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在我国学术文化史上，明清之际是一个极为典型的转型期，又是一个极为辉煌的时代。一方面，各种学术思潮在转换对接中留下了许多值得后人深思的契合点；另一方面，社会价值取向也发生了重要变化。黄宗羲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时期，明朝灭亡后，专心著述。著作有《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等。《明夷待访录》是一部***论著作，黄宗羲的经济思想就集中体现在这部著作中。他适应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与发展的时代特色，在著作中宣扬市民经济思想，价值取向与传统的儒家思想相悖，所以使得他的经济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对"私”的辩护及其意义
作为明清之际的一位著名学者，黄宗羲与顾炎武、王夫之以博大精深的学问著称于世，是明清文化转型期极具代表性的关键人物，被后世尊为“清初三大儒”。然而黄宗羲这位“大儒”的人生价值观与传统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家所一贯提倡和宣扬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去欲存理”等正统的价值观念却有很大区别，甚至是大相径庭的。他曾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原君）也就是说自私自利是人之本性，而如果个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原君）却又“不享其利”（原君）是不符和天下人情的。即使古代的圣贤之君如尧舜也不能做到。他也反对封建君主的专制，而这种反对也与别人不同，他反对是由于“君”的自私自利妨碍了人民的自私自利，他在《原君》篇中说尧舜之后的君“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如果没有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这些话，在以往一般的正统文人那里是不敢提出来的。然而在黄宗羲看来，“自私”“自利”却是天经地义的人之常情。
黄宗羲宣扬自私自利的市民观点常是结合着个人财产权利来考虑的。他反对封建统治者的自私是由于封建统治者“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原君）而侵夺了人民的“产业”。君主在创业时“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原君）在守成时又“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乐”，（原君）人民成了封建统治者“蠹中的私物”，人民财产毫无保障。
他维护私有财产权利的观点，更明显地表现在他的租税观点上。他毫无保留地抗议任何对私有土地的课税，认为这是“不仁之甚”的扰民行为。他说：“授田之法度，民买田而自养，赋税以扰之，是亦不仁之甚。而以空名跻之曰：君父！君父！则吾谁欺。”（学制）
“古者井田养民，其田皆上之田也。自秦而后，民自有之田也，上既不能养民，使民自养，又从而赋之，虽三十而税一，较之于古，亦未尝为轻也。” （田制一）
他一再强调“民买田”和“民自有之田”，把它和“授田”或“上之田”严格区分开来，并肯定向私人田征收赋税即不成其为“君父”。用这样一种颇具胆识的观点为私有财产辩护，标志着市民意识的逐渐强化。同时也是颇具经济启蒙意义的一个创见。这个创见是封建国有制日趋动摇、资本主义私有制萌芽正在缓慢成长这一特定时期的思想产物及其时代精华。
二、工商皆本论
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是在严酷的环境中缓慢地向前发展的，地处内陆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基础、高度集权的皇权体制、讲究三纲五常的儒家伦理以及工商业者的趋利行为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阶级以农业为本的尖锐矛盾，使得“重本抑末”（重农抑商）一直成为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策，成为中国民众普遍具有的传统心态。早在战国后期，荀子就提出了将农业放在首位，把手工业、商业放在次要地位，减少工商业者以增加农业劳动者的主张。韩非子也认为：“不务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虚圣而说民，此劝饭之说。劝饭之说，明主不受也。”（八说）此后的秦、汉、隋、唐众多的思想家都在自己的著作中阐明了这种观点。以致在中国的语言中形成了像“奸商”、“无商不奸”等常用来评价商人的词语。到南宋时期随着市民阶层的崛起，叶适认为士、农、工、商各有其特殊的社会职能，提出“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习学记言）的见解，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公开对重农抑商的传统观点提出了异议。但叶适只是反对抑末，尚未否定工商为末。
黄宗羲生活的时代，市民阶层进一步发展壮大，形成一股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兴力量，以儒家思想为规范的封建伦理文化体系的权威性减退，商人的生存空间扩大，社会地位提升，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把商业视为“贱业”“末业”，所以黄宗羲进一步否定了以工商为末的传统观点：
“故治之以本，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投巫驱佛，吾所谓学校之教明而后可也。治之以末，倡优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优倡而货者，有为奇技***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几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财计三）
他将传统的“崇本抑末”的所谓“末”。理解为耗费人民“作业”或“资产”的佛、巫和奢侈习俗，要通过礼加以禁止，而说重工商是古代圣王的意愿，所以应该归入“本”之列。不论他的这一理解是否完全与历史事实相吻合，他坚持工商皆本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黄宗羲在三百多年前就提出工商皆本，从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来看，的确是颇值得珍视的。当然，工商皆本思想之出现，并不意味传统的轻末或抑末观点之完全失势，在众多思想家的头脑中，乃至于广大人民群众中，旧有的轻末观念仍在流行，甚至到上个世纪还尚未完全消除。这足以说明叶适、黄宗羲等的这一观点不是轻易得来，也是非常可贵的。
三、土地思想中的市民色彩
黄宗羲解决土地问题的理想方案是恢复井田制。他说：“世儒于屯田则言可行，于井田则言不可行。是不知二五为十也。每***拨田五十亩，古之百亩也，非即周时一夫授田百亩乎！五十亩科正粮十二石，听本***支用，余粮二十石，给本卫***俸粮，是实征十二石也。每亩二斗四升，亦即周之乡遂用贡法也。”（田制二）黄宗羲这里所说的恢复井田实际上只是使一些无地农民获得同等份额的土地，并收取一定额的实物税，至于其他有关井田制的必要条件均未予考虑。所以他所谓的恢复井田制，只是徒有虚名。不过自两宋以来的井田论者往往如此，不足为奇。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均田思想：
“天下屯田见额六十四万四千二百四十三顷，以万历六田土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二十八亩律之，屯田居其十分之一也。授田之法未行者，特九分耳。由一以推之九，似亦未未难行。况田有官民，官田者非民所得而自有者也。州县之内，官田又居其十之三。以实在田土均之，人户一千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每户授田五十亩，尚余田一万七千三十二万五千八百二十八亩，以听富民所占。则天下之田，自无不足，又何必限田、均田之纷纷，而徒为困苦富民之事乎！”（田制二）
以往解决土地问题的思想家，除***农民所提出的均田要求外，其根本出发点仍不外乎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黄宗羲在***治上猛烈攻击封建专制主义，提倡市民社会的民主主义，因而其土地思想不可能从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而是从市民与农民的利益着眼，强调以官田分配给农民，以当时的苏州地区而言，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中说：“（苏州）一府之土地无虑皆官田，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也。”（苏松二府田赋之重）官田占土地面积的比重高者竟达十五分之十四，百姓的生活可想而知。这就是说黄宗羲的土地思想是和封建皇室和官府争土地，是反封建斗争的另一种形式。
同时黄宗羲的土地分配的平均主义仅限于把官地与荒地分配给无地农民，对于“富民”所私有的土地，他是决不主张变动的。这是他的土地方案的一个缺陷，同时也是他的土地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在前面我们已经说明他对于向私田征赋税的观点，认为那是“不仁”，为实行限田或均田而夺富民的土地他认为更是“不义”的，在《田制二》中他说：
“自井田之废，董仲舒有限田之议，师丹、孔光因之，令民名田无过三十顷，期尽三年而犯者没入之。其意虽善；然古之圣君，方授田以养民，今民所自有之田，乃复以法夺之；授田之***未成而夺田之事先见，所谓行一不义而不可为也。”
这种维护富人土地私有权利的观点似乎与其他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家没有什么区别。但我们如果以当时复杂的历史条件为其客观基础，就会发现他的土地思想的不同之处。黄宗羲的时代，一方面，在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出现了不少兼营工商业的地主，它们的观点与市民观点相近。另一方面，传统中国的商人与小农自然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由于先天的不足和历史的局限，他们意识不到自己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抑商的社会现实又使这一阶层无法出现真正的思想家以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传统中国商人不具备经世济民的理想抱负和以商业利润为社会积聚财富，从而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社会文化以及价值体系，推动经济发展的雄才大略。如此一来，商人们多以聚敛财富为终极目的，致富之后多在“土地为本”观念的影响下而广置田产，形成了众多的商人地主。在这种复杂情况下，他从新兴市民的形式平等思想出发，要求人人有获得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的平等权利，至于这种权利本身是否真正平等，那是不必多去考虑的问题，因为在市民意识中只要求人人平等地具有私有财产的神圣权力，而财产多少绝对不需要有所限制。所以，黄宗羲积极保卫“富民”的土地财产权利是从维护个人财产权利的市民意识出发，与在他以前的旨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土地思想比较，所反映的历史时代或生产关系是不同的。
无论是伦理规范还是国家法规，黄宗羲生活的时代都是一个权利统治财产的社会，皇权高于一切，封建正统思想具有绝对的中心话语主宰权。针对世人对商人见利忘义、惟利是***、贪得无厌、欲望难填的定论，商人们不得不以“仁义道德”掩盖其苟苟求利的本质，向世俗的社会公德折腰屈从。大多数的思想家对于当时市民阶层崛起的实际情况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黄宗羲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大儒”，却能够在自己的经济思想中反映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城市工商业者的某些要求，可以说是极其大胆和有远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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