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晚上一过七点,牛街东里社区中心的三层小楼上就热闹起来了,随着夜幕降临,就在这个不到300平米的水泥楼顶上。他们打开挂在头顶的寥寥几盏日光灯,换上衣服就比划起来……日复一日。
从1993年开始,这支地道的“牛街中国式摔跤队”就没停歇过,甚至包括大年三十的晚上。在这支队伍做了15年的教练,也是俱乐部创始人之一的曹家跃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分钱不挣,我们也得把它传承下去。”
日渐式微的中国跤
“这样一来,来练摔跤的人更少了……当时我心里真是……真不想它就这么完了”
1986年的一个夏夜,当年还只有27岁的曹家跃和往常一样,在先农坛体育馆里给运动员们做晚饭。在这个夜晚,他接到了一个让他刻骨铭心的电话。
那时,曹家跃已经练了17年的摔跤。从牛街摔跤队退下来之后,曹家跃就在那里当厨师,平时的日子很简单:忙的时候做饭,闲的时候回牛街教晚辈们摔跤。这天的晚饭还没做完,曹家跃接到了老队友的电话,电话很简短,但是却让他难受得一时回不过神来:“电话里说,中国跤没能被选为奥运会的比赛项目,这样一来,来练摔跤的人更少了……当时我心里真是……真不想它就这么完了。”
牛街的老跤手们都会清楚地记得,对于日渐式微的中国跤而言,1986年这一年形同“雪上加霜”,由于没有被列入奥运会项目,中国跤开始销声匿迹于北京的大街小巷。
牛街摔跤队老班底的师傅们都清楚地记得,***前后的中国跤在北京有多红火:仅是牛街地区的大小跤场就不下几十个。夏日路灯旁,随便拉几个伙伴凑成一堆儿,就能形同天桥的把式艺人般走上几趟,练上几道。
然而,中国跤和其他很多传统运动项目一样,因为属于非强势项目的“体制外运动”而逐渐走向没落和陌生。“我们不是奥运项目,也没有国家专业运动员,这样一来,就没有孩子愿意来学摔跤,就算我们浑身上下都是功夫也传授不出去啊。”曹家跃说。
三个教练一个学员
“这次不就只来一个孩子么?行!那我们三个教练这次就教他几招看家的本事”
新中国成立后,从牛街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摔跤高手。很多已经年过半百的师傅们如今还在运动队、私人跤场、大街小巷中从事着和中国跤有关的工作。
在牛街摔跤圈子中的人,能掰着手指头列数出各地中国跤门派的掌门人和继承者,而那些让跤手们引以为傲的故事,更是经老一辈口口相传直到现在:保定常氏家族的常东升,20岁时(1930年)曾在日本天皇面前,连续摔倒担任天皇保镖的四个柔道高手,名噪一时,成为当时中国跤界第一勇士;还有天桥摔跤的创始人沈三,在北京天桥开创了第一个卖艺跤场,把中国跤术升华到“武相声”的境界,使中国跤术从单纯的竞技发展成为一个艺术分支……然而中国跤的辉煌只截止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全面禁止摔跤,十年工夫,中国跤运动人才出现了断层,许多先进的技艺都失传了。
时间回到1986年,曹家跃放下了老友的电话。作为一个市区跤队的教练,他们能做的只有接受事实。此后的6年间,他的师兄弟们,还有那些老一辈在牛街摔跤多年的老跤手们,都不止一次向区***府、市***府、相关管理部门提出过大力发展中国跤运动的请求,但是收效甚微。
“6年了,大家都分散在京城各处忙碌着,没人想放弃,可是复兴中国跤谈何容易?”曹家跃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又是一个电话,点燃了心里这一点希望的火苗。队里的老师傅在电话中说:“中国跤不能断在我们手里,我们得再找人把它传下去。”
这是1992年年底,中国跤老师傅们自己出钱,在牛街街道办事处的帮助下,将牛街摔跤队重新“挂靠”在牛街民族艺术团下,作为团里的一支运动队伍,继续在牛街吆喝起来。
1993年,牛街摔跤俱乐部正式成立的时候,在办事处活动中心大厅里举办了一个小型新闻会,大部分老辈跤手和教练们从北京城的四面八方赶来,他们都希望4月的这一天,可以成为复苏中国跤第4可以纪念的时刻。
但是,在俱乐部刚成立的几个月中,来报名的只有8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最尴尬的时候,赶上天气不好,三个教练的面前只有一个孩子。曹家跃回想起来还是会苦笑着说:“我们知道不容易,但俱乐部好不容易成立了,就得搞下去,这次不就只来一个孩子么?行!那我们三个教练这次就教他几招看家的本事!”
就这样过了一年后,俱乐部的人数增加到了50多人,大到60多岁的老爷子,小到8岁的男孩儿,每周都会挤到这不到150平米的活动中心里,一拨一拨的上课。
为了维持日常的水费电费开销,俱乐部把学费标准定在了80块钱一个月。可是即便这样,教练们都不敢去跟学员们要钱,“人家喜欢来学,我们都求之不得,尤其是那些老学员,我们不好意思去要。可是每月到交费的时候,学员比我们积极。”
再无职业中国跤手
“最让我们觉得难受的是,好不容易聚了这么多爱好者,一下子又只剩不到10个人了”
摔跤没有套路可言,它是“土地的文章,当场的变化”,全凭现场根据形式随机应变,使出各种“绊子”。而这个“绊子”就是会用巧劲,要摔得“寸、巧、脆”,这样摔出来才叫漂亮。大多数把孩子送到跤场学习的家长,也多是看重这项运动可以锻炼身体,学智学勇。在曹家跃和众多师傅眼里,正是这些喜欢粘着师哥们学摔跤的孩子,才是中国跤今后的希望所在。
“1997年牛街改造,我们不到150平米的唯一练习场也给拆了,整个队伍迫不得已搬到了一个周转的地方,地方小的没法教课。最让我们觉得难受的是,好不容易聚了这么多爱好者,一下子又只剩不到10个人了。”50人的队伍一夜之间又被“打成原型”――还是最开始那几个孩子,当然,这些孩子也已经十六七岁了。
正是这些最忠实的年轻跤手们,在牛街摔跤俱乐部的奖牌榜上挂上了一枚又一枚的奖牌:全国锦标赛、全国民族传统运动会、全国体育大会……可以说,在摔跤项目的全国比赛上,牛街队的成绩都值得骄傲。
但是大环境并不随人所愿,中国跤先是没能成为奥运会项目,之后,全运会从第八届开始,也取消了中国跤项目。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国再也没有了职业中国跤跤手,技术存于民间,跤手也多是业余。为了谋生,这个项目的运动员开始改行练柔道、国际跤,或当了这两个项目的教练。
金牌背后的国粹
“只有用系统的运作改变中国跤,这项运动才能更有实力去敲开奥运会的门”
中国跤的动作丰富了柔道和国际跤技术。最典型的就是柔道中增加了“穿裆靠”。20多年前,日本大学柔道队先后两次访华,三运会的中国跤亚***王跃维就是在比赛中用“穿裆靠”连续战胜了日本选手,此后,柔道技术中增加了“穿裆靠”。所以才有武术专家说:“徒手对抗的项目,中国式摔跤是最好的。”
可是作为“宗祖技术”的发源地,中国跤的影响力却始终位居柔道和跆拳道之后。“中国跤一直以来的管理不系统化,还有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也是阻碍它发展的原因之一。”在宣武体校常年从事中国跤教学的马建国说。
中国跤原本是一种非常“阳春白雪”的运动,在40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甚至被用来展现国家形象,但是当它逐渐成为一种养家糊口和卖艺挣钱的方式之后,“江湖味道”渐渐浓重了起来,相当多的人也把“会摔跤”等同于街头的打架斗殴。“只有用系统的运作改变中国跤,这项运动才能更有实力去敲开奥运会的门。”今年已经48岁的马建国,用“守护”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现在的工作,他和众多把中国跤当成理想的人们一样,在等待,等着中国跤被世人重新发现的那一天,要守护着这项运动,直到那一天的到来。
可喜的是,在这些老人们守护着中国跤的这几十年间,已经有不少早年留洋海外的中国人将这项技艺带到了海外,现今在法国、西班牙、瑞士、美国等很多国家都有中国跤的俱乐部。
自打北京申力奥运成功,更多的人选择来到北京,中国跤也有了更多的机会让人们重新认识,重新了解。虽然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中国跤能否成为奥亚全的项目尚不成熟,而那些可以清醒认识现状的中国跤之士也不指望它一夜之间呈现出燎原之势,但是,他们不会停止对它的传承。“等到有一天人们想看看中国跤是怎么个摔法的时候,我们这么多年的辛苦,就有了最终的意义。”马建国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