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浙江镇海的新\山青水秀，景色宜人。纵横交错、碧波荡漾的岩泰河水系，自南向北缓缓流入海口。“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这片特色浓郁的江南水乡，哺育了无数出类拔萃的精英。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贺贤土就出生在这里。
1957年，贺贤土从宁波一中毕业后考入浙江大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62年，进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与彭桓武、于敏、周光召等一大批优秀科学人才一起，从事核武器的研究。在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先后成功研制出了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中子弹等核武器，为加强我国的国防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去年冬天的一个上午，记者拜访了这位将一生无私奉献给中国核研究事业的功臣。
与大师同行的岁月
回忆起几十年前的峥嵘岁月，贺院士禁不住感慨万千：“我们的核武器研究是在一张白纸上开始的，没有技术，也没有专门的科学家。当时的许多科学家本来不是搞核武器的，但为了国防建设，为了国家安全。他们自愿地放弃了自己熟悉和热爱的专业。周光召先生是研究基本粒子的，当时已经很有成就；于敏先生在早期核物理研究上也很有建树。还有很多专家，在他们的领域里面已经非常有名，有些在国际上都很知名，像王淦昌先生、彭桓武先生、郭永怀先生等，他们响应***和国家的召唤，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的专业，来参加核武器的研究工作。”从贺院士的话语里，我看到了他对大师的敬重：“他们当时可都是大师啊，而我只是刚毕业不久的学生。与大师在一起，我不仅学到了他们的知识，而且学到了他们的精神。”
贺院士告诉我，1963年，大部队搬到了海拔3000多米的青海高原。刚到的时候，房子还来不及盖，有的人住干打垒(用土疙瘩堆起来的矮房子)，有的住帐篷，条件艰苦得很难想象，但大家当有半句怨言。王淦昌先生那时已经56岁了，老人家也跟着一起到了青海。高原缺氧，气压很低，馒头蒸不熟，水烧不开。因为缺氧，睡觉迷迷糊糊的，根本睡不好。第二天起来，大家依然朝气蓬勃地去工作。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有了原子弹以后，我们的腰杆子就硬了，美国人就不敢小看我们了。后来又有了氢弹、中子弹，我们的腰杆子更硬了。原子弹的突破是我们自己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结果，并不是苏联给我们的。”说到这里，贺先生显得很激动，嗓音似乎也高了许多。
“事实上我们在研究原子弹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研制氢弹了。如果说原子弹研制早期，苏联还给了我们概念上的一些启发，那么在氢弹研究上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参考，完全是自力更生。此前，外国报纸也报道过美国等国家氢弹试验的水消息，但也只是‘消息’而已，对于技术他们是严格封锁的。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只能发动大家，献计献策，自力更生，群策群力攻难关。当时我们科研楼每个会议室里都有黑板，每个人都可以在黑板上去画去写，你认为氢弹是什么样的，原理是什么，你计算的结果是什么，写出来，大家一起讨论。像彭桓武先生以及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周毓麟等先生，他们是我们老师辈的人物，是专家，也跟我们这些年轻人一起讨论。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但谁对就服从谁，大家在学术上是完全民主和平等的。”
与学术民主相得益彰的是，相互之间的信任与团结。贺院士不无自豪地说：“我们理论部是一个非常融洽的集体，大家称邓稼先主任为老邓，称周光召、于敏、黄祖洽、周毓麟、秦元勋、江泽培等副主任为老周、老于、老黄、老秦、***。彭桓武先生是我们父辈人物，他当时是九院的副院长，我们就叫他彭院长。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老同志跟年轻同志之间相处是多么和谐，多么融洽。这是我们理论部的一个传统，也是我们战胜困难的法宝。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我们才能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攀登科学的高峰。”
1966年12月突破了氢弹原理，1967年6月爆炸了大当量氢弹。从原子弹到氢弹原理突破，中国只花了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
写在地上的“感谢”
在采访过程中，贺院士还讲了两件让他感动至深、终生难忘的事情。
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世界为之震惊，祖国各地一片欢腾。那天中午，贺贤土和同事们去吃中饭，走出所门口时，突然发现，有人用粉笔在研究所门口的地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感谢他们的话。
“当时，大家感动得热泪盈眶。虽然我们的工作十分保密，几乎与世隔绝，但我们并不是孤立的，我们有***中央的关心和鼓励，有全国几亿人民的支持。”贺院士激动地讲述着，炯炯的双目里多了几分湿润。
我想，那个时候如果我在那里，也一定会加入到这个行列，去书写对科学家们的崇高敬意和真诚的感谢。
院士的话依然很平淡：“人们的‘感谢’是对我们的鼓励和奖赏，但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祖国需要，人民希望，我们就应该把这个工作做好。为全国人民争一口气。”
在突破氢弹的时候，还有一个插曲：当时，法国人也在研制氢弹，而且法国在原子弹关键技术突破上比我国早。如果中国能在法国的前面试验成功氢弹，不仅将在国际上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可以给大长我们中国人的志气。在科学家们的努力下，我们硬是在法国之前突破了氢弹原理。法国总统戴高乐非常恼火，训斥了当时法国研究氢弹的负责人，据说后来免了这个负责人的职。
“我们先于法国人突破氢弹，同样振奋人心。像突破原子弹时一样，那天我们又一次看到，门外地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祝贺与感谢的话，我们又一次被深深地感动了。”
刻在心里的“热爱”
几十年前，我们在经济十分落后的条件下造出了“两弹一星”，今天，我们又实现了飞天揽月的千年梦想。中国科学家的创造，让许多西方人瞠目结舌，大为不解。他们哪里知道，正是对祖国的无限热爱，给了中国科学家的智慧和力量。
贺院士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
“1986到1987年底，我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比利时自由大学一位著名物理学家(比利时和欧洲科学院院士)邀请我去讲学，并答应我去比利时和从欧洲回国的机票费用由他支付。于是，回国前我去比利时驻美国领事馆申请签证，当时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还比较热情，但隔了一段时间我打电话问签证情况时，他们就故意刁难，说要我把回中国的飞机票拿来看一看。起初我跟他们解释：我回国的机票由那位教授买，到比利时再给我，但他们仍坚持要看。我忽然明白了：他们怕我在比利时留下来。当时我非常气愤。就在电话里面跟他们吵，我说，如果留在比利时，还不如留在美国，因为美国比你们富有。我连美国都不留，怎么能看得起你们比利时呢!我是堂堂的中国教授，是你们的院士请我去讲学的，你们这么做我就不去比利时了。后来领事馆感到不好向那位院士交代，最后还是给了我签证。我在比利时讲学完后直接从欧洲回到了中国。这件事说明祖国的富强是何等重要，使我深深感到要为祖国的强大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亲身经历了中国核研究从艰难起步到不断发展壮大全过程的贺贤土，深深感到“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是自主创新发展国防和民用高技术的宝贵精神财富。
贺院士说：“从该研究工作中，我们总结了一些经验，希望能给发展我国高科技提供一点启示。20世纪60年代初，前苏联专家撤走了以后，不光是核武器，整个国家很多大项目都处于停顿状态，建设受到较大影响。现在我们的经济发展得很不错，势头也很好，高科技的生产已占了较大比重，但是，大量的产值是合资企业生产的，许多高科技产品的产值是外国公司在我们这里生产的。这虽然对发展我们的经济十分重要，但如果我们深入地想一想，就会觉得这里面是有很大风险的。另外，在国防上，如果我们买了人家很多飞机、***舰，而没有掌握关键技术，部件更换受制于人，这也是很危险的事。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有某种危机感。”
“我们应该在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的同时进行消化吸收，重视基础研究，特别要强调自主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立自己的知识产权体系，真正掌握高科技的核心技术。因此，我想热爱祖国、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振兴中华这些精神，不应只是在研制核武器过程中体现出来，也应在发展国民经济中体现出来。”
“祖国在每个人心目中都占有相当大的地位，为祖国做出贡献对我们来说不是一句口头话，而是真心话。”贺院士的话语中流露出无限的深情，“每个人心目中都要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不一定要说出来，但是一定要留在心里，刻在心里，那就是要热爱我们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