不会停止的。“望边色”三个字在李白笔下似乎只是漫不经心地写出，但却把以上那幅万里边塞***和征战的景象，跟“戍客”紧紧连系起来了。所见的景象如此，所思亦自是广阔而渺远。战士们想象中的高楼思妇的情思和他们的叹息，在那样一个广阔背景的衬托下，也就显得格外深沉了。
关于战争的诗篇10
摘要英国诗人奥登的诗歌与中国“九叶诗人”的诗风多有相似,这在杜运燮身上反映得尤为明显。国内学者普遍把此归因于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而笔者认为两人诗风相似的原因不全在此,而是与存在主义的风行以及两人所处历史背景的相似有很大的关系。
关键词:奥登 杜运燮 相似性 存在主义 历史背景
中***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英国诗人W・H・奥登是继叶芝和艾略特之后的英国又一伟大诗人。有评论家说艾略特统治了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诗坛,而奥登是30年代英国诗坛的主宰者。奥登在他的时代里,以超凡的力量影响了一代人。如英国诗人路易斯・麦克尼斯,凯希尔・路易斯和斯蒂夫・斯本德,尽管诗风各不相同,但可以说都是在奥登的旗帜下写作,无怪乎英国30年代被称为“奥登一代”。此外,深受奥登影响的还有美国的洛德尔・杰拉尔和安瑟内・赫特。如果《哥伦比亚美国诗歌史》的编者了解中国文学,他必定还会再加上几个中国诗人的名字。1938年,奥登与衣修午德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合作写成《战地行》。其中组诗《战时》为奥登所做,并对中国诗歌产生了重大影响,集中表现在中国“九叶诗人”的诗风上。
中国“九叶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尤其是中国新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集结成《九叶集》,因而被称为“九叶派”。他们的诗歌是“40年代中国的现实部分历史的忠实记录”;他们“对诗与现实的关系和诗歌艺术的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有一致的看法……在风格上形成了一个流派。”他们认为诗要反映现实生活,包括社会***治生活和个人的心理世界;在艺术风格上,他们结合欧美现代派诗歌的一些表现手段和中国传统诗歌的一些艺术手法,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而在他们的诗歌中时常能见到奥登诗风的影子。唐在他的《杜运燮论》中说:
“中国诗人受他(奥登)的影响最深的该是杜运燮。他机智、活泼的反讽、嘲笑的手法就来自奥登。”
国内有许多学者论述奥登和“九叶诗人”诗歌的相似性,大都把其归因于奥登到过中国,而他的朋友燕卜荪在西南联大讲授诗歌时又非常推崇奥登,并且“九叶诗人”中的四位――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都在40年代早期和中期先后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或哲学系。可以说,奥登的诗歌在历史上对“九叶诗人”有直接的影响。但笔者认为这种影响研究并不能完全解释“九叶诗人”的现代性,奥登和“九叶诗人”诗歌的相似性应有着更深层的原因――哲学思潮和社会环境的相似性。本文主要探寻奥登与杜运燮诗风相似性的哲学和历史根源。
二 存在主义风行中西
奥登和杜运燮都受到了西方存在主义的影响。20世纪初期直至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存在主义风行欧洲。它作为一种思想倾向,体现在西方的哲学著述、文艺作品中,并广泛影响了西方世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存在主义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人的生存的思想。其中“处境意识”和“生存意识”是最鲜明的思想。“生存意识”强调关注自身,包括被“本质主义”忽视的情绪。“处境意识”即是意识到生存。存在主义思想家萨特的名言“存在先于本质”,鲜明地表达了存在主义的基本思想。由此,存在主义者引发了一系列惊人观点:赋予人生存意义的上帝并不存在,人的存在本无意义;世界的存在是荒诞无意义的;人有选择的自由,而人没有能力做出正确选择。
奥登成长生活在存在主义繁荣时代,受其影响自然而然。而杜运燮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则要追溯到它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存在主义作为西方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对于处于20世纪 “东学西渐”时期的中国的影响是必然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中影响最大的人物首推尼采。“1902年,即尼采去世的第三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18期上发表文章《计划论***者颉德的学说》,文中提到马克思(“麦卡斯”)与尼采(“尼至埃”),称他们的思想是德国‘现今最占势力的两大思想’”。之后,王国维、郭沫若、鲁迅以及西南联大的师生,如卞之琳、冯至等,都不同程度地向中国介绍过存在主义。其中鲁迅“与尼采的关系最引人注目……他受……尼采的影响极深,在1907年写就的《文化偏至论》中,他认为尼采是对旧有文明掊击而扫荡的先锋”,他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及《病》等作品“俱可以尼采的思想来解读之”,“那种对人性的批判与对新人性的探索精神,正是符合尼采思想精华的”。杜运燮生前“最崇拜的作家是鲁迅,想方设法找来鲁迅的著作阅读。杜运燮先生说,由于他痴迷鲁迅的著作,同学们戏称他为:‘鲁三’。因为在闽语中,‘迅’字的读音和‘四’字的读音相近。‘鲁迅的书我受用一生’”。此外,杜运燮曾于1941-1945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书,更是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
奥登的许多诗歌都有明显的存在主义倾向,如《战时》。这首诗是奥登在中国流传最早、影响最广的诗歌之一。可以把它的主题理解为对整个人类文明史总的评述。“奥登对‘战’字不加修饰,连冠词也不用,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意***:他的诗歌是关于战争本质和含义的寓言,是一种理论,一种伦理,而不是关于某一段具体的历史。”他认为人类的文明史是失败的历史。骁勇善战的骑士“坐在办公室里偷窃”,变成了“法律和秩序的赞颂者”;神明的诗人“歌声不再来”,“他拥抱他的悲哀像一块田地”。而失败的种种都是因为人类缺乏正确选择的能力。因此诗的后一部分以中日战争为证,展示了人类错误选择带来的恶果:战场上的士兵“被他的将***和虱子所抛弃”,而无家可归的农民“他们携带恐惧像怀着一个钱包”。奥登同时也肯定了人类自己的错误,“我们看到成千个面孔,为一个谎言所鼓动”,因为“不管他们如何蓄意为善,***队拿着一切制造痛苦的器械,正等着他们一句失误的语言”。这首诗可看作存在主义的诗化表现。
杜运燮的一些诗歌也有很强的存在主义痕迹,《追物价的人》是较为典型的一首。这首诗描写的是抗战期间物价飞涨的情形。一边是“红人”、“要人,阔人”,另一边是已被丢掉的“温暖的家”、“心爱的书”;一边是“汽车”、“飞机”,另一边是“菜色的妻子儿女”、“重重补丁的破衣”。物价随心所欲上涨,致使百姓苦不堪言;然而那些控制物价的“要人,阔人”却丝毫不顾百姓的生活,表现出十足的冷漠。物价上涨不再是自然规律的结果,而成了一些人意志的表现。这些人有充分的自由,可是他们的自由并没有惠及人类,相反,却殃及人类。杜诗中的存在主义由此可见一斑。
三 历史背景多有相似
除了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奥登和杜运燮诗风的相似性还可归因于他们所处时代历史背景的相似。奥登活跃在20世纪30年代,杜运燮诗歌创作的一个顶峰是20世纪40年代。30年代的英国社会动荡不安:自由***衰落,工***崛起,***府频频改组,***局混乱。1929年纽约股市狂跌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导致了英国经济衰退,物资匮乏,失业率居高不下,直到1935年左右才开始复苏;一战的阴云尚未散去,二战又隐隐吹响了号角,面对纳粹的黩武***策,英国***府幻想和平,希望用绥靖***策安抚希特勒。而40年代的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历史剧变:抗日战争和***战争风起云涌,人民寻求***的热情高涨。与此同时,广大百姓灾难深重,生活困苦不堪。
相似的时代历史背景和***治的风云变幻对奥登和杜运燮的诗歌创作有很深影响:
一方面诗作取材多涉及***治。例如奥登的《战时》、《无名的市民》等,记述了诗人对战争的看法,讽刺了当时英国社会中没有灵魂的现代人的麻木状态;杜运燮的《雾》、《缅因公路》、《草鞋兵》等,体现了诗人用诗来履行社会责任,赞扬为人类***而献身的人,热切盼望新时代的到来。以《雾》为例,诗人用雾暗指反***的“白色”恐怖,表现了杜运燮对反***势力的仇恨和蔑视,及他对***胜利的坚定信心。
另一方面,在***治唱主角的时代,语言的功能向实用的口号转移,导致时代精神与美学追求逐渐脱离,并出现了以激情宣泄和空洞呐喊代替艺术创作的现象。因此,奥登和“九叶诗人”都面临激活诗歌语言的问题。而他们都在西方玄学派和现代主义诗歌里找到了一系列艺术手法,恰能使诗歌语言摆脱语言的危机,重获生命力。他们经常使用奇喻、科学化的语言等手法,增强语言的新奇感和张力。
西方批评家指出:“30年代的读者受***治宣传的狂轰滥炸,诸如‘暴力’、‘悲哀’、‘恐怖’和‘战争’等词汇的意义在读者的头脑中变得空洞起来,奥登必须对这些被滥用的词汇进行重新定义。”对奥登来说,要使诗歌语言重新恢复生机就必须在诗歌中嵌入让人为之一振的词语:首先,他经常采用奇喻,即把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事物放在一起,构成比喻。西方评论家甚至“把这种比喻称为‘奥登式的比喻’”。奥登在他的《战时》诗组中把“战争”比作“纪念碑”,把“恐怖”比作“钱包”,使老生常谈的话语一下子变得新奇起来。《战时》中说一个死去的中国士兵“像逗号一样增添意义”。原本“士兵”与“逗号”是毫不相干的,很难找到相似点;然而奥登把两者放在一起,首先给人一惊,然后诱导读者强行给两者建立联系,再结合语境推出这个比喻的用意所在:逗点虽小,却能给文字增添意义;死去的士兵虽然普通,却可以给后人留下教育意义。其次,他的语言常带有现代科学的特征。奥登在《西班牙》中写道:“昨天是装置发电机和涡轮机,/是在殖民地的沙漠上铺设铁轨”,“也许,未来在明天:对疲劳的研究/包装机运转的操作,对原子辐射中的/八原子群的逐步探索。”。其中“发电机”、“涡轮机”、“铁轨”、“包装机”、“原子”和“辐射”之类的词在传统诗歌中是绝难见到的,奥登大胆地把它们用在诗作中,正是对诗歌语言弹性的一大发展。
40年代的杜运燮面临同样的问题,于是他与奥登的诗歌手法一拍即合,也在诗作中广泛使用奇喻和科技名词。《草鞋兵》和《月》中分别有这样的诗句:“不意他扑来,但仍只好竹杖一样摸索”,“念李白的诗句,咀嚼者/‘低头思故乡’、‘思故乡’/仿佛故乡是一块橡皮糖”。他把“苦难的中国人民”比作摸索的竹杖,把“故乡”比作“橡皮糖”,新奇之至。《滇缅公路》和《善诉苦者》中分别有这样的诗句:“一个浪头,一个齿轮都是清楚的教训”,“后来又受弗洛伊德的洗礼/……/又看过好莱坞‘心理分析’的/影片,偷偷研究过犬儒主义”。“齿轮”、“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犬儒主义”都是典型的科技名词,与奥登的诗艺如出一辙。
四 结论
奥登的影响对杜运燮艺术风格的形成起到了引导和提示作用,可谓外因;哲学思想和历史背景是奥登诗风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土壤,可谓内因。相反,如果没有哲学思想和历史背景的影响,奥登的现代主义诗歌或许不会被杜运燮等中国诗人如此透彻地理解、借鉴、发挥到极致。正是这内外两方面原因的共同作用,使中国现代主义新诗在杜运燮等九位诗人的手中蓬勃发展,并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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