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增权理论论文第1篇
我国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一般历程，主要应经历这样的三个阶段及各阶段的特征应是：企业的初期发展阶段，是以制造为企业发展点，以产品为中心，通过生产产品来维持企业生计。这时，企业的利润比较低，可以说是挣点辛苦钱。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很不发达，市场产品很少，那时，只要有产品就可以销售出去。在改革初期，很多民营企业家依靠“低成本战略”挣到了第一桶金。现在，市场经济竞争激烈，受到价格下降和人工、原材料上涨的双重压力，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低成本战略”已经很难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了。第二阶段为品牌运作阶段。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企业发展沉淀了一定的文化，这时可以进入品牌运作，以期获取更高的附加值。这时，企业获取更为丰厚的利润，加速企业的发展步伐。第三阶段是资本运作阶段。资本运作是企业发展的新制高点，如果把企业比成一辆车，那么制造阶段是在山间小路艰难行走，品牌阶段是在国道上行驶，而资本运作则是在高速公路上奔跑。目前，国家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新三板的推出，拓宽了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融资渠道。然而，融资不是企业的终极目的，融资只是企业经营过程中的起点。企业经营的目的是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实际上是控股股东的价值最大化，在资本运作过程中，价值管理应贯穿于整个资本运作的全过程。在资本市场上，企业价值不再是以净资产来定价，而是以市盈率来定价了。税务风险管理是企业价值管理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注册税务师作为职业化的优势，应参与到资本盛宴中来，为上市公司或拟上市公司提供高质量的专业服务。
二、股权结构设置税务价值分析
股权结构设置问题，主要是解决控股股东在资本市场运作中的个人所得税和支付压力问题。依据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居民企业纳税人在分回被投资企业的利润时，不要重复纳税，但是个人股东在分回被投资企业股利时要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在资本运作过程，由于将优质资产注入拟上公司并将不良资产进行剥离，拟上市公司的经营情况一般比较好，上市前会积累较多的利润。依据规定，这部分未分配利润在上市后是要和新股东共享的。老股东基于自身价值最大化考虑，在上市前会进行利润分配或者转增注册资本。从实务角度来分析，拟上市公司的现金流不足，分红的压力比较大，为了不造成支付压力又能壮大注册资本，增强拟上市公司的实力，更是增加企业价值，比较好的方法是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如果股权结构设置不当，以自然人持股就要支付个人所得税，这笔税款也涉及数百万元，而以法人持股就可以缓冲。另外，考虑到上市后转让的战略安排，这部分股权应自然人持股，否则会造成复重征税问题。在资本市场中，融资还没有融到，却先付出沉重的税务成本和支付压力。这种"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事件，不能不说是资本市场上英烈们的悲壮。股权结构设置应当在资本运作战略初期安排，这时由于利润不多，涉及的到税收成本较低。另外，国家为鼓励新三板市场，2014年6月27日《***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实施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48号）规定：个人持有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的股票，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人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减按25%计人应纳税所得额。虽然这条规定对自然人持股的个人所得税和支付压力会减轻很多，但笔者认为还是要分析持股目的，早做筹划。
三、资产评估增值的会计税务价值分析
在企业改制中，资产评估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和程序，一般来说，土地和房产都会被评估增值，那么，这部分增值在会计和税务上是如何处理呢?资产评估的会计税务处理一般有两种方案。第一种是将房地产通过评估增值，列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案例一：A公司拟在新三饭挂牌，聘请资产评估公司进行评估，房地产原值4000万，已提折旧950万，经评估师评估，增值到8000元。这时，房地产评估增值的账务处理是：借：固定资产8000累计折旧475，递延所税负债66.67，贷：固定资产4000，资本公积，评估增值3000，递延所得税负债1000，累计折旧950，应交所得税66.67，资本公积在上市前转增股本时，也就涉及到自然人持股的个人所得税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国税发[1997]198号）规定：股份制企业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分配，对个人取得的转增股本数额，不作为个人所得，不征收个人所得税。表述的公积金"是指股份制企业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将此转增股本由个人取得的数额，不作为应税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而与此不相符合的其他资本公积金分配个人所得部分，应当依法征收个人所得税。所以，资产评估增值形成的这部分资本公积转股时如果留到1年后，依据财税[2014]48号规定个税是可以节约75%，其应纳个人所得税额为3000×25%×20%=150万元。所得税处理上，评估增值部分不得在税前扣除。第二种方案是将资产评估增值部分不作账务调整，作为在股改过程中向工商备案的参考依据之一。同时，也就不涉及到税务事项。笔者比较赞同采用第二种方案，理由如下：
1.依据现有的法律法规规定，资产人账价值应当按照”历史成本原则如果评估增值部分调整了账面价值，那么，该有限公司改制成股份公司时原来的业绩不能连续计算，应当从评估增值部分人账的时间算起，这样，拟上市公司的上市进程就要推后，延迟了公司分享资本盛宴的时间。
2.企业在资本市场中的定价并非运用净资产定价而是采用市盈率定价。资产评估增值部分人账，加大了资产的价值，同时，也加大了资产的折旧费用，在未来的经营中，假设其他条件均等，其净利润将减少，有可能影响到企业的价值。
增权理论论文第2篇
【关键词】旅游目的地 可持续发展 社区参与 增权理论 研究概述
一、国内外旅游目的地社区增权理论研究进展
（一）国际旅游目的地社区增权理论研究进展
在西方，增权理论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起初，该理论是为社会工作而提出的，而现在，增权理论成为了社会学、教育学、***治学、社区心理学、社会工作学等学科的新兴核心概念，又成为精神健康、公共卫生、人文服务等实践领域的热门话语。随着学科交叉性日益增强，增权理论又扩展运用到了旅游研究领域。
早期的旅游目的地社区参与更多的是被看做经济和技术过程而不是***治过程，社区参与研究普遍忽视***治及权力关系在社区参与过程中的重要性。正是基于对旅游发展的***治属性和对当时社区参与理论的不足之处的深刻洞察，西方旅游增权理论应运而生。
在增权理论正式引入旅游研究之前，权利关系对于旅游发展的重要性已经被提及。如皮尔斯指出“在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决策的任何讨论中，权力及其影响问题都是一个决定性的考虑因素（dominant）”。瑞德在此前旅游研究中引入组织理论的基础上，明确了权力关系是如何影响社区的旅游规划。阿克马最早在对肯尼亚生态旅游的研究中提出了对社区居民增权的必要性。但是他们都没有将增权理论与其分析和研究联系起来。
正式的旅游目的地社区增权理论（下文中简称旅游增权）最早出现于1999年Scheyvens对生态旅游的研究。此后澳大利亚学者索菲尔德（Sofield，2003）从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和斐济旅游发展实践出发，进一步深化了旅游增权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至此，国际旅游增权理论进入大发展阶段，相关研究成果的出现，使其研究体系逐步成熟。
（二）国内旅游目的地社区增权理论研究进展
增权理论（Empowerment Theory），在国内又译为充权、赋权、激发权能理论。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增权方面的研究。国内针对旅游增权理论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尚未进入实际应用时期。
2008年左冰、保继刚将旅游增权理论引入了中国，在梳理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指出了其运用于中国实践的不足，提出了改进的建议，他们认为增权理论必将对今后中国旅游发展实践起到重要作用，但也需要注意在引入国内时考虑中国实际情况。
此后有不少学者在旅游实践研究中引入了旅游增权的概念，孙九霞基于社区增权理论的框架提出了旅游发展进程中社区能力如何建设。保继刚等发现云南雨崩村主动参与旅游并且实现了相对均衡的利益共享，而在此过程中社区实现了经济、心理和部分***治上的增权。盖媛瑾等基于Scheyvens提出的社区理论分析框架，选取社区经济增权为指标对比了贵州两个旅游社区的差异。左冰在其针对旅游增权理论梳理的基础上，利用云南迪庆的案例探讨了旅游增权理论在中国旅游实践中的应用。但总的来说，目前国内的旅游增权研究创新和理论深化成果还是较少。
二、旅游目的地社区增权理论研究内容
（一）旅游增权的研究意义
旅游增权是目的地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也可以促进目的地旅游发展的公平性。尽管旅游增权理论目前还处于初始时期，尚未进入实际应用阶段，但其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对旅游发展过程中权力关系的深刻洞察和在实践上的潜在有效性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旅游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必将在未来旅游发展研究和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二）旅游增权的核心内涵
旅游增权是通过增强当地社区在旅游开发方面的控制权、利益分享权和强调社区在推动旅游发展方面的重要性，使社区居民从被动参与转向主动行动，打破不平衡的权力关系，获取旅游发展中的决策权，保证当地居民的利益最大化并且能够部分地控制旅游在地方的发展，“让旅游为我所用而不是我为旅游所用”。
（三）旅游增权的开展层次
现实的增权过程是丰富多彩的，不仅体现为从无权到有权、从少权到多权、从弱权到强权的线性运动，也表现为增权过程中的层次性、立体性，因此，增权层次本身就是过程展开的一部分。按照对象来划分，增权的层次比较常见的有两分法、三分法及四分法，绝大多数的学者都选择的增权的三层次分法进行相关研究。
三分法中又有四种比较常被运用。首先是较常见的个人、组织、社区三种层面。Zimmerman认为个人层面的增权包括参与行为、施加控制的动机、效能和控制感；组织层面的增权包括共同领导、发展技巧的机会、扩展、有效的社区影响；社区层面的增权囊括受到增权的组织，包括公民参与社区决策的机会、容许在冲突期间公正地考虑多种观点。其次是个人增权（personal empowerment）、行***性增权（empowerment through ***istration）和***策性增权（empowering through policy）3种形式[4]，而我国当前为数不多的旅游增权方面的研究不少都采用的该种分法。再次是Gutiérrez，和Lorraine 提出的个人、人际、社区三层面分法，我国学者提出的个人、人际关系、社会参与三层次分法多被运用于当前中国的社会工作研究中。
2006年张时飞采用了个人增权和集体增权的层次分析，个人增权包括精神健康，生活满意度等，集体增权包括集体自尊和组织控制感等。四分法的学者糅合了三分法的类型，把增权分为个人、人际、微观的环境以及宏观环境或者说社会***治等四分方面。
（四）旅游增权的实现途径
增权的途径主要有信息增权、教育增权。王宁于2006年讨论消费者增权问题时指出仅仅从消费者教育和信息供给的角度来进行消费者增权，其效果是有限的，还需要通过国家层面提供制度增权。2008年左冰、保继刚在总结西方旅游增权研究时引入了王宁的观念，认为在旅游增权的实践当中也应该引入制度增权的观念，而且首先关注与个人权利的改善。
三、增权理论与旅游增权研究小结及讨论
总体而言，目前国内旅游目的地社区增权研究还处于早期的引入西方理论，寻找典型实践验证的阶段。即普遍是采取Scheyvens的四维度社区增权分析框架，选取适宜的旅游目的地对其社区增权进行讨论。在此过程中研究者需注意，当前西方关于旅游增权的研究应用于中国实践时尚有不足之处。目前西方旅游增权研究仅仅关注于团体增权而忽略了个人增权，在旅游增权途径方面比较关注与信息增权和教育增权而忽略了制度增权。考虑到我国旅游目的地发展实践环境，为保证旅游目的地社区参与的有效性以及社区增权的合法性和长期性，关注个人增权，推进国家层面的制度增权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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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权理论论文第3篇
【关键词】 资本结构 股东利益最大化 价值创造
一、文献回顾
自Modigliani and Miller提出MM理论以来，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基于理想市场环境提出（无税、没有破产成本等）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无关。虽然MM定理在逻辑上无可挑剔，但实践中却面临严峻挑战。Modigliani and Miller（1963）进一步放宽了无税假设，提出企业价值由全权益价值和税盾（tax shield）组成，随着负债增加，企业价值增加，当负债达到100%时，企业价值最大，最初的MM理论和修正的MM理论是资本结构理论中关于债务配置的两个极端看法，但现实世界中，随着负债比率提高，企业破产的可能性增大，破产成本相应增加，因此权衡理论（Trade-Off Theory）应运而生。权衡理论认为由于税盾作用企业价值会随着杠杆而上升，但财务困境成本会减少杠杆企业的价值，当某一点来自边际负债所增加的税盾等于增加的财务困境成本时，债务水平达到最优。Jensen and Meckling（1976）提出了成本理论，该理论的研究成果被权衡理论进一步吸收后，将负债成本及权益成本作为资本结构和企业价值的决定因素引入了权衡模型。
Myers（1984）提出的优序融资理论（Pecking-Order Theory）建立在以合理的成本获得融资的难易程度上。该理论认为首先应当选择内部权益融资，因为企业为了维护现有股东的利益，只有在股票或债券被高估时才会有动机发行证券进行外部融资，投资者因此把证券发行当作价格高估的信号，企业管理者要想跳出这个怪圈，就必须首先依靠内部权益融资；其次，尽管外部投资者对负债和权益抱有同样谨慎的态度，但是他们对于权益的担心显然高于负债，因为如果不出现财务困境，投资者仍然可以期望获得固定的回报，因此如果有外部融资需求，企业应当首先选择负债融资，特别是发行一些风险比较小的债券。
优序融资理论和权衡理论二者的不一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优序融资理论没有目标杠杆率，企业基于融资需要选择合适的杠杆率，而权衡理论认为存在使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最优负债水平；其次，优序融资理论认为盈利状况较好的企业使用内部权益融资，较少使用负债融资，而权衡理论则认为盈利状况较好的企业具有更大的负债能力，并利用其获取税盾效应和其他一些杠杆利益；最后，优序融资理论认为企业倾向于保留较多的盈余以备投资获利项目之需，而权衡理论则认为过多的自由现金流量（free cash）可能诱使权益成本上升。
二、系统分析
1、假定
在不影响分析结果的前提下，为了方便分析，本文对一些情况做简化处理，假定：公司治理结构比较完善，企业管理者与股东利益是统一的，即管理者必须在寻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企业价值由股东利益、债权人利益、***府税收及其他对企业现金流有要求权的部分组成，前两者称为市场索取权（marketed claims），后两者称为非市场索取权（nomarketed claims），本文所说的企业价值最大化是指前两者最大化，即股东和债权人利益最大化；如果没有特别说明，假定股东从企业取得的回报进行再投资能够获得同样高的回报率，为分析方便，本文没有考虑二者在可以取得相同回报的情况下个人税和公司税的差异。
2、系统分析
优序融资理论和权衡理论实质上是企业发展过程中基于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而对资本结构的不断构造，二者分属不同企业发展阶段，服务于企业发展全过程。
（1）作大“蛋糕”阶段：利用增长机会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是资本结构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增长阶段，企业价值稳步提升，必然涉及到为满足增长需要的融资需求，本文认为企业首先会利用权益来进行内部融资，以充分利用增长机会为企业创造价值，这样一方面可使企业总体价值增加，另一方面可使企业财务闲置（financial slack）获得合理回报。只有当内部权益融资不足以满足项目融资需求的情况下，企业才会在充分考虑项目投资回报（the return of investment for projects）和权益回报（the required return on stock）、税后利息成本（the after-corporate tax cost of debt）后，有选择地进行外部融资，特别是选择一些风险比较小的融资，比如普通债务融资。
命题Ⅰ：增长阶段的最优融资方式应当能够充分利用增长机会为股东创造价值。
推导方法：假定投资者风险中性（risk-neutral）和项目投资回报（ROA）一定的情况下，我们区分财务闲置，采用不同的方法处理项目资本结构：由于EVA（economic value added）没有考虑企业可用于项目投资的财务闲置的资金成本，因此在有财务闲置即有内部权益融资可能的情况下，采用“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进行有关的分析；在不存在财务闲置的情况下，采用EVA进行分析，即EVA越大，企业价值增加越大。
首先，应利用权益进行内部融资。当权益融资机会成本高于债务融资机会成本时，选择进行债务融资；当债务融资机会成本高于权益融资机会成本时，选择进行权益融资。因为权益融资的机会成本是rmax（1-Tc）-rB（1-Tc），其中，rmax指企业债务融资的最高利率，rB指企业债务融资的实际利率；债务融资的机会成本是权益成本rs。之所以出现最高利率、实际利率是由于考虑了个人累进税率（the graduated income tax）的差异。又因为rmax（1-Tc）=rs，所以rmax（1-Tc）-rB（1-Tc）
其次，当内部权益融资不足以满足项目融资需求的情况下选择债务融资。
EVA=（ROA-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Total capital
由于负债相对于权益具有税盾效应，故rWACC随杠杆上升而下降，又由于ROA不变，故EVA增加，企业价值上升；增长机会增加了企业价值，但并没有增加用于发挥税盾效应的债务收益率，因此在有增长机会的情况下权益价值（股东利益）增加，这也表明在有增长机会的条件下最优债务水平不是100%。
综上，企业首先利用权益进行内部融资，当内部权益融资不足以满足项目融资需求的情况下再选择债务融资，有助于股东利益最大化。从这种角度来说，本文的分析与优序融资理论基于信息不对称（adverse selection）下的融资成本所得出的结论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但优序融资理论却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首先，与权衡理论一样，没有将融资模式与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效结合起来。其次，没有站在企业追求价值最大化的高角度来处理财务闲置和资金成本问题。以财务闲置为例，如果投资回报率很低，比方说低于投资者自行投资的回报率，即使内部融资成本非常低，也应当以股利或者回购的形式将利益返还给股东，这样才有利于企业价值最大化；否则，企业采取财务闲置是有资金成本的。最后，按照优序融资理论的逻辑，如果减少信息不对称，就可以降低融资成本。本文认为，在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中，企业管理者与股东利益是统一的，管理者必须在寻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才能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企业完全可以也应该尽量减少信息不对称，很显然，如果这样，优序融资理论就会失去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
（2）成熟阶段：合理分配“蛋糕”以寻求能使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资本结构。企业经过长期发展后进入成熟阶段，企业价值基本上恒定，此时可运用权衡理论，合理安排资本结构，在为股东和债权人争取更大份额利益的同时，争取股东利益最大化。
命题Ⅱ：成熟阶段的最优融资方式应当能为股东和债权人分到更多的“蛋糕”。
首先，一般应当充分考虑负债的税盾效应，通过以负债替换权益的方式缩小非市场索取权价值，由此提升市场索取权价值，增加股东利益。成熟阶段，EBI（T）（息税前利润）不变，下文对负债比重增加对企业价值和股东利益的影响进行具体分析。
一是无税环境。对于企业价值：当企业增加负债时，权益风险加大，权益资本成本增加，事实上，权益资本成本的增加抵消了企业低成本的债务融资的好处，故rWACC不变；又因EBI（息前）不变，故企业价值不变。对于股东利益：负债增加，权益风险加大，权益期望回报增加以补偿权益风险，股东利益总体不变。
二是有税环境。对于企业价值：由于EBIT不变，rWACC随负债税盾效应而减少，故V=■增加。对于股东利益：本文以上述无税环境的分析为基础，增加税收变量，通过分析税收的边际效应来考虑其对股东利益的影响。相对于无税的情况，有税时企业价值增加了；又由于EBIT不变，那么用于发挥税盾效应的债务水平不变（财务困境成本将在下一步集中考虑），故权益价值（股东利益）增加。以上分析结果见表1。
其次，在考虑税盾的情况下，应当综合权衡财务困境成本（包括负债成本）和权益成本。随着负债增加，企业价值会分别因为税盾效应增加、权益成本减少而增加，因财务困境成本增加而减少。本文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综合权衡安排负债和权益的比重，制定合理资本结构，争取股东利益最大化，具体通过***1来说明。
***1中∩形线反映了企业价值与财务困境成本之间的关系。当向全权益企业注入部分负债后，由于发生财务困境的可能性非常小，曲线上升；然而，随着愈来愈多负债的注入，财务困境成本急剧上升，在某一点当来自边际负债所增加的税盾等于增加的财务困境成本时，债务水平到达最优B？鄢，此时，也是企业加权平均成本最低点。显然，在考虑权益成本的情况下，最优负债水平比上述没有考虑这些成本时要高。
综上所述，资本结构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应当具有灵活性，相关结论将为指导资本结构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系统实践提供重要参考。
三、经验证据
根据对西方成熟资本市场的研究，在不同行业之间资本结构存在显著的差异，具体数据见表2。在一些高成长性、有大量投资机会的行业，如制药和电子行业，即使外部融资需求比较大的情况下，也较少使用负债融资，债务比率明显偏低；而在相对来说有较少投资机会和较低增长的行业，如开采和造纸行业，则较多地使用负债。这些研究结果与本文的结论实质是一致的。
四、结论
资本结构是企业面临的基本问题，在资本市场日益活跃的今天，研究资本结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就显得更加重要。但一直以来，资本结构缺乏统一、有效的理论指导，这与资本结构在企业中的重要地位是不相称的。本文在以新的视角区分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基础上，融合传统资本结构理论，通过分析论证，寻求使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资本结构，以期为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创建合理的资本结构提供有力依据。企业应当针对行业特点，认清自身发展阶段，选择合适的资本结构：在增长阶段，尽量利用内部融资以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增长机会为股东创造价值；在成熟阶段，在综合考虑财务困境成本、权益成本的基础上，利用税盾为股东和债权人分到更多“蛋糕”的同时，寻求股东利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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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权理论论文第4篇
关键词：增权 基变 适用性
中***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0)011-184-02
1 “基变”与‘增权’概念
1.1 马克思主义基变理论
马克思主义基变理论认为个人的问题应归因于社会、***治和经济等制度结构的限制与压迫，而不是归于个人的不足或弱势群体本身。因此，社会工作者就对个人问题采取结构分析取向，寻找引起案主问题的社会经济结构因素所在，对现存的社会、经济及***治的制度保持批判，保护个人免于受社会强势集团的剥削和压迫。马克思主义基变理论认为，社会工作者要想取得一些大的社会变迁和进步，就必须与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可以有很多作为，例如：(1)与其他类似活动的人联合起来工作，尤其是社区环境中：或者在各种劳资谈判中与工人阶级联合起来：(2)帮助建立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协作机制，使个人不再感受到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那种普遍的陌生感、疏离感，使个人建立起良好的集体意识；(3)帮助家庭应付市场经济以及消费主义对家庭生活的冲击：(4)介入到儿童和妇女的社会化过程中，因为儿童还没有完全社会化，比较容易改变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社会工作者也完全可以帮助妇女摆脱传统的家庭分工和劳动分工；(5)使人们意识到自身的经历正是经济发展、生产方式以及制度安排的结果。
1.2 “增权”、“权力”与“无权”
1976年，所罗门出版了《黑人增权：受压迫社区中的社会工作》一书，标志着增权取向实践在社会工作专业中的诞生。该书描述了美国社会中黑人少数民族因长期遭受优势团体与宏观环境的负面评价，感受到深切的无力感，因而建议社会工作的介入应致力于增强黑人民族的权力，以解除社会中的“制度性种族主义”所加诸的压迫和疏离，并增进个人的自我效能与社会改革的力量。此后，传统和创新的社会工作取向很快接纳、融入了增权的观点。
“增权”的概念和“权力”、“无权”是密切相关的。权力是指人们所拥有的能力，而且表现为人们的一种主观感受，即权力感，就是这种权力感可以增进人们的自我概念、自尊、尊严感和重要感。无权是和权力相对的，即指缺乏上述的能力。无权不仅是缺乏能力或资源的一种状态，而且当个人对侵害他们的社会系统感到无权时，他们容易把这种感觉内化，并逐渐认为自己是无助的。因此，社会工作专业将无权看作是社会工作介入的对象，而把增权看作是社会工作的途径。当然，增权并不是“赋予”人们权力，而是要挖掘或激发人们的潜能。
社会工作者在这方面主要扮演的是一个倡导者和赋权者的角色，即：关注并呼吁社会来关注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问题，同时，通过各种途径为工作对象向现存的社会秩序争取权益，或者促使现存的社会秩序做出一些制度性的安排以保障工作对象的权益。这种指导小规模的社会工作实践理论，就是赋权或倡导理论。
1.3 两种理论的相关分析
(1)相同点：基变理论与增权理论都属于结构和制度理论，两种理论对于案主问题的都采取了优势视角，即认同案主作为一个***的个体所具有的优点，否认案主问题的存在是个人原因。把问题的产生都归因于社会结构的不合理，用社会因素来解释问题。同时，两种理论中的社会工作者有别于历史上传统的社工所扮演的施恩者或是教育者的角色，更多的是一种***者的姿态来开展工作。
在***者传统中，工作者是组织者和倡导者，和施恩者一样，他们也把案主看作是其生活环境的受害者。但与施恩者不同，他们并不认为案主在人格上会被压迫所吓倒。反之，他们认为受压迫群体的成员是健全的，需要改变的是环境恢复被剥夺了公民权的群体及其成员的尊严和自由，要求环境和组织的改变，而不是案主人格的改变。
(2)不同点：增权理论与基变理论虽然对于案主问题的分析视角上大致相同，但在具体的工作方法上还是有些差异的。首先，增权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变理论影响而形成的一种理论。其次，在具体的工作方法上，基变理论赞成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自由化的改革主义，主张通过激烈的社会变革来实现社会结构的变化，达成利于案主社会秩序。而增权理论则将着眼点放于鼓励案主自己定义自己未来的蓝***，相信自己是有价植的。通过社工与案主的共同协作，通过某种集体行动向有关系统制度进行示威、游说，以改进案主取得资源的机会。
2 增权理论的应用性分析
2.1 马克思主义基变理论适用性分析
笔者在社会工作教学摸拟中作为一个持马克思主义基变理论的社会工作者。在工作的过程中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基变理论的理论形态，方法和原则。笔者在上述价值理念的指导下，运用专业技巧以达成对案主的帮助。但在具体教学模拟的过程中，笔者有感于，在当前的中国社会环境下，要做一位坚持基变理论的社工几乎是不可能的，难点有三：
(1)激进的社会变革是不可能的。基变理论所持的为案主的利益而促成社会变革的处遇方法，不适用于当前中国的发展状况。
(2)忽略个人的需求，导致案主的不认同。基变理论将工作重点聚焦于集体行动的干预上，但对于个人当前的需求反而忽略。在当前的中国社会，案主更多的是希望问题的快速解决。再加上这一理论本来就缺少具体的行动指南，又减小了实施的可能性。
(3)忽略不同集体的多方面诉求，导致社会中各个利益团体相对立。不能把社会各个集团统一起来，难以形成各集体的长期联盟，社会改革自然无从提及。
基于上面所提及的原因，笔者在实际操作中，对于基变理论的处遇方法做了一些改变。改激进的社会变革为平和的集团对话，希望可以达成对案主的帮助。但反观增权理论的诸多理念，笔者发现实际操作中的很多手法都是基于增权理论的指导。
2.2 增权理论的适用性分析
追寻增权理论的理论假设，可知其建立在5个假设基础之上：(1)个人经历深切而全面性的无力感，以致无法与环境交流、实现自己：(2)个人周遭存在直接与间接的权能障碍，以致无法参与社会与***治、实现自己：(3)权能可以透过社会互动增加与衍生更多的个人及人际权能；(4)案主应被视为有能力、有价值的个人；(5)社工人员应与案主建立一种伙伴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无权可看作是社会工作介入的对象，获得权力是社会工作介入的目标，而增权则是社会工作的途径。增权的核心是通过提供资源以及培养知识和能力，使个人能力被动的弱者变成主动的强者，这样他们控制自己生活的能力会得
到提高。由上可见，增权并非赋予案力，而在于挖掘或激发案主的潜能，恢复被剥夺了案主的尊严和自由。
增权涵盖以下三个层面的：一是个体层面的增权。所谓个体增权是指个体得以控制自身的生活能力以及对所处环境的融合与影响能力，包括实际控制能力和心理控制能力两个方面。对于不同的弱势群体对象来说。个体增权的侧重点不同，各元素的权重也有所不同。二是人际关系层面的增权。离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任何人都无法提升自己的权力和能力。人际关系层面的增权，一方面可以增加一定的社会资源或社会资本，另一方面可以提升自己的形象，争取公平的社会环境。三是社会参与层次的增权。社会参与层次的增权目标指向对社会决策的影响，表达自己利益诉求和参与社会资源的分配，争取到与健康社会和进步文化相匹配的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待遇。
笔者在教学过程中，首先认识到案主群体的无力感。对于案主进行认同和疏导，并提供资源供案主进行发展。但在工作的过程中，笔者体会到案主存在问题的原因是社会制度性因素。遂决定引导案主群体发现自身能力，提升他们的自信心，并通过小组对话找出问题的共同点，从而发现问题根源。在引导案主与当值有关部门对话前，也对案主进行沟通，实际上是在培训案主的沟通技巧与谈判方法。这即是上述所讲的增权工作方法的体现。
笔者在工作的过程中体会到，相较于马克思主义基变理论，增权理论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对内增加案主自我认同，对外改变案主社会环境。在当前中国社会，增权理论更有利于达成帮助案主的目标。增权理论一方面运用特定的干预方法，比如组织案主群体讲述自身故事，通过在集体中的讲述与聆听，增加案主的权能，让案主得到对于社会压力、社会现状的认知与分析。通过自助活动提升案主系统的意识觉醒，认识到自身的生活空间及机会，发挥自主性来改变状况。另一方面，增权理论会在尊重案主自决的原则下，与案主共同讨论未来的行动计划，努力促进案主团体所想要的需求与所能取得的资源间彼此能够相容或平衡，改进取得资源的机会。
3 总结
增权理论论文第5篇
[关键词]旅游增权；社区参与；社区增权；可持续旅游发展
[中***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04－0058－06
一、引言：社区参与的理论不足
自1985年墨菲(Murphy，1985)正式提出“社区导向的旅游规划(community-driven tourism planning)”或“基于社区(community-based)的规划”方法以来，社区参与的概念首次被引入旅游发展研究中，被认为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并在此后的国内外旅游研究和旅游规划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从各国实践上看，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社区参与只不过是象征性的，旅游继续被开发商、***府所控制而不是社区利益所控制”，“这种参与只不过是一种对公共关系的虚饰。它仅只允许当地社区对即将实施的规划、计划、建议和发展在很小的范围内做出反应”(Macbeth，1996)。社区参与在实践上的不成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们的质疑和反思。笔者认为，社区参与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旅游发展中社区与开发商之间的矛盾冲突，但这一理念在理论基础以及实践的可操作性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
西方学者最先是将社区及其旅游参与当作一种旅游规划方法纳入研究视野的。他们在方***上普遍持多元主义观点(pluralist concepts)，强调社区或少数民族自身的选择权和自，具有强烈的伦理色彩。这种多元主义的视角虽为社区和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精神的思想平台，但由于其不可避免地泛化了因果关系，无法就问题的实质取得根本性的认识。在实践中必然步步维艰，社区参与的提倡多停留在字面上、建议上，无法落实在行动上。就当前的研究内容看，无论是探讨旅游发展与社区的相互关系还是社区参与的机制、模式或类型，研究者们更多地是将社区参与作为一种经济或技术过程，“一种更好地指导社区接受和认识由外部形成的旅游发展议程所带来的好处的技术”，普遍忽略了社区参与是社区在旅游发展过程中通过与外部力量的抗衡取得某种程度的控制权的过程，也即社区参与的本质是一个实实在在***治过程。仅仅将社区参与视作达致目标的一种技术手段或行动纲领，而不去理解***治以及权力关系在社区参与过程的重要性，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就参与论参与”的狭窄的“参与观”。正是这种研究视野的局限导致了研究者们所开出的“药方”，只可能“治标”而不能“治本”。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另一理论源自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1987年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WCED)明确指出，引入利益相关者理论是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求之一。社区居民作为旅游业发展的利益主体之一，有权对旅游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发表意见甚至直接参与决策，并享受旅游开发带来的利益。利益相关者作为一种理念和分析方法，理论上对于解决社区参与问题具有一定的成效，但在实践中，这一理论同样受到了巨大的挑战。暂且不论这一理论在其他方面所遭受的诘难和质疑，如同时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偏好是否可能等问题。在旅游研究领域，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旅游收益应当由社区分享，但它仅强调了社区的剩余索取权(residual claimancy)，而没有明确分享收益与风险的剩余控制权(residual rights of contr01)问题。事实上，仅仅考虑剩余索取权的重要性是不够的，因为有权获得剩余并非等于一定能获得。剩余索取权的实现还要依赖于相应的控制权。也有研究者提出应将社区作为占主导地位的利益主体、开发主体甚至管理主体来对待。但是，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言，对于任一机构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首先弄清楚它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企业首先是因为投资者的投资而存在，企业不是社会福利机构，而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主体。社区能否取得和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主导地位取决于社区与外部力量如***府、开发商之间的***治博弈和权力较量，而不是寄希望于投资者们怀揣一颗慈善的心或***府的“父爱主义”关怀。剩余控制权的存在意味着一方行为对另一方损益的影响，只有权力才能掌控不同层面上的利益群体之间互动的结果。缺乏关于***治与权力关系的详细分析，仅仅将社区参与看作是简单的经济和技术理性投入的结果而与“***治界面无关”是一种天真的理想主义，无论怎样受欢迎，都没有涉及社区无权的本质鸿沟。这正是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在实践中不能取得真正进步的原因。“旅游产品的最终形式是***治家、社区和商业伙伴之间权力互动和合作程度的展示(statement)”。这为我们指出了权力关系分析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正是基于对旅游发展的***治属性和对当前社区参与理论的不足之处的深刻洞察，西方旅游增权理论应运而生。
二、增权理论：概念与方法
增权理论(Empowerment Theory)，又译为充权、赋权、激发权能理论，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1976年，美国学者巴巴拉・所罗门(Barbara Solomon)出版了名为《黑人增权：被压迫社区的社会工作(Black Empowerment： Social Work in OppressedCommunities)》的先驱著作，从种族的议题率先提出了“增强权能(Empowerment)”这个概念。此后，关注增权理论的研究者和实践者甚众。增权理论起初是为社会工作而提出的，其关注的重点是提高弱势群体的权力和社会参与，而现在，增权理论成为了社会学、教育学、***治学、社区心理学、社会工作学等学科的新兴核心概念，又成为精神健康、公共卫生、人文服务等实践领域的热门话语。随着学科交叉性日益增强，增权理论又扩展运用到了旅游研究领域。
增权(empowerment)，是由权力(power)、无权(powerlessness)、去权(disempowerment)以及增权(empowering)等核心概念建构起来的，其中，权力或权能(power)是增权理论的基础概念。关于权力一 词的界定可谓见仁见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那里。《布莱克维尔***治学百科全书》指出，权力是指“一个行为者或机构影响其他行为者或机构的态度和行为的能力”。在增权研究领域，权力还可指“权力关系中的各方争夺或获取某种竞争性资源的现有的或潜在的能力”。无权则是和权能相对的。无权是一种状态，首先表现为权能的缺失，即个人或团体不能平等地享有权利，其次表现为无权感，如心理上的无力感、无助感、缺乏“个人效能感(sense of self-efficacy)”(Rappaport，1985)。去权则是指社会中的某些社群权力被剥夺。无权是去权的结果，去权乃无权之原因。无权往往导致弱势群体沦为“烙印群体(Stigmatized Groups)”，使他们认为自己缺乏足够的力量和权力去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这种自我贬低经常内化并整合进个人自我发展的过程之中，形成一种无权感(Parsons et al，1994)。要扭转这种无权的态势，使弱势群体变得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以参与、分享、控制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影响的生活事件，增权就显得十分重要。“增权”是整个增权理论体系及其工作实践中最为核心的概念，它是指通过外部的干预和帮助而增强个人的能力和对权利的认识，以减少或消除无权感的过程，其终目的是指向获取权力的社会行动及其导致的社会改变的结果(Zimmeman，1990)。
一般认为，增权是通过个体、组织和社区3个层面共同实现的。个人层面上的增权聚焦于发展个人权力感和自我效能感，其过程包括参与社区组织；组织层面的增权强调使个人可以有更多的影响他人能力的技术的发展，其过程包括集体决策和共享领导权；社区层面上的增权强调社会行动和社会改变的目标，其过程包括接近、使用***府和其他社区资源(如媒体)的合作行为(Rappaport，1984)。与之相对应的分别是个人增权(personal empowerment)、行***性增权(empowerment through ***istration)和***策性增权(empowering through policy)3种形式。关于增权的手段，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增权”和“教育增权”两个方面。增权研究者普遍赞同行为经济学的观点，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弱势群体在进行选择的时候常常不能做出理性的、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其利益可能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受到损害，因此，信息增权是弱势群体的有效保护手段。但是，信息供给增权也存在较大局限性，如弱势群体中的绝大部分在理解和处理信息上的能力有限；信息供给可能只对地方精英有利；当权者的技巧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信息增权的作用等因素的存在，弱势个人或群体的***治、经济和社会力量往往在社会的主流权力结构中被边缘化、被剥削、被歧视或被排挤了。因而还需要通过教育进行批判性增权，使他们发现“内在权力(innerpower)”的能力，进而采取行动来改变现实。然而，仅仅通过教育，或通过提供充分的信息、知识和忠告，弱势者就能做出理性判断和理性决策吗?显然，这种方式过于笼统，并且效果有限。即使弱势的社区居民们获得了对称的信息，但是社会***策、***治制度、主流社会文化等都有可能导致他们去权，使其陷入无权的状态，他们还是不得不“理性”地做出“不理性”决策。因此，我国学者王宁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进行“制度增权”的必要性。他认为，仅有社区居民个人的识别能力或自我保护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一套正式的制度来保障社区居民的权益，而且只有国家才有能力供给和保障这样的环境(王宁，2006)。
三、旅游增权：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阿克马(Akama J，1996)最早在对肯尼亚生态旅游的研究中提出了对社区居民增权的必要性。而在此之前，许多旅游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了权力关系在旅游发展中的重要性。如皮尔斯(Pearce，1996)指出“在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决策的任何讨论中，权力及其影响问题都是一个决定性的考虑因素(dominant)”。瑞德(Reed，1997)引入组织理论论证了权力关系是了解社区旅游规划特点和因果关系不可或缺的因子，是协作成功或失败的一个变量。但是他们都没有将增权理论与其分析和研究联系起来。1999年，斯彻文思(Scheyvens)正式将增权理论引入到生态旅游研究中。他明确指出，旅游增权的受体应当是目的地社区，并提出了一个包含***治、经济、心理、社会4个维度在内的社区旅游增权框架(见表1)。
斯切文思认为，对当地社区来说，要真正对旅游发展实施控制，需要将权力从国家层面放置到社区层面，如将当地各种宗教团体、相关机构、普通群众组织包括妇女和年轻人也都应该选派代表参与到旅游发展决策过程中。这些不同的声音和主张应当指引着每一个旅游项目的开发，从初始的可行性评估阶段直至实施完成阶段。此外，由于社区并非是一个持有共同目的的、同质的、平等的群体，为了杜绝社区中的权力经纪人(power broker)或地方精英(10cal elites)操纵和主导社区旅游的发展方向，垄断旅游发展的经济利益，有必要成立类似于董事会或地方旅游组织之类的机构。
2003年，澳大利亚学者索菲尔德(sofield，2003)在《增权与旅游可持续发展(empowerment for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一书中进一步深化了旅游增权的概念。他指出，任何***策的制定都是技术与***治过程的结合，发展并非仅仅是技术性的，发展不可能超越***治。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与相应的***治发展不可分割，在任何关于旅游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的分析中都应当包含对于***治和权力的研究。增权作为一种参与、控制、分配和使用资源的力量和过程，与目的地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增权根植于旅游发展的***治学之中。索菲尔德以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以及斐济旅游开发为例论证到，以往的社区参与都是一种单向度的被动参与过程，社区居民在本质上是“无权”的，这正是其在实践上失败的原因。只有进行社区增权(community empowerment)才能真正凸显社区在旅游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因此，增权是目的地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增权的观念必须渗透到整个旅游系统中去。
索菲尔德将社区旅游发展的结果视为行动者之间权力关系交换的结果。他借鉴艾普(Ap，1992)的社会交换***谱来分析社区与开发商在权力交换中可能出现的3种结果如***一。第一种结果对应着***中第1种情形，开发商与社区都具有***的同等强度的权力，双方都将这种互换视为有利的，并认可其所得收益，可以获得可持续的旅游发展。第二种结果对应着***中2、3两种情形，当开发商和社区任一方控制着资源并具有较强的权力时，必然产生对另一 方不利的交换结果。在这种情形下，由于失利的一方对交换结果不满意而可能损害或中止双方的利益交换，旅游发展不可持续。第三种结果对应着***中第4种情形。交换双方都无权，此时双方都没有激励进行交换，旅游不可能得到发展。在此分析的基础上，索菲尔德总结到：第一，没有增权因素，社区层面的旅游发展很难实现可持续；第二，在传统社区旅游发展中，社区是一个被动的没有被包括在权力分享过程中的实体，传统的社区参与和赋权方式是一种无效的机制，无法获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第三，如果要获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将传统的赋权方式转变为合法性增权方式；第四，社区增权常常要求改变环境和制度以实现真正的权力分享，因此合法的增权必须能够保障社区和外部社会之间非均衡的权力关系能够得到适当的重新分配；第五，仅仅依靠社区自身的能力无法实现真正的增权，增权需要***府长期的支持和授权(sanction)。
增权既是一个过程，同时又是这种过程的结果。在西方旅游研究者看来，旅游增权并不仅仅意味着权力分享，也不是通过权威对社区实施控制，增权的目的在于增加社区福利，为那些被边缘化了的社区产生社会资本，并建立起有助于利益相关者参与旅游发展决策的合法权力框架(Clark et al，2006)。其实质是通过增强当地社区在旅游开发方面的控制权、利益分享权和强调社区在推动旅游发展方面的重要性，使社区居民从被动参与转向主动行动，打破不平衡的权力关系，获取旅游发展中的决策权，保证当地居民的利益最大化并且能够部分地控制旅游在地方的发展，“让旅游为我所用而不是我为旅游所用”。
四、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研究述评(代结论)
“市场和***府都是经济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不可能通过排除某一方来发现可行的改进办法。西方旅游增权研究者从人本主义出发，通过引入权力关系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分析之中，将社区参与的内涵拓展到社区增权，为我们探索形成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途径及其有效模式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理论突破点，也是对近20年来***治学与社会科学各学科加速渗透与整合趋势的一种反映。研究者们立足于旅游发展的现实特征，把旅游发展看作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治决策过程，将***治学中的权力与可持续发展两个议题结合起来，理解和探究旅游发展的内在逻辑，不但增强了理论的解释力，也为更好地推进可持续发展，提高社区参与的有效性指出了新的途径。尽管旅游增权理论目前还处于初始时期，尚未进入实际应用阶段，但其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对旅游发展过程中权力关系的深刻洞察和在实践上的潜在有效性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旅游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必将在未来旅游发展研究和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但是，西方学者将旅游增权的“权力”限定为社会与***治权力，是一种狭窄的权力观。他们所倡导的通过旅游增权提升社区的“权力”，仅仅指能力或技能，它只不过是个体权力的一种形式。“权力是自己创造的，而不是别人给予的”(McGregor，2005)。要保障个人权力的获得，还必须将“权力”的范围扩展到“个人权利”，即增权还应扩展到对居民个人权利，包括经济权利、社会权利以及***治权利的增进和保护。因为可靠而界定清晰的个人权利才是真正有效行使权力的基础。没有对个人权利的制度保障，仅有社区居民个人的识别能力或自我保护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只有稳定的个人权利得到足够保护，***治和行***方面的自行其是才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和限制。
其次，西方学者将旅游增权的受体界定为社区，是一种典型的“方***集体主义”观点。社区只不过是社会集合体的一种形式，不能被视为一个***的实体。只有个体才是社会、***治和经济生活中唯一积极主动的参与者。无行为主体的所谓的公共利益或集体利益是根本不存在的，至少不存在一种能够明确定义、在现实中能够实际起作用的公共利益，现实中存在的只是各种相互冲突的特殊利益。因此，旅游增权首先必须聚焦于发展居民个人的权力感和自我效能感，即个人增权应先于社区增权。唯有在每个个体都平等拥有并且认识到自己拥有受到保护的可争取自己利益的权利，而且每个个体都有行动的能力来捍卫个人权利以后，才可能对所有的强制性权力或一切排他性权力都施以严格的限制。
增权理论论文第6篇
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我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建国以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以赶超战略为目的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建立起来的集权体制越来越显示出其经济效率低下的弊端，国家财***负担沉重。
这一背景下，我国于1979年实行了改革开放，不断向微观主体放权让利，实行分成和财***包干体制。这样一则减轻中央财***压力，二则激活微观经济主体。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初，财***包干体制同样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这致使中央推动了第三次重大的财***体制改革。
第三阶段的财***体制改革起始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其主要目标是要增加财***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收入占财***总收入比重的提高，增强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
伴随着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府分别先后进行了以“财***包干”为主的财***放权和以“分税制改革”为主的财***收权，然而这两次财***体制改革都是在经济效率下降的前提下进行的。财***分权究竟是否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我国财***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二、我国财***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
在经济学文献中，一般认为，Charles Tiebout 1957年发表的《地方支出的一个纯理论》发表后，分权的重要性开始受到关注。之后，Stigler、Musgrave和Oates等经济学家进一步围绕向地方分权的思想，形成了早期的财***联邦主义。其主要思想是地方***府比中央***府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上具有更强的信息优势。并且，由于辖区内的居民被赋予更多的决策权或者选择权，从而促使地方***府充分利用其信息优势有效分配公共资源。
但是，早期这一代的财***分权的思想并没有更集中地涉及财***分权对各微观经济主体特别是地方***府的激励以及如何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等问题。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许成钢、钱颖一、Roland等经济学家开始把财***分权的思想更多地与地方***府的激励、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这被称为“第二代财***分权理论”。然而，其理论并不能完全与中国财***分权的现实证据相符，单从财***分权对经济增长给予解释比较复杂。
基于此，一些学者开始寻找财***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间接因素。如周黎安提出的地方***府“晋升锦标赛模式”。张***、高远等从财***分权对基础设施提供影响的角度分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陶然、刘明兴从财***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角度对经济增长进行考察。虽然我国的财***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仍然没能形成一个十分有说服力的理论框架。并且，近些年理论上有重大突破的文献越来越少，相比较，研究财***分权、间接因素、经济增长之间的经验研究越来越多。
三、我国财***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研究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财***分权与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较多，但结论却存在较大的差异。
一些学者关于财***分权与经济增长直接关系的经验研究表明，我国财***分权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如Ma（1997）以平均留成率来衡量我国的财***分权，研究发现，财***分权与我国的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
其次，另一些学者关于财***分权与经济增长直接关系的经验研究得出两者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如Zhang和Zou（1999）研究发现，中国财***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以上这些是研究财***分权与经济增长直接关系的经验结果，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文献着重于研究财***分权、间接因素、财***分权三者间关系的角度来考察的经验研究。如周黎安（2004）根据省级数据得到，官员晋升激励能有效促进地方***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称之为“为增长而竞争”但过度地竞争也带来了诸如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然而，陶然（2010）则得到了不同的结论，同样他以省级数据得到地方经济增长和官员晋升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也就向“官员晋升激励”带来经济增长的理论提出了挑战。
四、小结
我国的财***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在近些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仍然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理论体系对我国的财***分权如何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提供解释，这需要继续不断的理论创新和拓展。同样，虽然在经验检验财***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研究颇丰，但出于对财***分权指标的衡量各有千秋难以统一也就带来了检验结果上的巨大差异。所以仍需要在财***分权等的量化指标上多取得研究进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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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权理论论文第7篇
[关键词]权力；增权；社会工作
中***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1-280-01
“Empowerment”和“Empowering”自引入中国，学者对其翻译各异。有的学者（如吕大乐、范斌等）将其译为“充权”；有的学者（如台湾学者赵善如、赵仁爱等）将其译为“激发权能”；还有的学者（如顾东辉）将之译为“强化权能”；但是从2003年以来中国期刊网的中文文献来看绝大部分研究者都采用“增权”的翻译方式，因此，文章也采纳“增权”这一说法。
一、增权的概念
同其他许多概念一样，对增权的理解，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定义。康普顿、帕森斯等认为增权是工作者动员案主力量的一个合作过程。这是一个积极的过程，其结果是案主强大到足以参与、控制和影响那些影响他们生活的机构和事件。尽管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定义增权，但这些不同的定义中也存在着某些共同性的要素或主题。基弗认为，增权概念中汇集了三个构成要素：公民的能力、社会***治修养、***治能力或参与能力。托尔认为，定义增权的文献中至少有三个主题：第一，从个人成长开始并可能在更大的社会变迁中达到顶点的一个发展过程；第二，以自尊、效能和控制感等增强为标志的一个心理状态；第三，源于社会运动的***，那个社会运动从对无权者的教育和***治化开始，而后会包括无权者获得权力和改变维持压迫之结构的集体努力。
古铁雷斯、迪洛伊斯和格伦梅伊从这些共同性中发展出关于增权的操作性定义：1.增权是一种理论和实践，处理权力、无权和压迫以及它们如何造成个人、家庭或社区问题与影响助人关系的议题。2.增权的目标是增加个人、人际或***治权力，以便个人、家庭或社区可以采取行动改善他们的处境。3.增权是一个过程，可以发生在个人、人际和社区等介入层面。它由下列次级过程构成：群体意识的发展、自责的减少、个人对改变负有责任的假设、自我效能（self-efficacy）的提升。
总而言之，增权可以被看作一种理论和实务、一个目标或心理状态、一种发展过程或者一种干预方式。在干预过程中，工作者并不是“赋予”案力，而是挖掘或激发案主的潜能，权力存在于案主本身，并不在案主之外。
二、增权的构成要素
约翰逊认为增权的要素包括协助案主与系统协商，刺激改变动机，教育和提升自尊以使案主相信他们自己是有能力的人，拥有与社区系统协商的必要技巧，也可以获得发挥健全的社会功能所必需的资源。帕森斯认为增权策略的重要要素是支持、互助以及认可案主的感知和经验。她指出当这些要素都具备时，案主就会有更高程度的自尊、自信和更大的能力去作出改变或采取行动。塞尔薇亚・斯焘勃一本纳斯库尼指出增权要聚焦于意识发展、社交和应
对技巧培训、网络化工作和调解，也要求开展与权力部门和权力结构的工作。康普顿指出增权要着重强调案主最大程度地参与到社会工作的整个过程中，而教授问题解决等技巧也是增权的组成部分。
对于增权的要素，各家说法不一，但其所说的增权要素的每一种对案主提高自我意识、增强自我价值感、发展应对能力并增进对生活和环境的控制感都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三、增权的操作模式
Lee（1994）在《社会工作的增权取向》一书中，描绘了一个包括专业目的、价值、知识和理论基础、以及方法在内的增权取向社会工作模式；考克斯、帕森斯在《增权取向的老人社会工作实践》一书中，阐述了一个由价值基础、介入认可、理论基础、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关系、问题解决方法等要素构成的增权取向社会工作模式；古铁雷斯、帕森斯和考克斯在《社会工作实践中的增权》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由价值基础、介入认可、指导实践的理论基础、有关案主和工作者相互关系的指引、以及把助人活动组织起来的一个架构等组成的增权取向社会工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