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四、从经籍、释典及人类学角度等考察印度佛教与中国原始萨满宗教在神话、信仰、信念、仪式等方面的渊源关系
麦克斯・缪勒看到了印度雅利安人吠陀诗歌里对黎明、太阳和对大自然的赞颂与希腊人的宗教和哲学世界观有着相似性。希腊人崇拜大自然的宗教哲学，崇信从数学中能寻找存在于物理世界的自然规律。但同质的印度雅利安人吠陀文化，产生的是与希腊完全不同的印度教之类的东西。而闪米特一神论的宗教和精神就不用再叙述，古今都一样。
至于中国这种不带色彩、没有诗意的萨满***兰宗教产生的是儒教、道教、祖先崇拜和死者崇拜。蒙古人种的***兰民族宗教在东亚的北部以极其巨大的人口汇聚，产生了极高的中央集权，以应对公元前两世纪以降来自北方通古斯游牧民族强大的***事压力。因此从黄种人的萨满宗教中产生了传统认为的两个派别：儒家和道家，我认为还有佛家（这是本文正在论证的工作）。从哲学思想派别上讲，儒为一家，佛道为一家，中国强大的中央集权需要极为世俗的儒家，强大的世俗中央***权和入世的儒家在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上需要有出世情怀的道家予以平衡。但中国的道家很弱，因此汉以后，从印度传来的佛家兴盛弥补了道家的不足，平衡了整个中国社会文化和心理。
儒和道都来自巫，中国古代丧礼是最隆重的，这在《三礼》之中都有大量的详细记载。例如三年之丧等。儒家原本也是巫。孔子的家传职业就是在丧礼上做吹鼓手、是诸祭司之一，但孔子对生死和灵魂不感兴趣，而对人世感兴趣。他对死亡的态度是：未知生焉知死，事死如事生，远鬼神等。
在全人类中，东方***兰（黄种）民族的原始萨满宗教对生死、对冥（阴）界的思考和探索是最深邃的，其实践活动也是走得最远的，因此，东方民族显出阴（沉）郁的气质，而阳性的西方民族在这一点上不能与东方比肩。印度瑜伽来源何处？是达罗毗茶人处吗？我认为无论是印度的瑜伽、道家黄老的导引术还有狄羌的祝融术都可能是来源于黄种***兰民族的萨满原始宗教，是同源的东西，源自东方。还有今天藏传佛教的尼玛派密宗的大圆满，噶举派的大手印，雍仲本教的大圆满，萨迦派的基道果，黄教的大威德金刚都是源自蒙古人种的萨满宗教。达罗毗荼人瑜伽修法同样是源自东方萨满原始宗教。
崇拜大自然的希腊宗教文化和一神教的闪米特宗教二者都是阳刚的，与阴柔的***兰民族的原始宗教极不相同。曾在工作二十多年的佛学家贾题韬先生于1985年向笔者提出：《道藏》中主要的三十三种气脉修法和印度佛教密宗主要的三十三种气脉修法，完全一样。两者是个什么关系？希望笔者在从事藏学研究中，能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二十九年过去了，笔者认为二者是同源的关系，是在人类历史的早期由中国传向印度。
东方***兰民族企***在***中通过控制思维控制人体气脉的修炼，解脱生死，战胜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气脉修炼在东方蒙古人种可能至少有一万五千年历史。
表面上看，婆罗门教和佛教在因果报应、业力和轮回理念上很相似，实质差异很大。无论是婆罗门教，还是后继的印度教，都是根植在印度种姓社会制度上的。这就是佛教虽然一度在印度获得很大发展，但最后不得不从印度退出的根本原因。归根到底仍然是佛教在印度社会没有根。当时婆罗门教的三大纲领：“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佛教则针对提出：“吠陀无实义，并非永恒不变”、“祭祀杀性，实为造难”、“四种姓犹如一母生四子，岂有高低贵贱之分”。佛教代表受压迫的土著民众和其他种姓与婆罗门教在辩争。
佛教作为一种新兴宗教，否认吠陀经典的权威，否认诸神创造和主宰世界，否认祭祀的效力，佛教主张自我修行，通过戒定慧，成为阿罗汉，达到涅。在佛教的理论和实践中，诸神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
纳西族的原始东巴教有一古老传说，一位大神死后倒在大地上，从他身体的各个部位长出了各民族，各民族是平等的，是兄弟。这与雅利安的婆罗门教吠陀经中的记载相似，印度的四个种姓是婆罗门教三大主神之一的梵天所创造，梵天用口创造出了婆罗门，用手创造出刹帝利，用大腿创造了吠舍，用脚创造出首陀罗，只是这里四个种姓有贵贱之分。笔者怀疑，婆罗门的这一传说可能是抄袭东方民族的神话并加以篡改的。
张毅教授认为：佛教密宗的根源虽来自中国，但是在迦摩缕波才形成密宗这一大教派。不仅迦摩佳女神的圣地青山寺在迦摩缕波国都附近，而且密宗的许多圣地都在该国。如《成就华》一书中曾列出四个密宗圣地。即迦摩缕波（Kamarupa），Srihatta，Purnagiri，以及乌仗那（uddiyana）等，其中Srihatta，据考证即现今阿萨姆的昔尔赫特，至于Purnagiri也有人为是普那，但更多人人为该地在阿萨姆境内。[1]因此我们这里引用李约瑟先生的一段话：“乍视之下，密宗似乎是从印度输入中国的，但仔细探究其（形成）时间，倒使我们认为，至少可能是全部东西都是道教的。”
在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提到东星国国王主要依赖两大部落的支持，其一是吉拉特人，另一个就是支那人。东星国的历史似乎比迦摩缕波还早，东星国是迦摩缕波的前身，两者关系密切。东星国是一个古老的星算之国，位置还在迦摩缕波的东面，我分析，东星国是古羌人的国家，“东”即是“董”，是古羌的一大姓，董是迦摩的外孙，是嘉（迦）的女人所生的部落和国家。这就是古老的东方王朝。
现今的不丹国，唐代是隶属于迦摩缕波的蒙古人种部落，其语言与青海安多藏语有一定的关系。
《山海经・海内南经》中有巴蛇食象，在玄奘《西域记》中有佛陀为解救众生治瘟***病，化为巨蛇，倒毙在山谷里。众生食其蛇肉，能治瘟***。此二者似乎有一些关联。可能是同一原始神话的某些共同东西。
《薄伽梵歌》第十五章无上布鲁舍瑜伽：薄伽梵说“据说有一种树，名曰阿湿婆陀，其根在上，其枝向下垂落，其叶为不朽的吠陀经文，谁懂了它，谁就算通晓了吠陀”。张保胜在注释[1]中说：此颂是对宇宙形象化的描写，把宇宙比作头足倒立的大树。这种树的音译名称为“阿湿婆陀”（A’svattha），意译为“马厩”。许多字源学家认为，这是由神话中太阳的神马在这棵树下歇足而得名。关于宇宙的这种形象化描写，在印度许多古代经典里都能找到。在《梨俱吠陀》中，就有关于伐楼拿天界之树的描写：这个树的根高高在上，树的枝条（光线）向下伸展。在毗湿奴的千名（Visnu-Sahasranāman）中也提到了“伐楼拿树”（Varunaurksa），并被认作是无上自在天的千名之一。它似乎是《梨俱吠陀》中所讲到的“秒绿树”（Supalāsa-Vrksa），神话说焰摩（Yama）和祖先们坐在树下饮酒言欢；树上长满了甜美的浆果，栖者两只善飞的金翅鸟（Supa-rna）。在《阿闼婆吠陀》中，也有关于“阿湿婆陀”的描写，说这种树生长在第三个太阳界，它是神的家室。在《伽塔奥义书》（Kathopa-nisad）中，把梵描写成长生不死的阿湿婆陀，说它的根是向上的，它的枝干是向下的。《薄伽梵歌》中的“阿湿婆陀”很可能是从《伽塔奥义书》借来的。它的根指的是无上自在天，宇宙树（jagad-vrk-sa）――阿湿婆陀就是从它那里发出来的，它的枝干向下伸展，以至遍及整个宇宙。[2]
我们来看***兰民族萨满原始宗教神话关于“世界树”的理念。在北方阿尔泰语系各族中大多都有宇宙开初地上长着巨大的神树的说法，大体是说：万物之中心，大地的肚脐上，耸立着一颗最高最大的枞树，树梢顶上住着天神。这种世界相，常常被画在萨满的神鼓鼓面上……这些树长期被地下死亡国王9个耶路莱汗所霸占，做了栓马木桩。后来，天神赶走了9个地下魔王，人和各种动物才得以在大地上自由生存……树住着天神和人类生前的灵魂，这无数灵魂都以小雏鸟的形态聚居在树上……[3]
这里面聚集了大量原始宗教文化信息，可能是雅利安婆罗门巫师抄袭修改了东方***兰人的萨满宗教世界的神话传说，并从阴间改到了阳间，变得轻松了。世界树是天神和灵魂栖之地，普通人是不能靠近的，可能是冥界神秘恐怖之地。而在婆罗门那里变成了太阳的“神马”歇足之地，从吠陀时代开始，婆罗门就在吸收、抄袭、修改东方***兰宗教世界的内容，以丰富完善自己。雅利安、闪米特、***兰人的原始宗教和原始神话从很早就开始交汇。
这里出现几个要素：世界树（宇宙树）、马厩（马邑、栓马木桩）、天神、小雏鸟（金翅鸟）。
世界树在中国的山海经中有记载，应是都广之野的建木或若木。《山海经・海内南经・建木》：“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缨、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栾，其木若，其名曰建木。在窳西弱水上。”建木西是氐人国、巴蛇食象。《淮南子・地形篇》说：建木生长在都广，众帝在那儿上天或从天上下凡，太阳很高了还没有树影，在树下大呼而无一点儿声音，这大概是天地的中心。在***兰人的萨满世界中，世界树应有九棵。
《山海经・海内经・九丘建木》载：有九座以水环绕的山丘（九丘）：名为陶唐丘、叔得丘、孟盈丘、昆吾丘、黑白丘、赤望丘、参卫丘、武夫丘、神民丘。九丘之上有种神木，青叶紫茎，黑花黄果，名叫建木。建木高百仞而无细小的枝叶，只在树顶上有九根弯曲向上的大干，下有九条盘旋交错的老根，它的果实如麻子一样，它的叶子似棠梨的叶。大从这棵树上天下地。据说这棵建木是上天专为众（黄）帝所造出的。中国古神话中的天梯有两种，一是山，二是树。山为天梯，在《山海经》中提到的华山青水之东的肇山，“柏高上下于此，至于天”。次之是《海外西经》所记述巫咸国境的登葆山，说“群巫所以上下也”。再次即《大荒西经》所记“十巫从此升降”的灵山，可能这也是登葆山的另一个名字。另外，在《淮南子・地形篇》里记述昆仑山也是天梯，“昆仑之丘，……登之而不死，……登之乃灵……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山作为天梯，古神话中可见的大约如此。
在《山海经・大荒西经・灵山十巫》：“有灵山，巫咸、巫即、巫、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大荒西经》中有白氏国、西周国（叔均）、北狄国、（西王母之山的）沃民沃野、三青鸟、轩辕台、女子国、日月所入的丰沮玉门山、龙山、轩辕国、西海神兹、日月山（颛顼令重黎绝地天通）、昆仑西王母、夏耕尸、夏后开（启）等。
根据黄种***兰人萨满世界的天梯和世界树有九处的传说，《山海经》中的华山青水之东的肇山是一处，《大荒西经》中的灵山是一处，都广之野是一处，黄帝的昆仑之丘也是一处，看来肇山是在陕西的华山附近。笔者认为都广之野至少有三处，《山海经・海内经・都广之野》：“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明杨慎《山海经补注》说：“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明曹学《蜀中名胜记》说在今成都附近双流县境。还有一处笔者推测可能在陕西省和青海省西宁之间。都广之野还有一处应在乌仗那国（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此区域是上古华夏的古轩辕之国。今阿里地区的岗底斯山，是古昆仑之丘，黄帝的下宫。印度阿萨姆地区应是***兰萨满的“世界树”宗教中心之一。
公元前2800年-公元前1000年四川广汉地区三星堆遗址，其中出土的青铜神树，高达3.95米，其上有青铜做的鸟，即是“扶桑”“建木”“若木”掌握灵魂的巫仙出入上下的世界树。三星堆文物填补了中国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等诸领域的重要空白，为萨满世界树理念提供了实物证据，使得世界对中国古代文明需重新评价。只有用黄种人萨满宗教世界的世界树，才能真正解释三星堆的青铜神树的意义和价值，从而使我们能理解古代的蜀国文化。蜀文化与东方印度的阿萨姆从远古就有紧密的关系，两者可能都是萨满世界树的宗教中心之一。
在阿萨姆（Assam）地区，唐代玄奘游学印度时，其地有个名叫迦摩缕波的国家，其国王童子王热情地迎请礼奉中国这位高僧。不久王玄策也到这个国家，童子王请他回国后把《老子》译成梵文送去。这个翻译任务以后由玄奘完成。童子王当时告诉王玄策，“先人神圣，从汉地飞来，王于此土，已四千年。”（见《释迦方志》）。张毅教授曾指出迦摩缕波和中国邻近，两国间自古就有直接而频繁的交通。唐人著作提到此事的颇多，除《大唐西域记・迦摩缕波国条》外，《释迦方志》上也说：“其国东境，接唐西南，有诸蛮獠，与彼朝贡，云可两日行，使入蜀之西界。”自古迦摩缕波就和我国有密切关系。据印度史诗记载古代的迦摩缕波的居民主要是山民和支那人。该国王的***队就由这两种人组成。[4]
范古里克认为：梵文的支那与摩诃支那经常是指迦摩缕波（阿萨姆）而不是指中国本身。张毅教授同意范古里克的看法。
迦摩缕波这个词，笔者接触有二十多年，但却不敢去想（以为是梵文），近日用汉藏语系或直接用藏语发音去理解，一下就明白了：“迦摩”就是“嘉莫”，“迦”或“嘉”在藏语中意思是指“夏人”和“汉人”。“摩”或“莫”藏语是指“女人”。“缕波”藏语指“王”。合起来就是“夏（汉）”女王。意即西王母国。藏族还保持着对汉族最古老的称呼：“夏”或“嘉”，藏族中现在都有不少支系属于“嘉（夏）”人。迦摩，在印度神话中又成了爱神。笔者推测：迦摩即是西王母的女子国，恋爱自由，爱情多，因此就变成了神话中的爱神。约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200年印度文化中《伽摩经》又称《爱经》和《性经》（Kama Sutra），这是一本讲解房中术上的经书。这里可能隐涵着深邃的中印底层文化关系。古羌系统黄帝和西王母的道家导引术中，有大量讲房中术的内容。中国公元前2世纪的汉代就有道家的《素女经》。《夏（嘉）女经》即《西王母经》当然是讲房中术的。这就是佛教密宗和印度教密宗的源头。可以判断：印度雅利安的婆罗门的密宗基本是从东方黄种***兰文化（包括达罗毗茶人）中抄袭而来。阿萨姆的迦摩缕波是夏女国，这里是印度佛教密宗的主要发源地。中印两国的共同底层原始文化就自不待言了。
《山海经》保存了上古华夏民族在这一地域的文化活动，蕴涵大量上古华夏文化信息和密码。比较三个方面的文献，可以说象形文字的《山海经》时代最早，其次才是《佛典》。而两者在原始宗教文化上同源。吠陀和印度教的东西是吸收和抄袭黄种***兰民族的原始神话和原始宗教的内容而来，当然他们进行了创新。
位于巴基斯坦、阿富汗、阿里、***和田之间的上古大夏（巴克特里亚），是上古中原夏王朝同宗的上古华夏民族的先祖古轩辕国、古支那国，也就是藏文献中的象雄和西女国（苏毗女国）。他们都是由夏（嘉、迦）人建立的王朝和国家。今天在藏区嘉（夏）人的象雄余部有青海玉树北嘉二十五族、外象雄丁青三十九族和川西北嘉（莫）绒等，这些都是崇拜龙蛇、以龙蛇为***腾的蒙古人种的部落和王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开天辟地的到创始人类的女娲氏，从共工、伏曦到黄帝、炎帝，这些具有至高无上权力并主宰人类命运的统治者都是人面蛇身，都是蛇神。据《楚辞天问》载“女娲有体，孰制匠之？”王逸注为“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七化”，《拾遗记》卷二又载“蛇身之深，即羲皇也”。相传伏羲 是蛇的后裔，是其母与蛇所生的孩子；据《山海经・海内经》的记载上古时人们还把五帝之首的黄帝轩辕氏认为是象征云气的“四蛇相绕”等。因而蛇在中国古代传说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意象――权力。例如：大禹的父亲鲧。《开筮》曰：“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顾颉刚考证， “禹”这个字的字源与龙有关系。夏人的后裔周人，闻一多先生指出在甲骨文中“周”这个字，就是指龙蛇。四川的简称“蜀”也是指蛇。苏毗女国（西王母）的王族“韦”氏和象雄王李弥嘉是同族，“李”是古藏语中和田发音的“韦”，“韦”和“李”都是指龙蛇。源自象雄的本教是非常崇敬龙的。吐蕃与象雄苏毗韦氏通婚，就被认为在与龙族通婚，娶到的女人也被称为龙女。[5]
关于印度教的三位大神：梵天为创造神，毗湿奴为毁灭神，湿婆为保护神。其中在哈拉帕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印章上作瑜伽坐式的三面男神（兽主神）“楼陀罗”（Rudra）就是印度教主神湿婆神的原型和前身。由虎伴随的女神是湿婆的配偶女神杜迦的原型。石雕阳物是湿婆神的象征和林迦崇拜的最早表现。印度史学家D.D.高善必认为摩亨佐・达罗的大浴池是后来印度教圣池（puskala）的原型。对吉祥符号“”、车轮、太阳、火、菩提树、牛、虎、蛇的崇拜也为吠陀文化所吸收。蓄须男祭祀石雕像的瑜伽坐式及沉思的眼神和表情是后来吠陀文化的宗教艺术典型。[6]类似湿婆的生殖器崇拜在今天中国的广西、云南、四川的盐源县、木里县和整个青藏高原的蒙古人种的萨满原始宗教中是普遍存在。对女神的崇拜在整个青藏高原比比皆是。例如：在玉树和拉萨之间的苏毗女国其西边阿里有西女国，东边在甘孜阿坝和昌都之间有东女国，在东印度的阿萨密，唐代还有迦摩缕波（夏（嘉）女国）等等。又如苯教认为喜马拉雅山峰的神也是女性。我们认为土著的蒙古人种与土著的达罗毗茶人在文化和原始宗教上是同源的。达罗毗茶人神话保留原始社会以创世女神和母神为主角的神话。这一点与蒙古人种的嘉（夏）部落一样，都对印度教神话有很大的影响。印度教神话从前两者吸取并加工了许多传说，丰富了自己的神话内容和神话系统，反过来又使蒙古人种的神话和达罗毗茶的神话附属于自己。与蒙古人种相似，达罗毗茶神话特点是没有神系，也没有形象丰满的神。在蒙古人种这里，麦克斯・缪勒指出，“这种宗教可称之为单音节的宗教，它崇拜众神，有天神、雷神、电神、山神、水神等，这些神并肩而立，互不干涉，也没有什么较高的原则使之相连。”[7]达罗毗荼神话的核心是对生命力的认识。这种生命力表现在植物的开花结果、种族繁衍上是美好的，但也可能带有危险、恐怖的性质。与这种生命力紧密相联的是各种各样的魔鬼和形象不定的神。他们都非常凶恶、可怕，常给人间带来痛苦，而很少发善心。达罗毗荼人不仅崇拜鬼神，而且还崇拜各种自然物体，如植物、水塘，尤其是山峰和石头。不论坟地、宅院和战场到处可见人工安放的石头。石头作为鬼神的化身，达罗毗荼人还把它安放在树下特制的平台上。和人相联系的生命力极其鲜明地表现为国王和部族酋长的威力，或者表现为女性的诱惑力。这种力量既美好、又可怕，它像火一样越烧越旺，也象火一样可以熄灭。这种力量已被达罗毗荼人神化，表现为他们对贞洁女神、神母以及沪世女神的无限崇拜。达罗毗荼人崇拜的神母有许多形象和名称。达罗毗荼人普遍崇拜蛇。认为蛇能兴旺人宅，因此和丰产、财富有关。他们把蛇看作是家屋的保护神。以上这些文化要素与蒙古人种的完全一样，被称为风水和（地下）龙脉。
从雅利安人的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分析，我们看到的是雅利安人的太阳神、雷电之神因陀罗与黄种嘉（夏）人种和达罗毗荼的龙蛇神***腾之间的战争。般度族的祖先镇群王得知其父继绝王是被蛇王达刹伽咬死的，决定举行蛇祭，杀死所有的蛇族，为父亲复仇。蛇祭举行到一半时，大量蛇飞向祭火而亡，蛇族的儿子，广有智慧的婆罗门阿斯谛伽来到了祭场，迫使镇群王停止了蛇祭，大量蛇族获救。
印度文献中关于蛇神那伽（Nara）是与历史上居住在印度西北部的蒙古人种的部落那伽族联系在一起的。这些部落在雅利安人之前就居住在那里。在印度的许多地名中都有“那伽”这个词素。人们推想，真正的那伽是一个以蛇尾***腾的蒙古人种部落。因此这一神话是有历史依据的。在佛教神话中，那伽是一组蛇形的半神之物。那伽很可能在雅利安人之前的印度起过重要作用。他们被纳入佛教神话使一些佛教学者认为这是非雅利安来源的佛教标志。在许多经卷中都有对那伽的描写。他们分为水中和陆地上的两种。那伽能够变人，他们经常与凡人男女相爱。凡人同那伽结合所生的后代都十分温柔，因为他们具有水的特性。那伽也经常发怒，相传他们的呼吸有毒。他们的目光可致人死命。他们对佛教十分友善，甚至经常是热烈的支持传播者。释迦牟尼在成佛之前有几度转生为那伽。在大乘佛教中有一传说，一个著名的哲人那伽周那从那伽须特噜于中得到了《般若波罗密多经》。那伽一直把它保存到人们能够理解它。在孟一高棉神话中，那伽居住在地下和泉水中，能化为美妇。据一则神话，高棉国家的奠基者普拉赫吞能够坐在树上进入那伽的国家。因为这棵树每天夜里都缩入地下。他在地下同那伽的公主结婚。国王赠给他一件齐腰长的衣服，上有那伽的***像。在古代新郎应向新娘赠送这样的衣服。过去在举行婚礼时。新郎新娘要少许锯下一点前齿以防他们会变成那伽。女那伽是高棉王朝神话中的中心形象。有一则神话说，高棉国国王必须同一个多头女那伽同床数夜，这关系到国家的幸福。在一则佛教神话中，那伽牟质林陀在大洪水时救了佛陀。在吴哥的浮雕上有许多那伽像。在老挝人神话中，那伽是保卫国家的精灵。人们认为老挝的首府琅勃拉邦有以陶崩孙和陶唐宽为首的十二个那伽守护。万象城是根据那伽的命令修建起来的。
蒙古人种的那伽族目前居住在印度的东北部阿萨姆地区，他们有自己的祖先来自世界东方中国的古老传说。那伽用藏缅语来理解：“那”是指“神”的意思，“伽”可能是指“夏（汉）”人的意思，合起来就是夏（伽）人的神。梵文用同一字“那加”表示蛇（龙）和象，象王和蛇王的名字也相同。佛教说“法门龙象”，龙象是一个字。著名菩萨陈那的名字意译是“大域龙”，又是“龙象”。[8]面对部落众多的土著蛇族蒙古人种的伽部落和蛇族达罗毗荼人的部落，雅利安的因陀罗神也没有办法。印度教神话说蛇妖弗粟多是因陀罗的死敌，是混沌的化身，弗粟多在黑暗中长大。他的母亲是达奴，有九十九子，分住九十九城堡，后全被因陀罗破坏，对弗粟多的胜利被视为从混沌走向宇宙创造的过渡活动。因陀罗的别号：杀死弗粟多者。蛇神弗粟多有许多同类和助手，例如：阿浮陀（Asphodel），吠陀教之恶魔，因陀罗的敌人。《梨俱吠陀》曾七次提到此魔。有时和蛇妖弗粟多一起出现，形状像蛇。阿希菩提尼耶（AhlBudhnya）吠陀教神名，有蛇的特征和性能，又称深水蛇神，与蛇妖弗粟多同类，与希腊神话中的“皮同”可能同源。
与雅利安的因陀罗等神作对的部落还有达沙（Dasa）达休的祖先，是与神为敌的恶魔。或不信神的非雅利安人，有舒湿那、商跋罗、那牟质等。他们把水理解为达沙的妻子，水里住着弗粟多。看来游牧的雅利安人最初是怕水的。另外还有波尼（Panl），魔头之一，有牛群。反映对某一个与雅利安人为敌的部落的神话概念。佩伊（Pey），达罗毗荼人神话中形貌可怖的女魔，披头散发，常群居战场或坟地跳舞吃死尸，是湿婆的侍从。牟噜干（Murugan），古代泰米尔人的狩猎神、战神、胜利之神、山区部落之神。与萨满教有密切关系，其祭祀用标***在旷野上“狂舞”。
当雅利安的神消灭不了土著的蒙古人的伽部落和达罗毗荼的部落，他们开始改变策略，他们让雅利安的原始宗教巫师向东方土著的蒙古人种和达罗毗荼人学习深邃的跌坐禅修法，然后宣布雅利安的巫师婆罗门为最高等级，推行种姓制，宣扬“吠陀天启”、“婆罗门至上”、“祭祀万能”三大纲领。
这些材料表明在吠陀时代，始终存在与婆罗门教相抗衡的异端思潮，婆罗门教的核心是“祭祀”，而这些异端思潮的核心是“苦行”（tapas）。婆罗门教认为通过祭祀天神可以获得现世幸福，而这些异端思潮认为通过修炼苦行可以获得神秘力量。这些异端思潮的信奉者名称不一，直至公元前五、六世纪，即佛教和嗜那教兴起的时代，才普遍采用沙门的名称。
从吠陀时代到列国纷争时代，婆罗门教在***治和思想领域占据主流地位，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始终存在异端思潮。在列国纷争时代，由于***治经济的剧烈变化，社会的动荡，这种异端思潮在婆罗门教势力相对薄弱的土著的东部地区，形成强大的沙门思潮。佛教就是沙门思潮之一。当时，社会上对佛陀的一般称呼就是“沙门乔答摩”。
公元前三、四世纪，从游历印度的希腊人梅伽斯提尼的记录中看到，在他眼中，当时印度由两种哲学家：一种是婆罗门；另一种是沙门。沙门不住城中……不生子，行苦行，枯坐终日不动，重视禅定。解脱是其宗教修养追求的最高目标。事实上，沙门是与婆罗门完全不同的宗教世界。
沙门（samana，梵文sramana）是对苦行者、出家人或游方僧的通称。沙门思潮根植于印度本土文化，其主要根据地应在东方印度东部。可以追溯到印度河流域文明。据考古文物判断，印度河流域文明存在母神崇拜、生殖崇拜和兽主崇拜。兽主结跏跌坐，这是后来的瑜伽行者或苦行者的常见坐式。这是蒙古人种和达罗毗茶人东方原始宗教的渊薮。
沙门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婆罗门教的《泰提利耶森林书》和《广林奥义书》。“沙门”一词源于动词词根Sram，意谓辛苦、劳累、因此，很可能是婆罗门首先采用这个名称指称这些苦行者。
在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后，婆罗门教不可能完全取代印度本土文化。它也吸收印度本土文化。在《梨俱吠陀》中除了提到不信神、不祭祀的“达娑”和破坏祭祀的“罗刹”之外，还提到一类“牟尼”（muni）。《梨俱吠陀》第10卷《长发颂》（Kesisukra）描写一位牟尼头披长发，身穿棕色脏衣，腾空而行，出神入迷。他与风神结友，与楼陀罗神一起喝饮毒汁。吠陀时代雅利安人不崇尚苦行，因而以奇异的目光看待这类牟尼。《阿达婆吠陀》第7卷中还提到一位“神牟尼”（devamuni），凭借苦行获得神秘力量，“牟尼”一词后来成为苦行者，仙人或圣人的通称。佛陀的一个尊称叫做释迦牟尼（Sakyamuni，梵文Sakyamuni），即释迦族圣人。
在吠陀文献中，还提到与牟尼相近的耶提（yati）和弗罗提耶（vratya）.耶提也具有神秘力量。在《娑摩吠陀》中，他们有时是吠陀神的朋友，有时是吠陀神的敌人。“耶提”一词的本义是“控制”，后来也成为苦行者的名称。《阿达婆吠陀》第15卷中描写弗罗提耶修炼苦行，修习七重呼吸吐纳。《二十五梵书》中描写婆罗提耶说雅利安语，但生活方式不同于雅利安人。后来，大约在公元前后两世纪内产生的《摩奴***》中，将弗提耶称为“再生人与种姓相同的妻子所生的儿子凡是因为不发愿持戒而不得入教者”。而《包达绗那法经》讲弗罗提耶称为“混血种姓”。在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则明确说弗罗提耶是首陀罗男子和刹帝利妇女的混血种姓。[9]
《长尼迦耶》第27《起世因本经》，主旨是批驳婆罗门种姓优越论。针对婆罗门创造的种姓神话――婆罗门从梵天的口中产生，是梵天真正的后裔，佛陀批驳说，明明是婆罗门妇女怀孕生子，他们偏要声称自己是从梵天的口中出生。这样说谎，罪过不小。佛陀指出，刹帝利、婆罗门、吠舍和首陀罗四种种姓，无论哪种种姓的人，只要犯有杀生、偷盗、妄语、两舌、恶口、绮语、悭贪、恚和邪见，则都称不上是高尚的人。反之，则是高尚的人。佛陀认为善和恶存在于每种种姓中，婆罗门无权认为自己的种姓最优秀。佛陀强调“在众生中，法（dhamma）最优秀”。
五、从古典经籍中考察儒学、道教与印度佛教思想的渊源关系
释迦牟尼把自己的宗教学说四圣谛、八正道和十二缘起，称之为解脱的“中道”。而近年出土的清华竹简中的“保训”篇亦讲到了“中道”。
经过专家们反复讨论，《保训》简的释文大致内容是：周文王在位五十年的时候得了重病，他预感到自己将要离开人世，担心没有时间向其继承人传授宝训，戊子这一天，他自己洗了脸，第二天他把太子发（周武王）找来，对太子发说：“我的病已经很严重了，担心没有时间对你加以训告。过去人们传承‘宝训’，一定要把它背诵下来。现在我病得这么重，你一定要把我说的话记下来。要恭敬做事，不要放纵自己。”
“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既得中，……帝尧嘉之，用受厥绪。呜呼！”
李学勤认为，《保训》里所含的“中”的观念，或称中道，是《保训》全篇的中心，它与儒家后来所说的“中庸之道”有着内在的联系。安徽大学中文系黄德宽教授认为，《保训》蕴含的思想关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中道”和“阴阳和谐”观念，这些观念都是长期影响中国主流文化的核心元素。清华简《保训》是文王临终前对武王的遗训，但最难理解却是字形非常简单的“中”字。《保训》四次提到“中”，“中”是《保训》篇的核心概念。李均明先生认为这个“中”指与诉讼相关的判决书，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师旗鼎》与《周礼》经注相互印证，可知《保训》“中”意为“判词”或判决书。
这有一段关于“中道”的公案。《保训》中的河，爵位为伯，也应有审理诸侯国案件的权力。据《山海经》、《古本竹书纪年》等书的记载，推测清华简王亥故事的大意是，商人的首领王亥率牛车到有易氏进行贸易，被有易之君绵臣杀害，夺取了牛车。上甲到河伯处控告有易的罪行，河伯受理了案件，判决“微无罪”。古代诸侯出征要师出有名，启征伐有易氏，说“有易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尚书・甘誓》），汤伐夏，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上甲从河伯处借“中”――判决书，以此为理由，号召殷人诛杀了绵臣。事情成功后，又将“中”还给河伯。古代刑罚的作用有两种：一是止乱，一是惩暴。舜***守中，慈爱下民，是止乱。王亥无罪，有易杀害王亥，是违背道义，暴虐诸侯。上甲替父报仇是守中道吗？周文王认为上甲守中道，不是说上甲借中、归中符合中道，而是说上甲除掉有易、惩罚恶人符合中道，这是理解《保训》中道思想的关键所在。
孔子《论语・里仁》：慈爱百姓是仁，惩罚恶人，也是仁。审理案件“中刑”，不偏不倚，是“中”；惩罚恶人，伸张正义，也是“中”。《保训》中舜是扬善，上甲是惩恶，他们是“中道”一件事情的两面，没有什么区别。《尚书・洪范》里有“柔克”、“刚克”之分，“柔克”是指柔和可亲，靠慈爱柔顺取胜。“高明柔克”是对于明确服从***教的，要怀柔安抚。舜“求中”很明显属于柔克。“刚克”是以刚强取胜，“沈潜刚克”是对于阴险狡诈的***，要以武力制服。上甲“假中”，率***队诛杀有易，很明显属于刚克。舜“柔克”，上甲“刚克”，不仅可以看出《保训》与《洪范》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从整体上看，《保训》的主旨是非常清晰连贯的。《周易》“中”在爻位上是指上卦的五爻和下卦的二爻，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二和五爻的吉辞最多。如果阳爻居初、三、五阳位，阴爻居二、四、上阴位，就是“当位”、“得中”，否则，就是“失位”，就是不正。阳爻居中处阳位，称“刚中”，阴爻居中处阴位，称为中正。《象传》认为“得中”、“中正”、“刚中”就会大吉大利，可见其对中道思想的推崇，与清华简《保训》尚中的理念是一致的。《保训》中道思想具体体现就是仁与义的融汇，刚克与柔克的合一。《保训》和《周易》具有相同的中道操作运行模式。1973年，马王堆帛书《易传》的出土，证明孔子晚年喜易为当然之事实，孔子与《易传》的关系得到确认。《尚书》中没有文王的训诰，《逸周书》中文王的训辞多与《周易》无关，清华简《保训》倡导中道，则明显拉近了文王与《易经》的关系。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易传》，不能拘泥地理解为《周易》经传全为文王、孔子手作，而应理解为文王、孔子的思想是《周易》经传的源头活水。
从上面可以看出，“中道”是中国古代尧舜至夏商周文化的一支主脉，与周易是连在一起的。
释迦牟尼的“中道”是公元前六世纪，释迦与当时东印度兴盛的各种沙门思想辩论，和释迦自己的修行探索中产生的。很可能也是释迦王族家传的宗教哲学思想的主脉。释迦是在沙门们极度的苦修和极度放望，这两个极端中找到了解脱的“中道”。释迦牟尼前还有六位佛：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可能都是释迦族部族的宗教领袖。“中道”可能是其部族文化的长久传统。“中道”不仅是释迦牟尼的修行方法，也是释迦牟尼的思想方法。“中道”可以理解为折衷之道，也可以理解为中和之道或综合之道，这是释迦成功的奥秘。
佛灭度后七百年，南印度毗连婆国出生了一个最伟大的佛学家龙树。龙树根据《般若》、《宝积》、《法华》、《华严》诸经的要义，提倡“中道”。“中道”就是不着二边、离有离无。由“中观”作锁钥，把烦恼与菩提、生死与涅、世间与出世间等等大乘要义的法门都打开了。龙树在所作《中论》第二十四品中，对“中观”作如下的解释：“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这就是有名的“三是偈”，天台宗称为“三谛偈”。此颂表明中观思想是由缘起空思想发展而来的。在《中论》开头的两个归敬颂中，还提出了八不中道的思想，与“三是偈”同属于他的认识论。提倡“中道”使龙树成为伟大的佛学理论家。
公元十五世纪初，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于1402年写成《菩提道次第广论》和1406年写成《密宗道次第广论》，分别论述了他关于显密两宗的理论体系和践行规范。1408年撰的《中论广释》和《辩了不了义论》辨析了中观和唯识两派的优劣，确立了他以中观派后期思想作为哲学基础的根本立场。宗喀巴在弘扬“中道”的宗教活动中，名扬天下，同样成为伟大的佛学家。
这里有两处“中道”。释迦牟尼的“中道”是出世的“中道”，是宗教学解脱的“中道”。而尧舜夏商周的“中道”，则是入世的“中道”，管理世间社会（***治）的“中道”。这是人生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两个不同的世界和完全不同的内容。但却可能是用同一种思维，去贯穿人生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释迦牟尼和尧夏周都是嘉（夏）人，可能带有某些远古相同的隐秘文化密码。
我们来看孔子对待“生死”问题的态度，弟子问“生死”问题，孔子拒绝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生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搞不明白，那里还能去管死以后的事呢？
尽管释迦牟尼和孔子谈得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或者不是一回事，但对待事物的态度和方法是一致的。中国古代大多数的哲学家学问家对本体论都不是很关心，这既是我们这个文明的长处，又是短处。这导致哲学思辩不发达。
再来看佛教文化思想与道教文化思想的文化渊源关系。
“释迦”汉译能仁，能以仁爱的心来悯念众生，也就是佛教所说的大慈大悲心。“牟尼”汉译为寂默，是指佛在因地修行的时候，以自己心中本具的智慧光明，回光返照，断除烦恼，智慧圆满，这就是佛所具足的智德。佛具足能仁寂默，自利利他的智德与悲德，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释迦牟尼佛。[10]
我们注意到，“牟尼”的意思是寂默，此意义非常巨大。从这里我们可追溯到印度佛教与中国道家庄老哲学的可能存在的渊源关系。佛理中“牟尼”意为智德，含义可能是“寂默”产生智慧，所以是智德。释迦牟尼开悟后讲的四圣谛即苦集灭道。道谛，早期佛教规定的解脱之路，即通向涅之路，被总结为“八正道”，或曰“贤圣八道”，即：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从身、口、意三个方面规范佛徒的日常思想行为；再简要一些，又被归纳为戒、定、慧“三学”。其中“定”即“禅定”，从而产生智慧。“道”即成佛之道或解脱之道。
尽管释迦牟尼的解脱之道与庄子的道表面很不相同，其实是大面积相通的。《庄子・大宗师》中，南伯子葵问女说：你的年岁很高了，而面色却像孩童一般，为什么呢？女说：我得道了。南伯子葵说：道可以学吗？女说：你不可以学，但是卜梁倚可以学。我用圣人之道教导他，他或许能成为圣人。我坚持用道教他，三日之后他就把天下忘掉，七日之后把人事忘掉，九日之后把自我忘掉，这样才能达到领悟（朝彻）。领悟后就能见到卓然***的至道，然后能破除古今的观念，然后能破除生死的观念，由此到达不生不死的境界，这就叫做撄宁。撄宁的意思是在纷纭烦乱中保持心境的安宁。南伯子葵问：你从哪里学的道？女说：我是从文字，文字是从诵读，诵读是从见解洞彻（瞻明），见解洞彻从耳闻心许，耳闻心许……是从玄冥，玄冥是从参寥，参寥是从大道而来。
释迦佛门的道和中国道家的道从《庄子・大宗师》篇看到了极大的思维、修行方式和路径的重合面，如果不是同源的关系，很难解释这一现象。这是古老文献方面的证据。两者的不同之处是，释迦佛门用了严密的逻辑分析法，层层分析解释人生是苦，欲望是人生苦的原因，消除欲望是基本的解脱之道。理论方面，佛门非常完备强大，有巨大的说服力，因此产生极大的社会影响力；而道家基本是对人生直觉的判断与结论，理论不完备，说服力较弱。作为宗教，道家是不完善的，尽管道教在中国民间有极大的基础，但对社会上层建筑的影响力是有限的。
《庄子・应帝王》篇中载，壶子通过展现不同的身体气象，使得季咸无法进行面相，并最终让列子明白大道高深，从而到乡下隐世冥修。这个故事展示了中国道家庄老学的乡下隐世冥修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释迦牟尼的佛教与庄子的道教，其宗教哲学思想非常相近。人类如此相近的宗教哲学体系，可能是绝无仅有的，极有可能是同源的关系。尽管不少宗教学家看到的是两者的不同和差异，但我认为更多的是相同的同源关系。请问，整个人类历史上有如此大面积相似的宗教哲学体系吗？是没有的。古希腊也有所谓皮罗的悲观怀疑主义学派，但在整个希腊宗教哲学当中，只是极小的一点，根本没有地位。
中国道家黄老术的冥修实证的修炼之道与印度瑜伽有相似之处，我个人以为应该是源自黄种人的原始萨满宗教。至于印度的瑜伽源自何处？还有待考证。中国道家的出世修仙之道，一般都追溯到西部昆仑山系的黄帝和西王母的源头，应是中国古羌人系统的原始宗教。汉民族上古时的咒术，又称为祝融术，其实也是古羌人的巫术。秦以前，汉羌民族的巫砚修炼之术已经到达极高的境地，他们试***通过调节人体的呼吸和气脉，以解脱生死并成仙。此种原始巫术的修炼实践至少有一万五千多年以上的历史，此种探索在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文献中鲜有记载，大量存在于汉地民间和少数民族地区。秦以前，它们只在《山海经》、《庄子》、《淮南子》、《列子》等道家汉文献中有所记载，如此庞大的民间巫术的修行实践活动，在中国***朝廷的史籍文献中却很少记载，这也是中国***治文化的一大特点，即官民分离，朝廷***对民间最深层次、最底层的文化宗教思想活动知之甚少，缺乏沟通，官民一旦对抗就很难协调。中国原始萨满巫术宗教的丰富庞大的内容主要记载在与汉族同祖源的彝族、蒙古族、纳西族和藏族等少数民族古文字文献中，例如古彝文字中巫师毕摩的大量巫术仪规经和咒经（笔者曾询问过著有该学科专著的彝族原始宗教学人类学博士巴莫阿依女士：彝族的巫术和原始宗教思想与汉族道教的思想是同源一致的。巴莫阿依回答：完全同意，因为巴莫阿依在彝族地区做过大量原始宗教学的田野调查和记录），还有纳西族的（东巴文字的）东巴经，嘉莫绒藏族的大量本教经卷等。
六、关于中印文化的一点思考
印度文化是一个杂种文化。因杂交优势，其思辨和想象力异常丰富。虽然也有缺点，却是古代人类思维的顶峰。或许是一种偶然的因素，让古代印度成了人类思想和宗教最繁荣的地区之一，辉煌程度无与伦比。我们看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曼哈顿工程”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其壮丽景象，令美***高级将领吟出了《摩柯婆罗多》：当一千颗太阳同时燃烧时，人类就将毁灭。这是印度诗人在冥思中看到的真实景象，而中国古代神话中最多的就是十颗太阳，想象力差距太大。麦克斯・缪勒讲：“落日与朝阳有同样的光辉，但这两者之间的旅程必须跨越整个苍穹和整个世界。”弥补差距的心是应该有的，否则就只能搁置整个苍穹。
古代印度沙门、婆罗门和佛教等宗教信徒，在天文学、数学等方面所达到的高度和成就，是中国人所无法比肩的。佛典《华严经》曰：宇宙中有无数恒河沙数的世界。一千个这样的世界构成一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构成两千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两千中千世界构成三千大千世界。一个世界从产生到毁灭的劫数（一劫），是数十亿年。在没有现代电子天文望远镜观察天宇的情况下，印度哲人只通过禅坐内观，在宇宙学方面达到现代科学相同的认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数学上印度人的成就同样辉煌。对于只关心内部人际关系的中国“精英”儒生们，是不会去关心这些事的。中国近代在一切方面必然落后。
秦汉以前的中国古代科技也是十分先进发达的。道家老子和《周易》对宇宙起源的认识：从“无”生“有”，从有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周易》的《易术》，有东方数学家认为是比现代西方数学高明得多，计算容量巨大得多，运算规则完全不同的一种东方数学。《易术》至今没有人把它破解发掘出来，为人类服务。但现代计算机的二进制运算法，是西方科学家受《周易》启发，而发展出来的。阴阳、五行、八卦和周易是黄种***兰民族的普遍学说，只是在夏周人这里集大成，用文字记录了下来。上古东印度的东辉国和迦摩波都是古羌人的部落和国家，史称东辉是星算之国，其内容可能是与二十八宿、阴阳周易相类的东西。
古代轮回学说可能是与五行周易等学说联系在一起的。印度的“四大”地、火、水、风与中国“五行”金、木、水、火、土相似，差不多的。中印有共同的原始宗教底层文化。轮回的观念据说出于禅定思维的结果。修行者相信死者的意识，会从亡者身上流出，投射到另一个新生胎儿的身上。释迦牟尼出生后，饭净王请精通相术、能预知未来的阿私陀仙人来为其测算。仙人讲：释迦牟尼具有三十二大人相和八十种好，在家则成转轮王，出家则成佛陀。预言其出家。因释迦族是夏（嘉、迦）人的古羌人，这些算命师的学问可能是与“四大”（五行）历算周易理念同源的。古藏文著作《贤者喜乐瞻部洲明鉴》曰：“汉地之王精于卜算，智慧之主文殊菩萨以其地为自己的教化之区，以三百六十卦***作其导师。”周易和八卦算出所有生命在阳界的命运轨迹，阴界的魂要投阳界好的命运也要算。此种穿越阴阳界的命运轨迹，就叫轮回。轮回的理念在印度，早于佛教，也早于婆罗门教。
《布利哈德奥义书》（六二）说：“此义（轮回），自至今日，婆罗门犹未知之。故世界***治之权，归于刹帝利。”这有两层意思可以理解：1、轮回和业力的理念，是从东方萨满宗教世界的蒙古人种和达罗毗茶人处传给西方婆罗门的。2、古代印度人高尚纯真。他们认为，一个重要思想理念的产生，可以获得世界***治之权。古印度人是热爱思想的。这在中国可能就被认为是傻瓜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文明的复兴，不能伴随思想文化（包括科技文化）的复兴和繁荣，就只能是空梦。
古印度人强烈的求知欲，对一切事物来源的探索和思辨、对思想的热爱可以说压倒了一切，放置于生命和社会最重要的部分。古印度文化是伟大的。因此，尽管雅利安人狡猾地规定只有婆罗门才拥有宗教上的特权（话语权），婆罗门才能教授《吠陀》，但许多秘密的思想和学说都发源于东方土著人的刹帝利阶层。因为，雅利安的婆罗可能不懂，在古代东方蒙古人种这里，国王同时又是宗教职业者（巫师）。因此，在宗教思想和学说方面婆罗门与土著的刹帝利阶层竞争，婆罗门只能处于下风。例如，释迦族就有自己的部族宗教，即佛教的前身。但雅利安婆罗门仍有优势，他们用梵语记录抄袭土著东方人的思想成就，使其都成了印度教的东西。婆罗门拥有文字，也就拥有巨大的话语权。
佛典律藏《小品》载：两位比丘请求佛陀允许他们用梵语表达佛语。佛陀苛责他们说：“傻瓜呀，这样既不能诱导不信佛的人信佛，也不能使信佛的人增加信仰，而只能助长不信佛的人，使已经信了的人改变信念。”佛陀于是告诫他们说：“比丘呀，不允许用梵语表达佛语，违者得突吉罗。”佛陀最后说：“我允许你们，比丘呀，用自己的语言（方言语）来学习佛所说的话。”由此可以看出，释迦牟尼最初使用的语言与梵语是没有关系的。释迦牟尼的母语应该藏缅语。从释迦族是夏（嘉、迦）人上看，释迦族最初可能是有一种象形文字的。根据是与释迦族可能同宗族源的夏（嘉、迦）的三部分：汉、藏族的嘉莫绒（象雄）、纳西族，都是有象形文字的。四川甘孜发现的***画象形沙巴文，近年《凉山藏学》上有学者指出：沙巴文是嘉莫绒藏人解释本教经书的一种文字。纳西族有象形文字东巴文。现在中国的语言学家对东巴文和沙巴文的研究在初期阶段，认为这两种文字只有几百年。由于没有证据，时间不敢往前说。从历史学的角度，嘉莫绒和纳西在一千年前是同族，是一回事。嘉莫绒是夏的象雄古国，这样就存在东巴文和沙巴文有两千年以上历史的可能性。这需要加强研究，需要请语言学家研究巴利文中有多少词来自藏缅语的词根等等。
上古印度河哈拉帕遗址的***章象形文字，刘志一认为与古彝文字有关系。国外约翰马歇尔等学者认为达罗毗茶语有关系。我以为，与古象雄后裔的东巴文和沙巴文存在关系的可能性，也是有的。这也需要进行研究。需要请语言学家研究巴利文中有多少词来自藏缅语的词根等等。
西方人的学问有时也只能作参考。本教经典《十万龙经》谈世界起源与原始母龙的关系，“龙后安排世界次序”。霍夫曼认为，《十万龙经》是从波斯传给象雄的。笔者1987年在四川木里县宁朗乡下博瓦村，采访普米藏族55岁的民间巫师巴莫贡布，他讲：别的经是从印度传来的，有一部专门散水神的《十万龙经》来自汉（地），即嘉朗。嘉朗也是象雄的故乡。希腊神话把龙看成是邪恶的，波斯恐怕也一样。东方夏（象雄）人认为龙是自己的***腾，是自己的祖宗。怎么可能是从波斯传给象雄。龙母创世界的理念，应是与东方夏人同宗的黄种的苏美尔人征服两河流域时，带给西方和波斯的。
蒙古族学者前德门研究员在研究上古两河流域苏美尔部落，与中国夏王朝的夏人和哈萨克的民族同源关系。在上古汉文献中，哈萨克被称为“夏虞”中的“虞”人，是夏人的一个旁支部落。“百里奚虞人也”，就是这个部落的人。研究员指出：当上古苏美尔人和夏人，从两河流域向东方中国本土回撤的时候，释迦族在其中。释迦族是黄种夏人的一支。因此，我们就能理解，公元七世纪玄奘在西北印度看到四个释迦族做国王的非雅利安人国家。理解从北方侵入印度，自认为是释迦族的塞迦人。塞迦族与波斯人有长期合作关系，都是大乘佛教的信仰者。塞迦人可能是释迦族和中亚塞人通婚后的一种人。从释迦族最早给印度人传授种植水稻的技术这一点看，释迦族可能是从蜀地或滇地迁移到印度去的。因为，从西域学会种植水稻的可能性小。夏人的迁移是大幅度的，巨大环形的。上古夏人是很勇敢的，能吃苦，敢于冒险。现在中国人身上这种精神很少了。
自从儒家在中国上层社会占主流后，中国三代以前那种敢于上天入地、富蕴想象力的巫文化精神就被限制压制，被了。上层与此渐行渐远。汉民族上古神的系统和神话系统在汉文献中，被限制记录、不准记录和被销毁删除。只在《逸周书》、《淮南子》中有一点点记录。中国传统文化此种精神只保留在社会底层，在道家那里保留一小部分。秦汉以后中国上层社会极度功利和物质化，入世人群的利益争夺很快白热化。整个社会心理严重失衡。西汉时，只能靠道家来平衡。但道家理论不够完备，力量小，平衡力有限。东汉以后，佛教传入中国。佛教缘起性空的强大理论体系，慰藉了上自皇室，下自最底层农民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平衡了中国社会心理。
佛教的思想有两个闪光点：种姓平等思想和转轮王治国理想。中国社会没有种姓制度，后来频繁的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搞得贵族都没有。转轮王治国理想就是圣王治国理想，是尧舜时代人们的理想，要求圣王道德高尚，无私、爱民如子。释迦本夏（嘉、迦）族人，释迦的社会理想肯定和尧舜的理想一致，这里有着共同的文化遗传基因密码。释迦牟尼的思想本身就是从中国文化中发展出去，当其返回中国本土时，当然是如鱼得水，很适宜。释迦牟尼和尧舜的理想，就是自发的原始共产主义理想。所以，佛典上总讲：中国有大乘根器，是佛法归处。
麦克斯・缪勒认为：进入古代西北印度的雅利安人，没有过度使用武力，婆罗门也有一颗宽恕之心。我以为，雅利安人和婆罗门是看到了土著的蒙古人种和达罗毗荼人文明的优点，知道不如土著人，愿意吸纳和学习。
正是这些宽恕和包容之心，使印度古代文明极其辉煌，是人类思想的策源地。公元前六世纪，蒙古人种的释迦部族的宗教思想，就是在古代印度这种宽容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得以发扬光大，形成释迦牟尼的四圣谛、八正道、十二缘起的解脱中道，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历史事件，是古代印度社会对全人类的贡献。如在中国本土，释迦部族的原始宗教思想处处都是，最多只能产生道家，无法产生佛家。佛家只能是在允许各种极端邪说存在的印度沙门环境的刺激中才能产生。公元前两世纪的汉朝以后，就更没有希望。佛教的产生对人类思想史是一种幸运。
注：由于文章篇幅较长，故分两期发表，此为下半部分，上半部分见本刊上期。
（龙西江，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参考文献：
1. 《薄伽梵歌》，张保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2. 《摩诃婆罗多》，黄宝生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3. 《五十奥义书》，徐梵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2版。
4. 《奥义书》，黄宝生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12月第1版。
5. 《罗摩衍那》，季羡林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
注释：
[1] 见张毅《试论密宗成立的时代与地区》，《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6页。
[2] 参见《薄伽梵歌―深奥的教诲》（B.G.Tilak：Gi-ta-Rahasya），1936年，浦拿（Poona）版，第二卷，第1135页]（参见张保胜译《薄伽梵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第165-166页。
[3] 乌丙安，《神秘的萨满世界》，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年6月第1版，第63页。
[4] 张毅，《试论密宗成立的时代与地区》，见《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5页。
[5] 见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汉藏史集》，陈庆英译，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第74页。又见龙西江《再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研究》2004年第2期，第29页。
[6] 培伦主编《印度通史》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0年第1版，32-33页。
[7] [英]麦克斯・缪勒：《宗教学导论》，陈观胜、李培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第65页。
[8] 见《摩诃婆罗多插话选（上）》，金克木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1月，第17页。
[9] 郭良：《佛陀与原始佛教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1-114页。
[10] 明法师，《释迦牟尼佛名号的由来》http：///changshi/detail_2011_11/16/10689238_0.shtml？_from_ra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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