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外国文学史篇1
我们知道，正如现代中国学术制度和高等教育来自西方一样，1917年周作人首度在北京大学开设“欧洲文学史”课程并最先用汉语著述《欧洲文学史》，也是西方文学史框架和观念之影响的产物。此后，外国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很快就成为中国大学人文学科中重要工作，外国文学史的编纂成为知识界和学术界最关注的工作之一，以至于近百年来，中国著述各种类型的外国文学史已近三百种。然而，这些文学史著述的经验，以及著述本身的有关论述，却没能对世界发生积极影响。无独有偶，中国大陆学人著述的近千种《中国文学史》，最多只是很有限地影响汉学界，未能在理论层面上提升国际学术界关于文学史著述的经验。如此一来就产生了令人困惑的问题:文学史研究作为文学史家立足于当代文学史观，在参考历代文学批评家对相关文学现象讨论的基础上，对特定语种或区域的文学发展进行系统化表述的成果，这种由欧美学界发起并持续不断的现代学术行为，如哈佛大学教授温德尔(BarrettWendell，1855—1921)《美国文学史》(1900)、加州大学河畔校区(Riverside)教授埃利奥特(EmoryElliott，1942—2009)等人主编《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1986)、沃特鲁学院英文系主任克林柯(CarlKlinck，1908—1990)等人主持的多卷本《加拿大文学史:英语中的加拿大文学》(1965)、奥尔巴尼大学教授维斯特布鲁克(PerryWestbrook，1916—1998)《新英格兰文学史》(1988)、奥伦学院教授贝内特(BruceBennett)等人的《企鹅澳大利亚新文学史》(1988)、莫泽尔(CharesMoser)的《剑桥俄国文学史》(1989年初版、1992年再版)等，作为学术性很强的专业研究成果———谙熟特定区域或语种文学现象(包括文学思潮、文体变化、文字表述、文本讨论等)，为何就能先后影响国际学术界对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俄国的文学史的认识，甚至对象国的读者和学界也服膺于这样的“外国文学史”研究?而受西方影响的现代中国学人，同样著述包括外国文学史在内的各种类型文学史，却为何难以对国际学界认识文学现象产生积极的影响力呢?原来，晚清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关于文学的认知，先是受时代的社会潮流和文化思潮左右，后受主流话语所囿，期间对外国文学发展变化和外国文学史问题的认知基本上并非是纯粹的专业学术活动，因为知识界把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或研究外国文学，当作认识社会和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手段，建构外国文学史是按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进行的，并非学术进步的内在动力使然，无关乎国际学术界对文学史的探讨情势、理论变化，和对象国的文学发展的实际状态出入很大。
一
1921年时任北大教授的胡适在开学典礼上声言，被社会誉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其实“现在并没有文化，更没有什么新文化”，理由之一是北大四百多个教职员、三千来个学生才办一个月刊，两年之久《大学丛书》也只出了五大本。所谓“大学丛书”，是当时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的“北京大学丛书”，除陈映璜《人类学》、陈大齐《心理学大纲》、梁漱溟《印度哲学概论》外，还有胡适本人《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周作人《欧洲文学史》。论及周作人《欧洲文学史》，它乃我国第一部欧洲文学史，吴宓称其“真能确实讲述西洋文学之内容与实质者”。1917年周作人被北大聘为文科教授，据作者晚年口述自传《知堂回想录》第三卷①，1917年9月22日开始写第一卷(古希腊文学)，两天后开始写第三卷(中古文学与文艺复兴文学)，第二卷(古罗马文学)则始于1918年1月7日，全书完成于1918年6月7日(“晚编理讲义，凡希腊罗马中古到18世纪三卷，合作欧洲文学史”)，1918年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样经过一年的光阴，计草成希腊文学要略一卷，罗马一卷，欧洲中古至十八世纪一卷，合成一册《欧洲文学史》，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作第一讲包括古希腊文学的起源、史诗、诗歌、悲剧、戏剧、哲学、杂诗歌、杂文等，第二卷包括古罗马文学的起源、古希腊之影响、戏曲、三种诗歌(牧歌、田园诗、讽刺诗)、四种文和杂诗等，“中古与文艺复兴文学”则包括异教诗歌、异教精神之再现、文艺复兴的前驱、文艺复兴时期拉丁民族之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条顿民族之文学等，关于“十七十八世纪文学”先简论17世纪文学，然后分别简述18世纪的法国、南欧、英国、德国和北欧的文学。这本由教案组成的文学史教材，其原创性价值包括:作为中国的第一部外国文学史，创建了一种便于迅速掌握外国文学史知识的文学史叙述体例;力求准确传达外国文学史知识，避免错误，该书人名地名皆不汉译，而是用罗马字样书写，书名则用原文标示，如荷马史诗中的荷马不是英文Homer，而是Homeros，《伊利亚特》不是Iliad，而是IliasPoiesis，《奥德赛》则不是拼写成Odyssey，而是Odyssia;撰述文学史，仰赖作者此前10余年所做大量译述工作、出色的外语能力(翻译过不少作品)、人文主义的文学史观(发表有多篇论文学篇章)。即便如此，作者在《知堂回想录》第三卷中论及该作时还是这样说:“这是一种杂凑而成的书，材料完全由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文人传记、作品批评，杂和做成，完全不成东西。不过，那时也凑合着用了。”
这不是自谦，说的是事实，因为《欧洲文学史》整理完成之后，继续编写“近世文学史”，“而后来商务印书馆要出一套大学的教本，想把这本文学史充数，我也把编好了的十九世纪文学史整理好，预备加进去，可是拿到他们专家审订的意见来一看，我就只好敬谢不敏了。因为他说书中年月有误，那可能是由于我所根据的和他的权威不合，但是主张著作名称悉应改用英文，这种英语正统的看法在那些绅士学者的社会虽是当然，但与原书的主旨正是相反，所以在绅士丛书里只得少陪了”，“编文历史的工作不是我们搞得来的，要讲一国一时期的文学，照理非得把那些文学作品看一遍不可，我们平凡人哪里来这许多的精力和时间。我的那册文学史在供应时代需要以后，任其绝版，那倒是很好的事吧”［1］(pp．333～334)。不过，这部以介绍19世纪欧洲文学为主体的《近世欧洲文学史》虽没能及时出版，却未妨碍周作人继续在北京大学国文系开设欧洲文学史课。今天看来，这部以讲义状态存在的《近代欧洲文学史》和那本及时面世的《欧洲文学史》开汉语界撰述欧洲文学史之先河，把复杂的欧洲文学发展历程简化成文学进化史。该书结语如是总结道，“文艺复兴期，以古典文学为师法，而重在情思，故又可称之曰第一传奇主义(Romanticism)时代。十七十八世纪，偏主理性，则为第一古典主义时代。及***起，十九世纪初，乃有传奇主义之复兴。不数十年，情思亦复衰竭，继起者曰写实主义(realism)。重在客观，以科学之法治文艺，尚理性而黜情思，是亦可谓之古典主义之复兴也。惟是二者，互相推移，以成就世纪初之文学。及于近世，乃协合而为一，即新传奇主义是也”;其开篇则云，“欧洲文学，始于中世纪。千余年来，代有变更，文化渐进，发达亦愈盛。今所论述，仅最近百年内事。盖以时代未远，思想感情多为现代人所共通，其感发吾人，更为深切。故断自十九世纪写实派起，下至现代新兴诸家。唯文学流别皆有本源。如川流出山，衍为溪涧江湖，不一其状，而一线相承，不能截而取之。今言近代文学，亦先当略溯其源。通观变迁之迹，递为因果，自然赴之，足资吾人之借鉴者，良非鲜也。文学发达，亦如生物进化之例，历级而进，自然而成。其间以人地时三者，为之主因。本民族之特性，因境遇之感应，受时代精神之号召，有所表现，以成文学。欧洲各国，种族文字虽各各殊异，唯以***教关系，能保其联络。及科学昌明，交通便利，文化之邦，其思想益渐同一。故今此近世文学，亦不分邦域而以时代趋势综论之”。［2］(p．3)#p#分页标题#e#
把文学如此简单化，并非周作人的个人之举，而是中国知识界变革传统诗学之潮流所为:晚清以来，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着力引进西方进化论改造中国传统的文学审美体系，也由此成就了现代中国得以建构出文学发展史，并使之在当时和后来一段时间成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典型者如胡适之《白话文学史》(1919)，该作不单开创中国文学史撰述之体例，还使中国学者撰述文学史的进化论史观有了很具体的成果:胡适本人曾云，“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眼光。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眼光”［3］(p．167)。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强调文学发展的进步性和规律性。这种情况，有助于还没有文学史研究经验的中国知识界能迅速而快捷地把握文学发展脉络。进而，孕育了1920年代用进化论撰述文学史之风潮。在这种潮流中，用白话文著述我国第一部中国文学通史著作《中国文学史大纲》①的谭正璧(1901—1991)，五年后(1929)甚至出版《中国文学进化史》(上海光明书局)，把中国文学变迁历程归结为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向大众方向“进化”的历史;更有甚者，用进化论著述《文学大纲》(1924—1927)、《插***本中国文学史》(1932)、《中国俗文学史》(1938)等著作的著名学人郑振铎，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1927)中甚至声称，掌握“进化的观念”就如同“执持了一把镰刀，一柄犁把，有了它们，便可以下手去垦种了”［4］(p．127)。这些把复杂的文学现象严重简约化了的著述、观念，改变了中国文人对文学认知的格局:传统中国在文学认识上，更多是文人按既有的知识体系，对文学文本进行个人欣赏及经验性表达，这就出现了诸如大量的诗话、词话、小说评点之类，即使有人注意文学的理论问题，如钟嵘《诗品》论述每位诗人特点时好追本溯源，清代学者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评价说此举“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但钟嵘只是说明具体诗人的创作情况，并没有“史”的眼光;同样，刘勰的《文心雕龙》也少关注文学发展变化问题;此后，“诗必唐宋，文必秦汉”成为中国文人认识文学规律之原则，即使刘熙载(1813—1881)《艺概》(1874)论述文、诗、赋、词、书法及八股文等文体流变，却少文学发展史观，而是“举少以概多”。
当然，如此叙述，可能与古代中国习惯于纪传体有关，即使司马迁《史记》有明确的史学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也改变不了中国对历史认识的经验性表述———使用纪传体、追求事件的真实性和历史的现场感，这也正是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导言所说的，“在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史学，却不曾有过修昔底德的方法”［5］(p．5)。有意味的是，以进化论判断文学变迁问题，哪怕它把复杂文学现象简化了，却吻合当时急于知道世界和判断世界的激进主义风潮，文学史著述便是一些知识分子在文学认知领域的实践。在进化论席卷文学史构建的风潮之下，外国文学史著述也成为进化论演练场:许多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知识分子，同样也著述外国文学史。换句话说，周作人之所以能推出《欧洲文学史》，不是因为他专攻欧洲文学史，而是他以人文主义和进化论研究各种文学和文化现象，其相继推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文学史上的俄国与中国》、《圣书与中国文学》等轰动一时之作。进而，欧洲文学史研究之于周作人，亦成为演绎这些观念的又一个场域。同样，用进化论研究中国文学史方面卓有成就的郑振铎，更希翼用这种文学史观把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进程，其三卷本《文学大纲》(1924—1927)认为圣经故事、希腊神话、东方***和佛教经典、印度史诗、中国《诗经》和《楚辞》等是世界不同民族文学的不同起源，发展到中世纪，各种文学的演变还是有着共同规律的，如关于中世纪中国文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乃第一诗人时代，即自沈约等人变诗之古体为近体起，中经五七言律绝诗之大发达，至唐五代间此种诗体之衰落为止;第二期即第二诗人时代，即自五代词之一体一开始发展起，至宋元之间此种诗体之衰落为止”［6］(pp．375～376)。
即使分专章论述中世纪波斯诗人、印度和阿拉伯文学、日本文学，但仍以理性为标准，导致“人文主义”、“理性”和“进化论”等时常不能统一，因而对文学发展的描述多有矛盾:论述17世纪文学，重视英国清教文学、法国古典主义，而更有文学史价值的巴洛克文学则被忽视;把18世纪世界文学纳入共同的时间框架，中国传奇小说与英、法、德等启蒙运动文学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论述(作者并未顾及这些文学现象的本质性差别，因而也就难以考虑这种叙述的理据);论述19世纪文学，以进步论分析英国和法国的诗歌、小说、批评，并延及德国、波兰、北欧、南欧、中欧、美国、中国和日本等文学，有诸多不妥之言说;最后一章“新世纪文学”，描述1925年之前国际文坛状况，把彼此毫无关联的文学现象，诸如康纳德、吉卜林、肖伯纳、罗曼•罗兰以及泰戈尔、林纾、严复等创作，只是因为他们同属于“一个时代”，被混合在一起。如此一来，在缺乏进化论或理性或人文主义文学史观之处，该作只根据时间顺序把世界各地区文学合为一体，表述散乱，读者难以从中建构世界文学史概念。并且，这种著述虽然遵从现代学术规范，如每一章后面附有详细的参考文献，但并不意味着每一章都写得专业化，如民国16年6月10日作者日记这样写道:该作“以四年功夫写成。发表于《小说月报》后，曾随时加以补正，但有些没有来得及。关于日本文学部分几乎全为谢君的手笔”。哪怕如此，进化论作为文学史研究方法，因其结束了孤立研究文学现象的状态，注重文学现象之间的历史联系，具有文学研究的历史思维，吻合文学史之为历史所需，很快演化为研究外国文学史的普遍方法:1924年8月10日《小说月报》第15卷第8号刊出沈雁冰《欧洲大战与文学:为欧战十年纪念而作》就是以“进步”与否讨论20世纪初文学，他以方璧之名所推出的《西洋文学通论》①，更是这样快捷叙述西洋文学进程及所经过的各阶段，包括神话和传说、古希腊罗马文学、骑士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及之后、写实主义等;在李菊休和赵景深合编《世界文学史纲》(上海亚细亚书局，1933)中，进化论亦然。#p#分页标题#e#
这样的撰述，与知识界和文化界译介国外具有进化论色彩的文学史著作之热潮相呼应，如罗迪先所译(日)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学术研究会，1921)、沈端先即夏衍(1900—1995)所译(日)本间久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概论》(开明书店，1927)、韩侍桁(1908—1987)辑译《近代日本文艺论集》(北新书局，1929)、朱应会译日本学者木村毅《世界文学大纲》(昆仑书店，1929)、著名报人胡仲持(1900－1968)译美国学者麦希《世界文学史话》(开明书店，1931)、沈起予译茀理契《欧洲文学发达史》(上海开明书店，1932)、楼建南译弗理契《二十世纪的欧洲文学》(上海新生命书局，1933)、杨心秋译柯根《世界文学史纲》(上海读书和生活出版社，1936)等等皆然。相应的，反过来，这些译作又加剧进化论思潮在当时中国的盛行。然而，用进化论建构外国文学史，使文学史研究受到很大限制，如文学的历史判断被研究者假定的“进化”这一“普遍规律”所左右，文学史自身发展的具体意义和复杂情势反而被忽略，并导致具体研究过程受进化观念之决定的情形合法化，或者说，对进化史观的强调，目的已不在文学史本身，而是用文学史研究来证明文学发展进化的某些规律，证明进化之必然性，由此遮蔽文学发展变化的独特性及其***的审美意义，以至于进化观念从方***变成了目的论。上述那些当时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所推崇的文学史著作，普遍有这种不足。而这种不足，就在于这些“文学史家”并未反思“进化论”本身的恰当性，以及这种观念运用于复杂的文学现象的合适度。胡适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就特别显示出这样的矛盾:他以是否符合进化论来评价中西戏剧之优劣，认为“西洋戏剧便是自由发展的进化;中国的戏剧只是局部自由的结果”，认为中国戏曲在长期发展历史中形成的规矩，如脸谱、嗓子、台步、唱工、锣鼓、马鞭等等，是不符合进化观的“遗形物”，主张废除之，并批评维护戏曲传统的文人是“不懂得文学进化的道理”，而“缺乏文学进化观念”会有大害。这样的认知自然是很片面的。
曾身体力行用进化论去建构文学史的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中就反过来批评说:“中国的文学，在过去所走的并不是一条直路，而是像一道弯曲的河流，从甲处流到乙处，又从乙处流到甲处。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转变”，如此之变形成了“诗言志———言志派”与“文以载道———载道派”，它们起伏跌宕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而且，言志派和载道派之变有其发展规律，新文学是这种变化的延伸和变异，即新文学运动不是始自晚清，而源流于明末———明末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文学***运动多有相似，“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虽然他们不读竟陵派的书，彼此相似具有巧合。［7］(p．27)当然，即便把中国复杂的文学现象归结为“言志”与“载道”，也有简单化之嫌(如没有顾及“雅/俗”、“文言/白话”、“文人/民间”等因素)，但至少看到了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演变的更富杂情形，在承认进化论结束此前孤立研究文学状况的基础上，消解了进化论臆想文学是沿一条直线或根据预定目标而进化的幻想性，批评胡适之《白话文学史》的诸多错误，如把白话文学视为中国文学唯一的方向、认为文学跨越了种种障碍物而于五四走入正轨并确定了今后的前行方向等。［7］(p．18)周作人这种注重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复杂因素、文学发展史中起伏不断的力量及其作用、不预设文学发展目标等做法，改变了此前继本人用进化论对判断文学的做法，凸显各种对立文学现象之于文学史家的意义，促使知识界注意到文学发展的各种复杂情形。这种检讨很有成效，大大降低了进化论史观在文学史著述中的作用，学界随之就少有人再撰写外国文学通史，转而研究不同时段文学现象或文体文发展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文学史写作趋向于研究文学发展的具体情状。
而外国文学史著述转向用唯物史观替代进化论，以更深入地揭示审美的复杂情状，这是当时中国的文学史研究趋势所在，如罗根泽《乐府文学史》(北京文化学社，1931)、杨荫深《先秦文学大纲》(中华书局，1932)、苏雪林《辽金元文学》(商务印书馆，1933)、游国恩《先秦文学》(商务印书馆，1934)、吕思勉《宋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29)、柯敦伯《宋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宋云彬《明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钱基博《明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4)等，就深入研究特定时期的文学发展情形。这种潮流当然延及到对外国文学的认知上来:且不论此时梁实秋、冯至和朱光潜等人的欧洲文学研究，仅1934年9月—1935年11月茅盾在《中学生》第47～53期连载《世界文学名著讲话》(1936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涉及荷马史诗、《神曲》和《战争与和平》等七种国外文学名著，专注于具体的文学现象，不再试***建构完整的“欧洲文学史”;1935年4月上海东亚书局推出其著作《汉译西洋文学名著》，生动论述《荷马史诗•奥德赛》、但丁之《新生》、薄加丘之《十日谈》……王尔德之《莎乐美》等32种欧洲文学名著，对具体的经典文学文本个案进行生动描述，而不是对文学发展史进行宏观研究。当然，用唯物史观著述外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自然会遇到文学文本叙述的社会内容及其审美之矛盾关系问题，如特定文学作品触及社会问题仍然是审美性的表述，文学的审美本质使得文学叙述的社会性内容仍然不能等同于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直接表达。对此，著有《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罗根泽(1900—1960)，在事后多年总结中国编纂文学史的三个时期的经验时认为，主导五四前文学研究的为退化史观，在五四后变化为进化史观，1930年代变成了辩证唯物史观，而以辩证唯物史观写文学史，因缺少对唯物主义史观的整体把握，成功之作不多。［8］(pp．53～56)
二
进化史观在中国的衰微和唯物史观在文学研究上的难度，使知识界不再热衷于撰述系统完整的外国文学史，转而引进西方学院派的治文学方法———新批评:重视对文学文本的细读、用人文主义审美赏析替论演绎。1930年朱自清主持清华大学国文系，改革中文系课程，其《中国文学系概况》(1936)声称:该系课程要“以基本科目及足资比较研究之科目为限”，“基本科目”乃相对于工具科目与国学基础而言，包括中国文学概要、中国音韵学概要、中国文学史等;而“足资比较研究科目”指“西洋文学概要及英文文字学入门两科而言”，以比较眼光透视外国文学之意义，“比较研究不独供给新方法，且可供给新眼光，使学者不致抱残守缺，也不致局促一隅”。［9］(p．296)如是“比较”，强化了外国文学课程的***价值，也改变了授课方式:战前的“西洋文学概要”由外语系教师用英文讲授，抗战后西南联大开设“世界文学名著试译”由杨振声用双语讲授，并要求学生实践翻译，———这是重建文学史的成功经典实例!论及西南联大的外国文学课程，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变革上最富世界眼光的举措之一。查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7年北大、清华、南开)》(1996)，文学院中文系1937—1946年共开设107门专业课，其中“文学理论”理论系列选课中有“文学概论”(主要是来自古希腊罗马以来西方经典文学理论，包括现代主义文论)(杨振声、李广田主讲)，还开设了“世界文学名著选读及试译”。此举让学生自然受益良多———外语水平的提升与外国文学阅读能力的提升有机一体，对教师要求自然也很高。而外文系以英语和英国文学为主，大二开设英国散文及英语作文、英国诗歌和欧洲文学史等，大三要加上西洋小说、西洋戏剧、欧洲文学名著选读等，大四则开设有莎士比亚及翻译、经典阅读、印欧语系及语言学研究，选修课则包括国别文学史(英、法、德)、断代文学史(从欧洲古代到现代各种文体)、作家作品研究(包括雨果、歌德、乔叟、尼采等西欧各经典作家)等，此外还有人文主义、中西诗之比较、文学与人生等研究专题。#p#分页标题#e#
此举使英文水平有切实长进，文学及理论也有确切掌握。至于师范学院中文系(系主任由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兼任)和英文系，在主干课开设上与之相当。这样一来，西南联大在外国文学课方面，并不教授系统的外国文学史，如俄国文学很少被触及，原因之一是教授团中几乎没有留学过俄国或专门治俄国文学的，除历史系俄国教授加拉诺维奇开设俄国近代史和俄国史之外，就只有刘泽荣、李宝堂、衣家骥、王恩治等俄语二外教员(当然，联大这块学术阵地缺失对俄国文学的关注，对当时和后来中国社会变革是莫大的损失———天然地少了识别苏联文学和苏联确认的俄国文学的能力)。而西南联大如此变革，正是受益于清华大学的启示:1938年国民***府***调整大学课程，委托朱自清等人为国文系编订“中国文学系科目表”，朱自清把清华大学战前做法稍事修缮提交，虽然学界有人批评国文系的外国语言文学的学分要求过高。而西南联大尝试通过研究具体民族国家文学之途去准确讲授外国文学———原作阅读和试译，给学界从理论上探讨如何汇通大学中文系和外文系外国文学提供了实践基础:开明书店出版《国文月刊》刊发胡山源《论大学国文系及其科目》(第49期，1946年11月)、闻一多遗稿《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语文学外国语文学二系机构诌议》(总第63期刊，1948年1月)、朱自清《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见》(同期)等。其中，闻一多建议把“现行制度下的中国文学系与外国语文学系改为文学系(设中国文学组、外国文学组)与语言学系(东方语言组、印欧语言组)”，在他看来，“大学文法两学院绝大多数系所设的课程包括本国的与外国的两种学问:如哲学系讲中国哲学，也讲西洋哲学，***治学系讲中国***治制度和思想，也讲欧美***治制度和思想，但现在并没有一个大学把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或把中国***治学和西洋***治学分为两系的。
这便是说，绝大多数文法学院的系是依学科的性质分类的。唯一的例外是文学语言，仍依国别，分为中国文学系与外国文学两系”。闻一多的建议大大提高了外国文学在大学相关科系中的地位，即与中国文学平等，同为“文学系”的基本组成部分。该提议得到朱自清、冯至、王力、浦江清等一致赞许:冯至1947年在《***评论》(4月28日)发文《关于调整大学中文外文二系机构的一点意见》称:“哲学系讲中国哲学，也讲西方哲学;***治学系讲中国***治制度和思想，也讲欧美***治制度和思想。学***治的，有中英文功底就不难研究***治了，学哲学的就不那么简单，只懂中文和英文是不够的。语言学系和文学系就更不同了，无论研究哪一种语言或哪国文学，都需要第一步能读懂那种文字。”这些连同盛澄华教授《试说大学外国语文学系的途径》(《周论》第1卷第6期，1948年12月)之主张，普遍强调文学研究的外语重要性，即国语和外语对中文/外文学系学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中/外文系学生在文学上汇通是必要的。而办学条件与西南联大同样艰苦的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除同有坚持民族认同和努力进取之外，在外国文学课程设置上与西南联大亦有颇多相似处。自1938年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宣言》到1941年6月修改章程，也开设“世界文学名著选读”课。开讲人中，最著名的属周立波:去延安之前，在上海就研读过马列和苏联文论，通过英文翻译了《被开垦的处女地》(1936)等，在鲁艺讲授托尔斯泰研究和欧美文学名著，颇受学员喜爱———授课不得不从小教室转到大教室，再又移到大操场。
此外，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的著名翻译家曹葆华(1906—1978)，1939年来延安后在鲁艺开设英文班，讲授惠特曼《草叶集》和菲尔丁《汤姆•琼斯》等作品;著名作家沙汀(1904—1992)曾在鲁艺讲授果戈理，经由英文翻译《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的周扬和长期旅居苏俄的文学系主任萧三(1896—1983)等讲授苏俄文学等。到1941年，鲁艺已初具大学雏形———显示出正规化和专业化特点，如各系必修“西洋近代史”、“外文(俄/英/法)”和“艺术论”等公共课，文学系则必修“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理论名著选读”、“翻译”等，期间鲁艺云集了除这些人之外，还有何其芳、陈荒煤、严文井、张庚、田方、洗星海、吕骥、贺绿汀、王朝文、华君武等优秀人才，茅盾于1941年6－9月曾受邀前来讲学，艾青、丁玲、高长虹、萧***等也应邀来此演讲。对这种重建大学性的改革，时任***副部长罗迈(李)还代表中央发表了肯定性意见。只是整风运动，使这些大学性先被批评为“关门提高”、后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直至大学性被改造成工农速成中学性，“世界文学名著选读”课从切实的文本选讲演变成文学史概论，远离了学术性和外语的要求。西南联大和鲁艺这种培养学生***阅读文学文本的能力、促使教师在研究基础上提升教学质量的做法，与当时和后来的西方大学很流行的新批评阅读，遥相呼应。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VadimirNabokov，1899—1927)，1948年受聘于康奈尔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副教授、1952年受聘哈佛大学讲师(1958年离职)，讲授英、俄、法、德等文学大师的创作和英译俄罗斯文学课，短短几年讲授笔记，而不是系统的文学史工作《文学讲稿》和《俄罗斯文学讲稿》，成就了他小说家之外的文学研究家的声望。对此，在散文《固执己见》(Strongopinions，1973)中他解释说，“我设法向学生提供有关文学的准确信息:关于细节及其如此这般地组合是怎样产生情感火花的，没了它们，一本书就没有了生命。就此而言，总体的思想不重要。
谁都能看得出托尔斯泰对通奸的态度，但要想欣赏托尔斯泰的艺术，优秀的读者必须乐意去想象，如百年前从莫斯科到彼得堡的夜间火车之情形”［10］(p．261)。不单纳博科夫是这样理解世界文学，新批评式理解文学的国际著名批评家、耶鲁大学布鲁姆教授(HaroldBloom，1930－)，在1990年出《西方正典:伟大作家与不朽作品》(1994)，针对后殖民浪潮和解构主义试***颠覆既有的文学经典，他从文学审美具有超越种族、性别、国别的普遍性价值，和不同作家具有不同文学影响关系等角度，细读莎士比亚、但丁、乔叟、塞万提斯、蒙田和莫里哀、约翰逊博士、《浮士德》、华兹华斯和奥斯汀、惠特曼、狄金森、狄更斯和乔治•艾略特、托尔斯泰、易卜生、弗洛伊德、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等，从具体文本的字里行间读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的不断解构和重构之规律及其意义，再次让国际学术界看到文学文本的魅力。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的《英国小说导论》(2003)，则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野解读斯威夫特、狄福、斯特恩等英国著名作家的小说特点和意义，同样令人叹服。这些人的如此阅读，个性化地解释了文学史上的具体情景，意外地扩展了他们作为作家或学者或理论家的声望。很可惜，这些能意外地与国际学术潮流并行不悖的文学史著述和文学现象理解的现象，先是因为战争局势紧张、后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高等教育改造所影响，没能获得可持续发展。#p#分页标题#e#
三
在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领域的这种冲击波至今仍有余音。原本是专业性的外国文学史教学和研究，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文学史观高度意识形态化，并且用体制化方式处理学术问题———借用苏联体制改造中国大学。但是，苏联延续帝俄时代借鉴日耳曼大学体制，尤其是其教研室制度，如语言文学系设有外国文学教研室(зарубежнаялитературнаякафедра)，负责开设外国文学史基础课和系列选修课(苏联解体以后这种学科制度继续保留着)，有效保证苏俄的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业性———借助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联合高校编纂出高水平的《世界文学史》，这是高校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参考教材，而不是高校任意编写缺乏专业性的教程。例如，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耗时近20年(1976—1994)著述8卷本《世界文学史》，其知识之丰富、体系之完备令人钦佩:任何章节的作者都是该领域杰出专家，如科学院院士M．阿列科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著名法国文学和西欧戏剧专家C．莫库利斯基教授、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文学研究专家A．斯米尔诺夫合作该套文学史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卷(1978年初版、1987年再版)，从而使之在中世纪文学的文献运用、史料处理、体例安排等方面，以及对世俗文学(светскаялитература)、民间文学创作等研究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同样，对欧洲诸国的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研究，包括史料考据和对文学发展的认知，至今也是被广为承认的。而这种重视史料和文献运用的治外国文学史传统延至今天，如1990年代后期莫斯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五卷本《外国文学史》便如此。
当然，苏联《世界文学史》立论和写作方式上有其不足，如对中世纪态度严厉、对文艺复兴则极为赞赏、基督教对欧洲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未得到应有重视等，但比起苏联人著述的任何版本《苏联文学史》，外国文学史的著述要严肃得多，亦更有学术价值。在中国学习苏联的情势中，学术界学习苏联建构外国文学史方法，则是题中应有之义。遗憾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大学盛行的意识形态写作，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它不是正视苏联的世界文学史著述方法，而是照抄苏联人的苏联文学史———把苏联对自身文学史的意识形态写作，当作中国的外国文学史标准，结果是普遍缺乏苏联《世界文学史》的史料功夫，却有其文学现象判断的意识形态不足。这种情形，在当时及此后所出现的一系列外国文学教材，如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组编《外国文学参考资料》(高教出版社，1958—1959)、周煦良主编《外国文学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1964)、石璞(1907—)著《外国文学》讲义(四川大学中文系，1957—1958)、中国人民大学文学教研室编《西洋文学选读》(1958)等，有着这个时代明显的印记;与强调文学作品细读的吕叔湘编注《西洋文学名著选读》(上海开明书店，1950)相比，这些教材既缺乏“文学”的历史性，又少了文学“历史”的研究深度。总之，这时期与其后的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同整个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一样，并未按国际学术进展去重建文学史，而是为解决内部的拨乱反正问题，试***以人文主义替代其他观念和理论，对人文主义作为欧洲近六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潮流所发生的危机茫然无知，人文主义演变为人类中心论和人类理性至上论，为19世纪末以来欧洲和俄国知识界所诟病，且对人文主义认知的如此变化，影响到对历史的判断，也改变了文学史编纂的原则———要求恢复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本质。
外国文学史篇2
关键词:多维视野 外国文学史 中国特色
怎样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新模式，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成为人们多方面深切关注的学术前沿问题，并迅速发展为文学审美教育探讨的一个热点，众多坚持文化操守原则、锐意求新的外国文学工作者，更是把它当作创立中国“外国文学学”的带有战略意义的课题来考究。1999年10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在上海召开第六届年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前所长吴元迈研究员，在报告“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50年”中明确指出，“外国文学学即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还没有很好开展，而它对吸取百年以来外国文学研究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对外国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吴元迈13)。在大会主题发言“关于中国人编写外国文学史的几点思考”中，我曾强调，从回顾与展望两方面研讨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编写策略是“当务之急”，同时提出了梳理或撰写建国60年来中国外国文学史的“编纂史”的良好愿望。无可置疑，如欲应对“当务之急”，务须认真重评既有的外国文学史主要模式，经过几组矛盾的辨识和论证，最后推出关于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建构“方案”，这是必由之路。是否适时而实用，特此向专家学者请教，征求广大读者的批评意见。
一、重评外国文学史主要模式和正确处理几组矛盾关系
巡视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及外国文学史编纂进程，显而易见，前苏联文学史观和西方文学史观在不同时期均对我国的外国文学史建构，产生过重大而深刻影响，积极促进和消极延缓作用并存。叶水夫等研究苏联文学的专家学者关于苏联文学史观的得与失已有不少评述，似不必重复。这里重点讲评近几十年西方文学史观“为我所接受”的简况，这是我们研讨已见的中国的外国文学史模式、以及如何处理外国文学史编写中的几组“矛盾关系”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重写外国文学史的呼声日益高涨，国内学者、文学史家、文评专家把目光转向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史观，如果我们把姚斯的接受美学称为第四类，那么后现代主义奉行的就是第五类文学史观。有人指出，后现代文学史观也有其可取之处，此言不谬，后现代文学史观强调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在重视文学史的规律的同时必须还文学的历史性，写文学史必须以史学理论为基础。后现代主义史论的基本观点就是应当恢复理论的批判本质，即对过去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进行审判，不能照搬照抄，要用批判的眼光进行重新审视。我认为这种文学史观有道理，也就是说要进行再思考;这不是再次或重复思考，而是思考的超越，要有新的认识，新的发挥。后现代主义当然也有缺点，有虚无主义倾向，它否定一切既定理论，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论。我们虽然要警惕后现代虚无主义的倾向，但它的确也不乏可以借鉴的地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确实推动了西方文学史的发展，对我国重构外国文学史也有着启示作用。重审、再议、深思过去是为了突显现实的需要，要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自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原则，消除后现代主义否定一切的消极因素。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有一部经***推荐的由老中青学者三结合编写的《新编欧洲文学史》(上中下)问世，这是时代进步的需要。这部文学史是在杨周翰等40年前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上下)的基础上修改的，虽然前后两部没有多大变化，但是后者克服了弗里契的影响。较之于旧《欧洲文学史》，它最大的变化不是体例的变化而是观念的变化。祛除了庸俗社会学的观念，纠正了先前单纯的阶级分析法，加强了文学分析法。这可谓是西方文学史观对我国文学史编写产生影响的一个具体表现。话说到此，自然会联想到有些西方的文学史观可作参考材料之说，事实上，我们不能忽视从法国的斯达尔夫人到丹麦的勃兰兑斯，从苏联的季莫菲耶夫到斯洛林，他们的文学史著作和文学史论对我国外国文学史研究的借鉴和启示作用。不仅西方文学史家的编著一贯坚持“以文学史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的文学史观，我国很多的外国文学教程基本上也借鉴了这一文学史观。在叶水夫主编的《苏联文学史》(1993，我国专家学者自己撰写的第一部大型苏联文学史著作)以及王佐良、何其莘合著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1996)中，均可见出上述文学史观的影响。
另外，其他国别文学史对我国文学史研究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我们已知，北大教授吴达元编写的《法国文学史》对我国影响很大，但是这部著作是以法国文学史家朗松的《法国文学史》为蓝本写的，哲学性很强，文学性相对较弱。英国莫狄·勒樊脱的《英国文学史》在我国建国前后也很有影响，这本文学史的翻译本曾作为南开大学***前中央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材，在美国高校也作为教材使用。勒樊脱认为文学本身是个活跃的东西，也就是说文学是动态的，有启示性的，因此，有人提议要写叙事性的文学史，是为了疏通文学史，突出文学史的文学属性，但是难度很大，应有较长的反复实验的过程，目前还没有出现叙事文学史。德国梅耶尔在1954年出版的《德国文学史》和梅林的《德国的文学论》、《作家作品论》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精神，在我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最后，关于西方文学理论全球化扩展到我国的现象，可以联系世界文学来加以思考，这在我国的影响也很深远。
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研会(即当今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都很重视面向2l世纪的外国文学研究与外国文学史编写。《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等期刊都曾多次以专栏或散篇的形式，讨论外国文学研究的深化、外国文学评论的强化、外国文学史重构等问题。
关于文学史方面的讨论归纳起来，我认为要处理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中国外国文学史***性与开放性的关系。我们应该充分吸取国外同类文学史的精华，却又不是英美式、法式、德式、苏俄文学史的翻版和简易改编。如欲编写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外国文学通史或各国别文学史，则必须以中国文化与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化思潮和文坛风云为基本参照系。这里也有一个“开放”的问题，包括外国文学史向中国文化与文学开放。中国人写外国文学史，如何结合我们的民族文化与文学来凸显其“世界性”和“比
较性”，是很值得研究和实践的重大课题。无可置疑。这一方面完善的成果，既有助于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学派的建立，又能如实反映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展。
第二，史与论，文与史，系统性与当代性的关系。这几组关系都是编写外国文学史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一部外国文学史，就是外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中发展的历史。因此，我们编写外国文学史就不可不关注文学理论、批评和方***。有人认为，作为外国文学史，不能简单地运用历史叙述方式罗列文学现象，不可成为“文学、历史事实的拼凑”，背后必须有“史学理论”或“文学史论”支持，必须从历史的高度、文学史的深度来把握理解它。外国文学史的系统性和当代性可能涉及多方面的问题，但最终这两者是能够融汇的。重构文学史或重写文学史并非简单地增加点什么或减少点什么，也不是彻底摧毁传统的体系，着重应该从当代中国人的视角出发，这种文学史观的当代性既不排外，也不割断自己的历史。
第三，失语与寻求本土语言的关系。事实上，中国人编写外国文学史运用什么方法，采取什么样的评说方式以及文学理论概念、术语等，也是一个难以回避且不应该回避的问题。甚至涉及文学作品、文学理论的翻译问题。90年代以来，一部分学者为中国文论失语，中国学术话语中的西方主义焦虑，并且印证后殖民批评，积极呼吁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重返自己的话语家园，也有一部分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并在诸多报刊展开争鸣式的研讨。实事求是地说，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史著述中，确实存在机械搬用西方文论、方法和名词术语的现象，甚至在一部分中国古今文学评论中也是如此。这种照搬、失语状态，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焦虑。学者们有理由提出外国文学研究应该用中国而不是外国话语的要求。但是，我们又不能偏狭地、保守地夸大这种失语现象，绝对地把中国文学论、方***和西方文论、方***对立起来，忽视我国学术界吸收、借鉴西方文论、方***精华的成果。其实，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既有区别又有相似的东西。因此，我们在继承发扬中国古代文论的同时，可以而且必须吸收借鉴外国文论中的能为我所用的东西，并经过融汇整合，使之化人自己的血肉之中。我认为在处理本土化与全球化的问题上，我们必须辩证地对待，既不被西化也不执着西化，正如季羡林先生所强调的“必须中西兼通，中西结合”。文学理论如此，文学史言说方式亦应如此。另外，我还补充说明一点，那就是我们在做外国文学研究时，同样要辩证地对待原语外国文学和译语外国文学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其实译文工作也需要一种“科学精神”，比如译语外国文学中也可追溯原语外国文学的“韵味”:多种译文与原作原文作审美比较研究，“味在其中”。关于“两种外国文学”，可以参阅高玉的著作《“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第四章第二节“论两种外国语”。
第四，文学史与交叉学科的关系。编写外国文学史不可不特别重视交叉学科研究的发展，这也是时下“热门话题”之一。文学史离不开文学批评，现代批评方法具有多样性、边缘性、精确性、对立性的特点，各学科批评模式多元并存，并在矛盾中发展。从发展趋势上看，不可忽视其交叉性、综合性。钱学森认为，世界上科学发展的总趋势是走向综合与交叉，走向一体化，不能再区别自然科学方***与社会科学方***。钱三强也说:“本世纪和下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学科的时代。”现在，文学批评方法正在发生***性变化，自然科学方法、横断科学方法在文学批评方法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各种方法互异、互补、融汇。世界文学史紧密地联系世界文化史，文学与文化各个部门是沟通的。因此，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包括外国文学的编纂者，有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促进真正的世界文学早日到来。
当然，要处理这些关系，就必须涉及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文学自律与他律的关系，但是我们必须关注关系的双方在矛盾运动中互渗互补，可能走向融合与统一。其实，有的矛盾关系对峙难解源于研究者的观念、理解相异。比如，20世纪末建立的高校文科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由原来具有历史亲缘关系的两个学科，即世界文学、比较文学融会、整合而成的新专业。在两个世纪之交，争议颇多，很不一致，有人认为世界文学学科被比较文学“吞并了”，有人认为这样“合并”造成比较文学学科的“混乱”。⑤经过反复研讨，问题趋向解决。众所周知，先有世界文学，后有比较文学;没有比较文学，就没有开放式的世界文学。这一新专业的出现，不仅为世界文学，而且为比较文学的教学改革和科研的“定向”提出新的挑战、启示、思路和课题。充分发展新专业的优势和积极建设原有的两学科是并行不悖的，务必正确处理三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努力促进比较文学向总体文学“飞驰”趋至“合二为一”，让真正成熟的“世界文学”或“世界文学的时代”早日出现。
现在从我们提及或简介的当代西方文学史观来综合思考，不难见出其多元特性及其对我国文学研究与外国文学史编撰之渗透、导引、示范的功能。不宁唯是，我国为数众多各类型外国文学著作，主动而不同程度地吸取域外文学史理论，大都曾为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发挥积极促进作用。尤其在清除庸俗社会学影响之后，外国文学史重构、名作家重评、名作重读的呼声日益高涨。确如陈众议研究员所强调的那样，文学及文学经典是说不尽的。”就文学史编写的方***而言，过去社会一历史批评方法一家独尊，此后西方的精神分析学派、文艺心理学派、神话一原型学派的理论为我国外国文学工作者探索东西古今文学创作的心理活动提供了比较明朗的线路。此外，除开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还有从英美新批评到结构主义批评和解构主义批评，甚至还可以链接当下新的文学批评即从北美到欧洲的生态批评，这一切对中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领域的良好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当代西方的文学史观与中国的亲和、影响关系，也应作“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
20世纪70年代末***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近30多年来，外国文学研究连同外国文学史编写迅速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西方文学理论和西方文学史观的不断引进和借鉴，功不可没。与此同时，也存在缺憾和失误，这是不容忽视的。迄今，尚未见出名副其实的体现了自己***体的“中国外国文学史”。有的学者、专家十分关注如此缺憾，并着力开展这方面的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吴元迈先生，10年前(1999年)在第六届外国文学学会年会开幕式上的发言(与1995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组织的外国文学学科调研组的报告基本一致)，在充分肯定新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同时，也指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不能“以我为主”，还没有建立自己的体系，编著出版的大量各类外国文学史多数是“大同小异”，重复叙述，盲从西方文论、文学史观现象相当严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积极建议:大力开展建立“中国外国文学学”(即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专业活动。我很赞同吴元迈先生的意见，在“关于中国人编写外国文学史的几点思考”的发言中，也提出了“先编写一部中国外国文学史的编纂史，作为日后编写真正中国特色外国文学的基础”。其实，吴元迈此意早已有
之，他是1995年“外国文学学科调研报告”的执笔人(我也参加了调研活动)。这份“报告”即已提出颇有见地的建议:“九五”期间外国文学界务必以马列主义、***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来研究外国文学，大大加强精品意识，拿出无愧于时代的著作来，其中，自然包括当代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的编写。可以这样说，近十多年来，我国外国文学史的编写取得了重大成绩，如深化了“精品意识”，加强了“比较意识”等。提起如此进展，不可忽略吴元迈主编的《20世纪外国文学史》(国家社科规划重大项目，译林出版社，2004年)。该项目结项时，我曾代表审读专家组发言，给予它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在20世纪外国文学研究乃至中国外国文学史编写中有较大的突破。仅举一例，即可证实。比如，华裔美国文学部分的编写者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跨文化思考:“华裔美国文学的确有其异于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但它又割不断与中国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为此，华裔美国作家不能绝对***，也不能绝对继承。由此可见，在有关外国文学史中华裔美国文学的“边缘特质”作深切的跨文化反思，很有必要。此书问世后，学界反映良好，全书五卷250万字，为我国此后的外国文学史研究的拓深和繁荣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对“中国外国文学学”和自己体系的外国文学史的建设大有裨益。由是观之，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尚在建设中，从总体上来说，真正的自己的体系还未形成。事实如此，从两个世纪之交迄今又十多年过去了，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的撰写，仍未见出***的体系。在充分估价近十多年(扩大到新时期)“外国文学史”编写成果时，适当反思其不足，很有必要。
在常见的大量的外国文学史中，像五卷本《20世纪外国文学史》还是少有的。许多外国文学史编写者对西方“新”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史观中“新”的阐释未经精思而急于拿来，立即运用，于是在他们编写的论著中产生了消化不良的厌食病，这带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说到此处，吴元迈多次提出警示:中国必须建立“以我为主”而富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学”，言犹在耳。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辨别当今外国文学编写中的几种偏向模式。我们再也不能沿袭长期以来奉行的“四段论思维模式”了，这类“模式”在所谓“社会思潮史”的导引下，偏重于主要作家作品的评析，即主要作家作品所在的时代与社会、主要作家的生活创作道路、主要作品的思想意识和主要作品的艺术特征。我们再也不能满足一厢情愿式名家名著评论的环节连套，以及表面链接文学思潮更迭的模式了，这类“模式”对文学的发展仅作单纯历史性讲述。外国文学史当然离不开作家作品系列研究，但不可止于此，而重在“史”的评说，其中贯穿全程的文学史理论是“重中之重”。有人据此推出《剑桥美国文学史》(8卷本，哈佛大学伯克维奇主编)作为颇富当代创意而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学史专著的代表，现在还没有这样著名而自成体系的文学理论;却又特别强调:即使西欧现存的文学史理论，也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梳理与借鉴、批判与吸收的问题，不可拿来就用。可以认同此说，但仍须解释和辨识。文学史并不完全等同于文学批评史。尽管文学史家务必运用文论来阐释，文学史理论也并非一成不变而充满主观因素的史论，文学史观应该“与时俱进”;尽管作为“历史分支”的文学史“必须以史论为基础”之说很有道理。真正的文学史理论却又是“动态的”，并有吸纳东西古今理论的“特异功能”。我们如此辩证而认真辨识、评审自己的成绩和缺失，从如此视角来期待新的中国式的外国文学史，绝非西方任何一种“模式”的生搬硬套(包括西方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理论)，却又广泛包容中西文化(文学与文论)的精华，从而展现中西文化(文学与文论)“融合会通”灿烂光彩。
二、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的设想
精细的读者可能注意到，本文多次提及过去高校常将世界文学与外国文学等同称呼，将外国文学史称作世界文学史，甚至高校开设的外国文学课程重点讲授名家名作也与外国文学史或世界文学史混为一谈。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出批评，并予以科学“界说”，《外国文学研究》也多次刊发专论研讨，可以参阅。这里单就外国文学或外国文学史而言，笔者引用旧作《外国文学史》“绪论”开宗明义的一段话，即可见出其与世界文学或世界文学史的密切关系和严格区别:“顾名思义，外国文学不包括本国文学，系指本国之外的世界各国文学，但它又必须与中国文学彼此呼应，相互观照。从东方到西方，从古代到现代，由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各国、各地区文学所组合而成的世界文学，多方面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嬗变过程与人类审美思维发展的轨迹”(王忠祥1)。在西方文学史上，在东方文学史上(自然包括中国文学)确实拥有许多影响深远的伟大作家作品，作为特定“课程”，务必突出讲授，却又不能代替文学史的学科任务，前文相关处，已有所涉及，后文相关处还可适当联系，为了节约本文篇幅，只可点到为止。但外国文学研究者和外国文学史编写者对于上述一类问题，不可“掉以轻心”。明鉴于此，议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的设想就方便了。
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的设想并非“空中楼阁”，它是针对我国目前的外国文学研究的不足和缺憾而提出的，而且力求其理论和规划符合科学发展观和自主创新精神。建国60年来，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包括国别外国文学史研究，获得了可喜的成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出现了很多缺点和失误，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1、同水平重复比较多，搬用西方的理论而脱离中国的实际;2、言说方式严重欧化、失语，搬用西方名词;3、庸俗社会学流弊还未彻底清除;4、缺乏中国特色的***体系，因此重构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非常必要。
我主张特别关注从斯达尔夫人到勃兰兑斯，从季莫菲耶夫到斯诺林的文学史观，他们的基本特点就是以史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的文学史结构。对此还应以中国文学批评史为“参照系”，这是建立自己***体系的需求。比如，郭绍虞和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也有经(朝代更迭分期)、纬(特定朝代的文评现象与文评家)之分，经纬度交织而结合。我参考这类模式，并认真梳理新的体悟，再在综合众多学者、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我的文学史构建设想。总的来说，我们还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摒除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要坚持做到“四性结合”与“五环互动”。正确理解和实践“四性结合”很重要，如没有四性结合，也就谈不上五连环协作。
在当今学界研讨文化(文学)全球化与本土化“二元并存”、“双向交流”、“多元混合”的背景下，在坚持本土文化身份和弘扬民族文学优良传统的原则上，强调外国文学作品重读重评。鼓励外国文学史重构重编，如我们所知，这是“与时俱进”的需要。我在《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新范式》中曾予以翔实论证，此处不必多议。然则，构建中国化(形成自己***体系)的外国文学史，如何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切实突出中国文化精神特色而且模式创新，显然是重大的关键所在。依我之见，一部外国文学史从策划到编撰的全过程必须始终贯彻“四性结合”，即世界性、本土性、比较性、当代性的融通调适，书稿是否达到这样的准则，有
关既定专家评审当然重要，同行学人(包括持不同意见者)参加议论也不可少，并行不悖，应向诸葛亮学习——“集思广益”。
将世界文学的远景当代化，大肆宣扬其“全球化与多元化”相见欢的文化属性，这是当下带有国际性的热门话题。在这里，我完全同意陈众议先生在《为有源头活水来——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三十年》以及《经典背叛及其他》两文中有关部分所指出，全球化与多元化之说貌似平等，其实不然，甚至“也是一个悖论”。切勿任意机械搬运使用，谨防走“西方化”或“美国化”的旧路，***治经济方面如此，文学文化方面亦如此。辨识诸如此类问题之后，讲述“五环互动”的设想就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比较方便了。所谓五环互动的“五连环”，即指以下五个方面:
1、运用文学史论讲述历史条件、自然和社会环境、文学土壤和时代人文精神。采用以“面”带“点”，点面结合的模式，坚持历史的讲述和文学审美的批评方***，这完全符合文学从来就是人类对生活与时代审美反映的史实。2、作家作品评鉴力求清晰，名家名著突现其应有的地位，却又不抛弃一般的作家作品。诚然，文学史绝非名家名著评论集，却又必须防止“去经典”、“去中心思潮”理论的误导。3、文学思潮发展过程要系统化，努力表现和阐释其中含混的多元化的文学矛盾。在文学史上，有些小流派影响深远，也应予以适当关注。4、我认为文学是广大读者、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对话的场所，交汇感悟的地方，一部外国文学史旨在让人们交流、接受文学意识。5、重构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务必以中国古今文学发展史为参照系，平行比较与影响比较并举，这样才便于促进东西、中外文化文学交流。这样构建中国式的外国文学史，只是表层设想，真正把文学史做到深层次，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和精细的思考。比如，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如何凸显审美“人学”发展过程，就应该认真探索。
现在，从总体上解说“五环互动”协作关系，并适当举例证实。组编任何类型的外国文学史，均应始终坚持“五环互动”原则。所谓“五环”已作简介。“五环”之中以第五环为主干，在第五环的统领下环环相扣，突出中国特色必然包括自己体系的形成;各环互动不仅表现为语言文字方面的呼应，而且体现在“史”的叙述和“论”的阐释等内容结构之中。这里可以举证，简说一番。研究我国当今著名戏剧家、导演黄佐临“写意戏剧观”者，大有人在。有些学者如此称赞黄佐临的“写意戏剧观”:黄佐临提倡充分运用中国传统戏曲的重在写意的原理，并以此为基础，吸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经过相互渗透，彼此交融，从而积极建立新的中华民族话剧演剧体系。我以为如果不那么胶柱于“名词”释义，黄佐临的“写意戏剧观”确有其重大的审美实践价值，即以弘扬中国戏曲优势为基本，并努力吸收西方戏剧及其理论精华，执着追求“梅兰芳戏剧体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布莱希特戏剧体系的综合”。理所当然，如此既显示中国特色又达到中西会通之妙境的“综合”，需要经历长期反复的研讨和实践，绝不是一蹴而就的。黄佐临关于“写意戏剧观”解析中的“四写意”之说，虽然不完善甚至自相矛盾，但他走向中西戏剧通过“对话”而“综合”的道路却是可信且可行的。其实，黄佐临提出“写意戏剧观”是有其时代感应的，此前学界早已有“西方文学与文论重在摹仿写实，中国文学与文论重在写意抒情”之说。无论中西学界，关于此说的“争鸣”也是存在的事实，“争鸣”可以求同存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编的《外国文学研究论丛，中国现代文学专辑》(1985)，以及上海师大学报编辑部主编的《海外中国学》(专辑，1986)中有关论文，均可参阅。
在此，我乐意顺便简介吴元迈主编的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外国文学》(2006)。这部教材由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历史与文学艺术教材编审委员会(吴元迈、王忠祥参加)审定。此书达到******在总体“序”中提出的要求，“要坚持少而精、管用的原则，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要使教材“切实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1)。《外国文学》突破了过去较长时期采用的“二分法”局限，即把外国文学分为西方文学(欧美文学)和东方文学(亚非文学)融为一个整体，包括五千年的历史并涉及五大洲的文学;各国历史时期各个地区(各国)文学，均能发扬“点”与“面”结合的优势，并适当关注不能进入名家名作专节而又值得进入文学史的作家作品(“小概述”中予以简约介绍)。《外国文学》最大的优势，如其“绪论”所指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倡导的文评原则:“历史的和审美的”，它与我所讲述的“五环互动”的精神大体一致。也不必讳言，由于干部学习的基本特性和实际需求，这部教材受“简明扼要”的体例所限，不允许充分表述中西古今文学与文论交流，也不可能充分评议其中平行与影响比较性的研讨。
话说到此，仍须补述几句。从两个世纪之交到2010年，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外国文学教师和兄弟院校外国文学工作者一道，为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下过功夫。比如，《外国文学史》(1-4卷，王忠祥、聂珍钊主编)的出版(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2000年)，以及“部级精品课程教材”《外国文学史》(1-4卷，聂珍钊主编、王忠祥顾问)的出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就充分表现了“精益求精”的艰苦奋斗精神。尤其是后者，与《外国文学》同样把“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会通融合为一体，坚持“四性”即科学性、系统性、学术性和实用性原则。也无可讳言，如其后记所说，还“存在一些问题”，可作“进一步的修订”。尽管《外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史》(1-4卷)和人们理想的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还有明显的距离，但这一类著作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值得我们深思和采纳的。
我很认同童庆炳先生的高见，不能再走“全盘西化”和“固守传统”的旧路了。既要远离民族虚无主义支持的“西化”，也不迷恋极端民族主义支持的“化西”，学术总是可以通过不同方式的“平等对话”，互相借鉴，彼此沟通，求同存异，并肩前进。钱钟书先生在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谈艺录》“序言”中早已指出，文学性(以及文论性)的演变，主要标志着人类文学(及文论)的走向，即“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海、北海、道术未裂”。为此，通过古今、中外、东西对话，反复研讨文学性和文学理论的历时演化和共时并存的复杂态势，很有必要。不必讳言，基于“对话”的“整合”务必伴随“争鸣”进行长期调整和“适应”。像学贯中西的大师冯至、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季羡林等在这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值得当今学人认真学习。
总之，构建当代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无疑是一项特殊重大而历时较长的审美“人学”工程，任重道远，各方面的矛盾冲突和艰难险阻不会少。然而，这项工程和建立“以人为本”、“以我为主”的“中国外国文学学”有密切链接关系，前者(编写自成体系的外国文学史)是后者的必由之路。为此，我们必须坚定信心，克服一切困难，跨越一切险阻，奔向光辉的前程。我虽耄耋之年，仍愿为此克尽绵薄之力。事实正是这样，只要我们牢实把握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的基本特性，遵循“承传——超越——创新”的规律，勇攀学术高峰，我们一定会有属于中国、形成自己体系的外国文学史。
据我所知，在弘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的照耀下，各层次各类型研究外国文学史的专家学者，以及这些方面著作的编撰人，正在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外国文学史奋战不息。***特大攻关项目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外国文学史》编写组已开展工作，势头很好。诚如聂珍钊教授所指出的:马工程《外国文学史》教材务必“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充分反映本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不言而喻，各界广大读者和有关文教工作者殷切期待这样的新外国文学史。今日世界文坛，需要真善美三合一的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它必然通过世界文学的比较性和比较文学的世界性的讲述，充分表达“中国心”、“文学情”和“世界爱”。
注 解
①王忠祥:“关于中国人编写外国文学史的几点思考”，载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课程教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教学参考资料汇编》(王忠祥苏晖编，内部印发)第25-31页。另参阅王忠祥:“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的新范式”，《文学教育》(下)11(2008):004—008。
②“外国文学研究与编纂60年”一文讲述了前三类文学史观:一、弗里契《欧洲文学发展史》试***用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评析欧洲文学，但奉行经济决定理论，有庸俗社会学弊病，其割裂“自律”与“他律”关系的偏激文学史观在苏联和我国学界都被清理过。二、美国文论家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强调文学史的编写必须在一定的文学理论指导下进行，反对庸俗社会学文学史观。三、英国文论家阿诺德·蒙塞提倡“他律论”的文学观，主张文学的外因和内因“相加结合”，但如此“相加结合”是机械性的，并非“自律”和“他律”的辩证统一。以上三种文学史观对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以及外国文学史的编写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借鉴作用，却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难以合理解决文学自律和他律的辩证关系。于是，20世纪中后期，有不少学者积极引入德国文学史批评家姚斯的接受美学观点，认为文学史是动态的文学史，应该尊重读者的反映，似可将它称为第四类文学史观。往后奔驰于文坛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史观，自然可作为第五类了。
③参见孙凤城:“浅谈《新编欧洲文学史》”，《文学史重构与名著重读》，李明滨陈东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16。
④高玉认为:“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外国文学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由原语外国文学和译语外国文学两种性质不同的外国文学组成。现实中，相应地表现为外语学科的外国文学和中文学科的外国文学。它们在性质上具有本质的差别，但又紧密联系，难以决然分开，可以说异质而同构。从一种研究视角来说，它们并存而互补，对于现实各有其作用和贡献。”参见《“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161-172。
⑤参见汪介之:“‘世界文学’的命运与比较文学的前景”，《外国文学研究》6(2004)123-129。陈众议:“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开幕词”，《外国文学动态》6(2007):39-40。第九届年会主题是“走近经典”，与会者主要从“经典重读”、“文学经典的时代性”、“文学经典与民族性”、“文学经典的传播与教学”四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⑥参见《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一、二、三、四、五、六部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57。前文见《文艺报》2008年11月1日，后文见《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2期。
外国文学史篇3
日前，“近三十年来外国文学史研究及教学”全国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2008年会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会议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林精华教授主持，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贺祥麟、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周建设、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左东岭等先后致辞，分别从不同方面肯定此次会议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举行的重大意义。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60多位学者与会，就外国文学理论批评、文学史观念更新、文学史教学和研究等问题展开讨论。
刘意青在题为《当文学遭遇了理论》的发言别指出，在采用文学理论处理文学文本后，我们的文学教学和文学评论明显进步了。应用理论，能揭示文本无穷尽的先在内涵，多元文论不仅在重新认识文学经典方面功不可没，也造就了一批中国作家。她强调必须在教学和科研中更好地把握理论尺度，认为在文学评论中过分强调理论框架，也会带来不少问题，如可能造成理论的喧宾夺主，或者误导学生重理论轻文本，造成浮夸不实学风。刘教授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热烈讨论。刘建***认为当前文化发展的三个重要趋势是人文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冲突日趋激烈；人的身份、角色的不定性愈演愈烈，在文学研究中体现为“边缘人”的概念；个性价值和普世价值的冲突愈演愈烈。肖锦龙从米勒的《小说与重复》谈解构主义批评的洞见与盲区，指出在梳理近三十年文学成果时，发现套用方***的现象十分明显，存在在理论上转圈而没有进入到批评文本本身等问题。他认为这不是理论本身的问题，而是研究者没有将理论做透。吴俊忠则就此提出了如何区分理论指导与文学批评方***的问题。
在涉及文学史和具体文学文本的发言中，杨慧林讨论了“莎士比亚历史剧”的讲授案例与批评史线索中的文学史研究。王立新在发言中分析了希伯来神话的文化品格与民族特质。刘亚丁分析了《一个人的遭遇》中的叙事和隐喻，认为文本包含了和平与战争两种状态，并构成强烈冲突。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框架内，作品中的很多内容被屏蔽了。吴康茹联系史学对原罪说的争论，重新评价了法国启蒙文学的成就，进一步思考了法国启蒙文学的发生机制以及文学领域的建制；认为哲理小说利用了故事的趣味性和娱乐性，启蒙思想家运用时将重要思想隐藏在叙事中，利用文学符号化力量达到启蒙的作用。唐岫敏详细论述了传记文学评价中的三个关键原则即思想性、时代性和艺术性。
外国文学教学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点之一，来自教学一线的学者们纷纷结合自身实践和感触，为外国文学教学建言献策。李明滨回顾了曹靖华先生为俄苏文学学科创建所做出的贡献。郭英剑总结了近三十年来英美文学教学情况，强调外语文学教学属于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在培养人文精神，教师应该具备双重文化立场，教会学生批评性思维。夏忠宪指出科技时代中的科技性和功利性等会影响到高校里的人文教育，她建议在教学当中，教师和学生同时与文学文本形成间性、同时作为主体，教师与学生应该对话。张世君介绍了自己以建构主义理论指导外国文学教学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视、听、读、写、做、编、演”的新教学模式的建构。
黄晋凯在闭幕式上总结了近三十年外国文学研究及教学繁荣的原因，包括冲破***治、意识形态的束缚以及外国文学领域各位同仁不断克服自我局限等因素。他认为外国文学研究及教学过程中所体现的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人文意识固然很可贵，但应对其进行科学定位，不能过分夸大其作用，否则会给教学和研究造成很大压力。会议代表普遍意识到这三十年来外国文学史教学和研究的主要成果是解决国内问题，即在恢复和完善学科建设的过程中，让中国了解世界文学进程，从而打破封闭的历史格局，促使中国融入世界。而未来随着中国卷入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所面临的任务，就不再是解决国内问题，而是要参与世界文学研究进程，研究和教学要关注世界学术进展、学科建设要直接和国外发达国家接轨。
外国文学史篇4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世纪回硕与断想
一、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百年回眸
众所周知，我国的教育史学科分为中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的学科领域。就中国教育史而言，研究者认为由黄绍箕提出设想，后由柳诒微撰成的《中国教育史》是由我国学者编撰的第一本中国教育史著作，迄今已近百年，它标志着中国教育史学科的诞生。然而，外国教育史学科具体诞生于何年，其标志性著作是什么，尚无定论。一般认为，最早的外国教育史研究始于清末民初，创办于1901年5月的我国最早的教育杂志《教育世界》，曾刊载了许多有关外国教育史的研究成果。我国最早的有关外国教育史的著作均译自日本，如190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东西洋教育史》等。191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周焕文、韩定生合撰的《中外教育史》，虽体例较完备，但它不是专门的外国教育史著作。从现有资料看，中国学者最早编撰的外国教育史著作是商务印书馆1921年出版的由姜琦撰写的《西洋教育史大纲》，该书是根据作者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的教本修订而成的，全书约20余万字。自古希腊教育一直写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法英美等西洋各国的教育。据姜琦在书中称：在此之前，西洋教育史研究除了上文提到的《中外教育史》外，“绝无他著矣”。[1]据此我们可以认定姜著《西洋教育史大纲》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外国教育史著作。此后，多种外国教育史著作纷纷问世，由中国学者撰写的有刘炳黎编《教育史大纲》（北新书局1931年发行）、瞿世英编《西洋教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林汉达著《西洋教育史》（世界书局1933年印行）、蒋径三著《西洋教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雷通群著《西洋教育通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姜琦编著《现代西洋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庄泽宣著《西洋教育制度的演进及其背景》（中华书局1938年出版）、王克仁著《西洋教育史》（中华书局1939年出版）等等；翻译著作有格荣夫斯(F·Graves)著《中世教育史》（吴康译，商务印书馆1922年出版）、《近代教育史》（吴康译，商务印书馆1925年出版）、《近三世纪西洋大教育家》（庄泽宣译，商务印书馆1925年出版）、埃默森(M.I.Emerson)著《教育理想发达史》（郑梦驯译，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赖斯纳(E.H.Riesner)著《法德英美教育与建国》（崔载阳译。民智书局1930年出版）、《近代西洋教育发达史》（陈明志、唐毂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库柏莱(E.P.Cubberly)著《世界教育史纲》（詹文浒译，世界书局1935年出版）、科尔(P.R.Cole)著《西洋教育思潮发达史》（于熙俭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迈耶(A.E.Meyer)著《近代欧洲教育家及其事业》（黄溥译，世界书局1939年出版）；另有译自日文的著作多本。如《近代教育家及其理想》（中华书局1924年出版）、《欧美学校教育发达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日本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等等。
从上述外国教育史著述的出版情况可以推知，我国教育史学科形成于20世纪初，20年代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是外国教育史研究较活跃的时期，也可称之为第一个高峰期。先是受日本的影响，继而受美国的影响，虽然出版了一些由国人撰写的著作，但其内容和体系均来自欧美，还谈不上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学科。从著作的类别看，既有通史类著作，也有断代史、专题史著作，研究对象限于德法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一个高峰随之消退。
新中国成立后，一切“以俄为师”，外国教育史学科更是全盘苏化。不仅从苏引进了教育史著作和教材，如米丁斯基的《世界教育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出版）和康斯坦丁诺夫的《世界教育史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4年出版），更从苏请来了教育史教师，培训高校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师资。这一时期外国教育史研究遵循唯物史观，强化了学科的***性原则和***治色彩，阶级分析方法被普通采用。客观地说，唯物史观引入外国教育史研究并作为指导思想和方法，为学科发展指明了方向，注入了活力。但由于“左”的干扰，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况且“一边倒”的***策也是违反教育发展规律的，因此而造成的恶果是学科发展的迟缓，学科研究难以越雷池一步。惟一的一本由我国学者编写的《外国教育史》（曹孚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出版），仅是苏联教育史教材的复制品。尽管曹孚先生本人学识渊博，学贯中西，但临终也未能完成编撰我国自己的《外国教育史》教材的夙愿，只留下一份未来得及修订的编写提纲（初稿），从***初期到“***”前，虽然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也取得过一些成绩，但总的研究水准和成果数量是不尽人意的，甚至不如二三十年代。“***”十年，外国教育史学科更是备受摧残。
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复兴是在1978年以后。1979年11月，全国教育史研究会在杭州成立，外国教育史学科开始恢复和重建。这一时期的重要任务是拨乱反正，消除“左”的影响。研究者不再拘泥于苏联版的教育史课本，西方的教育史研究成果开始引入。在此基础上，学者开始探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批试***在内容和体例上有所突破的外国教育文教材纷纷问世，如王天一等人编写的《外国教育史》上下册，戴本博等主编的《外国教育史》上中下册，吴式颖主编的《外国教育史简编》等。这时期集大成之作是由滕大春主编的六卷本《外国教育通史》，它是由我国知名外国教育史专家学者集体编撰的一部学术巨著，在突破西方中心论、摆脱“左”的模式的影响、强调各国文化教育交流的意义、充分发挥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功能等方面，均产生了较大影响。
除了通史类著作，各种专题史、断代史、国别史著作以及资料汇编纷纷出版，较有影响的有《外国教育家评传》、《西方教育思想史》（共有三个版本）、《美国教育史》、《日本教育史》、《英国教育史》、《外国古代教育史》、《外国近代教育史》、《外国现代教育史》、《外国学前教育史》、《外国幼儿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世界教育名著通览》、《外国教育发展史料选粹》等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批外国教育史专业博士论文（专题史）的出版，代表了我国新一代青年学者的学术水平。如《近代欧洲对美国教育的影响》、《社会转型与教育变革——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研究》、《杜威教育思想引论》、《欧美国民教育理论探源》、《日本教育现代化的历史基础》、《日本近代职业教育发展研究》等等。据估计，1978—1996年的18年中，外国教育文书籍的出版和论文的发表，超过1949—1977年28年中的成果10倍以上，这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春风。我们可以将1978年以后十多年时间看作是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第二个高峰期。遗憾的是此次高峰期没有延续多久，90年代以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已陷入全面危机之中。
将前后两次高峰期进行比较，颇能说明一些问题。虽然从成果数量上看，八九十年代远远多于二三十年代，但大多数成果的水平并没有明显提高，标志性的成果不多。相反，重复劳动、急功近利的产品并非罕见。史料建设薄弱，翻译工作遭冷落，二三十年代尚翻译出版了一批国外教育史专著，而八九十年代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本。外国教育文学科的内容和体系亦没有重大突破。以唯物史观指导教育史研究，这是二三十年代所没有的，但效果如何，实难评判，真正有创见的成果不多。相反，片面化、机械化、生搬硬套的现象时有所见。学科研究的方法几乎没有变化，仍是沿用几十年不变的传统方法。其他学科的最新研究进展和成果，国外教育史学科的新变化，似乎与我们关系不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八九十年代的第二次高峰期只是二三十年代第一次高峰期的复兴。由于学科本身没有多少变革和创新，经过短暂的繁荣，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机和困境。世纪之交的今天、正是此次危机的关口。如何摆脱危机，使外国教育史学科走上健废发展的道路，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教育史研究者的神圣使命。
二、新世纪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断想
我们要正视当前的危机，但更要对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前景充满信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新世纪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今后，我们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一）充分认识外国教育史学科的意义和功能
有一种观点，认为教育史是“向后看”，与“教育要面向未来”是背道而驰的。这种割断历史的错误观点是极为荒谬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鉴古知今”、“往事不忘，今日之师”、“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读史使人明智”，这些古今中外的格言和警句是对历史学科的肯定。也是对教育史学科的肯定。只要人类存在教育，只要教育科学具有存在的价值，那么教育史的存在绝不是多余的。
研究教育史已有很长的历史，一世纪古罗马教育家昆体良在《雄辩术原理》一书中就包括了教育史的内容。但作为一门学科，教育史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当时各国推行义务教育，“客观上需要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经验作为指导”，[2]这说明教育史与生俱来就是为现实服务的。在19世纪末的美国，教育史又获益于这种理论，即“教师应该至少知道其本国学校制度的发展，并以此作为他们专业素养的一部分”，[3]教育史因此被纳入师范院校的课程中。1905年，美国教育史奠基人孟禄(P.Monroe)撰成《教育史教科书》，力***通过教育史“破除教育工作者把兴奋点仅仅放在近前的教育实践的狭隘性，从而使他们能从历史长河中领略教育的意义、本质、目标和过程。”[4]美国教育家杜威更是将教育史看作是教育科学的实验室，予以高度重视。他强调教育科学中一些长期性和根本性的课题，实验室是无能为力的，若借助历史探索却能得出结论。巴茨(P.F.Butts)在《教育文化史》一书中说：“研究教育史，就其本身而言，是不能解决目前的实际问题的；但它使我们更为聪明地解决目前的实际问题。“这是因为研究教育史可以帮助我们看出目前的重要问题是什么，这些重要问题是怎样出现的，过去曾怎样解决的，过去解决的办法能否用来解决目前的问题。”[5]
毫不夸张地说，今天我们面临的重大教育问题，几乎都无法与教育史截然分开。举例来说，我国当前提倡的素质教育理论决非空穴来风，它实际上与二干多年来人们所追求的和谐发展和全面发展教育是一脉相承的。翻开教育史著作，我们可以找出和谐发展和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的线索。该理论最早由古希腊思想家提出，后由人文主义教育家继承和发扬，再由欧文奠定理论基础，最终由马克思发扬光大。再如，关于传授知识和发展能力的关系问题，几百年前就开始了形式教育和实质教育的争论，洛克、赫尔巴特、斯宾塞答大思想家、教育家都曾参与这场争论，争论双方各执一端，难有定论。其实，我们在当前的教育现实中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究竟两者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孰优孰劣，孰对孰错，完全可以从教育史中寻找答案。
我们的近邻日本对教育史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我国。日本学者认为，教育史能够直接为教育决策和教育改革服务。在他们看来，不重视历史研究，只着眼于现状，无异于本末倒置。因此日本许多研究教育的学者都通晓西洋教育史。日本教育史学会有2000多会员，遍及大中小学，其中近一半人专门从事教育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教育史学会的会员数大大多于比较教育学会。不少人专门致力于研究卢梭、裴斯泰洛齐、杜威，甚至陶行知也成为日本学者研究的热门人物。
教育史学科的意义是毋庸赘言的。
（二）继承已有成果，不断创新，不断完善外国教育史学科老一辈学者在外国教育史领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为我们继续研究汀下了基础。新一代的外国教育史学者应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探索，不断创新。
创新，是新世纪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关键，惟有创新，外国教育史学科才能摆脱当前的危机，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创新绝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我们做大量扎实的工作。首先，我们要大力加强史料建设。研究历史，离不开史料；研究外国教育史，同样离不开史料。多年来，史料建设一直是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它也是制约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障碍之一。解决了史料问题，外国教育史研究才可能生存发展。其次，由于外国教育史学科的特殊性，需要直接引入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必要的拿来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战后欧美教育史研究异常活跃，除了传统教育史学，还有以克雷明(L.Cremin)为代表的“相互作用论”的教育史观，以卡次(M.Katz)为代表的激进派教育史思潮。可惜他们的代表作至今没有中译本，甚至一些优秀的传统教育史学著作，如巴茨的《教育文化史》、鲍文(J.Bowen)的《西洋教育史》也没有唤起我们翻译的兴趣。再次，我们要借鉴国外教育史研究的新方法，改变传统定性的描述方法。二战以来，教育史跨学科研究、比较研究、系统论与教育史的结合，对传统方法产生了根本变革，但我们过去在研究中很少吸收和借用。总之，尽管当代国外教育史研究异彩纷呈，方法更新，成果倍出，但我们仍固守传统的模式和方法，只有个别学者吸收了部分成果。没有新资料，没有新方法，固步自封，数十年甚至百年不变，外国教育史学科不陷入危机才怪呢？
（三）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实现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本土化
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国际交流。近年来我国教育史界很少举办国际性的研讨会，我们的学者也很少有机会赴国外参加国际性的教育文学术会议，我们几乎处在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我们不知道当前国外教育史学者的研究动向，不知道国际教育史研究的最新发展。1982年，滕大春先生在《华东师大学报》发表了《战后美国教育史上的流派和论战》一文，近20年后，我们对国外教育史发展的了解仍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我们几乎没有获取任何新的信息。美国教育史界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有什么新变化，我们茫然不知。其他国家的进展，我们所知更少。根本原因是我们太闭塞、交流太少。同样是研究外国教育，比较教育学在国际交流上做了更多的努力，几乎每次会议均邀请国际学者参加，赴国外研修的学者也大大多于教育史界。外国教育史学科要摆脱目前的困境，重振旗鼓，必须首先打***际交流的大门。
当然，学习外国，要立足中国，学习外国的目的是为我所用，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学科要以中国为中心，其研究的内容要根据中国的需要有所偏重、取舍，为中国当代教育发展和改革服务。“现实性”、“洋为中用”应是我们坚持不懈的追求。千万不可一味追求西方的学术标准和指标，盲目模仿，失去我们自己的特色。“先借鉴、继超越”，[6]是值得到充分肯定的策略。外国教育史虽然是研究外国的东西，但最终目标是既要国际化，又要本土化。
（四）建立重点研究基地，巩固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学术阵地
外国教育史学界以往已有很成功的合作经历，如《外国教育通史》、《外国教育家评传》以及即将出版的《外国教育思想通史》，均是全国教育文学者合作研究的成果。这种合作研究能够弥补外国教育史学科力量的不足，发挥学术带头人的优势，共同提高学术水平，但这种合作做得还远远不够。从历史上看，我们已形成了几个颇具特色的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学术阵地。如北师大、华东师大、河北大学、杭州大学、华中师大、东北师大，其中河北大学、北师大已先后***培养出十余名外国教育史专业的博士，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今后仍需重点扶持和巩固这些已有阵地。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试***网罗更多的人加入外国教育史研究队伍是不易的。在人员较少的情况下，我们更应提倡合作研究、学术交流、资源共享，避免或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劳动，集中人力物力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以发挥最大效益。研究外国教育史光靠英语是不够的，我们要注意吸收通晓其他语种的学者加入我们的队伍。
由于种种原因，迄今我国教育史学科没有自己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这是教育史界的悲哀，泱泱大国，五千年的文明，儒家文化发源地，竟没有自己的教育史刊物。我们已经迈入新千年，教育史杂志的公开发行莫非还要等上一千年吗？
（五）加强外国教育文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合作
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存在严重的自我封闭现象，今后应加大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和合作，借鉴其他学科的新方法。
过去中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虽属同一学会，但两门学科的交流极少，研究呈各自***的局面，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如果我们能在中外教育史的结合上找出更多的研究课题，将会大大扩展外国教育史学科的研究范围，提高人们对外国教育史功能的认识。其实在欧美，教育史是不被分为本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两个学科的。教育史家既通外国，也通本国，两者结合，才能相得益彰。一方面我们要加强中外教育史学者的沟通合作，另一方面我们要培养既能研究外国教育史，又能研究中国教育史的通才。
外国教育史学科还应加强和比较教育学科的合作，这两门学科原就是姊妹学科，许多学者既是教育史家又是比较教育学家，中外部有这样的大家。美国有的高校将教育史、比较教育和教育哲学三门学科组成一个学域，是很值得我们参考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及学科建设成绩喜人，比较教育学者在国际交流、扩大学科领域、探索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较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外国教育史研究还要注意与历史学科的合作。教育史既是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也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二战以来、西方史学发生了重大转折，如从传统的描述性历史转向分析性历史，从靠个人在文献故纸堆中爬梳资料的手工作业方式改为引用自然科学研究的计量分析方法；新的史学流派如分析史学、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年鉴学派纷纷登台。文学研究的内容大大扩充了，史学研究的方法呈多样化趋势，这些都值得教育史学科借鉴，实际上有的史学方法已经被国外教育史学者所借用，如历史比较研究法和历史系统研究方法等等，并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成果。
作为历史学科的一部分，教育史相对来说还是一门新的学科，它“是一门正在发展而不是已经完成的研究领域。”[3]“21世纪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振兴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我们中青年一代学者的肩上。
参考文献：
[1]姜琦。西洋教育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1.
[2]赵祥麟。关于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几个问题[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4，(2).
[3]John D.Pulliam，James Van Parten.History of Education in America
Prentice-Hall，Inc.1995.
[4]滕大春。战后美国教育史界的流派和论战[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2，(6).
外国文学史篇5
为提升历史学科整体教学层次，全国各地各类高校均进行了诸多行之有效的探索。其中，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对外文资料或文献的引用对历史学科的整体教学效果的提升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提升作用。此类资源与新的教学方案、大纲及教学手段紧密结合，其具体作用如下：其一，外文文献与课堂教学重点的结合起到了丰富教学资源和手段的作用，能够为提升课堂教学的实际效果起到实质保障。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授课教师承担着“灌输知识”的主导地位，而学生扮演者“接受知识”的从属地位。这样的氛围和模式教学实际效果大打折扣，更无法体现构建创新性课堂教学氛围或文化。为了突破传统的式教学方式，引入开放性的课堂教学。授课教师应在课堂中运用机会与学生开展合作和交流，从而能够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和发展动向。为了能保证有目的性和针对性的开展教学，在一些重要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或特定内容的教授环节时可引入外文文献。在学生发表不同见解、言论时用足够的耐心倾听和引导并针对他们对外文文献的翻译和理解以及与自己观点的比较之后加以补充或引导。外文文献体现着国外学者的理解和思维模式的结晶。引入不同视界和观点不仅可以拓展学生的课堂思维的空间，并且可以做到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引导，使他们在各种观点缠绕的环境中抽丝剥茧，理清思路，并且走出理论的误区。其二，外文文献本身是历史学双语教学的重要资源。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双语教学已成为近年来全国各高校积极倡导及推行的创新教学方式之一。“高校的双语教学是指在非语言类课程中使用外文（主要是英文）原版教材、用英汉两种教学语言讲授专业内容的教学方式。”目前在教育领域中，双语教学作为教育改革的领域之一开始逐渐步入各类学校的课堂，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各类历史学学科对应的双语教学课程在教学改革的大流中随之应运而生且颇具特色。显然，历史学科的双语教学中根本离不开外语的频繁使用。在外语的大量使用为前提下，包含外文文献的英文教材作为课堂教学与课后复习不可或缺的资料成为该种授课模式开展的关键所在。为了其实提升双语教学的实际效果，在教学设计环节应该认识到学生的英语的听、说、读、写的四方面能力。大部分学生对双语课如历史学专业英语、国别史或专题史等课程的授课内容的驾驭能力有限。因此在授课前课提前告知学生应注意的重点问题和难点。在学生课前完成积极准备后，在课堂教学期间就可以发挥思维的作用，做到自由讨论，并且和学生在讨论环节一起体会原作者原语境原汁原味内容中相互交流，并对学生的一些错误发音、词语搭配及语法进行及时纠正。
二、外文文献的甄别与使用能够提升历史学专业学生的专业素养
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它有着较强的专业性和自身具有的独特性。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史学在自身特性未发生改变的前提下，其所承担的培育新时代历史学专业人才的能力目标确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当前以实用风气为主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社会更加需要实践能力强、社会知识全面丰富以及就业适应面广的全面型、创新性人才。在具备这些基础能力的前提下还需保持历史学独有的专业特性，这无疑凸显了新时代对历史学高等教育提出的新挑战。在这种新背景下，历史学专业学生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根本武器无疑便是不断锤炼自身的历史学专业素养。在新环境、新挑战的要求下，历史学专业素养便与外文文献的利用密不可分。首先，历史学专业学生必须具备查阅历史文献及其他工具书的能力。历史学具有明显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殊性一面。历史学专业学生必须掌握阅读历史古籍及其他文献的基本能力。“出于正确理解文献文本的需要，认识异体字、生僻字，熟悉古汉语语法，培养发展文字脱漏衍讹的能力，应当是历史学专业学生最基本的文字阅读技能。”在涉及到世界史学科或者相关外国历史方向的学科时，学生还需掌握相应的英文等其他语种的阅读能力。因此，培养历史学专业学生提升英文水平从而使他们能够在***自主的氛围中体验原作者的文化氛围和背景并从中获得观点性启发或者能与传统观点做比较的能力无疑具有明显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其次，培养学生甄别及使用外文文献能力是专业素养提升的衡量标准之一。众所周知，历史学资料浩如烟海，而人的能力和时间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条件里如何能够对历史学一手资料特别是外国文献做出及时正确的反映和处理并且能够将其运用到自身的研究中这一链条本身就体现了一名历史学从业者或学习者的基本素养。再次，历史学专业教学长期以来注重中文历史资料的参阅与利用，而对外文历史文献的使用远不及前者，使得历史学科研成果的学术价值无法取得质的突破。因而对历史学专业学生外文历史文献的参阅能力的培养是极为必要的。此外，历史文献是无数祖辈或前人研究成果的积累，除了纷繁复杂之外，对待各种文献还需具有去伪存真的能力。所有的历史文献包括外文文献必然存在一些主客观因素下不合理的因素。如果在对待原始材料时未作相应的反馈而囫囵吞枣式的接受则无疑失去了历史学研究的严谨和科学性。最后，对外文文献的甄别和处理能够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无论在课堂教学还是课后学习环节，学生不断接触外文文献的过程也是其外文（英文）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对接触的原始外文文献或资料的翻译和理解程度直接决定着该资料的使用价值的高与低。这个价值判断过程一方面可以反映其史学功底的同时也反映了学生的外语水平。当学生在不断的循序渐进的练习过程中，随着对外文文献鉴别能力的提升，其外语水平特别是词汇量和语法的掌握会有显著提升。因此，甄别和处理外文文献的能力与外语水平的提升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为了更好的提升历史学的专业素养，历史学专业学生有必要在日常的学习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英语水平并且应明确认识到提升英语水平与专业素养二者之间有不可割裂的关系。由此可见，训练有素、功底扎实的历史学专业学生掌握一定的外文文献的甄别和使用能力，最终真正做到去伪存真，在史学文献里游刃有余的畅游显然是其必备的能力。反之，对于一名历史学专业学生来讲则是明显的技能缺失。在以往的历史学教学环节中，授课教师往往忽略了学生对历史文献资料特别是外文文献进行处理的相关技能训练。这种能力的培养是体现学生与“活”的历史直接对话交流的重要机遇。在新形势下，鼓励和教授学生掌握与历史对话的能力不应只是一句口号，而应体现在实实在在的教学环节。
三、外文文献与历史学科未来全面和深入发展密不可分
外国文学史篇6
[关键词]冶金史；再建制化；研究现状；发展方向
[作者简介]谢乾丰，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学院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2006级博士生，云南农业大学教师，北京100083
[中***分类号]TF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7―0127―04
目前，国内设有“冶金史”硕士点的高校有两所：北京科技大学与郑州大学；设有博士点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学(以2007年全国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为准)。当然，从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单位或个人还有许多，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馆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专家华觉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学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较早，它是目前国内从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机构与权威机构之一，现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为原北京钢铁学院的冶金史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为冶金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柯俊先生担任顾问。该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在冶金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综国内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实地考察、抽取样品～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领域所谓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从其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来说，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类，处于内史的研究阶段。
实践证明，在科技史研究的历程中，内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首要关注点，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为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总是从认识其本身而开始的。浏览一下目前国内唯一的部级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从其创刊伊始直至1999年，该刊所公开刊登的科技史学术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内史的研究范畴，即驻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论证的阶段，特别是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论文，几乎概莫能外，而对于与科技史密切相关的社会***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则很少涉及。这是我国国内科技史研究初创时期的研究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所以这也必然影响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众多的犹如冶金史研究一样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而最终形成了当时国内科技史研究的现状。其实，目前国内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仍然还裹足于内史研究的阶段，还处于蹒跚前进之状态。然而，放眼国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们早已走出内史研究的圈子，而关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外在因素――经济、***治、文化、思想、哲学等等。例如苏联物理学家赫森1931年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默顿于1938年发表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实就标志着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转向。前者后来发展为以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学，后者发展为以默顿为代表的在西方有着重大影响的科学社会学。这两者都把科技的发展作一种外在的、社会学的理解，从而开创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伟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等，成为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谓的贝尔纳学派；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或称之为默顿学派，除默顿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学界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还有本・戴维德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戴安娜・克兰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以及科尔兄弟的科学界社会分层研究等；同时，从其中还发展出了所谓的“后默顿”传统，即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的出现，不仅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话语霸权，而且在科学社会学界、科学哲学界、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外史研究的转向，能给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其实，国外除了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学技术之外，从哲学的视野来研究科学技术也是硕果累累的。从逻辑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思潮；从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劳丹、夏佩尔这一连串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主义”与名字中，我们确实感到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滞后。于是乎，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刘钝先生提出了新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按笔者的理解：“再建制化”问题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机制的继续提高与完善之外，更应该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实证明，作为一门连接文理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经历了目前萦绕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种“目前中国科技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再搞”的梦魇之后，我们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必须跨出内史的门槛，走向与科技史密切关联的社会***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关的领域，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寻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领域，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新的研究思路，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这也许是目前国内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还大都遵循“矿冶遗址考察、抽取样品一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之研究范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冶金史(history of 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认，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曾为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国际冶金史研究同行学人的高度赞誉。然而，作为对人类文明三大标志之一的冶金技术的研究却抛开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治、经济、文化等外因因素而进行纯冶金内史的研究，视野确系过于狭窄。因为科技史本身发展的历程表明：任何一项科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治变革、文化思想等密切关联。因此，今后开展冶金史与社会经济、***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还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许是其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领域。
笔者认为，今后国内的冶金史研究除继续从事所谓的内史研究之外(这种内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随着国内科技考古遗址的逐年发掘、新的矿冶遗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对它进行内史性的研究与考证)，还可以而且是必须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研究：
1．中国古代冶金史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
冶金技术的发明作为人类文明出现的三大标志之一(其他两项标志分别是文字的发明与城市的出现)，它在促进中国古代文明历史的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冶金技术不断迭进的历史。从早期的铜、铁、锡、铅等的冶炼而造就的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青铜器文明到今天现代化的钢铁冶炼而形成的钢铁文明等，一直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聪明才智。在此期间，中华民族冶金技术的许多次世界领先，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这一领域的独步天下的豪气。因此，通过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史的形成、发展与兴盛的历史进程。
2．冶金史与各个朝代的社会生产力之关系
人类从最初的刀耕火种发展到青铜农具特别是铁制农具，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这不仅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领。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冶金技术的发展，所以冶金技术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互相促进、互相发展。因此，如果割裂这种联系而只是单纯地研究各个朝代的冶金技术的发展情况，确实有一种历史的单薄感。
3．冶金技术思想(史)研究
中国是一个拥有浓厚哲学思维与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度，一部中国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中国思想史。作为时代中人，不论之于达官贵人抑或是从事被称为“雕虫小技”的如从事冶金技术操作的卒与徒，都不能不受到社会思潮或思想的浸***，而这种影响的结果，便是体现于他们劳动产品或技术产品中的各种各样的技艺或工艺。例如常见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铜器上的饕餮与夔龙纹饰，这一方面给人以威严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沟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体现出超越现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纹饰从那些威震一时的饕餮、夔龙等种种神灵，已经变成了搏斗、武士刺虎、妇女采桑、弋射飞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的题材开始大量涌现，这其实表明了人的价值开始被认识，社会生活的内涵成为青铜器纹饰的一个重要母题。这种变化，其实体现了中国古代从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价值思想观念的变化。此外，中国古代的“五行说”、“阴阳说”、道教、宋明理学等等传统思潮都曾对中国的冶金技术有着深厚的影响。例如灌钢技术的发明，就与中国古代“和”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工开物・五金・铁》记载：“凡铁分生、熟，出炉未炒则生，既炒则熟。生熟相和，炼成则钢。”在这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炼成则钢”这一简洁有力的语言，不仅是对这种灌钢工艺所作的生动描述，同时也是用“和”的哲学思想对冶炼技术所作的精辟总结。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通晓了生铁与熟铁的各自属性，同时又受到“和”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通过多年的亲身实践后，发明了“灌钢”这一工艺技术，这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冶金史与社会***治之关系
综观中国古代冶金史的发展历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有高潮也有其低迷的时期。这其中与历朝历代的***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治意识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宋代的矿冶业之所以如此发达，这就得益于宋朝***府对矿冶业的重视的国家***策，例如宋***府对矿冶业的鼓励开发的告发***策、矿产品的售卖***策以及对矿冶业的管理***策等，都为宋代矿冶业的兴隆提供了***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府***治上的腐败、矿冶管理***策的失误以及当时国外近现代冶金技术的引进等原因，导致了中国冶金技术在清末的逐渐衰弱与萎缩。
5．中外冶金技术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其同类其他事物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联系一样，中国的冶金技术也必然与国外的冶金技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论是驼铃声声的塞上古道之丝绸之路，还是碧波荡漾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曾带去了中国古代的冶金技术，同时也捎回了国外先进的冶金技术。科技交流史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同阿拉伯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确实存在着冶金技术的交流。例如梅建***教授认为：由砷铜的存在及铜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区在齐家和四坝文化阶段同***及欧亚草原地带存在文化上的联系及相互影响。所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丰富我们的视野，同时也可以澄清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起源问题。
6．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之路
因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个边缘性、交叉性的学科，这也就决定了对它的研究必须采取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矿、冶金、材料、历史、考古等多学科的知识和物理及化学组成分析研究手段与方法，因此这不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断学习，扩大知识面，改进知识结构，同时多学科的结合，更是开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在现阶段，冶金史研究与考古或者说是科技考古结合得较为紧密，依靠这种结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对古代铜镜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机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实，从更广泛的学科综合来看，冶金史研究还可以与其他学科进行结合，即除了传统的“矿冶遗址实地考察一实验分析一文献考证一结论”的研究思路之外，我们还必须吸收或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方法，例如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之综合取向，从而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与研究空间。例如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个非常新颖且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在此方面，对西南民族地区的铜鼓研究就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但目前对铜鼓的研究，也还处于铜鼓制造技术、铜鼓金属成分分析等方面，从民俗学的视野进行研究尚待来日。
7．对国外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由于语言的限制、文献的不足以及金属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国内冶金史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对国外冶金技术的相关研究，然而在国外，却有相当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进行研究，这除了与中国古代的金属器物流失海外而给国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实物考证之便之外，还同他们有着充足的研究经费密切相关。所以，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这种现状，也就决定了国内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难与国际同行进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对话与交流，这种状况其实也是国内目前整个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对近现代的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贯传统，也是其研究特点，所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国家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几年来力倡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进行研究。例如从2000年底开展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综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丛书》的面目出现，但其中缺失中国近现代冶金史研究这一环节，因此作为冶金史研究者，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这一历史性任务，从而补上这一缺失的环节。
9．对冶金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即冶金史基础理论的研究或冶金史元研究。从而建立起冶金史研究的理论框架
外国文学史篇7
19世纪末以前中西蒙元史研究之回顾与比较
中国传统史学最重“正史”，由于洪武初年仓促修成的《元史》纰漏百出，大不餍人望，于是明、清两代的学者围绕此书做了不少拾遗补阙、考异订谬，乃至改编、重修的工作。参加纂修的朱右（卒于洪武九年）就著有《元史补遗》12卷。另据解缙说，洪武二十四年他被罢职，太祖命他回家著述十年，其中一项就是“《元史》舛误，承命改修”，所拟凡例已进呈，且“杜门纂述，渐有次第”（注：解缙：《寄具川董伦书》，《文毅集》卷15；《明史》卷147《解缙传》。按：改修早已下诏刊行的《元史》是一件很艰巨的大事，朱元璋何以只交给年仅23岁、被他认为“少涵养”（见杨士奇撰《解缙墓碣铭》，《文毅集》附录）的解缙去做，颇有疑问。或者如顾炎武所说，只是“命解缙修正《元史》舛误（《目知录》卷26〈元史〉）。）。可惜朱右之书和解缙“改修”之稿皆不存。永乐初，胡粹中著《元史续编》，起元世祖灭宋迄元亡，全仿《纲目》体裁，实为续陈泾的《通鉴续编》，其资料基本上摘自《元史》，极少增益，且因摘引不当弄出不少新的错误。其他明人的元史著述，仅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和王光鲁的《元史备忘录》有一定参考价值，其余不是刻意模仿宋儒的“通鉴”或“纲目”体，就是蒙学教材或应试急用式的“节要”、“史略”之类，几无史学价值可言。明代前期，所获元朝***文献尚属完整，私家著述亦易搜集，还有熟悉元朝典故和通晓蒙回译语的人士可备咨访，可惜朱元璋急于求成，将草草交差的《元史》下诏颁行，后世无敢议其缺失，遂铸成定局而无法根本改造。中后期明人学术日益空疏，史学成绩尤其不佳（注：顾炎武谓：“自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来旧本，藏之秘府垂三百年，无人得见，而昔时取士一史三史之科又皆停废，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古。”见同上书卷18〈秘书国史〉条：同书卷16〈史学〉条引述唐穆宗时殷侑关于“史学废绝”的谏言后说：“今史学废绝，又甚唐时。”），更难有所进步了。
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杰出学者力矫明人学术空疏无用之弊，倡导博学求实和经世致用，对学界影响很大。注重文献资料的广泛搜集辨析和名物制度的训诂考据渐成风气，元史研究因而也出现了新面貌。顾炎武首先指摘出《元史》的一系列缺陷，为后人批判和改造旧史开了先河。康熙三十八年邵远平著成的《元史类编》（纪10卷传32卷）可以算是改造旧史的第一部著作。此书以旧史为基础，“采摭群书，或补其阙略，或辨其异同”，所采之书有《元典章》、《经世大典》、《圣武亲征录》、《元文类》及文集、笔记、方志、杂史等；卷帙虽少，增补内容颇多，如诏制、奏疏及收西域、平大理、创海运等关键大事，并补撰了不少列传，尤以艺文类人物为多，据称“自一统志下及裨乘诸书以至家藏抄本，无不罗致，补其阙轶”；其所补阙、辨异皆注出依据，“不敢臆凿一语”；元代的人、地、氏族等名译音问题最多，邵氏考究音训，自谓“少习国语（按：指满文），略知音义”，力***将异译者“概从画一”（注：上述引文皆出《元史类编》卷首《凡例》。）。其治学态度、研究方法和所利用资料，较前人确有显著进步。不过，邵氏搜集史料仍很不全，译语解释屡有不当（如谓“斡耳朵译言厢房，故取以当侧室之义”之类），至于补叙西域史事，更远非其力所能及。《类编》刊行后，来华耶苏会士宋君荣(A.Gaubil)将前10卷本纪译为法文，1739年在巴黎出版，名《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元朝诸帝史》，为西方学者利用汉文资料研究蒙元史提供了很大方便。
乾、嘉时期，考据学派成为学术的主流，经学、史学及相关的文字、音韵、金石、地理、天文、历算、目录、校勘等学科普遍发达，学风朴实严谨，研究方法细密。乾嘉考据学派的史学成就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高峰，而其最杰出代表钱大昕正是在元史研究上作出了最多贡献。其成就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史料的发掘，多种重要史籍长期被忽视或湮没无闻，经他发现或表章，其价值始大显于世，如《元朝秘史》（注：清初孙承泽最早注意到此书系元“国人所编记”，可补正史之不载，乃将其续集（12卷本的末两卷）总译收入所著《元朝典故编年考》作为附录。后万光泰据总译改编为《元秘史略》，却将大量重要记载视为“委琐之事”或“荒诞”而删略。钱大昕得到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15卷本，作跋表章，谓论次元太祖、太宗两朝史事，必须于此书折其衷（《跋元秘史》，《潜研堂文集》卷28）。洪业推测可能就是钱大昕从《永乐大典》中将《元朝秘史》抄出，见所撰《蒙古秘史源流考》，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14卷3～4期合刊，1951年。）、《元典章》（注：钱大昕：《跋元圣***典章》，同上书卷28。日人岛田翰于1905～1906年到江浙访书，据其所著《访余录》说，曾见到钱大昕作过疏注的《元典章》抄本，疏注以小字写在行间栏上。此本已失传。参见方诗铭等：《钱大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页。）、《长春真人西游记》等，而广泛搜罗金石资料（所得元碑铭达四百多件）用以证史，更是他特别值得称道的功绩（注：见《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钱大昕为其中125件作跋，据以考订《元史》及其他史料，见《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其二是《元史》的考订，《二十二史考异》中元史占15卷，以多方面的丰富学识和周密的考证方法逐卷审核旧史，或勘同、录异，或纠谬、补阙，近1200条；《金石文跋尾》、《十驾斋养新录》和《潜研堂文集》所收序跋答问中，订补旧元史者又达数百处，大多精当。元代多有汉人另取一非汉语名，蒙古、色目人另取一汉名，二名兼用，往往造成错误，此类问题经钱大昕辨明者不少。他说：“［廉］希宪一名忻都，［廉］恂一名米只儿海牙，以予博考二十年始能知之，盖元史之难读视他史为尤甚也。”（注：《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18，《松江宝云寺记》。）道出了考订元史的艰苦。其三是重修元史，自述称任职翰林时着手“别为编次，更定目录，或删或补，次第属草，未及就绪，归田以后，此事遂废”（注：钱大昕：《元史艺文志自记》。），但实际上他仍继续编撰，后将《氏族表》、《艺文志》两部分定稿先行抄清付梓，“其余纪、传、表、志多已脱稿，惜未编写”（注：钱大昕自编《竹汀居士年谱》乾隆五十六年“撰元氏族表四卷，补元艺文志四卷”条下其曾孙庆曾的补记。又，《元史氏族表》卷末其弟子黄锺所作识语中说，先生著此表始于乾隆十八年，成于四十五年，可见归田后仍在继续撰写。）。这就是清末尚存、其后下落不明的《元史稿》（注：道光间大昕侄孙所作《钱氏艺文志》著录有《元史稿》百卷，谓“在金陵汪氏处”；岛田翰《访余录》称曾见到《元史稿》残本28巨册（缺卷首至卷而十五），系“钱竹汀手稿本”。参见方诗铭前揭书，第127页。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说：“据郑叔问《国朝未刊遗书目》言，竹汀已成《元史稿》一百卷。”）。从传世的氏族表和艺文志两部分看，其资料搜罗之广，考订之精，译名辨识之准确，在当时条件下确已达到最高水平。同时代史家汪辉祖著《元史本证》50卷，用《元史》本文互相参证，分证误、证遗、证名三部分，歧异者辨其正误，本篇漏略者取他篇补之，同名、异译者一一辑出注明，共得三千多条，就校勘而言比钱大昕《考异》更为完备。另一乾嘉史学名著——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中的元史部分，多就元代重要制度、***事及其特点立题，用归纳法将有关史料综合条贯，加以阐明。钱大昕盛赞其“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论议之和平，识见之宏迈，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
乾嘉学者在元史史料的搜集特别是考订方面有很高成就，但也存在着相当大局限。其一是他们仍然无法填补旧史中漠北、西域地区记载的空白，徒叹文献之不足征；其二是面对来自多种民族语言的人、地、部族、制度等等译名，即使是钱大昕那样精通音学并懂一些民族语言，也往往束手无策。如《考异》补订地理志最多，而〈西北地附录〉仅一条，全不考地名，竟谓“元时西北塞外皆为诸王封地，不立州县，有牙帐而无城郭”；又，误考钦察酋长八赤蛮为部落名，误以畏兀儿国主称号“亦都护”(idi-qut)为“叶护（yabghu，突厥官号）之音转等等（注：《二十二史考异》卷89地理志考异：卷86太宗本纪考异；卷94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考异。）。
鸦片战争前，一些学者已注意研究西域、蒙古史地。战后，边患日益严重，遂有更多学者致力于边陲史地研究，期收经世致用之效。元史与蒙古、***及西北周邻地区关系最大，于是如梁启超所说：“道、咸以降，西北地理与元史学相并发展，……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如乾嘉间竞言训诂音韵云。”同时，一些外国史地著作被译成中文，也丰富了学人的西域史地知识。以讲求经世之学著称的魏源，本已究心于元史和西北地理，在编撰《海国***志》时又从外国书中获得一些新资料，其后他着手重修元史，除采百余种元代文献以参订旧史外，还利用外国资料补充本纪内容并增立元征服各国传，自谓“西北疆域，颇如指掌”，时人也称赞他的《元史新编》“俾穷荒绝域数百年如堕云雾者，豁然得睹”（注：邹代过：《元史新编跋》。）。然而他所看到的都是外国普通读物，几无资料价值可言，且其西北史地和语言知识也不足以对付元史上的问题，弄出许多错误（注：如《新编·太祖本纪》谓蒙古名称之旧译“蒙兀”“蒙骨”后来成为氏族名，即忙兀氏，或作汪古氏、芒忽氏；又谓乃蛮“屈出律据西契丹，杀使者，帝怒而西征”，误以花剌子模为西辽，复因旧史上有太祖西征回纥的记载，竟说“回纥者本乃蛮之旧名，及屈出律窜据西契丹，仍以回纥称之”；《宪宗本纪》谓叶密立“即今伊犁，一作阿力麻里”等等。其太祖、太宗诸朝《平服诸国传》所载西域诸地名的定位，更是错乱不堪。其《西域藩封传》称不赛因、笃来帖木儿皆为“驸马”，盖为马礼逊《外国史略》、玛吉思《地理备考》（译本）所误。）。魏源第一个突破中国史料的局限是值得赞扬的，但却不成功。在他之后，张穆、何秋涛、李文田等对元代北境部族、地理、史事都有专门的研究，当时该地区地理***籍比较丰富，因而他们的考释颇多准确，这方面超过了前人，但因语言知识和资料不足，对西北史地的了解还较肤浅，错误也相当多（注：如何秋涛谓“察其国名声音之转变，则知俄罗斯实乌孙之遗裔”；又谓“罗刹”（清初俄罗斯的译名）乃“可萨”（哥萨克）之音转；谓“几富”（基辅，元译“乞瓦”）系以元定宗贵由之名名之；谓“素丹”（sultan，***国家君主称号）即“斯坦”（stan，意为地区、国家）等。皆见《朔方备乘》诸考。李文田谓巴鲁剌思（Barulas，氏族名）即巴***尔（batur，勇士）之意；“阿剌勒”（aral，意指两水之间地）即“鄂拉”（a'ula，山），将撒阿里川（在克鲁伦河上游西）置于科布多地区等。见其《元朝秘史注》。）。
“蒙古时代”是世界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与欧洲中世纪史关系密切，故早为西方学者所重视。17世纪末，通晓阿拉伯、波斯、土耳其诸语并熟悉***文献的法国学者克鲁瓦(Petis de la Croix)据波、阿文和欧洲文字史料著成《古代蒙古人的第一个皇帝大成吉思汗史》（4册，1710年出版），是西方第一部利用***史料的蒙元史著作。18世纪，来华耶苏会士冯秉正(De Mailla)译《纲目》《续纲目》为法文，编成《中国通史》（10卷，第九卷为元史），宋君荣则译《元史类编》本纪部分为法文（见前）。法国汉学家德基涅(De Guignes)兼通汉、阿文，得以直接利用原文资料，著《匈奴、突厥、蒙古及其他西方鞑靼人通史》（5卷，第三卷蒙古史）。同时期，帝俄科学院组织大规模的西伯利亚、蒙古考察，收集了不少蒙古历史资料。到19世纪，在科学思想进步的推动下，欧洲的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都形成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并用于研究东方民族的语言和历史。同时，欧洲列强的东方扩张***策也促进了西人对东方历史文化的研究，作为汉学、蒙古学、***学等东方学分支学科交汇的蒙元史研究因而获得了长足进展。19世纪前期的杰出汉学家、东方学家雷慕沙（Abel Rémusat，法）和克拉普罗特（M.J.Klaproth，德）发表多篇蒙元史论文，利用汉文史料与波斯、亚美尼亚、拉丁等文字史料一起进行研究，开创了蒙元史的新局面。亚美尼亚人多桑(d'Ohsson)精通欧洲诸语及土、波、阿等东方语，长期居巴黎，得以利用巴黎***书馆丰富的东方写本收藏，相当全面地检查了有关蒙古史的阿拉伯文、波斯文历史文献，并广泛搜集突厥文、亚美尼亚文、叙利亚文、拉丁文以及汉文（用上述宋、冯译本及俄人俾丘林所译《元史》前三卷）史料，用法文著《蒙古史》四卷(1824，1834～1835)，以丰富的资料（特别是详细摘引波、阿文史料）系统、完整地叙述了自蒙古兴起至元亡以及蒙古西征和波斯伊利汗国兴亡的历史。同时，奥地利东方学家哈默尔(J.F.Hammer-Purgstall)出版了《金帐汗国史》和《伊利汗国史》两部书(1840，1842)，其后又有沃而甫(Otto Wolff)以叙述蒙古西征欧洲为重点的《蒙古人史》(1870)，英国历史家霍渥士(H.Howorth)所著分述中、俄、波斯三国境自13世纪迄近代的三大卷《蒙古史》(1876，1880，1888)。于是西方学术文献中有了相当完备并能反映全貌的综合性蒙元史著作。
19世纪西方学者在蒙元史籍研究方面，成果也很丰富。法国东方学家卡特美尔(E.M.Quatremere)专精波、阿文史籍研究，他对《史集》序言及旭烈兀纪波斯原文作了精细校订，译为法文并加详尽注释（其中很多条实际上是长篇的历史学、语言学考证论文），以《波斯的蒙古史》为名合并出版(1836)。俄国东方学家施密德(I.J.Schmidt)对蒙古语和蒙古历史文献有精湛研究，他将蒙文本《蒙古源流》译为德文并详为注释，与原文合并出版，名《东蒙古及其诸王室史》(1829)。上述两书的校勘与注释有很高学术价值。俄国正教会北京传道团出了一批兼通满、蒙的汉学家，雅金甫·俾丘林(Yakinf Bichurin)将《元史》前三卷译成俄文，并采《纲目续编》补充，编为《成吉思汗前四汗史》(1829)；瓦习理(V.I.Vasil' ev)译出《蒙鞑备录》(1859)巴拉第(Palladii Kafarov)将三部最重要的汉文蒙元史史籍译成俄文（《元朝秘史》，1866；《长春真人西游记》，1868；《圣武亲征录》，1877）。此外，俄驻华使馆医生布莱资奈德(E.V.Bretschneider)专注于东西交通研究，用英文译注《西游录》《西使记》等多种元代西域史料，引用大量东西史籍及其他学术著作，对涉及的史事、地理、物产等进行考释。俄国东方学家在波斯文、阿拉伯文蒙元史籍的释译与研究上成绩尤著。哀德蛮（F.Erdmann，德人）用德文译出《史集》之部族志(1840)，又据此书成吉思汗纪并参用俄译汉文史料著《不动摇的铁木真》(1862)；贝勒津(I.N.Berezin)于1858～1888年先后发表了其《史集》部族志和成吉思汗纪的波斯原文校勘本和俄译本；齐申高申(V.T.Tizengauzen)从许多阿拉伯、波斯史籍中辑录有关金帐汗国资料，译为俄文，汇刊一巨册(1884)。亚美尼亚文史籍《海屯行记》《引弓民族史》也先后（1822与1870）被译为俄文。西方学者对蒙古元时代东来的欧人卡尔宾尼、鲁勃鲁克、马可波罗、马黎诺里等人的旅行记及其他欧洲蒙元史史料都作了精细研究，出了多种近代欧洲文字的译注书。
概括地说，19世纪西方学者的成绩主要在于东西方各种文字蒙元史文献的发掘和研究（校勘、翻译、注释），以及综合性著作的编撰，而以***史料的搜集与利用最为突出。不过他们多数是波、阿文与汉、蒙文不能兼通，不甚熟悉汉文蒙元史籍和中国学者的考订成果，其波、阿、拉丁等文字史料因未能充分利用汉蒙文资料对勘，译名屡有差错。与之相比，同时期的我国学者不仅对元代西域史地模糊不清，对各种文字的域外史料以及西方学者的研究更是茫无所知，显然落后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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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史料与西人著作的最初引进及其影响与局限
洪钧适逢其时的欧洲之行和他的《元史译文证补》使这种落后局面发生了很大改变。在晚清元史学成为显学的风气下，洪钧出使之前就已熟悉元史及西北地理，及至俄、德，得多桑《蒙古史》、哀德蛮《不动摇的铁木真》及贝勒津所译《史集》等书读之，始知域外元史资料之丰富，“愈读西书而愈有兴味”，遂殚数年心力著成此书。其太祖本纪译证系转译贝勒津的成吉思汗纪俄译本，并参考汉文史料及多桑等人书作注释考订；20余篇补传以《元史》失载的西域诸藩王为主，主要据多桑书译编；此外还撰写了西域地理诸考。由于有大量新资料（包括俄国、波斯的地***）为依据，洪钧对部族、地理、史事、人物等作出了不少精当的考证，订正了魏、何等人许多讹误，例如，魏源书述蒙古西征和元代西域诸藩错误特甚，至以太祖西征为攻乃蛮，所攻之地多被置于葱岭东（如以玉龙杰赤即玉龙哈什＝和阗河），又以西域宗藩不赛因、笃来帖木儿皆为驸马等等。洪钧书一出，确使数百年来如堕云雾的元代西域史事、地理豁然开朗。更重要的是，西方学者的蒙元史著作经其译介，为我国研究蒙元史的学者打开了丰富的域外史料宝库之门，于是称引“西书”以与汉文史料相参证成为本世纪初我国蒙元史研究的新潮流，在我国学术史上别开生面。大量新资料的输入带来了研究的新进展，其代表性成果就是在以中西史料相互补充参证为标志的新基础上重修元史的两部巨著——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和柯劭忞的《新元史》。
屠、柯二书从体裁到编纂思想和方法虽然仍属于传统史学范畴，但资料搜集甚博，大大超过前人，并能吸收乾嘉以来诸家的考订，更突出的是利用了域外史料和西方学者、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增补内容甚多，考订正确者也有不少，与前人重修无史者相比确是面目一新。如《蒙兀儿史记》之《宗室世系表》于旧元史增补、订正最多，每系均作一详细“考证”，征引汉籍及《史集》、多桑书等域外史料进行考释，是此书最有参考价值的一部分，这正是由于利用了新资料。屠寄书凡所考异、辨误、增补皆说明依据，注出资料来源，梁启超称赞说：“屠著自为史文而自注之，其注纯属《通鉴考异》的性质，而详博特甚，凡驳正一说，必博征群籍，说明所以弃彼取此之由。以著作体例言，可谓极矜慎极磊落者也。”（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其实这也是他借鉴了近代西方的史学方法。《新元史》在这方面就大不如屠书，增益资料虽极宏富，但一律不注出处，其删改旧史或作考释也都不说明理由和依据，令读者无从检核。此外，丁谦也在洪钧书影响下，利用域外史料和参考西方学者著作来研究元代漠北、西域历史地理，写了很多篇考证文章，比何秋涛、李文田等人有很大进步。王国维研究蒙元史时利用域外史料也常参考洪钧书及屠、柯二史。
洪钧书与屠、柯二史既是清末民国初我国蒙古史研究新进展的代表作，也反映了晚清以来我国学术上的落后情况。他们所得到的域外史料都来自并不完善的西文翻译，或是西方学者著作中引述的转手资料，本身就有缺陷，加上他们不但全然不懂波、阿文，也不通西文，要靠无专业知识的译人为之转译始能利用，西书之正误与译人之正误均无法辨别，所谓新资料就大打了折扣。另一方面，他们也不通有关的民族语言，不掌握科学的语言学方法，故虽有新资料可供比勘，仍无法突破名物制度译名的难关，在部族名、人、地名、称号、制度等名的译写和考释中出了大量错误。如洪钧将蒙古祖先传说中的捏古思(Nekus)译为脑忽(Naqu)，释阿里不哥(Ariqbuge)意为洁净牛（按蒙语牛为buqa，元译“不花”，而buge意为巫），都是不明蒙古语元音谐和律所致；以西域地名曲儿只（Georgia＝波斯Kurji，今格鲁吉亚）为女直(Jurchit)的音讹，以为“斡脱”（ortaq，突厥语，意为合伙，元代指“转运官钱，散本求利”的官商）即犹太教（元时译术忽）之类，除西域史地知识不足外，还由于审音不精。至于部族名、人地名的翻译，因不能勘同而致误者更多，导致依赖其译文做研究的学者产生许多错误。屠寄颇以考证自诩，而错误亦多，如以乃蛮部首领称号“不亦鲁黑”（突厥官号buiruq，“国相”、“国王侍从”）为女真族称号“孛极烈”（bogile，意为王，变为beile＝贝勒），以蒙古***后方家属营“奥鲁”(a'uruq)为满语之“牛录”（佐领）等。柯氏考订上更有不少奇怪错误，如解蒙古部名别速(Besut)意为“九”，谓蒙语“九为伊苏，又转为别速”之类。在部族、人、地名的考释上，他们依据不正确的音译，往往用“音转”、“音差”、“急读”等理由牵强比附，造成许多混乱。丁谦的考证也有同样问题。我国的蒙元史研究胶着在这些前人无法突破的难关上，处于停滞不前状态。 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国外的蒙元史研究又有了很大进步，特别表现在掌握多种语言（含汉、蒙、突厥等语）、多学科知识和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上，出了一批卓越学者。如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P.Pelliot)，汉学造诣极高，并兼精蒙古学、突厥学、藏学、伊朗学等多门学科，对中亚历史、语言、宗教都有精湛的研究。蒙元史方面，他着重就《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马可波罗行记》及来元欧洲诸使臣、教士的报告书旅行记等东西方重要历史文献，进行全面、缜密的校订和考释。德国汉学家、蒙古学家海尼士(Erich Haenisch)也倾注大量精力研究《秘史》。俄国杰出东方学家巴尔托德(V.V.Bartol'd)精通波斯、阿拉伯、突厥文和伊朗学，其《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资料（主要是***文献）极为宏富，考述详审，堪称蒙元史和中亚史的典范著作；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B.Ya.Vladimirtsov)对古代蒙古文献和名物制度也作了大量考证。这个时期研究蒙元史的西方学者特别注重对各种文字的蒙元史文献作深入细密的研究，在原文校订和名物制度考释方面成就很大，许多困扰前人的译名问题，经他们运用“审音之功”以各种语言资料相互比对，常能明白解释；由于精通有关的多种语言文字，能直接从原文文献中广泛、深入地挖掘资料，进行比较分析，故能多有发明。日本学者自上世纪末以来学习西方科学方法，积极引进欧洲的东方学，也很有成绩，那珂通世和箭内亘在蒙元史方面贡献最多，白鸟库吉、内藤湖南、藤田丰八等也都有论作。相比之下，我国的蒙元史研究仍然落后于世界，主要落后在缺乏必要的多种语言知识，未能真正把握新资料和运用新方法，对国外学术的进展又十分隔膜。
“不中不西之学”与蒙元史研究的新时期
我国的先进学者早已深知中西学术会通的重要。20世纪初，王国维就针对当时“士夫谈论，动诋异端”（排斥外国学术）的现象著文指出：在学术上只有是非真伪之别，中国学术界欲改变停滞不前状态，当破除中外之见（注：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见《静庵文集》。）。又说：“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发明光大之道，莫若兼究外国之学说。”（注：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见《静庵文集续编》。）20世纪前期，我国学术界尽管与西方学术的接触日益增多，能够借鉴其新方法，利用其新材料，但学术上的传统保守思想仍然存在，例如柯劭忞、屠寄之仍走传统史学老路重修元史就是显例。一些学者对西方人搞中国学问能有大成就颇不以为然，甚至认为中国学者读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文史著作是可耻的。殊不知外国学者借助着“近代学问最光荣的成就之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完善方法来研究东方历史语言，常有新的发现，尤其是他们的研究范围比我们宽广，例如对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各族就格外注意研究，恰好能解决中国学者忽略的或解决不了的问题（注：参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册上傅斯年所撰《研究所工作旨趣》。）。
20年代，王国维以主要精力从事蒙元史研究，两三年内就出了大量文献研究与专题研究成果；在此前后，陈垣、陈寅恪也在蒙元史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三位史学大师都通晓外文，兼精中西之学，他们将乾嘉考据学优良传统与西方近代史学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突破传统史学的修史老路，进行专题的深入研究，为我国蒙元史研究开辟了新路径。如王国维的《萌古考》集汉、蒙文和域外史料，从地理、部族名称和史事等多方面进行考证，阐明了自唐代至蒙古建国前蒙古部族晦暗的变迁史；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北考》博采群书，以丰实资料和细密方法进行分析、综合，其选题和论证均堪称典范；陈寅恪研究《蒙古源流》的四篇论文，以蒙、满、汉文诸本对校，博引汉、藏、蒙文资料，运用审音勘同方法进行考释，其《元代汉人译名考》还直接利用了波斯原文资料。仅上述数例即可表明，我国的蒙元史研究从他们开始步入一个新时期。
先后分别就读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韩儒林、翁独健和邵循正三先生，都在陈垣和陈寅恪先生指点下开始研究蒙元史。据韩儒林说，那时老师指导他去读外国东方学家的著作，从而开拓了视野，尤其倾心于外国东方学家用汉语古音与民族语言、外国语言互相比对的方法来解决古代译名的审音勘同问题，反观我国老前辈元史和西北史地著作中这方面的缺陷，深感必须跳出旧史学的框框，学习西方治学的方法，于是“遵照师长们的教导，开始从事当日所谓不中不西之学了。”（注：韩儒林：《穹庐集自序》。）这大概是三位先生共同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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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转型期；教育史研究；国际化；本土化
2012年10月16日至17日，由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主办，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承办的“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第十三届学术年会”在长沙麓山宾馆隆重召开。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理事长、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田正平教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杜成宪教授，湖南师范大学***书记、博士生导师张国骥教授等众多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年会的研讨。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转型期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教育史研究的新成果与新问题”，参加本次大会的代表共345人，其中教师181人，研究生164人；收到论文236篇，其中16篇进行了主题报告讨论会。专家学者的主题发言或观点鲜明，或理论扎实，或慷慨激昂，或内敛沉稳，整个过程现场气氛活跃，会议进程的圆满成功。研讨内容总的来说，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一、教育史学的研讨
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作了题为《教育史学科体系建设的新思考》的发言，认为在急剧变化的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教育史学的工作者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完成教育史学科的华丽转身，已成为眼下的当务之急。从教育史学学科发展、功能发挥、未来前景来看，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周教授明确提出，教育史学科体系包括三个部分，即教学体系、研究体系与服务体系，其各自体系的功能与任务分别是培育人才、学术积累、普及知识，并指出未来教育史学工作者与教育史学科建设的任务是加强三大体系建设，全面而充分的发挥教育史学科的功能和履行教育史学科的任务。
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一文以李弘祺的著作《学以为己：传统中国的教育》为例考察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方方面面，从学校的设立、考试选才的体制，到书院的兴盛、大众教育的开展，均有论及。并高度称赞李弘祺先生为中国教育史研究走向国际化、将国际上的中国教育史研究本土化架起了一座学术桥梁。刘教授认为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主要包括研究内容的国际化与学术活动的国际化，并指出教育史学的研究要以国际化的视野和意识来选题、议题。
南京师范大学周采教授《论全球史视野下的教育史研究》一文提出开展教育史的研究可以通过全球史视野来推进，这是一个有别于旧的世界史的史学流派。随着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们对跨国的、全球的研究方法的持续关注，全球史在价值观、历史观、研究对象、历史分期等方面有许多新的观点，并对传统的教育史研究提出了诸多挑战和启示。最后，周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密切关注这种新的发展趋势，以期更好得推进中国教育史的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于述胜教授《切近中国历史文化语境的教育史研究》认为目前中国教育史研究充分体现了社会科学的特点，但是对人文价值研究的反映显得相对不足。因此，于教授以孔子之“学”的阐释为例，从四个方面详细解说了“学”的韵味：
1、“学”之一字，于孔子重莫大焉。从于教授引用的大量原始文献，我们不难看出，在孔子的精神世界中，有一个为他所特别看重、极其自信而又终身奉持的“学”。这个“学”到底是什么？紧随其后，于教授又全面解剖了何谓“学”？
2、“学”：学事乎？学道乎？明心乎？通过于教授向我们展现丰富的文献资料和详细的解释，孔子的“学”似可向我们进一步敞开了。
3、“学”：充满张力的乐境。于教授从“学”境中的时空张力和乐感韵律两个维度阐释了为“学”之境的极致。
4、“学”与“诲”：在境中言且引人入境。“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提出让世人永远记住了孔子，因为他最早道出了为师的真谛。
最后在余论中，于教授把孔子的“学”引申到了教育史的研究，这不失为一个创新的思想角度研究。
二、中国教育史的研讨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方晓东研究员在其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的提出与进展》中从宏观的视角向我们论述了中国教育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处于21世纪的我国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作者以***的“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为楔子，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是以终身教育思想为指导的现代教育体系，是一个国家各级各类及各种形式的教育相互联系、相互衔接而构成的整体。
在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的特征之后，作者向我们抛出了关于建设现代教育体系的进展与问题，其取得的进展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述，即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教育体系的层次结构、正规学历的教育规模、普教与职教的发展、非学历教育的发展。但是面对国际竞争的加剧，我国教育体系仍存在诸多的问题，主要是：我国教育体系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求；教育体系还不能满足社会成员的多样化学习的的学习需求；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之间尚有沟通与衔接的障碍；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校际之间教育均衡问题仍旧突出；教育体系的开放型有待提高。
为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的目标，作者从宏观的视野向我们论述了实现目标的七大战略任务，分别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教育的对外开放七个维度进行了论述。总之，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是需要全国人民为之共同努力奋斗的。
与上文方晓东研究员宏观的研究视角相反，陕西师范大学栗洪武教授则从微观的角度切入来研究中国的教育，即《学校教育高于生活的品质及其教育学意义》。本文以历史的脉络来追溯学校教育的意义，作者从教育的起源和教育的发展两个维度来论述学校教育高于生活的品质及其意义，然后作者指出了学校教育高于生活品质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教育活动的六大要素之中，即：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环境。既然六个要素都具有特定的含义和内容以及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特征，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整体把握教育活动，以期在教育实践上不会迷失道路。
教育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促进个体的社会化，那么关于“社会教育”与“社会的教育”的早期论争就形成了“社会教育”与“教育社会化”的缘由。沈阳师范大学王雷教授《转型期中国“社会教育”与“社会的教育”的论争及其破解》一文分析了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教育”缺失的原因及对策。作者首先从论争的源头：“社会教育”与“社会的教育”开始行文，在考察与分析了其他学者的观点之后，作者指出“社会教育”与“社会的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主张。“社会的教育”逐渐形成了教育社会学的一种流派，而“社会教育”则在实践层面上影响着我国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其次，作者又探讨了论争的特质，即“教育的社会功能”与“社会的教育功能”。再次，阐述了论争的形态：“社会即教育”与“教育即社会”。最后，作者指出全社会为什么关心教育即是论争尚未破解的难题。
三、外国教育史的研讨
华东师范大学王保星教授《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碎片化”与“整合”》一文指出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中存在“碎片化”现象，并直接影响到了外国教育史学科基本目标的实现，其基本目标是：充分展示人类教育史的整体画卷，再现不同的文化面貌、不同的地域风情、不同的种族特色。并以再论全球史观的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意义为副标题，希望可以凭借全球史观的理论与方法，整合并修正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碎片化”现象，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开始努力与实践：第一，变革外国教育史研究与教学的叙事单元，树立全球性的教育史观。第二，回归教育历史的合作与交流本性，加强教育交流史的研究。第三，客观的评价不同文化与文明对人类教育事业所做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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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一般是指有人类以来地球上历史的总和，虽然世界的历史早在人类文明出现之前就存在，但是人类一直到近现代才真正用这个概念来研究和述说历史。早期的世界史不可能记述人类文明之外的历史，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必须是在近代地理大发现以后才可能逐渐出现。世界史根据不同的时间段可以分为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等，根据不同的地区可以分为不同地区的历史，根据不同的代表事物可以分为不同事物的历史。
当然，作为如此高大上的学科，其课程的设置也是与国际接轨的。世界通史是我们首先要学习的，有西方史学以及各国国别史，例如美国史、英国史、法国史等。而国际关系这门课将各国联系起来，分析各国间的博弈，此外还有经典文献史料阅读、文化交流史等课程。
有人觉得自己的历史底子不好，什么也不知道，然后就对世界史望而生畏。其实大家懂的都不多，就算穷尽一生也不可能把历史全部烂熟于心。在大学的学习阶段，我们主要学的是主干知识、研究方法和历史视野。
世界史这个专业旨在培养全球视野、知识面广、素质全面，既能从事世界史专业研究，又能适应现代社会多层面需要的高级人才。熟练掌握一门外语，熟知世界历史文化与风俗民情，掌握一定的涉外活动技能，这是本专业人才培养的特色目标。
所以，选择学习世界史的你一定要多读书，但不要单纯拼数量，要从老师推荐的书目和具有广泛好评的经典作品开始，认真去读，读过以后至少对其大概说了什么、有什么观点要心知肚明。当然我们的阅读也不要局限在中国史、世界史的书籍中，有余力的话可以看看人类学、社会学等邻近学科的书。
在延续百年人文学术传统的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专业有着深厚的学科积淀和学统，特别是在德国史、加拿大史等地区和国别史以及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上有很好的基础。以学院引以为豪的“八马同槽”（即历史系八位著名的教授）为例，张维华先生在中西交通史的领域留下了严谨渊博的风采，赵俪生先生融贯中西开拓了中国农民战争史，陈同燮先生更是古希腊、罗马史的研究专家，对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具有奠基之功。
世界史这个专业十分注重外语学习，所以同学们都努力提高自身的英语水平，以便阅读外国文献或是为出国留学打好基础。关于英语的学习，建議大家可以几个人组成一个英语小组，互相督促提高，因为大多数人在没有良好的语言环境而仅靠死记硬背单词语法是很难做到时刻打磨语言。另外，许多同学也会自觉修习第二外语，如法语、西班牙语、日语等，以扩展国际视野。
学习世界史还要联系当下国际热点新闻，比如中东、朝鲜半岛局势以及西欧难民等，分析这些问题是怎么形成的、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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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重庆市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信息表批次:本科提前批 日期:2018-07-11 18:00 院校代号院校名称录取数科类录取志愿录取分录取最低分1101北京大学3文史类1志愿6346331103中国人民大学2文史类1志愿6196171115北京电子科技学院2文史类1志愿5445401119北京师范大学39文史类1志愿6186071122北京外国语大学（综合评价面试成绩）4文史类1志愿4441.831124北京语言大学4文史类1志愿5925821129外交学院5文史类1志愿6066011130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男)3文史类1志愿5915691130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女)2文史类1志愿5715691131国际关系学院(男)3文史类1志愿5655591131国际关系学院(女)3文史类1志愿5775711140中央民族大学2文史类1志愿5935861313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男)29文史类1志愿5294741313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女)5文史类1志愿5495252122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男)1文史类2志愿4554552208东北师范大学8文史类1志愿5855752301黑龙江大学11文史类1志愿5695433110华东师范大学22文史类1志愿6126013115华东***法大学2文史类1志愿5715693182上海纽约大学1文史类1志愿6266263234南京森林警察学院(男)1文史类1志愿4824823234南京森林警察学院(女)1文史类1志愿5435433301浙江大学3文史类1志愿6166163502华侨大学25文史类1志愿5765504118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男)1文史类1志愿557.098133124557.0981331244118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女)2文史类1志愿587.110143135577.1101131384124铁道警察学院(男)5文史类1志愿5034974124铁道警察学院(女)2文史类1志愿5505184208华中师范大学47文史类1志愿6055854402暨南大学25文史类1志愿6015834438香港中文大学(深圳)8文史类1志愿6265985005重庆医科大学30文史类1志愿5725145006西南大学(非西藏生定藏就业)4文史类1志愿5715615006西南大学148文史类1志愿6035745007重庆师范大学(高中贫困毕业生)15文史类1志愿5635365007重庆师范大学97文史类1志愿5725435008重庆文理学院47文史类1志愿5455225008重庆文理学院(高中贫困毕业生)8文史类1志愿5325205009重庆三峡学院67文史类1志愿5585115009重庆三峡学院(高中贫困毕业生)11文史类1志愿5465085010长江师范学院(高中贫困毕业生)12文史类1志愿5365115010长江师范学院60文史类1志愿5565155011四川外国语大学234文史类1志愿5775435012西南***法大学(男)23文史类1志愿5545315012西南***法大学(女)4文史类1志愿5605555014陆******医大学(男)1文史类1志愿565.092134137565.0921341375014陆******医大学(女)1文史类1志愿600.104144141600.1041441415018陆***勤务学院(男)1文史类1志愿573.106139134573.1061391345018陆***勤务学院(女)1文史类1志愿557.109139134557.1091391345029重庆第二师范学院129文史类1志愿5655205029重庆第二师范学院(高中贫困毕业生)21文史类1志愿5495215035重庆警察学院(男)96文史类1志愿5774825035重庆警察学院(女)11文史类1志愿6075555077重庆师范大学76文史类1志愿5264385122西南财经大学6文史类1志愿6096015127四川大学10文史类1志愿6105986111陕西师范大学26文史类1志愿5915756114西安外国语大学8文史类1志愿5675446536***警察学院(男)公务员面试成绩1文史类1志愿66.73999786466.7399978648101香港中文大学4文史类1志愿6256069561昆山杜克大学2文史类1志愿603585 注：***队院校总分后的小数点用于区分同分考生位次， 按照***队招生相关文件要求，文科依次为：语文、数学、外语；理科：依次为数学、语文、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