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我所在的日报社副刊部研究教师节选题时，一位同事提议：能不能找个作者，让他写他的老师？要从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大学都写到，这样也许更能真实地反映老师对学生一生的影响，会更令人信服。但也有人疑虑，说几个阶段的老师都值得写吗？这话触动了我的神经，于是，便有了这篇关于我的老师的“流水账”。
一
人到中年，还记得他的小学，还记着哺育过他的老师，本不是件什么新鲜事；人到中年，对已过去30多载的小学生活已淡忘了，对老师也没有太多印象了，也是件很寻常的事——生活本身就是这样平淡如水。
我的小学母校——北京东城区遂安伯小学，因王府井扩展，几年前被夷为平地。我路过那片废墟时，不禁驻足呆望了几眼。后来我知道，在这里呆望过的，不止我一个。我的小学同学李来启，也是其一。
来启现在是一家公司的经理，他找到我说：你是咱们班的班长，你该牵头找找咱们当年同窗六年的同学啊。我赞同，于是拿来纸笔，俩人掰着手指头一个一个地写起当年同学的名字来。照实说，我们写了不到十个，卡壳了，真的想不起还有谁了。过几天再想，收获仍不大。
然而天底下还有一个人，清楚地记着我们全班所有同学的名字，她，就是教了我们六年的小学班主任老师陈辉。如今已退休多年的陈老师，拿出一张纸就开始写：“1962年入学、1968年离校的我的学生：李晓梅、武亚平、王宪明、周克明、宋国强、武莲娟、赵燕玲、洪菊英、肖惠敏、高泽萍、赵庆六、王天培、王治渠、于莎莎……”40多人，她竟一个不落地写了出来，其中包括因留级蹲到我们班和中途转学到我们班的几个同学的名字。
我想起我们“毕业”离校时，正是“”深入发展的1968年，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可陈老师却千方百计把大家聚在一起。她借来一架120相机，请人为我们全班拍了一张合影。我想，这张照片一定还在她的影集里，因为她的每一个学生，还在她的记忆里。
我，曾是陈老师指定的“班长”，当然也在她的记忆里。
那是一个深秋的下午，报社传达室的师傅打来电话，说有一个老师找你。我怎么也没想到，我的小学老师陈辉来了。陈老师是我小学六年的班主任。六年时光，在她的身边，我度过了幸福的红领巾生活。可毕竟30多年过去了，陈老师怎么找到我的呢？她告诉我，她已经退休了。她先找到我原来的家，幸好我弟弟还住在那儿，这不，一下就找到了。说着，她从包里掏出一件浅灰色羊绒衫:“从小你的身体就不好，天冷了，老师给你带了件羊绒衫，不知合适不合适。”我的眼泪差点涌出来，平生第一次紧紧拥抱了我的老师。
那天，我和陈老师仿佛又回到了30多年前，坐在校园里那棵很老的杜梨树下，“谈理想，谈志向，也谈那美好的明天。”（小学时朗诵的诗）
二
每年春节，我都去看望我的老师。那种期待、惬意融入浓浓的年味，已经成了多年的习惯。然而2007年却有了不同——我中学时代的恩师贾作人先生已然不在了，春节我少了一个去处。
我进入北京二中的时候，是“”正深入发展的1968年。我被编进“五连四排”，幸遇骨子里属“修正主义”的班主任老师贾作人。那时的贾老师三十出头了仍是单身，样子很帅，穿戴十分讲究，可以说是纤尘不染，笔挺的呢子外套给人一种高贵的气质。现在想来，他那时候就用香水或很高级的香皂了，他身上总有一种淡淡的清新的气息。课堂上，他用广播电台播音员一样标准的声音，朗诵着诗词或鲁迅的杂文；他在黑板上用“行楷”书写着课文要点，简直把我们镇住了。从他身上，我们不能不感到二中就是二中，尽管在“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大背景下，他坚持说：学生不读书干什么？
记得有一堂课，他给我们讲“驳论的写作”，我听后很受启发，就模仿着写了一篇，“驳”什么已经想不起来了。又是贾老师的语文课了，他同样用广播电台播音员一样标准的声音，朗诵了一篇文章——那竟是我写的“驳论”！对写作的浓厚兴趣，使我瞎写上了，什么都敢写，什么都敢往贾老师那儿送。他从不嘲笑我，怕挫伤了我的积极性。只是我写的几首“旧体诗词”，让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拿出半天时间，专门给我讲诗词格律，讲“平平仄仄平平仄”。
这以后，他把精力放在了指导我读书上。那个时候哪有书读啊？贾老师就每隔一段时间骑着他的“飞鸽”车到我家来，自行车后架上驮着一个用包袱皮儿裹着的大包——他把自己的藏书（当时都是***）一摞摞拿给我看。我知道了杨朔、秦牧、茅盾、吴伯箫、曹靖华、何其芳、臧克家、公刘、徐迟、艾青、王汶石、胡采、柳青、梁斌、刘白羽……知道了列夫·托尔斯泰、海明威、果戈理、莫泊桑、罗曼·罗兰、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有看不懂的就问，贾老师就讲。作为语文老师，他对鲁迅、郭沫若尤其推崇。当时课本上几乎没有郭沫若的文章，偶尔从《人民日报》读到郭老发表的诗词，我有点不以为然，和贾老师说了。他说，评价一个人的确要看他的作品，但要历史地看，看他有没有写过伟大的作品。
不久后的一个星期天的傍晚，贾老师给我带来了《沫若文集》，他翻开《凤凰涅槃》，先给我讲授生僻字，然后一边朗读一边讲解——
除夕将近的空中，
飞来飞去的一对凤凰，
唱着哀哀的歌声飞去，
衔着枝枝的香木飞来，
飞来在丹穴山上。
……
这是一首长诗，他讲得渐入佳境，我听得如醉如痴，不知不觉已是深夜……今天，如果我不把这情景写出来，有谁会知道、有谁会相信在当时那一片文化荒漠上，一个中学老师为了培养他的一个未准能成才的学生，是那样的尽心尽力啊！
贾老师这样偏爱一个学生，是不是我的家里有什么背景？可偏偏我的家庭背景算得上是班里最差的了。1971年，我们这一届学生已上到初三。有精神下来：在***的支持下，北京市决定恢复高中。在这个“喜讯”面前，我却要和贾老师告别，因为我的家里供不起我再念高中。我把家里的想法说了，贾老师斩钉截铁地回答:“这不可能！你必须上高中。”可十分痛苦的我却答应家里不再上学，因为我的母亲患肺癌刚去世不久，父亲当时瘫痪在床不得已办了病退，而我如果放弃上高中，很有可能分配一份工作。贾老师从未这么“没有商量”，他风风火火地来到我家，与代表家里的大哥“谈判”，说服他支持我继续读书。他还向我病中的父亲“立”下“保票”：李培禹的学费、饭费由他来交，不用家里负担。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能上高中的学生比例很小，贾老师为了给我争一个名额，费尽心思。原本清高的他，一次次地去找有关领导，最后一刻才把我的名字写进高中班的名录。就这样，我终于上了高中，在北京二中系统地学习高中课程，为以后恢复高考时我得以顺利地考取理想的大学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