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鲁迅的一系列作品体现了他关注中国国民的特质，以期发掘其精神亮点，发扬光大的情怀；同时也体现了他希望揭示出民族劣根性，“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将病态连根除去的抱负。对中国“国民性”种种弱点的批判是他思想启蒙工作的一个重点，也是他对封建文化总体批判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在关注国民性问题上呈现出其独特的风格：
一、渐进性
鲁迅先生关注国民性的改造，不是一开始就很成熟的，而是经过迂回曲折之路。他早期用达尔文的进化论理解国民改造问题，用进化论理解国民身上的特质，相信青年人总比老年人强。然而，历史是残酷的，当青年阵营分化，一部分人投降反***阵营时，鲁迅先生逐渐明白“青年未必就是好的”，在苦闷、彷徨中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产生怀疑。
后期的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之后，把阶级利益与社会改革结合起来，做出了更为深刻和坚定的批判。鲁迅后期的国民性研究，将国民性与阶级性相结合，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克服了前期的偏颇，在国民弱点的背后发现了劳动大众虽被统治者几经挫折而依旧存在的闪光点，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更加全面、成熟、深刻。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他写道：“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污蔑。”无论历史如何演变，也无法掩盖住中国脊梁的光耀，这是后期鲁迅在民族中间看到的希望。接受马克思主义使鲁迅对国民性的改造有了更加坚定的思想武器和更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因此对国民性的批判更加透彻。
二、深刻性
首先，其深刻性体现在强烈的自我反省意识上。
鲁迅先生将自己和周围的人浑然一体，互相为鉴，从别人的身上挖掘自己，也从自己的身上看到别人。他虽冷静而理智地审视自己生活的这个群体，但从未将自己从这个群体中分离出来远视周围的人。别人的陋习，他从不否认自身也有。而这样一种反省，在《狂人日记》中，得到最充分、也最揪人心肺的体现。鲁迅年少时由父母媒妁一妻朱安，但鲁迅对她没感情，所以没有圆过房。但是朱安深受封建思想影响，终生没有和鲁迅离婚，最终在郁郁寡欢中死去。在朱安的人生悲剧中，鲁迅有意无意地成了“吃”她的人。《狂人日记》中，鲁迅不惜“抉心自食”，以求从自身找到自我生存的这个群体的痼疾。所以，他敢于否定一切，包括否定自己，用自己的声音发出最彻底的呐喊――“不”。说“不”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为了重构。
其次，其深刻性表现在从人们习以为常的小事件中，挖掘出更加深刻的内涵。
鲁迅思考事物不注意表象，而要追究表象之后的东西，往往看到深层的历史性、哲学性。《祝福》中，贺老六死后，祥林嫂到鲁四老爷家里继续帮工，四婶不让祥林嫂动祭器之后，从精神状态的变化中可以看出祥林嫂对自我的绝望，更能看到具有极强的历史惰性的心理民俗对生命个体的戕害。鲁迅先生通过小说揭示出“环境所造成的紧张，最后体现为自我的戕害”的社会悲剧，祥林嫂的悲剧是一个社会悲剧，也是一个存在悲剧。鲁迅建立在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上的异于常人的思维结构，使他能深入思维的内部进行观照，在深层对民族文化加以探讨。
其三，其深刻性表现在鲁迅先生不但是“哀其不幸”，更重要的是“怒其不争”。
鲁迅的小说晓示读者的是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以及对人的精神、价值的理解等问题。对于下层社会的被压迫者来说，首要的问题是改变他们被封建传统观念所禁锢的精神世界，激起他们的抗争意识。这也正是他在《阿Q正传》里着力对“国人的灵魂”进行深入开掘的缘故。鲁迅忧愤于阿Q们的不争，他的这种忧愤深广的心绪，深深地渗透在对阿Q和村人们形象的塑造之中。他发现中国人由于受强者的蹂躏，心底蕴蓄了许多“怨愤”，“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这便是国民的“卑怯”（《坟・杂忆》），即“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华盖集・忽然想到（七）》），阿Q则是这“卑怯的国民”的典型形象。印度作家班吉纳说：“阿Q的特质，他的心理状态，他对自己和别人的鄙视，他对损伤他的文物的轻易忘怀，他用来安慰自己失败的‘精神胜利法’，都是被奴役过的国民所共有的。”鲁迅先生对他们的不幸不仅仅是同情，更多的是忧愤，希望他们能忽然“睁了眼”看世界。不改造国民性的弱点，不致力于改变民众精神状态的反封建思想***，中国社会就不会有前途。所以，改造国民性的弱点，是鲁迅先生毕生关注并为之奋斗的“大工程”，他希望唤醒“铁房子”里沉睡的灵魂。
三、平民化
其一，鲁迅先生因家道中落，饱尝人间冷暖，非常同情下层人民。
困顿的生活加之幼年在外婆家的一段生活经历，使他有机会和下层人民接触，用心感受下层人民的疾苦，体味他们的艰辛。也正是因着对劳动人民的挚爱，他痛苦地发现他们身上的劣根，希望通过启蒙运动促醒他们，惊醒中华民族反省自戒，克去病根，振作精神，使生存状况有所改观，从而使我们的国家强大起来。因此，鲁迅先生将小说的视角对准揭示下层人民精神世界的畸形和麻木状态方面。即使麻木的阿Q，居然也懂得“男女之大妨”；小时活泼可爱的闰土，老年竟成为十足的偶像崇拜者，更可悲的是他身后的儿子，几十年后必将变为同样的闰土；祥林嫂饱尝了人间的不幸，作为女子还要再受一重失节再嫁的精神折磨……在鲁迅的创作中，既有对下层人民不幸遭遇的同情，也有对他们麻木不仁的针砭，对不利于改革的庸众守旧心理和落后积习进行艰苦细致的启蒙工作，对思想文化领域中传统的惰性有着深刻的洞察和剖析。他将笔化做匕首，投向敌人的同时，也将“手术刀”伸入民众的心理，剖示他们的病灶，希望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我们知道，要改变民众的劣习，非一朝一夕之功，因而他的启蒙有着深刻的孤独和痛苦，但鲁迅从未放弃对民众劣根性的否定。我们在他坚决而勇敢的否定中，看到重新建构的执着。鲁迅先生的执着源于他对下层人民的同情，源于他渴望下层人民得到新生的信念。
其次，鲁迅的关注植根于普通百姓，从民俗学角度考察问题。
鲁迅先生从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在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间寻找病弊，接近百姓生活，体察百姓疾苦，从生活环境和历史文化氛围考察民众心理结构特质。《药》中华大妈问人血馒头能否医好小栓的病，卖人血馒头的人说：“包好，包好……什么痨病都包好！”“华大妈听到‘痨病’这两个字，变了一点脸色，似乎有些不高兴”，鲁迅先生通过这一细节给我们展现出民众的禁忌心理。民俗心理中往往因果倒置，一旦预言不祥，而结果恰如预言，人们就会以为是预言导致的结果。所以人们忌讳说不吉利的话，而民众的这种禁忌心理在鲁迅的许多文章中都能看到。鲁迅观察得非常透彻，分析鞭辟入里。《祝福》中“你放着吧，祥林嫂！”使祥林嫂“像遭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黑色，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地站着”。我们看到中国几千年文化积淀形成的负累对人的挤压和约束，甚至扼杀。鲁迅先生看一个人时，对人物特质分析得透辟而浅显易懂，因为他立足的是百姓的生活，是将他们的一言一行作为立足点去观察，是符合大众心理特征的。
鲁迅先生毕生致力的是社会批评与文明批判，医治国民因封建、殖民而造成的双重精神奴性。对国民弱点的批判与改造在其文学创作中占据着重要位置。鲁迅先生关注国民性改造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对劳动人民深沉的爱，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是根本原因。只有心里装得下世界的人，才可能真正用心爱别人，爱普通的人，爱有缺点的人。
（巩佩丽 甘肃省陇南市武都深圳中学 74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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