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作为一位华裔剧作家、小说家，高行健的创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为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但由于他身份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少人认为他不能代表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但也有人从流亡文学的角度看待高行健的作品，认为高行健的“流亡”是一种有目的的“流亡“，并且认为正是高行健的流亡，增加了他的国际文化资本，“中国性”是高行健获诺奖的重要因素。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行健虽然反对为国家或人民代言，并认为写作是纯粹个人的活动，但他的获奖恰恰证明了诺贝尔委员会，这个代表主流价值观的权威机构，对高行健的肯定，对他那个流散群体的肯定。
关键词：高行健;诺贝尔文学奖;流亡;中国性;超越;普世性
高行健（1940年1月4日―），华裔法国剧作家、小说家、画家、导演，1980年代末前往欧洲，现为法国公民。代表作有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戏剧《绝对信号》、《彼岸》、《野人》，文艺论文集《没有主义》等。
2000年10月12日，因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著作，高行健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文作家。理由是“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瑞典学院语）。同年12月7日，高行健在诺贝尔授奖仪式上做了题为《文学的理由》的演说。演说中，他指出“文学原本同***治无关，只是纯粹个人的事情”，“文学超越意思形态，超越国界，也超越民族的意识”，“文学既非权力的点缀”，也非社会时尚的某种风雅”。①
虽然高行健说“一个作家既不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也不代表一个国家的人民”②，“文学也只能是个人的声音，而且，从来如此。”但他又说“文学并不旨在颠覆，而贵在发现和揭示鲜为人知或知之不多，或以为知道而其实不甚了了的这人世的真相。真实恐怕是文学颠扑不破的最基本的品格。”“文学摆脱掉这样或那样的主义的束缚之后，还得回到人的生存困境上来，而人类生存的这基本困境并没有多大改变，也依然是文学永恒的主题。”③
自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对他身份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首先人们会质疑他的国籍，因为高行健1987年离开中国去德国领一项奖学金，1988年定居法国，此后没有回过国。作为一位流亡作家，虽然他于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由于他放弃了自己的祖国而加入法国国籍，并在作品中控诉中国的***治压迫和对苦难的展示，认为“传统的主流文化是所谓的‘吃人’文化，他个人要逃离这种文化”。④如《灵山》“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儒家正统学说进行了批判”⑤，表达社会对个人的迫害。《一个人的圣经》是《灵山》的姊妹篇，作者在其中揭示了自己在期间所扮演的三个角色：造反派小头头、受害者和旁观者，揭示了中国自1949年开始一直贯穿始终的灾难、恐怖和痛苦以及作者对这种专制、集权的谴责和批判。他的获奖演说《文学的理由》引起中国文化部门的不满。因此高行健不能代表中国在国际上获奖，高行健的获奖，也不能代表中国作家文学写作的最高成就。并且认为高行健的许多作品虽然以中国为背景，涉及好多中国元素，但并没有本质的“中国性”。支持者认为高行健的创作践行了世界文学的理想，创造了具有人类普遍文化价值的成果。笔者认为，从流亡的角度看，高行健的作品是带有中国性的，但又不全是那些陈旧的东西，而是超越和重新创造，创造出具有人类普遍文化价值的文学作品，从而具有了普世性。
“流浪小说有两种：有目标或目的是流浪，无目的曰漂泊”⑥。1983年高行健因为一场反“精神污染”的运动而逃往中国的西南，历时五个月。这可谓是他的第一次“逃亡”，是被迫的也是一次自我的逃亡。1987年高行健去德国从事绘画创作，1988年定居法国，从此再没有回过中国。如果说第一次的“逃亡”是被迫且无奈的选择，那么第二次的“逃亡”则完全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流亡”。由此可见，“当思想上无法获得自由而又不想保持沉默的时候，高行健只得选择走上流亡之路。这是他迫但又必然要走的一条路。高行健的流亡，是对自由的追求，其精神意义大于地理意义”⑦。对于他来说，“流亡”其实已成为一种象征，象征一种对主流社会的拒绝，象征对权力结构控制的逃离，对心中向往的那份自由的追求。高行健自己也说：“作家倘若要赢得思想的自由，除了沉默便是逃亡。”⑧沉默等同写作生命的结束，这是与身为作家背道而驰的，于是剩下只有逃亡。由此可见，高行健追求的自由是与逃亡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高行健的创作主要集中于80年代，如他主要的戏剧《绝对信号》、《车站》、《彼岸》、《野人》;小说《灵山》等都是在80年代完成的（《一个人的圣经》完成于1999年）。因此，他的创作必然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刘再复认为高行健“扎根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作出卓越贡献”⑨“高行健首先是一位用汉语写作的中国作家。他的血缘是中国的，最初的文化积累也来自中国。”⑩事实上，高行健自己承认民间文化和边缘文化对他创作的影响。罗多弼认为可以把《灵山》作为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文学来看待。“高行健创作的意义就在于呈现了中华文化传统的广博多元。”与其说他发明不如说是再创造或更新了传统的中国主题、主旨、神话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在《灵山》中所追求的是另一种中国文化，另一种小说的概念和形式，也是另一种现代中文的表达。”瑞典文学院对高行健获奖的理由是“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灵山》是根据作者在中国南方和西南部偏远地区漫游留下的印象，它揭示了中国文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即他所定义的中国长江文化或南方文化，换句话说，也就是被历代***权提倡的中原正统教化所压抑的文人的隐逸精神和民间文化以及汉、苗、彝、羌等少数民族现今民间的文化遗存。《山海经传》展示了中国远古神话系统的精彩风貌，复活了几乎被遗忘的中国原始文化体系。蓝诗玲就认为，只要国家仍然是全球事务中的行为主体，那么民族身份和文学的联系就会保持对全球意识的有力控制。这说明中国身份是高行健获奖的重要因素。高行健在中国大陆的不幸遭遇，增加了他的国际文化资本，并且加强了他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这从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在台湾和香港地区兴起的“高行健热”就可以看出来。
“文学也许有其他使命，但是，伟大的文学的根本使命却是展开生命个体的灵魂冲突。”“中国古代文化缺乏灵魂叩问的资源。”“和拥有宗教背景的西方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相比，中国数千年的文学便显示出一个根本的空缺：缺少灵魂论辩的维度。”高行健虽然承认民间文化和边缘文化对他作品的影响，但他追求一种“超然”和“中立”的立场，认为没有必要为了书的销量而特意表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元素，主张摆脱了***治和商业的操纵，非功利写作的“冷的文学”。“对一个作家来说重要的是超脱，重新创造，而不是以卖祖先留下的遗产为生。”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中国文化缺乏灵魂叩问的资源，缺少表现人类灵魂精神的突围。高行健坚持贯彻创新是超越民族文化的证明的理念，从而创造了具有人类普遍价值的文化成果，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了“普遍性”，而这也是得到诺贝尔委员会肯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刘再复认为，高行健虽然扎根于中国文化，取材于创新中国文化，但他并不强调中国性，更不强调民族主义，相反，他扎根中国文化又超越中国文化，追寻的是人类普世价值。他在《灵山》、《山海经传》、《八月雪》 中探讨的是人类如何在自己的心灵中找到太阳、找到灵山、找到光明之源的共同问题，在《一个人的圣经》中呈现的则是东西两方都遇到的生存困境、人性困境。
鉴于高行健身份的不稳定性，史书美从“华语语系文学”和“流亡文学”的角度论述了高行健进入世界文学的角度和具体形态，认为越是富有民族性的东西越是富有生机的，还认为诺贝尔文学院对高行健的肯定应该是对华语语系的肯定，而不是对中国文学的肯定。从流散文学的角度看，高行健的流亡是对主流价值观的拒绝，对***权力机构的逃离，对心中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反过来说，相对于主流社会而言，他又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人，一个身份尴尬的人，但讽刺的是高行健的获奖恰恰证明了“是主流社会价值观对他们的肯定，
对这个独特群体的肯定”。（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解
①高行健：《文学的理由》
②高行健：《没有主义》，香港：天地***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15页。
③高行健：《没有主义》，香港：天地***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15页。
④万之：《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文学》，《扬子江评论》，2013-02-28
⑤黄焰结：《权力开路 翻译为媒-个案研究高行健的诺贝尔文学奖》，《山东外语教学》，2011年第1期（总第140期）
⑥赵毅衡：《无根有梦：海外华人小说中的漂泊主题》，《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5期，《文学研究》
⑦董岳州《 流亡与边缘-高行健与奈保尔比较》，《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4卷第2期，2013年4月
⑧高行健：《文学的理由》
⑨刘再复：《当代世界精神中价值创造中的天才异象》
⑩刘再复：《当代世界精神中价值创造中的天才异象》
黄一，黄万华：《欧洲华文文学：远行而回归中的文化中和》
高行健：《没有主义》，香港：天地***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114页
刘再复：《中国文学的根本性缺陷与文学的灵魂维度》
高行健：《没有主义》，香港：天地***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15页
董岳州：《流亡与边缘―高行健与奈保尔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