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1934年11月20日，沈从文苦追张兆和获得爱情后，结出了第一个胜利果实――儿子。这一年，沈从文三十二岁，距离他二十一岁离开湘西已经过去十一年的时间。
沈从文给这个新降生的儿子取名“龙朱”，这是他的一篇小说的标题，也是这篇小说塑造的主要人物的名字。
2011年夏天，沈龙朱坐在北京城南自己的家中接受我的采访，岁月已流逝了七十七个年头。这时候，沈从文和他的妻子已经回到湘西凤凰的泥土中，成了泥土中永远的一分子，依托着那里灵性的山，滋养着那里灵性的水。
我真诚地聆听沈从文儿子的讲述，从中聆听沈从文的足音，聆听沈从文的心跳……
沈从文的足音和心跳都属于过去，但是，慢慢听来，又仿佛属于今天，属于未来。
沈龙朱在父亲身边生活的时间很长，曾参与《沈从文全集》的编辑工作，他该是最理解父亲的人，但他对父亲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有自己不同于父亲的人生，有自己和父亲不同的思想。他从不认为自己和家人是沈从文专家。
他说：“父亲认为他的作品是他自己生命的延续。而我和弟弟，只是他生物性的延续。”
他对父亲的举动太难以想象
沈龙朱的籍贯，应该像他的父亲一样――湖南凤凰。但是，他生命里流淌着凤凰的水，却在他乡漂泊了一生。沈从文说，北京成了他真正意义上的老家，对沈龙朱、沈虎雏兄弟而言，更是这样。
沈龙朱出生在北京府右街附近的达子营，四岁时随家人到云南，在云南生活了八年，和父亲及那里的一代文化学者一起躲空袭，“跑警报”，直到1946年才离开云南。但他认为这是他人生中非常快乐和美好的时光。这段时间，虽然条件恶劣，生活惨淡，穿得破破烂烂，但是与战火中的国土上的无数同龄孩子比，他们又是幸运的――父母艰难地庇护着他和弟弟，努力给他们一个温暖、温馨的童年。沈龙朱说：
应该说我和弟弟两个人的童年，过得非常舒服，非常愉快。
但舒服愉快的童年时光很快过去了。
1949年时，沈从文已被定性为“***派”，他已经放弃写作，离开了熟悉的文化圈。沈龙朱已经经历了父亲的两次自杀，他对父亲开始不理解。
有些东西没有办法交流。我们和父亲的交流好像都是讲***道理。我们觉得说得通，但是父亲不理解。我们简直就没有共同语言。
父亲的思路，我们不太好想象。我觉得：你凭什么？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人家一个检讨就过去了，写个文章登报声明一下就完了。那么大的官都没事，你既不是，也没有杀过人放过火，绝对到不了那个程度啊！
所以，当时我们对父亲的举动太难想象了。
而沈从文在像日记一样的文字里这样说：
和孩子们谈了些话。恰如一幕新式《父与子》。两人躺在床上，和我争立场，龙龙还一面哭一面说。
很可爱，初生之犊照例气盛，对事无知而有信，国家如能合理发展，必可为一好公民，替人民做许多事！
这一年，沈龙朱才十五岁，他不能理解父亲的“落后”，力***说服父亲。因为自己有“信”，而父亲一定说“思”。这使得十五岁的沈龙朱很委屈，很着急，所以辩论，还哭着辩论。
七十七岁的沈龙朱说：
初中的时候，我“左”得很。有时候我们从学校回来，在家里，几个人是要辩论、要讨论的。但不一定都针对父亲，我们也发表对其他一些问题的看法。
关于父亲，我们对他这样说：“写篇文章在报上登出来这件事，你怎么就那么难呢？”
我们的理解很简单――拥护***，拥护社会主义，拥护，这就行了。但父亲就是不说，他告诉我们：“我不懂***治。”他老是这样说。
我们说：“***治还不好懂？拥护***，拥护，拥护新的***权，这就是***，这就已经是***了！你就站过来了，立场就转过来了，你就可以放开了干了。挺清楚嘛，你怎么就跟不上趟呢？”
现在想来，当时我们的头脑非常简单。
那时，弟弟沈虎雏考进了北京男四中。在课堂上，老师讲到“第三条路线的文人”，其中有这个有那个，老师最后瞟了沈虎雏一眼，说：“还有沈从文。”
沈虎雏说他告诫自己沉住气，千万别脸红！“但我目光低垂，整个脖子、脑袋连头皮在内，一个劲儿不可抑制地发热膨胀。下课了，老师明白我狼狈，关切地问：‘你父亲近来好吗？’不问还好，一问同学们都凑了过来。‘挺好！正在***大学学习。’我故作轻松，但同学们好奇地问：‘你爸是辞职的还是被北大解聘的？’这事我当时还真说不清，一时没想出词来应对，熟悉文坛的一位同学抢着说：‘是解聘的。’我觉得窝囊死了！”
沈虎雏认为，***“安排父亲学习，是爱护和关怀他，他的确应该认真学习，彻底改造思想，才能跟上形势”。而作为***的后备力量，沈虎雏觉得自己应该“耐心帮助”父亲。
仅比弟弟大两岁的沈龙朱却没有这样的压力。
我上中学根本就不考虑这些事。我的环境中没有人批沈从文。弟弟在家跟父亲的接触比较多，我已经完全融入外面的社会活动中了。我参加***，已经是***者了。社会上那些跟父亲有关系的压力，我一点儿没有。
那时，我觉得自己很进步，也非常积极。
新中国成立后，我母亲在师大附中教书。她先参加***大学，之后被分配到师大附中教书。她本来应该教英文，但那个时候不讲究英文，她就改教语文，当班主任。妈妈在师大附中威信挺高，我上高中就转到师大附中去了。
那时，我已经是好几年的团员了，就开始考虑申请入***的问题。
高中时，我就已经跟父亲接触得不算太多了，除非是周日回家。平时，他上他的班，我们上我们的学。他的文章和他的书，我高中时就没有机会读了。
他和家里划清了界限，自己却成了“”
沈龙朱上大学时，念了***工专业。本来他对美术感兴趣，还跟着黄永玉学过素描，准备考美术学院了，可为什么又转向***工呢？他并不是因为出身有问题而转向，也和父亲没有半点关系，他只是有自己的考虑。
学***工是***的号召。既然***号召去学***工，我就把志愿改了，报考了北京工业学院，现在叫北京理工大学。那时，北工、航空学院、哈尔滨工大，这三所大学号召***团员带头报考。所以，我改了志愿，到那儿去了。
那时虽然讲究出身，但沈龙朱觉得自己出身也不算很次。父亲虽有问题，但沈龙朱自认为已经做到了在思想上和父亲划清界限。他一心向最主流的方向迈进，从高中起就争取入***，到了大学，继续争取。功夫不负有心人，1955年，多少年坚持争取之后，他被中共接纳进去，成为预备***员，担任班团支部书记。
在北京理工大学学了四年半，预备***员也当了快一年，沈龙朱的人生正在上升期。此时，“反右”运动开始了。运动刚开始时沈龙朱还是领导小组成员，但没隔几天，沈龙朱就被要求停职反省，脱离了领导小组，被孤立起来。
我们学校1957年是按照百分之五的坏人来抓的，我就是那百分之五里头的。
到了暑假，***内“反右”，全系四五年级，抓了三个人集中起来批判，沈龙朱是其中之一。
1958年年初，沈龙朱被正式定成“”，被团委书记在全校大会上点名，宣布开除他的***籍、团籍和校籍！
一心向***、全心全意改造自己成为建设国家人才的沈龙朱，在被定成“”的时候，才二十四岁。因了这顶帽子，他的人生就此转折。如果说1948年他的父亲沈从文的人生发生转折有遗憾的话，那么沈龙朱的遗憾是不是更多一些？毕竟，沈从文还在自己喜欢的文学领域搞了一些创作，而沈龙朱放弃了个人爱好，全力以赴从事***工学习，还没入门就被整到了一边。二十四岁，沈龙朱觉得自己的一生就此毁掉了。
沈龙朱1958年被正式戴上“”帽子，到1959年国庆前摘掉，定性为“摘帽”，但所有的***治歧视还是照样存在。一直到1979年，“摘帽”的帽子才被彻底摘掉。这时候，沈龙朱已经四十五岁了，和他父亲从文学界转到文物界时的年龄相当。父亲在转变职业前，还干了二十多年自己喜欢的事业，而沈龙朱前，一直在普通工人的岗位上以“摘帽”的身份，接受改造。
沈从文在1949年说：“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
那时，沈龙朱会相信吗？
沈从文叫沈龙朱回家，请别人来倾听沈龙朱倾诉
沈龙朱被戴上“”帽子，与沈从文作品的颜色和家里各种背景，没有丝毫关系。他没有可抱怨的，只有默默承认这个现实。
我倒霉我是我啊，是我自己啊！
但是，即使人生遭遇重创，沈龙朱在父亲面前依旧有***治上的优越感。
我最艰难的时候，也始终认为，我是***内“反右”的，不是外头“反右”，不能随便给父母他们说。总之，在父亲面前，还是有点特殊的感觉。
***治上摔了跟头，沈龙朱好像无法和父母一起面对这残酷的现实。于是，他就一直在学校里待着，住在集体宿舍，不回家。
实在熬不住了，沈龙朱便用书信的方式，向父母透露了自己的遭遇：“我被这样的事缠上了。”
沈从文和张兆和获知儿子的真实信息，心里有想法，但没有明确表态。他们写信给儿子说：“你还是得回来。”
沈从文终于把因为要“进步”而与自己划清界限却又沦落成“”的儿子叫回了家。沈龙朱记得，那是星期六。到了家里，沈从文也不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沈龙朱也不说。此时，二十四岁的儿子沈龙朱身上还有一点自以为不错的劲头儿，而在人生路上历练了数十年的沈从文，怎么能不理解呢？
父亲非常理解我。他不仅没有讽刺、挖苦，反而很关心我，从很深的地方关心我。
沈龙朱记得最重要的一次，也是星期六。沈从文叫儿子一定回去，同时沈从文约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刘祖春。
刘祖春和沈家算是湖南老乡。抗战前他在北京以读书、写作谋生，抗日战争开始后到延安投身***，后来在陶铸手下的中南局做宣传部长。调到北京后，刘祖春在北京市委宣传部任部长。沈龙朱被“戴帽”时，刘祖春下放到昌平县委，挂职做县长。
刘祖春一直对沈从文非常好。沈从文知道刘祖春是什么样的人。
父亲把我弄回家，把刘祖春邀了来。叫刘祖春来是父亲给我创造机会，让我跟他吐出来。我觉得这是个***的干部，应该是能够倾心说话的，而且刘祖春又是那么多年前就跟我父亲有交往的。于是，我就真的把什么东西都抖了出来，人也一下子轻松了。
沈从文为自负又自责的儿子，找到了一个倾吐对象。谈话中，刘祖春耐心倾听，然后对***内过去进行的斗争作了一些介绍，把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些情况说给沈龙朱。
当时我一下子就放下很多东西。现在也说不清楚到底放下些什么东西，有什么必要那样。但确实是帮助很大。
沈龙朱从这个事情上，懂得了父亲对自己的关心。尽管表面上父亲什么也没说。
1957年8月23日，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似乎就是在说对沈龙朱遭遇的认识。沈从文写道：
小龙龙这么工作学习，正是***给他的教育，对他一定有极大好处。我想有好些地方，我们也真应当向他学习。学有许多学不到处，但极明显他这么工作锻炼是极有用的。我们也得对他进行一点教育，就是做人生硬硬的，好事也不易办通。得改进……那倒不如傻傻地干活好……
二十一年当钳工，二十二年靠边站，最后恢复***籍，成了老***员，父子俩的人生毫不牵扯
二十四岁成了“”，沈龙朱的***治前途基本上被毁掉了。接下来的二十几年，沈龙朱一直在北京理工大学的校办工厂干活，当钳工。
我是普通钳工，手艺还可以，到最后算是个四级工――了十几年才混了个四级工，当时八级工是最高级的，但能到四级工的也没有几个，十几年才到这个级别。出徒是二级工，而我一开始就被定为三级工。隔了几年，定了四级工，算不错了。干活至少还可以。
沈龙朱上大学时到工厂实习过，虽然时间很短。
沈龙朱到了工厂，虽然***治上有问题，但是工人里关心他的人比较多。因为他干活很好，而且带学生也很认真。他带的只能叫“学生”，不能叫“徒弟”。
因为我没资格做“师傅”。“师傅”是尊称，我呢，只能被叫成“老沈”。学生叫别的工人是“师傅”，叫我只能叫“老沈”。但是我要像师傅一样带学生，要给他讲课，教他操作。
学生们不知道沈龙朱是沈从文的儿子，他们甚至连沈从文是谁都不知道。不仅学生不知道，沈龙朱的同事也不知道沈从文是什么人。沈龙朱此时的人生跟沈从文没有丝毫关系。
回忆动荡年代在工厂里的生活，沈龙朱认为大家都是在“一切不明白”的情况下，疯狂地跟风。
“反右”也是，先是引你出来说，说完以后再扣你。实际上，“引”人的人，被“引”的人，“扣”人的人，被人“扣”的人，也都不明白。然后，他们两派相互打去了，顾不上我了。我所在的三车间是好大的一个车间，有六十台车床。我在的钳工班，就有十四个人。但那时干活的，整个车间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因为头上压的帽子时刻提醒着他，沈龙朱在后来的运动中，再没沾上什么事。
“”是***治问题，“”得好好劳动，只许干活，不许乱说乱动。到“”时，我已经老实得不得了了。因此，“”没有触及我。
我的态度是，爱怎么样怎么样，我已经不管了。你们互相之间爱怎么吵怎么吵，爱怎么打怎么打，反正我不吵不打。一开始，还叫我抄大字报，后来我连大字报都不抄了。别人停工了，车间里就我一个人在干活。
一次，我在钻床上打孔，两个造反派在旁边看着我。我就问了一句：“你没活儿了？”这话大概有点刺激，造反派就把我叫到他们总部谈话：“你什么意思？”
我说：“上班时间，你没活儿才有工夫跑到我这儿来看我打眼啊！”
他们说：“不行，写个检讨。”
我就写检讨。
他们说：“不对。”
我反问：“怎么不对？你说‘抓***，促生产’，我这就是生产！我在这儿创造财富！”
我就是这么理解的。从这一点儿来看，我大概也有点像我父亲那犟劲儿。
沈龙朱一边干活，一边对***的向往不动摇，改造思想不动摇。
戴上“”帽子后，我把自己检讨得一塌糊涂。挖思想根源，什么东西都写，什么都说。包括家庭影响。有点东西都往自私自利和私心杂念上头牵扯，真不知道写了多少检讨。
我诚心诚意地劳动，觉得至少劳动能够出成果，我相信劳动创造世界，我相信劳动能够改造我自己，我相信总有一天我还能够入***，我还想再入***。
你看，我“左”到什么程度！
很可惜这些检讨书都不在了。在给沈龙朱的时候，人家问：“你这检讨还要不要？不要的话，我们就帮你销毁了。”沈龙朱没有多想，说：“随便你们怎么处理吧！”这样，他的检讨书就被销毁了。
后来不是入***，是恢复***籍。这二十一年，还算***龄。这有点儿开玩笑不是？这二十一年是断了的，既不交***费，也不参加组织生活。现在我是老***员一个，不过我的思想恐怕早已不是***员标准了。
沈龙朱种月季花，沈从文的晚年便
沉浸在鲜花营造的美好氛围里
沈从文喜欢坛坛罐罐，沈龙朱喜欢花花草草。
在工厂里，当别人拉帮结派搞斗争时，沈龙朱在车间外面的空地上种花草装饰环境。他在与自然和植物的对话中，感受生命的脆弱与美丽，并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去浇灌生命，催生美丽，留住芬芳。
1979年，沈龙朱获得，笼罩在头顶二十多年的阴霾被风吹散，***治上的压抑一扫而光。沈龙朱调到电子厂当了技术员。接下来，工程师、技术副厂长，他都干过。1984年，共同戴过“”帽子的同事，拉他一起种起了月季花。
动员沈龙朱种花的是当年的车工陈于化。陈于化和他的太太杨百荔，都是沈龙朱的同学，两个人和沈龙朱一起成了“”。
冰心把自己的学生、月季花专家、有“中国月季夫人”美誉的蒋恩钿介绍给陈于化。
陈于化种花种出点感觉来时，沈龙朱的母亲张兆和正好从五七干校回来。作家协会给了张兆和两间房，院子里有一小块地，沈龙朱也就跟着学起了种花。
我想办法让母亲能在院子里生活得愉快一些，她自己动手来干，会过得很快乐。我冲这个目的出发，转向种花。
沈龙朱鼓动母亲种了一片月季，母亲积肥种花很有劲。
张兆和在“花农”岗位上兢兢业业，日日早起弓腰曲背在园子里忙碌，主攻月季并且颇得章法。沈从文称赞道：“一大清早起，照旧在花朵间剪枝。看来花很不少……比故宫御花园的还好。” “花特别茂盛，真可说‘花团锦簇’，或许有三百来朵同时而开。”
张兆和带动周边邻居都种起了月季花。沈龙朱只要一回家，就帮助母亲料理花园。但更多的时候，沈龙朱把种花当成了事业。
冰心介绍来了蒋恩钿，蒋恩钿把英文花卉书籍借给我们。公司未成立，杨百荔就动手翻译，我们油印成册在月季花协会会员之间交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专著《月季花》。这本书把月季花的品种、种植和栽培，讲述得非常清晰。
陈于化需要人手，就叫沈龙朱入伙。
就这样，沈龙朱和他的几个曾经一起倒霉过的同事，组建了北京理工大学服务公司下属的一个种月季花的小企业。幸运的是，这个企业慢慢兴旺起来，他们种的月季花也火了起来，冰心、***、钱学森等人都来赏过花。
在月季花公司，沈龙朱后来当了领导。
当了头，自己就做不成园丁了，事情就不只是花的问题了，也没有那么好玩了。
我担任了主要领导，主要任务就是奔饭碗。解决税收问题，工商局问题，孩子们的工资问题，奖金问题……还有九几年一开始搞劳动保险，我们一下子就上了劳动保险。所以最原始的劳动保险，我们每个成员都有。
张兆和不仅在小院子里做儿子沈龙朱的学生开始种花，还到沈龙朱的花圃去赏花。而沈从文在儿子开始种花的时候，生病了，身体不行，没有能够去看花。但他知道儿子在种花，家里因为儿子种花，天天摆放鲜花，沈从文便沉浸在鲜花营造的美好氛围里。
白天，沈从文在花园边的写作间里写作，早晚空气新鲜，他喜欢搬个椅子在花园里看书，端个小桌子在篱笆旁写作。他关于古代服饰的部分稿子就是在篱笆旁修改的。
在小羊宜宾（地名――编者注）自己家的花园内，沈龙朱给父亲拍过照片。父亲母亲跟两个孙女在一起时，沈龙朱拍下了花丛中长幼同乐的幸福瞬间。
父亲去世，母亲和弟弟反省，沈龙朱慢慢理解了父亲
1999年8月23日，张兆和在为自己和沈虎雏联合选编的《从文家书》写后记的时候，沈从文已经去世十一年了。张兆和说：
六十多年过去了，面对书桌上这几组文字，校阅后，我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在翻阅别人的故事。经历荒诞离奇，但又极为平常，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多多少少必须经历的生活。有微笑，有痛楚；有恬适，有愤慨；有欢乐，也有撕心裂肺的难言之苦。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对人无机心，爱祖国，爱人民，助人为乐，为而不有，质实朴素，对万汇百物充满感情。
照我想，作为作家，只要有一本传世之作，就不枉此生了。他的佳作不止一本。越是从烟纸堆里翻到他越多的遗作，哪怕是零散的有头无尾、有尾无头的，就越觉斯人可贵。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张兆和的这点文字，黄永玉说：“写得很好。”沈龙朱有自己的理解：
这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家里人，对父亲有一个理解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在后来，在整理他的东西的过程中，我们真正看到他很多原始的书信和检讨以后，才逐渐地理解了他。而这是很后来的事了，非常后来……
对父亲的文字，在父亲去世后再回过头来阅读，沈龙朱才感觉如此亲切。由此，他也对父亲有了一些更深的理解。父亲为什么那样犟？现在他可以说完全理解了。
沈从文说“照我思索”，是把“思”和“信”两个概念放在一起思考的。沈龙朱后来仔细琢磨，发现别人很少说“思”和“信”是一对矛盾体。两者怎么能够合在一起去说呢？但是父亲早就这么说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已经预见到这一点了。现在沈龙朱终于理解了父亲。
我是靠信仰，充满热情去参加***的。而父亲是琢磨着来的。他是先想，自己想透了才去做。弟弟和我都差不多。当时刚***，我们都希望社会能够有所改变，有所改善。
我父亲也希望改善，要不他早走了。飞机票都送到了，他不走，下决心不走。他觉得新社会是会好的，也应该是好的，不会是老样子了。
在自己做事上面，我可能要按信仰来办事。而按信仰办事，父亲做不下去。
我们是充满了想象的，觉得信仰好像是第一位的。而父亲他要先琢磨琢磨，确认是对的他才会信。
在经过了很多事情之后，过了半辈子感受下来，唉，父亲是有道理的。
活着的时候“落后”，去世后逐渐被人们发现他其实不落后。包括盛名一直在沈从文之上的巴金，晚年回忆起自己的老朋友，写下这样的话：
我还记得兆和说过：“火化前他像熟睡一般，非常平静，看样子他明白自己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已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清清白白，无愧于心。”他的确是这样。我多么羡慕他！可是我却不能走得像他那样平静，那样从容，因为我并未尽了自己的责任，还欠下一身债，我不可能不惊动任何人静悄悄离开人世。那么就让我的心长久燃烧，一直到还清我的欠债。 有什么办法呢？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我是躲避不了的。
我和弟弟只是生物性地延续了父亲的生命
整理沈从文遗留下来的各种各样的文字，张兆和是带头人。
我妈是我和弟弟的领导。
经历了那么多年的风雨，沈从文走了之后，张兆和对沈从文的理解与爱越来越深了。
妈妈在《从文家书》“后记”里的那几句话，包括最后在整理工作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以及她自己的一些感受，给我们很多教益。
沈虎雏从四川回到北京后，因和父亲沈从文接触的时间长，提前退休专门从事沈从文资料的整理工作。沈虎雏和沈从文交谈的机会多，问题也谈得很详细，还都录了音。沈虎雏意识到父亲年龄大了，就提了很多问题，比如，“当时是什么情况？” “你是怎么想的？”沈虎雏把父亲的意见全部保留了下来。
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在于，至少保持了历史的真实性。
相反，沈龙朱不但没有提前退休，还推迟了退休。
没有办法，我那儿一摊人，吃的，奖金，往税务所交钱，应付工商局检查……行***的这些事，真是唆极了。我一开始只是想，种花多好玩啊，一片美丽的田园，都是自己下手弄的。后来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行***事务全交给我了，只好推迟退休。所以，我真正投入整理父亲文集的工作，尽管在退休以前就开始了，但实际上没有弟弟做得多。我做得确实非常少。我没办法。
我的工作方法是做一样算一样，赶快完成。而沈虎雏是最下力气的，而且头脑清晰。他很细致地考虑几件事情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以及互相之间的联系。有些弄不准确的，他都要核实，弄准确。一个注解，到底应该怎么注？前头有的，后头还要不要注？他都要考虑。
即便如此，沈龙朱依旧不认为自己和家人最了解自己的父亲沈从文。
我和弟弟都不是沈从文专家，从来不是。我们读父亲的书并不认真。专家们都是学这行的，而我们不是研究这个的。我们没有像样的著作写出来，所以我们没有评价的余地。评价沈从文，还是留给时间吧。现在说得再好，将来又怎么样？现在说得再不好，将来又怎么样？我们只是留下来一些真实的东西，留下能够有点用处的东西，那就不错了。
沈龙朱从来不片面化夸大沈从文的影响。因为他知道，自己拼命说好，没有任何用处。实际上，沈从文也是有毛病的。而拼命说沈从文坏，也没用，也没有道理。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有些优点不见得这辈子能让人发现，而是后来的人才能发现。我们同样对沈从文有个理解的过程。他有他的毛病，他有他的优点，他有好的影响，可能也有不好的影响，这种可能性我们现在说都不算数。
现在不管是肯定也好，否定也好，或者捧得很厉害也好，贬得很厉害也好，都没必要。就是看历史，看将来。照父亲自己的说法，就是：“我的文章本身它能不能存在得久一点，它如果能存在得久一点，它就符合这个需要。”
父亲认为他的作品是自己生命的一个延续。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我说：“你和弟弟也延续了沈从文的生命。”
沈龙朱平静地说：
我们的延续，只是生物性的延续，不具有文化和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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