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见到朱秀娟，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她在大陆出版的长篇小说《女强人》。如果说“女强人”没有偏激的贬意，而是指女性的自尊、自爱和自强，是指勇敢地开辟自己的生活之路的话，那么，以朱秀娟的成功而言，当之无愧。
写作率性而发
人民文学出版社曾推出“朱秀娟作品系列”，出版了她的四部小说：《花落春不在》、《女强人》、《晚霜》、《万里心航》。朱秀娟得到大陆最权威的出版社的青睐，绝非偶然。她勤于笔耕，佳作迭出，不久前在台湾刚刚出版了她的第32本小说《第三者的空间》。如此丰硕的创作成果，使她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也拥有很高的知名度。
用“著作等身”来形容朱秀娟，是很恰当的。有一回，朱秀娟把自己的小说送给朋友，而且答应，要送就送全套的。答应的时候很痛快，带出家门却犯了难。一本又一本，摞起来老高，抱都抱不过来。装进一个旅行包里，居然拎不动。朱秀娟递给我的名片简洁而特别：浅红色的底色，洋溢着一种温馨的调子，似乎体现着她对人生的积极态度。背后写着她的“作品目录”，从第1部《雨荷》到第32部《第三者的空间》。正面的名字上方，只有一个头衔“小说作者”，而不是“作家”。她说：“谦逊点，给自己留点空间吧。”
然而，朱秀娟也有不谦虚的时候。在台湾作家与江苏学者的座谈会上，她快人快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她的那句话：“我的《女强人》写的是对女性的希望，没看的，赶快看！”作家的自信，激起了全场的笑声和掌声。她又说：“我写小说，从来是从社会问题中寻找题材，不是特别去找的。女性是弱势群体，应该多关注点。”
说起文字生涯的起步，她坦言是从写日记开始的。“写小说并不是小时候的理想，只是那时喜欢看小说，人比较安静，不是‘活动派’，天天在家写日记。也没有人硬叫我写，只是老师在课堂上讲过一句话，‘同学们要写日记’，我记住了。”记住了，就每天坚持记日记。“不管晚上做功课到什么时候，都要记日记。长大了些，就喜欢给朋友写信，那时电话不发达，想到什么就写信，人家不回也没关系，照样写，这事实上成为我的早期文字锻炼。”
朱秀娟父亲喜欢看武侠书，母亲喜欢看言情书，都是地道的“小说迷”，家里书架上摆了许多中外名著。朱秀娟耳濡目染，也对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捧起书就忘却一切，容易进入情节，随着人物命运跌宕起伏。什么书都看，在不经意间爱上了文学。
高二那年，朱秀娟就学着写小说了。父母亲管得严，寒暑假不让出去玩，上午做家务，下午没事干，就想着编故事，然后动笔记下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练习本上写得密密麻麻，写出来就撂在家里，没想到去投稿。
从铭传商专毕业，到一家保险公司上班。下了班没什么事，有大量的时间看书写作。她翻出从前的文稿，接着写那些没完成的小说，寄到报纸杂志去。“没想到，退得一塌糊涂，我怕弟妹看到难为情，专门开了个信箱呢。”
如今，跻身于成熟作家行列的朱秀娟，忘不了“退稿”的滋味，仍保持着当初“不计得失”的写作心态。我问她写了这么多书，是不是早有写作计划，她说：“我搞写作，不是为钱，也不是为了成名，是为了有话要说，甚至是为了消遣。我没有什么计划，一年一本小说，出了就算了，也不想炒作。”
爱情与她同在
朱秀娟应邀参加“江苏籍台湾作家采风活动”，携先生王其涵同行。他们形影相随，谈笑风生。这对感情甚笃的夫妻并不是同行，却能优势互补，珠联璧合。说起她的先生，她笑道：“他现在搞电子，不爱看小说，不喜欢文学，喜欢我就是了。”
朱秀娟与王其涵是台北强恕高中的同学，王其涵比她小1岁。在学校里，一个工科成绩优异，一个文科成绩突出，他们彼此欣赏，由友谊而冲撞出初恋的火花。当王其涵大学毕业，赴美国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朱秀娟已经在台北一家公司深受器重。年轻时的任性，使他们少不了磕磕碰碰。脾气一来谁也不理谁，隔着太平洋，似乎这段情缘“拜拜”了。
此时，朱秀娟被派到美国开展业务，她见到了在美国读书的一位朋友。从朋友口中，她听说王其涵忙着写论文，什么也顾不上，还听说王其涵说过，等朱秀娟结婚了，他再结婚。她决定去找他。等联系上了，王其涵抽不出时间来接她，她并不在意。头一回到美国的她乘飞机，坐汽车，终于到了盐湖城，和王其涵重逢。没想到，盐湖城是他们“爱情长跑”的重要一站。王其涵气质没变，个性也没变，给她的感觉依然如旧。他们感到再也无法分开，于是决定结婚。她辞去了工作，成为他的陪读。后来，他们搬到纽约。先生从事电脑软件设计，而她进了一家公司当职员。虽然生活不错，但父母和亲人都在台湾，她还是长女，肩负着照顾家庭的责任，他们便回到台湾。
朱秀娟夫妇可以归入台北的“海归派”，凭借海外联系的优势，他们开办了自己的公司，业务触角伸向香港与美国，贸易经营十分成功。看朱秀娟又忙生意，又忙写作，很多人对她说：“你写出名了，不要做生意了，专门写小说吧。”她不肯，还是两头兼顾。她也很少跟文化圈的人打交道。她说：“写东西是各写各的，那么多人在一起，互相干扰。”在她看来，生意与文学并不矛盾。“做生意可以接触各色人等，比如与先生陪客人外出应酬，就能碰到酒吧女、，观察到底层女性的生态，不然做太太的去那里做什么？在生意场上，还可以看到许多男人的嘴脸，看到很多的人性，丰富你的小说题材。”
生意与写作都需要很多精力，怎么兼顾呢？朱秀娟说：“我一有空，马上抓紧写。人家来了，就得办事，或者陪着聊天。人家走了，再接着写。我不受干扰，写作习惯很好，只是睡眠非常不好。做生意不容易入睡，写小说更不容易入睡。”
现在朱秀娟与她先生“一家两半”，一半在台北，朱秀娟主管公司的对外业务；一半在高雄，先生在那里负责一家厂子。生意伙伴是个外国人，老外当董事长，先生是总经理。“他跟外国人合资，我对他说，我在台北撑一个窝，就是给你留个后路，让你有一个拍桌子的余地。”
朱秀娟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敬重。“外国人对作家看得很大。他们觉得你会写字、看书、恋爱、生孩子，那是一般的。如果你会创作，能当作家，或者画家，那不一样，不同于一般。在生意场上做生意，人家知道你是作家，对你会更尊重。”
朱秀娟事业成功，家庭美满，可她也毫不掩饰惟一的缺憾：自己没有孩子。“我并不是不要小孩，好像很前卫，其实我很喜欢孩子。因为在美国时流产过，不能怀孕了。我对年轻朋友常常讲，想要孩子，结婚怀孕了就生下来，不要等到年龄大了，或者***多少年再生，那样容易流产。”
有的夫妻已经没有感情，只靠孩子在维系着。而朱秀娟夫妇精心呵护着“两人世界”，珍视仍然是初恋般的感情。先生最爱户外活动，钓鱼、登山，而朱秀娟最爱安静，看书、写作。但他们非常包容，叫朋友们十分羡慕。夫妻之间，光要爱还不够，还要有包容。“丈夫把我写小说看成一种嗜好。你去做，你去忙，只要你喜欢就可以。”
也许是先生爱好的熏陶吧，朱秀娟也对旅行产生了兴趣。去年4月，他们参加旅游观光团，从南京玄武湖到扬州瘦西湖，再到杭州西湖。他们还打算今年到长江看三峡，明年再去“丝路古道”。
既现代又传统
现代教育和都市生活，使朱秀娟的视野开阔，笔锋刚劲，涉猎的题材也很广泛。尤其是经济领域，一般作家难以深入，她却能游刃有余。小说中的现代意识来源于她的社会体验，这使她在台湾作家中别具一格，有了别人难以替代的位置。但是，与她的现代感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她对传统文化的挚爱。
就说《红楼梦》这部古典名著吧，朱秀娟从学校到现在，读了不下30遍。台湾进入工商社会，读书的人少，她就写了《红楼在飘香》。“一部‘红楼’100多本考证，可是没有谁说，《红楼梦》到底好在哪里，伟大在什么地方。我来写一本书，分析文字、结构、人物，一节一节地分析。《红楼梦》有各种各样的爱情，各式各样的人生。我的《红楼在飘香》算评论，也算个导读。”
朱秀娟的父母是盐城人，她6岁那年，随父母去了台湾。二老在台湾去世了，他们生前都有回乡的愿望，只因两岸隔绝未能如愿。她要遵照父母的遗愿，携先生回老家“寻根”。先生作为盐城的女婿，也应该“认认门”。
终于踏上盐城这块祖地了，她非常激动。她说：“我离开家时太小，很多事记不清了。在台湾常听我妈妈说起老家，盐城有个登赢桥、渔市口，今天总算来到这里啦。我妈妈告诉过我，我就出生在盐城的东门。”
吃到黄芽菜烧茨菇，朱秀娟兴奋得像个孩子。她告诉身边的人：“我妈妈在世的时候，经常做这个菜给我们吃，跟这里的味道一模一样。”盐城的风情民俗，使朱秀娟感到分外亲切。“在盐城，我已经没有任何亲人了，但我还是喜欢这里。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也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地方。”
爱故乡，更爱祖国，这是朱秀娟始终不渝的信念。她写的《那串响亮的日子》，写的是京剧表演艺术的兴衰，呼唤的却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这些舞台剧，演不演关我什么事啊？好像没有必要说什么，可是你想，舞台一摆，京胡一拉，你就觉得那是中国。如果中国人跳西洋舞，跳得再好也不能代表中国啊。”
父亲喜欢听唱片，朱秀娟也就跟着有了戏剧的“细胞”。她觉得京胡很悲怆，像中国人饱经沧桑的命运。现在戏剧观众越来越少了，她为此忧心。她在小说里说，碰到文体官员也说，应该请戏班子到学校去演，让学生去看，慢慢自然就懂了，年轻人要引导。
每次大陆剧团到台北演出，朱秀娟都是购买套票，场场不拉。这次回南京，主办者请他们看了昆剧的经典折子戏，不光朱秀娟看得过瘾，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的王其涵也看进去了。朱秀娟开心地说：“我说好吧，以后回到台北，我们一起去看。”
朱秀娟的代表作《女强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十分畅销，甚至有几十家盗版。有的作家走上“捷径”，可她还是对文学主旨一往情深。谈到此书的写作初衷，她说是有感于金钱的诱惑，有些女孩子长得不错，学历也不差，却不能把握自己，不能够***于社会。她想告诉读者：以前总是说，我们女人被男人奴役了，压迫了，现在女孩子不缠小脚，可以受教育了，可以与男人平等了，我们应该珍惜，懂得尊重自己。
（责编 关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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