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礼记・学记》中云：“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对于句中“离经辨志”的含义，郑玄以为：“离经，断句绝也。辨志，谓别其心意所趋向也。”后世学者承其绪余，又相继发表了不同的见解。在考察众说的基础上，本文对各家疏解中“辨志”的不同释义进行比较分析，阐明“辨志”之“辨”当为学生向内“自辨”而非考官从旁“外辨”，在此基础上，结合前人对“离经”的理解，进一步讨论了郑注“断句绝”的疏失，指出其意或许应为“离析经理”。
关键词：礼记・学记；离经；辨志；
中***分类号：H1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1)05-0095-03
《礼记・学记》是我国历史上一篇最早涉及教育、教学问题的论著，文中在谈到古时教学制度和教育原则时指出：“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对于句中“离经辨志”的含义，东汉郑玄以为：“学者每岁来人也。中，犹间也，乡遂大夫间岁则考学者之德行道艺。……离经，断句绝也。辨志，谓别其心意所趋向也。”后世学者承其绪余，又纷纷发表了不同的见解主张，如唐孑L颖达、宋朱熹、元陈滞、清孙希旦、朱彬等，绵延至今，仍不断有新的著述问世，如杨天宇先生《礼记译注》便是其中荦然大者。在考察众说并反复体会文义的基础上，笔者对孔、朱、孙、杨诸家关于“辨志”的不同释义进行比较分析，认为“辨志”之“辨”当为学生向内“自辨”，而并非考官从旁“他辨”。在此基础上，通过反思各家对“离经”的理解，则不难发现，郑注“断句绝”似乎略显拘泥，不如“离析经理”更为妥帖。于兹，便不揣浅陋，略陈愚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辨志”义辨
“辨志，谓别其心意所趋向也”。郑注可谓得其本真，明其义理。然而，后世对此却产生了两种不同理解，一种认为“辨”乃考官之“辨”，另一种认为“辨”为学生之“辨”。其中，前一种观点的始作俑者便是唐代孑L颖达，他在《礼记正义》中称：“一年视离经辨志者，谓学者初入学一年，乡遂大夫于年终之时考视其业。离经，谓离析经理，使章句断绝也。辨志，谓辨其志意趋向，习学何经矣。”流传后世，杨天宇先生《礼记译注》也以“一年视离经辨志”为“入学一年的考察他们读经断句的能力并辨别他们的学习志趣”。持后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朱熹，他明确表示“辨志者，自能分别其心所趋向，如为善、为利，为君子、为小人也”。其后，孙希旦也在总结前人注解的基础上首肯朱说，并进一步指出“辨志者，力行之端，至于强立不反，则意诚心正，而物欲不能夺，行之成也”。
两相对比，可以看到，学者们对“辨志”字面意义的理解并无分歧，都认为是“辨别志趣意向”，然而在“辨志”深层句意的理解上，两种观点的看法却大相径庭：前者认为“辨志”是学生入学后一年，乡遂大夫以考官的身份去检验他们的学习内容，判断他们的价值立场。后者认为“辨志”是学生入学后一年，通过对文献典籍的诵读和理解，他们个人去分辨自我的价值观念、行为取向。换而言之，前者认为“辨志”是乡遂大夫从外辨学生之志，后者认为“辨志”是学生向内辨自我之志。今天，立足于教育教学的目的以及个体习学的规律来看，后者更契合文义，也更合乎教育教学的终极目的。正如《礼记》开篇所言，“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安排人们适时入学是君主“化民成俗”的必由途径，而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环节，经典阅读在“化民成俗”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阅读经典一方面能够使人获取知识，从无知变为有知，另一方面更能使人净化心灵，从虚妄走向清明。正如于谦《观书》中云：“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真正的阅读就在于主体以最大的能动性进入作品，使自己的灵性与作品的意境相融通，从而实现主客体之间将心比心、以诚换诚的心理互动。文中，作为“敬业乐群”、“博习亲师”的基础，“离经辨志”所表现的便是初学阶段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与作者、作品之间形成一种双向交流的“动力过程”，从而达到荡涤心胸、陶冶性灵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建立个人的道德标准和价值体系。因而，作为“离经”的结果或升华，“辨志”所表现的应是学生习学后的思考和体悟，是他们在经典阅读过程中的自我省思和自我判断。而且，正如孙希旦所言，“辨志”乃“力行之端”，它是塑造良好人格、培养高尚情操的第一步，是“诚心正意”乃至“齐家治国”的前提基础。因而，“辨志”须是“学者”本人以静心观照的方式辨别自己的志向意***，而非“乡遂大夫”以旁观者的身份去审度他们的价值取向。
此外，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一年视离经辨志”与“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形式上对仗工整，意义上逐层递进，这就要求我们用统一的方式来理解这些被“视”的内容――“离经、辨志、敬业、乐群、博习、亲师、论学、取友”。具体说来，便是以“行为一受事”来统一看待这些动词短语的语义构成关系，以学生作为动词前统一的隐含施事。因而，与“离经”之“离”为学生之“离”、“敬业”之“敬”为学生之“敬”一致，“辨志”之“辨”亦当为学生之“辨”。另外，单就“一年视离经辨志”本身而言，它是一个省略主语“乡遂大夫”的主从复合句，其中的宾语从句又是一个省略主语“学者”的主谓句，而“离经”与“辨志”则并列构成从句中的谓语，因而正如“离经”为“学者”之“离”，“辨志”亦当为“学者”之“辨”。进而仔细推敲，我们又不难发现，前修时贤之所以误读“辨”的施事，或许主要源于对郑注“别其志意所趋向”中“其”字的误解。作为古汉语中的常用代词，“其”的基本用法便是表示第三人称领属关系“他(她、它)的或他(她、它)们的”，郑注“别其志意所趋向”中“其”亦为此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结合注文上句来看，该句中“别”前省略的主语和“别”后限定宾语的指代词“其”同指“学者”。因而，与其说“其”表“他们的”，不如说“其”表“他们自己的、他们个人的”。也就是说，于郑注“别其志意所趋向”中，“其”实际用以近指，称代对象为当前话题的主语――“学者”，而《正义》与《译注》则或许是受“其”常见用法的影响，误以为句中“其”表远指，指代对象为话题主语之外的第三者，于是便将“别”前主语与“其”的指示对象区别开来，认为“别”前施事为“乡遂大夫”。
二、“离经”义解
在准确理解“辨志”的基础上，回过头来反思前贤关于“离经”的解释，我们又不免对郑注“断旬绝也”产生疑义。对于郑氏此注，后世学者大多予以认同，并在撰述中纷纷加以转述。然而，在承袭旧说的同时，部分学者也有了一些新的发现，如孔颖达提出“离经，谓离析经理，使章句断绝也”。虽然由于他坚持“疏不破注”的原则而拘泥于郑注，并重申“使章句断绝也”以比附
郑注，然而透过疏解的前半，我们仍能清楚感知到他对郑注的补正及对“离经”的新解。此外，孙希旦认为：“离经者，穷理之始，至于知类通达，则物格知至，而精粗无不贯，知之成也。”此见解也是十分中肯的。他将上下文语义加以贯通，从“教化民俗”的主题人手，高度概括“辨志”的意旨，为后人正确理解“离经辨志”提供了重要思路。因此，斟酌各家之见，并结合文义从多方面加以详析细审，我们不难发现，郑注“离经”为“断句绝也”似乎并未得其要领，而依孔氏之言，解作“离析经理”或许更为妥帖。
首先，结合阅读实践来看，“辨志”既然是学生本人辨别自己的志向意***，是他们在诵经之余沉吟深思后的心得体悟，那么从文学活动的功能属性来看，这便是作品(文中所言“经”)对读者(文中所言“学者”)的一种反作用。然而，接受美学的基本常识又告诉我们，这种反作用的形成是以主体率先作用于客体为前提的。文字作为一种直观视觉形式，它本身并不能对读者造成任何影响，只有当人们主动参与、深入其中并积极挖掘字里行间所蕴藏的思想理念、心理情感时，“文”才能对“人”产生一定的触动，作品的价值才能真正得以实现。所谓“古人之言，包含无尽；后人读之，随其性情浅深高下各有会心”，其精神要义亦在于此。因而，着眼于阅读实践中作品与读者的相互作用，并虑及文中“离经”与“辨志”的前后衔接，笔者以为“离经”或许即为“离析经理”。因为“断句绝”的解释过于生硬肤浅，它淡化了阅读过程中“学者”对于“经”的理解和接受，而将其局限在文本表面的分章断句上。与之相反，“离析经理”既能体现主观理解和主观判断在阅读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能彰显主客体之间的双向互动。
其次，就词语“离”本身而言，“离”本指“黄鹂”，后借用为“分离”之“离”，因久借不归便另造“鹂”字以表鸟名，“离”即专门用以表示“分离、离散”等义，如《史记‘太史公自序》：“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国语・吴语》：“夫吴民离矣，体有所倾，譬如群兽然，一个负矢，将百群皆奔，王其无方收也。”在此基础上，“离”又不断衍生新义，其中便包括“分析(言语或文义)”，如：
(1)《韩非子・扬权》：“彼自离之，吾因以知之。”王先慎集解引旧注云：“离，谓分析其所言。”
(2)梁沈约《为齐竟陵王发讲疏》：“而词源海广，理涂灵奥。虽字流附响，万轸同起，分条散叶，离文析句，未或暨其万一也。”
(3)《北齐书・鲍季详传》：“鲍季详，渤海人也。甚明礼，听其离文析句，自然大略可解。”
(4)宋王禹《前普州刺史康公预撰神道碑》：“大率平蜀之功，公居第一。离而辩之，其功有五。”
(5)宋周密《齐东野语・优语》：“其离析文义，可谓侮圣言，而巧发微中，有足称言者焉。”
(6)清王夫之《读通鉴论》：“乃所谓异端者，诡天地之经，叛先王之宪，离析《六经》之微言，以诬心性而毁大义者也。”
(7)清戴震《沈学子文集序》：“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
其中，例(1)与(4)为《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所收，它的存在表明这一义项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例(2)与(3)中“离文”与“析句”并列组合，“离”与“析”显然均为“分析”之义；例(5)与(6)中“离”与“析”凝合成词，“离析”意即“分析”；例(7)为经学家戴震所言，结合例证后文“离词则舍小学故训而无所藉，辨言则舍其立言之体而无从相接以心”来看，“离词”显然是指解释字词，并与《学记》“离经”异曲同工。另外，从后世“离经”的延用中，我们也能侧面窥见该词的本旨及郑注的疏失。如：
(8)南朝梁王筠《昭明太子哀册文》：“殷勤博施，绸缪思纪；爰初敬业，离经断句；奠爵崇师，卑躬待傅。”
(9)唐黄滔《游东林寺》：“松形入汉藤萝短，僧语离经耳目清。莫怪迟迟不归去，童年已梦绕林行。”(《全唐诗》卷七百零四)
(10)唐黄滔《赠怀光上人》：“谢城还拥入，师以接人劳。过午休斋惯，离经吐论高。”(同上)
(11)唐黄滔《奉酬翁文尧员外神泉之游见寄嘉什》：“泉源出石清消暑，僧语离经妙破愁。争奈爱山尤恋阙，古来能有几人休。”(同上)
例(8)中，“离经”与“断句”搭配组合，但“离经”与“断句”并非语义重叠，而是前后相承、语义递进，作为“断句”的基础，“离经”所表示的应是“解读文义、体悟经理”。后三例皆出自晚唐诗人黄滔的诗中而且诗文意境基本相同，都是描写僧人学士在排除外扰、澄心静意的境况下款谈经籍义理并由此漫话人生百味，句中“离经”显然不是“分章断句”，而是“阐发经义、分析经理”。由此可见，“离经辨志”之“离”并非具体意义上的“分离、离散”，而是抽象意义上的“解析，梳理”，“离经”亦非止于形式的“分章断句”，而是着眼于内容的“离析经理”。
最后，从汉语发展演变的宏观角度来看，先秦时期，汉语仍处于发展阶段，语言系统相对简约，书面语与口语并未完全脱节，因而书面阅读应如言语交际一样自然顺畅。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对语言的熟悉程度以及汉语的自身面貌决定句读的有无尚不足以影响人们阅读理解的正常进行，“断句绝”也不足以成为学生入学后需要专门培养的技能和学校课考的内容。当然，在持卷诵读的过程中，人们不可能同时获取对一连串字符的感知，在其信息反馈、思维加工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个分章断句的过程。然而分章断句是以理解文义为前提的，意义的体察远远胜于章句的划分。或者说，人们对文义的正确体察已经涵盖了其认知思维中“断句绝”的过程。至于郑氏的误读，则或许是因为及至郑注问世的东汉时期汉语经历了一次大的变革，词汇、句法各方面都有很大发展，人们阅读先秦典籍已略显吃力，于是训诂之学大兴，作为其中的一个基本环节，分章断句便以其具体可察、有迹可考的实际性掩盖了主观理解、主观判断的抽象性，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另外，东汉时期，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抗争正值高峰，二者的对峙使得章句不同，经解各异，“断句绝”更被古文经学家视为研读古籍的重要前提和必备基础，作为古文经学的杰出代表，郑玄或许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的影响下以今度古，不经意间曲解了“离经”的含义。流传至今，由于坚守郑说，学者们在谈及文献整理等相关问题时便往往溯之于此，说明早在先秦时期句读之学就已形成，如刘家钰先生《“离经辨志”――古籍整理的一块基石》。今天看来，“断句绝”固然重要，但至少在《学记》成书之时，它还并未占据如此显著的地位，只不过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才渐趋成为人们整理古籍的奠基之石。
三、结语
综上所述，《礼记・学记》“离经辨志”旨在阐明初学阶段习学之人阅读经籍、解析义理并进而反思自我、陶冶心性的主观努力和主客互动，是人们塑造品格、培养德行乃至立身处世的必备基础。其中，“离经”是初学之人对经义的分析梳理，是“辨志”的前提条件，它体现了经典阅读中主体“人”对客体“文”的作用，即阅读主体在已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疏通文字、解读文意，并细心领会字里行间的情感内涵；“辨志”则是其内在情趣的自我判断，是“离经”的目的和结果，它反映了“客体”文对“主体”人的反作用，即文本自身通过直观的文字形式调动读者的思考，引起读者的共鸣，从而启迪心智、荡涤心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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