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了一份名为《预防慢性病：一项至关重要的投资》的报告，报告中一个与中国有关的数字庞大得令人吃惊：5580亿美元，这是中国从2005年到2015年，由于心脏病、中风和糖尿病导致过早死亡而将损失的国民收入估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统计显示，绝大部分心脏病与中风与糖尿病有关。
一般认为糖尿病是不可逆转的，但在前期，病情还没有明显显现的时候，通过一系列的生活方式和药物的干预，是否能把糖尿病扼杀在摇篮，让患者重返健康行列呢？要知道，这是一个能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的课题。
一项经济的工程
1921年，艾略特・加斯林――哈佛大学加斯林糖尿病中心的创始人，在《美国医学联合会杂志》上写过这样一段话：
“在新英格兰的一个小镇……在宁静、榆树成荫的大道边曾经矗立着3栋房屋……这3所房子曾住过4个女人和3个男人，其中6人最终死于糖尿病。尽管他们毗邻而居，且死于同样的病症，但是当时没有人想到这是一种流行病。相反，如果患者死于猩红热、伤寒或者肺结核，那么地方和国家的卫生部门就会做出紧急反应，采取措施发现传染源和预防复发。但是由于该病是糖尿病，而且从发病到死亡的间隔时间较长，这种灾难便被忽视了。”
在加斯林糖尿病中心学习过3年、又当了两年客座副教授的纪立农，对这段后来被收入全球权威糖尿病教材《加斯林糖尿病学》的话再熟悉不过。
80％的2型糖尿病可以预防，即使发展成为糖尿病，如果可以在早期对血糖和并发症加以有效控制，医疗开支也并不高。一项研究显示，中国的城市居民中，一个没有并发症的糖尿病患者直接医疗花费是451美元/年，但在出现并发症后，数字就上升到了1694美元/年。
纪立农设计并主持了北京糖尿病前期干预和逆转研究(BPRP)。这项研究，在2007年到2010年这3年中，将对入选的2000名处于糖尿病前期状态的人随机分组，加以生活方式干预和药物干预。这项研究的目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让糖尿病前期的人逆转回到正常血糖状态。
1986年，我国在大庆进行了一项为期6年的糖尿病干预实验，并在以后的时间里进行跟踪随访。当时25岁的孙丽生完孩子那一年，筛查出血糖偏高，已经属于糖尿病前期。
“那时我们不像现在的产妇一样知道什么叫合理进补，也不知道什么健康饮食原则。反正坐月子时家里给我使劲补，专吃肥肉，一顿能吃七八只鸡蛋。我体重从53公斤直窜到77.5公斤。”站在糖尿病边缘的她，身体变弱了，走几步就喘，还总是咳嗽，小毛病不断。而如今的她，体重51公斤，脸色红润，行动矫健，怎么看都不像年近50的人。
当时，孙丽被分到饮食和运动干预组。她坚持控制主食，此外，早上跳1小时老年迪斯科，晚上跳1小时的交谊舞。2年后，她瘦了，明显感觉体力和精神恢复。项目进行到第6年时，血糖正常了。
逆转，有成功的先例
飘着小雨的傍晚，赵满树开着他的灰色速腾轿车，穿越白颐路。
每天晚上，他开车到妻子单位楼下接她下班，下面的行程通常是一起吃饭――赵满树对美食很有心得，单位周围哪家饭馆好吃，哪家不过是徒有其名，哪家品质逐渐下降，他都能一一道来。他说，以前吃饭是为了填饱肚子，现在吃的却是心情，所以尽管他对北京馆子里做的鱼不太喜欢，还是很乐意陪着老婆去一家出名人多的店吃水煮鱼。
他刚过35岁，笑起来还像个大男孩，却总把老气横秋的“到了我这个年纪……”挂在嘴边：“到了我这个年纪，开始知道，很多东西并不只是个人的事，至少会有两代人受到影响。”
不过，说归说，做归做，等妻子从写字楼下来的当儿，他拉开一罐果汁啤酒，喝了一大口，惬意地倚在驾驶座上。
这不是他此时应该做的事。
“没关系，这里面没有酒精。”
可真正的问题，出在糖上。
以现有的任何标准，赵满树都不是一个病人，可他属于IGT――糖耐量受损人群。忙着工作和操办婚事那阵，他突然血压升高，而且很不稳定，到医院做了一串检查，血压的问题解决了，却发现血糖有点不正常。检验单上，他的胰岛素120分钟浓度是31.86uU/ml，而参考值为2.6～24.9。
“这种情况一般预示着胰岛素抵抗的存在，常见于体重超重或肥胖的人，如果不伴有糖尿病、高血压和血脂紊乱，无需药物***，但是，长期胰岛素抵抗的存在可以导致糖尿病和心血管病。”纪立农说。
实际上，几乎90%的IGT人群都将于20年后发生糖尿病，而中国IGT人群迈向糖尿病的速度比美国的更快。
赵满树参加了纪立农的糖尿病逆转实验。如果通过实验，赵满树的胰岛素抵抗问题能得到解决，那糖尿病将不再那么可怕。
“糖尿病的危险在于它是一种数字病。”纪立农说，“经典意义上的病，是当一个人感觉不舒服了，去看医生，才叫病人，但糖尿病对人体的影响在很长时间里没有症状，医生依靠数字进行诊断，再依靠数字加以控制。”这增加了糖尿病***的难度。
对于比糖尿病更依赖数字的糖尿病前期人群，干预的难度更大。
美国糖尿病预防计划的研究结果显示，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后，这些人转化为糖尿病的风险降低58%，而服用二甲双胍的人降低31%；芬兰研究FDPS只选择生活方式干预，风险降低58%。但是，它们都不能解答，在中国，在北京，一个局部城区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每10个成年人就有一人患糖尿病的地方，一个因为医疗资源限制不可能像美国DPP研究中那样用巨额投入保证强化生活方式转变持续下去的地方，究竟哪一种才是更好的逆转方案。
小贴士
纪立农，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北京市糖尿病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主要从事内分泌的临床工作和糖尿病分子遗传学及糖尿病强化***的研究，此外还擅长糖尿病的强化***和糖尿病的基因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