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君亲师”是中国传统社会崇奉和祭祀的对象,表现了中国人对于穹苍、大地的感恩,对于国家、社稷的敬重,对于父母、师恩的深情。它既是无形的精神信仰,也是有形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旧时在我国民居厅堂正中,往往供奉有这五个字。但是,人们并不知道它源于何时,更不清楚它发展演变的情况。《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说法就很有代表性,其中设置了“天地君亲师”的条目,并解释说这是中国民间祭祀的对象,为古代祭天地、祭祖、祭圣贤等民间祭祀的综合;同时又指出:“天地君亲师何时合并在一起祭祀已不可详考。”
学者们一般把“天地君亲师”的起源,追溯到战国时期的《荀子》。这是因为《荀子.礼论》中,有这样的说法:“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实际上,在一般认为成书于春秋的《国语》中,这样的说法即已显露端倪。《晋语》中说:“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这里只提到了君、父、师,而没有涉及天和地。注重天人关系、提出要“明于天人之分”的荀子,在此基础上又加上了天和地,形成了“天地君亲师”的完整要素。
《荀子》之后,相同的说法屡见于各种文献,《史记.礼书》《大戴礼记.礼三本》《礼记.礼运》和《白虎通义.封公侯》中,都有近似的说法。这表明对“天地君亲师”的尊崇,在西汉时期已经非常普遍,并得到了知识界的广泛认同。但在这里与《国语》和《荀子》相同,都只是分别说明了天、地、君、亲、师的重要,而没有将这五者并列在一起。成书于东汉时期的《太平经》,其中有“太上中古以来,人益愚,日多财,为其邪行,反自言有功于天地君父师,此即大逆不达理之人也”(《太平经合校》卷四十七)的说法。这里最早将“天地君父师”五个字整齐地排序,构成了后世敬奉的“天地君亲师”牌位的雏形。
南宋俞文豹在《吹剑三录》中,根据《礼记.礼运》的说法,提出了“师者固与天地君亲并立而为五”。余英时先生据此论定“俞氏无疑是最早提出‘师’与‘天地君亲’当并列而为五之一人。”(《现代儒学论》第168页)但在我们看来,有《荀子》和《史记》等的相关论说在前,又有《太平经》“天地君父师”的整齐序列继之于后,俞文豹显然不能算作是最早提出“师”应当与“天地君亲”并列而为五之人。
明朝末年著名学者刘宗周,在《人谱类记》卷上中说:“王文康公父训诲童蒙,必尽心力,修脯不计。每与同辈论师道曰:‘天地君亲师五者并列,师位何等尊重?后生以师事我,则终身成败荣辱,俱我任之。若不尽心竭力,误人子弟,与庸医杀人等罪。’”这里的王文康公,即寇准的女婿、宋仁宗时的宰相、枢密使王曙。如果这一记载可信的话,则王曙父亲的说法,就是继《太平经》的“天地君父师”之后,“天地君亲师”序列的最早提出。这也就是说,早在北宋初年,“天地君亲师”的并列排序就已经出现了。
但在宋元乃至明朝前期很长一段时期内,“天地君亲师”的说法流传不广,主要限于学术界,而且根据的依然是《国语》《荀子》《礼记》的说法。“天地君亲师”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开来,成为人们祭祀的对象,据现在的材料看来,是在明朝中后期。根据张履祥的《丧祭杂说》可知,至少在明朝末年,天地君亲师已经成了民间祭祀的对象。而据廖燕的《续师说》进一步可知,在明末清初时期,“天地君亲师五字为里巷常谈”,在民间已经十分风行了。清朝初年的石成金在《传家宝》中这样叮咛人们:“天地君亲师此五件,世上都该感激,都该设牌位早晚焚香叩谢。切不可懈怠,做个忘恩负义的人。”(《传家宝初集》卷一《俚言》)
在“天地君亲师”的序列中,“师”的地位最为微妙,它不仅忝列末席,而且经常受到人们尤其是文人学者有意无意的冷落,明清之际,依然如此。雍正皇帝即位后,在下诏褒封孔子五代先人的同时,上谕说:“五伦为百行之本,天地君亲师人所宜重。而天地君亲之义,又赖师教以明。”(《钦定国子监志》卷一)雍正皇帝的这道上谕,以帝王之尊和国家的权威,第一次明确确立了“天地君亲师”的尊崇地位;针对这一序列中原本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对“师”的作用和意义做了新的诠释,从而为“师”在这一香火牌位上、与“天地君亲”并列齐观,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合法性。从此以后,在民间祭祀“天地君亲师”的风气非常兴盛,乃至出现了“俗以天地君亲师合祀,比户皆然”(《思益堂日札》卷九)的情形。
辛亥***之后,皇帝被废除了,社会上不再有“君”,这时如果依然供奉“君”的牌位,不仅滑稽,而且有可能被斥为***。相传最早从湖北十堰开始,人们将“天地君亲师”改换为了“天地国亲师”,用“国”取代了“君”,并以“天地造化我,国家护卫我,亲人养育我,老师教导我”来引导人们在变化了的新时代,依然信奉传统的价值体系。
一些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认为,国家是一个***治组织,不宜作为敬祀的对象,而力倡祭祀“天地圣亲师”。如蔡仁厚先生认为,“天地是宇宙生命的本始,先是个体生命的本始,圣贤是文化生命的本始。这几个‘本始’,都不可忽视,不可忘本。”(《天地.祖先.圣贤――从“新加坡儒学会议”说到“台湾社会的教养问题”》,《鹅湖月刊》1997年7月第265期)为此,他在自己家里,安置了“天地圣亲师”的神位,并撰写了一幅“天生地养,盛德广大;圣道师教,亲恩绵长”的联语,再摆上一个小香炉和一对烛台,以便朔望节日上香行礼。通过这种方式,来践行儒家“祭天地、祭祖先、祭圣贤”的“三祭”之礼,满足自己内在生命“报本返始”的要求。据蔡仁厚先生说,新儒家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复观,都认同敬奉“天地圣亲师”的必要。但在现时代,它只能是少数人的吁请和行为,而不可能成为全社会普遍的共识。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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