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史记》以十二本纪开篇，足显其于纪传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史记》成书两千年来，内容错乱，真讹交杂，莫辨其实。故笔者以不才之学，针对先秦诸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所存疑问，加以辨析，提出管见。
关键词：《史记》 十二本纪 疑点
十二本纪作为《史记》的第一部分，建立了以帝王为中心的史学叙述结构。然而由于司马迁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和书籍辗转传抄造成的错漏等诸多原因，致使其中许多内容疑点重重，扑朔迷离。在此，笔者谨将《史记》十二本按照时间顺序分作三部分，针对阪泉、涿鹿之战，尧舜禹禅让，秦二世夺位等问题进行辨析，抒己浅见。
一、关于先秦诸本纪的疑点辨析
1、阪泉、涿鹿之战
司马迁写作《五帝本纪》主要取材于《世本》《大戴礼记・五帝德》和《尚书》，而材料安排巧妙是本篇的突出特点。文章开篇重点记述了尧舜二帝的智慧与德行。然而对于黄帝这位中华民族缔造者的记载，包括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与炎帝的阪泉之战却平平带过，言语间使人生疑。司马迁于文中讲道两次战役时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1]
由此段文字可见，太史公认为神农氏衰落，面对诸侯间的相互侵伐无能为力，而炎帝则扮演了欲侵扰他邦的非正义角色，于是黄帝应时而起，代神农氏征伐，在阪泉之野与炎帝进行三次战役，黄帝大获全胜。而后黄帝又成功战胜蚩尤于涿鹿，天下诸侯皆归轩辕氏，最终黄帝取代了神农氏，成为天子。据《周易・系辞下》记载：“赤帝魁隗，身号炎帝，世号神农。”[2]即赤帝、炎帝为一人，且世代以神农为号。此时我们便可以发现其中矛盾之处，依照司马迁所言当时的天子为神农，且于黄帝之时已经衰微，以至于无力征讨互相侵伐的诸侯，又怎有力量去“侵陵诸侯”？在《帝王世纪》中却有记载“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3]《国语・晋语》中也载：“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4]由此观之，黄帝与炎帝便是出自同一先祖的兄弟，至今我们依然称华夏民族为炎黄子孙，这样疑问又出现了，何以“兄弟”成为非正义的被讨伐对象？
笔者以为，上文《周易》、《帝王世纪》、《国语》中所述的炎帝与神农氏同源无疑，更准确的说炎帝是神农氏部族的第一任首领，后世皆以神农氏子孙为天子，直至黄帝时期，神农氏衰微。而那位“欲侵陵诸侯”的炎帝并非是身为天子的神农氏子孙，因为若炎帝处于“天子”的地位，对诸侯作战也应称作“征伐”、“诛讨”，而不应叫“侵凌”。《史记》对两次战役的记载，他书也有类似言辞，如《战国策》：“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5]，《新书》：“（炎、黄）战于涿鹿之野”[6]，《绎史》引《归藏》曰：“黄帝与炎帝争斗涿鹿之野。”[7]综合各书相关记载可见，关于黄帝于涿鹿战争的对象异说两存，且部分书籍仅记涿鹿之战，并未提及阪泉。究竟涿鹿之战黄帝的作战对象是谁？马《绎史》对所引《归藏》一句评论道：“史称克炎帝于阪泉，擒蚩尤于涿鹿，本两事也，而诸书多言战炎帝涿鹿之野，当是舛误，或云蚩尤亦自号炎帝。”[8]在这里马明确指出黄帝在涿鹿的作战对象是蚩尤，并非炎帝，值得注意的是最后那句“或云蚩尤亦号炎帝。”这就又透露出一则信息，马又认为与黄帝战于涿鹿之野的有可能是冒称炎帝的蚩尤。而之前与黄帝战于阪泉的炎帝是否也是蚩尤呢？吕思勉先生对此认为：“蚩尤既灭神农氏，后裔遂袭其位号，故传者混二人为一，黄帝实只与蚩尤战，未尝与神农氏战也。”[9]依《逸周书》中记载：“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10]正好为吕思勉先生蚩尤灭神农，袭炎帝为号的观点提供了依据。由此便可得出，黄帝并非与出自同一祖先的神农氏相伐，而是与取代炎帝神农氏又自号“炎帝”的蚩尤（蚩尤自号炎帝，理由详见第四章）。至于阪泉之战，吕思勉先生认为：“则蚩尤、炎帝一人，阪泉、涿鹿一役，《史记》盖兼采两书，而夺‘一曰’二字也。”[11]“疑阪泉为神农氏或蚩尤旧号，涿鹿则其新居。”[12]笔者以为此说颇为合理，《逸周书》云：“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13]其中“蚩尤乃逐帝”而“赤帝大慑”，可得出蚩尤所逐为赤帝，即身为天子的神农氏后代子孙。此处刚好与《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的记载相契。赤帝被逐，蚩尤代其号占据涿鹿，于是“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于《五帝本纪》“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的记载亦与此相合。
2、尧舜禹禅让
禅让制以任人唯贤为宗旨选择明君，一直以来被后世称颂。其最早见于《尚书》，然而在中国历史中往往以禅让为名，行夺权之实，即朝中权臣胁迫皇帝退位，为避免不忠的骂名，便以禅让为名，以取得正统性。或许正因如此，禅让的真实性一直令人怀疑。司马迁在《夏本纪》中对上古王位更替的记载颇为详细：“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14]由于先秦史料的匮乏，人们对圣贤的尊崇，禅让制是否存在尽管存在争议，但始终未有有力证据正明其虚假，直至汲冢书的出土。这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古籍对禅让的记载与司马迁所述大相径庭。在《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提到：“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舜篡尧位，立丹朱城，俄又夺之；益干启位，启杀之；益为后启所诛。”[15]我们根据以上《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的记载不难看出所谓“禅让”实质是***权争夺的美名。
笔者认为，禅让制真实性是值得商榷。首先，尧舜所在时期禅让制所依存的***治经济基础已不存在。而且，在尧舜时期出现了私有财产与等级分化。《孟子・万章》记载：“象至不仁，封之有庳”[16]，舜将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亲属，如土地为全社会共有，想必没有人会任凭他人随意支配土地。在《列子》中记载“尧乃微服游于康衢”[17]，可见尧平日衣着与他人不同，他所着衣服标着尊贵的身份。此外，近年来考古发掘表明，尧、舜、禹时代贫富分化已非常严重，从墓葬规制和陪葬品的多寡可以清晰的看出不同的等级。甚至比尧、舜、禹时代还早3000多年的西水坡和城头山遗址，都发现了人殉。而人殉是人类迈入阶级社会的重要标志，在等级与财富面前，禅让制的实行实在过于理想化。
其次，舜与禹的即位方式与禅让制不符。毋庸置疑，禅让是君主的自愿行为，即生前自愿将王位让与他人，倘若身后所让之人方得即位，那么让位是否出于自愿便不得而知了。且看《史记》中记载：“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荐之于天。”[18]据文意，舜在尧生前并未即位，只是担任了有权职的摄***大臣。同样，“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禹在舜生前也曾做了十七年摄***工作，并没有即位。可见，尧与舜都未于生前将帝位传与他人，且二者选择他人做继承人的重要原因便是儿子不肖，不堪为帝。如果仅仅因“荐某于天，使代己位”便说是禅让，未免有些牵强。综上分析，尧舜禹禅让并不符合当时社会***治经济发展状况，也不符合禅让本意，因此，司马迁对禅让的相关记载实难令人信服。
二、关于《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的疑点辨析
（一）秦二世夺位
就现今文献中记载秦朝的历史而言，无疑司马迁的《史记》最具权威性。由于秦代纷乱复杂，即便选材谨慎、考证详实的司马迁在记载这段历史时也难免错漏。笔者现就《秦始皇本纪》中关于秦二世记载所具疑问之处叙述如下：“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19]此处是全文第一次提及胡亥，“少子胡亥爱慕请从”在《李斯列传》中作“少子胡亥爱，请从。”[20]据《李斯列传》之《集解》之意，“爱”指受秦始皇宠爱。“少子”为始皇帝第十八子。另外，在此篇本纪中，记载的与胡亥相关的最重要事件便是“沙丘之变”：“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台。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之，不发丧。棺载凉车中，故幸宦者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凉车中可其奏事。独子胡亥、赵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赐死。语具在李斯传中。行，遂从井陉抵九原。会暑，上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21]依司马迁这段记载，赵高未传秦始皇发给扶苏的诏书，而后与李斯诈称秦始皇立胡亥为太子，并赐死扶苏、蒙恬。显然在赵高、李斯心里始皇帝未欲传位于胡亥，才有上述行为。然而，前文提及的“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虽然是胡亥主动请从，但他确实是秦始皇此次出行唯一带在身边的儿子，可见始皇对胡亥是喜爱的。而在根据《蒙恬列传》载：“高雅得幸于胡亥，欲立之。”[22]又提及赵高言蒙毅阻胡亥为太子，二世也以此为由给蒙毅定罪，蒙毅在自贬时声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则臣少宦，顺幸没世，可谓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则太子独从，周旋天下，去诸公子绝远，臣无所疑矣。夫先主之举用太子，数年之积也，臣乃何言之敢谏，何虑之敢谋！”[23]从蒙毅的话可以看出秦始皇生前想立胡亥为太子，且不是一时的想法，而是经过数年的酝酿。
此外，始皇欲传给扶苏的诏书内容为“与丧会咸阳而葬”。秦始皇死在钜鹿郡沙丘，遗体将运回咸阳安葬，扶苏身在上郡，所以召回他到咸阳与灵柩会合，为父亲送终。所谓遗诏内容仅此而已，并未提及传位扶苏之事。综上所述，若秦始皇立太子，胡亥的可能性很大，如果真如此，秦二世是否为篡位就值得商榷了。
（二）鸿门宴诸问题
司马迁《项羽本纪》中关于鸿门宴的记载，千百年为世人称颂。然而作为文学作品，其自是精彩绝伦，可作为史学作品来讲，则未免有些疏漏了。故笔者将鸿门宴中所存疑问，试列举并辨析如下。
首先，在文中对于鸿门宴之前，身为项羽季父的项伯，夜驰沛公***中，私见张良并与沛公见面的情形如此记述：“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沛公曰：‘诺。’”[24]随后项伯回到***中，将沛公的话俱实告知项羽。众所周知，项羽素来多疑，试问他为何不怀疑季父通敌？项伯自己夜去敌***私会张良、刘邦，本该惧怕担负透漏机密之罪，回来又怎敢告知项羽？何况项伯去见张良并非奉项羽之命，司马迁何以言“报”项王？
其次，下文所载鸿门宴之事更疑云重重，张良看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后，便将刘邦在宴席上的危险处境告之樊哙，樊哙听后用盾将守门之士撞倒在地，得以进入。司马迁如此描绘道：“哙即带剑拥盾入***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嗔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25]太史公此处定有意赞扬樊哙，言语间尽显其勇猛非常，忠心护主。然而项羽身为西楚霸王，南征北战，得胜之事不胜枚举，他所率领的***队定是纪律严明，警备森严，纵使樊哙久经沙场，仅凭盾牌只身入内也有些许荒唐，倘若项羽***备如此松懈，又如何征战？
最后，整个鸿门宴中最令人不解的便是项羽对待刘邦的态度。通读本篇文章，项羽在起兵之时项梁派他攻打襄城，待城池攻下后项羽竟将兵士全部坑杀。在攻打新安前，因听章邯降卒的议论，恐攻城有变，便将二十余万降卒尽数坑杀。由此看来鸿门宴前项羽十分残暴，而在鸿门宴后的几天，项羽屠咸阳城，杀了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火烧秦宫三个月。之后成阳会战大败田荣，又火烧齐宫，坑杀齐***所有降卒和城中老弱妇孺，可见残暴一如从前。此外，在项羽与宋义率兵救赵时，项羽想立即渡河与赵***内外夹击秦***，宋义却反对，项羽曰：“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内而专属于将***，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26]第二天早上便斩宋义人头，号令***队慑服了将士。此段记述亦能看出项羽处于危机而行事果断。可是他为何偏偏在除去刘邦的大好机会面前，变得优柔寡断，妇人之仁？
很多学者认为《鸿门宴》的突出成就，正在于它在文学上的极大成功，至于这次宴会的真实程度，以及对当时的影响，历史学家们早已提出怀疑。吕思勉先生通过对鸿门宴所发生诸多不合理之事，分析后得出：“……种种事迹，无一在情理之中。然则汉高祖与项羽此一会见，真相殆全然不传；今所传者，亦一则想象编造的故事也……断不容轻信为事实。”[27]笔者以为，《史记》中人物传记，一直以来被公认兼有史学与文学一身二任的特点。也就是说司马迁在“考信”史事的前提下，对某些细节通过合理想象，加以“文饰”。但这种“文饰”非小说意义上的虚构，而是为更真实地展现人物性格。既然为展现人物性格，项羽的性格又为何如此前后矛盾呢？首先，通过分析文意可以看出，刘邦是经项伯叮嘱，第二天前来谢罪的，这并不是项羽的精心计划。其次，刘邦谢罪，项羽留其饮酒而促成鸿门宴，这也不是范增预先准备好的宴席。最后，项羽于前夜许诺项伯“因善遇之”[28]，因为“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29]。综上不难得出，项羽无心杀刘邦，且鸿门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宴会，正因如此，方使得范增半途找人以舞剑刺杀刘邦，并非受项羽之命。这样一来，对项羽妇人之仁，优柔寡断的评价，便无从谈起了。
三、关于《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作者疑点辨析
东汉史学家班固于《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太史公书）十篇缺，有录无书”[30]，并在《汉书・艺文志》中“太史公书百三十篇”[31]条下附注“十篇有录无书”[32]。班固撰写《汉书》的时间距离司马迁撰写《史记》仅相隔百年，然而他所见的《史记》却并不完整。因此，古往今来许多学者对现今所存完整的《史记》提出质疑，认为这一百三十篇中，有一部分为后人补作，非司马迁亲笔，其中争议最多的便属《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三篇。
《汉书》张晏注中曾言《孝景本纪》亡，对于《孝武本纪》则直接言明：“亡，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33]。在张晏看来，《孝景本纪》与《孝武本纪》皆亡，现今《孝武本纪》为褚先生补缺。而《史记探源》一书中，崔适则说“张晏云，‘《景纪》亡’当是《文纪》之误。”[34]其意在言明所亡指《孝文本纪》而非《孝景本纪》。对于《孝景本纪》，朱润东先生在《史记考索・史记百三十篇伪篡考》中说“陈仁锡、崔适皆以此纪未亡。”[35]综合以上观点，可见除张晏外，其他学者均以为《孝景本纪》未亡，而《孝文本纪》、《孝武本纪》多数学者则以为亡佚。孰是孰非实难分辨，这三篇本纪真的非司马迁所做吗？倘若如前人所说三篇亡佚，那么补作的人又是谁呢？倘若三篇没有亡佚，那么为何自东汉起，便有人怀疑《史记》残缺呢？
笔者以为，众学者认为此三篇本纪非司马迁所作，是有据可依的。首先《孝文本纪》中：“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於今。呜呼，岂不仁哉！”[36]“廪廪乡改正服封禅”，改正服即改正朔、易服色。封禅，众所周知是西汉时期方士鼓吹的祭祀活动。“谦让未成於今”则言由于文帝谦让，至今未进行改正朔、易服色、封禅这三件事。可是，司马迁之时三件事都已完成，何来“谦让未成於今”？其次，《孝景本纪》幅短小且篇中记载内容大部分为天灾祸事，并未对景帝功绩给予肯定，这些均与班固《汉书・景帝纪》中对景帝的记载相去甚远。第三，《孝武本纪》中除开篇前六十字外，其余内容均与《封禅书》类似。而且司马迁逢“李陵之祸”，与汉武帝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更为《孝武本纪》亡佚提供了依据。依笔者看来，《孝文本纪》中提到的“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在司马迁之时已经完成，文中却说“谦让未成於今”，可见本文作于司马迁著《史记》之前。在司马迁之前，有谁作过史？答曰：司马迁之父司马谈。赵生群在《太史公书研究》说“司马谈作史之时，改正朔、易服色、封禅三件大事都未能举行。”[37]此外，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自可称“太史公曰”。
至于《孝景本纪》，据前文所引各学者言论中可以得出，多数学者认为此篇未亡。梁玉绳于《史记志疑》也提出：“《景纪》、《将相名臣表》、《律书》、《傅靳传》皆太史公手笔”[38]。然而，司马迁笔下的景帝为何与班固所描写的景帝差异如此大呢？纵观《史记》，司马迁对于有德者总是推崇之至，如《五帝本纪》中他称司马迁称赞帝喾：“修身而天下服”[39]；称赞禹：“其德不违，其仁可亲”[40]。相反对于寡德少仁的君王则进行揭露和鞭挞，如腐朽、荒***、残暴的桀、纣、周厉王、秦始皇等。而景帝虽与文帝齐驱，但却“（景帝）五年三月，作阳陵”[41]，“五月，募徙阳陵，予钱二十万”[42]。如此劳民伤财，其道德与文帝相比实在逊色太多，正如韩兆琦《史记笺证》引吴京曰：“论民风国势，文景齐驱；论道德功业，景不逮文远矣。”[43]因此，本文的字里行间中隐含了许多司马迁对景帝的道德批判。相反，班固意在于尊汉且奉诏修史，于是他笔下的大汉天子，大多罩上了神圣的光环。
对于《孝武本纪》，笔者以为仍是司马迁原作。司马迁于文中提到：“孝武皇帝者，孝景中子也。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为胶东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废为临江王，以胶东王为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为孝武皇帝。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44]而《史记集解》曾引述《太史公自序》的话说到：“作《今上本纪》，又其述事皆云‘今上’、‘今天子’，或有言‘孝武帝’者，悉后人所定也。”[45]在文中称当朝皇帝崩后的谥号，可见这几句话为后人修改而成，但并不足以证明非司马迁所写。而他在接下来的行文中抄录自己所作《封禅书》，也有其可行之处。首先就当时而言，司马迁作为太史令,和武帝接触的机会众多，且汉武帝对司马迁一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为其作本纪实属常情。至于汉武帝的功绩，外攘夷狄方面他在《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篇章已有表达；内修法度方面在《律书》《历书》等篇也有记述。而司马迁在遭遇“李陵之祸”后，对汉武帝的情感态度实无再褒奖的需要，他心里更多的是怨愤与讽刺。根据武帝封禅泰山是公元前110年，《封禅书》末写道 ：“今上封禅，其后十二岁而还遍五岳矣。”[46]由此便可推断公元前98年左右撰写完成《封禅书》，而这公元前98年正是他遭李陵之祸的时间。因此《孝武本纪》晚作于《封禅书》毋庸置疑。在牵连获罪后，司马迁思想情感发生变化，正如他在《报任安书》提及先人发愤著书时说：“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47]可见司马迁著书同样难掩郁结，于是他将汉武帝一生的重要举措“封禅”作为本纪的重要内容记述，这不仅可体现出武帝的特点和本质，更是对其绝妙的嘲笑讽刺，因此司马迁自己将《封禅书》录于本纪也不无可能。
本文通过对《史记》十二本纪，同期文献及相关著作的研究，分析了前人及今人对《史记》十二本纪所存疑问相关评述和论证，就《史记》十二本纪疑问加以辨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通过对文献的反对比及有关考证可得出：《五帝本纪》中阪泉与涿鹿之战为同一场战役，与黄帝对决的并不是炎帝，而是取代炎帝并沿用其族名的蚩尤；禅让制没有其存在的***治经济基础，且舜禹的即位方式与禅让制并不相符；《秦始皇本纪》中，胡亥有被始皇立为太子的可能，说其篡位证据不足；《项羽本纪》中关于鸿门宴的记载趋向于文学戏剧化表达方式，禁不得事实实践与推敲；《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三篇本纪中除《孝文本纪》外，其余皆为司马迁原作，而《孝文本纪》的作者可能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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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2]汉・司马迁.史记・孝景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2.443、443.
[44][45]汉・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2.451、451.
[46]汉・司马迁.史记・封禅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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