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2016年是美国教育家和西方教育思想大师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出版100周年。自《民主主义与教育》出版100年来，它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并被世界各国教育学者进行研究，因而产生了世界性学术影响。对于这本举世闻名的教育经典著作，众多中外教育学者在学术上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民主主义与教育》不仅对西方国家教育产生了学术影响，而且对中国教育也产生了学术影响。
关键词：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100周年；世界性学术影响
中***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7）01-0041-06
美国著名教育家和西方教育思想大师杜威（John Dewey，1859―1952）一生在哲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等方面写了很多著作和文章。其中，1916年出版的《民主主义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一书标志着他的教育学说体系的确立。这本教育经典著作既是杜威教育理论最系统的综合阐述，也在世界上产生了最广泛的学术影响。作为现代教育理论方面的一本名著，《民主主义与教育》不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g美国教育哲学方面最流行的课本，而且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而得到广泛传播。在《西方教育史》（三卷本）中，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教授鲍温（J. Bowen）就认为，没有一本教育著作能够像《民主主义与教育》那样对美国教育产生那么广泛的影响。美国教育哲学家胡克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杜威全集》第九卷）的“导言”中更是强调了《民主主义与教育》的教育经典著作地位。他明确指出：“可能除了‘教育与职业’一章某些部分以外，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现在仍是教育哲学和有关社会、***治、道德哲学各个领域中的一部经典著作。虽然本书是60年前写的，它却仍具有新鲜的时代气息。” [1 ]
一、《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的形成
《民主主义与教育》是杜威最重要的一本教育著作。这本著作由美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于1916年出版，全书434页，其副题为“教育哲学导论”。这本著作中的“前言”很简短，但杜威的写作主旨却表述得很明确。他这样写道：“本书体现我探索和阐释民主社会所包含的思想，和把这些思想应用于那些教育事业的许多问题所作的努力。……本书所阐明的哲学，把民主主义的发展和科学上的实验方法、生物学上的进化论思想以及工业的改造联系起来，旨在指出这些发展所表明的教材和教育方法方面的变革。” [1 ]1949年，杜威本人在他的题为《创造中的哲学家：自传》一文中也写道：“在一本名为《民主主义与教育》的著作中，我的教育哲学得到了最充分的阐述。” [2 ]
《民主主义与教育》全书除“前言”外，共26章。它们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教育性质（第1～6章），第二部分论述教育过程（第7～17章），第三部分论述教育价值（第18～23章），第四部分论述教育哲学（第24～26章）。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这本著作中第一次系统而完整地论述了教育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对所需要重新构想的教育理论得到了有独创性的和最详尽的陈述。随着《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的出版，杜威在教育和哲学两方面成为了当时美国的全国著名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在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出版的当年，美国教育评论家拜尔（T. P. Beyer）就在《什么是教育》一文中指出， 在教育哲学史上，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与柏拉***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儿》这三本书代表了三个划时代的阶段 [3 ]。
很多西方教育学者对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给予了高度评价。美国著名教育家、耶鲁大学教授布鲁巴克（J. S.Brubachr）在《教育问题史》一书中明确指出：“在20世纪，也许最有影响的教育事件，就是1916年杜威出版了划时代的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这无疑是自柏拉***的《理想国》之后，在教育***治理论或社会理论方面最主要的著作。” [4 ]英国著名教育史学者、利大学教授柯蒂斯（S. J. Curtis）和博尔特伍德（M. E. A. Boultwood）在《1800年以来的英国教育简史》一书中曾指出：“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约翰・杜威已快60岁，但他的最著名的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仅仅在一战开始后两年就在美国出版了。这本系统阐述和确立他的教育理论体系的著作几乎使他延续20年的影响，在今后的30年里他在教育界将仍然保持着影响力。” [5 ]澳大利亚著名教育家、悉尼大学教授康内尔（W. F. Connell）在他的《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史》一书中（第79页）专门刊印了《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年英文版的封面，并写道：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使教育与当代生活联系起来，并促使了对管理、教学和课程设计的整个结构的重新思考。无论对美国教育家还是对整个民主世界的教育家来说，这本著作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且有广泛参考价值的理论著述。杜威写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的时候已是57岁，这时他的生涯早已因为他对哲学、心理学以及教育理论和实践的贡献而知名” [6 ]。
任何教育著作的形成都会有其背景的，杜威1916年出版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也不例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与杜威有过直接交往的美国教育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前院长克雷明（L. A. Cremin）在他的《美国教育：城市化时期的历程（1876―1980）》一书中曾写道：“杜威有一次曾这样提及，他的早期教育著作是针对普遍社会的，而晚期教育著作则是针对特定地点和特定时间的特定社会的。” [7 ]因此，就《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形成背景而言，可以归纳为：早期中学教育实践和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活动、早期教育著作的出版和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任教后的继续研究以及当时正在美国广泛开展的进步教育运动三个方面。
1. 早期中学教育实践和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活动
在杜威的漫长一生中，他曾在两所中学担任过教师，一所是宾夕法尼亚州的石油城中学，另一所是佛蒙特州的莱克维尤高级中学。这是他的最初的教育实践经验。后来在密执安大学任教期间，他通过参与中学教师培训工作而激起了自己对教育的兴趣。1894年起，杜威担任芝加哥大学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系的系主任，在主讲研究生课程的同时，于1896年1月创办了一所实验学校――芝加哥大学初等学校，通称“杜威学校”（Dewey School），把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教育实验活动。这些教育实践活动无疑是杜威后来在教育理论上有所建树的重要基础。
应该看到，特别是杜威学校的教育实验活动，对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形成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杜威女儿简・杜威（Jane Dewey）1939年在那本出版前杜威本人曾审阅过的《杜威传》一书中就明确指出：“杜威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写成的《我们怎样思维》和《民主主义与教育》，是他的芝加哥实验的直接成果。” [8 ]美国纽约纳萨雷特学院教授雷比（J. M. Raby）在《约翰・杜威与进步教育》一文中也认为， 《民主主义与教育》这本著作完全打上了“杜威学校”的印记。
2. 早期教育著作的出版和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任教后的继续研究
正是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杜威在早期出版了许多重要的教育著作，其中有《我的教育信条》（1897）、《学校与社会》（1899）、《儿童与课程》（1902）等。这些早期教育著作的出版，使他在美国教育界已成为一位崭露头角的充满活力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学校与社会》中所阐述的教育思想，在20世纪初的第一个十年里对美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教育改革者的影响越来越大。就《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的许多观点而言，杜威在他更早的著作中早已预示或提出过。因此，美国著名教育学者厄本（W. J. Urban）和瓦格纳（J. L. Wagoner）在《美国教育：一部历史档案》一书中指出：尽管《民主主义与教育》“是在杜威离开芝加哥大学十几年后写的一部哲学著作，但却是以他以前的著作中阐述的原则为基础的” [9 ]。
1904年到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和师范学院任教后，尽管杜威在哲学上花费很多精力，但他继续对教育理论进行了深度思考，又出版了《我们怎样思维》（1911）、《教育上的兴趣与努力》（1913）、《明日之学校》（1915）等教育著作，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他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的形成。对于杜威1896年后这一时期的著述活动，美国教育史学家伯茨（R. F.Butts）在《美国公共教育：从***到革新》一书中曾这样指出：“在1896年建立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和1916年他的最充分发展的教育哲学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出版之间的十年里，杜威的写作是如此的多和如此的有说服力。” [10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塔利斯（Robert B. Talisse）在《杜威》一书中也清楚地指出，杜威1916年出版的教育哲学经典之作《民主主义与教育》，是他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继续研究教育理论的成果之一。
美国教育史学家克雷明在《美国教育：城市化时期的历程（1876―1980）》一书中更是明确阐述了《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关系：“正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杜威赢得了美国知名教育哲学家的声誉。……在1916年出版了《民主主义与教育》。” [7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克雷明还特别提到了20世纪2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中形成的那个杰出的教育理论家群体，它是以杜威及他的学生克伯屈（W. H. Kilpatrick）为核心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教育理论家群体对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形成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例如，当杜威完成了《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的前七章时，曾把这些章节交给克伯屈征询意见，并提出了该书的其他题目。
3. 当时正在美国广泛开展的进步教育运动
20世纪前半期，在欧洲各国开展新教育运动的同时，在美国也广泛开展了对美国学校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的进步教育运动。在美国各地，进步学校在教学形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进行了革新性实验。它们对包括杜威在内的很多美国教育家产生了很大的冲击。美国教育史学家克雷明在《学校的变革》一书中就指出：作为那个时代的反映和批判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的出版，为美国的教育革新运动带来了新的活力。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迈耶（A. E. Meyer）在《美国人民教育史》一书中也指出：“新教育开始从高等学府中得到了支持。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约翰・杜威重新激起了对教育研究的兴趣和1916年他的知名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出版。” [11 ]
尽管美国进步教育运动对杜威的教育思想发展以及《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也应该看到，杜威对美国进步教育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澳大利亚著名教育家康内尔在《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史》一书中就强调指出，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是对20世纪前半期美国学校教育改革***策的重要阐释，为美国进步教育运动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理论。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塔利斯在《杜威》一书中也指出，在1911年出版了产生广泛影响的《我们如何思维》和1916年出版了教育哲学的经典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之后，杜威很快就被视为进步教育运动的领袖。
二、《民主主义与教育》在西方的学术影响
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出版后，曾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产生了世界性学术影响。据美国教育学者帕苏（A. H. Passow）在他1982年发表的《杜威对世界教育的影响》一文中的统计：《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被翻译出版的各国文字有十七种。其中，德文有两个译本、意大利文有两个译本、日文有六个译本、朝鲜文有两个译本 [12 ]。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卡邦代尔分校杜威研究中心教授戴克威曾（G. Dykhuizen）在《约翰・杜威的生平和思想》一书中明确指出：“《民主主义与教育》这本著作在专业教育者中几乎立即就成为了最好的畅销书。在不久以后，它在教育哲学文献中就被广泛地看做是一本经典著作。……当这本书的名声传播开来时，它被翻译成很多文字。” [13 ]澳大利亚著名教育家康内尔在《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史》一书中指出：“无论如何，《民主主义与教育》并非仅仅是为那些属于‘革新’一类的学校教师所的一份宣言。正如它的副标题――‘教育哲学导论’所表明的，它是适合所有教师的；它已成为两次大战期间在美国，也许在所有英语国家里最为流行的教育哲学教科书。它是普通教改革传统学校的理论依据。” [6 ]
1. 对美国的学术影响
1916年，杜威出版了《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这是他的教育信念的最明确的阐述。随着这本著作以及《我们怎样思维》（1909）的出版，一种新的教育哲学的基础确立了。期间的几十年，正是杜威作为教育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哲学家而成长的一个时期。美国教育史学家克雷明在《学校的变革》一书中这样写道：作为已被公认为进步教育的一位最主要的发言人，“《民主主义与教育》一出版，立刻就在一些地区引起轰动。人们认为这本书是自卢梭的《爱弥儿》问世以来对教育学所作的最显著的贡献” [14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迈耶在《西方教育史》中曾这样指出：“1904年杜威移居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哲学。十多年时间，他作为教授主要思考哲学，只有很少的精力关注教育。但在1916年，随着《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出版，这个长期的中断也就结束了。尽管它是沉重的烦扰，那是因为一种晦涩的和难懂的文体而引起的，但《民主主义与教育》作为一本最重要的教育著作而受到了来自美国人――实际上是一些专家的热烈欢呼，他们甚至认为这本著作超过了《爱弥儿》和《理想国》。” [15 ]
尽管《民主主义与教育》这本著作很难阅读，甚至因为文字晦涩使得人们误解他的部分思想，但它仍被赞誉为一本对美国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成为当时美国绝大多数公共学校教师的一种向导。实际上，杜威最初就是打算把《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作为公立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培训教材。美国罗耀拉大学教授古特克（G. L. Gutek）在《美国教育简史》一书中更是强调指出：“基于开放的相互交流的合作行动实质上是民主的方法。因为这一点，在具有实验方向的进步学校里，杜威的主要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的书名就成为了一篇关于教育真理的文章。” [16 ]
2. 对欧洲国家的学术影响
在德国，在希特勒***权成立的前几年，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 已被他教过的学生埃里克・海勒（Erick Hylla）翻译出版，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这位学生在1930年还第一个把《学校与社会》翻译成德文。但是，在希特勒上台后，这些书几乎全部被销毁了。在1949年杜威90q生日时，埃里克・海勒还发来贺信，专门表达了其他民族对杜威博士民主思想的渴望，以及教育工作者立志在一个国家将这种广泛追求的思想传播给自己国家人民的奋斗历程。
在当时的苏联，熟悉杜威教育思想的苏联教育家沙茨基（Shatsky）早在1921年就节译了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并改名为《教育哲学导论》。有关《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在当时苏联的流行情况，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劳顿（D. Lawton）和戈顿（P. Gorton）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中这样写道：“1928年杜威访问苏联，他的一些著作在一些年里仍然很流行。一位进步教育家沙茨基翻译了《民主主义与教育》的一部分，设计教学法有一段时期在一些学校里还是流行的。” [17 ]美国著名学者斯特朗（Anna Luis Strong）在访问苏联后，于1924年在她的题为《进步教育》一书中也写道：“杜威的每一本新书都不被放过，并迫不及待地译成俄文作参考，然后再加上他们自己的补充。” [8 ]
在土耳其，《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于1928年被翻译出版。在瑞典、意大利等国，《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翻译出版。这进一步扩大了杜威教育思想在欧洲国家的影响。
3. 对日本的学术影响
1918年，即在杜威出版他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后两年，日本教育学者田制佐重就翻译出版了该书的日文简略本。1919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帆足理一郎回国后也翻译了《民主主义与教育》的日文本，改名《教育哲学导论》；1952年，他又对自己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日文译本进行了修订。应该说，《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日文本的出版推动了日本教育学者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据统计，在二战后的八年间，被翻译出版的杜威教育著作达11种，其中就有新版的《民主主义与教育》。
日本著名教育学者、密执安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小林繁夫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约翰・杜威与日本教育思想》中曾论述了《民主主义与教育》在日本的翻译出版情况。他写道：“在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出版后不久，帆足理一郎对这本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立即决定把它翻译成日文。1918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他的博士学位后，他回到日本担任了早稻田大学教授，并于第二年（1919年）出版了这本书的日文译本。它用的书名是《教育哲学导论》，那正是杜威为他的书所写的副题。在帆足理一郎看来，他顾虑在当时日本的人们会反对使用‘民主主义’这个词，所以就用不会冒犯的副题来代替。另一位研究西方教育学的学者田制佐重在《民主主义与教育》的日文本翻译上肯定先于帆足理一郎，他于1918年出版了他的日文译本，然而它是一个摘要译本。因此，帆足理一郎的译本是《民主主义与教育》第一个完整的日文译本。” [18 ]
三、《民主主义与教育》在中国的学术影响
在现代西方著名学者中，最熟悉中国的人首先当推杜威。对中国的访问（1919―1921），不仅给杜威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对他也有持久的影响。当然，杜威对中国的最大影响是在教育方面。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民主主义与教育》的中文译本有八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以下两种中文译本：一种是邹恩润译、陶行知校的《民本主义与教育》一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因为它是杜威1919―1921年来中国访问讲学期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师教育研究科讲授教育哲学的教本；另一种是王承绪译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因为它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该书发行量最大的。其他的六种中文译本分别是：常道直编译的《平民主义与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林宝山等译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台北五南***书公司1989年版）；林玉体译的《民主与教育》（台北师大书苑1996年版）；薛绚译的《民主与教育》（台北网路与书出版社1998年版）；俞吾金、孔慧译的《民主与教育》（《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九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陶志琼译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
1. 1949年前《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学术影响
早在1929年，邹恩润译述、陶行知校订的《民本主义与教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4年、1947年和1949年又分别再版。在该书的“译者序言”中，邹恩润指出：《民本主义与教育》“最能有系统地概述他的教育学说的全部；足供我们彻底研究的参考资料”。
关于1949年前《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情况，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克洛普顿（R. W. Clopton）和香港新亚学院教授吴俊升（Tsuin-Chen Ou）在他们合编的《约翰・杜威在中国的讲演，1919―1920》一书中也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记述：“杜威在南京对学生所作的那些讲演是更加专业的，在内容上有点像这个时候他的知名的《民本主义与教育》。来自***公报的这些讲演随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以书的形式重印，书名是《杜威的教育哲学》，作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一个***出版物。同样讲演的另一个版本是由Shen Chen-sheng 记录的，并由上海泰东***书公司出版的。此外，以杜威关于‘教育哲学’的讲演为基础的第三个版本，是1921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所教的一门研究生课程。在这门课上，杜威使用了他的《民本主义与教育》作为课本。蒋梦麟用英文写下他的上课笔记，然后翻译成中文，同时把杜威的课本作为指导。所以，当其他人去参考时，这本书并不是杜威实际讲演的直接译本；当然，蒋梦麟也并没有把它说成是《民本主义与教育》的一个真正的译本。” [19 ]
2. 改革开放后《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学术影响
改革开放后，本着实事求是重新评价的原则，我国很多教育学者对杜威教育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有些教育学者对《民主主义与教育》这本教育经典著作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比较突出的是我国著名教育史学家滕大春和赵祥麟两位先生。例如，在我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王承绪先生翻译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滕大春先生专门为该书撰写了一篇题为《杜威和他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前言”。在论及《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时，滕大春先生认为杜威的教育思想可以《民主主x与教育》一书为总纲，该书正是理解近百年来美国以及众多国家教育演进的钥匙。后来，他在《美国教育史》一书中也提及了《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地位，写道：杜威“推动教育革新，曾于1913年著成《教育上的兴趣与努力》，于1915年著成《明日之学校》，更于1916年著成经典性的巨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一种成为体系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从此建立起来” [20 ]。又如，作为改革开放后我国最早提出对杜威教育思想进行重新评价的教育学者，赵祥麟先生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教育家评传》四卷本中亲自撰写了“杜威评传”。在这篇“杜威评传”中，他强调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杜威的教育著作中，《民主主义与教育》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两本著作之一，这是杜威多年来对教育哲学最充分的阐述。
除外，在我国教育学者编撰的一些介绍西方教育名著的著作中，也都包括了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早在1992年，在福建师范大学李明德教授和浙江大学金锵教授合作主编的《教育名著评介》（外国卷）（福建教育出版1992年、2008年版）一书中，就收入了笔者撰写的题为《杜威与〈民主主义与教育〉》的评介，其中指出：“杜威比任何别的教育家更多地努力论证民主与教育的统一。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杜威在探究民主主义、科学进步、进化论、工业***对于教育的意义的过程中，对教育史上……的理论进行了批判，也对当时进步教育运动和自己的教育观点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从而确立了完整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同年，我国教育学者郭齐家、毕诚、崔相录在他们合作主编的《中外教育名著评介》（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中也对《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进行了评介：“杜威的代表作《民主主义与教育》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他在芝加哥实验学校实验以及当时教育改革理论研讨中基本形成的教育思想。该书被誉为教育的经典著作，进步教育理论的总纲。”后来，在《西方教育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笔者还撰写了《民主主义与教育》这本名著的提要，其中指出：《民主主义与教育》“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最系统的综合阐述”。在《外国教育经典解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笔者又撰写了题为《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的解读，其中指出：“《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1916年出版后……早在1929年，该书就经邹恩润先生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推动了杜威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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