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古代文魁给湖南留下了两篇名文，一篇是《岳阳搂记》，另一篇是《桃花源记》。桃花源植根于武陵的桃源，岳阳楼定位于巴陵的洞庭，游客前来访古、探幽，在不知不觉中，灵魂得到洗涤，境界得到升华。
《桃花源记》倾注了陶渊明一生的深情和心血，并与诗人的品德、气质、经历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经历了一系列***治上的纷扰。他发愤读书，在《拟古》诗中说：“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颇具“大济苍生”的抱负。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至晋安帝义熙元年，陶渊明先后出任祭酒、参***等职，意欲通过做官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但他正直耿介的性格与腐朽的官场如水火冰炭，几次抛印而去，最后一次挂冠彭泽令，结束了仕途。“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陶渊明对自己混迹官场追悔莫及。
从41岁起到65岁驾鹤西去的这些年间，陶渊明寻得了耕种之乐，也与情趣相投的友人往来酬唱。但现实生活毕竟冷酷无情，经过战乱的乡村并不如他所描绘的那样安宁，他的生活连温饱也难以维持，因而对信奉的天道发生了怀疑。
《桃花源记》给人以深刻的纪实印象。桃花源在雪峰山下的武陵渔川。比陶渊明略晚的刘敬叔在《异苑・卷一》中载：“无嘉初，武陵蛮人射鹿，逐入石穴，方容人，蛮人入穴，见其旁有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此蛮于路砍树为记，其后茫然，无复仿佛。”这段故事与《桃花源记》仅有“捕鱼”与“射鹿”之别，其余何其相似!刘敬叔去世略晚，当然看到了《桃花源记》，但他的记述绝不是《桃花源记》的改写。
南朝后期黄闵所著《太平御览》卷四十九引《武陵记》云：“武陵山中，有秦避世人居之，号曰：‘桃花源’，故陶潜有《桃花源记》”。又曰：“昔有临沅黄道真，在黄闻山侧钓鱼，因入桃花源。陶潜有记。”值得注意的是，常德在秦统一后曾置临沅县，桃花源即属该县，地点比“武陵”更具体明确。
上述故事在荆湘一带流传，陶渊明有所耳闻，他有《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的诗题。宋颜延之在《陶征士诔》中，哀悼陶渊明“道不偶物，弃官从好，遂乃解体世纷，结志区外，循迹深栖，于是乎远”。据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治风云》一文所述，陶渊明曾于公元三百九十九年至四百零一年出任荆州刺史桓玄幕僚，因公务之需，差旅之便，曾驾扁舟溯沅水探访“武陵人误入石穴”的洞天，了解武陵避秦旧事。
东汉末年，田畴归隐徐无山中的事迹，为创作《桃花源记》夯下了基石。田畴的事迹先于《桃花源记》约两百余年，田畴的故事与《桃花源记》十分相似，陶渊明取材于田畴的经历颇为可信。由于陶渊明对田畴的为人非常崇敬，在写《桃花源记》之前或许同时，特意写了九首《拟古》诗，其中第二首作者托言远访高士田畴的故乡，盘赞他“节义为士雄”，有信义、有气节，堪称名士英雄。
也许，陶渊明是在为赋田畴诗时，触发了田园生活悠然自在的乐趣，特别是晚年穷愁潦倒的遭遇，使他“以名臣之后，际易代之时”，孕育出美好社会的胚胎，“此即羲皇之想也”。于义熙十四年(公元419年)笔走龙蛇，挥就了杰作《桃花源记》。陶渊明以小说的笔法描绘田园理想，表述了他对田园的深情与思考。“桃花源”是陶渊明田园理想的形象展示，是他田园情结的终极关怀，也是他田园人生的最后归宿。
“武陵渔郎发现桃花源一千六百周年纪念活动”后的一个金秋，笔者重归武陵溪，再入桃花源，追寻一位名士的遗踪，印证这篇名文的意境。主人打开山门，让来宾小憩秦人宅，膜拜桃花观，共谒集贤祠，同登高举阁……快游归来，摘南山之桃，倾北海之樽，喝擂茶，品香茗，赠歌渔父，顶礼陶公，使问津之旅富有浓郁的诗意。
陶渊明在社会***、民不聊生的年代，偶然远足野游，发现了桃花源。他通过景观的启示，获得一种出世的灵感。他有感于世事风险，幻想出一个自给自足、没有纷争、没有欺压的乌托邦。这种理想达到了一种审美共识，安慰着世世代代承受世俗社会太多征战、苦难的烦恼和恐惧的心灵，成为人们长久的向往和希冀的圣境。因此，《桃花源记》(并诗)具有永恒的魅力。
(摘自8月20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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