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文化传播学篇1
作者：李凤亮 单位：暨南大学
一般性地谈及文艺活动时,人们常常将之二分为文艺创作(文艺生产)与文艺阅读(文艺消费)两个阶段。事实上,忽视和脱离对中介环节的分析,对文艺生产和消费过程的考察则显得极不完整。任何完整的文艺活动,在作者的创作与读者的阅读之间,往往横亘着一个中介:文艺传播。文艺传播的方式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传统意义上的文艺传播形式包括文艺作品的出版、发行、吟诵、表演等。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电子媒介在各个领域得到日益广泛的运用,它作为文艺传播方式之一种,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卡拉OK到电子读物再到网络文艺,以数字为媒介的新型文艺形式和传播方式正不断占据人们文艺消费的营地。毋庸讳言,传播方式的不同导致了接受效果的差异。不仅读者对以何种方式接受文艺有着心理选择,即便是作者在其创作过程中对以何种方式传播其作品也会有一定的心理预期,读者的预期同作者的预期一起,影响着作者的艺术创造,促使作者对创作不断进行调整。因此,我们研究文艺传播的作用、形式及其对创作和接受的影响,会大大加深我们对完整的文艺活动的认识,从而从一个更为宏观和动态的角度审视文艺生产和消费的可能性。
一、传播学与文化传播
传播学(communication)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一门学科。虽然早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就在《修辞学》中对口头传播的规律进行了研究和总结,但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却是在20世纪20-40年代的西方逐步形成的。传播学的诞生地在美国,一般认为,其奠基人和集大成者是美国学者威尔伯•施拉姆(WilburL.Schramm,1907-1987)。20世纪60年代,台湾留学生将传播学从西方带入台湾,70年代末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和大众传媒的发展,传播学日益受到中国大陆新闻、学术、教育界的重视。1982年,我国召开了第一次传播学讨论会。近20年来,传播学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不仅译介了大量西方的传播理论著作,而且推出了不少中国学者的传播学新论。更为可喜的是,传播学的理论观念已被日益广泛地运用到人们的实际工作中,传播正成为与每个人密切相关的事。作为研究传播现象、总结传播规律的一个年轻而富有生命力的学科,传播学的体系正日趋完善。从国际传播协会年会的分组,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学科的诸多分支,如信息系统、***治传播、组织交流、人际交流、教学交流、跨文化交流、大众传播学、医疗卫生传播等。这些分支,有些具有明显的实用性,如医疗卫生交流、教学交流。更多的则是自成一体的研究方向,有些已发展为某种新型的分支学科,如大众传播学、跨文化交流等,受到不同国家学者的共同重视。
有人将“传播”与“交流”相提并论,认为在英语中,“交流”与“传播”是同一个词(communi-cation),因此二者的内涵、所指当无相异。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因为在日常交流中,交流的双方是面对面(facetoface)的,两个主体是平等的,信息流动一般呈现出双向互动的对话性特征;而在大众传播中,传播者和被传播者的地位并不对等,信息的流动不是双向而是单向的(one-wayflow),信息或文化产品是为那些基本上不在生产与传播现场的人们生产的,接受者参与或介入传播过程的能力极其有限,从而也就很难影响传播的内容。当然,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也隐含着交流,但这种交流是滞后的,并不像日常交流那样具有即时性和现场感。比如,读者对一部小说的评价,可以看作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但这种交流至少发生在读者阅读欣赏了作品之后。“交流”的在场性和“传播”的不在场性,决定了二者在信息流向及传输过程上的迥然区别,正是因为这一点,才有外国学者提出,在谈及大众传播时,应用“传递”或“传送”(diffuse,transmit)取代“交流”(communication)意义上的传播。这种提议是不无道理的。[1]
人类的传播行为,就其广义而言,可以涵盖人类现有的一切行为方式,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现实中生存发展,总存在着与他者的交流、对话,可以说,传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文化传播,主要指的是狭义的传播行为,它又可具体分为物质文化传播和精神文化传播两种类型。文艺作品是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凝聚了人类的情感、希望,反映了人类生存的本质,是人类精神文化进步的标志物,因此近年来,文艺传播受到研究者的日益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改变了过去文艺研究单一的、静态的思维习惯,将文艺生产和消费当作一个完整的动态过程进行研究和考察。文艺传播作为文化传播之一种,同样受制于一般传播行为的规律。美国***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指出:“描述传播行为的一个方便的方法,是回答下列五个问题:谁(传播者)→说了什么(信息)→通过什么渠道(媒介)→对谁(接受者)→取得了什么效果(效果)。”[2](P16)传播者借助于一定的传播媒介,将信息传送给接受者,并在接受者那里产生一定的效果,即完成了一次传播行为。对于文艺传播而言,艺术家把蕴含在艺术作品中的信息通过形形色色的中介(书刊、广播、影视、表演),输送到读者和观众那里,对他们形成情感上、知识上和审美上的影响,也就实现了自身的传播过程。文化传播活动具有明显的流向性。一般来说,总是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传播,新兴文化向传统文化传播。这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一般规律。正如某些学者指出的,一定文化的积累和运演而形成的文化“高峰”态、“凸起”状或超前性,容易打破原有文化整体相对的稳定与均衡,其“高峰”、“凸起”与超前部分或因素就必然要向其业已超出的四围地带扩散与流布。这种扩散流动的过程,就是文化传播。那些可称之为“信源”的“高峰”、“凸起”与超前部分,有时可显现为某一社会区域的超常发展,有时也可仅仅显现为某些个人的思想观念与创造力的非凡。正是由于文化的这种不断的高峰突现与平衡传播,才有了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3]从这一点上讲,文化传播渠道的畅通,将促进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传播,进而促进后者的发展,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二、文艺传播:观念变革与内容演化
上文我们初步分析了文化传播之于完整的文艺生产与消费过程的意义。的确,正如人类的生产活动要经过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诸环节一样,人类的文艺活动也要经历文艺生产、文艺传播和文艺消费等环节,文艺传播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环节,文艺价值的实现只有经过一定的文艺传播渠道传递与散布才能达到。传播是中介,直接沟通着文艺信息与文艺接受者之间的联系,最终促成二者的双向互动。人类很早就注意到借助于文艺传播实现文艺的审美价值及社会效用,并逐步从最初的不自觉传播走向自觉传播,进而形成一系列关于文艺传播的有效观念,促使传播行为的规范化。这里,我们将试***考察我国自古以来不同历史阶段的文艺传播行为及观念,以发现人类传播的演变轨迹及其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传播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先民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通过诗歌的传播,达到交流思想、共享信息甚至处理问题、规定行为的目的。颂诗言志,赋诗抒情,以诗唱和对答,成为当时贵族阶层彼此交往及对外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诗言志”、“兴观群怨”等诗歌传播概念也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有学者认为,“诗言志”以乐的方式来实现,涉及到传播交流的双方即“志”的发出者(传者)与接受者(受传者)。综合当时的文献及汉代学者的论述,诗歌在君王、诸侯、士大夫之间传播的具体方式,可以归结为采诗观志、献诗陈志、称诗喻志和教诗导志四种[4]。对先秦诗歌传播性质的认识,给我们提供了考察当时文艺存在方式及价值的又一新视角。只有从传播的角度进入,我们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孔子关于诗歌传播效果“兴观群怨”说的理论指向,也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这一诗学观念为何在后世被高度重视和深化,因为它指涉了文艺价值实现的传播中介,把文艺传播过程中的各种要素以效果论的形式清晰地呈现出来了。#p#分页标题#e#
“兴观群怨”等文艺传播观念在汉代得以不断生发和演化,传播在诗歌价值实现过程中作用人们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一认识到了唐代,直接影响了一些诗人的创作观念,并进而影响了他们诗歌创作的内容和形式。过去我们探究唐诗繁荣的原因,总是从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切入,去考察当时的社会状况及诗人的理想追求。事实上,诗人对作品传播的重视及实践,更为根本和直接地促进了诗歌的繁荣。一方面,由于不同时期传播媒介及途径的发展和程度有别,因此不同时期的诗人在当时社会的影响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别。比如李白和杜甫,被后世公认为唐代诗坛上的双子星座。但在他们所生活的盛唐之世,他们的名声和影响,相对中唐白居易在中唐之世的名声和影响而言,却并不很大,远未获得白居易在世时那样高的声誉。杜甫去世时,在文坛并未引起多大的震动,直到中晚唐,其声名和影响才逐步扩大。李白和杜甫诗歌创作成就巨大,却并未成为他们所处的盛唐时期的诗坛领袖。相比之下,中唐的白居易及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等人,却在他们所生活的当世,声名就震动海内,并成为当世的文坛宗师。究其原因,文学传播方式的变化应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盛唐时期文学作品的传播,主要是利用手工抄写的形式,诗文集主要是写本。手工抄写,其传播的速度和广度都受到极大的限制,所以盛唐时期能读到李、杜诗的读者相对有限,李、杜本人及其诗歌也就很难在当世产生广泛的影响。到了中唐时期,虽然诗文的传播仍然主要是依靠手抄,但已流行开了另外一种大众传播方式,即题壁。白居易诗能为“时俗所重”,赢得广大市俗民众的欢迎和喜爱,除了其诗本身通俗的特点之外,与题壁这种大众传播方式的盛行密切相关,否则仅靠手抄写本流传,广大的士庶、僧徒、孀妇无法及时而普遍地读到白居易的诗篇。[5]由此可见,传播媒介及方式的变化直接制约着文艺作品的影响面,既往的文学史研究对传播在文学史上的影响着力似还不足,因此有必要大力强化这一研究。
宋代是一个词作繁荣的时代。宋词以其或优美婉转或铿锵激昂的曲调,引得当时人们争相传唱,这一广泛传唱更加促进了宋词从内容到形式的发展。关于音乐特色及传唱方式对宋词传播的影响,众多专家已有论说。更有论者指出,歌妓演唱作为当时一种专业的词曲传播途径,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宋词的革新与发展[6]。当时词家每有新作,即能得到歌妓的传唱,一些歌妓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份,更是主动向柳永、苏轼、晏几道、辛弃疾等著名词人索要新作,努力成为其“第一传播者”。宋词的即时传播保证了它的时效性,词曲传唱的声情并茂特色则保证了作品的良好传播效果和较为广泛的传播范围。词人与唱者共同强烈的传播意识及实践行动,使得创作者、传播者始终得以保持密切联系,共同强化了传播的效果。宋词的传播和接受,堪称我国文艺传播实践的一个高峰,它将成为一个典型的个案,其意义和价值正有待于人们去进一步认识和揭示。小说作为一种晚出的文体,在我国元明清阶段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民众接受的主要艺术形式之一。在小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戏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元明清小说戏剧则是在以印刷术为基础的文字传播的明代大行其道、空前普及而走向繁荣的。其传播方式,依李玉莲先生的归纳,可分为选辑、改编、评点、翻译四种[7]。这些方式不仅对当时的小说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后世乃至当今的文学传播也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五四”前后,我国的文艺传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不仅体现在对大量国外作品的译介上,而且还表现在人们文学传播观念的日益自觉上。梁启超、严复、鲁迅、胡适等一大批文化传播家的出现,促成了20世纪初我国文艺传播的星河璀璨时代。“五四”新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传播观念的强化及传播媒体的变化有着极其密切的内在联系。正像一些学者所总结的,“传教士———维新士大夫———辛亥志士这一文化传播的三级跳是新文学萌芽的背景和渊源。文化传播媒介在近代的兴起,既是域外文化作用的产物,也是中国社会的现实要求。由于文化传播媒介的平民化特质,文学首先从特权阶层***了出来,从创作、传播、接受这一过程与传统文学的传播通道出现了很大的不同,这就是文学创作者身份的普泛化、文学传播的市场化、文学接受的大众化,这是前所未有的变革。文化传播这一过程,为新文学萌芽造就了一个新知识群体,他们将民主、科学的文化思潮带给了新文学;与此同时的翻译带来了中国文学观念的变革,使小说、戏曲由传统文学的婢女地位登上文坛的霸主宝座;自晚清开始的白话文运动一直到新文学萌芽,是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8](P16)这一切都说明,20世纪初萌芽的新文学是文化传播的产物,这个传播既包含域外文化的引入,也包含中国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的承传,它的实绩、局限皆与文化传播的性质有关,是两种文化遭遇后碰撞、作用的结果。当我们站在新的世纪之交,回眸上个世纪初风起云涌的文学运动时,我们必须看到,正是文学传播的发展,在根本上决定了“五四”新文学的基本趋向和内在品质。
三、传播方式:从古典走向现代
从上文对中国文学史上文学传播情形的大体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文学传播同人类总体的传播活动相一致,其方式也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动态发展过程。就总体上讲,它经历了语言传播、文字传播、电子传播这样三个阶段。其中,语言传播是人类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传播方式,它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先秦)和一定的文学体裁(如词曲)的传播中,担任着主要角色;文字传播是一种历史悠久、迄今仍在沿用的传播途径,它所形成的人类阅读心理,至今还影响着人们的文学接受方式;电子传播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方式,其速度快,范围广,将成为未来文艺传播有生命力的形式。传播方式从古典向现代的过渡,既是社会科技发展的结果,也顺应了人类社会生活节奏和方式变化的需要。今天我们探讨文艺传播方式的变化,事实上涉及到传播者和传播媒介两个方面。在实际传播活动中,传播者由两方面来承担:一是作家本人,直接向接受者传递与散布自己的作品,如广场朗诵。古希腊文学家本人经常在半圆形斜坡式的露天剧场中高声朗诵自己的作品,或在大街小巷里散发并朗诵作品。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也经常向公众朗诵自己的诗作。至于文学沙龙,更是人们口头发表作品的场所。战争时期文艺工作者即兴表演的战地文学作品,也是艺术创作者直接传播艺术作品的一种形式。除了作家本人,阅读者也可能成为传播者。阅读者欣赏了文艺作品,当与他人分享其体会与感受的时候,也就同时实施了一次文艺传播行为。#p#分页标题#e#
传播媒介的发展是影响和决定传播效果的关键。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如印刷业、出版业、广播、电视、展览场所的出现,为文艺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作为印刷传媒的文艺出版业,在历史上担当过文化创造的角色,它的职能已不是简单地机械地传播现成的信息,它会主动地获取信息,并加以过滤,承担着孕育新知识诞生的功能。德国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出版家S•费舍尔创立了S•费舍尔出版公司,它的指导思想就是积极参与当时的文学运动,连续不断地推出有发展潜力的作家。当时欧洲的一些现代主义作家如卡夫卡、霍普特曼、斯特林堡、托马斯•曼等都是在出版公司支持下将一代新文学思潮广泛传播出来的。同样,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业的密切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现代文学的一些大家,往往本身就是杂志的主编,或出版社的主持者。鲁迅先生借助于内山书店,培育了大批文学青年。旷新年曾在论及杂志与现代文学生产、传播的关系时这样说道:“文学杂志为文人活动和文学交流提供了便利。它不仅为文人创作提供了空间,而且文学杂志所构成的现代交流空间打破了以往文人酬唱的封闭‘圈子’。这也因此改变了文学创作本身以至文学批评的性质和方法。”[9](P26)他还分析了新书出版业与现代文学生产之间隐秘而内在的联系。当前各文艺出版公司更是着力于发现作家,培养作家,为作家寻觅读者,制造新的“文学市场”已日趋成为出版传媒的传播目标。出版社日益企业化、公司化、集团化,这为文学传播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出版条件。一些出版社甚至不惜巨资,包下一些有潜力的作家,这已成为当前出版业的一个新流向。
电子媒介成为新的文化中介,标志着人类文化传播进入一个新阶段。电视、电影、广播运用了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传播文化,同时又加强了同文艺的结合,文学家“触电”的现在愈来愈多。音乐TV、散文TV、相声TV,名著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将使文艺传播的覆盖面越来越大,一部作品经过电子媒介的传播很快就能家喻户晓,电视更有轰动效应。新的中介的出现使文学艺术创作出现新趋向。导演、作家与演员的联袂,将电影引入了一个新领地,同时也分别造就了不同的行业成功者。比如,凭借《大红灯笼高高挂》一片,张艺谋不仅创造了巩俐,也扩大了苏童原作《妻妾成群》的影响。反之,作家也为导演和演员提供了基本的文学资源。正是看重于电子媒介的传播力,许多作家才竞相向电影、电视靠拢,出现了为电影、电视创作的倾向。
因此,在传播媒介日新月异的情势下,如何充分利用中介,扩大文艺作品的影响,实现文艺的最大价值,已成为目前值得研究的问题,文艺经济学、文艺传播学等新型边缘性学科正是在传播媒介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出现的。传播对文艺的推动作用是很大的,现在作家发表作品不得不考虑传播的载体,其层次的高低,影响的广狭,都为作家所关注。有的好作品由于未能得到广泛传播,不为人所知,也会被埋没,直至若干年后才会被人发掘。
作家艺术家现在也注意传播过程中的互动性问题,即及时与读者、观众沟通,得到信息,迅速反馈,以促使自己的创作顺应时代与受众的要求。签名售书,既是商业活动,促销行为,也是作家与读者朴素沟通、互动的活动。开座谈会、评论会也日益成为文艺包装之一种。戏剧演出的改革也有这种趋向,如上海话剧团早年演出的《留守女士》,编导在舞台形式上做了大胆尝试,没有明确舞台与观众之分,整个演出空间是一间别致的咖啡厅:有吧台、舞池和圆桌;站在门口的服务员和送饮料的小姐由演员担任,她们是剧情的一部分。而观众就坐在咖啡厅内,根据剧情的需要,观众可以同演员一起翩翩起舞,或客串一些群众角色,此时观众也是演员。演出结束后,演员与观众一起在吧台前,在舞池里,在圆桌旁亲切交流,编导、演员向观众传播创作意***和演出心得,而观众向编导、演员提出一些意见,编导、演员及时获得反馈信息,以提高演出质量。这种话剧形式实际上是文艺传播的双向互动。文化传播的进步,还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艺术发生双向互动。文学传播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可以形成世界范围内的文艺活动。文学的世界***流也是文学传播的一种社会互动。新世纪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更应理解和运用好文艺传播这一中介,让西方文学进来,中国文学出去,形成良性的循环过程。
文化传播学篇2
骆红斌(2011)认为，武术国际形象这一议题的提出首先在于武术国际传播塑造国家形象的使命［6］;杨建营和邱丕相(2010)提出:立足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武术应展示和平崛起的国家形象，成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实践载体［7］;对于武术国际形象的文化分析，方国清(2008)主张武术国际形象必须坚守自身文化身份，并超越自我与他者，获得世界的文化认同［8］;方国清和王润(2011)提出武术国际形象是借武术这个讲述“中国故事”的“世界语言”提升中国形象［9］;朴一哲和杜舒书(2010)认为，武术为孔子学院传播提供一种具有强大传播力的文化符号［10］，必须修炼内功，树武学新形象。显然，国内武术学界已对武术国际形象的重大使命和现实价值做了深入探讨，但这一课题的理论构成、形象构筑和实证调研尚未涉及。
武术术语翻译不规范引起了翻译学界和武术学界的共同关注和持续研究。武术术语英译成为近年来硕士学位论文的重要选题，从跨文化传播、功能派理论、目的论、文化全球化语境、太极拳术语、翻译策略、翻译技巧与原则、保持民族文化特色等视角或策略成为研究课题。李特夫(2006)主张以“外尽其形，内显其理”为准则，注重音译的文化传真优势、语码混杂的文化共生特色、形象移植的文化整体韵味、***像附注的文化跨媒介传达等文化表现问题［11］。诸多学者从武术术语的跨文化交际翻译、拼音+汉字+英文注释翻译方法、“准、顺、活、全”武术谚语翻译标准、翻译文本、最佳近似度标准、翻译特征、武侠小说俄译、文化空缺词的零翻译等方面展开讨论。然而，总体而言，学术关注点仍局限在单纯翻译或更甚是空泛的“翻译原则”上，武术翻译研究力度和深度不足，对翻译实践未形成实际指导作用［12］(佘丹，2010)，武术翻译问题亟待解决。段红萍和刘祥清(2011)主张在社会实践中，武术翻译过程要经历武术翻译生产、传播和消费［13］，与外语界翻译专家合作编写武术翻译书籍和教材。目前，武术特别是太极拳的译介实践工作早已开展，但武术的编译、出版和传播需要跨文化译介的机制和措施，学术界应深入探讨武术跨文化译介的实践探索、现状和系统，进入理论联系并指导实践的良性轨道。
在“我者”与“他者”分野的跨文化传播视域下，武术国际传播面临着语境差异、文化误读、传媒选择等多种障碍。因此，武术的跨文化传播和对话，应在不同文化语境和多维对话模式中展开［14］(王庆***方晓红，2010)。武术跨文化传播要注重个性，内容要具有兼容性，“在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找准契合点”［15］(刘沁，2010)，应寻求文化共性，消除文化冲突，促进文化融合。ABC电视网络副总裁Dzodin(2007)指出，通过武术的跨文化传播，创意中国正借助武术建造连通世界的文化之桥［16］。另有学者基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和理论，对武术跨文化传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跨文化影响因素、受众障碍、竞技武术套路发展、太极拳跨文化传播、北美的功夫电影等进行了探讨。李吉远(2012)认为，当前武术国际传播对塑造“国家形象”的战略思想尚未得到武术学术界与管理层的现实关注，要着重从技术和文化方面，上升武术跨文化传播为一种国家战略［17］。
目前，纵然武术国际交流实践频繁，但拘于语言交流的现实障碍，武术学界缺乏更多的对武术国际传播的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不过，仍有学者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调研成果，季建成(2000)对英国武术爱好者的习武目的和练习模式等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定量分析［18］。季建成、邬燕红和王晓东(2006)对美国的武术练习者、运动员、教练员所做的问卷调研和统计分析表明，西方了解武术主要集中在电影、电视功夫片和英特网等途径［19］。于翠兰和吴晓红(2005)则对在华留学生、外籍教师、企业外籍员工和社区外籍人士就武术国际传播的基本状况，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分析［20］。刘雅媚和郭强(2007)调查国外民众，采用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数理统计法和逻辑分析法，结果表明中国武术在国际上已有较大知名度，但也存在着普及程度低，知晓渠道单一化等问题［21］。严志钢(2011)在加拿大开馆教拳，通过个人的实践经验和社会调查，总结出加拿大武术传播的社会习惯［22］。另外，罗玲娜(Roblitschka)(2006)、李艳君(2011)、孟涛和周庆杰等(2012)分别在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等国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缺乏实证性和深度化的调研分析，武术国际传播研究难免流于表面化、对策性和自我揣测型。因此，武术调查和研究亦须推行“走出去”发展战略，对武术国际传播进行跨国家和跨文化的联合研究［23］(朱东Theeboom等，2010)，在突破武术国际传播研究的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中顺利实现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持续化、规模化和机制化。
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评论
跨文化传播是通过对相关文化、社会和语言等变量分析的基础上，对交际和传播结果进行预测的过程，是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对意义归因的象征性的互动过程［24］。武术跨文化传播是指在武术的国际传播过程中，对影响武术国际传播的文化差异(如“中国形象”和“自我东方化”等跨文化问题)进行全面的认识和分析，强化武术国际传播的文化自觉意识，深入关注武术传播者与接受者双方的跨文化理解与认同;采取长远、系统、双向、针对性强的武术国际传播战略，以实现武术在国际社会的文化身份认同。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非常注重武术国际传播的跨文化分析和实证实地调查研究，着眼于武术跨文化传播的质量、过程和反馈，致力于推动武术国际形象构筑及传播机制、武术跨文化译介机制与系统、武术跨文化传播理论构建与实践体系等现实课题。综观相关研究文献，国内外学者已就武术跨文化传播进行了积极有益的理论探讨，并取得了极具研究与实践价值的阶段性成果。但细致梳理和深入分析武术跨文化传播的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跨文化的视角与理论已运用于武术国际传播研究，但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尚不系统深入。武术国际传播正遭遇文化误读的跨文化障碍。国内学者集中探讨了武术跨文化传播时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兼容、衔接、契合，乃至融合。然而，目前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尚显零碎，主观性较强，尚未进行系统全面和深入细致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挖掘;同时，研究仍未深入至文化纵深，未能通过跨文化的测量指标和理论概念进行调研和剖析。
(2)作为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首要议题，武术国际形象研究方兴未艾。国内外学者也研究了文化差异、文化身份、“自我东方化”等影响因素。总体而言，国内武术学界对武术国际形象的现实价值和影响因素已做了深入探讨，但面对李小龙和国内外功夫影视对武术国际艺术形象所做的生动刻画或偏差演绎。武术界未能在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中主动跟进，未能进一步深化武术国际形象这一课题的理论构成、形象构筑和实证调研。
(3)武术术语翻译研究过热，武术跨文化译介研究尚未拓展。武术翻译不规范引起了翻译学界和武术学界的共同关注和持续研究。虽然国内诸多学者对武术术语翻译的原则、标准、方法、文本等方面展开讨论，但是目前武术翻译研究力度和深度不足，对翻译实践未形成实际指导作用。翻译只是武术译介过程的开端，对于跨文化译介这一武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此类研究未能延伸至武术译介的实践译介现状、涉及产业体系和对外传播成效［25］，尚未能提出武术跨文化译介的可行机制和合理措施。
(4)武术国际传播实证研究不足，且缺乏系统的跨文化测量与分析。目前武术国际传播研究系统性和全面性不够，尤其是实证性缺乏［26］。缺乏个案的受众群体的个体感知与传播效果。“武术国际化传播过程中忽略了反馈机制，造成武术的国际化传播基本上是一种单向传播”［27］。总体而言，目前武术国际传播实证研究有明显的顺便性、零星化和偶发性。调查内容仅限于基本的武术认知和传播途径。武术国际传播调查研究缺乏跨文化的测量与分析，更未能实现持续化、规模化和制度化的系统调研。针对武术国际传播的战略和个案，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力***突破描述和设想的现状窘境，着眼于文化传播的质量、过程和双向性，更注重武术跨文化传播的整合理论体系、微观文化剖析和实地实证调研，旨在凸显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系统性、深度性和科学性。
武术跨文化传播学研究走势
武术跨文化传播应立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高度。作为文化外交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武术成为中国国家形象之一，其跨文化的国际传播亟待提升。应该积极构建和完善跨学科的武术跨文化传播学，既需要武术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学和营销学的理论整合，更必须建立在武术国际传播实践及其跨文化调研的实证研究基础上的研究。
1武术跨文化传播的理论构建与实践体系研究
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为武术国际传播开辟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学科领域。基于跨文化传播视角，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应该把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引入到武术国际传播研究领域，整合跨文化传播学、武术传播学和营销学等理论，建立包括武术国际形象、武术跨文化译介、武术跨文化传播等概念在内的武术跨文化传播实践体系，探索、调查和验证武术跨文化传播的运行机制与影响评估，构建并完善跨学科的武术跨文化传播学。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还必须深入探讨武术跨文化传播的基本要素、模式和体系，提出理论设想，构建跨学科的武术跨文化传播学。整理、分析实地访谈资料和问卷调查数据，验证理论设想，完善理论构建，提出武术跨文化传播相关主题的战略规划和实践措施。
2武术国际形象的跨文化构筑及传播机制研究
作为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首要议题，武术国际形象的跨文化构筑与传播至关重要。通过武术形象识别系统的理论探讨、武术国际形象的跨文化设计和武术国际形象的测量与调研，构筑最有益于武术跨文化传播的科学合理的武术国际形象。武术国际形象的跨文化构筑及传播机制主要研究武术形象识别系统理论构想、武术国际形象的跨文化设计方案、武术国际形象测量、武术国际形象传播机制等问题。
3武术跨文化译介机制与系统研究
武术跨文化译介是一个复杂细致的文化系统工程，其进度取决于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的实际成效，但武术界必须积极探索和创新武术对外编译、出版、传播的运行机制和译介系统。武术跨文化译介机制与系统主要研究包括武术翻译的规模整理和系统研究、规范和统一武术翻译的可行方案、武术跨文化译介现状及问题分析、武术对外编译、出版、传播的运行机制和译介系统。
4武术跨文化传播的国际调研与实证研究
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所需的国际调研与实证研究是一种常态的、富有个性化的、深入至文化层面的调查研究。作为一种实证研究机制，武术国际传播的跨文化调研针对所选取的具代表性的样本地区，测量指标和调查手段会有所不同，但均要求调研测量能挖掘出受访者的文化深层感知信息。武术跨文化传播的实证研究将结合对境内外武术国际传播者的深度访谈和武术国际传播的个案剖析，从而保证武术国际形象和武术跨文化传播重点调研主题的测量信度与效度。武术跨文化传播课题研究应当提取适当的文化感知和传播影响的调研指标，科学设计调研提纲和问卷题目，实施境内外的实地调研。
结语
运用武术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学和营销学等理论对武术国际传播进行整合剖析，在分析、梳理和厘清武术跨文化传播的跨文化脉络和传播效果评估的基础上，构建武术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体系。这也是“突破武术国际传播现状”和推动武术国际传播研究创新的关键和核心。可以预见，武术跨文化传播将应该成为国内外武术学界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应该围绕理论体系、形成机理、模型构建、测量评价等命题内容持续探索、深入和完善，特别是在研究方法方面，武术跨文化传播的测量与评价将在境内外的实地访谈与调查中强化跨文化的实证检验，所获实证数据将进行科学性更强的质性与定量分析。（本文作者：王美玲、程小坡、陈麦池、黄杰单位：安徽工业大学）
文化传播学篇3
关键词：文化传播传播主体媒介传播内容
摘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内地学界对“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历经三十年，在传统文化传播的主体、媒介和内容三个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在史料梳理、理论建设和成果的实践应用方面存在不足，未来仍具备较大的拓展空间。
“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尽管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化传播的相关现象早已有所关注，但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西方传播学被引内地以来，大陆学者才开始尝试以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固有文化传播的历程，历经三十年已取得一定成果，为这一课题开辟了新的天地。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分支，文化传播研究有自己的边界。所谓“文化”，指的是以观念形态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文明体系，即钱穆所谓：“文化”是关乎人类群体生活的精神层面，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的东西川。“传播”则是传播学最基本的概念，按照施拉姆的定义，指的是信息经过社会信息系统运行而实现的交流及其影响。传播学视域下的“文化传播”研究把社会信息的传递视为文化保存、传承、蜕变、增殖的过程，关注文化通过社会信息系统得以传承的问题。事实上，“文化”与“传播”关系密切，有文化则必有传播，传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有传播则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动，人类正是通过文化的代代相传，构建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世界，文化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类型。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完整的传播活动需要五个基本要素：传播者、受传者、媒介、传播内容和反馈，其中传播者(主动进行信息传递的人)和受传者(接受信息并作出反映的人)是传播活动的主体，传播媒介是承载信息的载体和渠道，传播内容指的是传播活动具体传递了什么性质的社会信息，它们涵盖了传播活动的基本方面，传播学者在文化传播史领域的研究也可以这三个维度来概括。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新时期以来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况作一总结，并例举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传播主体研究方面，大陆学者关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较具特色的文化传播活动，特别是活动者的身份、在何种传播思想的指导下如何进行，造成何种社会影响，试***以此另辟蹊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特点重新评估。
其中，文化传播活动主体的社会身份及其方式研究可谓关注者众，成果也较多，不乏有意义的创见。1988年出版的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堪称内地最早从传播学角度进行这一课题研究的尝试之一。该书在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上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例如作者指出不同于西方，作为古老的农业文明，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组织如家族、乡社、职业社团、信仰团体等等通过家教、社祭、乡帮行会的活动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传播和维系着传统文化。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成书时间亦较早，作者将目标聚焦于唐代，指出其时的社会信息传播分为***、民间和士人三个层面，与它们密切相关的***主导文化、大众民间文化和士人经典文化由此形成。毛峰的《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05年出版，对中华文化独有的精神内核与传播方式进行了深人辨析，例如作者总结传统中国的特色之一即在制度中特设纳言之官主管审查***令，三礼之官总掌祭祀，典乐之官主管全国教育学术文化，司徒之官负责敦风化俗协调人际关系，“四官”不但负责实际事务，同时都担负着传播文化，在精神上引领民众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大陆出版了数部中国传播史，如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及《中国传播史论》、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王醒的《中国古代传播史》、赫朴宁与陈路等合著的《中国传播史论》，尽管在侧重点上与前几部专著不尽相同，但大多史论结合，不但向读者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现象，还对它们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其中在关于传播者的身份研究方面，多能对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现象加以特别关注，例如李敬一特别指出，中国社会向来重史，史官制度完备，史官记事对于纪录和传承文化具有特别的意义；王醒亦提醒读者，中国的邮骤官员及其系统自夏商周时代即已有之，作为***所建立的社会信息系统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传播者如何进行文化传播活动由其传播思想决定。就文化传播而言，先秦阶段的中国文化轴心时代辉煌灿烂，儒、道、法等诸家不但创立了诸多原创性的思想学派，亦注重强调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传播出去，或游说或著书或***化或转向民间，于无形中开创了中国传播思想之源因而探讨这一方面的文章数量较多，较早的如陈力丹的《子的传播思想—读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既是对前一时期吴予敏专著内容的回应，还指出孔子思想本身即是为己存在的社会毛序赋予了合理的灵魂，使强硬的权力关系转化成自上而下合伦理顺从，即伦理权力化，中国传统社会以***治权力为核亡的结构由此而起。其它对诸子传播观的专门研究也比较多例如余晓莉认为不能简单地把道家思想理解为“愚民”，道家之“无为”是针对需索无度的统治者提出的，事实上道易提倡“爱民治国”，也从未放弃以言载道的努力，只是他们弘调语言的暖昧和模糊性，提出“行不言之教”，提醒人们非言传播的重要性，谢清果则集中探讨道家语言传播的才真意向和求美旨趣。张翅、刘亚玲仁川关于法家传播思范的评估亦有一定交集，只不过角度有所不同，张翅总结更多地关注法家自身的特点，指出法家重视“法”的大力传播和普及，而对其它文化传播活动主张实行极端的控制***策，刘亚玲则认为儒家和法家看似水火不容，但在传播思想上却有札似之处，比如都有明确的传播目的及高明的传播技巧。200年金冠***和戴元光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推思想史》古代和近代传播思想共三卷(现当代部分为一卷)体大虑周，以时代为背景勾画出中国古代传播思想发展的轮廓。
(二)传播媒介研究方面，学界查考中国文化传播活动中不同的媒介所起的作用，怎样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媒介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对传统社会的影响。
据此，相关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关注承载文化信息的各种传统符号形式：例如1990年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一一以人为主体的***像世界之谜》即以相当篇幅论及中国传统的文字符号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如认为西方的字母文字纯粹是声音符号，而汉字取象为主、声形相拼，乃是音义结合的符号，因此具有超强的保存与整合文化信息的能力，几千年来汉字一脉相承从未中绝，不论任何地域而文字一直保持了同一性，造就了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大但文化始终完整统一的局面。2.区分传承传统文化的各种物质载体：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孙旭培、王怡红、阂大洪等在两岸三地学者合作的《华夏传播论》，中全面总结了从声音到服饰、建筑等多种作为主要的传统文化载体的物质形式，例如王怡红指出中国古代的官式建筑以作为专制权力象征为己任，扮演着传播皇权至上意识形态观念的角色，古代民居的布局、朝向等特征则可以视为伦理秩序观念的具体表现。毕跃辉《论文献载体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影响》以古代文献为研究对象，指出文献是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以文献的物质载体论中国古代常见的种类有甲骨、金石、简犊、嫌帛和纸，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不同情况，甲骨和金石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后一直是最主要的文献载体，简犊的使用时间介于前者至公元5世纪，缴帛则为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5世纪，而纸张自公元1世纪至今仍是文献保存和传播的最佳介质。事实上作为最早使用纸质文献的古老文明之一，纸质文献对于中国社会意义重大，而中国古代的纸质文献种类与作用亦各不相同。于翠玲的《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以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特征和它存在的意义，并深人社会背景，考察不同时代和种类的典籍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所造成的影响，亦有学者探讨时事传播的纸质载体一一邸报，较早的文章包括尹韵公的系列论文《南宋都城临安的“卖朝报”与“消息子”及其他》和《明代邸报与明代历史》，徐枫的《宋代对出版传播的管理和控制》等。3.总结文化信息传递所依赖的媒介技术：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李敬一在《中国传播史论》辟专章探讨活字印刷、蔡侯纸的发明在传播技术史上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基于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纸和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在世界传播史上都是无可置疑的重大事件。王醒亦详列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的历史，特别是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于毕异外尚有木活字、泥活字等技术出现，指出活字印刷的意义在于信息的批量生产而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已经部分做到，但由于社会条件所限中国古代的印刷事业一直停滞不前。
(三)内容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不同领域传播活动的内容为主，尤其是那些中国传统社会中发展充分、独具特色的领域，总体说来，内地学界对***治传播、文学传播等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较为充分的领域着力较多。
中国古代***治传播的研究自上个世纪即已经开始，直是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吴子敏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治领域的传播事关君主专制***体如何运作，其中内容不外乎君临之术和臣奉之道，他和周月亮均认为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制度结构具有对于***治信息和社会舆论超强的控制能力。后来的研究者更进一步细化了对此课题的研究，例如黄鸣奋的《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专门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君臣之间的讽谏传播，从讽谏传播的主体、传播手段、方式和内容进行了专门考证；陈谦的《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治—“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传播观为例》则认为在历代王朝的***治实践中，由于向来是***权兴衰系于君主一人、君尊臣卑和严格控制信息传播使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成为中国古代***治传播观的基本表述。李晓瑞的《***治谣谚：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则发掘了历来多被视为民间文学的谣谚，指出***治谣谚具有严肃的***治内容，是民间心态和意愿的非正式表现，是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
在文学传播的研究方面，虽然过去对某一种文学题材的流变史研究在古代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早已有之，但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相当一批具有文学学科背景的学者开始尝试使用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加人了传播研究的领域，甚至有人提出建立。文学传播学”王兆鹏06年发表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即已实践了这种设想。目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分析于文本之外的促使文学作品流行的要素，例如白贵的(略论诗话传诗中的“意见领袖”现象》提出在中国古代社会传媒不发达的条件下，诗歌作品的流传范围有限，诗话作者作为评介者对于诗歌的品评往往就左右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看法；陈大康的《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指出人们过去往往忽略了在古代通俗小说的流传中，书商所起到的主导作用；宋莉华的《插***与明清小说的阅读及传播》明清小说评点的广告意识及其传播功能》认为古代小说特殊的包装形式—插***、评点，对于增加读者兴趣宣传通俗小说有着很好的效果；郭浩帆《清末民初小说与报刊业之关系探略》、刘永文(晚清报刊小说的传播与发展》等则指出晚清大众传媒的出现才引发了近代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转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现当代文学中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也渐渐多了起来，这种研究集中于传统文化对于今人的影响，例如樊星的《在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探索》即试***寻找当代中国作家身上的传统文化之根。
总体而言，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在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传播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得到了共识，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传播模式和特点，并深深地影响了自古及今的中国社会。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毕竟刚刚起步，总体而言还存在着相当的不足。仅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考量，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基本框架尚未完善，在以下三个方面尤有缺憾：
1.文化传播史的史料梳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但中国自古至今的文化传播史料方面仍存在着相当多的空白点。尽管以往其它学科对纵向的千年文化传承史和横向的文化交流史(即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也有所关注，但是从传播学角度进行“传播”本体的考察，势必产生新的发现。
2.理论建设：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规律性总结仍然有待继续，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三种传播结构”侧，还是“***治的大一统格局下文化传播的垄断性、封闭性”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传播制度、媒介、传播方式和传播观念等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探索刚刚起步。通过比较中国的文化传播史与西方之异同，学界从中得到的理论成果必将对推进来自西方的传播学本土化有所帮助。
3.实践应用：探讨过去是为了今天与未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正面临着的全球化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文化冲突和竞争的时代，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播历史中所总结的经验定能促进人们对传统的认识和反思，也应该能为我们今天的文化传播事业提供特别的经验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