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从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了接近人均GDP3000美元，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状态，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则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还有许多东亚国家。
世界银行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并明确指出，很少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髙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髙收入国家行列。即便是那些成功进入发达行列的国家，也并不能保障可持续地经济增长，这其中就包括曾经被普遍看好的韩国和日本。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及“亚洲四小龙”，但就规模较大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髙收入国家的转换。日本人均GDP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在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髙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另外一些国家，比如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如菲律宾1980年人均GDP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1123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髙，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髙收入国家的鸿沟，如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GDP为181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GDP就超过1000美元，在20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
可以认为，通过比较和分析成功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类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特征，对总结国际经验、指导中国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马来西亚和阿根廷相比较，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关于经济增长稳定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济增长往往出现较大的起伏，即便在短期内取得髙增长，也难以持续。以人均GDP增长为例，在1963～2008年的45年间，阿根廷有16年人均GDP负增长，马来西亚有5年负增长，而韩国仅有2年负增长。在这45年中，阿根廷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4%，马来西亚为4.0%，而韩国为6.3%。1963年，阿根廷人均GDP为842美元，已达到了当时的中髙收入国家水平，而韩国当时仅为142美元，是典型的低收入国家。但到45年后的2008年，阿根廷的人均GDP仅增长到8236美元，仍为中高收入国家水平，马来西亚则由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了中等收入国家，而韩国则达到了19115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其二，关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从研究与开发（简称R﹠D）支出占GDP的比重来看，韩国2003年达到2.64%。，髙居世界第7位，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0.69%和0.41%，世界排名均在40名以后。从研发人才来看，2006年，韩国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达到4.8人，而马来西亚和阿根廷则分别只有0.42人和1.1人。从劳动力素质来看，韩国2007年劳动力中具有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为35%，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20.3%和29.5%。韩国也有明显优势。
其三，关于收入分配公平程度。从基尼系数上看，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基尼系数较髙，两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在0.45左右，到90年代末进一步上升到接近0.50，2007年阿根廷达到0.51，而马来西亚始终保持在接近0.5的水平上。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基尼系数为0.36，到90年代末下降到0.31，至今没有明显变化。从最高10%收入阶层与最低10%收入阶层的收入比来看，阿根廷为40.9%，马来西亚为22.1%，均远髙于韩国7.8%的水平。
其四，关于社会发展指标。从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看，韩国从明显落后转为明显领先。如预期寿命，韩国1960年仅为54.2岁，与马来西亚基本相当，比阿根廷低11岁。到2008年，韩国提高到79.8岁，已明显髙于阿根廷的75.3岁和马来西亚的74.4岁。在教育领域，2010年韩国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世纪70年代的5.6年上升到11.3年，明显领先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8.9年和9.7年。
其五，关于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在外资方面，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明显髙于韩国，表明外资在经济中占有更重要地位，特别是马来西亚1990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达到了5.3%。外债方面，阿根廷于2002～2004年间的外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曾超过100%。总体而言，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要明显髙于韩国。
当今世界，由于经济全球化、资讯网络化和价值多元化，国家、组织和个人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对于智力、资金、资讯的整合能力，越来越多的“黑马现象”涌现于我们的现实生活，这就为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黑马奇迹”，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跨越“中等收入陷讲”存在重大可能。
不言而喻，在马克思主义******领导下的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切实改善民生，就必须正确处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以***和发展生产力。过去我们可以用GDP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发展质量，但是如今，人们不太关心GDP，人们不太关心经济的总量，人们要问：我们普通百姓的生活质量究竟取得了哪些进展、哪些改善？我们所谈的社会和谐、世界和谐，归根结底就是改善民生，就是体现在民生的改善方面。而要实现改善民生的目标，我们就不得不面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和谐。
历史又一次把人类关注的目光聚焦到马克思，聚焦到马克思对于科学的信念，聚焦到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作为历史唯物主义重要内容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历史又一次在世纪之交，又一次在伟大的变革之年——2012年，聚焦到中国的发展模式，聚焦到中国的科学发展观，聚焦到与这种科学发展观密切相关的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众所周知，我们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两驾已经明显表现出动力不足。这动力不足的两驾马车，一驾是投资，另一驾是出口。
自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整体上处于不明朗阶段。这一观望态度带来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许多国家把解决就业提到议事日程，其中重要举措就是收回国外的就业机会，积极拉动内需。这对中国意味着出口的缩减。其他国家的形势也不容乐观，贸易保护的巷战此起彼伏。这样一来，我们的内需也面临低迷状态，因为出口和投资受限，就业水平和工资水平就难以有效提髙，因此难以形成强有力的购买力。
中国下一个经济增长点在哪里？世界经济的下一个增长点在哪里？这就是一个非常严肃而又必须给予肯定回答的问题。我们的答案是，打造低碳新城，同时打造低碳经济和低碳社会。
（摘自人民出版社《和谐方舟：中国拿什么奉献给民生》 作者：汪澄清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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