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康熙有另外的情报来源,为尽快查清江南科场案,他向江南的某机构下达了一份秘密指令。这个颇显神秘的机构就是江南织造。
许多人对清朝江南织造不陌生,《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曾在此任职,在一般人眼里它也许只是个专门替皇帝“采买”的机构,但其实它还有一个更神秘的身份。
总督和巡抚“互掐”
说江南织造,先从清朝的一桩弊案说起。
康熙五十年(1711)辛卯科江南乡试,9月发榜,中举的人里有大批扬州盐商子弟,其中不乏不学无术、大字不识几个的人,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此次乡试的主考是太常寺少卿左必藩,他虽然没参与舞弊,但也被吓得够呛,赶紧向康熙上折奏报,江苏巡抚张伯行也上了奏折,呈报了相关情况,康熙大怒,命户部尚书张鹏翮、漕运总督赫寿前去查处,同时命两江总督噶礼、安徽巡抚梁世勋以及张伯行等三人也参加会审。
由以上5名高官组成的“专案组”很快找到了线索,初步查明副主考赵晋以及同考王曰俞、方名等人都存在勾结考生作弊的行为,但在案情要进一步深挖的时候,总督噶礼和巡抚张伯行却发生了分歧,噶礼主张结案,张伯行认为犯罪嫌疑人所交代的行贿细节还没有完全弄清,应继续深挖,看看幕后还有没有其它人。
噶礼和张伯行一向有矛盾,噶礼为人“贪婪无厌”,张伯行则是有名的清官,二人虽是上下级,但“气场”严重不合,关系十分冷淡。噶礼就任两江总督后弹劾了多名当地官员,张伯行也在其内。由于康熙对张伯行很了解,所以未被追究,张伯行请辞,康熙也不准。
张伯行认为江南科考闹得如此乌烟瘴气,噶礼一定参与了,他说的“幕后其它人”就是暗指噶礼。然而噶礼是他的上级,主持查案的是鹏翮,张鹏翮的儿子张懋诚在安徽怀宁做知县,“***治前途”攥在噶礼手里,张鹏翮心存忌惮,内心偏向噶礼。就这样,案件很快定了调,涉案官员到一个副主考和两个同考为止。
但张伯行不甘心,在未正式结案前向康熙上了份奏折,称“盛传总督与监临提调交通鬻举人”,还说科场案发后“又风闻总督要银五十万两,保全伊等无事”。另一边,噶礼也上了份奏折,除表明自己与弊案无关外,还历数张伯行七大罪状,包括袒护同窗、徇私作弊、私刻***等。
督抚闹到这种程度,康熙很生气,下旨将二人解职,同时督促张鹏翮尽快结案。张鹏翮不久之后呈报了结案报告,指出副主考赵晋等人以及多名考生行贿受贿事实确凿,相关人等均已供认,应按律治罪,该杀头的杀头,该判刑的判刑,而张伯行告噶礼受贿一事子虚乌有,建议将张伯行革职。
这个结果让康熙感到吃惊,因为他对噶礼和张伯行都很熟悉,深知二人的秉性,至于噶礼参劾的那些罪状,康熙大致也能判断出个大概,要么是捕风捉影,要么夸大其辞。然而是非不能靠印象来定,而要凭证据,现在的情况是,作为地方最高长官的总督和朝廷派往下面专门办案的钦差都一致做出了结论,康熙还能通过渠道去了解真相吗?
康熙的情报网
其实康熙有另外的情报来源,为尽快查清江南科场案,他向江南的某机构下达了一份秘密指令:“督抚不和,人所共知。巡抚是一钱不要清官,总督是事体明白勤谨人物,目前参本到了,尔南方众论如何?打听明白回奏。”
这是一道密旨,该机构接旨后不敢怠慢,立即着手搜集与本案有关的情况,经多方探察,同时派出不少人到社会上搜集各方面的议论,他们很快向康熙呈上了一份密报。该案后面弄出了更大的动静,以至于所有案卷最后都被调到北京,经过“九卿会审”和康熙的亲审才最终定案,噶礼索贿50万两一事虽然查无实据,几个关键证人也在漫长的审理中莫名其妙地死亡,但康熙认定噶礼与科场案必有关联,所以将其解职,而张伯行留任。
做出这样的处理后康熙并不放心,又密令江南的那个机构报告社会上的反应,该机构及时汇报了有关情况,并阐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细察抚臣为人,大抵多疑多惧,多疑则遇事吹求,不能就事完结,自有无辜拖累,而罗织多人矣。”
张伯行留任,等于已受到康熙的保护,这份报告仍能指出其缺点,说明它有自己的主见。康熙很重视这份报告,批示道:“是,一点不错,此事要密,倘有人知,尔灾非浅矣!”
清代的“密折”制度
据统计,江南科场案爆发后,从康熙五十年(1711)12月至次年10月,这个机构共向康熙呈报了11份秘密报告,由于地方行***系统牵涉此案,朝廷对派出的钦差也完全放心,所以这些报告对于康熙及时了解江南的真实情况从而及时做出决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个颇显神秘的机构就是江南织造,其实看起来它倒一点儿都不神秘,江宁、苏州、杭州都有它公开的办公衙署,门前挂着牌子、悬有纛旗,百姓无人不知,办理公事的人可以自由出入,既不是“七十六号”也不是保密局。
清代的江南织造是内廷机构,包括江宁织造局、苏州织造局和杭州织造局,主要职责是经办皇宫用的各类纺织品。开始,朝廷派织造太监统一督管,后改由一名工部侍郎***,最后又从工部转至内务府,由内务府各派一名郎中分别管理各织造局。内务府郎中通常是五品官衔,低于知府,但由于是替皇上办事,形同钦差,总督、巡抚对他们都不敢怠慢。
在整个康熙朝江南织造几乎都是曹家的天下。曹家祖孙三人执掌着江宁织造局,长期执掌苏州织造局的李煦是曹雪芹祖父曹寅的内兄,执掌杭州织造局22年的孙文成是曹寅母亲的娘家人,康熙把整个江南织造都交给了曹家,这是因为曹寅的母亲做过康熙的奶妈,曹寅少年时做过康熙的伴读,康熙对曹家很有感情,6次南巡中有5次住在曹家。
江南科场案发生时正值曹寅执掌江宁织造局、李煦执掌苏州织造局的时期,康熙对他们二人绝对信任,所以把密查案情的任务交给了他们,其实这不是江南织造第一次承担类似任务,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康熙朝档案,仅李煦的奏折就有413件,经过专家甄别,其中仅涉及本地官场动态的就有43件。
清朝历来有“密折”制度,有极少数官员和个别机构有权向皇帝上“密折”,这种奏折是皇帝了解有关情况的特殊渠道,有权上密折的官员和机构级别未必有多高,地位也未必显赫,但必须为皇帝所绝对信任,对于他们密奏的内容皇帝一般都极为重视,许多重要决策都是基于它们来决定的。
康熙特别重视这种了解民情的方法,保密是这种密折最要紧的地方,不仅上奏的人要保密,康熙自己也多次表示会做好保密工作,他曾对亲信大臣说:“尔亲手写来,即字不好有错亦不妨,但不可令人知道。况且在尔等折内皆朕随手草写,再无一人知道,亦无底稿。”
摘编自《廉***t望》201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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