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 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极盛时期，其文化发展具有鲜明的历史特色。主要表现为：三教并行、官私学盛、崇尚儒雅、学派林立。宋代文化具有兼容精神、创新思想、经世理念、理性态度、民族意识等时代特点，在中国文化史上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两宋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与两宋文化发展的历史特色分不开的。
关键词： 宋代文化 繁荣原因 发展特点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两宋文化的发展是令人瞩目的。对此，不少先哲前贤曾予以高度评价。王国维认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1]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一些日本学者则把宋代文化称之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期”这些评价并无言过其实之处，它是建立在对中国封建时代文化整体性把握的基础之上的。本文拟对宋代文化发展的历史特色作探讨，以期说明两宋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
一、宋代文化繁荣的原因
1.宋代文化继承了前代的影响。文化有其发展性和延续性，当我们考察宋文化时，应把它放到历史的进程中，而不是孤立地分析其繁荣的原因。宋代文化的繁荣表现为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全面发展，这种繁荣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得益于汉、唐以来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积淀。唐中叶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由于两税法的施行，在土地所有制关系中，经济因素的地位开始上升，***治特权因素的地位开始下降，从而对名门贵族产生了巨大冲击，即使是豪强地主也可能“朝为富室，暮为穷民”。加之唐末、五代的战乱打击，名门贵族势力被严重削弱并趋向消失，社会呈现贫民化的趋势。这种社会结构的演变至宋代形成新的格局，并带来意识结构的演变，一个突出的反映就是“取士不问家世”各阶层都可以接受教育，参加科举考试，使教育进入贫民化阶段，从而使文化得以走向更广泛的社会人群，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较好的社会基础。开创于隋唐的科举制度被宋继承并完善，为宋代文化繁荣奠定了人才基础。宋代废除“公荐制”采用“糊名”、“誊录”等办法，使科举考试趋向公平。同时，统治者又对其进行改革，使经义、诗赋、策论在考试中几乎占了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就要求应试者有较宽的知识面、较强的分析能力和***见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士人的知识结构，有宋一代一些闻名于世的大家多兼长文章、经义、节义与***学。而这种变化得益于科举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宋学批判地继承了汉代的训诂之学、唐代的辞章之学，并融合了佛老等异质文化发展起来。
2.宋代治国***策的推动。赵宋王朝***以来，鉴于唐末五代武人跋鹿、斯文扫地的弊端，从太祖赵匡胤开始，就实行了一条“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从***起，就长期推行一些比其他王朝独特而又宽容的国策，不期而然地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大量吸收文人参***，打破了以***人为中心的统治结构，奠定了文化繁荣的根基。吸收文人参***主要是通过改进从唐开始推行的科举用人制度。科举制在唐朝尚属初创，还留着荐举制的种种弊端，新老世族可凭借其***治、经济优势和传统的社会地位，继续把持取士大权，科场成绩好坏，并不能成为录取与否的主要标准，这就限制了新兴庶族地主阶级和一些有才华人的竞争机会。宋代做了三个重大改进：彻底取消了门第限制，无论士农工商，凡具有一定文化的读书人，皆许投牒自进，已无任何出身限制，从而扩大了取士范围。再是宋代不仅永远结束了世族地主垄断科举的局面，即使是宦官子弟也很少能在科场上保持其优势。收回取士权的同时，废除“公荐”制度，严格考试程式，特别是推行封弥、誊录之法以后，从而保证了科举考试中“一切以程文为取留”这一公平竞争原则的实施。考试内容趋向多元化，如进士科由唐以诗赋转变为经义、诗赋、策论并重，明经科经义由试墨义改为试大义。这一改进使读书人光凭背诵儒家经典或擅长吟诗作赋已难以取得科第，只有开拓知识面，培养***见解和分析能力，才有可能在激烈的科场中取得胜利，转而推动文化学术发展。宋朝统治阶级就是通过推行科举制度加快封建社会向后期转变，新兴的庶族地主阶级成了新的统治阶级基础。与此同时，还推动了宋代文化的普及。两宋读书人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自北宋中后期起，不论地近京畿的州县，还是川广等僻远地区，到处都是读书应举之人。给文人以优厚的俸禄，使封建文人精神文化需求扩大；经济发展、社会***向士人提出更多创作材料和需要回答的问题，新的文化传播手段普遍应用等，就为文化繁荣发展具备了更多有利条件。宋代文官制禄之厚为历代王朝所未有。这些文人士大夫因有一份比较优厚的俸禄，生活上免去了许多后顾之忧，加上官僚机构空前庞大，大量官员无所事事，从而追求物质精神文化享受。整个宋代历史几乎都充满着一种“忧患意识”，特别是民族矛盾，造成了澶渊之盟、靖康之耻这样重大事件，并由此导致北宋的灭亡和南宋的偏安江左。这种民族的耻辱，偏安一隅的现实刺痛了有血性的学者，他们纷纷借著作呼吁收复失地，恢复大一统的江山。宋代因社会经济有显著进步，像造纸业等有了很大发展，毕昇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雕版印刷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官私刻本都盛行，作为传播文化知识重要工具书籍的大量问世和流布，反过来又有力推动了文化的普及。文人比较有言论自由，这也是宋代文化繁荣的重要原因。北宋王朝自建立以来，就把注意力分别集中在：如何消除各地的割据势力，如何防范文武大臣篡夺之祸，如何抵御北方强大敌国契丹王朝的侵袭，如何禁止百官凭借种种缘由而结为朋***，构成的一种分割力量，等等。这种错综复杂的问题，使得北宋最高统治者们实在没有余力再去对文化实行其专制主义。因此他们对于儒、释、道三家无所轻重于其间，对于思想、学术、艺术领域的各个流派也一概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
3.宋王朝内外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文化的繁荣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宋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与前代相比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宋代文化的繁荣，除了内在因素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相互影响也是重要的原因。自汉武帝打通西域丝绸之路后，东西方文化就开始交流。到了宋代，较之唐代又向前发展了很多。宋不仅和北非、东非的国家有了直接交往，而且对周边国家的贸易有了新进展。在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宋王朝也注重同这些国家的文化交流，不仅向外传播自己的文化，同时还对亚、非一些国家文化中先进的成分加以吸收、融汇。在这方面宋王朝既不保守，又不自大。由于宋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丰富了文化内容，对宋代文化的繁荣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二、宋代文化发展的特点
1.多元并存的兼容精神。兼容精神成为宋代知识分子的一般价值取向，这在宋学的开放性与自由度上表现最为充分。表现之一，宋学各派能够“学统四起”，宽容并存。神宗以后的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与苏氏蜀学，南宋中期的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与浙东事功学派，虽然主张不一，甚至针锋相对，但都落在同一***治文化的框架之内。不同学派之间也能够实事求是地肯定对方学术的可取之处。仁宗庆历以后，在儒学复兴思潮的激荡下，尤其是在鼓励直言、自由议论的***策下，各种学派更是得到了迅猛发展，先后形成了新学、濂学、象数学、关学、洛学、朔学、蜀学、闽学、婺学、心学、事功学等主要学派。凡几百十家，而且各学派之间展开自由的交流辩论，各执师说，相互辩难，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第二次百家争鸣的盛况，使宋代的思想文化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和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不仅给学术界注入新鲜的空气，而且推动了理论思想的发展和创新。兼容精神也鲜明表现在宋代儒、佛、道三者关系上。两宋时期以儒学为主体，以佛、道为辅翼的文化格局最终形成，三者基本上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不仅新儒学各家出入佛老，佛门也在学理上融合儒道。宋代三教同设并存的文化策略，不仅迎合了时代的需要，而且直接推动了宋代文化的发展。正是在儒、佛、道三教日趋融合的情势下，宋代士人信奉和兼习佛老之学的现象较之魏晋更趋普遍，许多人往往是既讲儒学，又出入佛道，这不仅使传统儒学发生了变革，直接推动和影响了理学的形成，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儒、佛、道三教同设并行，使宋代士人不同于以往终信一家死守一经，而是“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从而使得宋代文化在各个领域都有所发展和突破。兼容精神还表现在宋代文化雅俗互融的关系上。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起，宋代精神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世俗化的倾向。士大夫不仅以宽容的态度接纳了世俗流行的下层文化，而且走上了由雅而俗、俗中求雅的发展道路。在文学领域，雅文学与俗文学之间，呈现出突破文体畛域进而融会贯通的趋势。以诗文言志传道，以词曲言情游戏，在宋代士大夫的文学活动里能够各得其所。苏轼以后，又在词这一俗文学体裁中，加入言志传道的传统内涵。在艺术领域，不仅院体画、文人画与民间画齐头并进，各臻繁荣，张择端、李嵩等画院画家更以《清明上河***》与《货郎***》等反映世俗生活的佳作而闻名于世。在宗教领域，影响宋代的最大佛教门派是雅化的禅宗与俗化的净土宗，前者主要流行于士大夫阶层，后者主要普及于普通民众。正是在这种兼容并蓄的过程中，宋代的士农工商不断吸收、消化、借鉴、融合其他异质文化，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宋代文化。
2.官学和私学的兴盛。宋初经历了五代之乱，长期的***使儒家正统的纲常伦理沦丧，文化教育遭到严重破坏。为了确保新王朝的长治久安，不再重蹈五代短命王朝的覆辙，宋代统治者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注重文化教育建设的***策措施，大力倡导学校教育，将崇经办学作为立国之本。为此，宋***府累诏州县立学，并且赐田给书，积极扶持。对于民间私人办学，***府也采取奖励***策，赐书、赐田、赐额，每有私人办学举动，官府往往刻石立碑，铭为功德，加以表彰资助。在宋***府积极倡导、鼓励下，宋代无论是官府兴学（州、县学校）还是私人立学都很发达，出现了官学与私学并存于世、互为补充的繁盛局面。有宋一代不仅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县县有学，在经济欠发达的落后地区，地方官学也比较兴盛，远远超过汉唐。私学在宋代也极为活跃。宋代私学包括私塾、义学、家塾、村塾、冬学、书院等各种学校，其流布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有的地方甚至达到前所未有的普及程度，如延平府。宋代官私学盛，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士族地主垄断教育的局面，使文化教育下移，教育更加大众化，满足了更多的平民百姓对文化教育的需求，大大提高了全社会的文化素质和文化修养，有力促进了宋代社会文化事业的总体进步和发展。
3.积极实用经世理念的实行。宋型文化是积极昂扬的入世型文化，讲究履践，注重实用，强调经世，从根本上关注人怎样生存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一种淑世情怀。宋学并不如人误解的那样只是空谈性理，同样鲜明反映了经世理念。李觏被胡适称为是一个未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而范仲淹引《周易》穷通之说作为庆历新***的理论依据，荆公新学成为熙宁变法的指导思想，则是宋学经世理念两次大规模的社会实践。即以理学一贯讲求的“内圣外王之道”而论，“内圣”的最终目标还是落在“外王”上，也就是得君行道，治国平天下。从二程到朱陆都曾是企求“外王”的实践者。理学完全转向内省是在南宋晚期以后。至于浙东事功学派的各家学者陈亮、叶适、吕祖谦等，他们的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都明确揭出“经世致用”的旗帜。这种经世理念在士大夫身上的突出表现，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人格基本铸成，并将这种责任感与使命感倾注于经世济时的建功立业中，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理想人格的最好表述。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理念，与宋朝内外危机相结合，便变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在太学生中也相当普遍，早在宋神宗时期，太学生的清议就号为“无官御史台”，而太学生领袖陈东在靖炎间领导爱国***民的请愿运动，不畏牺牲，更是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
宋代是一个重文的文化时代，其文化发展确有其自身的特征，不仅其文化的各个领域，如文学、史学、哲学、科学技术、艺术、教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且其文化层次有了很大提高，其文化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在中国封建社会都达到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A].王国维遗书：第5册[M].上海：上海书店，1983.
[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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