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是票证的鼎盛时期,人们无论购买什么物品都需持票。“民以食为天”,粮票的珍贵自不必说,另外肉有肉票、油有油票、布有布票……谁若不慎把哪种票遗失,那后果的“严重”可想而知。
记得1970年的冬天来得又早又冷,刚参加工作两年的我在京郊一家纺织厂当学徒。因为工厂偏离市区,交通远没现在这么畅快,职工大多住集体宿舍。十几平方米的房间上下铺要住到六至八人,记得我住的那屋有六个人,我的下铺是入厂时带我的师傅。另外三位赵师傅、李师傅、王师傅再加上和我同年进厂的徒工张林,我们和大多数职工一样只有每周六下班后才进城回家。
那年我刚满十八岁,每个周末都要在寒冷中奔波几十里,母亲心疼我,就用凭购粮证领回的布票,外加平日积攒的二十几元钱,为我添了件新棉大衣。那时候棉大衣可算是件稀罕物, 我爱不释手。平日上班宿舍离车间要走五六分钟的路程,天再冷,我都是宁可小跑,也舍不得穿棉大衣,生怕不小心在车间沾上油污。
记得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从城里坐车回到宿舍,张林面带慌张地说:“赵师傅把准备买大衣的布票丢了。”我当时并未感觉与我有什么关系,但猛地我从他的目光中看懂了他的意思,原来他把眼光盯在了我新买的棉大衣上。刹那间我有些木然,难道赵师傅丢布票和我新买的大衣有什么关联?若是怀疑我拿了赵师傅的布票,那可是天大的冤枉。我的一颗心犹如掉进了冰窖。
接下来的日子,同室的人都在猜疑中度过,往昔的欢笑被沉寂取代。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那个年代伟人的一句话,使这件原本与***治不搭界的事与***治挂上了钩。厂保卫科焦干事专门在我们宿舍连着两个晚上办起了“学习班”。第一天,大家沉默在劣质烟卷“大炮”的烟雾中。
第二天晚上,焦干事先是启发诱导:“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然后又煞有介事、敲山震虎地说:“已经掌握了些线索,现在揭露就是个时间问题。”大家仍旧不做声。我偶然抬头,看见赵师傅正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好像我新买的大衣成了罪证。我心里虽坦然,但脸也腾地红了。我理解赵师傅,那十几尺布票对于他的分量。他有四个孩子,生活的重压,使得四十几岁的他显得有些苍老。我想说点什么,无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沉默了许久,我师傅开了腔,他吐了口烟雾:“不错,我徒弟是买了件棉大衣。进厂两年来,他一直在我身边,为人老实、诚恳,我相信他不会做出什么对不住人的出格事,我用人格担保。”
那一刻,泪水充满了我的眼眶,我努力克制着不让它流出来。赵师傅也表了态:“都怪我大意,我以后仔细保管好自己的物品,这事就算了。”我师傅说:“大衣该买还是要买,我出五尺布票。”在我师傅的倡导下,几位老师傅你三尺,他五尺地很快凑齐了买大衣的布票、棉花票。
平静的日子似乎又回到了身边。一天,赵师傅当着全屋的人拉着我的手说:“增辉,真对不起,我在褥子底下找到了那布票。”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因为“沉冤得雪”,泪水不禁大滴大滴地顺腮流淌,我师傅在一旁眼睛也湿润了。此刻我有种拨云见日的感觉。在冰释前嫌时,十八岁的我只有用泪水洗刷心中的不快,内心得到的安宁使我仿佛感到冬日的暖阳照在身上。
往事并不如烟。三十七年过去了,“我用人格担保”,师傅的这句话仍响在我的耳际。我师傅用自己的“人格”擦去了溅在我脸上的污垢,同时也教会了我怎样做人,如何去尊重人。
【原载2007年12月7日《中国审计报・社
会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