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 创造社的宗旨是“为艺术而艺术”。唯美主义在中国的译介过程中，创造社起了先导性的作用。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积极译介英国颓废派文人道生的作品；田汉翻译的《莎乐美》在当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他执导的《莎乐美》在上海和南京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关键词： 唯美主义 创造社 颓废派“为艺术而艺术”
唯美主义是欧洲19世纪后半叶的一种文学思潮。法国浪漫主义诗人戈蒂耶首先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而真正将此理论发扬光大的是王尔德。王尔德否认了艺术的目的性，倡导生活的艺术化，鼓吹艺术的纯粹性。他创作了许多名扬四海的篇章，为唯美主义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欧洲唯美主义在20世纪初传到了日本，受到了日本作家的热烈欢迎。大正时期是日本唯美主义的巅峰期，它与白桦派文学等一道成为大正文坛的主流。日本唯美主义没有建立起系统的理论架构，但他们的作品所表达出的文学观与西方唯美主义大同小异。其代表作家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等人运用不同风格手法对唯美主义作了尝试和实践。他们的大多数作品都注重主观情绪的流露，追求一种神秘幽玄的美。
创造社主要成员赴日留学时间正值大正时期。在这段时期内，欧洲唯美主义深得日本文坛乃至普通读者的推崇和喜爱，日本唯美主义作家的创作也很受读者的欢迎。早期创造社的成员是一群热衷于文学的青年人。受日本文坛的影响，他们对浪漫主义文学情有独钟，对唯美主义也格外偏爱。但是，自从唐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将创造社定性为“浪漫主义文学社团”，国内的许多研究者趋向于从浪漫主义的角度来阐释创造社的理论与创作。殊不知，创造社是一个“创造”的社团，是一个“兼容并蓄”的社团。它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同时也有唯美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成分。本文试***详细梳理一下创造社对唯美主义的译介，拓展当下创造社研究的空间与视野。
一
五四时期，欧洲唯美主义对许多新文学大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早在20年代之初，当唯美主义西风东渐伊始，许多人就已经感受到了这个思潮的到来。1921年，沈雁冰在《“唯美”》一文中就忧心忡忡地说：“在中国现在，……产生最多而且最易产生的，怕是王尔德一流的人吧。”［１］两年后，他又不无夸张地慨叹道：“现在各种定期刊物上产生了多至车载斗量的唯美派作家。”［２］所谓“王尔德一流的人”、“唯美派作家”指的就是创造社的一些主要成员。创造社借助日本之桥，对唯美主义文学进行了积极地译介，甚至他们的作品也表现出唯美主义的倾向。周作人早就看出了创造社作家与日本唯美主义作家的相似之处。他觉得郭沫若和谷崎润一郎的风格有相似之处，郁达夫与永井荷风的作品风格很接近。
创造社于1921年6月在东京成立，发起人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其宗旨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们所标榜的口号很容易让人想起王尔德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事实上，在20年代上半期，他们对英国唯美主义大力进行了介绍、翻译和评论。
道生是英国唯美颓废派的文人。1923年7月30日在《创造日》第八期上，郭沫若发表了所译的道生的诗歌《无限的悲哀》，这应该是道生作品的最早中译本。同年8月11日《创造日》第19期上也有成仿吾所译道生的诗《无限的希望》。但它们在当时却没有产生多大的反响。
郁达夫是创造社中在小说创作方面成就最高的作家，无论在理论倡导方面，还是在小说创作方面，他的文章都充满了唯美主义的倾向。他也是较早对唯美主义文学进行译介的作家。郁达夫曾经坦率地声明，道生的作品是他在孤冷忧郁的时候的最好伴侣。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很多人并不欣赏道生的作品。正是出于同情和不平，郁达夫在《The Yellow Book及其他》一文中对道生的介绍最为详尽，并附带译出了道生的两首诗《无限的悲哀》和《现在呀我不如西奈拉治下的时候了》。此文影响极大，以后对道生作品的译介逐渐多了起来。1924年6月21日，《晨报副刊》之一“文学旬刊”第39号上，有王统照的《道生E・Dowson诗选译》，译介了道生的一首名为Beata Solitudo的抒情诗。认真的郁达夫随后写了《读了道生的译诗而论及于翻译》一文，对王统照的译文有所订正。在郁达夫的影响下，到20年代后期，对道生作品的译介明显增多。
在唯美主义文论方面，郁达夫译介的内容不算多，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郁达夫的《沉沦》发表之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守旧派发动了狂风暴雨般的批判。面对这种情况，郁达夫感到很郁闷，但他最终挺身而出，发表了译文《杜莲格莱序文》。郁达夫翻译王尔德的这篇序言，目的在于答复对他早期三篇短篇小说进行批评的批评家，既回答那些不喜欢他的唯美主义和颓废倾向的人，又回答那些指责他写不道德的作品的人。《杜莲格莱序文》的翻译，使人们进一步加强了对文学审美性的认识。
二
田汉1916―1922年间在日本学习，曾经受到日本唯美主义的深刻影响。他经常在东京观看西方戏剧，有案可查的剧目就包括王尔德的《莎乐美》和《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他还拜访过厨川白村，而且与唯美主义作家佐藤春夫交往甚密。由此可见，他是非常喜欢唯美主义的。《莎乐美》最早的中译本是田汉所译的，它发表在1921年3月出版的《少年中国》杂志第2卷第九期上。短短的两年后，田汉的译文配上比亚兹利的17幅精美插***在上海书局出版，影响很大。至1930年3月，田汉翻译的《莎乐美》已经印刷发行了5次。可以说在《莎乐美》的所有译本中，田汉的翻译是最好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不断再版。
不过，田汉最为成功的还在于他执导、南国社演出的《莎乐美》的成功。1929年，田汉梦想成真，他执导的《莎乐美》在上海和南京引起了极大的轰动。1929年7月6日，《莎乐美》在南京首演时，当晚全场座位不过三百，来宾到者竟然达到四百以上。由于当时观众过多，以至于剧场秩序混乱，所以从第二场开始，票价由六角提高到了一块大洋。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因而遭到了群众的批评。但无论如何，《莎乐美》在中国的演出是特别成功的。
田汉也是较早介绍唯美颓废派作家比亚斯莱作品的人。1922年，他编辑《南国周刊》时，版头和里面的插画用的都是比亚兹来的作品，而且他所采用的译名很富有诗意――“瑟亚词侣”。
叶灵凤是较晚加入创造社的，他迷恋于比亚兹来的作品。20年代中后期的叶灵凤曾经因为模仿比亚兹来的插画而赢得了“中国的比亚兹来”的名声。对此，晚年的叶灵凤说：“我当时给《洪水半月刊》和《创造月刊》所画的封面和版头装饰画，便全部是比亚兹来风的。”［３］在这些画中充满着颓废情调以至于***的低级趣味。比亚兹来之所以能够受到田汉、叶灵凤等新文艺工作者的青睐，大概是因为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艺正处于破旧立新的大变革时期。比亚兹来的画线条纤细曲折、明暗对比强烈，具有一种病态美，正适合了这种时代背景。
除了以上诸人对唯美主义的译介之外，穆木天翻译了《王尔德童话》。郭沫若曾经帮穆木天作了一些修改。1922年，穆木天翻译的童话集《王尔德童话》由泰东书局出版。
三
唯美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候，创造社的倡导和译介工作无疑起了先导性的作用。而创造社成员创作中的唯美主义倾向，培养了读者新的审美情趣，这就为唯美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从而，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界对欧洲唯美主义的介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说，没有创造社成员早期开拓性的贡献，欧洲唯美主义就不会在20年代末期受到那么多读者和译者的欢迎。
更为重要的事，在中国新文学的建立过程中，创造社通过译介唯美主义文学，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学观，从而打破了传统的“文艺载道”的文学观，为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沈雁冰.“唯美”［N］.民国日报，1929.7.13，（5）.
［2］沈雁冰.“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J］文学，1923，（3）：21-23.
［3］叶灵凤.比亚斯莱的画［A］.读书随笔［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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