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国际货币论文第1篇
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或运转的基轴是国际本位货币。所谓国际本位货币，是指在国际经济活动中，世界各个国家出于经济条件或***策上的考虑，用法律的形式将本国货币与之固定地联系起来，作为衡量本国货币价值的标准，以及国际交易的最终清偿手段。国际本位货币是在国际上占据中心货币地位的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它首先必须能在世界上自由兑换；其次，还必须占据国际中心货币的地位，能充当国际商品的价值尺度或价格标准，并成为各种货币汇率计算的中心。充当这种中心货币的曾经有贵金属——黄金，也有因历史、经济和现实原因形成的某些国家的纸币。
从理论上讲，能够充当国际本位货币的国际交易的最终清偿手段，应当具备如下条件或性质：
一是耐久性。具有的自然属性必须经久耐用，不因频繁的流通和岁月的流逝而丧失其重量或改变其质量，从而保证其所包含的价值量的稳定不变。
二是可分性。为保证贸易和借贷活动的顺利进行，要求各种不同面额货币的发行和流通。
三是轻便性。货币的轻便便携有利于各种经济交易的进行，较小的体积和较轻的重量但却可以包含较大的价值量，亦成为其一个特征。
四是同质性。货币由其发行国别和面值所产生的差别是客观的，但在质上却是相同的。即作为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媒介和一般等价物，它们本身都有价值，都是人类社会抽象劳动的凝聚。
正如马克思所说那样：“耐久性、不变性、易于分割和重新合并，因较小的体积包含着较大的交换价值而便于运送这一切使得贵金属在较后阶段非凡适于充当货币”。贵金属黄金、白银等由于本身所具有的自然属性，使之最成为国际本位货币的最佳选择。纵观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贵金属非凡是黄金都充当着国际本位货币的职能。与之相应的是金本位制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金本位制是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货币制度，该制度下各国都规定金币的法定含金量，不同货币之间的比价是由它们各自含金量的对比来决定的。这种以两种金属铸币含金量之比得到的汇率又称为铸币平价，它是金本价的一种表现形式。金本位制度下作为决定汇率的基础的铸币平价，是外汇市场上由于外汇供求变化而引起的实际汇率波动的中心，其上下波动的幅度要受制于黄金输送点。这是因为金本位条件下黄金可以自由跨国输出或输入，当市场汇率与法定铸币平价之间的偏差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导致有关国家不用外汇而改用输出黄金的办法来办理国际结算。决定黄金输送点的量的界限，是用于替代外汇直接用于国际支付的黄金的铸币平价加上该笔黄金的运送费用。
随着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发展演变，金本位制先后被以“黄金—美元”本位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以美元为主体的多元纸币信用本位制所取代。建立在怀特方案基础之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方面，基本锁定了各国货币与美元的外汇平价；另一方面，确定了美元与黄金的兑换比例，各国***府可将所持有的美元与美国***府兑换黄金。这种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机制，其本质是一种以黄金为价值基础的固定汇率制度。与金本位制比较，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与贵金属黄金已无直接联系的纸币信用本位制条件下，国际本位货币的内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耐久性、可分性、轻便性、同质性的国际经济交易一般等价物”已经不被视作充要条件，国际经济交易的价值符号，则成了当代国际本位货币共同特征。
当代纸币信用本位制条件下，尽管各国非凡是国际本位货币的发行国都持有相当数量的货币黄金，但货币的发行与相应的商品预备从理论上来讲已无必然的联系。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国际货币体系所确立的黄金非货币化的结果，货币黄金在世界国际储备中所占比重呈总体下降的变化。
黄金非货币化，以及各国货币的发行再不必与某种特定商品保持法定的比价关系，其结果是各国货币之间比价的客观依据也不复存在，这亦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国际货币体系浮动汇率机制产生和存在的温床。
二、国际本位货币的重新定位
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急速发展的挑战，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货币投机引发的货币金融危机及国际货币金融市场的动荡，使得当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人们往往自然将导致国际货币金融市场动荡的根源归咎于现行的纸币信用本位制，亦启发了对当代国际货币价值基础的思考。
纸币信用本位条件下的汇率决定与调整，要受制于众多的因素。究其性质和特点，可以从长期和短期角度考察。不同国家货币实际代表的价值量对比，是决定汇率的一个基本的长期因素。
在实行纸币流通制度的初期阶段，各个国家一般都规定过纸币的金平价。即纸币名义上或法律上所代表的含金量。在纸币实际代表的金量与国家规定的含金量一致的情况下，金平价无疑是决定不同货币汇率的价值基础。
然而随着纸币流通制度的演进，纸币的发行开始与黄金的预备及兑换相分离，黄金非货币化的纯粹纸币信用本位制条件下，货币作为价值的符号，其发行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各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需要为基础，其实质是由本国的各种商品和劳务的价值组合为基础。不同国家的单位货币所实际代表的价值量对比，成为其汇率决定的基础。当然不同国家货币的价值量对比，主要是由其购买力相对地表现出来。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纸币的购买力或物价水平，可以较为合理地决定两国货币的汇率。
不同国家之间的宏观经济状况，是决定影响汇率变动的另一个长期因素。一国货币的强弱，是以该国宏观经济的大背景为重要依托的。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胀率、国际收支及外汇储备状况等宏观经济指标构成了衡量这一大背景好坏的综合指标。
除了上述导致长期汇率波动的因素，作用或影响短期汇率波动的因素也有很多，其中主要包括：相对利率的高低；货币供给量的大小；***府或中心银行汇率***策和其它干预行为；心理预期因素及信息因素，等等。此外，国际上***治、***事等方面因素也会在短期内对汇率变动产生影响。
当然，纯粹的纸币信用本位制的存在，与现行以浮动汇率为主体的国际汇率机制，并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国际经济学界关于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利弊的争议表明，尽管浮动汇率也有其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面，但倾向于汇率相对稳定的观点还是占据了优势。因为后者不仅更有利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健康发展，亦是经济全球化条件国际经济一体化向广度和深度上发展的需要。
在实行纯粹的纸币信用本位制的同时，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离不***际本位货币的重新确认。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行的以美元为主体，包括日元、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等在内的多元化国际本位货币，本质上仍是少数国家的信用货币。这种国际本位货币机制由于没有黄金作基础，其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发行国的情况。发行国相对经济实力的强弱变化，以及其财***、货币金融***策的倾向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到该国货币的强弱和人们对该国际本位货币的信心，进而影响到国际汇率的稳定。应当承认，现行的以美元为主体的多元化国际本位货币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黄金—美元”本位下基础货币发行国与其它国家相互牵连，国际清偿手段不足的弊端，在某些方面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它并没有使“黄金—美元”本位制下所存在的根本问题得到解决。相反，国际汇率的波动大为加剧，国际货币金融秩序更加混乱，各国间非凡是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日趋尖锐。
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摆脱国际本位货币对少数国家国别信用货币的依靠。这种新的各国货币的共同定值标准，应当是某种与SDR相类似的由一个类似于IMF的国际金融组织发行和掌管的纯粹的货币符号。这种货币符号是由若干国家和国家集团的通货所组成的“篮子”，或者说是由一个多种货币的复合体为依托。参与该“篮子”或复合体的货币，按各自国家GNP在世界经济所占比重的大小，确定在该“篮子”或复合体中所占权数。当然，这种新的作为各国货币的共同定值标准的多种货币复合体，是与黄金脱离联系的，与之联系的只是“篮子”组成国的货币的购买力。所有其他国家的货币均与该篮子货币挂钩，与之保持某种形式的固定的或可调整的法定比价。
在国际经济领域，一切交换归根到底，实际上仍然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及服务的交换。由金本位制发展到与贵金属黄金不发生联系的现代纯纸币信用本位制，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本身并非必须是价值实体，更多地是被作为一种流通手段或价值符号而发挥作用。一篮子形式的国际货币符号所代表的价值，源于组成该货币篮子的可自由兑换的各国货币所代表的价值。既然后者可以成为国际流通和支付的手段，那么前者类似职能的发挥也是顺理成章的。当然，这离不开一个由在世界经济中具有较大影响的国家所共同认可的，组织较为健全的国际通货治理协调机构的存在。
三、国际本位货币重新确立的渐进性和过渡性
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国际本位货币的重新定位，尽管是必要和理想的，但要最终成为现实，将是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过程。这是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及一体化作为一种趋势，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尚不能消除国家的界限和差别。世界经济领域里不同国家经济、社会和***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客观上仍在发挥着作用。脱离了对国别信用货币依靠的纯粹的国际本位货币的出现，与拥有高度统一权威的国际金融组织的运作一样，势必在较大程度上与许多国家的利益产生矛盾和冲突。这不仅在当代南北的国际货币金融关系中得以表露，更充分地反映在经济发达国家非凡是美国、日本和欧盟，轻易是不愿意因此而放弃作为现行主要国际本位货币发行国所享有的铸币税好处及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特权。由此决定了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国际本位货币的重新确立必然带有渐进性和过渡性的特点。一方面，现行以美元为主体，包括欧元、日元和非凡提款权等在内的多元化国际本位货币体制，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仍将有其存在的空间；另一方面，积极创造条件，使脱离了对个别国家国别信用货币依靠的国际本位货币的运作早日成为现实，应是国际本位货币重新确立的发展方向。
首先，作为一种机制创新，新的国际货币本位机制的建立要考虑现实的基础和创新成本的高低。可以考虑从进一步扩大和改进非凡提款权的作用或职能人手，使之逐步成为各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构成和国际清算的主要手段。要改变按份额分配非凡提款权的原则，而根据世界经济发展和贸易投资往来的需要，根据各国GNP在世界生产中的比重，以及各国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占世界贸易与投资的比重进行分配；并使非凡提款权成为各国货币的共同定值标准，各国货币均与其挂钩，保持某种形式的固定的或可调整的法定比价。
其次，推动区域性国际货币合作，作为迈向新的世界单一本位货币和执行全球统一的货币治理体系的过渡。适宜世界经济全球化、多极化的现状，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亚太经合组织这三大区域性一体化经济圈，责无旁贷地将成为21世纪范围最为广泛、经济实力及影响最为强大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代表，并以既相互联系合作，又鼎足对峙的态势，把当代国际经济关系中矛盾的错综复杂性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作为一体化性质的经济集团内部，随着商品、劳务、资本与技术的跨国流动自由度的加大，为稳定成员国之间货币汇率，降低区域外其它国际货币波动的冲击，建立一体化区域内的本位货币及其特定汇率机制显得很有必要。欧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欧洲货币单位和汇率机制的成功经验表明，这种特定区域性国际本位货币单位，作为欧洲货币体系运转的基础，是由加入该货币体系各成员国货币按一定比重所构成的一篮子复合货币。它起着确定各成员国货币汇率的依据，成员国***之间清算和信贷的手段，以及被用作欧盟的储备手段和进行汇率干预的手段的作用；并成为欧洲货币体系以区域内各国货币汇率实行可略有调整的准固定汇率，对外则实行区域货币“篮子”的联合浮动为主要特征的汇率机制得以在顺利运转的基础。尽管这种区域性货币联盟的实施，对该区域内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及宏观经济***策的相互协调，有着较高的要求，但作刀一个方向，区域性货币***策的推动，不失为介于由传统国际本位货币走向未来的实现单一世界货币和世界中心银行治理体系的一种可行的过渡形式。当然，适于不同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差异，区域性货币合作方式可以采取不同的选择，如联系相对松散的货币区，或支付同盟等多种形式；在区域内经济一体化达到较高程度时，再走向货币联盟，即实现区域内的单一货币，并建立区域性中心银行执行统一的货币***策。
除此而外，还应改革现有的国际金融组织，非凡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基金组织在监督协调成员国货币、汇率***策及全球性国际收支调整中的作用，使之成为发行和掌管新的国际本位货币的具有相当权威的全球性国际金融组织，并作为未来统一的世界中心银行的前身或过渡。应给予发展中国家在基金组织中以平等地位参加重大事项讨论与决定的权力。参照战后建立的关贸总协定及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所确定的多边国际贸易体制，积极探索并寻求逐步建立相应的适应于经济与金融全球化发展要求的现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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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论文第2篇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
让我们先分析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趋势。鉴于人们对这些内容的熟悉程度已很高，这里我将只作比较简单的介绍。首先是全球化。在全球化条件下，人类是自由的，国与国之间没有界限，人们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到任何地方进行工作，自由地进行贸易、商品交换和在国与国之间的迁徙都成为可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有一场关于全球化的大运动。尽管由于一战后全球化框架受到破坏以及受到二战后东西方之间冷战的影响，全球化新的形式还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出现了。人们一般把它称作“美国道路”，它允许更大范围更大程度的生产要素交换。许多国家在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利益，成为了成功者。中国这个自1978年以来就是世界最大市场的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就获益匪浅。但还是有许多国家没有在这个进程中获利。如果仔细地进行分析，它们都是一些远离全球化的国家。全球化就是要涉及到变化，要涉及到规则的制定。如中非的一些国家，它们在参加全球化上是具有一定困难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全球化”都是好的，如SARS的“全球化”和欧洲“疯牛病”的全球化就不是什么好事情。人们还可以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抵制全球化，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对于全球化也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人们通过全球化获得的肯定比他们失去的要多得多。
第二是信息技术***。我们过去也称它为新经济，我想对于这一点更加不需要多加阐释。它在美国的股票市场上得到过巨大的扩张。信息技术***是十分重要的。有的人认为，这是第三次工业***，紧接着蒸汽机和电的发明之后的***。信息化也可以说是把打印机的发明和电的发明结合起来的一种***。尽管信息化技术***在全球的发展有所减慢，资本市场上的泡沫也破裂了，它的主流地位却没有改变。世界范围内新的技术发明和创造使得世界生产力得以增强，这对于那些贫穷的国家尤其显得重要。
第三是亚洲的崛起。如果在一个世纪以前讨论这个问题，人们会说美国是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部分。到了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个过程只用了短短的一个世纪，这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扩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经济总量比排名在其后三位国家的经济总量之和还要多。然而，现在亚洲的崛起显得是如此的重要。尽管在18、19世纪，亚洲还不是重要的经济力量，但是如今就其经济地位而言，亚洲与欧洲、美国的重要性是平行的。
第四是欧元的出现和新的货币区域。在1971年以前美元和黄金是挂钩的，而1914年以前，世界上实行的是金本位制。少数的几个国家如中国不是实行金本位制，中国当时实行的是银本位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元成为本位货币，成为了最重要的国际货币。但是，那些曾经是世界重要力量的欧洲国家想要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地位和权力。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欧洲货币区域的建立来恢复往日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欧元的出现使得欧洲再也不用使用美元标准，因为美国已经不是其中的一份子了。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没有国家愿意再回到原来的状态中去了。在以下这些地区，如中非、南美洲等，人们也正在讨论不同的区域货币的可能性。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与亚洲区域货币问题有关的情况讨论了。
最后一点也是最新的情况，美国经济正在出现的复苏。美国经济经历了20年最强劲的增长期，从1982年一直持续到2002年。其中仅仅间隔了从1990年到1991年历时9个月的不景气。此时期的美国经济增长是如此强劲，被称作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而日本的经济发展却越来越缓慢。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率曾经从70%下降到28%，而公司所得税也曾从48%下调至2.5%，这真是一场巨大的税率***，同时也反映出了美国拥有极具生产能力的经济。美国已经开始复苏的阶段，而日本和欧洲的复苏期则将要比美国晚大概9个月。
二、区域货币的“三极化”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货币问题。让我们大家想像一下，如果地球上有200个国家，而一个国家有一种货币，我们就有200种货币，这将会造成混乱，并对国际经济的长期繁荣起阻碍作用。所以欧洲创造了自己的区域货币——欧元。让我们来看看“三极化”的货币群：美元、欧元和日元。它们是三个稳定的货币“岛屿”。他们稳定吗？答案是在日本物价没有上涨，在美国物价没有上涨，在欧洲物价也同样没有上涨。相反，那里的人们不得不生活在对通货紧缩的担心中。日元在1985年对美元的汇率是239∶1，10年后变成了78∶1，几年后又升到148∶1，日元最后比原来升值了3倍。它的升值减缓了日本经济的增长势头，以致导致了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的衰败。日元对于美元的急剧波动也是亚洲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元、欧元、日元之间的不稳定表现并未结束，还将持续。因为某些关于汇率机制的问题并未改变。
如果我们将2003年的世界各国或地区的货币流通范围划分为各个大小不等的圆圈，我们在这里就会有200个圆圈，每个圆圈代表一个国家的货币区域。该如何测量货币区域规模的大小呢？它指的是货币量，与该国的GDP的总量大小成比例。所以圆圈的面积就代表着该货币区域的GDP量。例如欧元区域、人民币区域以及美元区域等。请大家想象一下具有魔力的浮动汇率吧。假如这个世界上将会有尺寸同样大小的200个圆圈，可以设想那是多么混乱的状态。世界上就会有200种货币，那么就会有9900多种汇率。如果有某些组合的区域货币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汇率的种类减为291种。怎样的组合最有效率？不能随便的把两个区域组合在一起，要从它们的经济周期和经济需求的变动来考虑。至于***治上是否行得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三、亚洲经济的崛起和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亚洲的主要趋势：亚洲经济危机后逐步复苏；日本经济表现不振以及中国经济取得巨大的发展。
日本经济1955年到1971年期间在固定汇率制下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在此期间，日本经济有了15年的高增长，曾经达到了年均9%的高增长率。然而日本经济的巨大顺差导致了日元升值的压力，日元对美元浮动以后，日元就一直在往上升，这必然会放慢日本经济的增长势头。
当前，日本的经济复苏所要面临的四个情况是：不良贷款的处理，这些不良贷款占到日本GDP的20%～30%；预算赤字的纠正；通货紧缩的结束和日元的稳定。
在今年的10月份，我的6本著作的中文版将在中国出版发行，你们可以在其中读到更多的相关的内容。
让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汇率。中国GDP的高速增长还能继续吗？早在1980年，***就对外宣布中国的GDP将在20年中翻两番。别的国家都认为中国不可能会有这么快的增长速度。但是事实上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和实施了新的***策，中国做到了，中国在16年以内就达到了翻两番的水平。我知道有许多人对于中国***府***统计的GOP数字感到怀疑，同样，我有时也对美国***府***统计的GDP数字表示怀疑。但是，有一个事实是可以确信的，那就是，近年来中国的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获得了巨大的增长；通过资本市场使得中国每年大约可以获得500亿美元。
关于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问题。人民币目前并不可以自由兑换，尽管实现自由兑换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不会很快实现。
中国是否应该使人民币升值？以下我们先来讨论人民币贬值的货币***策问题。在1994年人民币贬值的时候，通货价值更加稳定了。人民币的升值只会导致中国通货紧缩状况的恶化，还会推迟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实现。人民币的升值还会减少外国直接投资，因为同样的原因，人民币的贬值将会使外国直接投资增加。这和日本的情况是一致的，升值将使外国投资者的利润减少，投资自然会减缓。同时人民币的升值将会恶化中国的不良贷款问题，并增加中国国有企业亏损。它还将破坏中国邮***储蓄系统的信心和恶化选择正确的***策组合。所以对于人民币是否应该进行升值的问题的答案是：中国不应该对人民币进行升值；中国也不应该将人民币贬值；中国不应该使人民币汇率有较大幅度的波动；中国应该为可预知的未来而保持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状态。
从世界经济中的货币区域情况来看，人民币的影响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变越大。我们再来看看未来该采取的一些***策：如果可能的话，人民币汇率应由盯住美元转变为盯住欧元；对外汇储备进行多元化，引入欧元，进行最优组合的考虑。考虑亚洲货币区域的可能性，着眼点应该是将人民币和日元均与美元挂钩。与欧洲不同的是，亚洲货币区域中应该保留各个国家的货币；增加经济自由的指数。最后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我在之前提到过经济自由指数。HeritageFoundation为160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自由指数作了排名。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自由指数经过了仔细地统计，包含了10项指数。其中亚洲国家或地区中，中国香港列第一位，新加坡位居第二。此外，新西兰列第三，美国、爱尔兰、卢森堡、荷兰和爱沙尼亚排在第四位，英国、智利、澳大利亚并列第九，加拿大第15位，德国第20位，意大利、中国台湾是第29位，日本、韩国、法国分别是第35位、第38位和第45位，中国和印度排在第121位。这意味着有120个国家或地区有着比中国更加自由的经济环境。
我们最后再来探讨一些相关的国际问题：中国或是日本应该成为亚洲货币的发起者吗？APEC货币安排符合中国的利益吗？世界经济需要世界货币吗？
国际货币论文第3篇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全球经济失衡，历史重演，“特里芬难题”再现
一、当前的全球经济不平衡从性质上讲只是历史的某种重演
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一是充当国际清偿力的本位货币的确立，并保持其适度增长；二是围绕本位货币的国际收支协调机制。第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确立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国际收支的协调机制，是自动协调还是***策协调？是责任分担式的协调还是责任不对等的协调？当各国还处于封闭状态时，对国际本位货币没有需要；对国际本位货币的需要是同国际经济和金融交往的日益扩大相联系的，而国际本位货币的选择和构成变化，则主要是同国家间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相联系。
国际本位货币曾经采用实物形式。用实物来充当国际货币本位面临的矛盾是：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的无限性、国际贸易和金融往来的无限性，决定了对国际清偿手段无限增长的要求，而任何实物的供给总是有限的，难以满足这种要求；另一方面，任何实物在全球地域分布上肯定是不均匀的，造成支付能力在起始点上的不公平分配，会引发地区矛盾和冲突。
在金本位的黄金时期（1870-1914年），就包含着实物充当国际货币本位所面临的矛盾。但存在一个缓解矛盾的因素：金本位实际运行中，金本位往往被遵循金本位的模范国家的关键通货所替代，而这种关键通货往往已具备了信用货币特征，不受实物有限的约束。19世纪下半叶，以英镑为中心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体系覆盖全球，90%的国际支付以英镑进行，“英镑等同于黄金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英国是关键通货国，英镑是关键通货货币，英国通过贸易逆差实现的平均资本输出占其GDP的5%，个别年份高达7%-9%，英国***府承诺英镑可以自由兑换成为黄金。其它国家通过贸易顺差积累的以黄金和英镑为主的国际储备增长迅速——俄罗斯和比利时的国际储备翻了两番，印度和瑞典翻了一番，美国的储备也大量增加。但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景是：英镑得以充当国际本位货币的起因，在于这个国家模范地遵守了金平价自由兑换，但一旦英镑获得这样的地位和声望，便产生滥用的冲动并最终危及金本位自身。金本位后期，巨额的境外英镑结存已经对金本位制度构成严重威胁。
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了金本位的，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战后的国际货币金融新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战前的金本位相比，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机制发生了许多变化，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世界经济的客观变化，如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扩大，实物黄金作为国际货币本位的缺陷更加明显；另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霸主地位和美国的利益。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货币对美元挂接，美元对黄金挂钩。各国***可以拿美元去美国***兑换黄金，美国为此需要足够的黄金储备来应对。同金本位制度时的英国一样，兑付承诺使得美国发行货币还有个硬约束，但由于私人市场参与者不享有从美国***获得黄金兑换的权利，这种约束相对于金本位时对英镑的约束已经削弱了。这种约束并没能阻止美国搞大量的财***赤字和宽松的货币***策，导致超量发行货币，以向世界其它国家输出美元，结果美元面临逐步增大的贬值压力。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对黄金脱钩，发出去的美元不再能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经过短暂几年的动荡期，国际货币体系大体上仍是围绕美元展开的：真正对美元浮动的只有德国马克（后来是欧元）、日元、英镑和瑞士法郎；发展中国家和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实行的是低频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国家纷纷重新将其货币钉住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就更是围绕美元展开的，被称为“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Dooley,Folkerts-LandauandGarber,2003）。
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到现在的60多年中，美国一直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家，其贸易账户变化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和周期性。其过程是：通过贸易逆差输出国际本位货币美元——贸易逆差积累到一定程度美元不得不对其它货币贬值——贬值以后的一段时间贸易账户走向平衡——再次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每次周期所不同的只是出现经常项目顺差的国家各有不同。具体分析，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现在，已出现三次周期变化，每次周期都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上表现为国际经济不平衡。
第一次周期：1960年代中后期，美国贸易顺差持续降低，到1971年经常项目余额占GDP百分比首次降到零以下，美国主要通过对外投资向其它国家输出美元，（到1960年代中后期，美国存有的黄金已经减少到1940年代的一半。）当时的贸易顺差主要集中于西欧国家。进入70年代，由于布雷顿森里体系解体时美元的大幅度贬值（由35美元兑1盎司黄金贬值为280美元兑1盎司黄金。），美国经常项目进一步走向逆差的趋势得到缓解，其余额占GDP的百分比维持在零水平周围波动。
第二次周期：1980年代美国经常账户余额再次不断下降，一度到达-3%至-4%的水平，日本和主要欧洲国家则在此次周期中成为最大的顺差国，广场协议美元对日元和德国马克贬值后，90年代初期美国经常项目再次回复到零水平。
第三次周期：从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的经常性账户余额占GDP的百分比则再次下降，从1997年的-16%，到1999年的-32%，在到2002年的-45%，一路下跌到2004年年底-57%的水平，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占到全球经常账户盈余的75%。但是新一轮全球经济不平衡顺差国的重点转移，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成为贸易顺差的焦点。到现在，这一轮周期还没有结束。称这次周期为“全球经济不平衡”，是由于有关国家的贸易顺、逆差规模更大，且不平衡所涉及的地域范围更广。
二、重演的历史背后有相同的逻辑——“特里芬难题”和n-1问题的“不对称解”
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可以说是一个老问题的现代版，是对金本位期英镑作为国际本位货币时国际经济出现的不平衡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后两次国际经济不平衡的重演。几次国际经济不平衡产生的根源是相同的，这个根源到现在也没有消失，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个根源就是用一个国家的货币作为国际货币面临的“特里芬难题”以及由此决定的解决国际经济n-1问题采用的“不对称”办法。
首先，当国际货币本位选择一个国家的货币来充当时，就存在满足国际偿付手段需要和维持国际货币信心的矛盾。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世界各国支付和储备的需求，国际货币本位国美国必须要通过经常项目逆差不断输出美元；但是经常项目逆差的积累，又损害了该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信心，动摇了该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经济基础，从而使得国际货币体系的维持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这就是“特里芬难题”（由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在1960年提出。）。
另外，从国际收支的协调机制来看，任何一个由n个国家组成的、资本可以在区域内自由流动的固定汇率区都要面临“n-1问题”：在由n个国家组成的固定汇率区中，由于其中只有n-1个***汇率，会有一个自由度的剩余——也就是说理论上可以有一个货币自由决定其货币的对内和对外价值——如何分配和使用这个自由度的问题，就被称为n-1问题。一般说来，有三种方法。其一是“不对称解”由某单个国家（设为第n个国家）来使用这一自由度，自由***地实行自己的货币***策，维持n〗-1个固定汇率的责任由其余n-1个国家承担，这个国家就成为固定汇率区的“中心国”。其它国家由于没有自由实行***货币***策的可能，它的货币***策是被动地用来维持两国间的固定汇率和利率平价的，因此被称为“国”。其二是“对称解”。它不是由单个国家来使用第n个自由度，而是由n个国家联合来使用这个自由度，维持n-1个固定汇率的责任由n个国家共同联合承担，因此在这样的固定汇率区中，不存在“中心国”和“国”之分。达到对称解的办法，既可以通过成员国联合的协调行动，也可以通过固定汇率区创建共同的中央银行和单一的货币***策来实现。其三，对于区域性而非全球性的固定汇率区，还可以有第三种办法来解决n-1问题。它是为n国组成固定汇率区的国家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外部驻锚”（ExternalArchor），n个汇率通过与外部驻锚的汇率固定而实现它们之间的相互固定，外部驻锚的价格则是由系统外的因素外生给定的，这样，系统内的n种货币就都是内生决定，系统就具有相容性。
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围绕美元展开的；是用不对称的办法来解决固定汇率体系的n-1问题的，美国是“中心国”，主要的“国”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曾经是西欧、日本，现在是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国家。只要维持美元的国际货币本位地位，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和外部世界顺差就几乎不可避免，循环往复的过程，即通过贸易逆差输出国际本位货币美元——贸易逆差积累到一定程度美元不得不对其它货币贬值——贬值以后的一段时间贸易账户走向平衡——再次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就几乎不可避免。并且，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国际货币体系采取以美国为中心国的不对称办法来解决n-1问题。美国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世界中央银行”的角色，其货币***策具有国际主导权，拥有向世界输出货币的特权，并可以把汇率和经济调整的责任转移到别的国家。正是由用单个国家的货币充当国际本位货币产生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虽然美元同黄金脱钩和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使这一内在矛盾得到缓解，但矛盾并没有根除，“广场协议”就是这一矛盾激化后的一种***策调整，并且调整责任主要落在了当时的“国”日本和德国身上。今天，我们所再次面临的全球经济失衡，不过是“特里芬难题”的再现。
三、本次全球经济失衡程度更大、范围更广且顺差集中在亚洲的原因
虽然产生的根源相同，但是同前几次国际经济失衡相比较，本次经济失衡程度更大、涉及范围更广，且顺差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这是本次失衡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了解形成这些新特点的成因，对于更深层次的认识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是有意义的。
本次经济失衡程度更大，范围更广的原因，在于以下参数发生了变化。
第一，更为迅速增长的对国际交易和储备手段的需要。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从1990年代开始呈加速发展，商品、要素、人员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史所未有，因而对国际交易和储备手段的需求增长更为迅速，这就必然要求作为主要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能够以更大的幅度增加供给，需要美国更为显著地累积贸易赤字来实现。
第二，国际货币供应的外在约束在更大程度上被削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贸易顺差国可以把积累的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而迫使美国实施紧缩***策，约束美国贸易逆差的进一步发展。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则彻底摆脱由黄金兑换产生的约束，美国可以不受限制地根据国内经济的需要发行货币，并通过货币和财******策保证内部平衡，把外部失衡调节的压力丢给需要美元作为国际储备的贸易伙伴来解决。美联储前***格林斯潘曾经说过，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发展，在注入美元问题上不存在任何界限。
第三，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一体化使得各国储蓄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得以配置，国内储蓄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同国内投资偏离。不同于以往，目前有更多的国家放开了资本账户，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加快，金融资产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速度，资本流动引起的交易量比经常账户引起的交易量要大很多。国际金融市场的高度一体化放松了对国家内部储蓄投资平衡的限制，国家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的相关性在减弱。如果不是国际资本流动变得越来越容易，很难想象全球经济不平衡会达到现在的程度，而且可以维持这么久。
第四，国际货币体系丧失规则，冲突增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使世界经济失去了被清楚界定的***府干预规则，失去了各国在国际收支调节中的义务约束，致使各国经济决策只在非正式的货币安排中，采取基于没有制度规定和约束的***策来作出应对，各国从本国利益出发，更为经常地采取非协商和非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国际经济失衡，造成经常账户不平衡程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
这次全球经济失衡，出现顺差的国家集中在亚洲，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似性和东亚国家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共同推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国家和日本为了推动经济发展，采用了以出口推动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为实现出口导向，这些国家采取了压低汇率、钉住美元、鼓励储蓄等***策措施，直接的结果是在全球经济贸易关系中，1960年代贸易顺差集中在西欧，1980年代贸易顺差集中在日本。随着西欧和日本相应完成了经济追赶任务，它们就先后从（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家”阵营“毕业”。随后，东亚国家为了完成经济赶超目标，也选择了西欧和日本曾经的发展模式，加入了国际货币体系国家行列（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到1980年代前，它们要不微不足道，要么游离世界市场体系之外。）。近十几年来，全球供应链条重组、生产工序分割、服务跨国外包处于加速发展阶段。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拥有大量便宜的劳动力，导致劳动力密集的生产环节向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集聚和转移，就进一步带来了贸易顺差在东亚国家的集聚。第二，97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过度调整”。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亚洲国家认识到本国货币无法进行国际借贷，甚至本国货币也不能用于国内长期借款（由于国内长期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债券市场不发达。），不得不通过国际借款来实现融资，使得它们承受货币和期限的双重不匹配，因而极易受到投机性攻击而发生货币和银行危机。为了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危机过后，亚洲国家开始将拥有储备的多少作为国家货币信用的支持和阻吓游资冲击的手段，从而积累起过度外汇储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由净借款者变成了净放款者。由于中心国家——美国资本市场的广度、深度和流动性，以及美元作为关键货币的独特性，过多的储蓄就主要流向了美国。
四、结论和我国的应对之策
如果当前全球经济不平衡以贸易顺差国减小顺差，逆差国减少逆差为主要调整思路，而不触及国际货币体系这一深层次问题的话，全球经济不平衡就得不到根本解决。这些办法，可能会在一段时间中缓解失衡，但以后同样程度甚至更大程度的全球经济失衡还会出现，只不过那时的顺差国可能不再是中国，而变成例如印度或者巴西等国家。
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国际压力下，美国将矛头指向了中国的汇率制度和内需***策。它希望通过中国等东亚经济体的货币升值、储蓄降低、进口扩大等办法来缓解全球经济不平衡。20世纪70年代初期和80年代中期，美国已经两次以类似手法完成了美元的贬值，先后将调整成本转移给了西欧和日本。本文的分析说明，考虑到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基础同以往的情况是相同的，美国现在所提出的调整办法，实质是对经济调整成本的再次转嫁。
国际货币论文第4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对成员国进行资金融通。但是，这种融资与一般的商业贷款不同，具有较为苛刻的条件和鲜明的***策性。例如，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国际金融领域重要的协调和仲裁者，对各国进行了经济援助和干预。但是，在IMF和各国达成的援助协议中，附加了以下条件：(1)整顿金融秩序，勒令部分金融机构破产，并对金融机构进行重组，使其尽快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金要求，但在此过程中必须保护存款者和债权人的利益；(2)开放金融市场，取消对外资参与本国金融机构的限制；(3)削减财***开支，紧缩经济，提出新年度的宏观经济预测指标（包括降低GDP增长率、遏制通货膨胀水平、改善国际收支）；(4)调整经济结构，进行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
事实上，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个以稳定各国间汇率关系为行动宗旨的国际组织来说，它提出的调整方案，或者说贷款的条件性，主要考虑的是危机国的外部经济均衡，同时总是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出发，鼓励各国经济开放和金融自由化。以韩国为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紧急援助的条件是：采取停业破产等手段整顿金融机构，开放贸易和金融市场，将1998年GDP的增长率控制在3%以内，将经常项目赤字控制在GDP的1%以内，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以内，为稳定市场提高利率水平等等。
基金组织认为，以上的措施有助于危机国家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首先，整顿金融部门、保护存款人利益是恢复市场信心、提高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手段；其次，开放金融市场可以吸收国际先进的管理水平和先进技术，引进外资，同时可以在外国金融机构的竞争下，加速本国金融机构与国际接轨，加大改革步伐，提高经营效率；再次，削减财***开支、紧缩经济能够缩减有效需求，减少进口，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保持币值稳定；最后，调整经济结构能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从本质上增加产品附加值，增强产品的竞争性，而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减少***府的干预则能使各国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从理论上讲，这些措施无可厚非。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危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并要求这些国家进行金融改革，目的是使受援国得以避免更加严重的灾难。然而，IMF的救援引起了国际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褒贬不一，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救援方案，国际经济界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1.IMF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元凶
米尔顿·弗里得曼和乔治·舒尔茨都认为，正是IMF对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救济导致了1997年爆发并且其影响一直持续的亚洲金融危机。所以，亚洲金融危机的元凶正是IMF。米尔顿·弗里得曼教授指出：“每当世界市场出现风险时，投机家都会得到IMF的援助而不会受到损失,这是不正常的。IMF用别人的钱鼓励投机，成了东亚的不稳定因素。救济由于愚蠢投资而受到打击的民间金融机构，这件事本身就是个错误。”他主张“将IMF解体”。
2.IMF开错了药方
一些经济专家认为，IMF给东南亚受援国开出的药方过于猛烈。东南亚国家的情况和墨西哥不同。墨西哥当年发生的危机主要是由于通货膨胀引起的，因此，IMF要求墨西哥实行财***和货币紧缩***策是对症下药；而亚洲国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市场机制和金融体制不健全，法制薄弱，从而导致人情风泛滥。要在亚洲国家推进改革，必须转变***府对经济的管理模式，而IMF并没有这方面的改革建议。另一方面。IMF的改革方案直接影响了平民百姓的切身利益，例如，削减公共开支、增税及撤消对生活必需品的财***补贴等，使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更加困难。另外，勒令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私有化，关闭资金周转不灵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则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并造成社会动荡。
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认为IMF为亚洲开错了药方。它不把主要着眼点放在调节成员国的经常收支上，却越来越重视对受援国进行大幅度的机构改革和制度改革，而这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都会给该国带来相反的结果。他认为，IMF应该提供的是基于专业知识之上的建议、劝告，IMF也不能利用救援的机会强求受援国进行与恢复往常收支不一定必要的、本应当由当事国的***治体制负责的那些经济改革。
3.让IMF回到它的原点上
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认为，应该让IMF回到它的原点上。他指出，IMF导致***治不稳定因素增加的事例太多了。在对付这场危机的过程中，IMF自告奋勇承担了许多让人想象不到的职能，但对于自己的行为会给受援国带来多大的***治冲击一点没有把握。必须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创建一种新的金融管理体制，通过这个新体制来找出区分长期资本和投机资本的方法，缓和由于过剩的投机资本对全球规模的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冲击。而IMF必须回归到它的本来面目上去，那就是通过提供短期融资而为受援国提出咨询和建议。
4.IMF不仅救拯救了危机，还促进了民主，推动了社会发展
美国哈佛大学的R·库珀曾说过：“我们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发现了（IMF的）一些缺陷，但很快就纠正了。例如，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动作迟缓，但后来就设立了一个快速处理程序，并在韩国和巴西爆发危机时应用。当我们IMF或许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援助陷入危机的国家时，我们增加了经费，作出了新的安排，以便在紧急情况出现时能补充IMF的资源。做这些事情需要时间，但现在都做了。”曾任IMF总裁长达13年的米歇尔·康德苏无疑是IMF***策的最大拥护者。在他看来，IMF不仅拯救了陷入金融危机的东南亚经济，而且还促进了民主，推动了社会发展。
总而言之，在IMF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援助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IMF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失误频频，不仅反映其指导思想有误，而且决策机制有问题，说明它已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新时期的世界经济发展，因此，应抛弃IMF，建立全球中央银行，发行新的国际货币或者恢复金本位制度，建立新的国际监控机构，建立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国际金融风险的预警和防范体系，以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这种“另起炉灶”的方法虽然可以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货币新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却触及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势必遭受到发达国家的反对，短期内难以实现。另外一种观点认为，IMF虽有失误，但它作为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机构，在国际货币领域中仍发挥着重大作用，因此，不必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造，只要对其不适应新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部分进行必要改革，使其不断完善就行了。这种意见以美国6点建议、法国12点建议，日本改革方案、西方七国财经***联合声明等为代表。它们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坚决反对一切试***脱离IMF的金融改革。由此可见，上述意见实际上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利益之争。
这两种意见不同之处还具体表现在对短期投资资本（又称国际游资）的流动是否需要监控的问题上。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15国集团领导人认为，金融自由化为国际短期资本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快速流动，为其冲击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是国际金融动荡的重要原因。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新兴市场国家资本项目过度开放的结果，是国际炒家的“杰作”之一。对冲（套利）基金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深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对金融自由化要慎重，同时主张加强对国际资本特别是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发展中国家更应加强流入资本的管理，尤其要限制对冲基金的活动，以保证国际资本自由有序流动，保证发展中国家免受或少受国际炒家的冲击。他们的主张不仅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支持，而且得到发达国家不少专家学者的赞同。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实体外汇管制将为亚洲经济提供呼吸空间，使经济恢复增长”。但是，也有不少人，尤其是美国***府，反对对资本流动实行控制。他们一再强调资本自由化的好处，否认其负面影响。美国传统基金会认为，克服金融危机最有效的办法还得从投资自由化入手，反对采取任何投资管制的措施。有人甚至要求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第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内容，即赋予成员国控制资本流入和流出本国的自，同时要求将资本项目自由化写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章程。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从以上各个领域对IMF援助活动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当今国际货体系暴露出的种种缺陷和不足。
第一，缺乏对投机资本的有效监督和约束机制。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逃避金融管制，规避利率风险，大规模的国际金融创新开始成为一股势不可当的潮流。80年代，金融衍生工具成为最重要的金融创新内容，并将新产品的开发逐步演化为一种“金融工程”，金融衍生工具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的国际银行和金融机构从事投机交易，并由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变成了最具风险的金融工具。国际金融创新的兴起为投机资本的活跃创造了条件，而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于每天活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数以万亿计的庞大投机资本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使得一些国际投机资本能够无所顾忌地进行金融投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
第二，缺乏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由于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使得国际金融危机越来越具有突发性，当问题引起普遍重视时往往为时已晚，错过了抑制金融危机的最佳时机。从亚洲金融危机看，在危机爆发前，很少有人料到这些国家会爆发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从传统的检测手段看，即便是在危机爆发前，东南亚国家也一直保持了良好的经济运行状况。
第三，缺乏平等的参与和决策权。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筹备阶段，IMF主要发起者美英就决意要在新成立的IMF舍弃一国一票制，而代之以一种“豪绅主义”的决策制度。由于当时美英占绝对主导地位，而小国基本没有发言权，因此顺利地通过了加权投票制，并将其作为基金决策规则。按照这一规则，在IMF中，每一会员国投票权的分配主要由各成员国所缴纳的基金份额决定，投票权与其基金的份额成正比。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这种投票权的分配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改革的呼声日趋高涨。
第四，对国际收支失衡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多边支付体系和货币的自由兑换。但是，除非国际收支失衡即将导致债务危机或金融危机危及以上两个目标，基金组织不会轻易出手。所以，目前庞大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往往还要依靠国际货币体系以外的力量来进行调节，并且，目前国际收支的调节主要依靠逆差国来完成。由于近年来发生经常项目逆差的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外汇短缺的问题本来就很严重，如果不想发生债务危机就只能紧缩国内经济，但这样又会使刚刚起步的经济陷于停滞，不得已又要举借外债，从而难逃重债国的厄运。
针对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制度缺陷，许多学者提出了改革建议。例如，托宾(Tobin,1982)建议对所有的货币兑换交易，包括远期交易，征收一个较低的税收，如0.25%。因为这个税收比较低，所以对商品和服务贸易、长期资本流动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对短期货币兑换的交易则是一个相对较大的成本，以此降低社会效用较低的短期交易，减少汇率波动。麦金农(McKinnon,1984)计划围绕三种货币，即世界经济中三个主要贸易集团的关键货币：美元（北美集团）、德国马克（欧洲共同体集团）和日元（亚洲集团）来进行。该计划打算在固定汇率基础上，至少在长期，建立新的国际货币本位。其最终目标是使这三个货币集团的国际贸易物品价格以三种货币中任何一种来表示都相同，即某种形式的绝对购买力平价是该体系的长期稳定器。威廉姆森和米勒(1987)建议主要国家的货币建立汇率目标区。该扩展的目标区建议与麦金农建议尽管目标不同，但都强调在稳定汇率方面进行多边合作。麦金农主张汇率固定，允许其在波幅(band)内自由浮动。克鲁格曼所赞同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回到一种固定但是可以调整的汇率体系。在走向这个最终目标时，人们应允许货币在一个很宽的区域内运动。他认为，这会缓和疯狂的投机性运动，同时并没有把汇率固定在一个狭窄的不可维持的波幅之内。
由上述不同的观点可以清楚地看出，理论界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选择过程。在现实条件下，各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为了克服分歧、达成共识，应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上遵循以下的原则：
第一，以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繁荣为改革的最终目标。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任何国家和集团都想建立以自身利益为基础，由其主导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能否成功，新秩序能否建立，关键是能否找到共同利益。亚洲金融危机使各国认识到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在经济高度一体化、全球化的今天，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任何国家都不利。因此，保证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仅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立，都要以此为准绳。
第二，以保证国际资本的自由、有序流动为主要内容。要保证国际资本流动自由而有序，除了规范国际金融运行的一般行为外，还要制定监督国际资本投机的规则。这一职能可以赋予IMF，由其负责监控国际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以免金融危机的发生，并且帮助可能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及时解决经济发展和金融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构筑全球性或地区性的国际金融风险预警和防范体系。只有这样，国际资本的流动才能既是自由的，又是有序的。
第三，要体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向纵深发展的今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依赖。离开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就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国际金融规则也难以制定和实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也只是一句空话。因此，改革要反映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废除一切歧视性规则，保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应有的地位和权利。
第四，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在当前国际金融动荡不定的情况下，改革要以稳定为前提条件，先易后难，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当前，矛盾的焦点是国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和过度投机对国际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因此，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国际金融领域的监控和防范，以保证国际短期资本的自由和有序流动。其他改革可以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逐步展开。
【参考文献】
1.保罗·霍尔伍德、罗纳德，麦克唐纳.国际货币与金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国际货币论文第5篇
关键词：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演进趋势人民币汇率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已从当初的1美元兑换人民币8.1111元升至2006年12月14日的7.818元，涨幅超过3.6％，而且，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动性也在逐渐扩大，2007年1月11日，1美元兑人民币7.7977元。从这一角度看，人民币汇率制度已经走上了真正的“管理浮动”之路。
然而，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和外汇储备规模依然在扩大；与此同时，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距也将超过8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7％左右）——近期以来，面对巨额的全球经济失衡，美元相对于欧元呈明显的疲软态势。实证分析显示，人民币虽然相对美元升值，但由于其它一些主要的国际货币相对美元有的升值幅度更大，因此，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反而在继续贬值。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经济今年乃至今后持续平稳的高速增长，笔者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定时期内，人民币升值压力必将有增无减。
当前的世界经济不平衡的状况怎样得到解决，人民币汇率和汇率制度未来的走势如何？早已成为学术界、市场人士乃至各国***府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中国经济的崛起、亚洲货币合作的深入等国和国家集团日益改变着的***治、经济格局正在推动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而全球经济失衡背景下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从根本上说受制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趋势。
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国际货币体系的角度分析和探讨人民币汇率和汇率制度变革的未来取向。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特征
1971年8月15日，美国关闭黄金窗口之后，为了继续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十国集团于1971年12月18日签订了“史密森氏协议”。但1973年2月外汇市场上再度爆发的美元危机，使该协议寿终正寝，也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彻底崩溃。因此，一般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是从1974年开始的。虽然理论上它属于汇率自由浮动的货币体系，但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对汇率一般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管理或管制。因此，现行国际汇率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
纵观近代国际货币史，从古典金本位制（1870-1913），到布雷顿森林体系（1946-1971），再到现行的所谓牙买加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不同形态的更替。而且，每种体系也都经历了从建立、发展、完善直至最终崩溃的过程。
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过程中，一个共同的特征是：体系内各国在经济实力、经济周期（从而***策目标）、***治权力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左右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因为，一种形态的国际货币体系要想能够存在并正常运行，就必须在诸如货币本位确定、汇率制度安排、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形成以及国际清偿能力供给等方面遵循一定的规则和运行机制。而这种差异使得相应的规则和运行机制相对于体系内不同国家而言不均衡。换言之，遵守规则的成本与收益权衡因国家不同而不同，运行机制所带来的成本与收益权衡也因国家不同而不同。本文称这种不均衡性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
从1870年至今，这种不对称性始终存在。具体说，在每种形态的国际货币体系时期，体系内国家都可被划分为两个集团——核心和。在核心国与国的相互作用中，核心国居于支配地位，这一地位使得核心国与国相比能够以更大的自由度和更低的成本来实现自身的宏观经济目标。也正因存在于核心国与国之间的这种不对称性，以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国常常有意或不得不改变或放弃体系规则。
国不执行统一体系规则以及核心国滥用特权的道德风险、国退出体系的威胁、核心国对国所施加的经济乃至***治上的压力、核心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体系稳定所作的妥协和让步等诸多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有可能导致体系规则的调整、核心国地位的丧失甚至体系的崩溃。
简言之，正是这种不对称性以及核心国与国的相互作用决定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重点分析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
（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
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有其鲜明特征：美元霸权依旧，但面临的挑战更多；国集团化。20世纪70年代末，欧洲货币体系（EMS）的建立以及转型国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国不但在数量上大幅度增加，而且也逐渐分化为特点明确的两大集团：第一集团主要包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现今还包括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他们越来越关心国际投资头寸的收益风险关系，越来越关心其头寸在美国的暴露程度，在这些国家，其汇率***策是对美元浮动（世纪之交诞生的欧元区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代表—欧盟中有12个国家统一货币，共同对美元浮动）；第二集团则主要由亚洲及部分美洲国家组成，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向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出口；当进口不能保持同步增长时，逐渐增加的***储备就直接用来购买美国证券；其货币***策的基本特征是管制其汇率、限制其货币升值。在国中，日本较为特殊—从日元对美元汇率的波动看，他接近第一集团，从贸易角度看，他应属于第二集团；浮动与固定并存。在现行货币体系下，从较为清洁的浮动汇率制到硬约束的货币制度甚至美元化，各种货币制度同时存在。
以上特征决定了现行货币体系独特的不对称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在国，美元职能不对称。众所周知，作为国际关键货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同时行使着国际清算、国际干预与国际储备职能。但由于不同国家发展战略或者宏观经济目标的差异，美元在不同国的职能侧重也不同：在第二集团，多数国家***府强调赶超型的经济增长战略，而且就业压力以及资源禀赋特征决定了经济增长的出口导向型。为了贯彻这种经济发展战略，第二集团国家更侧重经常帐户的盈余，因而倾向于管制其汇率、限制其货币升值的货币***策，出于干预外汇市场和预防投机性攻击的目的，他们更强调美元的国际干预职能和国际储备职能，主要表现为货币当局对外汇市场的频繁干预（以维持本币对美元相对固定的汇率）和***外汇储备的大量积累。
而与第二集团相比，在第一集团，其经济实力更强、经济结构更合理、市场经济机制更完善、生产力也更先进，在许多经济领域和环节具有与核心国抗衡甚至领先的实力。因而其更强调与核心国平等竞争的发展战略，更关注国际投资头寸管理及资本金融帐户平衡。在市场自由化的背景下，就要求以浮动的汇率来调节。一般地，其货币当局不主动直接干预外汇市场，对美元的需求主要由私人部门决定。由于市场对美元的长期信用存在疑虑，因此其本币对美元有升值的趋势，这使得第一集团从总体上更强调美元的国际清算职能而不是国际干预和储备职能。
2.在国，对核心国要求权的积累主体不对称。这里所谓的国对美国的要求权主要是指国***府或私人部门持有美元或美国债券而产生的对美国的追索和要求权。基于以上关于美元职能不对称性的分析，在第二集团，对美国要求权的最主要主体是***府和货币当局。他们对积累美元储备有着强烈的愿望，***外汇储备总体上呈逐年增加之势，进而成为美国***债券执着而稳定的需求者。其结果是既维持了美元作为国际关键货币的信用（美元对其货币总体升值）又压低了美国总体利率水平。总之，它从客观上支持了美国扩张的货币***策。
而在第一集团，对美元和美元债券的需求主体主要是私人部门。当这些部门持有美元后，并不像第二集团的***府那样只将其用于储备和购买美国国债，而是在权衡收益与风险的基础上进行更广泛的投资，既包括面向美国的直接投资也包括间接投资（主要是购买美国债券、股票及其他美国货币市场工具等）；同时，值得强调的是，出于资产选择分散化或追求更高收益率的目的，他们也将其部分美元资产投向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另外，由于近年来其本币相对于美元总体存在升值趋势，出于对美元信用的担心，他们也会将部分所持美元兑换为本币或其他强势货币。总之，相对于第二集团，第一集团的行为对美国宏观经济***策的效应几乎相反——对美国实施过于宽松货币***策具有约束作用。
3.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不对称。在核心国，强势的***治、经济、***事实力、美元的特殊地位以及相对优化的经济结构，使其调节机制具有不同于体系内任何国家的特征：一般情况下，并不追求国际收支的平衡和盈余，因而也不以汇率调整来刺激出口，而是任其自动调节。当经常帐户逆差过大，就业形势严峻并危及到美元的信用时，其调节手段也不像其他国家那样以采取紧缩的财***货币***策为主，而是依仗其霸权地位，在频繁实施贸易制裁的同时，以***治手段迫使第二集团国家货币升值或对美扩大进口。相对于核心国，国（尤其是第二集团国家）更追求经常帐户的平衡和盈余，而且为此支付的成本也更高。在第二集团，当一国采取钉住美元的制度时，调节“平衡”的义务全靠自己承担。为了增加就业、维持出口引致的经济增长，其既要以更优越的待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也要以更具竞争力的价格促进出口。其结果是实际稀缺资源的外流和低收益且信用存在不确定性的美元储备的大量积累。
而在第一集团内，虽然以浮动汇率制为基础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与核心国相似，但仍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性：与美元相比，各国货币处于明显劣势，即没有像美元那样有坚实而稳定的需求作支撑。因此它难以依赖像核心国那样的低利率***策和宽松的财***预算来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相对的高利率以及私人部门普遍存在的对美元信用的不信任使其货币对美元呈系统性的升值趋势。相对坚挺的本币虽有利于第一集团国家私人经济的经济部门对核心国的投资，但他们又担心国际投资头寸在核心国的过分暴露，而且可能增加改善对核心国贸易的难度。其结果是时常爆发与核心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为了应对和弥补与核心国在调节机制上的不对称性，摆脱对核心国的过分依赖，第一集团国家之间加强了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以扩大“内需”，其典型代表是欧元区。欧元区的建立增强了区内国家管理内外平衡的能力，但在经济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欧洲中央银行统一货币***策及强制性财******策的硬约束也同时使其整体经济增长难以协调运行。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趋势
（一）现行体系所经历的变化
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虽然美国仍是现行体系下的惟一核心国，且美元仍处于绝对支配地位，但在过去的30年里，世界***治经济环境却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
如上文所述，在布雷顿森林时期，对于货币体系和货币制度的管理，国一般情况下具有单个国家动机特征；而在现行体系下则具有集体动机的特征。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国的个数更多，且性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欧洲国家更加采取集体行动和跨国管理；相比之下，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很不均衡，因而***策目标优先权也存在差异；另外，亚洲国家区域性合作水平现状甚至不及40年前的欧洲。欧元取代英镑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主要储备货币，国际储备货币国（美国）承诺维持其币值稳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可自由兑换时期，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因此这种承诺至少在表面上是可信的。而现在，美国***策决策者的意***更加模糊，美元维持其对外币价值的前景更加不明朗。资本控制的消除使得抑止私人金融交易更加困难，从而使得如今第二集团国家的货币当局如今为维持现状而进行的冲销和干预操作范围更广、成本更高，爆发由预期性投机攻击所致的货币危机甚至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也更大。随着国内金融市场的逐步自由化，维持国内高储蓄率和低估本币越来越难以保证额外投资以可贸易品部门为中心。
（二）核心国与国的相互作用决定着现行体系的演进趋势
在现行体系下，从汇率制度安排的角度看，第一集团国家较第二集团国家更具有相对***性。尤其是欧元区，其货币作为事实上的第二主要储备货币，最接近核心国的特征。况且，在金本位时期，英、法、德、美被认为同属于核心国。因此，在现行货币体系下，欧元区是否愿意以及能否进入体系的核心，是决定体系演进的关键因素之一。
欧洲中央银行体系自1998年成立之日起，即决心继承德意志联邦银行的传统——把物价稳定作为其最终目标。也就是说，从现实情况看，欧洲央行给予国内货币***策轨道以优先权，但其物价稳定的最终目标与汇率***策之间出现冲突的概率相当高。而且，欧元区部长理事会的“汇率导向”与欧洲央行董事会的***策之间也常常不一致。这些冲突以及欧元区与美国商业周期发展的差异等因素将导致市场对欧元信心的波动。欧元汇率的波动将阻止或延缓欧元区进入核心国的步伐，但欧元的相对坚挺以及市场对美元信心的下降等诸因素势必使第二集团愿意持有更多的欧元储备。
在第二集团这种储备资产多元化的初期，由于美元的绝对核心地位仍难以动摇，因此这种多元化必将表现为储备资产的净增长，其结果是加大第二集团整体的通货膨胀压力。而舒缓通胀压力的途径包括：放弃钉住美元制；向美元储备索要更高的利率；减少美元储备的比重。
在美元储备资产增加、对美贸易顺差扩大的情况下，放弃钉住美元的结果是第二集团国家本币总体对美元升值，进而导致对美顺差收缩。考虑到欧元在国际货币中相对坚挺的表现以及第二集团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策，势必会扩大对欧元区的出口，并以此作为进一步积累欧元储备的重要手段。此时，若欧元区仍坚持刚性的财***预算约束及稳定的物价目标而不愿向第二集团提供更多的欧元流动性，则第二集团势必会扩大对欧元区的进口，否则欧元储备将支付更高的成本。这样，第二集团与欧元区将达到更大规模的互惠贸易水平。从较长期来看，当第二集团与欧元区贸易依存度达到的相当水平后，对美元储备的需求将下降，从而形成对美国扩张货币***策的约束性。若第二集团的货币***策存在区域性的协同性，则有可能形成美元、欧元及第二集团货币之间“三足鼎立”的相对稳定态势。其性质是相互制约的货币体系。
若欧元区有意加快进入核心国的步伐，将会向第二集团提供更多的流动性，并支付高于美元的利率。这将加速第二集团降低美元储备的比重。但与此同时，欧洲央行也必须增加美元储备以干预美元与欧元的双边汇率，使其更为稳定。当然，当美元需求下降后，美元也会寻求更稳定的汇率以扩大自己的出口并吸引资本的流入。因此，美欧之间为了降低汇率波动的成本，势必强化诸如《广场协议》（1985年9月）和《卢浮宫协议》（1987年2月）式的旨在稳定汇率的合作。另一方面，美欧之间这种竞争性货币合作关系若能持续，也将降低第二集团储备资产多样化的成本，从而最终走向钉住以美元、欧元为关键货币的货币篮子制度，形成美欧为核心、第二集团为的汇率相对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
总之，核心国、第一集团、第二集团的相互作用决定着现行体系的演进趋势。但欧元区以及中国和东亚区其它国家的***策选择是关键因素。
人民币汇率和汇率制度的变革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趋势对人民币汇率和汇率制度的走势和变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本文的分析表明，不论欧元区选择维持现有的***策目标不变还是有意向货币体系的核心靠拢，国际货币体系都将会向着保持美国、第一集团、第二集团之间双边和多边汇率相对稳定的方向发展。如果第二集团各国的货币***策目标朝着更加协调一致、汇率更加稳定的方向发展，则将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这种演进趋势。但是，考虑到未来第二集团各国的货币对美元或欧元仅是相对稳定而非绝对固定的关系，因此亚洲货币合作的目标应该是亚洲其他国家货币钉住亚洲关键货币（如，人民币或日元），而亚洲关键货币应采取钉住主要以美元和欧元为篮子货币的货币篮子，以便使其对美元和欧元汇率均具有相对的弹性。换言之，亚洲的关键货币不宜只对美元和欧元中的其一浮动而对另一货币固定，因为这不利于促进未来更为稳定和均衡的国际货币体系。
假定中国经济能够保持现行的经济增长趋势，人民币至少会成为亚洲关键货币之一。从眼前看，中国的经济基础和人民币的市场信用尚不具备对美元大幅浮动的实力。人民币的汇率制度安排应能够应变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其基本原则应是能应变美元和欧元相对地位的调整及中国与第一集团国家经济往来规模的变化。也就是说，以维持对美元相对固定的汇率为基础，同时适当增加市场调节的作用以逐渐应变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
具体地说，在中短期内，当人民币与核心国货币汇率水平偏离均衡水平太多，即由此引起的外汇储备变动或贸易摩擦等成本过高时，可以对人民币汇率水平做出一次或若干次“跳跃性”的调整，以减低成本。这里所谓的“跳跃性”是指调整幅度可以稍大一些；至于调整的次数和时机则以尽量减小市场投机预期和投机攻击为原则。
在调整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应保持人民币对核心国货币的相对稳定，这是以当前核心国货币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仍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现实为前提的；在此前提下，对核心国货币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汇率有利于中国稳定的对外贸易和经济交往，有利于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和价值稳定，也有利于防范货币危机。
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为了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朝着更加稳定和均衡的方向演进，在增强亚洲货币合作中人民币地位的同时，人民币汇率应逐渐朝着对美元和欧元保持相对弹性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央行欲逐渐适当放宽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的承诺是正确的。但不是短期的，也不是简单地钉住篮子货币，而是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相协调，逐渐微调篮子中美元、欧元以及其它一些相关国际货币的权重。
综上所述，可得如下基本结论：首先，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将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较长期选择，但人民币相对美元的浮动区间并非恒定，而是在逐渐扩大的前提下呈现波动性；其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可能会体现出一定的“跳跃性”，即在总体上呈现波动区间相对狭窄的同时，偶尔会在一定的时段内表现出较大的波幅。
参考文献：
国际货币论文第6篇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
让我们先分析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趋势。鉴于人们对这些内容的熟悉程度已很高，这里我将只作比较简单的介绍。首先是全球化。在全球化条件下，人类是自由的，国与国之间没有界限，人们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到任何地方进行工作，自由地进行贸易、商品交换和在国与国之间的迁徙都成为可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有一场关于全球化的大运动。尽管由于一战后全球化框架受到破坏以及受到二战后东西方之间冷战的影响，全球化新的形式还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出现了。人们一般把它称作“美国道路”，它允许更大范围更大程度的生产要素交换。许多国家在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利益，成为了成功者。中国这个自1978年以来就是世界最大市场的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就获益匪浅。但还是有许多国家没有在这个进程中获利。如果仔细地进行分析，它们都是一些远离全球化的国家。全球化就是要涉及到变化，要涉及到规则的制定。如中非的一些国家，它们在参加全球化上是具有一定困难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全球化”都是好的，如SARS的“全球化”和欧洲“疯牛病”的全球化就不是什么好事情。人们还可以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抵制全球化，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对于全球化也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人们通过全球化获得的肯定比他们失去的要多得多。
第二是信息技术***。我们过去也称它为新经济，我想对于这一点更加不需要多加阐释。它在美国的股票市场上得到过巨大的扩张。信息技术***是十分重要的。有的人认为，这是第三次工业***，紧接着蒸汽机和电的发明之后的***。信息化也可以说是把打印机的发明和电的发明结合起来的一种***。尽管信息化技术***在全球的发展有所减慢，资本市场上的泡沫也破裂了，它的主流地位却没有改变。世界范围内新的技术发明和创造使得世界生产力得以增强，这对于那些贫穷的国家尤其显得重要。
第三是亚洲的崛起。如果在一个世纪以前讨论这个问题，人们会说美国是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部分。到了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个过程只用了短短的一个世纪，这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扩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经济总量比排名在其后三位国家的经济总量之和还要多。然而，现在亚洲的崛起显得是如此的重要。尽管在18、19世纪，亚洲还不是重要的经济力量，但是如今就其经济地位而言，亚洲与欧洲、美国的重要性是平行的。
第四是欧元的出现和新的货币区域。在1971年以前美元和黄金是挂钩的，而1914年以前，世界上实行的是金本位制。少数的几个国家如中国不是实行金本位制，中国当时实行的是银本位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元成为本位货币，成为了最重要的国际货币。但是，那些曾经是世界重要力量的欧洲国家想要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地位和权力。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欧洲货币区域的建立来恢复往日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欧元的出现使得欧洲再也不用使用美元标准，因为美国已经不是其中的一份子了。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没有国家愿意再回到原来的状态中去了。在以下这些地区，如中非、南美洲等，人们也正在讨论不同的区域货币的可能性。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与亚洲区域货币问题有关的情况讨论了。
最后一点也是最新的情况，美国经济正在出现的复苏。美国经济经历了20年最强劲的增长期，从1982年一直持续到2002年。其中仅仅间隔了从1990年到1991年历时9个月的不景气。此时期的美国经济增长是如此强劲，被称作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而日本的经济发展却越来越缓慢。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率曾经从70%下降到28%，而公司所得税也曾从48%下调至2.5%，这真是一场巨大的税率***，同时也反映出了美国拥有极具生产能力的经济。美国已经开始复苏的阶段，而日本和欧洲的复苏期则将要比美国晚大概9个月。
二、区域货币的“三极化”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货币问题。让我们大家想像一下，如果地球上有200个国家，而一个国家有一种货币，我们就有200种货币，这将会造成混乱，并对国际经济的长期繁荣起阻碍作用。所以欧洲创造了自己的区域货币——欧元。让我们来看看“三极化”的货币群：美元、欧元和日元。它们是三个稳定的货币“岛屿”。他们稳定吗？答案是在日本物价没有上涨，在美国物价没有上涨，在欧洲物价也同样没有上涨。相反，那里的人们不得不生活在对通货紧缩的担心中。日元在1985年对美元的汇率是239∶1，10年后变成了78∶1，几年后又升到148∶1，日元最后比原来升值了3倍。它的升值减缓了日本经济的增长势头，以致导致了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的衰败。日元对于美元的急剧波动也是亚洲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元、欧元、日元之间的不稳定表现并未结束，还将持续。因为某些关于汇率机制的问题并未改变。
如果我们将2003年的世界各国或地区的货币流通范围划分为各个大小不等的圆圈，我们在这里就会有200个圆圈，每个圆圈代表一个国家的货币区域。该如何测量货币区域规模的大小呢？它指的是货币量，与该国的GDP的总量大小成比例。所以圆圈的面积就代表着该货币区域的GDP量。例如欧元区域、人民币区域以及美元区域等。请大家想象一下具有魔力的浮动汇率吧。假如这个世界上将会有尺寸同样大小的200个圆圈，可以设想那是多么混乱的状态。世界上就会有200种货币，那么就会有9900多种汇率。如果有某些组合的区域货币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汇率的种类减为291种。怎样的组合最有效率？不能随便的把两个区域组合在一起，要从它们的经济周期和经济需求的变动来考虑。至于***治上是否行得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三、亚洲经济的崛起和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亚洲的主要趋势：亚洲经济危机后逐步复苏；日本经济表现不振以及中国经济取得巨大的发展。
日本经济1955年到1971年期间在固定汇率制下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在此期间，日本经济有了15年的高增长，曾经达到了年均9%的高增长率。然而日本经济的巨大顺差导致了日元升值的压力，日元对美元浮动以后，日元就一直在往上升，这必然会放慢日本经济的增长势头。
当前，日本的经济复苏所要面临的四个情况是：不良贷款的处理，这些不良贷款占到日本GDP的20%～30%；预算赤字的纠正；通货紧缩的结束和日元的稳定。
在今年的10月份，我的6本著作的中文版将在中国出版发行，你们可以在其中读到更多的相关的内容。
让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汇率。中国GDP的高速增长还能继续吗？早在1980年，***就对外宣布中国的GDP将在20年中翻两番。别的国家都认为中国不可能会有这么快的增长速度。但是事实上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和实施了新的***策，中国做到了，中国在16年以内就达到了翻两番的水平。我知道有许多人对于中国***府***统计的GOP数字感到怀疑，同样，我有时也对美国***府***统计的GDP数字表示怀疑。但是，有一个事实是可以确信的，那就是，近年来中国的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获得了巨大的增长；通过资本市场使得中国每年大约可以获得500亿美元。
关于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问题。人民币目前并不可以自由兑换，尽管实现自由兑换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不会很快实现。
中国是否应该使人民币升值？以下我们先来讨论人民币贬值的货币***策问题。在1994年人民币贬值的时候，通货价值更加稳定了。人民币的升值只会导致中国通货紧缩状况的恶化，还会推迟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实现。人民币的升值还会减少外国直接投资，因为同样的原因，人民币的贬值将会使外国直接投资增加。这和日本的情况是一致的，升值将使外国投资者的利润减少，投资自然会减缓。同时人民币的升值将会恶化中国的不良贷款问题，并增加中国国有企业亏损。它还将破坏中国邮***储蓄系统的信心和恶化选择正确的***策组合。所以对于人民币是否应该进行升值的问题的答案是：中国不应该对人民币进行升值；中国也不应该将人民币贬值；中国不应该使人民币汇率有较大幅度的波动；中国应该为可预知的未来而保持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状态。
从世界经济中的货币区域情况来看，人民币的影响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变越大。我们再来看看未来该采取的一些***策：如果可能的话，人民币汇率应由盯住美元转变为盯住欧元；对外汇储备进行多元化，引入欧元，进行最优组合的考虑。考虑亚洲货币区域的可能性，着眼点应该是将人民币和日元均与美元挂钩。与欧洲不同的是，亚洲货币区域中应该保留各个国家的货币；增加经济自由的指数。最后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我在之前提到过经济自由指数。HeritageFoundation为160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自由指数作了排名。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自由指数经过了仔细地统计，包含了10项指数。其中亚洲国家或地区中，中国香港列第一位，新加坡位居第二。此外，新西兰列第三，美国、爱尔兰、卢森堡、荷兰和爱沙尼亚排在第四位，英国、智利、澳大利亚并列第九，加拿大第15位，德国第20位，意大利、中国台湾是第29位，日本、韩国、法国分别是第35位、第38位和第45位，中国和印度排在第121位。这意味着有120个国家或地区有着比中国更加自由的经济环境。
我们最后再来探讨一些相关的国际问题：中国或是日本应该成为亚洲货币的发起者吗？APEC货币安排符合中国的利益吗？世界经济需要世界货币吗？
国际货币论文第7篇
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通常认为需要四个条件：一是完全可兑换并被广泛接受；二是它的金融市场——国内资产和外汇——应具有广度和流动性；三是其价值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四是在金融和贸易上有较大的交易量。也有人认为，货币发行国必须是一个经济大国。这与第四个条件较接近，因为一个经济大国的货币通常就会有较大的金融和贸易交易量。
下面我们就来考查牙买加体系诞生以来，所有储备货币发行国(26个以上)是否达到了上述四个条件。
(一)完全可兑换并被广泛接受根据1980年的《国际货币基金年报》，日元在1976年时，已经占世界外汇储备的2％，但是我们知道，日本宣布取消外汇管制的时间是1979年，而实际执行是在1980年。由此可见，“完全可兑换”作为储备货币的条件值得置疑。另外，《国际货币基金年报》每年均列出世界储备货币的构成，自欧元创立以来，《年报》的世界储备货币构成表通常只列出美元、欧元、日元、瑞士法郎这些占世界储备货币之比例最高的四种货币。其中，瑞士法郎虽排在第四位，但其所占比例仅有0．7％(2002年)，除了以上四种货币之外的所有储备货币约占6．3％。因为其他储备货币所占比例不足0．7％，由此可推算出，这些货币至少有10种以上。这就是说，目前世界上已经成为某一经济体储备的货币在14种以上(在欧元发行之前应在26种以上)，其中绝大多数占世界储备货币总量的比例不足0．6％。尽管许多储备货币只有极少数经济体将其用作储备，但我们也不能说它不是一种国际储备货币。所以，“广泛的接受性”的标准也是一个相当模糊的表达。
(二)金融市场应具有广度和流动性这句话通常理解为“开放和有深度的金融市场”(openanddeepfinancialmarkets)。1976～1980年，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日元的比重由2％提高到4．5％。但众所周知在这一时期日本不仅没有开放金融市场，而且还实行着严格的外汇管制，日本对金融市场的封闭遭到西方国家的一致抗议。可见，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并非必要条件。
(三)其价值具有一定的稳定性1963～1975年问，日元在成为储备货币的初期存在着较严重的通胀。日元不仅对内通胀严重，对外的价值也不稳定。从20世纪70年代(史密森协议前)初算起至90年代中期，日元从1美元兑换360日元，25年间升值至80日元，然后又跌至120左右，波动幅度之巨可以想象。
二、从现实中归纳储备货币形成的必要条件
以上我们通过比较日元成为储备货币时的条件否定了上述四个条件中的三个。那么，一种货币成为储备货币到底需要哪些条件呢?比较日元形成储备货币的过程，本文认为一国货币成为储备货币需要下述五个并不很难达到的条件。
(一)***治经济稳定储备货币是一种信用资产，储备发行国***治经济的稳定是保证其发行的储备资产安全性的前提。如果这种安全性都保证不了，谁还敢持有这种储备?所以，一国***治经济的稳定是成为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第一必要条件。
(二)在国际市场上的交易规模较大一个国家为什么要将某种货币当作储备货币，与交易成本有关。一国的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贸易或资本项目逆差支付，如果一国与中国有巨额贸易(自然也形成一定量的贸易资本流动)，该国外汇储备支付的大部分将用于中国，如果该国储备当局不储备人民币(假定人民币能用于贸易结算)，而只用美元支付，那么，该国的交易将面临两重汇率风险，即人民币和美元两种汇率风险——有些时候，这两种风险可能是叠加的。而如果该国用人民币直接支付，则减少了一重风险，即降低了交易成本。所以，对于日本和韩国(其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均为中国)，将人民币当作储备货币将是一个自然的选择。
从另一个角度看，假定中国是某一个实行钉住美元制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那么该国家的外汇市场上就会有大量的人民币交易，当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时，美元的汇率可能没有变化，因而为数不多的与美国贸易的进出口商没有汇率风险，而绝大多数进出口商因为与中国进行贸易而面临汇率风险，从而使这种钉住失去了意义(钉住制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多数进出口商的汇率风险——或称交易成本)。显然，这个国家至少应该将人民币当作其钉住货币的一种(要钉住，就必须先储备，否则外汇管理当局就无法操作，从而使钉住变成空话)。而如果这个国家将人民币当作钉住货币，当人民币升值时，它就不必对美元升值，从而使外汇市场上的操作变得更简单(减少交易成本)。可见，一国货币成为关键货币的关键是它的贸易(国际交易)规模，如果它的贸易规模足够大，就会有较多实行钉住汇率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当这些贸易伙伴与该国的贸易占到其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时，钉住这种货币就顺理成章，储备货币自然形成。
布雷顿体系崩溃之后出现的前几位国际货币发行国——德国、日本和法国，其世界贸易额在全球排名也不相上下。可见，虽然交易规模是一个必要条件，但贸易规模更具决定性意义。
(三)允许境外非居民用本币存款账户结算一种货币虽然在“国际市场上的交易规模较大”，但不允许境外非居民持有本币存款账户，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例如人民币)也不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外汇储备是一国***府保有的用来偿付外债的以外国货币命名的资产。货币发行国不给非居民提供本币账户的清算服务，他国怎么用这种货币来偿付外债呢?所以，一国货币成为储备货币的另一个条件是：允许非居民持有这种货币的存款账户(而不是现金)。如果上述(一)和(二)两个必要条件已经成立，那么，只要境外非居民可使用这种货币账户结算，必然导致这种货币的大量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发行国就没有理由不对储备这种货币的中央银行或相关机构提供清算服务。另外，前面我们提到，在日元成为储备货币的早期，日本***府仅对非居民的贸易账户实施了开放***策，对资本账户却严格限制，但这并没有阻断日元储备化的进程。所以，我们可以更精确地说，一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第三个必要条件是：在贸易账户上开放非居民对本币的使用。应该强调的是，这一条件与一国货币的自由兑换性并不是完全相关的。从货币兑换的主体划分，自由兑换可分为四种，一是对本国居民的经常项目自由兑换；二是对本国居民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三是对境外非居民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四是境外非居民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上述分析表明，在这四个自由中只要实现了一、三两个，对于一个贸易大国，其储备货币的形成条件就已经足够了。日本早在1960年实现了第三种自由，但第一种自由却是在1964年才实现，第二种在1980年才开始实施，而第四种直到1997年才全部完成。
(四)实行对主要储备货币的浮动汇率制如果一国出口总值在世界居前列(经济大国)，又实行固定汇率制，则其放开非居民的本币贸易账户就是放开了短期资本，而放开了短期资本就陷人了三难困境(trilemma)：失去了货币***策自主性。由此我们可以说，一个大国的货币要想成为储备货币，它的汇率必须浮动，否则它的货币***策迟早会受到资本流动的制约。进一步，我们能不能说，实行浮动汇率是一种货币储备化的必要条件呢?就目前来看，所有的国际储备货币的汇率都是浮动的。横截面的归纳似乎是正确的，但从历史上看，20世纪70年代后期西德马克曾是世界重要的储备货币，然而它在欧洲共同体内部实行固定汇率制；美元的中心储备货币地位也是始于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以，根据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和克鲁格曼的“三难困境”理论，我们可以将第四个必要条件限定为：在牙买加体系下一个经济大国的货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它必须对主要储备货币(包括美元、欧元和日元)浮动。这个命题不仅符合上述两个理论，而且也举不出反例。
(五)长期保持不贬值的趋势马克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日元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因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货币存在着长期升值的趋势(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这种趋势给货币的持有者带来了收益，因此，人们愿意持有这两种货币。可见，长期的升值趋势对货币储备化过程的重大意义；而反过来，世界上还没有一种货币是因为贬值而变为储备货币。由此我们可以断言：一种货币成长为储备货币的第五个必要条件是：在其演化的初期必须保持长期对外升值趋势或保持较强的稳定性(例如瑞士法郎)。
三、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必要条件准备状况
我们知道，每一个国家都希望本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不仅是国际***治和经济地位的象征，而且还有铸币税的收益。然而根据上述分析可知，一种货币能不能形成国际储备货币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是货币发行国有没有能力提供储备货币。一国只有允许非居民持有本币存款账户才能成为储备货币，而让非居民持有本币账户就相当于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短期资本市场，从而使该国将面临着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所以，一国的金融市场和货币制度能不能消除或经受住短期资本的冲击是它能不能形成储备货币的先决条件。根据克鲁格曼三角，要在制度上消除这种冲击，一个小国可以实行货币局制(实际上香港在1998年也受到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而一个大国则只能浮动汇率。所以，开放本币存款账户和实行浮动汇率制是一个大国货币成为储备货币的两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二是非货币发行国***府是否愿意持有这种货币。每个国家都希望本国货币能成为储备货币，但最终能不能成为储备货币还取决于他国***府能否接受，而他国***府能否接受又取决于发行国本身的***治经济条件，即***治经济稳定、在国际市场上有较大的交易规模和货币具有长期保持不贬值的趋势三个条件。
人民币在这两个方面的表现又如何?下面我们就来详细地考查。
(一)***治经济形势稳定历经了1980年代末期世界的***治动荡，1990年代末期的东南亚危机冲击，中国***治和经济体制在向稳定点靠近；一系列体制的悄悄变革，使***治体制和经济运行相互配合，演化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稳定结构；迅速增长的财***收入，使***权稳定性得到了进一步保证。目前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没有人担心中国近期的***治经济稳定性。这一条件为人民币演化为储备货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进出口总额高速增长，人民币具备在国际市场上大规模交易和流通的基础从1978—2005年，我国的进出口额从206．4亿美元增加到14221．2亿美元，翻了69倍。尽管我国目前的综合实力仅居世界第60位，人均GDP不足1500美元，但已经是世界第五经济大国和第三贸易大国了，近几年，我国进出口增长速度惊人，2003～2005年的进出口总额增长率分别是37．1％、35．7％和23．2％，2006年上半年达23．4％，表明全年增长速度不会少于20％。按此速度增长，不久将竞争第二贸易大国。此外，目前我国已经成为11个经济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韩国、阿根廷、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蒙古、马达加斯加、贝宁、台湾和香港地区)。在这些经济体中有5个实行钉住汇率制；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是世界外汇储备大国。另外，应该说明的是，中国与泰国在2000年曾达成货币互换协议，2003年和2005年又分别与日本和韩国达成货币互换协议。一旦这些协议执行，人民币将自动成为储备货币。
(三)逐步升值的汇率演化尽管中国经济发动于1980代初期，但人民币开始升值却是从1994年开始的，最初的升值可能是汇率并轨的超调结果，接踵而来的是1997～2000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尽管这一时期，由于对人民币的担心而出现了大量资本外逃的噪音交易，但中国***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策，不仅保持了人民币与美元名义汇率的稳定，而且因亚洲各国(包括日本)货币普遍贬值，使人民币相对升值。2003年中国经济在脱离了低迷之后呈现出繁荣，人民币预期的突然转向使其名义汇率升值压力突显，从此人民币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都进入了逐步升值的轨道。近十年来，中国工业生产技术迅速普及，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根据巴拉萨一萨缪尔森命题，只要中国经济技术进步的过程不完结，人民币升值的过程就不会完结。
通过上述第二个方面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人民币的外国***府接受性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因此，只要我国***府允许非居民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则人民币将迅速成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然而，目前的情况是：我国***府不可能允许非居民用人民币结算。因为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增长较快，2005年经常账户顺差和直接投资账户顺差就达2000多亿美元，如果我国允许非居民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则外国的进口商为获得人民币升值的利益，必将对中国进口企业提出用人民币结算的要求；而中国出口商为了避免使用外汇而遭受人民币升值的汇兑损失，也必将同意使用人民币结算，结果当然是中国多数出口将不使用外汇。假定有一半出口额用人民币结算，一年就会使我国的外汇储备再增加3500多亿美元。因为非居民的人民币存款记录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短期资本账户上，也就是我国出现了大批的短期资本流入。在2000亿美元储备增量的压力下，我国目前的经济中已经出现了货币流动性强劲的局面，中央银行2006年被迫再次提高存款准备率并对房地产采取了选择性信用控制，若再增加3500亿美元，货币回笼的压力将再增加2．6万亿人民币，人民银行势必大量集中发行中央银行短期票据，大量集中地发行势必导致利率的迅速上升，经济形势将变得异常复杂，很可能失去控制。一年超过5500亿(如果所有出口均用人民币结算，那就可能达到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增长，是我国经济根本无法承受的巨大包袱。
可见，我国不能放开非居民的人民币账户(因而导致人民币不能成为储备货币)的原因是我国经济中存在着短期资本——外汇储备——货币***策三者的联动关系。根据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解除这种联动关系的方法只能是实行浮动汇率制。由此我们可以说，我国在货币制度上还不具备提供国际储备货币的内在条件。
四、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路径预测
近年来，我国通过吸引外资***策发展国际贸易，逐步实现了贸易额的世界前列地位，为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广泛使用奠定了基础。可当人民币临近国际储备货币的门口时，它又落入了“三元困境”的陷阱；要摆脱这个陷阱，它必须乘上“浮动汇率”这个电梯，从陷阱里上来。在许多人看来，从钉住汇率到浮动汇率似乎是“临门一脚”，但对中国经济来说，却是一段漫长的攀登之路。由于近年来在我国全部价格篮子的商品中，贸易品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贸易品的生产率也在不断提高，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提高，目前由许多研究机构测算的购买力平价已经达到1．48(1美元=5．4元人民币)；另一方面，根据以往的国际经验，汇率波动存在着超调现象(反应过度)，所以，若人民币汇率立即由市场自行决定，则市场价格必升至5．4以下，调整幅度将超过36％。如此大幅度调整必使中国经济遭受沉重打击。这是因为出口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计算，2005年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如果将间接的贡献(消费和投资)也计算在内，对GDP增量的贡献远远超过40％。所以，人民币突然大幅度升值将使大批贸易企业倒闭，猛烈冲击中国整体经济，其后果是中国人民无法接受的，所以，人民币绝对不能立即浮动(完全由市场定价)。
自2005年7月21日起，人民银行宣布我国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明确表示要增加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区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2005年7月23日也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表示：“此次汇率机制改革是强调以市场为基础的浮动汇率”，这些都表明改革的方向已经确定——以市场定价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一年多以来人民币正在逐步升值，至今年9月5日已经升值了4．8％。这些情况都表明，人民银行试***先让人民币汇率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逐步接近购买力平价，然后再实行由外汇市场定价的浮动汇率制。
通过上述对人民币储备化的过程中各种必要条件之间的钳制关系的分析，我们实际上已经将人民币未来的路径勾画出来：假定人民银行计划平均每年升值5％，则从现在算起，还需5年半的时间才能完成任务。即在2012年的年初接近购买力平价所确定的汇率。也就是说，从2005至2012年人民币将通过参考一篮子货币计值，并逐步对美元升值，最终逼近购买力平价，并逐步扩大浮动的区间，为完全浮动创造条件；2012年人民币汇率开始试行市场定价；再经过2年左右的试验，在汇率企稳，人民银行基本掌握和熟练了浮动汇率下货币***策操作的要领，约在2015年前后，中国将允许非居民在贸易账户下使用人民币结算。届时，我国可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第二大国；中国可能成为20个或更多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一旦中国开放非居民的人民币转账结算，这些贸易伙伴国会主动将人民币列为储备货币，人民币占世界储备货币的比例将迅速上升，在五年内(2020年)达到3％(排在日元之后)。当然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预测，实际的时间可能会更短一些。
综上所述，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条件并非遥不可及，我国已经基本具备了多数条件，少则6年，多则10年，“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就会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