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 假借，位列“六书”，自清代以来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主要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其为造字之法，另一派认为其是用字之法。本文综合多位学者的观点，对假借字进行分析，并论述假借字的作用。
关键词： 假借 用字之法 造字之法 作用
说起假借，就不得不说到六书。“六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周礼・地官・保氏》说，保氏以六艺教国子。六书是六艺之一，但是六书的内容包括假借却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说明。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郑众注《周礼》，认为六书是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许慎《说文解字・叙》认为六书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不难看出，以上三家对于六书的解说基本上是相同的，都含有假借。清代以后，一般人于六书的名称大致采用许慎的说法。许慎对假借的定义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一、“造字之法”与“用字之法”之争
关于假借的性质，主要有两种认识:一是造字之法，一是用字之法。清代小学研究空前繁荣，名家辈出，推出许多创建性理论。最具代表性的是戴震提出的“四体二用”说，将“六书”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认为假借不是造字法，而是用字法。戴震在《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中云:“指事、象形、谐声、会意四者，书之体止此矣。由是之于用，数字其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为始，n、吾、台、予之皆为我，其义转相为注，曰转注。一字具数用者，依于义以引申，借于声而旁寄，假此以施于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两大端也。”从静态结构来看，汉字的形体结构不外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体，也有的字的形体结构在四体之外，但数量很少。因此，戴氏之见，不无道理。
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第十五卷中的理论阐述完全取其师说:“盖有指事、象形，而后有会意、形声，有是四者为体，而后有转注、假借二者为用。戴先生曰:‘六书之次第出于自然。’是也。”
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自序》中说:“天地间有形而后有声，有形声而有意与事。四者，文字之体也。意之所通而转注起焉，声之所比而假借生焉。二者，文字之用也。”
戴氏的“四体二用”说影响很大，后来许多人都承认这种说法。但又有许多人认为除了用字之假借外，还应有一种造字之假借。如嘉庆已未进士许宗彦先生就不同意“四体二用”之说，他认为:“六书之来古矣，指事、象形、形声、会意，皆指造字之始言之;则假借、转注亦出于造字之始可知也。或分事、形、声、意为体，假借、转注为用者，非也。假借者，假此字为彼字，假其体也。转注者，由一字为数字，由数字为数十百字，从偏旁转相注，亦言体也。”
王引之在《经义述闻・经文假借》一文中也说:“许氏《说文》论六书假借曰:‘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盖无本字而后假借他字，此谓造作文字之始也。至于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则有不限于无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见存，而古本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
目前，人们对假借到底是用字之法还是造字之法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实际上，我们不应该简单地以造字法或用字法来定义假借，因为我们称之为假借的包括多种复杂的情形，比如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就把假借分为无本字、本字后起、本有本字三种类型。我们要认识假借是造字法还是用字法，首先要搞清楚假借在各种复杂的情形中有无造字，然后才能判它是造字法还是用字法。如果造了字，那么它就是造字法;如果没有造字，那么它就是用字法。至于什么情况下才算造了字呢?我们认为，应该是指给一个词（有音和义）赋予一个固定的、专有的形体的情形。如象形造字就是用“画成其物”的办法，给一个词赋予一个固定的、专有的形体;会意造字就是用“比类合谊”的办法，给一个词赋予一个固定的、专有的形体等等。而假借，也存在着给一个词赋予一个固定的、专有的形体的情形。
假借字的性质是“本无其字，依声事”。在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汉语中的某些词无法用象形等方法创制出一个字形，如古汉语中的虚词。为解决这一问题，先民们想到了用音同或音近的字去替代的方法。这在最初也许是一种应急措施，但一经使用，收效甚巨，因而成为日后用已有的文字形体记录语言中没有字形表示的词义的必然之势，被大量使用。如“譬喻”的“譬”，“偏僻”的“僻”，最初都是用“辟”（初义为法）表示的。必须承认，借用之初，假借的字形与要表达的词义之间，只有语音上的联系。人们用“之”表示指示代词，除了该词音与动词“之”音同外，考虑更多的也许是书写方便。但我们对假借字的考察是在汉字的形、音、义达到了比较固定的阶段后进行的。在刘歆、许慎等提出“六书”理论时，假借字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成熟的汉字结构类型，其规模蔚然可观。假借字的形、音、义之间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对应关系。比如“之”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中，人们能很容易地将它当作代词看，那么代词“之”就与“之”这个形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那么，这种类型的汉字在某种程度上就有了“因形示义”的特点，只不过与象形字、会意字等相比，象形字、会意字因形示义更直观，假借字要迂曲，必须有一个假借字形、音、义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对固定的前提，必须结合语境。
假借造字的性质，就像人们给子取名，一个人先给自己的孩子起了“王伟”。后来，又有两个人觉得这名字好听好叫，便也给自己的孩子起名为“王伟”。这时候，代号虽然还是一个，而指称的具体对象却有三个。三个小孩――三个“语言信息”，三个代号――三个“寄托的形体”；但形体是相同的，声音也只有wangwei一个读法。假借也正是这样。新的词语产生了，没有记录它的字，就借一个与原有的同音的字的形体来托身。这个原有字的形、音虽没有变化，但它实际上已经是新的词语的寄托者了。
我们可以说这种造字方法确实有其特殊性，但不能否认它已经为新词语造出来新字的确凿事实，也就是不能否认它作为造字方法的本质。就语言中需要造字的那个语词来说，从先民们造字心理的最初事实来说，它使一个尚无字形可表达的语词终于固定地有了一个能代表它的书写符号。推而广之，世界上有些国家的民族，借用别的国家的民族的文字，利用其形或音，来代表自己本民族的语词的意义。比如日本民族早期所使用的“万叶假名”，有些字形虽和我国汉字形体一模一样，但其音义却大相径庭。我们只能说这些字是日本民族按照自己的造字法造出的字，而不能认为日本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严格地讲，假借所借的不是“字”，而是借其形，用其音。被借用的不再是一个形、音、义的统一体的“字”，而只是一个有音无义的符号，用它来记录另外一个还没有字的词，于是它的形体就被注入了一个新词义，结果在实际上造出了另一个形、音、义的结合体，即另造了一个字。因此，从本质上说，假借是一种“不造字的造字法”，这是假借最本质的特征。
张玉麟先生这样阐述假借为造字法的理由:“假借未尝造字而亦列六书之一者，此义何也?夫文字所以给用，今不造者，独形体耳，音与义均有所寄，则其用已成指物象者，名由此立，表德业者，谊由此显，其体虽旧，而为用则新，与更造一字，同其效绩。又安可不谓之造字耶。”也正是由于假借法是借原有的字的形体和语音来记录新的语词，因而，张先生又这样概述它们的本质特征:“假借者，以不造字为造字，使形体之封域有定，而音义之应用无穷。”
二、假借的作用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源于客观的需要，假借字的产生也不例外，它是汉字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假借的作用可总结为以下四点：首先，假借字的出现直接体现了文字的本质属性。文字的本质属性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尽管世界上的文字千差万别，但不论哪一种文字其本质属性都是如此，只不过是各种符号的来源和表音方式不同而已。汉字初创时期的象形文字表音方式是间接的，是“目治”不是“耳治”的。虽然先民们最初在创造文字的实践中已经有了记音意识，但在理解上不一定有更明确的认识。假借字冲击了初期象形文字的表意系统，脱离了形体的束缚，使汉字向标音方向发展，使汉字由“目治”变成“耳治”，这是先民们文字表音意识的具体体现，也是文字本质属性的直接体现。随着假借字的广泛应用，这种认识也在逐步提高。
其次，假借字的出现使汉字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汉字既然是由***画文字演变而来的，那么首先用来表词的必然是象形字。语言的产生远远早于文字，所以在文字出现时语言已相当成熟，词汇也已很丰富，而象形文字容易表有形可像的具体词汇，难以表意义抽象的词汇。这样象形类文字便不可能把语言中的词汇全部记录下来。假借字正是填补了象形类字的这一空白，使汉字能够记录当时的全部语言，形成了完整的汉字体系，担负起了汉字的使命。
再次，扩大了汉字的使用范围，特别在造字初期，字数较少，如没有假借这种方法，汉字就难以发挥其记录汉语的作用。清代孙诒让说:“天下之事无穷，造字之初，苟无假借一例，则逐事而为之字，而字有不可胜造之数，此必穷之数也，故依声而托以事焉。视之不必是其字，而言之则其声也，闻之足以相喻，用之可以不尽，是假借可救造字之穷而通其变。”这段话非常中肯地指出了假借的作用。如甲骨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其自东来雨?”一句五个字中，除“雨”字外，其他四个均属假借用法。
最后，假借直接促进了大量形声字的产生，是汉字由象形字向形声字过渡的桥梁。假借使汉字发挥一字多用的功能，其本身并不会产生新的形体，凡是假借字都是同形同音的多义字，当一个字的假借义逐渐增多时，势必会给书面交际带来混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人们往往另造新字，即在假借的基础上加表类属的区别符号构成新字，即形声字，来取代它的部分义位，这是文字分工日趋细密的表现。
例如，“辟”的本意是“法”，通过假借的方法，“辟”字具有了“邪僻”、“便嬖”、“躲避”众多互不相关的意义，有力地促进了新词产生，但却给人们阅读增加了困难。因此，便在“辟”的基础上分别加上“亻”、“女”、“辶”构成新字。在汉语单音节词占优势的时期，同音假借所引起的混淆，使形声字必然产生。但无论在表音的形声字出现之前，或是在形声字出现以后，甚至在形声字大量使用以及在数量上取得绝对优势以后，同音假借都广泛地应用着。从造字方法看，汉字以形声为主流;从用字方法看，汉字以假借为中心。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主导，互相影响。另外，有了这种“以不造字为造字”的方法，救济象形文字之穷，使得汉字可以苟安一时，而不积极地去造那些以简驭繁的正式的音符文字了。这种同音假借与形声方法相互为用，简便灵活，因而人们没有创造拼音文字的迫切要求。形声字的实质是假借法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说假借间接地为汉字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结语
假借在汉字的发展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突破了汉字的象形性和表意性，开辟了以语音为线索的造字途径，在一定意义上减少了汉字数量的过度膨胀，使汉字成为当今世界上最为成熟科学的文字之一。对假借性质和发展的认识，有利于我们对假借字的进一步分析和理解，用字与造字之争的不断论证，对文字理论的发展大有裨益，这也是需要我们不断学习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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