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建安诗歌篇1
摘要：建安时期在历史上是一个战争时代，这一时期的诗歌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一笔浓墨重彩，诗歌的风格、诗歌的发展变化、诗歌中的悲情、诗歌中的寄托、诗歌中的风骨，如水般穿梭于历史里。
关键词：建安时期诗歌建安风骨诗歌特点悲情
中***分类号：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2-0116-02
一、建安诗歌历史背景
东汉末年***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导致时局恶化，使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遭到了严重破坏。而建安文学就是在这一时局下发展而来。
建安（196-220）是汉献帝年号，古代文学史中通常以建安文学标志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开端，然非也。建安诗歌实际上包括了建安年间和魏朝前期的诗歌。建安时期社会动荡，黄巾起义，东汉朝廷衰败，***阀豪强混战，民生艰苦，诗人们以此为背景，诗中暗藏时局动荡之况。在这战争年代人们渴望和平。而诗人们也在诗中表达自身的激情与报效祖国的志向，以及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使诗歌充满了悲凉慷慨的情调。魏晋南北朝经学走向衰弱，诗人们的思想从经学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又受乐府民歌的熏陶。因而诗作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鲜明爽朗，诗作所述言语大多质朴刚健，这种独特的风格特征，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为“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璃、应场、刘桢）及著名女诗人蔡文姬。
二、建安诗风发展阶段
独具魅力特征的建安诗风应是指以三曹七子为核心的诗人群体的创作。所谓诗风，一是指创作的风气，二是指诗歌的风格。从创作风气的角度来看，从前期到邺下时期建安诗歌历了从个体的自然化的写作向群体的艺术化的写作的转化。最终在曹植的晚年时期创作中回到高度个性化的写作。从诗歌风格角度来看，建安诗歌经历了由早期的质朴向邺下时期的文质相谐的发展过程。从建安风骨内涵来看，建安诗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中平元年到建安二十五年（184年-220年）东汉末年，***阀割据，曹操《蒿里行》《薤露歌》，王粲《七哀诗》及四言《赠士孙文始》《赠蔡子笃》等作，都继承了东汉后期文人写四言、五言和乐府风气。足以见得建安诗风，是发源于汉末时期。并不是自创的新类型诗风。但因其乱世激烈的斗争与之前盛平时期奢靡之世清辞丽句、哀乐任情的风格大有不同，本乐府采风之旧规，写乱世惊心之变相。故以之为建安诗风之发端，以质朴缘事为体。
第二个时期为邺下时期，建安十年（205）春正月，曹操攻破邺城。十三年（208）秋，曹操攻破荆州。攻城之后曹操便占领邺城、荆州。使得两处文化交融，文人汇聚，也使得建安十三年的文化得以繁荣。这一阶段是建安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建安十六年（211年），曹丕被封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在他手下置“五官中郎将文学”一职，使得不少文人集结于一处，在曹丕主持下，文人们于此进行文学创作和学术论议。这一盛况在曹丕、曹植和其他的建安诗人的文作之中皆有记载。如曹植《与杨德祖书》：
仆少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包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
文章生动地描述了建安文人由早期的分散各地到建安中期的向邺都汇聚，形成一个空前的文学家群体的情形。在曹丕的提倡下，当时出现了同类题竞作的风气，其盛况在文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在这一背景下，建安的诗风、文风都发生了变化，逐渐向炫丽、文采的方向发展，但仍保持前期诗文中那种慷慨多感的基调，同时酝酿一种慷慨任气的文学风格。就如《文心雕龙・明诗》：“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文篇所述的便是邺下时期的诗风。在钟嵘《诗品・序》中以“建安风力”作为其评价。但刘、钟在描述建安诗风时，主要是将其与后来的中古各期的诗风相比较而言之。着重于它的任情抒发、质朴不雕。事实上，如果将邺下诗风与建安前期尤其是汉乐府、汉末古诗相比，则邺下诗风，实为诗歌走向更加艺术化的重要阶段。
第三个时期为魏朝的前期，太和六年（232年）曹植去世，以其为下限，此期的创作，专家之诗，实际上仅剩曹植一人继续。曹植的后期创作与其邺下时期的创作相比而言，发展甚大。但不能认为是建安诗风的发展和其新发展的标志。这一时期诗坛的状况，如钟嵘而言“凌迟衰微”。明帝曹睿是保存作品较多的一位文人，他的作品以乐府为主，但仍然沿用魏曹君王为乐府制词的“特权”，他的乐府多秉承其父祖的成调。依拟的作风明显。其中如《步出夏门行》实为宰割曹操、曹丕的词句而成，开后来傅玄一派拟古、隐括之风气，反映了魏初诗风的浮浅、依拟的特点。其余何晏、应璩之流，多沦于平钝，盖专诣者少，多为率尔之咏，似汉人作诗的习惯。
三、建安诗歌的特点
《文心雕龙・明诗》中，“五言腾踊”是建安诗歌中的一大特点。五言诗萌生与民间歌谣密切相关，五言诗是在民间歌谣的浇灌中发展而成，秦汉时期的民间歌谣，便有五言形式的。而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标志了文人五言诗已经臻于成熟。而建安时期文人竞相创作五言诗，使得五言诗在当时的诗坛上的位置举足轻重。从历史上三曹七子留下的五言诗来看。说明了当时诗人对五言的重视程度。在当时五言诗已蔚为大观，成为当时文人所运用的主要诗歌形式。而建安时期的诗歌在创作上也具有与各个时期的不同特点：
（一）题材的选择：注重反映时代的苦难
建安时代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治腐败。黄巾起义，***阀混战，民不聊生。建安诗人生活在这样悲苦环境下，经受战争的戾气和颠沛流离之苦。生活的苦难驱使了文人们拿起手中笔记录这个纷乱的时代。正因此建安诗歌虽然题材类型丰富多样。却有一个被文人所共同选择的题材，那便是反映时代的苦难。就如曹操的《薤露行》：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诗歌以董卓谋权篡位、朝廷混乱、权势争夺这一时代为背景，以沉重的话语描述了时代的苦难。国家的沦陷。朝廷的倒塌等等这一让人闻之叹息的历史悲剧。
（二）主题表达：注重民生人生的关怀
任何战争时代、***时代，受苦受难的永远是手无寸铁的百姓们，这一幕幕悲惨画面深深的刻入诗人眼中心中，因此他们的诗歌创作中深刻的反映了这一时代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并对此表达他们对百姓生活艰苦的深切同情。如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待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诗中虽然讲述的是秦始皇修筑长城这一历史事件。但其中关于“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的描写。不单单是描述秦筑长城这一历史中人民的苦痛，更是表现东汉时期的民生悲苦，沉重的徭役负担不知道压垮了多少家庭。那连绵不绝的长城就是上千冤魂的无尽悲哀。这就是把东汉末年的民间民生之苦用历史重现。
（三）造怀指事：注重艺术手法的创新
建安诗歌的艺术成就一直深受后人追捧。它不仅意境宏大、笔调明朗、抒情直接，而且其风格特征刚健有力、悲凉慷慨，造怀指事，十分注重艺术手法上的大胆创新。概括地说。建安诗人对诗歌艺术表现手法的创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借用古乐写时事，创造新曲以抒怀；学习汉乐府而又超越汉乐府，建安诗人学习和借鉴汉乐府特别是乐府民歌创作了大量的乐府歌辞。对汉乐府民歌的艺术表现手法多有继承：继承了“比兴”传统又发展了“比兴”传统。在创作中借物抒怀、托事寄意，创造了大量的名篇佳句；叙事写景则大笔勾勒，描情写态则务求细密。
四、建安诗歌的悲情
时代赋予了建安诗歌的悲剧气息，在动荡不安的年代，诗人的诗中多渲染时局的险恶和环境的恶劣。使得诗人的悲苦之情得以倾诉。主观的情绪和意志的激励给所观照的景物染上了主观情感的色彩。而自己的情感也沾染了景物所赋予的色彩。如曹植的《盘石篇》：盘盘山巅石。飘砜涧底蓬。我本太山人。何为客淮东。蒹葭弥斥土。林木无分重。岸岩若崩缺。湖水何汹汹。蚌蛤被滨涯。光彩如锦虹。高彼凌云霄。浮气象螭龙。鲸脊若丘陵。须若山上松。呼吸吞船橇。澎濞戏中鸿。方舟寻高价。珍宝丽以通。一举必千里。乘飓举帆幢。经危履险阻。未知命所钟。常恐沉黄垆。下与鼋鳖同。南极苍梧野。游眄F九江。中夜指参辰。欲师当定从。仰天长太息。思想怀故邦。乘桴何所志。吁嗟我孔公。诗中险恶的情景使人望而生畏，那林木下覆盖的荒原、布满崖岸的蚌蛤、大能吞舟的巨鲸，映衬了诗人忧郁的悲思。
在诗歌中，意境是意与境、情与景的高度统一。只有物象的刻画还不够。如若没有内心情感与之相对应，美却无神。建安诗人有融融的热情。在其诗中表现出超凡的气度，是诗人们对外在世界直接而赤裸裸的感受与感慨。在诗人看来客观世界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目光远大，放眼古今，游目四海。如曹植的《虾鳝篇》有“驾言登五岳，然后小陵丘”，诗人登高博见，境界弥远。如同中国山水之法，以大观小，群峰尽收眼底。当世界在悲剧诗人胸中有了一个清晰的轮廓时，悲剧意境就产生了。
总而述之，建安时期的诗歌绚丽多彩，又悲情伤怀。是时代纷争的反映，是民生之苦的表述，是人心向往的寄托。建安歌诗在诗歌的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建安诗歌篇2
经历了两汉诗坛数百年的沉寂，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在建安时期得到了爆发般的发展，使得后人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冠以“建安风骨”来概括整体风貌。
作为这波澜壮阔景象的第一峰，曹操无疑是这个诗歌时代的开启者。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曹操对当时文学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其文学活动、文学创作对于建安风骨的形成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鉴于曹操在当时作家群中地位的代表性和特殊性，本文笔者将从以下几点浅谈曹操诗歌与建安风骨的形成。
一、曹操与建安文坛
唐初诗人陈子昂在《与东方左使虬修竹篇序》中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间观齐梁间诗，彩丽竟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里所说的风骨，即所谓“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建安风骨。
谈起建安文学，尤其是建安诗歌的艺术特色，人们往往以“风骨”来概括。可以说，“风骨”是建安文学最具时代特色和概括力的词汇。然而，人们对于“风骨”一语的理解却见仁见智。“风骨”一词，既反映文学的内容，与情、气相联系，又代表着言辞的外在形式风格。
建安风骨作为一种时代性的文学气象，形成于汉末乱世。当时***治上的主宰曹操对于建安风骨的形成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心雕龙·时序篇》）。因为曹氏父子对于文学的爱好，在其周围迅速集结了一大批著名文人，“一时彬彬之盛”（《中国古代文学史》），成为建安诗人的主体，构成了汉末动荡的社会中非常奇特的壮阔文学景象。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他们形成了相对一致的文学风格，“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 。
曹操是这个时期文坛上的领***人物。建安文学，可视为两汉文学的结束，魏晋文学之发轫。它是文学史上最早的文学流派，而无疑的，此期是以曹魏为中心。多数作家都归附了曹操。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没有曹操就没有邺下文人集团，就没有建安文学的全面繁荣。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曹操及邺下集团文人活动，建安文学很可能是几个各不相干的个别作家的存在。
除组织文学活动外，曹操对建安文风更直接的影响来自于他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
二、曹操诗歌的内容与思想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汉末杰出的***治家、***事家、文学家。他一生投身于***治***事斗争中。这种现实的经历使他能够更清晰地感受到乱世的痛苦，并将此在其作品中明确地表露出来。
深刻的社会现实给曹操诗歌深刻的影响是忧郁低沉，悲凉哀伤的气氛。观建安文人诗歌尤其是曹诗，“悲”字出现的格外频繁。如“悲从中来，不可断绝”“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悲彼东山诗，念之断人肠”等文中都有出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曹操诗歌的特点，“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锺嵘《诗品下》，《魏晋六朝文学参考资料》）悲凉、激忧的情绪是大部分曹诗气氛的基点。
时光流逝，世事艰辛，社会现实中各种灾难使诗人悲痛不已；生命短促，盛年不再使诗人忧郁哀思，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而颓废，相反的，在其悲歌中常常融合着积极向上的壮怀激情，从而使诗歌在悲凉的氛围中得以继续发展，在内涵上上升到另一种更高的层次。正如《短歌行》中最后一节“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暗用“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管子·形势解》）之意，自喻心胸广阔如高山大海，能如周公“一饭三吐哺”般礼贤下士，并期待着人才的投奔。诗的末尾，笔意一转从矛盾，悲苦中解脱出来，在困难挫折前用顽强的意志来追求建功立业的盛名。他超越了根植于现实的内心苦闷之情，转而代之以对***治理想的追求。从悲凉中升腾出一股积极向上的激情，使整首诗更具浪漫主义的气质。因此，在曹操诗歌中，对乱世的不满，对生命苦短的感怀，往往转化为“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秋湖行》）进而成为对其所憧憬的“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的太平治世的***治理想的追求。
这些特征使曹诗无论在外在表现形式上，还是在意象，氛围上，都极大地有别于前代诗歌，曹操以其独有的风格成为建安文学的旗帜，并对此后建安诗歌风格——“建安风骨”的形成影响巨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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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
[5]刘知渐.建安文学编年史.重庆出版社，1985.
（责编 张敬亚）
建安诗歌篇3
【摘要】 刘勰对建安文学正确的评价在于一是看到了社会现实对作家的思想感情和诗歌内容的的影响，二是他们的诗歌大多具有激昂的感情、饱满的气势，音节高亢激越，诗风慷慨悲凉，“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三是诗歌谴词造句简洁明快，端直精约，“不求纤细之巧，惟取昭晰之能”。同时，刘勰的评价也有一些缺失之处，一是遗漏了建安诗歌感情阴柔、诗风婉约、音节婉转的一面，二是忽视了建安诗歌语言繁缛、富瞻、穷形尽相、“纤细”，以至诗风华丽的一面，三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和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评判标准，对“三祖”的乐府诗给与了不恰当评定。
【关键词】文心雕龙 建安议文学 现实 慷慨 昭晰 婉约 雕饰 乐府
刘勰对建安文学的评价集中在《明诗》篇、《时序》篇、《乐府》篇中：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细之巧，驱辞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此其所能也。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戌：志不出于***荡，辞不高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
下面，结合具体的建安诗歌，来看刘勰这些评定的得与失：
刘秘对建安文学评价的“三得”
刘勰成功抓住了建安文学的主要特点：内容反映社会现实，诗风“慷慨悲凉”，结言端直精简，诗意昭晰明显。下面我们从具体的建安诗歌来看这些特点的表现：
一、“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建安诗人身处乱世，其建安诗歌大多如实反映了当时的实情实景，描绘了丧乱的社会***景和人民的灾难，堪称现实主义文学。
东汉末年，阶级矛盾空前尖锐，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各地豪强据地相争，从初平元年(公元180年)董卓之乱到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出现了连续十九年的***阀混战．社会遭到极大破坏。建安诗人此时的诗作大多对当时的社会景状有着全面、真实的反映。曹操以***治家、***事家的阔大胸襟，对当时的战乱有深刻的体认，他的诗没有停留在再现人民苦难，反映社会乱离这一层面，而是能够深入挖掘出致乱之本源，因之其诗享有“诗史”之誉。如曹操《薤露行》、《蒿里行》，被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语)!《薤露行》不仅把何进谋诛宦官，庸才误国，董卓暴虐，专横入京作乱的事直接摄人笔端，而且对洛都的被破坏、人民遭受掠夺表示了无限的愤慨和悲痛：“贼臣持国柄，东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蒿里行》则描写了关东州郡纷纷起兵讨伐董卓，内部因为利害关系而发生内讧联***不成的事：还刻画了豪强斗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这可与曹丕《典论、自叙》中的“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相印证。此外．建安七子中几乎每个诗人都有大量此类的现实主义作品，孔融的《六言诗》其一写道：“汉家中叶道微，董卓作乱乘衰。僭上虐下专威，万官惶布莫违，百姓凄凄心悲。”再如王粲《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璃的《驾出北郭门行》、曹丕的《上留行》、曹植的《送应氏》和《泰山梁甫行》、徐干的《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等等，皆从不同的侧面丰实了“诗史”的内涵，闪耀着强烈的现实主义光辉，摹写出一副副生灵涂炭、万物调凌的社会***景。即如刘勰所说的“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
二、“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慷慨”作为对建安文学美感特征的揭示，本是刘勰从建安文人的作品借用而来的：“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曹操《短歌行》)，“玄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曹植《杂诗》其六)，“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曹植《箜篌引》)。这里的“慷慨”或和“忧”相联系，或和“悲”相联系，或和“柔”相对立，指高亢激越而又沉郁顿挫的声响。建安作家的诗歌中所包含的巨大力量正是通过这种声响呈现出来。在诗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治抱负和理想：“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曹植《薤露行》)；有诗人的雄才大略：“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短歌行》)，有“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恢宏境界：有诗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暮年，壮心不已”(曹操《龟虽寿》)：“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曹植《杂诗》其五)是带“罪”蕃王的呐喊，“我独何人，能不靖乱”(曹丕《黎阳作》)是少年天子的追求。这些诗，无一不表达出诗人对现实、对人生的积极态度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因而呈现出崇高的美感。
同时，建安诗人表达自己的情感多直抒胸臆，“磊落使才”：曹操《却东西门行》“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不仅写出战士长期行役中思念家乡的思想情感，诗中也浸透着华年流逝、乡关不得的悲凉：“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长。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曹植《送应氏》)、“顾瞻恋城阙，引领伤内情”(曹植《赠白马王彪》)是与挚友别离时的无限依恋，透露出眷恋、感伤的心情。
总之，建安诗人的希望、眷恋、哀伤、叹思、热爱、憎恨等思想情感，在其诗歌中直率而强烈的表达出来，体现了刘勰所说的“慷慨”、“磊落”特征。
三、“不求纤细之巧，惟取昭晰之能”，简洁明快，端直精约。刘勰概括的建安诗人语言古朴质直、浅显明畅、诗风自然通脱的特点在三曹尤其曹操、曹丕的作品中体现最为明显。这一特点在曹操的全部诗歌中都能体现出来，如《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完全是朴质自然的语言，而又浑厚苍劲，不加雕饰．读来清新悦目。曹公诗歌语言“质”而不“野”的风格前人多有评价，如“古直”(钟嵘《诗品》)，“魏武太质”(胡应麟《诗薮》)，“真朴”(东方书时《昭昧詹言》)等等。再如曹丕部分诗歌语言通俗自然，明显具有民歌特色。如“东越河济水，遥望大海崖”、“富人食稻与梁，贫子食糟与糠”、“朝与佳人期，日夕殊不来。嘉肴不尝，旨酒停杯。寄言飞鸟，告余不能”等等，不胜枚举。这些语句通俗自然，如同口语，和汉乐府民歌的语言很相似。
总之，建安诗歌语言大多质朴、自然、简约、明快，正如刘勰定义的一般：“不求纤细之巧，惟取昭晰之能”。
刘勰对建安文学评价的“三失”
从诗歌艺术风格看，三曹与建安诗人的艺术风格是多种多样的。仔细分析建安诗歌，可以看到刘勰的确抓住了建安诗歌中的主 要特点，对一些主要特征作了精准的概括，但他对建安文学的评价也有不当之处。
下面结合建安诗人的具体作品分析刘勰评价的失当之处。
一、建安诗歌的整体特征应该包括感情阴柔、诗风婉约、音节婉转的一面。三曹和建安诗人诗中的题材涉及了山水、田园、农事、民生疾苦、功业、游仙、游宴、女性姿容、爱情、友情、亲情、赠别、悼亡、分情、闺怨、边塞咏史、哲理、朝会等不同的意象。具体而言，曹操诗歌多苍凉空阔之悲境，曹丕诗歌多缠绵悱恻之忧境，曹植诗歌多深惋委屈之哀怨境界。刘勰主要抓住了曹操等人昂扬向上的诗风特点．而忽视了曹丕诗歌清新婉丽，曹植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丽，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诗品》)的特征。具体而言，曹丕的诗虽也涉及到了社会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但更多的取材是“间里小事”，特别注重对游子思妇感情的描写和抒发，具有明显的文士气、女人气，如《燕歌行》。全诗旨在描绘思妇对远游丈夫的思念，抒发悲苦之情，诗人选择了萧瑟的秋风、荒漠的原野、南翔的群雁、皎洁的月光、流动的银河、相望的牛郎织女星等典型景物．把思妇的情感流动描摹的不断起伏跌宕，缠绵悱恻，摇曳多姿。曹植诗歌艺术风格在建安诗人中发展得最充分。就具体诗篇而言，其游仙诗如《五游》、《升天》等“词藻宏富，而骨气苍然”(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当来日大难》“和媚款曲，缠绵低外”(钟惺《古诗归》卷七)《赠白马王彪》“体既端庄，语复雅炼”《杂诗》“清迥纯净”(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下)。清人宋征壁论述曹植、王粲诗歌风格说：“沈休文云‘子建、仲宣，莫不同祖《风X骚》皆以气质为主。’盖兼江左之清绮与河朔之气质。”(《抱真堂诗话》)既精美华丽，清新可诵，又道劲刚健，质朴明朗。又云：“凡诗丽则必靡，秀则必弱。兼厥二美免此二憾，其思王乎!”
从整体来说，在建安诗人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雄浑、壮丽、悲怨、劲健、旷达、缠绵、绮丽、清秀、奇崛、明朗、飘逸、苍凉等不同的风格特征，而不能像刘勰一样以“慷慨”、“梗概”加以概括。
二、建安诗歌语言特色应该包括繁缛、雕琢、富瞻、“纤细”，以至诗风华丽的一面。这一特征在建安诗人的代表曹植的诗歌中有着清晰明显的反映。曹植诗歌无论是对人物形象的描细，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还是对事物、景物的描摹都是极其细腻、深刻的。如在被称为压卷之作的《美女篇》：“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行徒用息驾，休者已忘餐。”诗人从美女采桑写起，然后从手、头上、衣着、神姿等依次写起，将一位貌美娴雅、神采风韵非凡的少女形象刻画得跃然纸上，真可谓“呼之欲出”了。曹植在语言雕琢方面堪称建安诗人的典范，“词采华茂”是其语言的显著特点，特别是其五言诗，可谓是“搞翰振藻”，工丽华美。同时，曹植的诗非常讲究属对精工，这在他的诗中几乎随处可见：“秋兰披长坂，朱华冒绿池”、“主称千金寿，宾奉万年酬”、“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等等。这些诗篇对仗工整、音乐和谐、节奏明快，极大增强了诗的美感。在雕琢用字上，如“秋兰披长坂，朱华冒绿池”、“游鱼跃绿波，好鸟鸣高枝”、“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等句中的被、冒、跃、鸣、曜、静、潜、薄等字中，可见曹植在炼字上的匠心。从曹植的诗歌中，可以明显看出建安诗人在炼字造句上的雕琢、繁缛，在对仗上的精工、修饰等。
三、刘勰坚持文学创作伦理化的儒家观点．以“***荡”、“哀思”否定了“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能够代表建安文学特点的部分乐府诗作，而这一部分作品应该给与肯定。曹丕《燕歌行》感物起兴，性情真挚，表现出爽朗、哀婉、凄清、柔美的风格．把思妇的哀怨之情摹状的真切、生动、淋漓尽致．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受到了历代文人的赞誉。明代胡应麟评论：“子桓《燕歌》两首，开千古妙境。”清代王夫之说：“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K宅诗话》)，足见丕诗的情美超越。曹操的古乐府诗歌成就就更加不能被否定。单就刘勰所指到的《苦寒行》而言，在诗中，曹操以古直、简洁的语言，刻画了行***将士的步履维艰、征途上的重重难关和满目的凄凉景象，对行役将士的“长叹息”、“多所怀”的东归之情抱以深深的同情。王夫之说这首诗写得“绝好”(《舟山古诗评选》)，陈祚明云：“写征人之苦，淋漓尽情，笔调高古，正非子桓兄弟所能及”(《采菽堂诗集》卷一)。此诗对后世影响亦极大。杜甫《石龛》中写的“熊罴咆我东，虎豹号我西。我后鬼长啸，我前猿又啼。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从艺术境界、表现手法上看，都不难看到受曹操诗的影响。但是《苦寒行》和《燕歌行》，却由于写战士和思妇的哀怨不符合刘勰提倡的“中和之音”而被称之为“韶夏之郑曲”、“哀思”、“***荡”。站在诗歌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既是其个人评判眼光的局限，也是受时代影响所致。
本文认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建安文学的评价只是一个层面，没有全面地概括建安诗歌的整体风貌，这既是刘勰对建安文学评价的“得”，也是“失”。建安诗歌的总风貌，是作家的创作与个性特征、时代特征在诗歌意象与意境中的凝聚。在建安诗歌中，既有雄壮、豪迈、阳刚，又有纤细、婉约、阴柔的美学风格，既有繁缛、华丽、典雅，又有质朴、生涩、古拙的语言风格，而其乐府诗由于卓越的成就应该给与积极和正面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