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老字号”，这三个字说出来就有种历史的厚重感在唇边弥漫，仿佛距离我们今天的生活很远、很远。“泽以长流方及远，山因积时自成高”。踏着岁月的沧桑，它们从历史的深处一路走来，又与我们今天的生活融为一体。怀着崇敬的心情，我们拈起“长春堂”这个响震200余年的名字，她没有“老字号”的贵族味道，她起步于市井之中的过去和多灾多难的历史，更让人感到她今天的不易，其生命的气息并没有随着那场灾难的余烟飘逝而去，反而在时代的变迁中愈发显示出她鲜明的个性和四射的活力！
源起：
“火居道士”与“避瘟散”
清朝乾隆末年，有个游方郎中，名叫孙振兰，祖籍山东招远县。他来到北京走街串巷行医卖药。由于为人精明、和气，不久便在前门外长巷头条开了一家小药铺，这就是长春堂的创始老店，当时是以卖闻药为主。闻药有紫、绿、黄、白4种，很受欢迎，买卖日渐兴隆。长春堂从孙振兰传到儿子孙学奎，再传到孙子孙三明(即后来闻名的孙老道)。光绪十三年(1888年)，孙三明开始经营长春堂。
孙三明娶妻张氏，她是左安门外六道口村人。孙三明结婚后不久，便在房山县顾册娘娘庙受戒，做了火居道士。以后他就蓄发梳鬏，身着道袍，行道礼，经常住在自己修建的长春观庙。这也是孙老道与“长春”二字结下不解之缘的来源。因为孙三明是个道士，故把道教的八卦***当成避瘟散的商标。所售之避瘟散装在一个小纸袋内，纸袋上印着孙三明道士的头像，胸部抱有一幅八卦***，***中有“避瘟散”3个字。避瘟散具有香、凉、祛瘟消暑的效用，取用少许抹入鼻腔，清凉感直通心脑。在20世纪30年代的老北京曾经流传过“暑热天您别慌，快买暑药长春堂，抹进鼻孔通心腑，消暑祛火保安康”的顺口溜，时至今日，盛夏时节，到长春堂购买避瘟散的顾客仍旧络绎不绝。避瘟散具有祛暑清火的功能，芳香开窍，提神醒脑，祛邪气，药效迅速。
孙三明这位道士研制避瘟散经历过一段艰苦过程。孙老道经常出入庙宇。有一天，他猛然发觉佛前烧的香味儿很好闻，于是他便把香条研碎试闻。粉末又粗糙又干燥，很不理想。他便去请教在北京日本川田医院工作的华人药师蔡希良先生，请他帮助研究配制。几经试验，在香面里陆续加入各种药物，如：薄荷冰、冰片、朱砂、麝香，并加入甘油。最后终于试制成功了一种新的闻药――避瘟散。但是“香”的原料配方尚不得而知，还得依靠大栅栏云香阁香蜡铺供给，于是只好以高价从云香阁购其制香原料。从1914年到1924年，10年中一直维持这种状况。为了弄齐全部配方，就必须把“香”的原料配方搞到手。1924年，孙老道以500银元买通了云香阁的制香工人杨山，杨山携配方及两个徒弟一起来到长春堂。此后避瘟散在杨山的精心配制下，质量更加提高，成龙配套，开始大批生产了。
全盛：
“抵制日货”与“北京商界四大巨子之一”
长春堂避瘟散以孙三明道士像为商标，给人以道家仙人和古代医家的感觉，再加上孙三明的苦心经营，长春堂的生意十分兴隆。
民国初年，国力衰弱，列强***阀争战不已，洋货日货充斥市场，当时日本的祛暑药“仁丹”和“宝丹”在中国大肆宣传，大量倾销，几乎每个城镇的大街小巷都贴有仁丹广告。为了抵制日货，长春堂当时的掌柜张子余先生和药师蔡先生通力合作，在原避瘟散的基础上开发出紫、绿、黄、白4种不同颜色新剂型的避瘟散，可以针对不同症状、不同病人，品质更为完善，到1933年左右，避瘟散终于取代了日货宝丹而独霸市场。
与此同时，他们还完善了与生产配套的印刷厂，专门印刷包装纸、使用说明和宣传广告，开设了铸造锡制八卦药盒的生产车间，形成了采购、制造、包装、销售一条龙的生产规模，有效地抵制了日货，占领了市场。20世纪30年代时，年产量达到了250万盒，不仅行销国内，还在泰国、印度尼西亚、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打开了销路。那时遍布京城的大小百货店、小杂货铺、茶叶店等都代售长春堂的避瘟散。长春堂在山西太原、天津等地开设了分号，并在前门外鲜鱼口一带开设了棺材铺、纸店、油盐店、百货商店等共8家商店。这时期的长春堂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1926年孙三明病故。他的儿子自幼娇养成性，不善经营商业。长春堂遂由孙的内侄张子余接任经理。张子余原是本店职工，其人在白云观出家，受戒成为一名火居道士。张为人精明，善于交际，头脑灵活。他接管药店以后，仿效姑父遗风，改换道士服装，以道貌岸然之姿，八面玲珑之术结交官府，四处联络逢迎。有时，他身穿道袍，乘上八抬大轿，以乐队伴奏为前导，吹吹打打，盘桓于前门大街一带，吸引路人蜂拥相随。张子余乘机将避瘟散在人丛中散发赠送，起到了活广告的宣传作用。于是长春堂声誉日隆。据长春堂老工人王玉清说，长春堂1921年至1923年，每年只销售三四万盒避瘟散。经过10年的努力，药品精益求精，销售量逐年增加，到1933年，竟高达250万盒。其中以华北、东北销售量最大，同时在泰国、印尼、缅甸等国都有销售。
张子余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扩大营业范围。他把避瘟散和无极丹推广到北京的百货商店、小杂货铺、茶叶铺甚至零食小摊。代售店可以先卖药，待药卖出后再结账提成。这样一来，长春堂的收益大增，随之铺面扩大，人员倍增。于是又在天津、太原开设了分号。从此长春堂不再是仅卖闻药的小药铺了。当年卖闻药时，店里的伙计只有3至5人。到了20世纪30年代。就有了150人之多，并且成立了印刷厂，专门印制说明书、包装纸袋和宣传用的传单等。另外还设立了铸造锡制八卦药盒的车间。采购、制药、包装、售卖等各项职务，均由本店职工担任，所谓“东伙同心一股绳，避瘟小散享盛名”。
张子余掌店的这一时期，应该说是长春堂的鼎盛时期。它1年能盈利11万元，10年竟赚了百余万元。没几年的工夫，他们在鲜鱼口一带先后开设了长春棺材铺、***饭馆、油盐店、亿兆百货商店，又在东晓市开有东升木厂，在地安门开设了仁和堂药铺。连同外地分号，总共有8个商店。买卖扩充了，发迹了，张子余渐渐变成了富豪绅士，人称北京商界四大巨子之一。成为富豪后，张子余没有为富不仁，反而热心公益事业，在经营长春堂之时还兼任3校校长。3个学校的一切开支，统由长春堂拨付。学生所用书、本、纸、笔文具等，也一律由长春堂供给。每年发给学生制服一套，不取分文。此外，张子余还经常向永外公地村的“悟真堂”、“理门公所”捐款，以作为戒烟、戒毒的经费。
起伏：
“树大招风”与“枯木逢春”
长春堂卖药赚钱又办其他商业和企业，自然生意越做越大。“七七”事变以前可算是鼎盛时期。“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城，老百姓遍遭涂炭。长春堂“树大招风”，自然陷入险境。由于日本人限制避瘟散向各省市邮寄，长春堂的生产便日渐萧条，由每年生产250万盒，下降到64万盒。日本人知道长春堂资本雄厚，便再三打它的主意。日本宪兵队把张子余绑架去，强迫长春堂以200两黄金为张子余赎身。张家当然不敢违抗，照数筹款才得以保命释放。
没多久，长春堂不慎失火，店铺里的什物、工具以及药材等付之一炬。薄荷冰与其他香料经火一烧香闻十里，当时有“鲜鱼口内薄荷香”之说。长春堂这次失火殃及华乐戏院(即现在的大众剧场)，还烧了富连成科班的戏衣箱和舞台道具。火熄之后，各方责难、勒索接踵而至 。长春堂除了自身损失外，还赔偿了华乐戏院12万元，赔偿富连成科班的服装道具费10万元 。
日本投降后，重来。***统特务马汉三看到长春堂是块肥肉，就在张子余身上打注意。“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马汉三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张子余关押9个月。最后张家花了300两黄金才将张子余赎出。一再遭劫的长春堂，怎么能再经得起明抢暗算?它被抽干了，挤垮了，它败落了。北平***前夕，孙三明和张子余精心“呵护”的长春堂，已经是门庭冷落了。
北平***后，这家颇负盛名的老药店复兴了。张子余1951年辞去经理职务，***和人民***府将张子余安置在北京药材公司任理事。避瘟散枯木逢春，继续生产。它改进了装潢，将八角锡盒改成塑料圆盒，商标也摒除了老道***像。长春堂药店迁到前门外大街路东，成为3间门面的大药店，字号保存如故。“”中老字号被取消，长春堂的匾被摘了下来。粉碎“”之后，“长春堂”的牌匾又迎日高悬。“老北京”看到老字号又重新出现，似有一种老友重逢的亲切感。长春堂的业务范围比以前大大扩展了，既有中药也有西药，既有老药避瘟散，更有全国各地研制的新中成药，水剂片剂、丸散膏丹，一应俱全。
稳定：
“平民药房”与“与人为善”
进入20世纪90年代，长春堂药店对房屋进行了翻扩建，建成了地上三层、地下一层，具有民族风格、雕梁画柱的新营业楼，于1996年6月18日重张开业。当天，全国***协副***洪学智、前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前北京市领导段君毅、焦若愚亲临现场为长春堂201周年重张开业剪彩。全国***协副***程思远先生为长春堂留下墨宝：“做好药品供应，为人民健康服务”。崔月犁先生的墨宝是“中药是中华国粹，要努力发扬光大”。
2004年，长春堂以“平价药房”的新面目重新开业。该药店将所有5000多种药品的零售利润控制在
5%～10%。业界分析称，放下老字号的架子、加入平价药房的队伍，这在京城百年老药店中尚属首次。
新一代长春堂人决心继承发扬老字号的优良传统，重树店训“与人为善，正道而行”，发掘中医中药遗产的宝库，发扬光大中医中药文化，以饱满的热情、周到的服务，迎接海内外八方宾客。
编后语：
什么是真正的老字号？老字号决不是其生存时间超过某个漫长的界限那么简单，它的存在就像一本名著，在逐渐消逝的岁月里折射出历史的痕迹。长春堂药店的老照片在那一场罕见的大火中化做了碎片，但它却又奇迹般浴火重生，如那涅磐的凤凰。历史的起落中，长春堂靠什么做到事业的“长春”？最重要的就是赢得老百姓的认可。从过去的小成本看大病，到如今的打响价格战的第一声；从抵制日货、心系民众的爱国行为，到“与人为善，正道而行”的百年店训，无不向人们显示着长春堂药店以老百姓的利益为中心，也无不表明长春堂将继续“长春”下去，为振兴中医中药而做出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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