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的音乐教材建设,如果从中国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教材算起(即1904年曾志 编写的《教育唱歌集》),至今已经整整一个世纪。在这一百年里,中小学音乐教材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影响至今的几大问题。本文即是以“一元论”到“多元论”为主线,系统结合各个时期音乐教材的特点,探讨其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进行深入的反思,以便更好地认识现在与未来。
一、“欧洲中心论”占统治地位的阶段(20世纪初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
可以说,从学堂乐歌开始,我国才有了正式出版的学校音乐课教材。学堂乐歌的创作方式主要是选曲填词,其中既有西化的日本歌曲,也有日本学校唱歌中引入的欧美歌曲的曲调,中国人自己创作的学堂乐歌曲调的数量很少,用中国传统曲调或民歌曲调来填词的也不多。这就使我国的音乐教材建设在初期萌发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欧洲中心论”这一思想观念在音乐教育领域的生根,这一思想观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从音乐的传承方式来看,伴随着乐歌教材在此期的使用,五线谱、简谱以及西方音乐的教学方法也被引入了我国的国民音乐教育。五线谱和与其相应的“识谱教学”对音乐走进课堂以及新音乐的传播和发展来说,是功不可没的。但也使我们的国民音乐教育理论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误的看法,即五线谱高于“工尺谱”,“识谱教学”高于“口传心授”。问题在于五线谱及“识谱教学”更适合的是西方音乐的传承,而不是中国传统音乐。我们的传统音乐如果失去了“口传心授”这种与之相适应的传承方式,也就失去了其音乐文化的精髓。
其二,从音乐技术理论的层面来看,无论是乐歌教材中洋味十足的音乐,还是其乐谱,都促成了欧洲音乐理论的传入。以这种理论体系教育出来的学生,往往误认为欧洲音乐理论为普遍真理,欧洲音乐是至高无上的音乐。用这种理论代替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甚至世界所有民族音乐理论的做法,导致了日后的民族音乐教学丧失了自身的理论根基,这也是我们年轻一代对民族音乐感受力、理解力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三,从价值取向来看,世纪初的乐歌教材在引进西方音乐的同时,最具危害性的是产生了一种重“西”轻“中”、以“西”否“中”的价值观念。时至今日,虽然民族音乐已有了极大的发展,但中国音乐界的一部分人仍然未能摆脱这种价值观念的枷锁。
总之,此期的音乐教材建设是以“欧洲中心论”为指导思想;以引进、填词洋味十足的歌曲为教材的主要内容;以西洋音乐理论为基础。相反,对中国的民族传统音乐则采取轻视的态度,使学生对其知之不多,缺少热爱之情。这种以“欧洲中心论”为主导的一元论格局对以后音乐教材建设的影响至深至远。
二、重“创作”轻“原生”的阶段(建国初至80年代中期)
创作歌曲占主导地位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应该肯定的是,此期创作音乐占较大比重的音乐课本与多为“泊来之物”的学堂乐歌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同时由于中小学音乐教材中大量创作音乐的使用,也为我国新音乐的创作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但这种以“新”否“旧”的单线进化论的观点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当然有学者认为,新音乐也属于传统音乐,是“新”的传统,但这只有100年的“新传统”与足以与西方音乐相互抗衡的几千年的旧传统相比要显得薄弱得多。也有人认为,中小学音乐教材所收录的音乐,虽然吸收了西方音乐的新质成分,但新的发展不失其源,仍然可以继续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因此面对这种“新”的传统我们也要正确的认识。从传承关系来看,它大致可以分成三种类型:一种是西方音乐为传承的纯粹的西化之作;二是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为传承的新音乐;三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传承界限模糊的新音乐。从这一时期音乐教材中所收录的创作音乐来看,前两者所占的比重较小,第三种占的分量较重。但如果想深入的对这种中西交融的新音乐进行传承关系倾向性的判断,给出一个合适的临界点,恐怕还是比较困难的。综合音乐型态、技术理论、音乐观念、教学方法等多个层面考虑,倾向于传承西方音乐文化的新音乐还是占有绝对优势的。也就是说,这些音乐不能起到传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作用,唱着这些歌曲长大的孩子更能接受的是西方音乐,而不是中国传统音乐。因此,我们也可以将此期音乐教材中这种重“创作”轻“原生”的思想观念理解成为“欧洲中心论”的进一步延伸,此期的中小学音乐教材仍未突破一元论的格局。
三、民族音乐教学的初步觉醒(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
值得我们欣慰的是,如果说在我们以前的教材中民族音乐只是偶做点缀的话,此期中小学音乐教材建设中的民族意识已经开始初步觉醒。
其一,1988年的音乐教学大纲为了体现民族性,规定了学习民族音乐作品的要求和时数比例,使学生进一步了解、熟悉民族音乐语言,热爱民族音乐艺术。并且,还在技能训练部分增添了民歌和戏曲的曲词。这就使民族音乐教学更加具体化,也使其落到了实处。
其二,1992年颁发的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中有关乡土音乐教材比例可占教学内容总量2O%的规定也是中小学教材建设中民族意识觉醒的重要表现,使传统音乐在学校中开始得以实现自己的文化传承。在一些乡土教材中注意增添了当地的少数民族音乐,使民族音乐的教学内容不仅局限于汉族音乐,而是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为我们的民族音乐教学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其三,1995年的第三届国民音乐教育研讨会上提出了“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这一会议主题。这使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的民族音乐教学,不仅仅是教材曲目中民族音乐曲目数量的问题,其根本之所在是音乐理论体系和音乐教育体系的问题。总的来说,就是在建立包括中国音乐的哲学基础、思维方式、美学、形态学(乐律学、乐器学、语言音乐学、曲式学等)、价值观念的中国音乐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进行音乐教育改革,建立中国音乐教育体系。音乐教材作为音乐教育体系的一部分,也必须与之相适应。
然而,这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工程,此期的教材中并没有关于“母语”教学的体现。但这一理论命题的提出对我们中小学教材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是对我们旧的教学观念的有力冲击,使“欧洲中心论”一统天下的格局出现了裂缝。
以下通过统计数据来说明这种变化:
总之,尽管90年代以来,情况有了这些可喜的变化,但这种改变尚不是本质性的、体系性的。从音乐教材的总体来看,民族音乐的教育至今还处于从属的地位。因此,我们也只能将此期的音乐教材建设理解为民族音乐教学的初步觉醒,因为很多问题还处于尝试和探索的阶段。
四、走向多元化的新世纪(21世纪以来)
本世纪的国民音乐教育以民族音乐为根基,并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为特点。表现如下:
其一,突出了音乐课程的文化价值。首先,2000年的中小学音乐大纲淡化了音乐教学的技能目标,不再把“使学生具有认识和***的视唱简单乐谱的能力”作为中小学音乐教育的目的,体现了素质教育的要求。其次,2001年的“课程标准”充分肯定了音乐教育的文化传承价值。在课程标准的“课程性质与价值”一项中提到“音乐是人类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智慧结晶,学生通过学习中国民族音乐,将会了解和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学生们通过学习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音乐文化,将会拓宽他们的审美视野……。”最后,从新教材的结构安排来看,两套新教材都呈现出新的构筑。课本均以单元的人文主题来结构,体现了音乐课程的文化传承价值。
其二,在我们理解音乐课程的文化价值的基础之上,“多元文化”的教育理念也应运而生。在新标准的“基本理念”一项中提到:“世界和平与发展有赖于对不同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在强调弘扬民族音乐的同时,还应以开阔的视野,学习、理解和尊重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音乐文化,通过教学使学生树立平等的多元文化价值观,以利于我们共享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根据新标准,两套新编的音乐教材也不同程度地选编了一些世界民族音乐作为教材的内容。
五、结 语
从20世纪初的乐歌教材至今,我国国民教育的教材建设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小学音乐教材的编写内容已从重“西”轻“中”、重“创”轻“原”向中外并举发展。教育领域的思想观念也从“欧洲中心论”的一元论向多元化的教育观发展。当今多元文化主义已成为国际音乐教育发展的主流,只要我们将音乐教材的文化之根深深地扎在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土壤之中,一方面,站在多元文化的高度和视角上,对我们丰富的华夏音乐文化配以全面的音乐教育,使我们的音乐文化生态环境得到很好的保护;另一方面,广泛地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音乐文化,加强对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的了解,增进彼此间的文化交流。最终,我们的音乐教材将会形成一个由多元文化编制而成,并能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建立联系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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