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问,考虑到每个国家和各时代民众的不同选择,是否有可能找到一个精辟并获得广泛赞同的关于美好生活的定义?
在评判21世纪经济发达国家的不同经济制度的优劣时,正确的标准应该是人们最基本、最深层的需求是否得到了满足。
人性关系到最深层的愿望和收获。数千年来,人文主义者思索了能带来最深刻、最持久满足的各种生活方式,并积累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深邃见解。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思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个创业型和创新型经济在条件成熟之后如何萌芽生长,而不受限于条件的存在。
***治经济学如果不能吸取人文学科的精华,就会在这个领域变得很贫乏:在关于现代经济的新一轮辩论中,依旧无法提供强有力的佐证。
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美好生活
“美好生活”的概念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它指的是人们在拥有某些生活必需品(如食物和住房)之后,经过深思熟虑会选择的生活方式。
亚里士多德暗示,即便某人终其一生都在与世隔绝的岛屿(哪怕是富饶的岛屿)上追求“善”,通常来说,还是难以与人们在城市(或者说社会上)追求“善”相提并论。
可见,他认识到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开展交流和互补的重要性。所以,在选择合适的经济制度和学校里传授的文化时,这个社会必须弄清楚美好生活到底包含哪些内容。
他的这一思想暴露了自由主义认为美好生活就是自由生活的缺陷。某些社会可以有完全的自由,但犯罪、***和泛滥的文化会让大多数人感觉不幸福。
亚里士多德有关哪些内容不属于美好生活的论述颇为精彩。他认为,美好生活并不是做“***治正确”的事情,那些是***治家的目标。他接下来指出,善也不包括美德。要想追求美好生活,我们的确需要某些美德,但美德本身是不够的:如果你找不到通向幸福的正确道路,道德对你来说反倒是种痛苦。
亚里士多德对美好生活的定义是什么?他将其概括为对知识的追求:“最美好的事情就是理解……这种活动是至高无上的,因为理解是我们身上的最强要素。”
亚里士多德的核心观点是,随着理解能力的提高以及作为基础的财富的增长,一个人可以达到越来越高层次的满足,而不是在原有的层次上重复享受。从知识积累和知识追求中获得的满足是最高级的最终产品。
亚里士多德把“最高的善”和“至高活动”局限在获取知识上,这与现代价值观并不相符。毫无疑问,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狭隘看法与其社会背景的局限有关,他本人就是被封闭在由经典知识而非实际技能组成的世界里,只能通过苦修的传统道路获取进步。
很明显,如果我们把知识的范围拓宽,并将人们知识之外的其他一些目标考虑在内,这个悖论自然会消失。
下面我们将介绍后来的思想家的贡献。
实用主义者的美好生活
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人文主义作家和哲学家引入了实用知识。“实用主义者”得此名的原因是,关注实现目标的手段,注意到某些手段可能有价值,某些可能没有价值。他们其实并不是那么功利地只关注追求的目标。
实用主义者关注知识的获取及其在生产或其他方面的用途。人们在工作生活开始时当然需要拥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在解决常见问题时又会获得更多新知识。为了取得成功,他们必须能够满足技术方面的要求:解决问题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大量知识通常是令人愉悦的:无论其目的是不是追求知识本身,都会给人们一种掌控感和自立感。
实用主义群体的早期代表人物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他的著名诗篇《农事诗》之前一直被视作关于农业的初级读本,实际上,它在更深层次上是在探讨人性和古罗马文化。这部作品用了很大篇幅赞美农民掌握和应用的丰富知识,包括耕地、植树、圈养牲畜和蜜蜂等,表达了农民对工作的热情和丰收的喜悦。这部作品包含了维吉尔的不朽名句:知其所以然,幸福自然来。
伏尔泰也属于这一群体,在他从事写作的18世纪后期的法国,封建领主的势力正在萎缩,工商业的发展机遇被打开,他表达了行动在生活和工作中的重要性。他在其不朽作品《老实人》中写到,行动不需要任何社会理由或者是非判断。伏尔泰建议我们把这些都忘掉,因为商业活动本身就具有意义,而且能带来丰厚的回报。
伏尔泰认为,社会缺乏相应的智慧、专业知识和善意,因此无法设计、运行和维护可能实现的最佳经济结果。尽管对很多重要的事情知之甚少,但我们可以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专注于自己的事业,进而拥有美好生活,形成一个近乎完美的经济体。
伏尔泰鼓励我们利用已经掌握的以及在前进过程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使生活变得更有趣味、更有收获。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是法国经济学家首先发现了企业家的关键作用。
在20世纪中叶,人们更加关注职业生涯带来的满足的性质,以及个人掌握和利用的知识对这些满足感的作用。这方面的思想先驱是约翰·杜威- -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影响哥伦比亚大学几十年的学术巨头。
杜威先于哈耶克认识到,普通工人掌握了工作需要的大量专业知识,并强调人们需要在解决问题的活动中充分利用这些知识。即便是普遍教育程度的工人也可以参与其中并获得知识进步,通过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可以掌握某些技能(知识)。
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1943年发表的影响深远的论文中对人类的需求进行了分类,在分类时,他为精通某种技能或产业的需求留出了位置。这种需求紧随最基础的生理需求和第二层级的安全需求。马斯洛还认识到了参与问题解决过程的需求,这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需求。
约翰·罗尔斯在其关于经济正义的权威著作的结尾处,非常清晰地描述了实用主义流派关于美好生活的理念- - -他称其为“亚里士多德派”的观点:人们在职业生涯中通过发掘自己的天赋或能力获取知识,这是自我实现的本质。这种自我实现是每个人都具有的核心动力。
活力主义者眼中的美好生活
实用主义者几乎都干巴巴地把最美好的生活描述成一长串解决问题的实用行动,鼓励我们保持投入,从掌控中获得满足感。这一美好生活的概念虽然也有价值,但没有涉及对新的可能性的想象、新的征服以及“美梦成真”的满足和激动。
与实用主义版本平行,从古代社会起,就出现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关于美好生活的概念。哥伦比亚大学的雅克·巴尔赞和耶鲁大学的哈罗德·布鲁姆将其命名为“活力论”。
就在不久之前,欧洲国家的高中和美国的大学都在西方文学经典的核心课程中引入了活力主义文学的内容。最早的活力主义者可能是公元前12世纪的古希腊诗人荷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他留下的史诗讲述了古希腊英雄的传说- - -他们的意志、勇气和耐心。
稍后,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描写的是关于个人探索的故事。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讲述了梦幻骑士的不切实际的梦想,它想传递的是,充满挑战和冒险的生活是实现人生满足的必要条件;如果西班牙荒漠的枯燥环境不能提供这样的挑战,就必须靠自己创造挑战,在必要时甚至需要想象这种挑战。
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王子认为如果想成为某个人物,就必须站出来反对国王,当然他很清楚可能遭遇失败并付出生命的代价。剧本也展示了哈姆雷特初期的矛盾与彷徨,因为采取行动会有失去一切的风险- - -他的地位和奥菲莉亚。
在18世纪启蒙时代,此类观点也得到了某些重要人物的回应。大卫·休谟在讨论法国的理性主义时,肯定了“激情”在决策中和“想象力”在社会知识增长中的关键作用。休谟可能算是第一位现代哲学家。
杰斐逊提出“追求幸福”的权利,并评论说人们到美国来就是为了追寻幸运。“追求”表达的意思是,获取财富比拥有财富更可贵,旅程本身就是目的。
在现代社会初期,浪漫主义作品中充满了对探险和发现的各种描写,及其所需要的意志和坚持。
接下来是现代主义哲学家。在美国哲学家中,描写活力主义最热情的莫过于威廉·詹姆斯,他亲眼见证了时代的活力。
詹姆斯1842年生于纽约,亲眼目睹了美国经济的巨大变革- - -从相对缓慢的爬升到爆炸性的创新。在他的伦理规范中,新问题和新体验带来的兴奋是美好生活的核心。如果说沃尔特·惠特曼是反映美国精神的诗人,詹姆斯就是概括美国精神的哲学家。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一种观念悄然兴起:每个人都有一个固定的本我,但人们成年后并不是很清楚这个本我到底需要什么。这种观念意味着,生活之旅不仅是自我实现过程中一次又一次的前进,而且是一次“自我发现”之旅。通过一系列尝试,我们会发现“我们是谁”,答案可能和旅程初期的设想有很大不同。
自命不凡的德国哲学家尼采提出了大量的新观念,改变了我们对动机乃至生活本身的思考。
他探讨了深入未知的探险、战胜困难、遭遇挫折、学习在逆境中坚持以及“一切不能杀死你的,都将使你更强大”等内容,并提出了许多箴言,尤其是他看清了以实用主义态度看待美好生活的缺陷。
当我们为下次拍照节食,或者为创业项目省吃俭用时,我们并不是真正在为未来的收益作出牺牲,正如尼采所看到的那样,我们参与这些项目是出于内心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挣钱。他解释说,项目中遇到的障碍并不是得到物质回报需要的成本,相反,克服障碍本身就是满足感的源泉,因此这些项目本身就是回报- - -最有价值的回报。
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也是19世纪高度现代性的见证者和活力主义的又一杰出代表。柏格森继承了尼采关于人们需要挑战的思想,认为人民被生活的激流鼓舞,并自发组织起来进行“创造的进化”- - -这也是他的书名。柏格森讨论的主题是,深入参与充满挑战性的活动会改变一个人,使其不断“成长”。
实用主义者和活力主义者对待美好生活的态度差异之大令人吃惊。两个流派的词典中都收录有“障碍”一词,但其含义却截然相反。
在活力主义者看来,人们要主动寻找需要克服的障碍、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就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向去找寻它们。而在实用主义者看来,人们从事某些最有希望成功的事业,在追求的过程中总会遇到障碍。
实用主义者没有说明人类所追求的成功到底是什么,只是说不管一个人的职业目标是什么,除非运气非常不好,这个人总是会遇到数不清的问题,并解决掉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他们充分发挥自身才智,投入地解决问题,这本身就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而由此带来的技艺精进是美好生活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可以称之为“成就”。
积极参与的价值和技艺精进的价值可以视为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尼采所说的克服障碍和柏格森所说的成长也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源头。
那么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包括活力主义和实用主义两种解释)是不是社会的主流?
社会上总是有人拥有为群体或社会服务的愿望,例如无国界医生组织;或者拥有表现奉献精神的愿望,如巴赫创作的清唱剧;有人喜欢社会企业家的角色,如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还有人醉心于追求和征服美色,如萨德侯爵和卡萨诺瓦。然而,这样的人生都不是活力主义的生活动力的反例,只是追求的方向不同而已。
只是在大多数人心里,物质主义的美好生活概念同亚里士多德的观念旗鼓相当,并在某些国家占据主流地位。
从物质主义视角来看,大多数人的生活是由获取收益、积累财富或权力的愿望推动的。人们追求财富的持续积累,直到能支持高标准的消费或休闲甚至两者兼得。中国的主要改革者***宣称“致富光荣”。在加尔文学说中,获取财富能得到上帝的祝福,一个人积累的财富数量是上帝眷顾的标志- - -财富越多,证明其越受上帝垂青。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财富积累的主要动力是造福社会。
然而,有两个最常见的例子表明亚里士多德的解释依然成立,即人们的生活是由对知识的渴望推动的。
第一个例子是,在微软公司积累了巨额财富后,比尔·盖茨成立了规模庞大的慈善基金会,为促进贫困国家的经济发展寻求新途径。第二个例子是,德国商人海因里希·施里曼致力于获取大笔财富,并明确宣称这主要是为他此后对特洛伊城的研究提供保障。
乔治·索罗斯和沃伦·巴菲特的生活动力也许只是希望展示他们对资产市场和产业投资的洞察力超乎常人。但大多数人的财富积累(包括巨额财富)可能只是追求安全、舒适、优雅、自豪、尊严等。
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中有个说法,高强度和高目标的职业生涯是某种伤口的标志,受伤者希望通过成就抚平创伤。更可悲的是那些获得了巨额财富却不知道怎样发挥其价值的人,新兴富豪阶层的高自杀率或许就能说明问题。
不管人们的行为涉及多少复杂的动机,也不管到底是收获还是学习、创造还是积累,很少人会否认,只有收获和财富积累的生活并不能像充满创造与创新的生活那样,提供更高层次的满足和骄傲。
与韦伯及其之后鼓吹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家的观点相比,亚里士多德、维吉尔、尼采、詹姆斯、柏格森等人所赞美的“最高的善”能更好地反映我们尊崇和期盼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